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资本利用的空间关系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以北部湾经济区2006—2019年面板数据为例,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资本利用的空间关系,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资本构成三E系统。（2）生态资本利用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关系。（3）生态资本供需、流量利用及存量占用与环境规制显著空间正相关,环境规制抑制了存量占用及资本供需和流量利用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空间正相关,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提高了资本供给需求与流量利用,也增大了存量占用。（4）交互效应显著抑制了两者对资本供需与流量利用的影响、抑制了环境规制对存量占用的影响,也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存量占用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区域生态资本管控有实际意义。
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创新发展措施,将有效促使乡村振兴战略长远推进,形成我国农业农村创新发展的新局面。基于甘肃省86个县域研究单元,从创新投入、创新保障、创新效果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含28个二级指标的农业农村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就农村地区创新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甘肃省农业农村整体创新发展得分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较为缓慢。综合创新能力得分较高的县（区）主要集中在河西地区东部,得分较低的县（区）主要集中在南部民族地区。河西地区创新保障和创新效果水平处于全省前列,南部民族地区创新投入水平较低。（2）全省农业农村创新发展在东西方向上表现为西高东低,2013年以后逐渐表现出“两头高、中间低”趋势;在南北方向上表现北高南低;在东南—西北方向上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在西南—东北方向上呈现出东北高、西南低。创新发展指数方向特征未发生明显变化,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锁定性。（3）创新发展热点区域集中在河西地区张掖市、武威市及金昌市,冷点区域集中分布在南部民族地区;极冷点区和极热点区数量减少,县域农业农村创新发展差距在减小。（4）多元资本投入、农业经济发展、自然地理条件及资源禀赋、农业基础设施配置、农业发展政策等通过内外因素结合创新发展供需两侧作用于甘肃省农业农村创新发展时空演化。
水、能源、粮食均为战略性、基础性资源,三者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制约,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通过梳理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领域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尺度等,进一步明确了变化环境影响下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概念框架及其风险关系的传递与表达,指出当前对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理解尚未统一,广泛采用的有“联系论”和“方法论”。现有研究对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进行了现状评估,资源间相互消耗关系的量化与不同情景下的仿真模拟。研究中存在数据缺失、不一致,评估因素单一,缺少动态反馈机制,难以真正应用到政策调控中等问题。因此,数据整合、模型集成、风险评估与动态调节、提高韧性、城市尺度研究和智慧管理,均是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发展关注的重点领域。
水、能源、粮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通过对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协同演化机制的探究,能更好地厘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自组织理论,从水、能源、粮食三个角度构建理论模型,运用哈肯模型分阶段地对中国西北地区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协同发展的演化机制进行探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协同得分的时空分异规律。结果表明：（1）2000—2010年间,中国西北地区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协同演化的序参量是水资源子系统,其主导着整个系统的演化方向,而能源子系统、粮食子系统处于从属地位。在协同得分的时空变化规律上,西北五省区协同得分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地区得分差距较大。（2）2011—2018年间,中国西北地区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协同演化的序参量是水资源子系统和能源子系统,两者共同主导着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协同演化,粮食子系统则处于从属地位。在协同得分的时空变化规律上,西北五省区协同得分仍保持平稳上升趋势,省际间得分差距明显缩小。
“甜甜圈”理论是行星边界可持续发展评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原有的15个社会经济系统评估维度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研究样本概括了每个维度对应的具体指标,并总结了指标阈值设定的方法,包括惯例的延续、经验的借鉴以及典型样本的参考等。在此基础上,利用统计年鉴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创新性地将“十二五”规划文件中相关指标的预期值设定为阈值,揭示了中国在收入水平和工作机会方面已达到最优状态,贫困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水资源和能耗方面表现不佳;中国南部地区“自西向东”可持续发展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北部则是“自北往南”。社会经济系统需要在内容的丰富、理论的深化和阈值的客观设定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国内旅游是释放内需潜力、促进消费升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载体。加强国内旅游时空格局演化研究,对促进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助推国内大循环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江苏省为例,分析县域尺度国内旅游发展的时空分异和影响因素,得出主要结论：总体格局呈现出以南京市区、苏州市区为核心的空间结构,并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两阶段增长率较快的县域主要存在于苏北地区,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江苏省县域单元国内旅游人数保持着稳定的冷热点格局,热点区域主要聚集在苏南地区,冷点区域则主要存在于苏北地区,南北方向的空间差异最为明显;GDP是江苏省国内旅游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因素,而公路里程影响较小,人口数、A级景点影响显著性在不断提高。
传统村落在历史、文化、经济、旅游和科学等多个方面价值颇高,保护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和文化内涵极为重要。以中国湘江流域上中下游六个典型传统村落为例,以景观基因理论为基础,运用景观基因分析法识别了湘江流域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分析了上中下游传统村落显性物质景观基因与隐性非物质文化基因的变异特征,总结了湘江流域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变异特征及分异规律,研究结果显示：（1）湘江流域上游传统村落平面基因变异相悖于本土的情况侧重发生在平面结构变异上;立面基因的变异相悖于本土、突变后直接消亡的情况较多;文化基因上受外来冲击的不适感较强,有加剧景观基因变异的风险和趋势。（2）湘江流域中游传统村落对立面基因的改动需求较大,且改动时间较早,造成立面基因变异以及平面基因中街巷格局、平面布局变异较大,变异后相悖于本土的特征显著;而在文化基因中,对文化的变异融合接受能力强,变异相融于本土的情况显著。（3）湘江流域下游传统村落在形态、布局特征明显的平面基因中产生的变异不大显著;在立面基因中遭遇突变后直接消亡的特征明显;在文化基因中,对家风信仰的基因变异以相融于本土为主,习俗礼仪的基因变异呈现分化趋势,单民族聚居式的家族以相悖于本土的特征为主,多民族聚居式的家族以相融于本土的特征为主。
乡村性是描述乡村地域特征的重要指标,其时空分异可以有效反映乡村发展及转型的基本面。聚焦我国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长江经济带”,采用乡村性指数测度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究2000年、2005年、2010年及2017年长江经济带县域乡村性的时空分异格局,并运用GWR模型重点分析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县域乡村性总体有所减弱,空间上呈现“东部低、中西部高”的特点;县域乡村性在城市群（圈）、省会及大城市附近呈现较低水平,向外围逐渐升高。（2）乡村性高高集聚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传统农区,随时间推移明显缩减;低低集聚则集中在长三角、武汉、长株潭等城市群（圈）地区,且整体格局较为稳定。（3）农业技术、政府支持、资本投入、市场调节因素能促进乡村发展及转型,其中,农业技术的作用最强。自然环境和区位条件则兼具促进和限制作用。这些影响因素对不同地区乡村发展及转型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未来制定区域乡村发展策略应针对不同地区分类精准施策。
以新晃侗族自治县（以下称“新晃县”）84个出列村农户为研究对象,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收入状况、产业发展四个方面构建脱贫成效指标体系,对2019年新晃县出列村农户脱贫成效的空间格局、脱贫类型划分与路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晃县出列村农户脱贫成效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基础设施脱贫成效平均得分为2.53,整体呈“北高南低”的态势;教育医疗脱贫成效平均得分为2.65,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收入脱贫成效平均得分为2.48,呈高、中、低得分区域交替分布态势;产业脱贫成效平均得分为4.23,但差异明显,仅东部、南部少数村域得分较高。（2）新晃县出列村农户脱贫类型可分为单因素主导脱贫型、双因素驱动脱贫型、多因素综合脱贫型三个大类和F因素主导型、F-E因素驱动型、P-E-I因素综合型等13个小类,同时针对不同脱贫类型提出巩固脱贫成效的策略与路径。
耕地撂荒是世界各国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土地利用变化现象。基于闽赣湘山区640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Tobit和IV-Tobit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每提升10%,耕地撂荒占比会增加1.11%;小规模农户土地转入会提升其耕地撂荒规模,此时扩大经营规模对耕地撂荒的减缓作用甚微,而土地转出会降低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此外,农户的劳动力、土地与农业机械等要素投入,以及灌溉条件和地块数等均稳健影响其耕地撂荒行为。农业机械化和土地流转是缓解山区耕地撂荒的重要举措,政府在推动经营规模扩大的同时,应着重提高地块规模,鼓励留村务农劳动力换工,并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以及拓宽农户家庭多元化的收入机会。
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保有相当规模的承包地,如何高效集约利用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利用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在分析省域承包地处置方式差异的基础上,以其社会融入水平为切入点,分析其承包地处置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粮食主产区承包地流转已具一定规模,但撂荒在全国也有相当比例,显性撂荒呈“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承包地处置方式的集聚特征与其流动目的地社会融入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性;（2）社会融入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自耕意愿,易于形成亲朋耕种、流转等承包地处置决策,但是,撂荒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3）地方土地流转政策尚不足以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转移经营权的意愿完全转化为亲朋耕种、流转等行为,依然有较高概率显性或隐性撂荒。针对这些问题,流出地与流动目的地的政策应统筹考虑。一方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降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生计风险;另一方面应积极引导其将承包地流转,避免撂荒造成耕地资源浪费。
精准识别返贫脆弱性,预防和化解返贫风险是“后扶贫时代”的工作重点。基于区域与个体尺度融合的新视角,运用BP神经网络法、熵值法和偏相关分析法对六盘山、秦巴山和大别山三大集中连片特困区进行返贫脆弱性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1）三大集中连片特困区返贫脆弱度大致呈现由西向东递减的空间格局;（2）三个典型县区域和个体返贫脆弱性评价结果均显示古浪县>新县>栾川县;（3）高返贫风险县域中,高生态暴露度特征最为显著,而高返贫风险家庭中,生计动力不足特征最为明显;（4）区域返贫脆弱性主导因子为自然环境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个体返贫脆弱性主导因子则为家庭劳动力综合素质、家庭收入、生计来源多样性、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和婚姻成本等。
污染治理是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难点与痛点,而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正是造成长江环境问题的重要诱因。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采用加权标准差椭圆等方法,识别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化格局并探究其绿色经济效应。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深度弱于全国水平,产业结构朝绿色低碳化转型;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地区分异显著,中上游地区污染产能集聚能力较强;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能力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但存在长期绿色转型机制,上中下游地区绿色转折速率梯度提升。研究结果可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集聚发展提供借鉴。
基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内涵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法及空间收敛模型,对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71个市（州）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区域差异及收敛态势定量刻画。结果表明：（1）2007—2018年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整体水平中等,各粮食主产区效率差异明显,效率损失主要源于投入冗余所带来的投入非效率,其中劳动力投入冗余度最高;（2）时间维度上看,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整体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始终存在两级分化的现象,整体内部差异呈扩大趋势,但逐步趋于稳定,各粮食主产区内部差异演变具有较大分异性;（3）空间维度上看,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情境下,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整体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且在科技水平、农户收入水平、灌溉水平及空间溢出效应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以1.01%的速度条件收敛,但各粮食主产区收敛态势具有区域差异性。应建立粮食主产区协同机制,因地制宜,分区施策以提升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水平。
在讨论农产品质量安全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农产品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CRITIC法、Ganger因果检验和回归分析等方法,使用2005—2018年中国时序数据,测度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内部协调度的农业要素投入和管制导向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农产品质量安全内部存在相对单向的扰动,属于数量安全高于质量安全的非均衡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内部呈现出高度的内部耦合,但发展协调度不高;化学品投入和产业投入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内部协调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其他要素投入影响不明显;管制导向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内部协调度有积极影响,其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登记数量的正向影响最大。未来应该通过优化管制效能,不断提高技术投入等要素的投入效率。
基于PVAR模型,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10—2018年数据为例,从全国和东中西区域层面分析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看,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自身具有较强的协调性且相互间能够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2）从区域内部来看,自东向西,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协调程度逐步递减。东部地区基本实现了三个变量的协调发展,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尚未形成双向互动关系,碳排放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的推动力不足;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偏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碳排放效率较低,三者均未形成良性互动。
生计风险作为移民社会整合的标尺,已成为研究生态移民生计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视角。以祁连山北麓的武威市为例,利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分析了移民生计风险对其应对策略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科学支撑。结果表明：（1）武威市生态移民的生计类型以非农户为主,纯农户比例不足10%,生计多样化指数仅为1.74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2）67.44%的移民面临着多重风险,以经济风险为主,生活开支大、新分棚圈耕地质量差、返贫是主要的风险要素。（3）应对策略主要为向亲朋借钱、银行贷款、外出打工和减少开支,后顾生计则多选择扩大养殖、长期打工和维持现状,不同县区移民的策略选择略有不同。（4）政策、福利和经济风险会显著影响移民对“向银行贷款”“减少开支”及“外出打工”等应对策略的选择,而后顾生计的选择更多受制于生计资本储量,而政策及经济风险的影响较低。移民户的类型对策略选择影响显著,非农型兼业户更倾向于选择“向银行贷款”和“扩大养殖”。
从水热积指数出发,基于1931—2019年Climatic Research Unit（CRU）再分析资料,运用多时序分析方法,从多时间尺度分析中亚水热资源匹配空间特征和时序变化,并进行敏感归因探究。结果表明：（1）空间上中亚水热匹配条件存在相对优劣,优势区多分布于高纬及高山高原地带,水热资源匹配较差区域分布于南部沙漠。优势区多和同期降水高值区、潜在蒸散低值区和气温低值区重合,年际水热积指数变化不明显或呈弱下降趋势;较差区域多为同期潜在蒸散和气温高值区,降水低值区,水热积指数降低且年际变幅较大。（2）中亚水热资源匹配年内存在季节差异,春秋较好、冬季次之、夏季较差;在年际尺度上,1931—1974年,水热匹配条件呈现上升趋势;1974—2000年左右,水热匹配条件波动上升;2000—2019年,水热匹配条件下降,且在1971—1980年、1981—1990年、1990—2000年发生匹配条件突变。春夏秋季水热匹配变化趋势同年际趋势大致相同,冬季波动幅度较小。（3）在春、夏及年尺度上,主导敏感性因子为平均气温因子,在秋冬两季为降水因子;在高纬、高原高山区,水热积指数变化敏感性气候因子多为降水因子;中亚南部水热积指数变化对降水敏感性减弱,平均气温敏感性增加,且北部平均气温敏感性系数绝对值略低于南部;高山高原区域对极端温度变化较为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