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鄱阳湖区7县市17个村子的农业生产活动和耕地流转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来源和谋生能力决定着该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目前外出打工的农民中年轻人最多，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年长者；家庭收入的无保障和外出打工的不稳定性，使得大部分农民仍把土地作为重要的生活保障手段；劳动力依然处在低水平状态，而且支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后续劳动力严重不足，农村社会即将面临老龄化问题，农业生产系统的脆弱性日趋严重。为使当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在研究区域内实施有效的、具有造血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以增加农户收入，改善恶化的人-地关系，同时还需要采用耕地流转土地管理机制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MA)的后续计划是在MA的基础上，拟于近期启动的一项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全球战略计划。该后续计划提出了通过阻止和扭转生态系统服务的下降趋势来改善人类福祉状况的愿景，其总目标是争取把生态系统服务要素融入到各级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的决策当中，使其成为决策制定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总目标包括4个阶段目标：① 深入研究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与完善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知识库，并开发将生态系统服务要素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决策当中所必需的有效工具；② 加强决策者的能力建设，并通过他们把生态系统服务要素融入到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的各级决策当中；③ 制定基于各种行动计划的传媒策略和教育手段，充分地将MA的成果提交给决策者及有关各方，最大程度地发挥MA的影响；④ 谋划未来的全球生态系统评估，探讨开展第2次全球生态系统评估的需求、对策及有关机制。

农村发展态势评价与驱动力分析，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论文通过构建农村发展态势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和驱动力指数模型，开展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发展态势评价与驱动力分析。结果如下：①1990年农村发展水平普遍比较落后，2000年农村发展总体格局基本形成，2005年各地区普遍进入中等以上发达水平，但区域差异进一步拉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发展呈面状辐射扩散态势；②除人均耕地面积、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外，其他指标均为农村发展的积极推动因素，尤以农民人均所得指标为最；③今后应借助工业化、城镇化的外部动力和农村自我发展能力的合力助推，倡导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注重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培育与引进，既要进行农村产业升级，强化非农产业发展，又要加快现代农业建设。

通过遥感解译识别煤矿区矿地的空间分布，利用GIS的空间分析，以遥感植被指数为基础，对山西省阳泉市煤炭开采活动对矿区植被的影响范围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煤矿区周边的植被指数随着与矿区距离的增加而增大，增大的幅度与距离呈现对数曲线关系，并在400~500 m的距离开始趋于稳定。从植被条件来看，阳泉地区煤炭开采活动的影响范围是在煤矿生产区边缘往外500 m的空间区域。煤矿区的生态恢复和环境治理工作不应仅限于煤矿生产区，还应往外扩展至其对周边生态和环境产生强烈影响的空间范围。

山核桃作为一种非木质林产品，其经营模式选择对山核桃产业可持续发展举足轻重。论文以浙江省临安市和淳安县为案例，基于山核桃经营模式与可能影响因素分析，根据121户农户调查和9组参与式小组访谈信息，就农户对经营模式选择意愿进行统计描述分析，并利用Logit模型定量分析影响经营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户主的年龄和教育年限分别在5%和1%水平上对“是否愿意改变现有山核桃经营模式”有显著影响；而户主的年龄和性别、地域变量在5%水平上对“是否愿意采用山核桃生态化经营模式”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建议：①因地制宜、分步推进生态化经营模式；②非木质林产品的生态化经营需要政府、科技人员和农民的多方参与；③生态化经营具体模式设计应综合考虑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水库蓄水期起始时间对保证水库正常运行、下游灌溉、供水、河道生态需水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以冰川积雪融水补给为主的河流水库。而目前在实际水库运行中也没有一个较好的合理确定标准和方法，只能根据流域特性水库运行管理人员主观确定，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增加了水库正常运行的不确定性，不能充分发挥水库各方面的效益。因此提出在以MODIS积雪监测数据基础上结合零度层高度监测数据即雪线高度合理确定水库蓄水期起始时间的方法,更具有说服力及合理性, 对水库运行管理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依据,有利于当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并通过实际应用说明方法是可行的。

对黄土丘陵区3个不同植被恢复模式沟谷地植被群落的生物量和物种多样性特征进行样方调查，统计分析了不同植被恢复模式沟谷地植物群落的盖度、生物量、物种多样性、植物种群相似系数。调查共记录植物82种，隶属32个科；其中，乔木植物5科，6种；灌木植物8科，11种。经过20a左右的植被恢复重建，不同植被恢复模式沟谷地的植被群落均呈现良好演替趋势；人工植被柠条灌丛和刺槐林恢复模式对沟谷地草本层盖度和群落枯落物盖度及生物量方面作用效果较好；而天然草地对沟谷地草本层生物量方面作用效果较好；沟谷地物种多样性指数表现出人工植被恢复模式效果优于自然恢复，而且人工柠条灌丛植被恢复模式优于人工刺槐林植被恢复模式。柠条灌丛沟谷地不同坡位植物种群相似系数较高，而刺槐林沟谷地和天然草地沟谷地不同坡位植物种群相似系数略低；沟谷地的种群相似系数在沟坡上部略高于沟坡下部和沟底，东坡略高于西坡。人工植被建设可以促进黄土丘陵区沟谷地的植被恢复进程。论文建议在今后黄土丘陵区沟谷地人工植被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大乡土树种的引入、提高树种的多样性、合理树种的空间配置和注意灌/乔树种的比例。

为了探讨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有机碳固定的影响，论文以乔木、灌木、草和农田等不同植被类型，纯林和混交两种栽培模式的黄土台塬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土壤有机碳(SOC)和颗粒有机碳(POC)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SOC和POC在0～100cm土体中均存在差异，尤以0～40cm深度突出，其中灌木林地和天然草地在整个剖面上可积累更多的SOC和POC；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细颗粒有机碳(FPOC)含量、分配比例及其在剖面上的分布变化均小于粗颗粒有机碳(CPOC)，在0～100cm土体中，CPOC敏感性指标分别为SOC、FPOC和POC总量的2.66～13.56、3.75～5.99和2.58～4.17倍；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SOC与POC极显著相关，耕地SOC与POC相关性相对较小，乔灌混交林地和乔木林地最大。因此，CPOC和FPOC均可作为衡量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对于土壤影响的评价指标之一。

近几十年来，干旱绿洲区城镇村居民用地的增加加剧了相邻区域土地利用/覆被的变化。以甘州区、临泽县城和高台县城1985年的城市(镇)空间域为辐射核心，在辐射半径不相交的条件下，以间隔2km为辐射半径，采用GS技术中的缓冲分析对黑河中游张掖绿洲1985、1995和2006年3个时期的土地利用/覆被时空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张掖绿洲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以农田和建设用地增加、草地和未利用土地减少为主要特点。在空间尺度上，农田和城镇村居民用地随离核心城镇区的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而草地和未利用土地则相反。在时间尺度上，农田和城镇村居民用地在不同的时间段都呈增加的趋势，其中农田的增加主要在辐射距离>10km的范围，城镇村居民用地的增加主要在辐射距离<4km的范围；而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土地基本呈降低的趋势，但是在1985—1995年间林地、水域和未利用土地在距离核心区6～8km和12～14km内也有增加。从土地流转特点来看，绿洲内部城镇扩展是以农田、草地和林地转换为城镇村居民用地为主，这一变化趋势随距离城市核心区的距离增加而逐渐降低。

以中亚热带杉木林和常绿阔叶林为对照，对闽北典型毛竹林土壤过氧化氢酶、蔗糖酶、蛋白酶和脲酶活性及其与土壤肥力的关系进行研究，旨在探讨土壤酶活性作为竹林土壤肥力评价指标的可行性。结果表明：土壤酶活性空间差异因林分和酶而异，但整体随土层增加而减弱且差异显著；竹阔混交对提高土壤酶活性效果显著，4种酶活性均以竹阔混交林最强，杉木纯林最弱；树种组成、森林利用对土壤肥力影响显著，致使竹林土壤肥力以竹阔混交林最强，杉竹混交林次之，毛竹纯林最差，故经营竹林时可适当增加阔叶树比例；土壤酶活性尤其是蛋白酶和脲酶活性不仅与众多肥力指标显著相关，还与土壤肥力综合指数相关性显著，但它们并非该区林地土壤肥力评价的最佳指标。

根据渔业资源的特点和资料来源，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提出了南海海域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渔业资源环境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等3个层次的23个指标。在此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并应用层次灰色综合模型评价了南海海域1978—2007年间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状况。结果表明，近30年来，南海海域渔业资源利用水平呈逐步下降的趋势，1984年的综合评价值降至最低水平，仅为1978年的51.7%。1999年后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开始波动上升，2007年的可持续利用水平为1978年的72.4%。综合评价的结果与现实情况较为符合，认为层次灰色综合评判模型应用于区域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是可行的。文中并提出了加强人工鱼礁建设、增殖放流等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转变渔业经济方式等是提高南海海域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的重要举措。

论文运用GIS软件，定量分析了长江三角洲旅游景点可达性。通过分析发现：长江三角洲旅游景点资源的可达性较好，整个区域的平均可达性时间为25.89 min，景点的可达性在30 min以内的区域达到了69.79%，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人文景点可达性好的区域相对于自然景点更加集中。并以县域为统计单元，分析了所有景点、人文景点、自然景点三种类型的空间关联情况，均呈弱集聚格局，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都表现为以上海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冷点区域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外围地区。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将影响景点可达性的因素归纳为4个，即：旅游景点分布、路网结构的地区差异、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利用华北地区(京、津、晋、冀、鲁、豫)92个气象台站近50年的逐日气象数据，采用趋势分析法和小网格法分析华北地区降水量的时空变化规律，并利用GIS工具实现空间分异表达。结果表明：华北地区降水相对较少，年均降水量为614 mm。年均降水量呈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的趋势。春季降水纬向分布明显，而夏季降水经向分布更为突出，秋冬季降水与年降水分布相似。随着年降水量由多到少变化，多雨区由东部沿海向南部地区移动，少雨区呈由中西部地区向中北部地区移动的趋势。该区降水年际变异性强，年降水和夏季降水均呈明显的降低趋势，春季降水略呈升高趋势，冬季降水升高趋势更为明显。1980年为由多雨期向少雨期的转折点，降水量存在8~10 a的显著振荡周期。20世纪60年代为月降水正距平出现最多的时期，而80年代和90年代为月降水负距平出现最多的时期。华北地区降水量季节性差异明显，夏季降水集中，全年65%～85%的降水量集中在6—9月。

利用川渝地区1960—2006年34站逐月降水量资料和美国NCEP/NCAR 同期逐月风场、比湿场和地面气压场资料，网格距2.5 °×2.5 °，采用EOF分解、区域降水指数、合成分析等方法，详细讨论了川渝地区夏季降水量多、少雨年水汽通量的纬向、经向、整层输送及水汽通量散度的差异。川渝地区夏季降水量标准化距平EOF分解结果表明把川渝地区夏季降水量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是合理的。区域降水量指数能很好地揭示出川渝地区夏季降水量的多寡。合成分析表明川渝地区夏季降水量多、少雨年水汽输送通量的纬向、经向、整层输送及水汽通量散度存在着明显差异，多雨年孟加拉湾、南海、西太平洋的水汽输送通量显著增强，水汽输送通量辐合比少雨年显著增强，为川渝地区夏季降水提供了丰沛的水汽条件，有利于川渝地区夏季降水量的异常偏多；少雨年则反之。

极端降水事件会引起严重的灾害事件，其变化趋势需要进行详尽的评估。基于50个站点1961—2007年日降水数据，定义极端降水事件及衡量指标后，使用Mann-Kendall法评估了黄土高原极端降水事件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极端降水事件的空间分布具有东南—西北方向的梯度变化特征，降水量、强度和年最大日降水量均从东南向西北递减，而严重干旱事件从东南向西北递增。多数站点极端降水事件的各指标都具有单一趋势，但各指标具显著性趋势的站点数差异很大。约40%的站点极端降水频率具有显著降低趋势；约30%的站点极端降水量的减少趋势和严重干旱频率的增加趋势具有显著性；约10%的站点极端降水强度的上升趋势和年最大日降水量的下降趋势显著。

黄河流域煤炭开采对水资源的赋存和循环条件产生严重影响，并影响入黄径流量，研究煤炭开采对水循环的影响，揭示河川径流变化机理，这对于研究黄河水沙变化机理及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以黄河中游窟野河为研究对象，运用数理统计和建立YRWBM模型(Yellow River Water Balance Model，简称YRWBM模型)的方法，研究了窟野河流域煤炭开采对水循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煤炭开采是窟野河径流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1997—2006年，窟野河煤炭资源开采量为5500×10⁴ t/a，减少水资源量为2.9×10⁸ m³/a，占这阶段径流变化的54.8%。吨煤对径流开采的影响量约为5.27 m³。

目前太阳辐射主要通过计算获得，因此建立太阳辐射的气候学计算方法十分必要。论文利用中国54个站1961—2000年的逐日太阳总辐射和日照百分率资料，分别以天文辐射、晴天太阳辐射和理想大气太阳辐射作为三种起始值建立了各站的太阳辐射回归方程，并对其经验系数进行聚类分析，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区。然后利用54个站1961—1990年的资料建立了3种起始值情况下，东部、西部地区和全国统一的太阳总辐射计算公式。最后利用这些站1991—2000年的观测资料对所建立的公式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利用分区还是全国统一公式都是以天文辐射为起始值时计算结果好，其中分区公式比全国统一公式的计算结果精度略高，但差别不大。全国54个站以天文辐射为起始值的分区公式相对误差变化于2.67%~19.30%，平均为7.79%。全国统一公式的相对误差变化于3.33%~18.75%，平均为8.39%。从模拟结果的地区差异看，无论采用何种起始值，都是西部地区模拟误差小于东部地区，这与西部地区干燥、空气湿度小有密切关系。与其他研究结果相比，论文所建立的各种公式模拟结果较好，这是由于采用的资料序列长、站点多。考虑到计算天文辐射所需参数容易获得，因此建议实际应用时，采用以天文辐射为起始值的全国统一公式。

我国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问题十分突出。针对城市扩张问题，涌现出大量关于城市扩张影响因素以及城市扩张建模的研究。目前对城市扩张行为进行研究选取的影响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两类：①空间可达性以及空间约束，包括水源、道路、城市中心等可达性，地形、保护用地等约束；②社会经济因素，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政策等。该研究突破传统城市扩张影响因素研究范围，选择从城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特征来研究城市扩张，以北京市为例分析了按网格划分提取的多种景观格局指标与建设用地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并探讨了时间尺度对探测这种相关性的影响。从结果当中可以得到以下3个结论：城市景观格局特征对于非建设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在位置与数量上的影响机制有稳定性；时间尺度对于正确地表达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由于不同时期城市化特征的差异，其关系不断发生变化。

为评价浙江省县级单元建成区用地的绩效，并探讨其地域差异，论文采用AHP法、空间分析法，得到研究结果为：构建了基于经济、效益、效率和公平四个维度的土地绩效评价框架；经济绩效与效率绩效呈现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效益绩效与公平绩效的空间分布趋于离散；综合绩效呈现四种不同的空间模式；用地协调度并不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由此得出结论：由于城市的规模报酬递增和工业化水平提高，子绩效中经济绩效与效率绩效呈现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而效益绩效与公平绩效则体现出相反的两极分化特征；在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梯度转移、辐射效应、周边地区的功能承接等机制影响下，H-H绩效和L-L绩效呈显著的空间集聚形态；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土地利用协调性，而欠发达地区的土地利用低水平自组织优化机制也可能具有较高的协调度。

论文依据“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从环境、行为和决策三个层面建立中国生态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系。用1953—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变化与生态建设成效之间的关系。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生态建设成效有所提升，阶段性波动明显，按10年左右为周期划分为6个阶段。环境质量变化及政策演变轨迹相吻合。近60年间生态建设成效经历了不显著甚至负效应再到逐渐显化的过程。评价体系中各子系统及内部因子之间的协调性有待提高，表现为压力较大、状态不佳和响应不够的状况。生态系统演变具有长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为彻底改善生态环境，避免决策失灵，提高生态建设成效，需要国家意志与社会行动共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与麦氏指数(DEA-Malmquist)，从“技术效率”、“技术变动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方面，对我国34个城市从2005年到2007年的物质代谢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物质代谢效率的总体水平不高，被评估的34个城市中有19个城市在评价期间是无效率的，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并且整体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变动效率”要优于“技术效率”；结果还表明：34个城市物质代谢的“技术效率”普遍处于中等水平，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但是“技术变动效率”则在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中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优势，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为分析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的相互关系，论文探讨了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脱钩的定义，将环境领域的脱钩概念和脱钩分析引入土地利用分析，在IPAT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包含建设用地和GDP等变量在内的核算方程，据此对环境领域基于变化量的脱钩评价方法加以了改进，建立了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脱钩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文章以我国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的相互关系为例，分别分析了2002—2007年期间全国以及31个省级区域GDP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非农产业GDP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以及第三产业GDP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的脱钩关系。分析表明：以年度为时间尺度，在2002—2007年之间，从GDP和建设用地角度考察，除青海省、上海和海南在个别年份落在强脱钩区域，其余28个省级区域均落在弱脱钩区域；从非农产业GDP和建设用地角度考察，除上海在2006年落在强脱钩区域外，其余30个省级区域均落在弱脱钩区域；从第三产业GDP和建设用地角度考察，除西藏在2003年落在扩张性复钩以及青海、上海、海南和广西在个别年份落在强脱钩区域外，其余26个省级区域均落在弱脱钩区域；以2002—2007年时间段为时间尺度，全国及31个省级区域均落在弱脱钩区域。鉴于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滞后关系，以时期为时间尺度进行脱钩分析更为合适；分析还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提高建设用地效率对于实现脱钩有重要作用，有效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是实现强脱钩的重要手段。

从供需两方面，构建了区域灌溉水资源保证程度分析模型，利用该模型对玛纳斯河流域灌溉水资源保证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现状年玛纳斯河流域灌溉水资源保证程度为79.21%，各灌区存在较大的差异，下野地、莫索湾、金安、玛纳斯等灌区灌溉水资源保证程度较低，分别为69.09%、78.76%、78.25%、71.24%，明显处于亏缺状态，而石河子灌区达115.06%，处于相对盈余状态。在各灌区灌溉总面积维持现有数量以及保证灌区水资源安全的前提下，随着加大部分灌区(金安、玛纳斯和石河子灌区)地下水资源开发力度，大力发展高新节水技术以及调整种植结构，近期流域灌溉水资源保证程度总体可接近100%，但流域内除石河子灌区外，下野地、莫索湾、金安、玛纳斯等灌区灌溉水资源仍处于亏缺状态。2020年随着各种综合措施的进一步实施，全流域灌溉保证程度将增加至113.19%，各灌区将实现灌溉水资源供需平衡。最后，针对3类不同灌溉水资源保证程度地区的水资源利用状况，提出了差别化的提升策略。

人类无节制的消费正在耗尽自然生态资本，危及未来繁荣。1980—2005年，尽管生物生产力提高途径使中国人均生物承载力倍增至1.15 ghm²，但由于社会经济代谢对生态服务需求的强烈增长特别是化石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人均生态债务持续扩大，2005年达到1.02 ghm²。我们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生物更新能力的89%。省份尺度上，中国85%以上的省份长期处于生态负债状态，目前仅海南、福建与西藏三省是生态盈余的。中国及其大多数省份的生态债务本质上属于软债务，主要系生态服务供需存在空间的、时间的以及组分结构的矛盾造成的。这部分债务可通过跨区贸易及跨时占用的途径得以缓解。土地资源赋存约束与经济旺盛增长耦合作用，致使生态信贷紧缩已成为中国的一个全国性挑战。在自然资本普遍成为世界各国发展限制因子的背景下，中国全面推行科学发展观，积极扭转生态信贷紧缩，遏止生态衰退。

能源消费产生的大气污染问题已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研究我国空气污染的时空变化，关系到国计民生问题。论文利用重心模型研究发现：①如果以1990年的SO² 污染物重心(113.83°E、34.03°N)为起点，17 a来我国SO² 污染物重心差不多是沿西南45°方向运动；②如果以1990年的烟尘污染物重心(115.52°E、36.18°N )为起点，17 a来我国烟尘污染物重心差不多是沿西南45°方向运动；③上述两大污染物运动规律是由于17 a来我国能源消费重心差不多也是沿西南45°方向运动，同时还与中西部地区技术水平落后有关。

根据内蒙古典型羊草草原碳通量和生物量观测数据，验证VIP(Vegetation Interface Processes)模型，并模拟分析1958—2007年该生态系统碳循环特征及其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VIP模型能够较准确地模拟地上生物量(R²=0.70)和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R²=0.57)的变化趋势。羊草草原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GPP)、净初级生产力(NPP)和生态系统呼吸(R_e)在1958—1973年间下降，1973—1993年间增长，1993年后又出现下降的趋势。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分析表明，GPP、NPP和R_e随CO₂和降水的增多而增大，随温度升高和降水的减少而降低，其中降水量与碳通量相关性最高，呼吸与温度、降水、CO₂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NEP年际变化较大，主要受控于年降水量，以228 mm为界，年降水量大于此值时，NEP为正的概率较大。

在城市系统中改善与提高生态功能网络的连接对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及价值、限制城市格局蔓延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厦门市的城市化问题，运用熵值法综合评价不同景观类型的结构和功能对于城市生态功能流的影响，在GIS软件辅助下，利用最小耗费距离模型提取生态功能网络中廊道的最佳路径，最终通过网络结构分析确定生态功能网络的最优框架。研究结果表明，厦门市城市绿地空间分布不均，建成区内生态斑块质量不高，破碎程度较大，生态功能流无法形成良好的衔接，在今后的城市规划中，急需对城市生态功能网络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优化。本研究的方法和结果可为城市生态功能网络研究的定量分析及网络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采取样方法，对玛曲县高寒中度退化草地的植物种群群落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以莎草植物(嵩草)为绝对优势种，杂类草(金莲花)为主要伴生种。非优势种垂穗披碱草、甘青青兰生态位宽度较大，分别为0.913和0.911，而绝对优势种嵩草和主要伴生种金莲花的生态位宽度较低，分别为0.906和0.641。生态位相似性比例大于0.50的种对约占种群总对数的42.29%。生态位重叠值大于0.040的种对，约占种群总对数的20.55%。生态位宽度较大的两个种群，种对相似性比例一般较高，具有较大的生态位重叠(如种对乳白香青和毛茛0.082)，而生态位窄的物种相互间生态位重叠比例较小(如种对二裂委陵菜和金莲花0.033)。高生态位宽度与低生态位宽度的种群也可能有较高的重叠值(如种对车前和毛茛0.065)，反之则低。杂类草鲜草产量、地上生物量比例最高，依次为100.00g/(m2·a)、43.37%。

土地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演变过程受到自然、社会经济及各种突发因素的综合影响，表现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和空间自组织性，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组合形成了不同的景观和景观结构，通过空间格局分析可以把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的空间特征与时间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可以更好地分析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的时空演变规律。文章基于遥感解译数据，从地统计学分析方法探讨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人类对土地的改造活动不断加强，土地景观的多样性趋于均匀化，土地结构在空间上呈现均质化；人为改造活动是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来源，自然区域性因素是福州市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的约束因子；生态风险指数分布区域与非农建设用地分布集中的区域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人为影响比较大的地方，往往是高生态风险的分布区。

论文研究了黄土高原侵蚀产沙、高含沙水流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对比分析了两者空间分布的异同。结果表明：黄土高原高含沙水流高发区、侵蚀产沙高值区呈带状分布，大致为东北—西南向，带状区域中包括三个高峰区；黄土高原降雨量、NDVI等值线的空间分布方向与侵蚀产沙带及高含沙水流高发区延伸方向平行，侵蚀产沙带及高含沙水流高发区基本位于200～600 mm降雨量及NDVI值为0.15～0.25范围内，当降雨量达到400 mm及NDVI为0.17时侵蚀产沙达到峰值，而当降雨量为400 mm及NDVI为0.2时，高含沙水流达到峰值；影响因素对侵蚀产沙、高含沙水流发生的作用规律的一致性，决定了黄土高原侵蚀产沙与高含沙水流分布的相似性，而侵蚀产沙、高含沙水流对影响因素响应程度的差异，是两者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