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资产是为人类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形成生态效益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基础，是支撑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资产，包括森林、草地等自然生态系统，农田、城镇绿地等以自然生态过程为基础的人工生态系统，以及野生动植物资源等。生态资产质量是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特征的综合体现，反映了生态资产持续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评估生态资产质量是生态资产评估与核算中最复杂的部分之一。生态资产质量评估作为生态系统核算与评估的新视角，强调了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对于生态系统价值化、生态资产管理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本文系统梳理和归纳了生态资产质量的概念、评估方法和指标，综述了国内外生态资产质量及相关评估案例与实践，揭示了当前研究中仍存在指标体系待完善、综合评估方法待改进等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未来的生态资产质量研究提供参考，推动全球生态系统评估与核算及其在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定中的应用。

土地系统科学致力于解决复杂社会—经济—生态问题并开发可持续土地利用方案。食物是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耦合的重要载体，而食物安全目标既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也是未来中国农业生产转型与人民生活改善的关键任务。本文基于食物安全目标系统梳理了土地系统科学相关研究议题和重要研究进展。研究表明，由于土地位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多重利益的交汇点，土地系统的非线性转变和复杂反馈机制使得土地系统科学研究呈现跨学科性、系统性、可持续性和复杂性四大特征。土地系统科学在保障食物安全领域已取得显著成果，涵盖土地利用策略、土地利用转型、土地利用远程耦合机制、土地利用需求预测和土地管理体系优化五个核心研究议题，研究呈现出重视跨时空溢出效应、应用系统性和整体性视角以及凸显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转型趋势。未来研究应以食物“流空间”与食品价值链为逻辑基础，以系统思维开发可持续土地利用方案，加强土地系统科学在多要素耦合的综合集成研究、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理论成果等方面助力食物安全目标实现。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是中国绿色财政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确保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抓手。以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为外生政策冲击，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等方法，探析了示范城市设立的能源与产业结构转型效应。研究表明：综合示范城市建设对所在地区的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通过平行趋势、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一系列检验后该结论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政策试点可通过提升能源和环境偏向型技术以及产能利用率进而改善能源与产业结构。异质性分析发现，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核心大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高度市场化和财政压力小的城市更突出。进一步研究显示，开展综合示范城市建设对于推动实现政策最初设定的六大任务目标，包括实现产业低碳化、交通清洁化、建筑绿色化、服务集约化、主要污染物减量化以及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化均具有明显优势。研究结论为中国未来设计实施更加全面的绿色财政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

随着城镇化发展模式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人口迁移呈现新特征。探究影响人口迁移的区域机会因素，对于把握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区域机会结构理论框架构建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决策试验和评价试验法、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技术，对中国地级市进行区域机会水平评价与分区；利用CMDS 2017数据，探讨区域机会水平对人口迁移流动性与粘滞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将地理学的“区域机会”视角与人口迁移研究相结合，基于经济发展机会、生活服务机会、制度文化机会、自然环境机会四个维度，可构建区域机会空间分异对人口迁移影响研究的“流动性—粘滞性”分析框架。（2）中国区域机会水平总体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可划分7种聚类分区。（3）人口迁移目的地以主要城市群和省会城市为主。从流动性来看，经济机会仍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方面。从粘滞性来看，流向和动机差异导致人口迁移受机会维度的影响存在分异。个体因素在人口迁移中对区域机会因素起调节作用。（4）可依据中国区域机会主导制约类型结合各机会维度对人口迁移相对作用程度，识别硬性要素主导区、硬性要素制约区、软性要素主导区和软性要素制约区四种区域机会模式，并提出针对性对策。研究形成的区域机会分析框架可广泛适用于其他地区或国家，为制定相应的区域人口调控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新内生发展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在激活农业农村内外发展动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使用2008—2022年中国206个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分析检验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农业农村新内生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农地“三权分置”显著提升了农业农村新内生发展水平；（2）促进土地规模化和吸引资本投资是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效应发挥的两个重要渠道；（3）农地“三权分置”对农业资本深化程度较低和科学教育环境较好地区的农业农村新内生发展水平提升更大，且政策效应不会因农村劳动力流失和自然资源禀赋而表现出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为利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农业农村发展，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更多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城市非正规是快速发展中城市的普遍现象，“三旧”改造则是中国城市化后半期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学界对非正规用地进行“三旧”改造关注的不足，基于城市非正规性和尺度政治理论，选取东莞市“三旧”改造的典型案例，采用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开展了其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东莞的“三旧”改造政策经历了政策申请、政策试点（含常态化）和政策修改三个阶段的尺度政治过程，伴随的是主要行动主体在此过程中“强势方”和“弱势方”角色的转变，以及改造地块“非正规—正规—非正规”状态的交互演变。“三旧”改造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各行动主体利益一致时顺利完成改造，以及利益不一致时地方政府重新修改政策，并对利益进行重新分配的两种路径，并以此循环，达到新的平衡的运行机制。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城市非正规性的理论进展，也为“三旧”改造和城市更新与治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启示。

明晰生态安全下自然资源价值基本内涵，构建“政策—技术—市场—社会”理论分析框架，系统探讨生态安全下自然资源价值提升新模式与路径，以期为推动新时代自然资源高质量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生态安全下自然资源价值提升新模式主要包括数字赋能模式、组合供应模式、循环再生模式和资源生态导向开发模式，实现自然资源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优化配置、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生态安全下自然资源价值提升路径包括制度创新路径、技术赋能路径、市场激活路径和社会共治路径，旨在刚柔并济促发展、全链发力提效能、多源举措活市场和协同合作聚合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农业生态系统核算是全面了解农业生产可持续性、生态环境健康以及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的重要支撑。目前，关于农业生态系统核算有三个国际标准：《农林渔业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AFF）、《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生态系统核算》（SEEA-EA2021）和《农业与粮食生态系统及人类福祉评估》（TEEB-AgriFood）。基于这三个国际标准，部分国家开展了农业生态系统核算。本文对三个国际标准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从理论基础、核算视角、核算对象、核算范围、分类标准和账户表式六个方面对三个国际标准进行对比，从总体现状和实践经验两个方面对农业生态系统核算的国际实践进行总结，进而结合中国农业生态系统核算的现状，提出了中国农业生态系统核算的政策建议。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国土空间治理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方向，是党和国家推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抓手和科学实践。辨析“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国土空间治理相关概念与理论逻辑，分析面临的治理问题和实现基础，探究制度构建的进路。研究发现：（1）目前面临的治理问题为治理对象的生态反馈需得到应有的重视、治理主体的协调联动尚有改进的余地、治理制度的协同赋能存在优化的空间；（2）必须回应中国自然生态国情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需求，兼顾公平和效率、统筹安全和发展，以明确治理主体和治理制度的实现基础；（3）从治理对象、治理主体、治理制度三方面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国土空间治理制度构建。

大食物观对耕地“非粮化”治理的理念深化、内涵拓展、目标转型和策略演进等提出了转型要求与更高标准，基于大食物观视域下重新审视耕地“非粮化”治理，不仅有助于改善粮食供需失衡态势，也可为保障国家安全提供基础支撑。研究发现：（1）大食物观视域下耕地“非粮化”的中心问题并不在于“粮”与“非粮”的二元对立，而是“大粮食观”下多元食物品类间的合理配置。（2）大食物观与耕地“非粮化”治理在理论逻辑上具有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一致性、理论缘起与实践遵循同源性，决定了二者在实践逻辑上具有交互联动性；树立大食物观是耕地“非粮化”治理的指导与遵循，耕地“非粮化”治理是践行大食物观的基础与途径。（3）大食物观视域下耕地“非粮化”治理面临种植结构调整滞后，粮食重要程度与收益梯度倒挂、增产瓶颈与损耗浪费并存、普适整改举措与地方特殊性错位等问题。（4）综合藏粮于地、藏粮于种、藏粮于技、藏粮于损与藏粮于策，提出大食物观下耕地“非粮化”系统治理的“五藏协同”策略。立足于大食物观的多元需求和整体视域系统推进治理策略优化，可为开展农食系统多维转型背景下耕地“非粮化”治理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探索提供有益参考。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为新时代文旅融合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通过对文旅融合研究的系统梳理，回顾和总结了文旅融合的概念内涵以及研究热点，研究发现：（1）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价值引领，文旅深度融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文旅深度融合借力并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2）文旅深度融合是指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在资源、产品、组织、技术等层面的相互交叉、融合渗透、优化重组，在共同市场中创新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载体，通过从资源融合到产品融合、从产品融合到产业融合，不断衍生新业态、拓宽产业面、拉长产业链、塑造价值链，文化和旅游实现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融合发展的“1+1>2”的过程。文旅深度融合不是简单的资源融合和“资源—产品”融合，而是“资源—产品—产业”的全面深度融合，具有典型的自组织性、适应性、非线性、涌现性四个特征。（3）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应重点开展文旅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科学评价、实现路径、作用机制、制度供给等研究，不断深化研究内容和创新研究主题，释放文旅深度融合的巨大潜力和强劲活力，更好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文旅力量。

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不仅是全国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建设的重点内容，也是落实以民生福祉为发展根本目的的福祉发展观的重要抓手；然而现有研究侧重于空间要素和技术方法，对人的关怀不足，存在“见地不见人”的问题。基于对理解发展和福祉产生重大影响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面向居民福祉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概念模型；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居民福祉为价值标准，以动态监测、精准评估和及时预警为主要内容，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为关键技术支撑的智能模型体系；并以常熟市为例构建应用情景，展示模型体系在落实福祉发展观、推动智慧规划转型方面的应用价值。研究可为CSPON建设和实施监督体系提供理论借鉴和方法支撑。

自然资源常态化监测是保障自然资源监管实施成效的重要手段。针对当前自然资源常态化监测在综合感知、动态评估与决策支持等方面的挑战，构建“智能感知—动态认知—精准管控”自然资源常态化监测技术体系。通过构建“天—空—地—网”一体化数据感知网络，实现融合多源大数据的实时感知与快速识别；通过空间格局、过程耦合、要素关系、人地关系等多维度指标的动态分析，开展自然资源格局过程、要素关联、态势预警等深层次分析；借助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手段，实现自然资源的全要素耦合分析、全过程周期管理、全空间用途管控。并以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监测监管为例，介绍其在实现耕地综合感知、动态评估与决策支持等方面的实现路径。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中国应对土地退化挑战、实现“双碳”目标、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但是，当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有待提升，以支撑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借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5.3提出的土地退化中和（LDN）概念，建立中国国情下面向LDN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框架与逻辑主线，提出实现LDN的关键研究问题。 结果显示： （1）LDN的发展体现了国际生态修复项目从分散到融合的过程，其概念框架与实施逻辑具有基础性与普适性，可为中国探索系统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提供参考；（2）面向LDN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聚焦一个问题（土地退化）、借助一个指标（退化土地占比）、实现一个目标（LDN），遵循“调查分析—退化识别—中和目标—中和布局—中和措施—中和监测”的递进式规划逻辑；（3）面向LDN的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关键内容包括问题诊断、优先区识别、修复单元划定、监测机制设计等，有待研究深化。为促进LDN概念本土化，建议建立生态系统退化与修复平衡（生态“退修”平衡）机制，以避免、缓解和修复国土空间全地类的数量、质量、生产力流失与退化为目标，统筹规划编制与项目实施。

“双碳”目标是否写入以及如何写入“国土空间规划法”是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建设和“双碳”目标法治保障研究领域的关键问题。通过对现有的规范性文件和国土空间规划实践进行检视，可以采用“系统融入+专项嵌入”的“双碳”目标全方位融入“国土空间规划法”的立法模式，通过明确“双碳”目标的周期性和空间性原则，构建规范表达的专门性制度体系。通过提出程序性与实体性并重的立法体例优化方案，完善相关部门行政事权配置，科学设置法律责任，做好“国土空间规划法”与能源立法、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等立法工作的衔接，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国土空间规划保障。

流域是融合发展与安全的空间载体，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区域，流域空间治理已成为当前省域、市域尺度空间规划的重要切入点与战略性工程。按照“尺度衔接—价值实现—路径优化”的基本脉络深化流域空间治理的理论认知，并以湖北省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流域空间治理，应立足人水关系，统筹自然边界与行政边界，协同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目标，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分区管理侧重；（2）基于“四化同步”经济基础与自然生态系统资源，湖北省流域空间的经济—生态价值分异明显，部分流域单元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开发处于相对不平衡阶段；（3）空间多元价值的实现能够有效指导流域分区分类治理，湖北省流域治理分区包括四化建设复合型、宜居城镇建设型、现代农业发展型、生态安全保护型和生态安全—经济发展复合型。研究结果可为深化流域人水关系、确保流域治理规划的实施落地提供指引。

传统村落空间的高品质建设成为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的破题方向，对空间认知和活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展开区域和村落两个层级的组合分析：在区域层面，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方法，对徽州传统村落的地理分布、分布密度、空间分异等特征展开解析；在村落层面，基于三维扫描和虚拟现实技术，对村落空间在数据获取和利用中的数据通道、技术适用性展开实证论证。研究表明：徽州传统村落呈现逐批次高度集聚的分布趋势，对村落间同质化竞争和发展提出严峻挑战，进而对此构建协同交互技术解析村落间的共同、分异特征，实现空间的优化设计应对。所形成的技术体系与方法论可以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活态激发空间品质，对地域性传统村落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开展大尺度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中国应对生态系统退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举措。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基线作为生态修复的参照基准与目标指南，是保障生态修复工程顺利开展的必要依据。然而，目前鲜有研究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基线展开针对性探讨。聚焦什么是生态修复基线、有何特性、如何划定等关键科学问题，从理论认知、划定框架及关键议题三个方面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基线的概念定义、划定方法及未来研究方向展开了论述。研究认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基线具有指标综合性、时空二维性和动态适应性三大基本特征。划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基线包括生态系统综合评估、生态修复参照系统选取、时空整合生态修复基线划定三大步骤。聚焦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及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等关键议题，研究指出生态修复基线划定应高度强调系统思维，以实现可持续性为基线指标选取的核心导向，关注社会—生态系统综合视角，实现基于社会—生态过程、面向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综合提升的生态修复基线划定。本文明确界定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基线的概念内涵与划定框架，可为科学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提供重要的理论与方法支撑。

探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监测评价的内涵、体系和方法，对于推动土地整治行业规范管理和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通过耦合“多层级结构—全生命周期”视角，解析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监测评价的转型过程、理论定位、逻辑框架和实践路径。结果表明：（1）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监测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的重要组分，逐步实现了目标、对象、内容、方法等适应性转型；（2）针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多尺度和全流程实施的演化趋势，耦合多层级结构和全生命周期视角，初探了监测评价体系，涉及整治统筹规划、单元规划和方案编制层级，涵盖整治前、中、后周期；（3）通过构建三级八类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监测评价框架，探讨了监测评价类型的潜在维度和指标，配套了数据收集和体系构建、权重确定和结果修正、呈现形式和场景分析的评价支撑方法，并展望了数据端、方法端、管理端的实践路径。研究可为地方具体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监测评价工作提供理论和应用参考。

促进社区共同富裕是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与路径依赖理论，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案例地，分析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过程，揭示其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结果表明：（1）神农架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经历了由“依托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探索社区共同富裕”向“依托生态产业体系全面促进社区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转变，林区政府和国家公园管理局持续发挥关键作用，乡村能人作用减弱，旅游企业作用增强，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渐趋加深，文旅资源与生态产业逐渐释放更强效应。（2）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是关键行动者、村民和异质行动者等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3）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在发展中因受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在某一路径上逐步强化，形成“生成—创造—锁定—解锁”的实现路径，需通过掌握路径基本演化规律、科学有效识别问题、积极动员村民全过程参与、培养创新精神和数字思维等具体实施路径来推动最终目标的实现。研究结果可为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和社区共同富裕提供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

特许经营对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系统研究社区特许经营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国内外典型实践案例，运用多案例比较等方法，对国家公园社区特许经营实践进行逻辑分析与模式比较。 结果表明：（1）国内外社区特许经营实践逻辑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其目标逻辑为通过对社区经营赋权以兼顾国家公园保护与社区自主发展，主体逻辑为将与国家公园高度利益相关的社区作为受许人，授予逻辑为非竞争性的定向特许，经营逻辑为多方介入给予帮扶、一级特许与两级特许并存。（2）社区特许经营与非社区特许经营在指导理念、特许目标、特许方式、特许结构和帮扶支持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是一种新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模式。基于此，从健全社区特许经营的顶层设计、理顺社区特许经营的管理体制、完善社区特许经营的帮扶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