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对自然资源管理保持高度重视,我国自然资源管理的体制、制度以及理念方法不断变革创新,逐步形成了较为符合我国国情的管理体系和模式。然而,管理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和矛盾。从我国自然资源管理体制和制度建设的现状着手,从管理对象、管理主体和管理保障三个方面,阐明自然资源管理体制和制度建设的发展困因,总结凝练当前制约管理实践发展的突出现实问题,并从构建国家安全视角下的多维自然资源管理体系和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体系两个方面,为我国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未来发展提供思考和建议,这将有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更进一步推进。
自然资源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又发挥了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选取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和产品提供五类生态服务,采用NPP定量指标法识别中国自然资源生态服务的重要区域,并进一步分析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中国自然资源生态服务极重要和高度重要区约占总面积的1/4,以东北山地、江南地区、西南地区和青藏高原东部等水源涵养能力强、水土保持较好、防风固沙水平高、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的地区为主;不同类型自然资源的生态服务重要性差异显著,耕地资源的产品提供服务重要性显著,林地和草地资源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及生物多样性维护服务重要性均较显著,水域主要提供水源涵养服务;各生态服务重要性在空间上均显著集聚,自然资源综合生态服务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长白山、浙闽山地、武夷山、南岭山地、秦岭山地、滇西南地区和藏东南山地等;自然资源综合生态服务重要性的空间分布与农业自然带/亚带呈现较高的一致性,热带和温带地区的重要性级别较高。研究结果可为区域自然资源管理及生态保护修复提供决策依据。
在运用CITESPACE、ORIGN、Data-Driven Documents等软件计量统计核心期刊及核心学者的基础上,系统回顾近35年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的发展历程,梳理研究热点,提出研究展望。结果显示：（1）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遵循“单要素”—“多要素”—“动态集成”评价的轨迹,应用研究沿回答“人口容量”—“区域发展单方面问题”—“区域发展多方面问题”的方向演进;（2）以“科学评价—机理揭示—实际应用”逻辑梳理研究热点,学者们主要运用指标体系法、综合评价法、足迹类等方法测算承载力,并以测算结果为支撑,通过总结承载力时空分布规律、判别影响因子、揭示作用机制,发挥承载力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优化国土空间及监测预警与模拟预测等应用方面的支撑作用;（3）基于以上,提出未来应在学科交叉性、评价指标特异性与先进性、机理揭示深入性、承载力评价动态性等四个研究方向进行优化与深入。
统一用途管制是自然资源管理的宏观核心目标。目前自然资源用途管制中仍存在事权划分不清、管制指标维度不一、管制空间重叠、监督评价不足等问题,需从管制逻辑框架和系统构成的层面进行综合研究。逻辑框架法是一种从问题出发,将宏观目标转换为具体目标和措施的有效方法。借助逻辑框架法思路,在分析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建立自然资源用途管制的“宏观目标—具体目标—问题提出—管制措施—评价监管”的逻辑框架关系,同时在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具体措施和评价监督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大数据驱动的旅游流网络结构研究是旅游流深化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抓取携程旅行网上中国市域尺度的旅游线路及相关数据,在构建O-D矩阵的基础上,揭示网络结构指标的空间分异及其效应。中国市域旅游流网络具有以下特征：网络同质性较小;不同主题类旅游流流量总体上遵从东多西少、东南多西北少的总体格局;中国市域旅游流网络形成了五大高值集聚区,分别为长三角城市群、泛珠三角地区、云南内部、青海—甘肃交界地区、北疆地区;中国市域旅游流网络还具有显著的资源—经济指向性,“结构”效应总体不显著。未来需要进一步重视区域旅游网络化的发展特征,在尊重空间规律的基础上,发挥核心组团的辐射作用,发挥“资源—经济”的双核驱动,促进跨区域旅游合作。
南极地区以其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近年来赴南极旅游的游客人数快速增长。但国内外对南极旅游资源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对其分类和评价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本文对南极旅游资源的分类及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对我国南极旅游业发展提出建议,以期为南极旅游资源的评价、开发与保护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南极地区已开展实质性旅游活动的主要旅游资源单体共558个,按属性可分为8个主类、18个亚类和30个基本类型,自然资源类型丰富,水域景观占比较大;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在南极半岛西北部格雷厄姆地沿海及附近岛屿、罗斯海周边岛屿及大陆形成了两个高密度集聚区;气候环境条件和旅游资源的可达性是影响该地区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与我国相关的南极旅游资源较少,中国在南极旅游开发中的参与度和成熟度也相对较低,未来应尽快摸清南极旅游资源状况,加强南极旅游影响研究,推动我国南极旅游发展。
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但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仍较突出。特别是与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居环境仍为乡村发展的短板。2018年初,国家出台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以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本文解析了农村人居环境及其整治的概念与内涵,阐释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的相互作用机理,剖析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运行模式,梳理了整治成效的评价方法与结果,并展望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的重点领域。农村人居环境科学在过去十余年取得了快速发展,在基本理论、演化机理、质量评价、调控策略等方面有明显进展。但是,当前研究对于实践的指导性和支撑性仍存在明显不足,地方具体整治工作仍存在一些认识上或实践上的误区。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新时期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认识和实践方面要形成“八项共识”。在研究层面,应强化乡村地理学与工程技术科学、城乡规划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的交叉与融合,着力形成集理论研究、技术研发、机制剖析、成效评估、模式优化等于一体的系统性研究体系,可更好地支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乡村地域功能显化和价值提升,进而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并成为制约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问题。采用文献荟萃分析方法,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分析了中国空心村整治潜力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解析了空心村整治模式及其机制的地域差异特征。结果显示：1996—2019年CNKI数据库空心村研究文献呈快速增长态势,空心村研究文献增加与全国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呈显著正相关;空心村整治潜力等级呈现“北方高南方低”“平原地区高、丘陵山地区低”“传统农区高、城市群地区低”的总体分布特征;农村自然地理条件、常住人口减少幅度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是影响空心村整治潜力大小的关键因素;89.80%的县域采用村内集约型整治模式,集中分布在黄淮海平原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东部,迁村并点型和城乡融合型整治模式的占比均超过50%,易地搬迁型整治模式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附近生态脆弱和贫困叠加区域。因地制宜、分类分步推进空心化村庄整治,有助于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显化农村土地价值。
生态移民的空间位移引致了迁入区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及长期演化,成为多学科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以闽宁镇生态移民社区为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法,对生态移民社区生活空间融合的影响因素和机理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生态移民社区生活空间融合与重构受多种因素影响,生活基础设施、经济收入增长、移民社区环境、邻里关系、政府政策、民族生活六个主成分对生态移民社区生活空间融合的影响可以起到解释作用。（2）影响生态移民社区生活空间的因子解释力由强到弱依次排序为：X1生活基础设施>X2经济收入增长>X3邻里关系>X4政府政策>X5民族生活>X6移民社区环境;交互探测结果表明社区各要素因子交互后因子解释力呈双线性增强,即任意两个因子交互作用对于生态移民社区生活空间融合的影响强度都大于单个因子的独自作用强度。（3）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共同促进生态移民社区固有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社会交往关系的演化,进而形成了生活空间的融合与重构。
当前,北京、深圳、武汉等城市纷纷提出多中心的发展思路。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多中心战略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然而多中心结构是否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亟待检验。利用2017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分别运用改进的社会网络法和超效率EBM模型测度城市多中心度与城市能源效率,实证检验多中心度对城市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多中心度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倒“U”形变动特征。然而,仅有约25%的样本城市的多中心度突破了拐点,且这些城市主要为大型城市或受地形约束的山地城市,表明对于大多数中小城市而言,多中心度的提升能够促进城市的能源效率。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课题,其理论和实践均处于探索阶段。将生态足迹理论与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有机结合,通过改进生态足迹模型参数、补充对价值量的核算、重新界定自然资源资产类型,构建了基于生态足迹的土地资源资产核算体系。以新疆为研究靶区,对其土地资源资产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改进后的新疆生态足迹模型参数存在年际波动,均衡因子多年平均值中水域（12.239）>湿地（10.161）>林地（3.352）>草地（0.990）>耕地（0.775）>荒漠（0.215）,产量因子多年平均值中湿地（1.234）>耕地（1.214）>林地（0.889）>草地（0.819）>水域（0.674）>荒漠（0.385）。（2）受产品产量和市场价格影响,新疆不同土地类型的单位面积价格由高到低依次是：湿地（1910309元·hm-2）>林地（329571元·hm-2）>水域（213303元·hm-2）>草地（212176元·hm-2）>耕地（165467元·hm-2）>荒漠（40395元·hm-2）。（3）新疆土地资源资产稳定增加,权益持续缩减,负债呈扩大之势。18年内,土地资源资产数量上增加了27.19%,价值上升高了48.19%,权益数量上下降了6.60%,价值上减少了1.27%,负债在数量和价值上分别以1.20×106hm2·a-1和2.56×1011元·a-1的速度扩张。（4）基于生态足迹的土地资源资产核算方法具有涵盖质量属性、价值量内涵丰富、避免重复核算等优势。研究结果可为生态足迹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有机结合提供案例,同时有助于新疆土地资源合理化利用和科学管理。
土地利用系统作为人类与自然界交互的关键载体,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为分析其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关联特征,解释其对SDGs的支撑能力,构建土地利用系统内涵解析框架,探索其对SDGs的支撑机制并构建可持续发展支撑力评价体系,以山东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以土地利用系统为核心,在人地关系视角下解析其与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交互作用,分析其在人地耦合系统中的运行机制,揭示其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关系,可为确定土地利用系统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理论解析。（2）山东省土地利用系统支撑力呈“省域西低东高、市域中心低周围高”分布,研究期内,66%的区域实现了支撑能力的提升,支撑力变化呈现“西北部提升、中部及东部下降”现象。具有农业优势的西部平原区对SDGs的直接支撑及自身稳定力提升,但间接支撑力有所下降,东部经济发达区自身稳定力有所提高,但直接及间接支撑力下降。（3）各类型支撑力变化空间相关性显著。显著区域多分布在市辖区,菏泽市农业发展能力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强,东营市土地经济产出及社会供应能力呈高—高集聚,土地自身稳定力呈低—低集聚。研究提出了土地利用系统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新视角,可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实证分析为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建议,为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政策调控提供参考。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推进我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是,产业转型升级能否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以2003— 2018年中国11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为对象,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演化特征和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56.9%的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并不理想,处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不同步或双低的状态;有57.8%的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正增长,但仍有一些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主要是因为技术效率未得到有效改善。（2）PVAR模型和脉冲响应估计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滞后期对其自身的影响存在负向作用。同时,资源型城市长期的传导路径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受到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泰尔指数的负向冲击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持续性的积极作用,之后,产业结构高级化不断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作用。（3）通过方差分解预测可知,未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仍主要依赖自身发展路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解释力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解释力。随着期数的增加,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相互解释力逐渐上升。
绿色增长是实现人地协调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对区域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作用。研究以陕西省为例,在系统梳理绿色增长内涵及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绿色增长系统作用机制框架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PSIS-灰色关联分析、泰尔指数等方法分析了2008—2017年城市绿色增长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陕西省城市绿色增长水平总体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波动上升变化过程。（2）空间分布上,城市绿色增长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空间演化上,地区内差异略呈下降趋势,而地区间差异上升趋势明显。（3）区域生态环境（X3）、生活质量环境（X4）和政策支持环境（X5）是制约陕西省绿色增长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且不同准则层在城市间的障碍作用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4）全省层面上,对城市绿色增长水平阻碍作用最大的5个因子依次是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X43、单位GDP能耗下降率X31、科研和技术服务从业人员数X54、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49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X42;在城市层面上,X54的阻碍作用最强,其次是X43、X31、每万人拥有公交车和出租车辆数X48以及人均GDP X21。（5）外部环境驱动方面,产业结构、科技创新能力两个要素对陕西绿色增长的贡献度最大,其次是贸易水平、市场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和人口密度。据此,从构建多元化能源结构体系、完善绿色增长相关政策制度、优化外部环境条件等五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GTAP数据库提供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采用全球价值链方法测算中国农产品贸易中隐含的化肥转移,并按照农产品最终消费的地理位置将其分解为四部分。研究发现：（1）中国农产品进口为国内节约640万t化肥（占我国化肥用量的13%）,同时引起全球化肥用量节约285万t,为缓解全球资源和环境压力做出贡献;（2）中国农产品贸易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进口农产品中隐含的化肥有12%会再次出口到全球,意味着农产品贸易背后隐含的资源到达中国后会再次出口,形成多次跨境转移。建议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更为客观地估算农产品贸易隐含的化肥及其他资源环境问题,倡导共同承担贸易引致的资源环境问题。
基于新疆12个牧业县232户微观数据,运用风险收益理论、期望效应理论构建了草原流转风险规避理论模型与基于博弈论构建了草原流转非牧用途使用理论模型,分析了风险规避和非牧用途使用对牧户草原流转的内在机理。使用二元Logit模型、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分别探析风险规避和非牧用途使用对牧户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违约风险、生态风险、经营风险对牧户草原流转行为存在显著影响,草原流转存在的各类风险可能导致牧户的风险规避行为;非牧用途使用、转移就业能力担忧与家庭收入结构对于牧户草原流转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家庭收入结构在牧户面临非牧用途使用时存在调节效应,而其转移就业能力担忧在牧户面临非牧用途使用时存在遮蔽效应。同时,违约风险、生态风险在牧户面临非牧用途使用时存在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造成流转风险、非牧用途使用问题的成因与对策。
青藏高原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农牧业是青藏高原涵盖范围最广的产业,明晰其生态风险对实现青藏高原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了青藏高原农牧业生态风险评价体系,并以216个县域为评价单元,分析1990—2015年农牧业开发综合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布及其重心转移规律,并结合区域农牧业开发强度实现农牧业生态风险权衡分区。结果表明：（1）青藏高原综合生态风险总体有上升趋势,呈“东部多核聚集、西部零星散列”的分布格局。（2）风险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风险主趋势方向转为西北—东南走向。（3）青藏高原限制开发区面积占比最大为50.84%,其次为发展预警区与自然恢复区,青藏高原整体农牧业开发强度较高,应在保障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功能的情况下减缓农牧业开发。针对区域特征提出农牧业发展方案,以期为青藏高原地区农牧业开发生态风险防范及发展规划提供科学指引。
冬小麦产量高低及稳定性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同等重要。鉴于北方冬小麦主产区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显著,有必要从高产—稳产关联特征入手,探究全面提升冬小麦产量及稳定性的途径。基于598个县1985—2014年的单产数据,分析了冬小麦高产与稳产关联性时空分异特征,并结合气象、物候观测、农业生产要素等数据,应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揭示了冬小麦高产—稳产关联特征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为：（1）冬小麦产量随时间不断提高的同时稳定性也增强,高产性和稳产性均呈东北向西南降低的特征。（2）冬小麦高产与稳产、低产与不稳产密切关联,在研究区占据主导地位,且这两种关联类型的分布区域相对稳定,空间聚集性强。（3）灌溉条件是促进冬小麦高产—稳产的关键因素,影响随时间逐渐增强;具备灌溉条件的情况下,研究区的光温水等气象条件均比较适合冬小麦生产,但不同物候期气象要素的波动对高产和稳产均有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划定冬小麦优质产区和制定气候变化应对策略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