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清晰详实的现状图和数据是摸清自然资源家底的重要基础,也是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支撑。而当前国土空间现状数据的用地分类标准、数据精度和应用目标等尚不统一。基于遥感影像、地理国情和互联网POI等多源数据进行国土空间现状一张图研究,综合现有用地分类标准和数据精度,构建青岛市国土空间规划现状一张图。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应用方向,包括青岛市“三生空间”和资源环境研判分析,以及城镇建设适宜性、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和农业生产适宜性分析等内容。国土空间规划现状一张图的构建,对于明确资源利用上限与环境质量底线,规范国土空间规划数据,以及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管理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部署层面,是一项带有全局意义的极其重要的改革任务。在系统梳理1949年以来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演变的基础上,重点总结中国以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主要特点,结果发现：贯彻落实用途管制制度,关键是把握好规划编制、实施许可、监督管理三大环节,统筹陆域、海域两类国土空间,差别化管理建设与非建设两种活动。结合制度建设的前提,提出构建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建议：（1）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控制线体系;（2）构建丰富有效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手段体系;（3）确立统一明晰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管体系;（4）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国务院机构改革前,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分别由国家不同部委主导划定,存在划定过程统筹协同不够、划定结果交叉重叠、实施管理困难等问题。国务院机构改革后,自然资源部负责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要求在资源环境城镇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基础上,自上而下逐级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本文总结了沈阳作为试点城市,在三条控制线划定中的矛盾冲突表现与成因,构建三条控制线与生态、农业、城镇三大空间关系,建立管控体系与调整规则,并阐释在市级权限范围内的调整优化做法。研究发现：三条控制线存在空间交叉重叠、功能难以区分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基本农田承担了限制城市空间蔓延的使命,指标不允许跨行政区调整导致部分基本农田不得不安排到城镇内部;由于概念界定不同导致部分城市公园被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部分耕地被先期划为永久基本农田。提出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三条控制线优化建议：一是突出既是政策线又是技术线的特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划定;二是国家自上而下对基本农田调整政策和制度进行创新;三是建立事权分级管理机制,合理预留地方事权弹性。
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目标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自然资源保护”并重。作为国家部门调整后的新规划类型,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方法研究整体缺乏,学者主要聚焦于自然资源本身的禀赋情况,利用传统统计、空间及调查数据和统计分析、空间分析及归纳演绎等方法对国家及省域层面的国土空间承载力与适宜性进行静态评价,对生态红线、基本农田保护线、城镇开发边界进行刚性划定。然而,现有研究较少考虑人类活动对国土空间利用的动态影响,缺乏对新发展趋势之下的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及城镇空间的科学安排。本文引入能够直接反映人类活动时空变化的大数据,重点从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生态空间规划、农业空间规划及城镇空间规划四个环节探讨了大数据应用的方向与具体方法框架,强调“自然空间”+“社会经济活动”相互作用下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科学化路径。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基础和约束条件。通过梳理承载力概念、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发展,指出其在研究应用中存在概念边界模糊、评价偏向于指标计算、承载力传导机制研究不足等问题。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以及新时代生产生活和发展方式变革对国土空间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支撑空间规划编制的承载力评价应进一步明确承载力的概念内涵、明晰承载力内在机制、构建承载力评价体系;在实践应用中应当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和空间治理的新变化新需求,支撑空间规划的新目标、切合空间治理的新模式、顺应空间治理的新手段,为确定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与保护修复的主要指标、战略部署,以及指标约束传递与地域功能传导等提供科学依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的“智慧社会”建设目标,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今,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主的信息化技术赋能是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智慧化的主要动力与发展重点,而如何理解并推进智慧社会发展则是智慧编制与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基础。人地关系和地域生命有机体理论是智慧社会下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的理论与方法基础,需要从信息化赋能向包含技术赋能与创新赋能的综合赋能理念转变,探讨智慧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思路,进而构建以生态文明为基础、以人为本为核心、技术集成应用和制度创新为支撑的智慧国土空间规划框架（EPTI）,并探讨规划编制的智慧化以及规划实施的智慧化。
围绕“人、地、财”等新型城镇化三大核心问题,衍生出人口流动的社会、空间、经济属性,构建多源数据融合的人口城镇化概念模型。基于迁移流、位置识别和企业关联网络等方法,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层面：受落户门槛、家庭权益、社会保障等限制,人口流动比资本流动更为谨慎,也更遵从行政区经济和城镇等级体系。（2）市域层面：城镇化形式主要表现为城市和乡村的直接联系,重点镇辐射和吸纳作用不强。（3）新经济使后发地区弯道超车成为可能。研究发现此概念模型适用性较好,能够合理识别经济社会联系的主体格局,为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和国土空间格局优化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对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的区域协调研究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基于治理理论,从中央—地方以及政府—市场关系维度,分别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空间规划体系在国家治理变迁影响下的演变历程与总体趋向。国土空间规划是我国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变革与治理体系重构的举措,但是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未来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再建构还必须重视三个方面的问题：（1）充分理解“国土空间”的多元价值属性,重视国土空间规划对多元目标的统筹平衡,不能把空间简单化为“自然资源”载体,谨防规划蜕化为单纯的“资源环境管控技术工具”;（2）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建立与政府事权相对应、层级差异有序的空间规划体系;（3）高度重视规划研究和非法定规划的作用,为空间规划的科学性提供有力支撑。
“三生空间”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载体,也是人类精神和文化需求的空间反映。识别“三生空间”范围、了解居民“三生”需求、调整“三生空间”供给、统筹“三生空间”功能是国土空间规划内容的核心,也是当前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从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需求出发,依据行为科学和行为地理学等理论方法,探讨了“三生行为”与“三生空间”的理论关联,进而遵循“需求分析与空间识别—问题诊断与目标确定—作用机理与耦合关系—空间优化与政策建议”分析思路,构建基于居民行为的“三生空间”优化分析框架。将居民行为研究与空间供需结合起来,可为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提供“人本化”的理论框架与新思路。
生态空间的划定是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确定三种空间、三条红线的重要环节。目前生态空间概念界定尚未有共识、分类体系仍不统一。以西藏自治区为例,探索了生态脆弱区省级生态空间分类体系构建、空间范围识别及人类活动强度模拟的方法。结果表明：（1）按照生态系统类型西藏生态空间可分为林地、草地、湿地、未利用地等4个一级类,13个二级类和29个三级类。按照管制强度可分为I级严格管制区、II级限制开发区和III级动态管制区。（2）识别得到西藏生态空间面积约为105.45万km2,占西藏总面积的87.7%,与其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功能定位一致。（3）模拟了西藏人类活动强度,生态空间内受人类胁迫水平整体较弱,约92%的区域人类活动强度指数低于0.0447。本研究可为高寒生态脆弱区省级生态空间划定及管理提供科技支撑。
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升开发质量与效益的科学依据和基础保障,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遵循城乡融合、陆海统筹原则,以东北地区唯一既沿海又沿边省份——辽宁省为例,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海洋功能三个维度构建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特尔斐法、木桶原理法则、线性加权求和法及多要素空间叠置分析等方法,对其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进行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空间分异明显,适宜建设区与基本适宜建设区呈明显的中心外围分布格局,沿沈大轴线、滨海轴线集聚分布;不适宜建设区以滨海线为轴带南北对称分布;基本不适宜建设区以沈大线为轴带东西对称分布。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不适宜建设区面积依次为15504.39 km2、22645.34 km2、66833.96 km2、68720.99 km2,分别占陆海国土的8.93%、13.04%、38.48%、39.56%。自然环境对区域国土空间开发建设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不同等级、不同区域自然环境适宜性集聚与分散特性差异显著;经济社会对自然环境的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建设区修正作用明显。海洋功能区的引入,极大拓展了辽宁省国土空间范围。但海洋功能适宜性空间分布极不均衡,由于海洋国土本身属性,其可供直接开发建设空间有限,而保护空间广阔,国土空间开发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严峻。
地理系统主要研究地球表层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理,强调人地关系、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综合,即人地耦合系统。地理系统在国土空间中的应用主要由地理决策、地理模拟、地理工程所组成,并且相互作用构成了地理治理。国土空间是自然与人类所共同实践的物质载体,人类被自然所塑造的程度并不亚于自身塑造自然的程度,以人地耦合系统为核心的地理系统理论成为国土空间规划与整治修复的理论基础。基于人地耦合系统的国土空间重塑最终以地理治理的形式反映在人类作用于自然环境的各种活动中。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国土空间已基本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格局,形成了经济区、贫困区、小城镇为主的三种形态空间。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是城市化、城镇化、乡村化“三化耦合”并存的状态。必须重视泛第三极、环中国南海、东北亚—北极等以“一带一路”全球空间为基础的战略区域研究。基于人地耦合系统理论与国土空间价值均衡理论,国土空间重塑的基础科学问题是人地耦合系统演化机理与驱动机制。国土空间规划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发展型规划、控制型规划和修复型规划。国土空间的保护与治理包括以土地利用为核心的国土空间全域整治,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国土空间系统修复,以社会和谐为核心的国土空间综合治理。人地耦合系统最终的发展目标是形成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命运共同体。
国土空间纠错是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落实“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的重要手段,是国土空间管控和治理的重要内容。以江苏省仪征市和张家港市为例,探究国土空间错配类型、表现形式及成因,尝试构建国土空间纠错实施机制,以期为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国土空间错配类型主要有：因规划欠合理、规划缺乏、规划冲突引起的错配,城镇、农业、生态三大空间现状用途错配,因劳动力、资本、土地错配及环境规制要求引起的行业错配,因资源过度利用或低效利用引起的强度错配。（2）针对不同错配类型,可从建立“三线”协调机制、构建“全流程、多主体、多路径”分类纠错机制、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立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保障机制及动态监管机制等角度入手,构建国土空间纠错机制体系。研究结果可为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纠错、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国土空间优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构建生态联系紧密且生态干扰更小的生态安全格局,是平衡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国土空间中,为形成廊道与源地的协调与保护兼顾的生态安全格局,以环洞庭湖区域33个县（区）为例,针对核心生态源地与自然廊道、经济社会源地与人工廊道分别形成的生态格局、城镇格局,揭示两者之间生态关键点及生态干扰点的分布特征,并差异化应对。结果表明：（1）为促进生态要素的空间联系,1537条生态廊道应纳入生态安全格局中,908处生态关键点需要保护,而0.48%的经济社会源地面积应退让给自然廊道。（2）受干扰的核心生态源地面积占比和自然廊道长度占比分别为1.36%、12.95%,8800处生态干扰点可采取缓冲、预警等主要应对策略,以协同发展自然—人工系统。（3）为满足生态保护用地应持续增加的需求,非核心生态源地内,面积分别为203.22 km2、125.67 km2、35.59 km2的一、二、三级自然廊道可分批作为生态安全格局未来发展的储备用地。研究结果可为协调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生态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提供参考。
针对全球变化影响下的国土空间和生态系统,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规划是中国在新时代的积极响应,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的转型和提升成为必然要求。在介绍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国土空间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要求决定了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的转型。从工作理念、理论基础、技术体系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分析了当前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主要包括整体综合理念滞后、理论基础体系欠缺、技术支撑相对薄弱、体制机制不尽完善等方面。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新时代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转型的路径和策略,主要策略包括强化系统思维、提升理论体系、加强技术支撑、完善机制建设等内容,以期为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在明确国土空间规划应融合多规,以主体控制线统一管控分区,强化底线约束,实施用途管制的前提下,管控措施编制对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策略、管控体系的构建与实施至关重要。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基于人类行为的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控措施编制思路。尝试从人类行为视角进一步延伸管控思路,并衔接现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管控文件作为编制参照,根据人类行为与自然资源、国土空间的作用关系,结合行为开展与分区用途是否匹配,推导相关行为在对应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控分区的管控措施,以期为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精准落地和国土空间资源保护与开发精细化管理提供参考。
大多数资源型地区在自然资源开采过程中经济增长长期呈现缓慢现象。如何利用资源优势、摆脱资源瓶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是资源型地区面临的关键问题。以2000-2016年我国重点煤炭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资源型地区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同途径。结果显示：资源型地区短期受益于“资源红利”,但长期由于容易出现资源产业依赖行为而对其他经济活动和资源依赖产业产生“挤出效应”,影响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资源型地区容易表现出依靠物质资本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增长”特征。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探索,对资源型地区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厘清区域资源环境与生产生活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探索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内生机制与评价模型,对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乃至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思路,提出区域资源环境与生产生活要素的“共轭角力”理论机制,将资源环境承载力解构为“支撑力—敏感点”“恢复力—脆弱点”“损害力—临界点”“发展力—平衡点”四对相互作用力,并据此提出集开发建设、环境灾害、资源生态及社会福祉四个维度的DENS评价模型,为科学地揭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理论特征提供借鉴。
大众旅游时代,中国旅游业已全面融入国家社会经济体系,仅仅从产业视角来研究现阶段中国旅游业发展是不够的,需要从基本国情和国家战略层面予以重新考量。本文以“旅游三体说”为逻辑起点,加入了假日制度变量约束,构建旅游国情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分析中国旅游业基本国情。研究表明：中国旅游业基本国情表现为“超级国家”的“超级旅游”和旅游业发展的“巨国效应”,这种国情同步要求假日制度设计时间的充分保障和游憩空间的有效供给,才能充分释放旅游业综合价值。中国旅游国情分析为认识中国目前旅游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视角。研究结论不仅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和国家旅游业宏观战略有一定决策参考价值,同时对推动中国旅游地理学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特别是对于旅游地理学而言,这要求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对象从传统景区或旅游目的地研究向以国土游憩空间选择优化方向进行拓展提升,在这一过程中需重新定位思考不同空间维度“旅游地域系统”基本构成要素、系统结构、特征和演化过程与机理、政策制度设计和配套保障措施,完善新时代旅游地理学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以及与相关学科关系等,进而全面拓展旅游地理学研究领域,提升其学科价值和社会影响。
智慧社会的出现与发展影响着人地关系,而智能技术作为智慧社会崛起的主要动力与发展的重要支撑,正在改变着国土空间的保护、开发与治理模式,也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方法提出了新要求。当前规划编制中,智能技术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探索,在技术层面也有很多实践,但缺少对智能技术应用于国土空间规划的整体性思考。基于“生态文明”基础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在对传统规划编制与当前智能技术应用梳理的基础上,从智能感知与收集、智能分析与处理、智能评估和智能决策四个方面,系统地构建全流程的智能技术辅助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框架,以适应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提出的新要求,辅助编制更合理、科学、智慧的方案。
应对国家空间治理现代化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要求,我国都市圈空间规划面临生态文明导向的政治逻辑转变和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发展逻辑转变。基于规划逻辑转变,明确了都市圈空间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以聚焦空间协同发展为核心的专项规划,从对应需求目标引领和因地制宜问题协调两个视角,提出了都市圈空间规划编制的技术框架。结合当前都市圈空间规划实践和空间规划改革的要求,研究认为规划编制重点应聚焦以传导和协同为导向的指标体系制定、流动性的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和调控、协同管控和利用的空间格局谋划、跨界组团空间合作等。针对都市圈缺乏统一的实施主体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类型都市圈空间规划编制组织方式、规划实施的区域合作机制、都市圈管理信息平台的共建,以及都市圈空间规划实施情况的动态监测等。通过对都市圈空间规划编制理念、技术框架、重点内容和实施组织的系统探讨,将为我国都市圈空间规划的编制和都市圈空间治理的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生态保护修复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当前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研究缺乏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结构连通性角度对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进行诊断和识别。烟台市作为我国典型滨海城市,湿地退化,生境类型单一造成景观稳定性差,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刻不容缓。为全面识别烟台市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利用生境质量模型、生境风险评估模型、粒度反推法、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电路理论,通过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诊断生态“夹点”、生态障碍点、生态断裂点等,识别和确定研究区域的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研究发现：（1）烟台市生态源地共计668.85 km2,主要为林地、水域,源间廊道共计1548.36 km,呈现“两横两纵”的空间特征;（2）基于生态安全格局识别烟台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包括13处生态“夹点”区域、8处生态障碍点区域、39处生态断裂点区域、破碎生态空间1308.66 km2;（3）结合各类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土地利用现状,分别提出修复提升方向。研究可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识别、生态系统整体修复提升提供科学指导。
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的系统认识与分类研究是乡村整治和科学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以北京市平谷区为研究区域,从规模、结构和功能三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点形态识别指标,使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得到275个行政村的规模强度、结构合理度和功能协调度,借助ArcGIS和GeoDa依次对三者进行空间关联分析,进而基于三维特征划分出8种农村居民点耦合类型。结果表明：（1）平谷区农村居民点规模强度、结构合理度和功能协调度在空间上均存在空间集聚的正相关性,空间分布分别呈现“递进式”“圈层式”和“镶嵌式”格局。（2）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多维形态的地域差异性显著,全区62.8%的村庄表现为低强度,51.3%的村庄表现为结构不合理,61.4%的村庄表现为功能不协调。（3）平谷区以T1-S1-F2型（高强度—合理—不协调型）和T1-S2-F2型（高强度—不合理—不协调型）的农村居民点为主,两者共占农村居民点总量的60.1%,前者主要分布在距离城区较近的乡镇,后者主要分布在距离城区较远的北部、西南部和东部的山地丘陵区。（4）规模强度高、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协调的农村居民点类型是平谷区乡村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政策制度、技术工程、产业扶持等差别化治理模式是推进农村居民点可持续性利用和乡村振兴的关键。
以城市群为主体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是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内容,空间优化的本质旨在促进城市群内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案例,在测度2001-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城镇化协调水平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和多维尺度分析等方法,分析和识别城镇化协调关系及其空间结构和内在演变机理。结果表明：（1）随着长三角城市群的城镇化协调水平提高,城市群内部的高协调城市逐渐显现出以上海为核心的“Z型”分布态势,低协调城市则稳定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扩容后的范围;（2）根据城镇化协调水平的关联强度划分长三角城市群的凝聚子群,凝聚子群的加权平均中心度和联系密度增大后,上海极化效应更加明显;（3）从城镇化协调关系的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识别城市群空间结构,长三角城市群从在空间距离影响下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变形为在时间距离影响下的“核心—边缘”结构;（4）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三者协调水平的变化影响着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相较人口与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城镇化协调关系的加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协调视角剖析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并提出优化政策,有助于中国现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条件下城市群一体化建设和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
改革开放40多年,国土整治随着资源、生态环境领域政治意愿和体制的变迁而变化,经历兴起、搁浅、整合的过程。在梳理改革开放40余年国土整治领域重要政策文件基础上,总结了国土整治历程中的发展经验、主要问题以及新趋势,并提出了新时代国土整治新构想。新时代国土整治目标将牢牢结合生态文明战略,以期实现空间、资源、生态环境优化,打造以人为本高品质国土空间。新时代国土整治是通过“承载力”“适宜性”评价机制,结合综合研判、归因分析划分“国土整治”功能分区开展重大工程,多措并举处置国土开发利用过程中“负外部性”问题,修复国土功能,以实现空间结构优化调整、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保护修复、灾害污染治理,以期提升国土空间承载力、适宜性、美丽度、安全性,提升国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治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