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对中国实现碳中和战略目标与保障自然资源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何把实现碳中和目标与保障资源安全目标结合起来，从碳中和的技术逻辑和自然资源领域的实践逻辑视角，分析提出中国自然资源安全保障路径及其实现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从自然资源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和当前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实践出发，系统分析了碳中和的相关问题和自然资源领域实现碳中和的主要路径。研究表明：当前国内外对碳排放的认识不仅存在量化指标不确定性，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误区，中国面向2030年和2060年多个发展目标，需要统筹各种能源与资源的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领域实现碳中和必须遵循自身的技术逻辑与实践逻辑，厘清碳中和行动之间各种边界，加强自然资源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揭示碳达峰和碳中和（3060目标）与能源和资源关联耦合机理，研究制定化石能源退出路径和其他利用策略，研发和推广提升资源与能源利用效率的适用技术，探索林草、湿地、土地利用和碳封存实现增汇的潜力与实施路径，研究山水林田湖草沙与自然资源系统治理新模式，开展面向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自然资源安全战略研究、模拟预警、动态评估、方法创新与应用示范。建议实施包括化石能源双控行动、再生能源勘查行动、资源利用提效行动、关键矿产增储行动、耕地保护修复行动、林草扩绿保育行动、湿地修复保护行动、陆海统筹协调行动、资源管理智能行动、人才技术创新行动等十大重点战略计划。
支持基础研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职责使命。自然资源管理是地理科学交叉融合创新的重要领域。划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土地科学和自然资源管理申请代码领域的研究方向，分析该领域申报与资助格局，透视研究热点，提出发展展望。研究发现：2021年以来土地科学和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申报格局以交叉且偏向人文要素研究为主，交叉类研究占55%以上，人文要素为主类研究占30%，自然要素为主类研究占15%；以土地资源为对象研究占73%，以生态资源为对象占14%，以其他自然资源为对象的研究占13%。资助格局中土地资源类项目占主导，在75%以上，其他自然资源资助比例不高且资助率不稳定，在土地资源中，农用地、建设用地与土地系统是主要资助领域。为推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健康持续发展，要创新该领域研究范式，增强基础研究属性，树立交叉融合研究典范，坚持申请代码初衷内涵。
中国正面临着城乡土地结构失衡、国土空间开发失序、地域主体功能失调等诸多问题，这给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治理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国土空间功能作为架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的重要内容，也是考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刻度。基于当前重大战略决策的理论与现实诉求，指出地域功能是衍生国土空间功能概念的逻辑起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是构建国土空间功能理论体系的内核，而空间整合是国土空间功能理论体系演进的重要向度；从战略决策、主体功能、底线管控、用途管制、分区管治、空间协同等六个方面构建了国土空间功能理论认知模型（雪花模型），辨析了新时代国土空间功能研究的科学价值；对新时代国土空间功能研究的学理认知、分类识别、演化机制、动态权衡等基本问题域进行讨论，初步构建了国土空间功能的研究框架。
建立自然资源督察制度是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然而这一制度在运行中面临督察力量分散、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存在重叠、督察问责成效受限等现实困境。研究表明：资源与生态领域相关部门职责不清、不同资源管理模式的内在矛盾和督察规范依据的缺失，共同导致了上述困境。从健全督察机制的角度看，不仅需要整合分散的督察队伍，还应构建“中央—省”两级督察体系；从督察职责界定的角度看，应基于主管部门承担的“执行—监督”职责，由自然资源督察承担自然资源、空间规划及用途管制的督察职责；从督察法治化的角度看，需要制定《自然资源督察工作规定》并引入党政同督机制，为督察各环节提供规范依据，提升督察问责的层级和威慑效力。
生态保护红线存在跨界冲突与破碎化等问题，目前正在不断优化、调整和评估中，但区域尺度连通性优化与管控仍然缺乏。以长三角为例，采用土地利用、道路、居民点和官方发布的生态保护红线等数据，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与电路理论，提出区域尺度生态保护红线连通性优化与分类分级管控方案，为长三角一体化生态共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结果显示：（1）优化构建了长三角“两横两纵”生态廊道格局，其中包括重要廊道79条，次要廊道111条和“踏脚石”33个；（2）连通性退化风险管控区51个，其中源地边缘防控区27个，联防联控区12个；（3）障碍管控区75个，其中源地边缘防控区36个，联防联控区17个；（4）生态保护红线连通性一级管控区20个，面积为70.35 km2，二级管控区106个，面积为1511.33 km2。生态保护红线源地边缘以及省市行政边界易遭受退化风险和形成连通障碍区，建议在区域尺度上建设生态廊道和“踏脚石”，对连通性退化风险区和障碍区进行联防联控、源地边缘防控和分级防控。
水资源短缺制约了很多城市的发展，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潜力与承载能力与水生态空间密切相关。综合考虑水生态空间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以济南市为例界定了水生态系统的功能属性，明晰了水生态空间和水生态保护线的基本概念，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并协同多种涉水规划，集成水生态系统的复杂功能，提出了水生态空间和水生态保护线划定技术方法，对于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及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济南市水生态保护线面积为1992.2 km2，水生态保护线面积仅占水生态空间的60.2%，两者的保护范围有明显差异。从不同维度表征了济南市水生态系统保护空间的分布特点，其中，陆域空间是保障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滨水岸线是水生态系统最脆弱的区域，水文化空间还有很大潜力有待挖掘，济南市在保障水安全和改善水环境等保护目标上面临较大压力。
高强度社会经济活动造成了河湖湿地萎缩、景观破碎化与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问题，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必然途径。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基于网格单元构建“生态系统活力—生态系统组织力—生态系统弹性—生态系统服务力”（VORS）模型，评价2010年和2020年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通过自然断点法和智能化修正等方法，自下而上地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并提出相应的生态修复措施。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耕地面积有所减少，建设用地扩张明显；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较为稳定，但是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生态系统活力和服务力提升明显，生态系统组织力和生态系统弹性呈下降趋势。根据分区结果，将研究区划分为生态系统保育区、生态系统提升区、生态系统缓冲圈、生态系统改良圈和生态系统重塑圈“两区三圈”的修复区域，并提出生态修复对策。
厘清碳平衡能力与城镇化的关系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和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采用温室气体清单法、碳吸收清查法、碳平衡指标法和多元城镇化测量法分别测算1999—2018年中国省域碳平衡能力与各类城镇化指标，利用空间自然断点分级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分别分析中国省域碳平衡能力与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互动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碳排放不断增多，碳吸收不断减少，碳平衡能力呈上升、下降、先减后增和先增后减四种趋势，碳排放呈“东多西少”分布，碳吸收与碳平衡能力分别呈“西多东少”和“西强东弱”分布。（2）中国人口、经济、空间、生态城镇化和城镇化综合指标不断提升，其中空间城镇化大致呈“西高东低”分布，其余则呈“东高西低”分布。（3）除空间城镇化外，中国整体碳平衡能力与各类城镇化的关系均为反馈型，而各省域增长保护型数量最多，中立型数量最少。
海洋牧场建设是中国扩增海洋碳汇，实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碳汇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只有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才能调动海洋牧场建设经营者积极性。以海洋牧场中藻类、贝类、鱼类、甲壳及其他类经济性碳汇资源为研究对象，利用最优化模型核算了碳汇资源生态价值的补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藻类、贝类、鱼类、甲壳及其他类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134.94元/t、820.05元/t、782.39元/t、3764.16元/t，补偿标准存在种类间差异性。研究结果可为优化当前海洋牧场生态补偿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入境旅游是大都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指标，是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通过对上海市入境旅游数字足迹大样本数据信息挖掘与分析，探索大都市入境旅游流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分析都市旅游资源高质量开发与发展的路径及对策。研究结果表明：（1）上海市入境旅游流总体上呈现高中心集聚，空间密度由核心向外围逐次递减分布。在主城区围绕CBD/RBD、核心吸引物、文体场馆、特色街区及交通枢纽集聚，并绵延成片；在外围区围绕旅游吸引物集聚，呈“小集聚，大分散”的分布特征。（2）跨区域模式是入境旅游流的主要空间行为轨迹模式，呈现由中心向外围放射的中心扩散主导特征。（3）入境旅游流整体网络核心与边缘节点间的等级及联接程度差异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结构呈现持续优化与均衡发展的态势。（4）新世界、田子坊等文创旅游节点在整体网络结构中的等级和中心性持续提升，世博遗产的中华艺术宫对网络结构影响显著，集聚扩散功能日益增强。（5）依托地域文化资源进行创意开发并形成有效集聚；充分利用大事件影响，进行主题开发，整合边缘节点与区域资源，打造网络增长新空间；强化公共体系建设，联动核心边缘节点等，是推动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与策略。研究可为大都市旅游空间格局优化、重大事件旅游开发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在定量测度生态福利绩效基础上，借助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关联网络呈现“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异规律，关联网络有“扁平化”发展趋势，网络稳定性亟待提升。（2）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处于网络核心位置，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处于边缘位置，贵州和甘肃是联系西南和西北省区的关键节点，生态福利绩效在省际间的传输多通过南部省区的中介作用实现。（3）北京、天津和上海构成净溢出板块，珠三角和江浙地区属经纪人板块，长江中下游及西南地区为净溢出板块，东北、黄河中下游及西北地区构成双向溢出板块。（4）资源禀赋差异、市场调节、政府宏观调控和科学技术推动是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的主要驱动机制。研究成果可为推动生态福利绩效的跨区域协同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广义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随机抽样Bootstrap法，使用2015—2018年全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行政等级、城市规模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分析城市规模在行政等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中的路径作用。结果表明：我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整体均值不高，但随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且近年来增速逐渐加快；行政等级和城市规模均对生态福利绩效起显著正向影响，技术进步显著提升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外资依存度显著降低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城市规模是城市行政等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重要路径，行政等级越高，城市规模越大，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越高。基于以上结论，为协调经济、环境、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准确评估中国森林碳汇潜力与增汇成本的经济可行性，是科学制定碳中和林业行动方案的基础。然而针对中国森林碳汇潜力与增汇成本的不同结果差异明显，可靠性需要进一步验证。为此，基于相关文献，采用Meta分析方法，对中国森林碳汇潜力与增汇成本及其导致差异的原因展开评估。研究表明：（1）中国森林碳汇量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但不同研究对森林碳汇潜力测度结果存在较大差异。（2）中国森林增汇的平均成本为220.45元/t CO2e（区间值为3.9~1457.02元/t CO2e），与工业减排成本相比，中国森林增汇更具有经济可行性，但波动幅度较大。（3）评估方法采用、碳库数量选择等因素是导致已有森林碳汇潜力文献估计结果差异的关键因素；森林增汇成本差异则主要受碳汇成本测度研究方法、成本收益数据来源等因素影响。（4）中国森林增汇对碳中和的贡献将会持续增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进一步深化森林碳汇潜力与成本测算相关研究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下，探究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系统梳理了三者间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2006—2018年的数据，运用多种“近邻”权重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以及二者的融合发展对能源效率的溢出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和能源效率二者间存在“波特假说”，但这种效应却具有“度”的限制；产业集聚（专业化、多样化）能够有效地助推自身以及与之“相邻”（地理邻近、经济互动）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2）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在中国东、中以及西部三区域间也具有显著的经济地理关联性；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来源于多样化集聚，而中西部来源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3）在效应分解方面，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分区域样本中，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单单是由于地理“相邻”造成的，更多是地区间地理邻近与经济互动协同的结果。（4）环境规制与专业化集聚的融合发展，抑制了专业化带来的正效应，而其与多样化集聚的融合发展对推动能源效率提升具有更强效果。
黄土高原沟道农业是现代人地关系耦合发展的一种新兴农业地域类型，其可持续发展对于区域农业提质增效、乡村振兴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人地系统科学原理阐述了沟道农业的概念内涵、科学认知、优化模式及其保障政策。结果表明：（1）沟道农业可持续性应遵从“要素—系统”到“结构—功能”，注重“沟坡水土保持、流域生态建设与区域乡村振兴”的多目标有机结合。同时，处理好宏观与微观效益的关系以及不同尺度的沟道水土构型、农田景观、农业系统的层次体系，深化贯通式研究，全面揭示沟道农业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微观作用机理。（2）总结了沟道农业优化模式，搭建了不同模式的框架图，建议完善相关的技术与制度保障体系，以支撑实现区域乡村振兴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目标。（3）新时期黄土高原现代沟道农业高质量发展应立足于人地系统科学前沿，全面构建现代沟道农业系统理论与方法，深入探究优化沟道农业生产方式和创新经营管理模式的新途径。（4）基于要素流、产业链、流通网，面向SDGs目标和乡村振兴、粮食与生态安全，深入探究不同尺度沟道农业状态评估与情景模拟，服务支撑区域现代化建设决策。黄土高原沟道农业系统特征与优化模式研究，是推动农业地理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进而为黄土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的重要途径。
化肥减量施用是实现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而小规模分散化的经营格局不利于化肥减量技术的推广使用。农民合作社是弥补小规模经营不足与实施农产品质量认证的重要制度安排，其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农业化肥减量是当前亟待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阐明了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对农业化肥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级（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存在显著的化肥减施效应，其主要通过质量溢价、组织规范、组织支持传导路径实现农业化肥减量。从区域差异看，在化肥用量处于高分位点的省份，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化肥减施效应；从农作物差异看，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对农业化肥减量施用的贡献主要来自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以及棉花、甘蔗、苹果、柑子四类经济作物的化肥减施效应。
中国水权交易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其农业节水的实际效果有待检验。在测算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用水效率的基础上，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思路，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法实证评估了水权交易机制对农业用水效率的定量影响，并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究了水权交易机制对农业节水的影响机制与具体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水权交易机制对农业用水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且水权交易机制的政策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中部地区的政策效应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水权交易机制不仅有助于试点省份农业节水目标的实现，而且能够通过政策溢出效应同时提升周边地区的农业用水效率；技术创新和要素流动是水权交易机制发挥农业节水效应的主要路径，且一三产业之间的水要素流动对农业用水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
为落实水资源资产负债的编制，提高核算主体水资源资产化管理水平，在对比分析水资源和资产定义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水资源资产的概念和范围；根据水资源服务价值和水权益实体对水资源的不同用水方式，将水资源资产划分为水权资产、水经济资产和水生态服务资产3大类14个子科目；确定了水资源资产各科目的核算模型；最后通过构建水资源资产核算表，对郑州市水资源资产进行了实物量和价值量计量。本文进一步完善了水资源资产的确认、计量和列报体系，为区域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