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问题十分突出。针对城市扩张问题，涌现出大量关于城市扩张影响因素以及城市扩张建模的研究。目前对城市扩张行为进行研究选取的影响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两类：①空间可达性以及空间约束，包括水源、道路、城市中心等可达性，地形、保护用地等约束；②社会经济因素，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政策等。该研究突破传统城市扩张影响因素研究范围，选择从城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特征来研究城市扩张，以北京市为例分析了按网格划分提取的多种景观格局指标与建设用地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并探讨了时间尺度对探测这种相关性的影响。从结果当中可以得到以下3个结论：城市景观格局特征对于非建设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在位置与数量上的影响机制有稳定性；时间尺度对于正确地表达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由于不同时期城市化特征的差异，其关系不断发生变化。

为评价浙江省县级单元建成区用地的绩效，并探讨其地域差异，论文采用AHP法、空间分析法，得到研究结果为：构建了基于经济、效益、效率和公平四个维度的土地绩效评价框架；经济绩效与效率绩效呈现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效益绩效与公平绩效的空间分布趋于离散；综合绩效呈现四种不同的空间模式；用地协调度并不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由此得出结论：由于城市的规模报酬递增和工业化水平提高，子绩效中经济绩效与效率绩效呈现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而效益绩效与公平绩效则体现出相反的两极分化特征；在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梯度转移、辐射效应、周边地区的功能承接等机制影响下，H-H绩效和L-L绩效呈显著的空间集聚形态；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土地利用协调性，而欠发达地区的土地利用低水平自组织优化机制也可能具有较高的协调度。

论文依据“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从环境、行为和决策三个层面建立中国生态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系。用1953—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变化与生态建设成效之间的关系。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生态建设成效有所提升，阶段性波动明显，按10年左右为周期划分为6个阶段。环境质量变化及政策演变轨迹相吻合。近60年间生态建设成效经历了不显著甚至负效应再到逐渐显化的过程。评价体系中各子系统及内部因子之间的协调性有待提高，表现为压力较大、状态不佳和响应不够的状况。生态系统演变具有长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为彻底改善生态环境，避免决策失灵，提高生态建设成效，需要国家意志与社会行动共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与麦氏指数(DEA-Malmquist)，从“技术效率”、“技术变动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方面，对我国34个城市从2005年到2007年的物质代谢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物质代谢效率的总体水平不高，被评估的34个城市中有19个城市在评价期间是无效率的，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并且整体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变动效率”要优于“技术效率”；结果还表明：34个城市物质代谢的“技术效率”普遍处于中等水平，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但是“技术变动效率”则在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中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优势，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为分析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的相互关系，论文探讨了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脱钩的定义，将环境领域的脱钩概念和脱钩分析引入土地利用分析，在IPAT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包含建设用地和GDP等变量在内的核算方程，据此对环境领域基于变化量的脱钩评价方法加以了改进，建立了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脱钩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文章以我国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的相互关系为例，分别分析了2002—2007年期间全国以及31个省级区域GDP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非农产业GDP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以及第三产业GDP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的脱钩关系。分析表明：以年度为时间尺度，在2002—2007年之间，从GDP和建设用地角度考察，除青海省、上海和海南在个别年份落在强脱钩区域，其余28个省级区域均落在弱脱钩区域；从非农产业GDP和建设用地角度考察，除上海在2006年落在强脱钩区域外，其余30个省级区域均落在弱脱钩区域；从第三产业GDP和建设用地角度考察，除西藏在2003年落在扩张性复钩以及青海、上海、海南和广西在个别年份落在强脱钩区域外，其余26个省级区域均落在弱脱钩区域；以2002—2007年时间段为时间尺度，全国及31个省级区域均落在弱脱钩区域。鉴于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滞后关系，以时期为时间尺度进行脱钩分析更为合适；分析还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提高建设用地效率对于实现脱钩有重要作用，有效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是实现强脱钩的重要手段。

从供需两方面，构建了区域灌溉水资源保证程度分析模型，利用该模型对玛纳斯河流域灌溉水资源保证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现状年玛纳斯河流域灌溉水资源保证程度为79.21%，各灌区存在较大的差异，下野地、莫索湾、金安、玛纳斯等灌区灌溉水资源保证程度较低，分别为69.09%、78.76%、78.25%、71.24%，明显处于亏缺状态，而石河子灌区达115.06%，处于相对盈余状态。在各灌区灌溉总面积维持现有数量以及保证灌区水资源安全的前提下，随着加大部分灌区(金安、玛纳斯和石河子灌区)地下水资源开发力度，大力发展高新节水技术以及调整种植结构，近期流域灌溉水资源保证程度总体可接近100%，但流域内除石河子灌区外，下野地、莫索湾、金安、玛纳斯等灌区灌溉水资源仍处于亏缺状态。2020年随着各种综合措施的进一步实施，全流域灌溉保证程度将增加至113.19%，各灌区将实现灌溉水资源供需平衡。最后，针对3类不同灌溉水资源保证程度地区的水资源利用状况，提出了差别化的提升策略。

人类无节制的消费正在耗尽自然生态资本，危及未来繁荣。1980—2005年，尽管生物生产力提高途径使中国人均生物承载力倍增至1.15 ghm²，但由于社会经济代谢对生态服务需求的强烈增长特别是化石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人均生态债务持续扩大，2005年达到1.02 ghm²。我们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生物更新能力的89%。省份尺度上，中国85%以上的省份长期处于生态负债状态，目前仅海南、福建与西藏三省是生态盈余的。中国及其大多数省份的生态债务本质上属于软债务，主要系生态服务供需存在空间的、时间的以及组分结构的矛盾造成的。这部分债务可通过跨区贸易及跨时占用的途径得以缓解。土地资源赋存约束与经济旺盛增长耦合作用，致使生态信贷紧缩已成为中国的一个全国性挑战。在自然资本普遍成为世界各国发展限制因子的背景下，中国全面推行科学发展观，积极扭转生态信贷紧缩，遏止生态衰退。

能源消费产生的大气污染问题已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研究我国空气污染的时空变化，关系到国计民生问题。论文利用重心模型研究发现：①如果以1990年的SO² 污染物重心(113.83°E、34.03°N)为起点，17 a来我国SO² 污染物重心差不多是沿西南45°方向运动；②如果以1990年的烟尘污染物重心(115.52°E、36.18°N )为起点，17 a来我国烟尘污染物重心差不多是沿西南45°方向运动；③上述两大污染物运动规律是由于17 a来我国能源消费重心差不多也是沿西南45°方向运动，同时还与中西部地区技术水平落后有关。

根据内蒙古典型羊草草原碳通量和生物量观测数据，验证VIP(Vegetation Interface Processes)模型，并模拟分析1958—2007年该生态系统碳循环特征及其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VIP模型能够较准确地模拟地上生物量(R²=0.70)和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R²=0.57)的变化趋势。羊草草原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GPP)、净初级生产力(NPP)和生态系统呼吸(R_e)在1958—1973年间下降，1973—1993年间增长，1993年后又出现下降的趋势。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分析表明，GPP、NPP和R_e随CO₂和降水的增多而增大，随温度升高和降水的减少而降低，其中降水量与碳通量相关性最高，呼吸与温度、降水、CO₂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NEP年际变化较大，主要受控于年降水量，以228 mm为界，年降水量大于此值时，NEP为正的概率较大。

在城市系统中改善与提高生态功能网络的连接对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及价值、限制城市格局蔓延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厦门市的城市化问题，运用熵值法综合评价不同景观类型的结构和功能对于城市生态功能流的影响，在GIS软件辅助下，利用最小耗费距离模型提取生态功能网络中廊道的最佳路径，最终通过网络结构分析确定生态功能网络的最优框架。研究结果表明，厦门市城市绿地空间分布不均，建成区内生态斑块质量不高，破碎程度较大，生态功能流无法形成良好的衔接，在今后的城市规划中，急需对城市生态功能网络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优化。本研究的方法和结果可为城市生态功能网络研究的定量分析及网络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采取样方法，对玛曲县高寒中度退化草地的植物种群群落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以莎草植物(嵩草)为绝对优势种，杂类草(金莲花)为主要伴生种。非优势种垂穗披碱草、甘青青兰生态位宽度较大，分别为0.913和0.911，而绝对优势种嵩草和主要伴生种金莲花的生态位宽度较低，分别为0.906和0.641。生态位相似性比例大于0.50的种对约占种群总对数的42.29%。生态位重叠值大于0.040的种对，约占种群总对数的20.55%。生态位宽度较大的两个种群，种对相似性比例一般较高，具有较大的生态位重叠(如种对乳白香青和毛茛0.082)，而生态位窄的物种相互间生态位重叠比例较小(如种对二裂委陵菜和金莲花0.033)。高生态位宽度与低生态位宽度的种群也可能有较高的重叠值(如种对车前和毛茛0.065)，反之则低。杂类草鲜草产量、地上生物量比例最高，依次为100.00g/(m2·a)、43.37%。

土地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演变过程受到自然、社会经济及各种突发因素的综合影响，表现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和空间自组织性，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组合形成了不同的景观和景观结构，通过空间格局分析可以把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的空间特征与时间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可以更好地分析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的时空演变规律。文章基于遥感解译数据，从地统计学分析方法探讨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人类对土地的改造活动不断加强，土地景观的多样性趋于均匀化，土地结构在空间上呈现均质化；人为改造活动是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来源，自然区域性因素是福州市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的约束因子；生态风险指数分布区域与非农建设用地分布集中的区域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人为影响比较大的地方，往往是高生态风险的分布区。

论文研究了黄土高原侵蚀产沙、高含沙水流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对比分析了两者空间分布的异同。结果表明：黄土高原高含沙水流高发区、侵蚀产沙高值区呈带状分布，大致为东北—西南向，带状区域中包括三个高峰区；黄土高原降雨量、NDVI等值线的空间分布方向与侵蚀产沙带及高含沙水流高发区延伸方向平行，侵蚀产沙带及高含沙水流高发区基本位于200～600 mm降雨量及NDVI值为0.15～0.25范围内，当降雨量达到400 mm及NDVI为0.17时侵蚀产沙达到峰值，而当降雨量为400 mm及NDVI为0.2时，高含沙水流达到峰值；影响因素对侵蚀产沙、高含沙水流发生的作用规律的一致性，决定了黄土高原侵蚀产沙与高含沙水流分布的相似性，而侵蚀产沙、高含沙水流对影响因素响应程度的差异，是两者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原因。

为研究天气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行业产出的影响变化，引入气象因素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采用了带一阶自回归变量的Panel data-Random effect-AR(1)模型，研究经济产出对气象条件变化的边际影响和敏感性分析。研究表明，气象条件变化对中国8个行业、31个省(区、直辖市)的国民经济产出存在显著敏感性影响。在控制资本和劳动力影响因素的条件下，1984—2006年共22年间中国GDP总值对气象条件变化的敏感性影响约为12.36%。在计量经济效益预测中，度量了我国省域行业经济产出对气象条件敏感性影响，总体特征为：北部大于南部，西部大于东部，在北部以中部气象条件相对更为敏感，而在南部以中部气象条件相对更为不敏感，这与自然气候带分布、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类型及其水平和气象灾害分布等均有关系。农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工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对气象条件变化的敏感性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25.4%、14.7%、13.2%，10.9%、10.7%、10.7%、9.2%和7.9%。

根据辽宁省农业气候资源特点，利用特尔斐法设计了由年太阳总辐射等11个要素组成的农业气候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层次分析法原理，构建由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组成的指标体系框架，并逐一确定每个评价指标的权重。通过计算单项农业气候资源指数，分别对光能资源、热量资源、水分资源的优劣程度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计算资源优势度，完成对农业气候资源的综合定量评价。利用辽宁省52个气象台站2006年气象资料和1971—2000年30年气候资料，分别对52个评价单元2006年和常年农业气候资源的优劣程度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辽宁省30年平均农业气候资源优势区大部分位于环渤海湾沿海一带，农业气候资源优势度在0.5以上；2006年朝阳县、阜新县、锦州大部、沈阳大部、昌图、盘锦及营口部分地区农业气候资源优势度偏低，光、温、水条件综合匹配稍差。

农业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敏感行业之一，气候变暖带来的气温升高以及降水格局的改变对农作物生产有利有弊。论文基于黑龙江海伦地区1978—2004年生长季≥10℃有效积温、降水量和统计年鉴中的大豆产量数据，以积温和降水在季节上的匹配程度作为判断水热耦合的指标，采用气候波动指数、减产风险指数作为大豆产量受气候波动影响程度的指标,研究了在生长季降水量下降和≥10℃有效积温增加的趋势下水热耦合的年际和年内变化特征及其对大豆产量的影响，并分析了偏干旱、正常和湿润年份大豆产量受气候波动影响的特征和减产风险性。结果表明,大豆气候波动指数和产量减产风险指数从大到小均依次为偏干旱年、偏湿润年和正常年，说明海伦地区受气候暖干化影响较大。

在简介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退耦理论的基础上，以重庆都市区为例，构建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耦合的PSR框架，应用退耦分析方法建立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退耦的指标体系，并对1996—2007年重庆都市区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退耦状态及趋势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①在相邻年度间各指标退耦比较普遍，相对和绝对退耦发生率达88%，但退耦程度在指标间和时间上有明显差异，各指标退耦指数在-4.990 6~4.887 8之间波动，且2000年以后退耦更明显；②2007年与1996年比较，综合退耦指数达0.845 3，呈明显的相对退耦状态，而且在1996—2007年间综合退耦持续发生；③评价结论符合重庆都市区环境状况与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将退耦分析作为环境压力评价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合成孔径雷达(SAR)因为其独特的优势，成为遥感研究的热点问题。湿地作为复杂水陆交汇系统，传统的遥感手段不能全面获取湿地信息。将SAR引入到湿地遥感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论文系统、全面介绍了这一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主要包括SAR在湿地制图、湿地水位及湿地生物量估算方面的应用。

分析得出影响天水苹果正常生长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是前秋9月大气干旱、冬季12—2月暖冬高温、苹果花期4月下旬高温干旱和春季4月下旬低温危害。各灾害发生频率在53﹪～70﹪之间，以前秋9月干旱最多，春季4月下旬低温危害最少；前秋9月大气干旱以中—大灾为主；其他灾害均以轻、中灾最多，大灾居次；各种灾害因子重灾年份最少，仅在6﹪～15﹪之间。农业气象灾害综合评估除轻灾评估准确率略低为89﹪外，中—重灾评估准确率均达100﹪，灾害评估效果比较理想，对农业防灾减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为探讨山地旅游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在参阅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内外山地旅游研究进展。从研究内容、研究结果等方面论述了国外山地旅游研究进展，按时间进展将国内山地旅游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化阶段，每一阶段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表现特征都有较大差异。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分析了国内外山地旅游研究差异。从山地旅游发展及研究现状来看，今后山地旅游研究应创新和改进研究方法以及技术路线，加强旅游发展条件下的山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研究新的要素在山地旅游发展中的作用过程和作用机制，加强不同时空尺度条件下的山地旅游发展特征、演化过程和演化规律研究。

石油资源空间流动是实现石油资源时空配置的过程，受区域石油资源丰度、石油经济发展水平、石油流动条件等多种要素的影响。根据各区域在石油资源空间流动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能可大体将石油资源流动空间划分为源地系统、汇地系统和源汇复合系统，文章针对不同的流动职能地域系统，运用威弗（Weaver）组合指数法，分析系统内影响各区域石油资源流动的主导要素组合关系，以此来划分各职能系统内部的地域类型，将源地系统划分为资源–经济复合型和资源–交通复合型两大地域类型，将汇地系统划分为经济主导型、资源依托型、交通带动型和非典型性经济拉动型四大地域类型，将源汇复合系统划分为资源主导型和经济主导型两大地域类型，进而分析了各类型区域的形成原因及地域分异规律。

真实国民储蓄通过对宏观经济指标的修正，货币化度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变化，从经济学意义上阐明环境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论文利用边际机会成本法，在计算了中国31个省市区16种主要矿产资源价格的基础上，分析各省真实国民储蓄及其空间分异。结果表明：①山西、贵州、青海3省真实国民储蓄为负值，地区经济发展呈现不可持续性；②西部地区的真实国民储蓄小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弱于东部地区，真实国民储蓄存在着东西差距；③矿产资源消耗对净储蓄的贡献度呈从西部向东部沿海递减的梯度推移，矿产资源价值消耗量大的地区净储蓄较小，而资源稀缺的地区净储蓄较高，资源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空间错位；④矿产资源的区际流动导致矿产资源开采在西部地区、附加价值增值在东部地区的局面，削弱了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国家应建立资源补偿机制，向西部地区提供利益补偿，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利用物质流分析与分解模型，以阜新市为案例，分析了煤炭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物质代谢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转型战略实施以来，阜新市物质输入总量增速远小于GDP；不包括水在内的物质输入结构以煤炭为主，可再生固体物质输入增长迅速，正成为支撑阜新市可持续发展的新的资源基础。农业用水是用水量的主体且比重仍在增长，而工业用水比重在下降；气体输出物质与废水排放总量快速增加，废气和生活废水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物质；以单位GDP物质输入与输出量测算的物质代谢效率明显提升；经济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是导致物质输入与输出量变化且作用相反的关键因素。

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耕地的自然生产潜力，目前在时空尺度上定量分析典型生态边缘区气候干旱和土地利用变化对耕地自然生产潜力综合影响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论文首先采用桑斯维特纪念模型(Thornthwaite-Memorial Model)对北方草地与农牧交错带地区耕地自然生产潜力进行了计算。然后结合气象数据，分析了干旱化对研究区耕地自然生产潜力的影响。又在遥感数据生成的1990，1995和2000年1km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对耕地自然生产潜力的影响。结果发现1970～2006年研究区总体上呈现出较强的变干趋势，但波动明显，干旱导致耕地自然生产潜力在1990～1995年和1995～2000年分别减少了约16.61×10⁶t和19.55×10⁶t。1990～1995年和1995～2000年耕地增加率分别为2.64%和2.55%，在此基础上，耕地自然生产潜力分别增加了5.36×10⁶t和4.48×10⁶t。从整个研究区尺度来看，1990～1995年和1995～2000年耕地自然生产潜力分别减少了了约11.24×10⁶t和15.08×10⁶t。从基于气象站点的泰森多边形尺度来看，研究区的西北区域，主要包括陕西、宁夏和甘肃部分地区，耕地自然生产潜力对于气候变化比较敏感，而包括河北、山西部分地区在内的研究区华北南部区域和内蒙古主要受到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区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对植被生产力的影响是LUCC环境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区域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三江平原地区是我国土地利用变化最为剧烈的地区之一，然而，区域尺度上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对植被生产力的影响研究不多。基于以上原因，论文应用以遥感观测和生态系统过程模型为基础的土地利用数据和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数据，估算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对三江平原地区植被生产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林地、草地和沼泽湿地向耕地的转化是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最主要特征。2000~2005年期间，耕地面积增加了43.28×10⁴hm²，主要来自林地、草地和湿地的转化，转化面积分别为26.20×10⁴、10.81×10⁴和22.45×10⁴hm²。过去5年间，三江平原平均NPP由401.1g C m^-2 a^-1下降为377.5g C m^-2 a^-1，其中沼泽湿地平均NPP下降了7.8%，耕地、林地和草地的平均NPP均呈下降趋势。2000~2005年期间，三江平原地区净初级生产总量由4.37×10⁴G g C a^-1下降为4.11×10⁴G g C a^-1，减少量为2 575.1G g C a^-1，减少率为5.9%。三江平原地区2000年和2005年的气候因子变化不大，其对NPP的影响可以忽略。土地覆被变化直接导致区域净初级生产力的降低，人类活动干扰的强度和频度加剧对于区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降低具有重要影响。

论文应用国家气象局提供的黄河流域109个气象站点40a的气象资料和中国数字高程模型，采用 “回归分析计算+残差插值”法对黄河流域≥0℃和≥10℃的积温进行栅格化，得到10a尺度的栅格面，在ArcGIS中分别对≥0℃和≥10℃的积温栅格面进行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40a间≥0℃积温保持不变的面积占84.59%，积温段ⅰ（＜2 000℃）升到积温段ⅱ（2 000~3 000℃）的为2.07%，积温段ⅱ升到ⅲ（3 000~4 000℃）的为3.14%，积温段ⅲ升到ⅳ（4 000~5 000℃）的为3.35%，积温段ⅳ升到ⅴ（>5 000℃）的为3.76%；40a间≥10℃积温保持不变面积占85.58%，积温段ⅱ升到ⅲ的为7.31%，积温段ⅰ升到ⅱ、积温段ⅲ升到ⅳ和积温段ⅳ升到ⅴ占的面积较小，分布不集中。总体来说黄河流域≥0℃、≥10℃年积温值呈升高的趋势，主要是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不同人类活动方式所造成胁迫因素通过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海南岛天然林生态系统健康。论文通过图论分析法将各种胁迫间交互作用关系矩阵化，然后通过矩阵计算分析它们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把不同胁迫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关系简明化。图论分析结果表明旅游娱乐业、森林火灾、经济林种植、热带农业、木材砍伐等不仅影响力大，而且敏感性高，应该作为不同胁迫因素间交互作用分析中重点关注的胁迫因素；胁迫因素集合中存在强连通性子集，对子集中任何一种胁迫因素所造成的风险评价都需要考虑其对或受到集合中其它胁迫因素的影响。不同胁迫相互作用关系中，协同增大效应占主导地位，可能通过协同效应加大对天然林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

论文主要利用非参数检验Mann-Kendall方法对西藏自治区近40余年来气温的长期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西藏地区的平均气温是东部高于西部，东部等支线较密集；最高气温的空间分布与平均气温类似；最低气温在空间上呈现东南部与西北部偏高，中部偏低的分布。非参数检验分析表明：近几十年来平均气温有显著的上升趋势，达到0.24℃/10a，且西部地区的上升幅度大于东部地区；最高气温的变化幅度不大；最低气温有显著的上升趋势。无论是平均气温、最高气温还是最低气温，都表现出冬季上升幅度大，春季与夏季升温不明显的趋势。三者之间有很好的相关性。

Since constant dry up of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1970s,the situ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up to now.The dry up has happened not only in the lower reaches but also in its headwaters.The major reason accountable for this the sharp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water diverted from the Yellow River for consumption in the basin abrupt decrease in the amount of water arriving to the lower reaches,especially the rise of water consumption in the lower reaches since the 1970s. Second ly,soil loss in the middle reaches is absolutely serious,so the amount of water used to carrying sediment is great as well as the adjustable abilities of the projects in the middle reaches are insufficient.Fundamentally,human activities are the very cause for the dry up,a result of abuse of both water and land resourc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The normal fluctuation of precipitation has no great and direct impact on the dry up.An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upper and the middle reaches can alleviate it.In order to hold back it,we must control development of irrigated area,adjust the crop distribution,reduce water wasted,add amount of water for ecological consumption,so as to improve eco environment,and prevent sediment entering Yellow River.Although interbasin water transfe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solve water shortage issue in cities of northern China,yet it should be carefully planned to give the matter further thought and discussion.

The utilization ratio of non renewable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me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indicator used to measure the utilization ratio of non renewable resources is built,i.e.,non renewable resource consumption in industrial economy/value of industrial output.Taking weight and emergy as measuring unit,the value of this indicator in China was calcu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