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改革角度看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从国土空间治理角度看是做实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和维护其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首要地位。为了更好地理解与诠释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我们邀请了七位来自生态文明和国家公园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就自然保护地的以下方面进行了探讨：生态文明建设、人地关系、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共生转换机制、自然保护地的治理体系和中国治理体系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保护地的日常管理与监督、自然保护地的生态补偿和特许经营等。主要结论有：（1）只有生态文明体制才能真正使各地地方政府处理好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与发展关系，而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整体进展最快、制度改革最系统的领域。（2）要实现“最严格的保护”，在关注自然保护地“地”的同时，强调在“因地制宜”“恋地主义原真性”等视角下考虑“人”（尤其本地居民）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和参与方式。（3）自然保护地人与自然冲突的制度成因主要源自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利益结构冲突。解决冲突、实现人与自然共生，需要优化治理体系尤其是调整各级政府的责权利制度，重构利益维度，形成利益共同体。（4）在自然保护地治理体系中，要处理好多元主体的各类关系，需要在统一的管理目标下对不同利益主体责权利进行统筹协调与高效配置，建构自然保护地共治格局与多元共治体系。（5）全球自然保护治理存在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自然保护地与人居系统、自然保护目标与全球执行力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几千年积淀形成的“人与天调”的文化传统能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6）针对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需求及其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定位，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探索有利于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7）国家机构改革前，自然保护地存在“九龙治水”的破碎化管理问题。机构改革后有专门部门分别对自然保护地进行日常综合管理和监督执法，实现了管理与监督的统一、规范与有序。（8）要持久做到生态保护第一，就必须普遍实现两山转化，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两山转化。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是一种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路径，也是绿色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需要用多种方式积极进行政府特许经营和品牌特许经营的探索。
基于全球自然保护话语中的“保护兼容性”理念及其指导下的“以人为本”的政策与实践，以具有“保护兼容性”这一核心语料的自然保护案例、规划和管理政策文献为基础，重新审视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从大量实证研究中系统地总结并提出保护兼容性生计概念与实施路径。保护兼容性生计是自然保护地及其周边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中，人们以一定的土地利用为主导或基础开展的自然资源利用、管理与生产经营等谋生方式。研究提出尊重社区私利来实现保护公益的生计实现流程，并以生计总体模式解析如通过可持续的资源利用与价值实现推动自然保护地社区形成公平和可持续的生计。研究指出：保护兼容性生计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社区形成与保护互惠的自力更生发展路径，需要顺应保护发展趋势扩展其空间适用范围和具体实现方式，并对其成效进行追踪和评估。
近期国家公园建设的“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原则的提出以及九寨沟的灾后修复引发了学界对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问题的争论。系统梳理自然原真性的概念内涵发展演变，并回顾总结中国自然保护地实践中对自然原真性相关问题的处理。结论认为：自然原真性问题源于是否进行生态恢复的争论，并逐渐演变成生态恢复参照节点应该遵循自然原真性还是历史原真性原则的问题。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推动下，目前国际上用生态完整性概念取代自然原真性的理念进行生态保护与恢复已经成为共识，但在中国的实践中，世界自然遗产地和国家公园在处理原真性相关问题时仍然采用了历史原真性原则。本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的“原真性”原则的国际背景，指导中国自然保护地管理实践。
人类迈入生态文明时代后，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公共道德意识不足等问题的破解亟需一种新的理论工具，以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公共道德的重建。通过对共同体理论相关文献的谱系化梳理，对国家公园制度发展与共同体形成的关系分析，研究发现：共同体理论可为国家公园从局域到脱域的制度逻辑提供实践路径和理论分析框架。国家公园制度与共同体样态存在三组关系，即：（1）面向“权利公平”的国家公园制度与抽象性的生态保护正义实践，此亦为欧陆、新大陆国家以及中国国家公园初创期的基本伦理出发点；（2）面向“形态之治”的国家公园制度与局域性的社会共同体实践，如北美和非洲国家公园的地方生态保护组织、社区组织的发展；（3）面向“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制度与脱域性的真正共同体实践，指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深度情感联结和脱域共同体形成的理想阶段。中国推进共同体建构导向的国家公园制度体系，亟需突破三个关键点：一是为国家公园共同体的建设确立法律基础，二是为社会共同体的形成确定共同利益基础，三是为真正共同体创造多主体参与的制度环境，最终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提供基于共同体理论的中国方案。
通过文献内容分析，探究中国自然保护地研究主题的变化过程与研究特征，揭示中国自然保护地研究的现状和问题，提出研究展望。结果显示：（1）中国自然保护地研究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起步探索阶段（1998—2008年）、多元拓展阶段（2009—2018年）、深化发展阶段（2019年至今）；（2）国内研究总体循着“自然资源调查—开发利用—体系建设—多元治理”方向不断深入并拓展，研究主题可分为体制建设、空间分布和管控、生态环境的监测与评估、自然保护地与社区发展、游憩利用五个方面，各主题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和演进趋势；（3）基于各主题的研究现状及新时代背景，提出自然保护地研究框架及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背景下的体制建设深化研究、自然保护地“自然—人类—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研究、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研究、自然保护地与社区良性互动发展研究、自然保护地游憩开发与管理研究等五个研究方向的科学问题。
自然保护区的外围地区是自然保护区旅游服务的主要集聚地，同时也承担着生态保护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功能，厘清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空间演变特征与机制对于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的整体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土地利用变化为切入点，探讨旅游导向下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的空间演变，界定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生态稳定—生产生活—旅游服务”三大功能空间，构建基于土地利用类型划分的功能空间识别方法，结合多源数据，对2005—2020年间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空间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其驱动机制，结果发现：（1）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外围区以生态稳定功能空间为主导，但逐渐向生产生活功能空间和旅游服务功能空间转化，功能空间变化主要集中在人为活动较为密集的城镇周边。（2）生态稳定功能空间先扩大后减小，景观格局逐渐多元化。生产生活功能空间不断增加，城镇化快速发展，推动大量生态稳定功能空间转化为生产生活功能空间。旅游服务功能空间显著增加，逐渐带动地方形成以旅游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推动生态稳定功能空间、生产生活功能空间向旅游功能空间转化。（3）功能空间转化受自然环境、政策落实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政策落实、城镇发展和产业发展是推动向三大功能空间转化的主要动力。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中国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碳汇的重要来源。利用生命周期评估（LCA法）和武夷山国家公园GIS平台数据，研究了武夷山国家公园全周期旅游碳足迹测算、不同土地类型的碳吸存能力、碳源碳汇的路径和均衡、碳中和策略等四个方面内容，结果表明：（1）2019年国家公园总碳排放为2864481.86 t，其中旅游碳足迹为2836467.58 t，交通、餐饮和住宿是碳足迹最高的三个环节；（2）2019年国家公园碳吸存量为126862.61 t，乔木林地、竹林地、灌木林地是碳吸存能力最高的三种土地类型；（3）国家公园区内可实现碳中和，净碳汇值为88241.86 t，综合全生命周期结果却是显著的碳源，碳吸排比为4.48%，净碳源值为2737619.25 t；（4）构建游客、企业和法律三方面体系是国家公园重要的碳中和路径选择。
国家公园边界是平衡生态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的重要界线，国家公园边界划定作为国家公园综合规划和科学管理的先决条件，关乎国家公园区域内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对生态安全和统筹协调的理论分析，结合对保护地基础、代表性景观、人口与城镇化发展及区域特质等关联因素的综合考虑，提出了国家公园边界划定的理论框架，建立了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家公园边界划定模型方法，并以拟建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公园为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在“斑块—阻力面—廊道”研究范式基础上，将原保护地基础与代表性景观纳入生态安全评估体系，并建立基于生态安全和统筹协调的方法模型，可以弥补以往自然保护地边界划定导向单一等不足；（2）识别林芝市生态斑块10块，关键廊道5条，辅助廊道11条，在此基础上进行原保护地基础、代表性景观分析，结合水体、山脉、行政边界等确定基于生态安全的国家公园基础边界，面积为1.12万km2；（3）在上述范围基础上叠加人口与城镇化、景观资源点及边防管控分析，可以划定基于协同发展和领土主权导向的国家公园边界，面积分别为1.63万km2和3.73万km2。可尝试进一步补充目前国家公园划界研究空缺，探索国家公园边界划定的模型方法，为未来国家公园规划建设提供理论及实践借鉴。
国家公园是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定量分析人类活动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有助于国家公园规范保护和利用行为、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运用InVEST模型、广义相加模型等方法，探究了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活动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碳固存、生境质量等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格局，并分析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发现：（1）2000—2019年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减弱，整体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土壤保持量、碳固存量、生境质量均呈增加趋势，大致呈西低东高的分布格局，但水源涵养量呈先增后减趋势，并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在整个研究期间变化显著。（3）人类活动与生境质量、碳固存、土壤保持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会直接影响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建议未来国家公园的管理以及相关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并根据人类活动强度，精准实施分区管控、提高保护的有效性。
自然保护地的文化生态系统服务（CES）是保护与提升资源价值，造福国民的有效工具。数字化发展是其实现多维功能拓展的时代需求，亟待学术探索。基于提出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D-CES）概念，以中国五地（三江源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网络空间为案例地，以数字田野调查和多阶段访谈与问卷调查为基础，结合扎根理论质性探索与量化分析，建构了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量表，并检验了其对潜在游客出游行为意愿的效应。结果表明：（1）确立国家公园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五大主题类属和18个概念类属；（2）研究编制、探索并验证了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的测度量表，确定了5个维度（教育价值、美学价值、社交价值、精神价值、娱乐价值）和16个题项； （3）通过效标效度检验，发现了不同维度对潜在游客出游行为意愿的影响；（4）研究为国家公园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的建设提供了参考策略。
以历山自然保护区为研究案例地，多角度构建了游径附近森林群落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双向指示种分类法研究了旅游干扰下不同森林群落的类型特征，尤其是识别了其临界类型；基于除趋势对应分析法，提取了每个样地的综合生态信息，构建和测算了其生态距离与生态环境承载力；最后，分析了森林群落生态环境承载力及其指标与各地理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1）历山自然保护区游径附近森林群落可分为7个类型：无一年生植物—多幼苗—多地上芽组、无一年生植物—幼苗最多—无地上芽组、无一年生植物—无地上芽—地下芽最多组、少一年生植物—无地上芽—无地下芽组、一年生植物最多—幼苗居中—多地上芽组、多一年生植物—少幼苗—无灌木组、少一年生植物—幼苗最少—灌木较低组。（2）森林群落生态环境承载力测算结果显示：有33个样地处于生态环境承载力“未超载”状态，有7个样地处于“超载”状态，超载率为17.07%。（3）局部来看，评价森林群落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大部分指标（灌木盖度、乔木景观重要值、灌木景观重要值、高位芽重要值比值、地面芽重要值比值以及幼苗量）与坡度之间存在显著或极显著的关系，与其他地理因子的相关性不明显。然而，总体来看，生态环境承载力与各地理因子之间却未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森林群落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与其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群落垂直和水平结构的大部分指标（乔木层盖度、草本层盖度、乔木景观重要值和草本景观重要值）显著相关，与生活型比例中的少部分指标（地上芽重要值比值和一年生重要值比值）显著相关。
旅游者亲环境行为是践行生态文明、推进自然保护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以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和情绪评价理论为基础，以南京鱼嘴湿地公园为样本收集地，借助线上+线下调研数据构建二阶结构方程模型，探讨自然保护地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价值、环境信念、道德规范和道德情绪是自然保护地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主要驱动因素；（2）环境价值是基础，通过环境信念、道德规范和道德情绪间接、正向显著影响旅游者亲环境行为；（3）环境信念和道德规范是中介，在环境价值和亲环境行为关系中存在多重链式中介效应；（4）道德情绪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存在正向、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旅游者亲环境行为培育策略，助推自然保护地高质量发展。
城市型自然公园因其稀缺性而常面临拥挤的问题，但是所受到的学术关注不足。以广州市大夫山森林公园为案例地展开问卷调查，构建了“拥挤感知—调适机制—情绪—游客满意度”的理论模型。研究表明：（1）调适机制可分为不再调适、时间调适、空间调适、活动调适和认知调适，调适机制对拥挤感知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的调节效应；（2）情绪在拥挤感知和游客满意度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进行不同类别活动的游客在调适机制上显现一定差异。本文首次将调适机制作为调节变量，引入情绪作为中介变量，探讨游客拥挤感知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丰富了自然类公园以及拥挤感知的研究，有助于推动该类型保护地的可持续发展。
“山川形便”的行政区划原则人为割裂生境，造成生境破碎化，引致负面边缘效应，需要更高成本去维持生物多样性，增加了自然保护财政资金投入。实施跨区联合保护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引入保护生物学边缘效应理论，构建了以跨区联合保护为核心解释变量的自然保护资金投入空间计量理论模型。以31个省份的自然保护区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跨区联合保护是导致自然保护投资水平在邻接行政区之间存在正向空间依赖性的主导因素，且跨区联合保护强度越大，越能降低邻接地区保护资金投入水平；建议在省级和中央层面建立自然保护地联合保护机构与协调机制；全面开启跨行政区保护地在界限范围、保护焦点上的优化整合；联合保护地的管理机构应针对焦点物种设置统筹使用的专项保护资金，以更高效率的资金投入促进多地协同解决生境破碎化问题。
科学的空间关系和合理的空间结构是保护地治理的基础，美国大黄石生态系统（简称“大黄石”）是多种单元协调共生的保护地集群典范。经过150多年4个时期的建设，大黄石保护地单元空间关系中的边界重叠问题逐步解决，外部相依和内部嵌套相继建立，在更大范围形成土地利用共生圈层和景观尺度的空间相依关系；保护地集群形成了以国家公园为核心、国家森林为主体、其他类型保护地填补空缺的空间结构；“基础—路径—目标”框架可以解释该结构的形成原因，土地权属、政府治理及资源保护利用是保护地集群形成的物质基础、发展路径及建设目标。对中国的启示：空间管控要关注保护地单元的空间关系和保护地集群的空间结构；政府治理要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方式相结合。
科学合理的分区是国家公园维护生态系统完整稳定、实现多目标综合管理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各类资源的高效管护。“管控—功能”二级分区模式作为中国国家公园管理实践的新模式，旨在实现由国土空间统一管控至园区资源分类管护的层级传导，弥补现有两区制规划粗放、难以精细化管理的不足。目前，中国国家公园二级分区实践中存在两类分区空间关系复杂多样的问题，梳理两者的内涵和管控要求，发现其具有一致性、差异性和弹性三大特征。基于二级分区模式的“三性”特征，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为例，构建生态重要性、生态敏感性、游憩适宜性和社区发展适宜性评价体系，提出“管控—功能”二级分区区划的技术流程。综合分析评价结果，将神农架国家公园划定两类管控分区和四类功能分区，并进一步详述人地矛盾集中区域的分区划定和规划策略，以期协调生态保护和社区、游憩利用的关系，为国家公园二级分区的划定提供借鉴参考。
多数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对环境资源依赖性明显，而国家公园资源保护政策会限制社区资源利用，导致国家公园管理与社区发展长期存在矛盾。为了减少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提高国家公园社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以适应性管理理论为基础，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自下而上生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理论框架。结果显示：国家公园社区作为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包含社会、经济、生态和制度四个维度，适应主体又分为个体和社区二维度。其中，社区适应性治理的核心在于全过程社区参与的自主性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化，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兼顾整体利益。针对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以部门或区域利益导向为主、补偿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社区参与层次低等问题，从完善协作互动治理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与社会保障、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能力三个方面，针对性提出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适应性协同治理路径，以增强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设是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对人地关系复杂且长期以来是“九龙治水”的中国自然保护地尤为重要。聚焦于自然保护地的龙头——国家公园，从其作为多要素高关联的自然资源资产独立管理单元且“生态保护第一”的特征入手，基于功能性分权理论，分析其日常管理和生态监管职能分置的理论框架与操作模式。结合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原则，辨析了作为主要管理者的林草部门和主要监管者的生态环境部门的职责，并从微观层面给出了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估、资源环境综合执法两个重点领域基于职责划分的制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