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重大战略,秦岭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清晰认识秦岭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路径,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秦岭生态格局与地理过程、科学考察、水资源保护等研究前沿进行访谈,访谈结果表明：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深刻影响下,新时期的秦岭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更要深入认识秦岭在中国乃至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综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从系统整体、动态交互等视角持续关注秦岭的重大科学命题。通过综合科学考察及“空—天—地”一体智能监测技术和数据支撑,持续深度挖掘数据,探索新科学问题,在发现秦岭独特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同时,从机理上深入理解秦岭作为南北地理分界线的生态环境效应,揭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上的关键作用,开展“基于自然”的秦岭生态保护和修复研究;在新流动性范式下,用动态的眼光看待移民安置工程,关注不同群体和类型移民的生计,通过多元化保障体系解决移民问题;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重视秦岭对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的响应研究,摸清秦岭水资源的演化规律和变化趋势,开展系统治理工作,保障水资源的长期安全供给,推进区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为秦岭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可行的理论和决策支持。
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回顾总结了中国乡村旅游的研究历程,将其划分为初级化应用研究（1992—2005年）、多元化拓展研究（2006—2015年）和融合性深化研究（2016年至今）三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时代背景和研究价值取向,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揭示了研究主题的变化过程与研究特征。结合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和旅游发展需求,阐述乡村旅游的基本特性,构建了新时代乡村旅游的研究框架,提出了主要科学问题,并对乡村旅游的研究趋向及其学术创新进行了展望。强调乡村性和游憩性构成了乡村旅游的基本特性。应围绕新时代的国家战略及高质量发展要求,紧跟国际学术前沿,立足于中国乡村旅游研究的本土实践,将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生活作为核心要素,构建“五位一体”的乡村旅游研究基本框架;聚焦乡村地域系统及其复杂性、关键性旅游科学问题,加强研究平台与专业人才建设,综合集成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强化数据驱动与科技赋能,深入揭示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格局、机制和规律,探索中国特色的乡村旅游振兴发展模式与路径;不断推动理论研究深化、实践应用创新和乡村旅游学发展,提高乡村旅游学术水平、创新能力、服务价值和国际化水平。
科学的城乡融合评价是城乡融合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的基础。以“内涵辨识—理论认知—体系重构”为逻辑主线,从城乡融合的概念内涵、基础理论、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尺度及演化机理等方面,开展城乡融合评价综述。研究表明：学界对城乡融合概念与内涵的认识基本一致,且已有一定理论基础;城乡融合评价指标选取呈现多维化、多属性化特征,但指标体系构建尚未突破静态性层面;定量评价方法较为单一;研究尺度整体偏向中宏观,缺少微观视角下的量化以及不同融合模式对比研究;城乡融合的时空分异格局及其机理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对此,提出了以下五点展望：（1）加强基础理论体系建设,完善系统研究框架构建;（2）优化多维评价指标体系,识别城乡融合发展模式;（3）深化城乡要素流动机制,推动城乡空间均衡发展;（4）加强微观尺度细节挖掘,健全城乡融合推进机制;（5）强化数字经济赋能作用,创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机制。
依托移动互联网定位大数据,测度中国城际出行人员的流动特征,探讨大规模城际人员流动的“负向效应”。基于春运与平日两个时段百度迁徙数据,运用流动规模、广度两项流动性指标,使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测度全国城际人员流动空间特征;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测算城际人员流动给不同类型城市、城市群带来负向效应的差异。结果发现：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是流动性最强城市的高值聚集区,城市群、超大城市的超强流动性伴随着更大的负向效应风险。表现为：第一,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受到城际人员流动负向效应冲击时,会产生更大的负向影响;第二,该类城市群会通过城际人员流动极大地扩散负向效应。提出城市群安全应首要保证流动性的安全,城市群安全应体现在城际流动网络的韧性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推动城市群发展战略需要从国土空间安全的视角审视城市群流动性与城市群的安全。
传播模拟是基于动力学视角认知网络结构韧性的重要途径,探究网络结构差异与网络传播状态的关系对网络结构韧性提升和国土开发空间优化意义重大。构建最近邻网络、WS小世界网络、BA无标度网络和随机网络四类典型的城市网络模型,运用复杂网络理论和SIS病毒传播模型,借助于MATLAB和Gephi进行传染病传播模拟,分析四类网络在网络形态、节点规模和度值数量差异下感染数量和感染时间的变化特征,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特征来看,网络的结构差异影响网络传播强度。非规则网络的异质度值分布、高度局部聚类和较短路径长度将扩大感染规模,缩短感染时间。（2）从分解特征来看,规模并非是影响网络传播的核心因素,而“度”才是,高“度”且呈幂律度分布的城市网络是区域和城市抑制消极传播的风险所在。（3）从时空特征来看,异质网络与规则网络存在鲁棒和脆弱的双重特性。应通过网络的平疫“切换”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异质网络在平时的优势和规则网络在疫时的优势。基于此,从区域和城市两个层面提出国土开发空间网络结构韧性的优化策略。
厘清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对于实现自然资本永续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协调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情况,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研究框架,阐释了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形成机制与表现形式,概括了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基本特征,总结了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研究方法,并梳理了未来可能研究方向,以期能够为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管理提供参考。总体来看,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产生于两种非排他性机制,主要有簇、权衡、协同与兼容四种表现形式,并具有空间异质性、时间变异性与尺度效应特征;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主要有指数构建与评估、指标统计与分析、情景制定与模拟及空间制图与分析四种研究方法。
食物消费是人类最基本的消费行为。以中原地区典型城市郑州市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跟踪称重方法,获取了309户城市家庭的一手食物消费数据,定量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典型城市家庭食物消费的差异。研究表明：（1）郑州城市家庭人均食物消费总量为372.32 g/餐。其中,植物性食物的消费量约为动物性食物的3倍。（2）三个样本城区中,惠济区水产品和水果的人均消费量远低于金水区和二七区;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蔬菜、主食的人均消费量占人均食物消费总量的比例趋于减小,而水产品、奶类和水果的比例趋于增加;人口规模较小的家庭比规模较大的家庭人均食物消费量大。（3）通过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推荐的食物摄入量对比发现,郑州城市家庭主食类和蔬菜类消费量合理,畜禽肉和蛋类的消费量过高,粗杂粮、水果、奶类和大豆摄入不足。实证研究为进一步准确获取居民食物消费基础数据提供了参考,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作为贯通于中国现当代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典型文化现象,红色记忆宏观层面的书写、建构、传承等话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探讨,但个体层面的红色记忆研究相对空缺并亟待推进。为此,本文以红色资源富集的延安城市核心区为案例地,借助世代研究法,通过对36位当地居民的深度访谈,明晰了红色记忆“宏观—微观”的建构路径与结果,并诠释了延安老中青三代城市居民的红色记忆代际差异。研究发现,宏观层面的记忆要素挖掘、叙事表达与资源活化构筑了居民红色记忆的编码、选择与巩固过程,促使当地居民生成富有时代特色的红色记忆内容,并最终构建了老中青三代权威性、功能性及反思性的差异性红色记忆体系。研究结果折射出记忆建构的社会力量与时代变迁对个体记忆塑造的重要意义,并为规范开展红色记忆实践,推进红色记忆薪火相传提供了理论参照。
以井冈山风景名胜区作为案例地,基于价值共创理论,运用大数据分析与内容分析方法,收集并分析马蜂窝网站上井冈山景区的游记文本,构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价值共创机制：以历史文化遗产、自然景观资源和标志性景观符号为资源基础,游客通过红色文化体验、学习培训活动、解说服务体验和自然景观体验等实践活动,获得对红色历史文化的认知、情感的联结和价值观的塑造。另外,红色旅游景区现有的价值共创实践仍旧有限,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共创机制整合了游客需求、景区支持以及可能存在的价值共创实践,对创新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手段与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实践意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举措,以及“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目标要求。通过文献调研和总结归纳法,系统梳理了“三生空间”统筹优化的研究进展。总结发现,现有工作主要从国土空间利用质量、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与比较优势等角度开展了“三生空间”统筹优化研究。但由于对“三生空间”科学内涵的认识不足、定量识别方法与分类体系的构建不完善,目前“三生空间”统筹优化的技术途径存在诸多问题尚待明晰。未来“三生空间”统筹优化的技术途径应以美丽中国建设愿景为目标导向,以人地耦合系统理论为核心,系统构建识别与优化国土空间的理论体系与技术框架。
设立保护地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有效举措。“半个地球”愿景提出将50%的面积纳入保护地,并有效保护85%的物种,是全球生态保护的目标。IUCN保护地分类系统是国际通用的标准,一系列优先保护模块研究则对保护地的识别进行着探索。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些模块的保护目标、识别标准等进行分析,为保护地科学识别提供合理参考。主要结论如下:（1）物种、栖息地与人类活动是各模块的主要考虑要素,识别标准包括物种丰富度、生境转变率、人类活动强度等;（2）各模块对生境转变率的考虑有“亡羊补牢”和“未雨绸缪”两种思路,对人类活动强度的考虑有直接和间接之分;（3）各模块分布面积占比在5.77%~25.32%之间,总范围占全球陆表的55.59%,超过了“半个地球”愿景的目标比例。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即“双评价”）被视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科学基础和约束条件。通过分析和总结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开展的“双评价”工作,发现“双评价”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仍然存在对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的科学机理认识不足、评价技术方法不完善、应用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未来需要面向生态文明理念下国土空间规划的现实需求,完善“双评价”的科学逻辑、技术逻辑和应用逻辑,提升“双评价”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同时,也应认识到国土空间规划本质上是个抗解问题,“双评价”只能发挥有限理性作用,应重视通过沟通交流、公众参与等方式应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的具体问题,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
饮食习惯一直被认为是造成食物浪费的重要因素。基于对29省29所高校9192份大学生食堂就餐的实地调查问卷,从南北差异视角探讨了个体食物浪费行为的差异特征。研究表明：相对北方籍大学生,南方籍大学生浪费食物的概率更高,南方籍大学生在高校食堂就餐时食物浪费量和浪费率也高于北方籍大学生。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证实南北方主流饮食模式是引发浪费差异的关键所在。进一步匹配大学生南北方籍贯和所就读高校的南北区位,并以“南方大学生在南方高校求学”模式为基准,发现“南方大学生到北方高校求学”模式下,个体有更低的食物浪费概率、浪费量和浪费率。但“北方大学生到南方高校求学”模式下,个体没有显示出较低的食物浪费概率、食物浪费量和食物浪费率,从而稳健地证实南北方主流饮食模式是引发浪费差异的关键所在这一结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之一。城市群和产业转型发展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障,揭示流域尺度城市群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对指导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为此,本文聚焦“城市群和产业转型发展”,联合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从生态保护、资源配置、动态演化、空间结构、整合调控等视角,探讨黄河流域城市群与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议题,以求服务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核心观点如下：识别水资源、城市群和产业发展的关系是促进产业转型和城市转型协同、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并进的关键;分析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复杂耦合与动力演化机制对于实现流域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揭示黄河流域典型城市群和产业空间演变机理,构建城市群与产业转型发展空间一体化目标与模式,是促进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全球化和能源革命导致贸易不确定性增加、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复杂、“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构建背景下,黄河流域“城市群和产业转型发展”亟需更全面的整合调控机制。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是党的十九大后生态保护和修复领域第一个综合性规划,是多部门跨学科全区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的范式。针对规划贯彻实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来自自然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的7位专家进行了研讨。贯彻落实好《规划》,应准确把握规划的4个主要特点：布局上突出系统性和继承性;政策上突出战略性和协调性;实施上突出目标性和问题导向性;手段方法上突出科学性和针对性。处理好三大关系,即：生态系统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生态系统修复与生态补偿的关系,生态系统保护与用途管制的关系。解决八个关键问题：一是建设多元投融资机制;二是明晰主体责任;三是建立统一的综合性调查评价制度;四是构建适应生态系统修复的技术标准体系;五是建设生态系统保护数据库和综合信息查询平台;六是探索因地制宜的生态补偿模式;七是统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的关系;八是开展《规划》实施的跟踪监测评估。
黄河流域由于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的特殊性,其人居环境处于不断变化的复杂过程中,并且始终面临着严峻挑战。而人居环境空间与自然、社会各要素的耦合过程,源于人地关系变化进程中呈现出的动态、综合、系统性的适应机制。因而揭示系统适应性机制是解决黄河流域人居环境困境的关键。为此,本文以“地方性与适应性”为视角,邀请来自黄河流域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区的专家学者,从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城乡发展、遗产保护等视角解读黄河流域的人居环境特征,并为适应中国新型城镇化路径寻找可持续策略。核心观点如下：总体而言,黄河流域的人居环境适应性具有多尺度空间关联性和历史地理依赖性;黄河流域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但不同区段的自然环境面临着土地盐碱化、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问题,需要推动人地耦合关系的绿色化;黄河流域特别是上游沿线聚落具有鲜明的开放性、民族文化多样性和交融性特色,多民族协同共荣发展是必由之路;黄河中上游因复杂的自然环境形成了窑洞等特殊的聚落空间,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着转变和消失,留住传统聚落的文化基因,亟需分级分类推进其演化进程;黄河流域城市群的内外辐射带动是流域全境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城市结构的优化提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需要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黄河上游的河湟谷地是人类活动历史悠久的地区之一,是黄河沿线耕地开垦的最西端,聚落和耕地重建对黄河流域人类活动和全球变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梳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建立了北宋后期（1117年）河湟谷地聚落和耕地数据库,以聚落空间分布为基础,运用网格化模型,重建了北宋后期河湟谷地耕地格局。结果表明：（1）北宋后期河湟谷地聚落集中分布在黄河、湟水河干流沿岸海拔相对较低、坡度较缓的河流冲积和洪积平原。（2）河湟谷地的耕地总面积为304.67 km2,分配有耕地的网格仅占全区的16.16%,垦殖率最高的网格仅为24.16%,其中,湟水河谷耕地分布网格约占全部的74.06%,黄河干流约占25.94%,说明北宋后期耕地开垦主要集中在湟水河流域。（3）从聚落分布的海拔高度来看,大部分耕地网格分布在海拔2600 m以下的川水地区,说明当时耕地分布范围不大,海拔高度极大地限制了耕地的分布,耕地主要分布在灌溉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4）基于聚落重建耕地空间格局,其结果符合耕地随聚落分布的事实,更具有可靠性。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战略资源,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资源研究对于促进“一带一路”的科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水资源数据库,从水资源开发利用角度入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资源自然禀赋、利用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水资源开发潜力。结果表明：（1）从水资源禀赋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表水、地下水和水资源总量均以俄罗斯、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相对较高,中亚、西亚等地区相对较低;人均水资源量则以中东欧、俄罗斯和东南亚地区较高,西亚、南亚地区较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来水依赖率整体表现为跨境河流下游高,上游及海岛国家低。（2）就水资源利用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用水量整体呈现“东多西少”的格局,人均用水量表现为“中亚最高,周边较低”的特点;用水结构亚洲国家多以农业用水为主,中东欧国家则多以工业用水为主。（3）水资源开发潜力分析发现,阿拉伯半岛地区各国水资源开发潜力很低,中东欧及东南亚地区水资源开发潜力很高。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下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粮食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其生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粮食安全意义重大。通过对沿线国家粮食生产数量、结构等方面的深入剖析,揭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40年来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世界粮食的重要产区,粮食产量占全球比例50%~60%左右,1977-2016年粮食产量呈增长趋势,单产是其粮食总产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1995-2016年人均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但国别差异显著,人粮关系逐步改善,区域粮食保障程度整体增强。（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生产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空间格局相对稳定,中国、印度、俄罗斯是其主要粮食生产国,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粮食产量普遍较高,阿拉伯半岛国家的粮食产量相对较低。（3）稻谷、小麦和玉米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粮食作物,稻谷对粮食总产变化的贡献最大,1977-2016年玉米占比不断增加,三大作物区域分布特征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