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以传统自然和人文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业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地满足旅游者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数字平台中一些非传统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注意力资本并转换成旅游流，极大地拓展了旅游资源的内容和边界。流量经济应运而生，既深刻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模式，也对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访谈表明：流量经济的形成并非偶然现象，流量传播虽然引致注意力资本规模的扩张从而带动旅游发展，但旅游业发展的核心还在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服务质量、政府的支持与保障等；流量经济驱动旅游供给和需求要素的重新组合、集聚和扩散，快速地迎合了旅游者个性化需求，而旅游地能否随着旅游需求变化调整服务供给能力就成为流量经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路径和机制；推动流量经济赋能旅游地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建立旅游地品牌，并可充分利用流量经济的空间效应，推动区域旅游协作发展。流量经济引爆旅游热潮后，也需要冷静思考短期热点与长期投入之间的资源错配、环境负面效应、文化冲突与矛盾等问题，走出一条“长红”路径。

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既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地理学、社会学、规划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关注和融合交叉研究的热点议题。为系统探索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理论认知、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和实现路径，特邀传统村落相关研究领域的11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政策变迁与典型模式、宏观机制与核心主题、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三个视角，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理论认知到具体空间实践为主线，聚焦政策变迁、机制机理、经验模式、村落分类、产业转型、景观保护、有机更新、活态化、价值实现、主体驱动、空间治理和地方性等核心主体及其前沿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对话。结合各位专家主要观点，新时期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需重点关注：（1）面向快速城镇化与现代化冲击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机制体制创新与实现路径。针对中国传统村落面临的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面向国家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需求，需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农文旅有机融合和全面统筹协调的多元融合机制，通过挖掘传统村落内生增长因素和传统村落历史传承和文脉肌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重塑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体系和全方位数字孪生建模等，打造符合现代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人居环境和协同共建文化图谱。（2）面向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核心主题与具体空间实践。聚焦传统村落分类施策、产业转型、有机更新、景观保护、活态化、价值实现、主体驱动、空间治理和地方性重构等核心主题，强化基于“生计、水、粮食、能源、土地”等关键要素耦合的传统村落划分及分类施策；关注传统村落产业转型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属性维度的意义内涵及影响机制；重点围绕“保护发展对策、改善民生措施、活化利用策略”三大任务推进传统聚落有机更新；重视传统人居文化景观基因保护与内在精神价值挖掘和传统居住空间“活态”保护与利用及传统文化遗产“活化”；关注传统村落活态多样化，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和美乡村建设；重视自然非人类要素和人类作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建构和地方营造的重要作用及其能动性实践；关注传统文化底蕴挖掘和集约高效物质空间、塑造和谐舒适社会空间与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空间打造；聚焦“生态、文化、主体、产业”等乡村要素，强化生态底色、传承发展地方文化和平衡地方、跨地方主体间的资本优势和地方性嵌入，以实现中国传统村落地方性重构和特色重塑。

“三农”是百年党建与中国城乡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为推进新时代的“三农”问题破解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特邀请“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10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历史过程与制度情境、城乡系统与跨尺度空间、政策理论—技术方法—实践路径相融合等三大视角，围绕“三农”战略阶段与制度变迁、“三农”问题的本质与新“三农”问题破解、乡村振兴机制与乡建实践等三条主线展开。主要结论有：（1）时空过程和制度语境下的“三农”问题本质、关键领域与体制机制创新。“三农”发展的规律认知与政策调控需要放在全球时空尺度与城乡地域系统中综合把握。“三农”问题是城乡地域系统整体框架下乡村地域系统功能提升的优化决策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地业”的不协调发展。新时代的“三农”发展体制和工作机制，需在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生计发展、现代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抓好两个“底线”、做好两个“衔接”、促进两个“融合”。（2）城乡系统互动与人民共同富裕要求下的乡村振兴理论与“三生”空间规划。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与破解，根植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区位理论、部门经济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理论、社会功能理论与社会冲突理论的多学科沃土。在“三农”问题研究实践中也发展出了土地利用转型理论、乡村重构理论、乡村发展多体多极理论、界面理论、乡村吸引力以及乡村可持续性等理论。从区域发展理论和宏观战略政策来看，城乡融合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是区域均衡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表征与应有之义。“让乡村生活具有吸引力”的民间表达与“2035年乡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互为“表里”关系，可从乡村聚落演变与多功能转型、城乡互动下的乡村绅士化与乡村吸引力、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指导下的乡村现代化发展得到综合解释。提升地方品质是以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和一般规律，基于禀赋的特色发展、数字化转型和城镇圈化是重要推进路径。以空间规划来引领城乡空间融合，以土地综合整治推动人居空间品质提升，以精细化管理助力农业空间多功能价值实现，以系统性保护和修复保障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统筹乡村“三生”空间重构和功能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乡关系构建的坚实基础。（3）生态文明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新需求下全面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和乡村建设的技术支撑。全面乡村振兴需要“业”的振兴、“地”的改革、“人”的福祉发展与“技”的智能更新。一是统合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高品质宜业宜居问题，积极从大食物观的新思路，联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落实食物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二是亟需创新农村土地系统的产权—治权融合机制，尤其是积极构建农户参与的农村绿色发展机制及生态环境治理外部性收益分享机制；三是打通农民分享农村资产升值收益的堵点、补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短板、树立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县域治理理念；四是以“可计算乡村”理论和技术，推进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通过多级主体共建共治共管，共同缔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上述观点，可为朝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工作创新与乡村振兴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县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场域，宅基地制度改革是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探讨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与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内在联系，分析了宅基地制度改革助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相应的改革路径，结果表明：（1）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是城乡要素自由平等流动、功能深度融合以及权益均等化；明晰农村土地要素的产权结构，促进城乡“人—地—钱”等要素的优化组合是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动力。（2）宅基地制度改革能够优化乡村空间，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以及城乡文化交流，倒逼乡村治理现代化，助力县域城乡多维度融合发展。（3）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需求下，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明确不同类型县域改革的主攻方向，以提高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为导向，增强宅基地流动性；以系统思维为指导，统筹联动各项城乡融合政策。

基于1995—2020年6个时间断面的国际大豆贸易关系矩阵，从远程耦合视角出发，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识别大豆贸易远程耦合系统及其贸易流向与强度，分析国际大豆贸易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国际大豆贸易的远程耦合联系愈加广泛，但整体处于弱联结状态，网络凝聚性、连通性不断提高，具有一定的小世界结构特性；（2）大豆发送系统集中于少数美洲国家，大豆接收系统数量众多，主要分布于东半球，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作为贸易中介点外溢效应显著；以中国、巴西、美国为绝对核心，国际大豆贸易网络呈现明显的极化结构；（3）大豆贸易凝聚子群在空间上呈现出由碎片化小片区集合向地缘性大片区集聚的结构演变；（4）地理距离、制造业发展水平、大豆生产面积是大豆贸易网络演化的核心驱动因素，大豆生产面积对贸易量正向影响显著，地理距离对贸易关系负向作用明显，但在加权网中地理距离影响为正，意味着存在互补性的远距离系统之间耦合作用更强；（5）部分贸易国的大豆扩张面积与森林减少面积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尤其在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等南美洲出口国表现突出，大豆贸易将资源环境压力由众多亚欧进口国向少数南美出口国转移。

明晰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及权衡/协同关系，对优化西南喀斯特生态脆弱区生态管理、攻克贫困、维护社会和谐有重要意义。以中国知网、谷歌学术和Science Direct为数据源，共检索整理89篇论文，研究结果说明：（1）从文献年代分布来看，2008—2018年间研究较少，在2019—2023年间激增。从研究区分布来看，贵州省最多，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少。（2）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类型的选择不均衡且评估方法依赖于模型。（3）分析权衡/协同的研究方法机理与应用，主要分为统计分析、制图叠加分析和情景模拟分析法三类。（4）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工程是影响权衡/协同关系的驱动因素，而自然地理为主导因子。最后，本文针对目前喀斯特区生态服务功能与权衡/协同研究不足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在交通强国战略下，各地积极推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及沿线土地开发，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应。针对城市轨道交通溢价效应差异化结果，基于元分析回归方法，从情景因素与方法论因素两个方面解析差异化结果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城市轨道交通能通过交通模式替代、土地开发演化等效应，产生一定的土地溢价。（2）基于不同的情景因素与方法论因素，如评估对象选择、轨道成熟度、可达性等情景因素以及不同实证研究方法，会显著影响轨道交通溢价的评估结果。相比特征价格模型，多时期价格变化对比和局部线性回归测算结果相对较高，而双重差分模型较低。（3）轨道交通溢价效应具有动态复杂性。鉴于轨道交通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可构建溢价捕获等机制保障交通服务的可持续、均等化与可及性。

城乡融合发展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大现实需求。为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探寻城乡协同治理的路径，明晰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特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态势与路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路径、乡村聚落重构、乡村新业态发展、数字技术驱动乡村转型、不同区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等前沿问题进行笔谈，以期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关注：（1）全局统筹与区域联动导向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主要壁垒与创新路径。构建城乡有效衔接和互补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以县域为载体加快城乡联动发展，推动流动人口的弹性治理和城乡自然社会统筹治理。推动跨界治理，鼓励东西部地区帮扶协作，实现区域尺度的城乡协同发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强化县域及小城镇的联动作用，增强人才、技术、资本流入的吸引力，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东部发达地区要构建多点支撑、网络布局、层次分明的空间结构体系，拓展城乡要素流动的广度与精度，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和普惠发展。（2）国土空间“规划—利用—整治”驱动下优化配置资源要素实现城乡共治和乡村重构。通过国土空间规划锚定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由规划实施落实城乡空间布局优化，通过空间有机更新提升空间品质，驱动不同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重点关注乡村功能供给水平、资源利用方向和产业发展模式，挖掘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景观等复合功能，探索区域适配、特色凸显、高效增益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强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整治，推动资源要素整合和价值提升，加强城乡产业互动、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有序流动。（3）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平台支撑下城乡治理精细化和乡村转型发展的认知提升与实践创新。建立城乡数据共享平台，破解城乡融合的“数字鸿沟”，实现城乡治理精细化。深度应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数字设备的覆盖面，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城乡文化资源。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对接消费市场，打通多元化的农产品上行渠道，刺激城乡居民消费转型和消费能力提升。将数字技术植入乡村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全过程，推动农业生产智慧化、乡村产业发展数字化、乡村政务智能化和乡村社会治理数字网格化。以上观点可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现有旅游资源开发研究集中关注资源的经济属性及其对产品或产业的经济转化效应，较少关注资源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效应。对云南省环洱海地区中具有不同旅游介入度的三个乡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旅游资源开发的社区异质化效应，以及旅游资源开发和社区异质化的双向驱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区别于其他乡村资源开发模式，旅游资源开发使得同质性的村落共同体产生纵向上的经济异质化和横向上的群体异质化。第二，旅游资源开发和社区异质化产生双向驱动机制。一方面，旅游资源开发带来了资源价值的转化，从而形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链接，带来了物质财富和人口群体的吸附。另一方面，社区异质化带来了资源利用主体的内部张力，形成了多元化和系统化的资源利用方式，从而促使资源类型整合和资源范畴拓展。在外部市场驱动和内部社区驱动的双重作用下旅游资源得以开发和再开发，呈现出价值转化效应和范畴拓展效应。

乡村绿水青山是蕴含丰富地域自然与文化内涵的空间资源，其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是空间商品化的过程。融合自然资源资本化和资本循环理论构建包含空间优势识别、货币资本投入、空间生产、空间生态产品销售、空间再生产五个环节的乡村两山转化空间商品化理论框架，厘清绿水青山从空间资源向空间资产、空间资本、空间生态产品、空间收益转化的内在逻辑，并从科学认知空间资源优势、创新投融资机制、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多样化高附加值空间生态产品、拓宽空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推进绿水青山空间再培育方面提炼了实践路径。深化绿水青山空间价值认知、发挥多元主体共治作用、统筹协调空间本身的生产与空间中的物质生产以及防范资本引入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才能实现两山共赢。

新质生产力是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的核心动力，是建设旅游强国的战略支撑。为了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并厘清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战略路径，特邀请区域经济、数字经济、旅游管理、旅游地理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基于“问题导向—创新思维—路径机制”的逻辑思路，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机遇与挑战、核心内涵、动力机制、创新路径等内容展开。主要结论如下：（1）科技革命下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通过科技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旅游业的生产效率和增长质量，而且还能有效催生出旅游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并不断释放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然而，在全球化和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旅游业的创新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尤其是旅游创新软硬环境缺乏系统化建设、旅游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风险、传统旅游业的复杂性带来的创新发展阻力以及新技术新动能转化带来的“阵痛”等问题值得关注。未来开拓旅游新质生产力可以重点关注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培育旅游业新质劳动者，优化整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代表的生产力要素，全面提升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2）新发展理念下创新成果向现实旅游生产力转化的核心标志与动力机制。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有以下具体特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现代化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要素整合和供需匹配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支撑，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3）国家战略导向下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进路与科学图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现代科技已成为旅游产业的关键生产要素，与此同时，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旅游业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也日益突出。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区域发展不平衡、要素资源流通不畅、旅游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能效，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深化旅游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旅游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加快建设现代化旅游产业体系，提升旅游专业化人才培养质量。上述观点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理解，同时也能为推动旅游强国的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既是“两山”转化的重要桥梁，也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厘清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自然资源领域87个典型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范式，按照“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程序，解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发生过程，并构建其一般性思维导图。结果表明：“识别资源本底—多元机制协同—产出综合效益”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全过程的内在逻辑。通过识别资源本底明确治理方向，利用准备机制、实施机制、保障机制驱动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增值，最终产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生态共治、生态共富以及生态共享的有机统一。本文是对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的有益尝试，可为完善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实施路径提供有益参考。

国家公园的全面落地对生态补偿资金需求提出巨大挑战，财政补偿不仅杯水车薪，更难以破解补偿不足和补偿错位的僵化困局。以碳交易为解决国家公园生态补偿问题的工具，梳理了将生态碳汇开发成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到碳市场上获益的国际、国内和第三方独立自愿减排机制等三条通道，分析国家公园生态碳汇通过CCER市场获得充分且精准的补偿还存在市场供给受限、难以有效交易和收益分配模式不明确等三个关键问题。在基于碳交易的生态碳汇补偿机制设计中，提出了在方法学障碍清除后，兼顾经济和社会生态效益原则下保障生态碳汇项目最大盈利可能的筛选机制，通过抵销比例、异地抵销、政府保护设置促成交易并区分政府和市场补偿边界的有效交易机制；以及为规避经营风险，通过引入第三方专业碳汇开发企业的PPP模式进行生态碳汇开发，并根据碳汇相关供给主体的贡献进行收益分配的精准补偿机制，为主管国家公园的林草部门和主管碳市场的生态环境部门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成果将为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所有自然保护地及其他生态空间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和借鉴。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改革角度看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从国土空间治理角度看是做实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和维护其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首要地位。为了更好地理解与诠释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我们邀请了七位来自生态文明和国家公园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就自然保护地的以下方面进行了探讨：生态文明建设、人地关系、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共生转换机制、自然保护地的治理体系和中国治理体系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保护地的日常管理与监督、自然保护地的生态补偿和特许经营等。主要结论有：（1）只有生态文明体制才能真正使各地地方政府处理好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与发展关系，而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整体进展最快、制度改革最系统的领域。（2）要实现“最严格的保护”，在关注自然保护地“地”的同时，强调在“因地制宜”“恋地主义原真性”等视角下考虑“人”（尤其本地居民）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和参与方式。（3）自然保护地人与自然冲突的制度成因主要源自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利益结构冲突。解决冲突、实现人与自然共生，需要优化治理体系尤其是调整各级政府的责权利制度，重构利益维度，形成利益共同体。（4）在自然保护地治理体系中，要处理好多元主体的各类关系，需要在统一的管理目标下对不同利益主体责权利进行统筹协调与高效配置，建构自然保护地共治格局与多元共治体系。（5）全球自然保护治理存在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自然保护地与人居系统、自然保护目标与全球执行力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几千年积淀形成的“人与天调”的文化传统能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6）针对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需求及其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定位，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探索有利于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7）国家机构改革前，自然保护地存在“九龙治水”的破碎化管理问题。机构改革后有专门部门分别对自然保护地进行日常综合管理和监督执法，实现了管理与监督的统一、规范与有序。（8）要持久做到生态保护第一，就必须普遍实现两山转化，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两山转化。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是一种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路径，也是绿色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需要用多种方式积极进行政府特许经营和品牌特许经营的探索。

城市更新是中国城市在新时代内涵式发展背景下，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显性化议题。伴随文化在延续城市历史、缔造空间价值、提升生活品质和激发经济活力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逐渐成为推进城市更新的关键性动能。在分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关系演替的基础上，构建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逻辑框架，并以南京老城南为例，探索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实现路径与机制效应。研究发现：（1）发挥历史文化、创意文化、地方文化等文化资源要素在城市更新中的多重作用，通过文化要素注入、空间载体吸附和更新效能释放过程，可以赋予城市更新动能、增进城市更新质效；（2）从南京老城南的城市更新实践中，总结出历史符号重现、文旅消费驱动、创意产业植入、社区精神根植和文化服务嵌入等城市更新的文化赋能路径；（3）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利益主体共同推动着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在发挥出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强化旧城历史文化空间更新与城市当代文化建设成果之间的联系、协调推进精神层面的文化更新、增强地方居民的城市参与权与文化获得感等；（4）中国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区别于西方“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将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居民文化认同感的提升视作城市更新的重要目标。基于可持续的城市更新理念，需要推动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的良性双向赋能，实现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与有度、有序、有情、有机更新的谐振式发展。

城乡融合是国土空间低碳转型的重要路径，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探究其对低碳土地利用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和低碳土地利用效率的基础上，运用ESTDA框架和空间计量模型量化了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对低碳土地利用的时空动态性，并对具体因素及其空间效应进行甄别。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低碳土地利用效率在波动中上升，区域差异显著并呈现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扩散模式；（2）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低碳土地利用效率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且空间依赖程度呈增强态势，局部格局保持稳定并表现出HH型和LL型的空间聚类趋同现象；（3）城乡融合发展相对于低碳土地利用格局演化的空间整合性较弱，且局部关联和动态跃迁展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4）城乡融合是影响低碳土地利用的关键因素，其发展水平每提高1%将导致本地低碳土地利用效率增加0.2%，而控制因素中科技投入和对外开放的直接效应为正，财政压力和生态压力的直接效应为负，财政压力、环境规制、公共服务设施和土地市场化则均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可为制定低碳高效的土地利用政策，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农机化成本效率是衡量农业机械化生产成本高低的重要标准，而农田宜机化程度是影响农机效率的重要因素。为探究农田宜机化水平对农机化成本效率的影响，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中的Cost-C、CCR模型测算农机化成本效率及其构成，并构建空间杜宾实证模型，利用200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大多数地区农机化成本效率不高，特别是丘陵地区成本效率较低。（2）代表农田宜机化水平的劳均农田面积和农田平整度的两个指标对农机作业的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进而显著正向影响了农机化成本效率。本地区的劳均农田面积每增加1 hm²，其农机化成本效率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0.695；6度以下耕地面积占比每提升1个百分点，其农机化成本效率将比原先增加0.009。（3）农田宜机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由于跨区作业的存在，邻近地区农田宜机化水平的提升也将提升本地区农机化成本效率。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研究是地理学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对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保护乡村特色风貌、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以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疍家渔村为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构建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分析框架，识别与分析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类型及基因信息链。研究表明：（1）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类型丰富，物质文化景观基因可分为海上、陆上两部分，体现了疍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历史变迁；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包括传统技艺、音乐、语言等，蕴含了疍民追求幸福、祈求平安和丰收的美好愿望。（2）疍家渔村传统技艺、语言、音乐、习俗和节日作为景观基因信息元的延伸，充分反映了以“渔业生产生活方式”为核心的海洋“渔文化”景观基因信息元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文化景观基因已难以全面体现景观基因信息元特征，但仍能从平面结构、局部装饰两方面进行挖掘。（3）疍家渔村古码头、三江庙、陆上传统民居和海上渔排等重要景观基因信息点呈现多样化功能；海上和陆上景观基因信息廊道是连接疍家渔村各景观基因信息点的重要通道，且存在明显的等级性；景观基因信息网络集约化特征明显，海上渔排布局规整、规模庞大，陆上传统建筑零星分布。

文化遗产城市是一种容纳着城市日常生活、依旧处于生长变化中的活态文化遗产。在后工业社会，旅游业成为推动城市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旅游化已经成为解决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方式。大量游客涌入文化遗产城市，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却也为遗产管理带来了挑战。从游客可持续旅游行为视角出发，以情感认知评价理论为基础，探讨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的结构维度，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其对文化依恋、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游客涉入在该模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包含7个结构维度，分别是城市景观价值、城市人文价值、城市功能服务价值、情感价值、社交价值、文化认知价值与审美价值。（2）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能够有效激发游客遗产责任行为。（3）文化依恋是连接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影响的关键中介因素。（4）游客涉入是游客感知价值对文化依恋的作用边界。研究结果揭示了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为文化遗产城市进行游客管理提供了认知与情感层面的启示，有利于推动文化遗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特色农业是以激发产业活力的方式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组合资源优势并将其转化为产业优势是构建高质量特色农业发展的关键。选取31个县域特色农业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构建TOE-内外源动力双维度理论指标体系，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提取要素组合，剖析县域特色农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差异化路径。研究表明：（1）“内生组织资源”“种植品类”为县域特色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2）县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市场导向型、组织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的混合发展模式、要素嵌入型的外向发展模式和禀赋依托型的内生发展模式。（3）县域特色农业非高质量发展存在组织限制型的外向缺位模式以及组织—环境限制型、技术—环境限制型的混合缺位模式。（4）内外源动力的多种资源整合路径比单一的内部或外部动力更能构建实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机制。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国内县域特色农业提出多样化、互补性和融合性发展的路径建议，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以项目示范撬动地方配套和企业资金投入，汇聚形成地方环境治理合力，是中国财政环境治理的特色创新。以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财政示范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多重压力约束机制。研究发现：（1）示范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呈现出绿色财政示范政策的“撬动”作用；（2）绿色财政示范政策能够优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激励行为，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环境重视程度、增加地方配套环保财政资金和强化环境规制力度等机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3）从地方政府面临的多重压力约束来看，财政压力、官员晋升考核压力弱化了绿色财政示范政策的激励效果，公众诉求压力则有助于强化政策效果；（4）示范政策对财政透明度较高地区及非资源型和老工业基地城市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强。研究结果对新时期优化绿色财政示范政策，推动构建与地方财政兼容的绿色财政协调机制，助推实现“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乡村旅游地是推动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区域，精准把握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多维特征，系统解析其促进乡村旅游地共同富裕的机制，有助于丰富新时代城乡共富理论体系。基于共生理论，构建“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结果—共生效应—共生目的”的链式因果理论框架，解析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对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对长三角地区60个乡村旅游典型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能够持续加深城乡共生关系和提升乡村旅游地共同富裕水平，但呈不均衡发展特征，形成“核心—边缘”等级层次的空间布局。（2）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能够线性地促进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并通过旅游人才建设、旅游市场拓展、空间景观整合、旅游资源配置形成共生新能量以增强促进效应。由于乡村处于物质富裕积累时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旅游市场拓展机制发挥最高的中介促进效应。（3）不同城市规模的城乡共生单元内，人口、土地、产业共生环境进行差异化融合以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相比于中小城市，大城市促进效应更高。大城市以产业为核心共生环境，并在人口规模优势下激活旅游市场和培养旅游人才，而中小城市以人口为核心共生环境，人口回流后乡村旅游资源利用效率有效提高，从而大中小城市均能实现乡村旅游地共同富裕。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抓手，立足乡村旅游发展情景深入研究，可为国家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前瞻性思考。

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是基于村域单体间要素相互依存形成的各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下，借助多种互动协同关系和共生模式构建的有机整体，旨在整合村落旅游资源，促进村落共生联动，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效应。基于共生理论，厘清传统村落旅游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等共生系统三要素，沿“旅游源地—阻力面—旅游廊道”路径，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解析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富集特征及不同类型传统村落共生系统空间格局，并提出旅游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重庆市传统村落共生单元33个，各地生态、文化资源价值空间差异大，高价值共生单元21个，占比63.63%，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集聚的东南山地。（2）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廊道83条，共生环境成熟度得分均值为0.068，呈“渝西>渝东北>渝东南”的空间分布特征。（3）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分为文化遗产型、生态景观型、生态文化综合开发型，分别占59.04%、14.46%、26.51%；各类系统充分利用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化等相互作用提升传统村落旅游业发展能力，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的创新点是从共生理论出发，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并针对不同类型系统提出发展模式，成功解决了传统村落间旅游发展孤立式的问题，为全面整合传统村落旅游资源，构建旅游发展新格局，推动传统村落多样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方法借鉴。

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共同生产者和受益者，利益相关者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与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探究生态系统服务的社会相关性和潜在社会影响至关重要。如何从利益相关者感知视角进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揭示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影响因素、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多重生态效益已成为一项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进展，在归纳利益相关者及其感知概念的基础之上，整理介绍利益相关者感知在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的应用，系统梳理利益相关者识别、感知数据获取、感知评估方法特点，阐释影响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多维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从生态系统服务社会公平性、决策参与度、可持续供给理念出发，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构建一个社会感知评估、社会效应分析、政策实践应用互动融合的研究框架，进而有效链接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阐明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社会需求与差异、挖掘多源大数据在多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感知评估中的作用、扩大空间分析方法应用范围、揭示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差异形成机制。

宅基地退出探索可以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提供重要决策参考与理论支撑。以甘肃省清水县为研究区，基于感知价值理论，结合层次回归模型，使用1025份微观调查数据，分析风险感知度与综合满意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划分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类型。结果表明：（1）风险感知度负向影响着农户宅基地退出，其中认知风险感知度影响最强，设施风险感知度最弱。（2）综合满意度对宅基地退出有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影响最显著，公服设施满意度最弱。（3）自变量贡献度分析中，在风险感知度方面，退出风险认知贡献最高，拥有多处宅基地认知贡献度最低。综合满意度方面，水电设施满意度贡献最高，文化娱乐满意度最低。（4）基于“心理感知—情感认知”双维分析框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可划分为高风险规避型、高满意权衡型、中风险引导型和低风险驱动型四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的特点，提出了分类治理策略，旨在为农村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