长期以来,我国食物供应充足稳定,但是人口、环境等因素不断对此提出挑战,并且我国每年的食物损失和浪费数量十分惊人。从食物转化视角将食物浪费率定义为家庭食物消费中未能正常转化为家庭成员身体质量指数的比例,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并基于CHNS数据估算我国家庭食物浪费率,并探讨家庭异质性特征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平均浪费率为11.28%;家庭规模越小、孩子或老年人的数量越多、收入水平越高、南方地区、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低、主要女性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或者有工作、对膳食知识掌握程度越低的家庭浪费率越高。因此,要鼓励生产小包装食物和小型厨具,指导家庭根据实际需求购买食物,加强推广食育运动,开展节粮活动并教授减损措施。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APGI）是以地域名称冠名的特色农产品,做优做强APGI是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也是新时代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深入研究APGI的地域分异特征及社会经济效应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2274个APGI信息作为主要数据,结合社会经济数据和自然地理数据,着力揭示中国APGI的地域分异特征,并简要分析其形成原因。研究表明：（1）APGI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格局,在水平方向呈聚集分布,在垂直方向随海拔高度上升呈递减趋势;（2）各省保有APGI的数量差异大,少数民族聚居省份APGI人均拥有量高,省份面积小、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省份空间分布密度大,在县级行政区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格局;（3）各类APGI除烟草类和爬行类以外均呈聚集分布,瓜果作物和水产品的聚集特征最为明显;（4）不同种类产品有其自身的地理要素适应区间,大部分APGI对于降水量的需求在400 mm以上,对于≥10 ℃积温的要求在1600 ℃以上,≥10 ℃积温区间大多在3200~6400 ℃;（5）APGI的地域分异受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政府行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在全球倡导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背景下,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既是SDGs的聚焦区域,更是世界各国落实SDGs的着力点。以“一带一路”沿线中亚五国首都城市区为例,面向SDGs设定发展情景和相应参数,采用Markov-FLUS模型模拟2030年自然发展、生态优先与经济优先情景下的城市发展格局,权衡SDGs与多情景城市格局演化规律,从空间视角协调城市的社会、生态与经济,提供城市发展的决策依据。结果表明：（1）2010—2015年来,研究区均出现建设用地总量增加、生态用地总量减少的现象。（2）未来情景模拟中均表现出由建设用地扩张引致的生态用地破碎化;生态优先情景有效抑制了建设用地扩张;经济优先情景下转化为裸地的土地有所减少,建设用地出现连片扩张。（3）未来城市发展应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将生态保护理念融入城市建设,实现国家政策推动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实现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旅游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静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动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系统地分析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具有持续性的特征,总体上存在“路径依赖”的趋势;同时,旅游发展低水平区向较高/高水平区演变的概率较低,城市旅游发展存在“贫困陷阱”现象。（2）中国城市旅游发展水平的类型演变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即与旅游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邻接,其向上级类型区转移的概率也越大;反之与旅游发展水平越低的城市邻接,其向下级类型区转移的概率也越大。（3）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受到市场化水平、资源禀赋、对外开放度等方面的综合影响。针对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存在过度商业化等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提质增效是目前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选用Python爬取技术,对陕西省107个县域的旅游效率进行测度分析,探讨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1）陕西省旅游效率达到有效的县域数量整体偏低,高旅游效率县域多集中于市辖郊县。（2）县域旅游效率分布不均衡。陕北地区高旅游效率县域主要集中在黄河沿岸,关中地区呈现“西高东低”的现象,陕南地区高旅游效率县域则集中在地市交界处。（3）影响县域旅游总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主导因素不同。旅游收入占GDP比例（反映旅游业水平）、人口密度（反映县域发展水平）及汽车站数量（反映交通服务水平）是影响陕西省县域旅游总效率及技术效率的主导因素,而旅游资源禀赋（反映旅游业水平）、人口密度（反映县域发展水平）则是影响陕西省县域旅游规模效率的主导因素。
以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分析、空间热点聚类等空间统计方法,研究了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总体上呈集聚分布态势。（2）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多西少”的特征,大体可分为湘中、湘北、湘西和湘南四个片区;16个一阶热点区主要沿“常德—长株潭—衡阳—郴州”分布,二阶热点区只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致形成了以长株潭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辐射的三个产业发展轴带。（3）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地形水文、经济社会、交通区位、客源市场、地方政策等多重因素方面的影响;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城市经济和政策供给,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体呈现出“环山、滨水、围城、沿线”的空间分异格局。依据分析结果,结合当前湖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从政策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以“人地业”耦合协调、旅游系统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乡村旅游效率评价体系,识别并分析影响效率的因素和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使用洛阳市375个旅游村调研数据、地理数据、交通数据,综合运用地理探测器、Bootstrap-DEA、冷热点分析方法,围绕乡村旅游资源的配置效率、空间格局及形成机理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达到0.41,洛阳市乡村旅游效率偏低;旅游综合技术效率高值区具有显著集聚性,高值区分布具有显著的交通指向性;影响综合技术效率及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是村域人口密度、地形条件、贫困村因素。从系统论角度揭示系统要素、系统结构、系统间嵌套对村域旅游效率的影响,可为乡村旅游发展要素配置与制度安排提供科学依据。
自然保护地是区域灾害风险管理热点地区,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多样性决定其暴露在多种致灾因子下的承灾体多样性,使其灾害风险管理极具综合性。从国家公园管理职责、管理规划实践与科学研究热点出发,总结国家公园灾害风险管理的总体理念、共性与差异,将其置于社会—生态系统管理框架内,提出对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灾害风险管理的三个启示：（1）灾害风险管理是实现国家公园多重管理目标的必然需求;（2）灾害风险管理要重视维持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的理想状态;（3）灾害风险管理需要采用“整体”思想,在“愿景—目标—目的”的“层级式”管理目标下协调各部门,以适应性管理方式开展。
通过构建碳排放权区域分配模型完成了省域分配,在此基础上与当前各地实际碳排放量进行比对,明晰了各自初始空间余额;而后对碳排放权欠缺地区的碳减排潜力进行了综合评估。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30个省区碳排放权分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云南配额最高,占比高达10.53%;宁夏配额最少,占比仅为0.28%。（2）全国有14个省区碳排放权初始空间余额表现出盈余状态,根据成因差异可大致分为“低排放、高配额”“低排放、低配额”以及“高排放、高配额”等三种类型;其他16个地区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欠缺,结合数值差异可划分为以江苏等4地为代表的轻度欠缺地区,以天津等7地为代表的中度欠缺地区,以及以辽宁等5地为代表的重度欠缺地区。（3）浙江、天津、山东等3地目前所具备的碳减排潜力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各地区的碳减排潜力水平虽与其碳排放权欠缺量表现出了一定趋同性但并非完全一致。
为定量评估全球二氧化碳浓度非均匀分布条件下碳排放与升温的关系,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与空间联立方程组模型,基于1度、2度与3度空间分辨率的全球二氧化碳浓度,碳排放与近地面气温等格点数据,揭示了2003—2015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的空间分布聚集特征并估计了碳排放对升温的影响系数。结果发现：二氧化碳浓度在空间上表现为北半球高浓度值聚集与南半球低浓度值聚集的分布型。利用二氧化碳浓度非均匀分布的参数条件对碳排放与升温影响的估计结果表明,代入二氧化碳浓度非均匀分布这一参数会小幅拉低碳排放对升温影响的估计结果。研究表明,全球二氧化碳浓度非均匀分布是当前评估碳排放升温影响亟待引入的参数;同时由于估计结果的空间尺度效应的存在,相关参数的空间范围与分辨率的选择也需要关注。
工矿企业是资源型地区实现区域转型的关键要素,研究工矿企业空间集聚的格局特征及驱动机理对于揭示资源型地区转型的空间过程及空间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以山西省为例,基于煤矿企业点数据,综合采用多种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1990—2017年经济转型阶段,山西省煤矿企业空间集聚的格局演变及区位指向变化。进一步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山西省煤矿企业空间集聚演变的影响因素,解释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煤矿企业整体集聚变化相对稳定,但发展内涵发生显著变化,企业趋向大型化、现代化、可持续化发展。（2）煤矿企业空间集聚逐步与煤层埋深线的岩层走向相吻合,并且表现出低坡度指向性、临交通线指向性特征。（3）宏观尺度上,煤矿企业空间集聚呈现以点状集聚为主到点状集聚与沿煤层线带状扩散并存的演变趋势;微观尺度上,煤矿企业核密度降低区域与核密度增加区域具有地理邻近性特征,空间上表现为煤矿企业的远郊区化过程。（4）资源禀赋对煤矿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最显著,地形坡度、路径依赖、省道、企业所有制性质、固定资产投资、区域面积等对煤矿企业的区位选择也具有显著影响,但是作用方向和强度存在差异;城镇化水平、铁路、高速公路等对煤矿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回归结果表明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发展受自然基底条件、产业发展基础、区域发展阶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居民对资源开发的态度是资源开发管理的重要社会与公众基础。基于对煤矿社区居民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居民资源开发态度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差异。结果显示：煤矿社区居民对资源开发总体呈现比较反对的态度。居民社会人口属性方面,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对资源开发态度的支持程度越高;女性比男性更支持煤矿开采。在社会文化层面,就业机会和社会个人利益正向、显著影响居民资源开发态度;煤矿开采对居民生活和健康的不利影响负向、显著影响居民资源开发态度。在经济交通层面,资源开发的配套设施建设正向、显著影响居民资源开发态度;土地破坏和粮食减产负向、显著影响居民资源开发态度。在生态环境层面,自然灾害和地质灾害发生情况以及水质和水量的下降情况负向、显著影响居民资源开发态度。建议未来应制定针对性政策,改善居民资源开发态度,并着眼于资源开发沟通机制的完善、居民参与资源开发规划的制定和外部管理制度建设能力的提升。
深入分析岩溶槽谷区农村居民点的时空分布特征及驱动机制,对复杂地形、经济滞后地区建设美丽新农村有重要意义。在GIS技术支持下,基于核密度、网格、重心模型、样带及地形剖面相结合的方法,以2005年、2010年、2014年和2017年槽谷区农村居民点为数据源,对其时空演变特征及其规律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1）槽谷区农村居民点呈“西部集聚组团量少规模大,而中、东部零散错落量多规模小”的空间分布模式。（2）西部槽谷农村居民点垂直和坡度重心均有向槽坝迁移的趋势,而中、东部则相反。（3）西部槽谷农村居民点布局呈槽坝高、山坡两翼低的倒“U”型格局,而中、东部则相反。（4）槽谷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与地形间存在密切的空间响应关系。
研究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等因素对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对于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促进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城市用地扩张差异指数和强度指数分析了2001—2015年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的热点区域及各城市的城市用地扩张时序变化,并通过时空加权回归模型对不同驱动力作用的时空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具有空间集中性及阶段性特征,苏锡常等都市圈是城市用地扩张的热点地区,随着协同水平的提升,区域内城市发展状态差距逐渐缩小。（2）研究期间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强度在整体和个体上均呈上升趋势,扩张强度平均值大致呈以上海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圈层分布,外围城市的扩张强度以更为稳定和快速的状态在提升。（3）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均能较好地解释长三角城市用地的扩张,全球化是长三角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上海、苏南和浙北地区市场化的发展对城市发展的推动显著,而后发地区需进一步激发市场改革红利;财政赤字是地方政府实行城市扩张策略的重要因素,但发展模式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改变。（4）控制变量上,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且较为平稳,人口也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部分城市有加深趋势,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较为集中。
绿洲城镇是干旱地区人类活动最剧烈、人口集聚度最高、“人—地”关系矛盾最为突出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及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区域城镇与绿洲耕地之间的动态变化及利弊权衡成为当前关注的热点。基于1990—2015年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以典型绿洲城镇河西走廊为研究区,引入Markov和ANN-CA模型对河西走廊城镇用地与耕地的时空动态转换特征与规律展开探索,揭示了城镇扩张对耕地的影响过程与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河西走廊土地总体以未利用土地和草地为主,城镇用地与耕地仅占区域总面积的0.63%、6.35%,且城镇与耕地面积共同经历了先减少后增加的“V”型变化趋势。（2）1990—2015年河西走廊城镇面积扩张了1.53倍,其中15.67%的城镇扩张用地来自耕地占用,其他主要来源于草地,沙漠和戈壁等未利用土地。另外,区域内5个地市城镇扩张的耕地占用差异较大。（3）结合Markov与ANN-CA模型的模拟和预测结果表明,2015—2030年河西走廊79.77%的城镇扩张用地将来源于周边耕地,且城镇空间扩张方式以外延扩展为主,未来耕地被城镇侵占压力较大。研究结果将为干旱区相似区域空间规划和耕地保护提供决策支持。
认识城市扩展过程的区位因素特征对旱区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以中国呼包鄂榆城市群为例,利用随机森林方法量化区位因素对城市扩展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随机森林方法能够有效地量化旱区城市扩展过程区位因素的基本特征,模型的AUC（area under curve）值达到0.97。同时,到城市中心距离对区域1980—2017年城市扩展过程影响最大,重要性达到42.62%。国道、高速公路和铁路等交通因素也有重要的影响,重要性均大于10%。此外,所有区位因素对区域城市扩展过程的影响均存在尺度效应,其中地形、气候和河流对城市扩展过程影响的尺度效应相对比较明显。地形、气候和河流对大城市影响的重要性分别为27.17%、20.23%和8.12%,分别是其对小城市影响的4.02倍、3.91倍和2.36倍。因此,建议在旱区城市建设中,应该高度重视地形、气候和河流等自然要素的约束作用,因地制宜地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
利用2017年华北地区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浓度等有关数据,对该区域内的颗粒物浓度时空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该区域内的颗粒物浓度的空间聚集特征进行定量描述,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华北地区城市颗粒物浓度的因素。结果表明：整体上,华北地区PM2.5和PM10的污染日出现的平均频率分别为17.25%和14.23%,需重点关注细颗粒物造成的污染。在时间分布上,各省市的颗粒物月均浓度存在“U”型变化,呈现出冬季>秋季≈春季>夏季的规律。在空间分布上,各地级市颗粒物年均浓度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特性,高聚集主要出现在河北南部,低聚集主要出现在内蒙古。空间计量模型表明,风速、降雨量和人均GDP对华北地区城市的PM2.5和PM10年均浓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第二产业占比、煤炭使用量和机动车保有量均对颗粒物浓度有正向影响,其中煤炭消耗量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机动车保有量。上述研究结果可为制定华北地区大气污染控制提供有效的措施和科学依据。
受热红外传感器无法探测云下地表信息的影响,热红外遥感数据失去了对多云地区旱情监测的能力。采用RSDAST（Remotely Sensed Daily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Reconstruction）模型实现了FY3C/VIRR（Visible and Infrared Radiometer）云像元LST值的重建,结合重建后LST和NDVI数据采用TVDI指数对2018年重庆市干旱进行监测分析,并通过对比土壤墒情数据与OTVDI（Original TVDI）和RTVDI（Reconstructed TVDI）间的相关性来评估RTVDI在多云条件下旱情监测的能力。评估结果表明：基于RSDAST模型扩大了多云地区遥感干旱监测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连续性,提升了区域旱情监测的精度（长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上RTVDI与土壤墒情数据间的R值均高于OTVDI）,极大地提高热红外遥感数据在多云条件下的可用性和可靠性。
中国正处在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耕地与林地、牧草地和水域等生态用地将如何变化,以及建设用地是否仍将快速增长?这不仅是国家宏观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问题,也是广大学者和普通民众面临的具体问题。通过构建基于土地利用的中国城镇化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模型,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本文构建的模型是有效的,具备可靠性和稳定性。（2）若要保持国家耕地保有量不少于18.25亿亩,到2050年需补充83.17万~412.67万hm2耕地资源。（3）到2050年,如果中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8%左右,建设用地总量将达到4007.29万~4214.25万hm2,较2020年净增加了155.87万~342.88万hm2。（4）2020—2050年生态用地数量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少,其中,林地显著增加,牧草地减少,水域略有增加。研究成果可为全国国土空间规划多方案模拟、评估和决策提供科学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