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以传统自然和人文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业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地满足旅游者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数字平台中一些非传统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注意力资本并转换成旅游流，极大地拓展了旅游资源的内容和边界。流量经济应运而生，既深刻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模式，也对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访谈表明：流量经济的形成并非偶然现象，流量传播虽然引致注意力资本规模的扩张从而带动旅游发展，但旅游业发展的核心还在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服务质量、政府的支持与保障等；流量经济驱动旅游供给和需求要素的重新组合、集聚和扩散，快速地迎合了旅游者个性化需求，而旅游地能否随着旅游需求变化调整服务供给能力就成为流量经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路径和机制；推动流量经济赋能旅游地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建立旅游地品牌，并可充分利用流量经济的空间效应，推动区域旅游协作发展。流量经济引爆旅游热潮后，也需要冷静思考短期热点与长期投入之间的资源错配、环境负面效应、文化冲突与矛盾等问题，走出一条“长红”路径。

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既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地理学、社会学、规划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关注和融合交叉研究的热点议题。为系统探索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理论认知、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和实现路径，特邀传统村落相关研究领域的11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政策变迁与典型模式、宏观机制与核心主题、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三个视角，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理论认知到具体空间实践为主线，聚焦政策变迁、机制机理、经验模式、村落分类、产业转型、景观保护、有机更新、活态化、价值实现、主体驱动、空间治理和地方性等核心主体及其前沿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对话。结合各位专家主要观点，新时期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需重点关注：（1）面向快速城镇化与现代化冲击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机制体制创新与实现路径。针对中国传统村落面临的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面向国家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需求，需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农文旅有机融合和全面统筹协调的多元融合机制，通过挖掘传统村落内生增长因素和传统村落历史传承和文脉肌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重塑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体系和全方位数字孪生建模等，打造符合现代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人居环境和协同共建文化图谱。（2）面向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核心主题与具体空间实践。聚焦传统村落分类施策、产业转型、有机更新、景观保护、活态化、价值实现、主体驱动、空间治理和地方性重构等核心主题，强化基于“生计、水、粮食、能源、土地”等关键要素耦合的传统村落划分及分类施策；关注传统村落产业转型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属性维度的意义内涵及影响机制；重点围绕“保护发展对策、改善民生措施、活化利用策略”三大任务推进传统聚落有机更新；重视传统人居文化景观基因保护与内在精神价值挖掘和传统居住空间“活态”保护与利用及传统文化遗产“活化”；关注传统村落活态多样化，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和美乡村建设；重视自然非人类要素和人类作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建构和地方营造的重要作用及其能动性实践；关注传统文化底蕴挖掘和集约高效物质空间、塑造和谐舒适社会空间与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空间打造；聚焦“生态、文化、主体、产业”等乡村要素，强化生态底色、传承发展地方文化和平衡地方、跨地方主体间的资本优势和地方性嵌入，以实现中国传统村落地方性重构和特色重塑。

“三农”是百年党建与中国城乡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为推进新时代的“三农”问题破解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特邀请“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10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历史过程与制度情境、城乡系统与跨尺度空间、政策理论—技术方法—实践路径相融合等三大视角，围绕“三农”战略阶段与制度变迁、“三农”问题的本质与新“三农”问题破解、乡村振兴机制与乡建实践等三条主线展开。主要结论有：（1）时空过程和制度语境下的“三农”问题本质、关键领域与体制机制创新。“三农”发展的规律认知与政策调控需要放在全球时空尺度与城乡地域系统中综合把握。“三农”问题是城乡地域系统整体框架下乡村地域系统功能提升的优化决策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地业”的不协调发展。新时代的“三农”发展体制和工作机制，需在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生计发展、现代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抓好两个“底线”、做好两个“衔接”、促进两个“融合”。（2）城乡系统互动与人民共同富裕要求下的乡村振兴理论与“三生”空间规划。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与破解，根植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区位理论、部门经济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理论、社会功能理论与社会冲突理论的多学科沃土。在“三农”问题研究实践中也发展出了土地利用转型理论、乡村重构理论、乡村发展多体多极理论、界面理论、乡村吸引力以及乡村可持续性等理论。从区域发展理论和宏观战略政策来看，城乡融合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是区域均衡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表征与应有之义。“让乡村生活具有吸引力”的民间表达与“2035年乡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互为“表里”关系，可从乡村聚落演变与多功能转型、城乡互动下的乡村绅士化与乡村吸引力、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指导下的乡村现代化发展得到综合解释。提升地方品质是以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和一般规律，基于禀赋的特色发展、数字化转型和城镇圈化是重要推进路径。以空间规划来引领城乡空间融合，以土地综合整治推动人居空间品质提升，以精细化管理助力农业空间多功能价值实现，以系统性保护和修复保障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统筹乡村“三生”空间重构和功能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乡关系构建的坚实基础。（3）生态文明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新需求下全面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和乡村建设的技术支撑。全面乡村振兴需要“业”的振兴、“地”的改革、“人”的福祉发展与“技”的智能更新。一是统合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高品质宜业宜居问题，积极从大食物观的新思路，联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落实食物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二是亟需创新农村土地系统的产权—治权融合机制，尤其是积极构建农户参与的农村绿色发展机制及生态环境治理外部性收益分享机制；三是打通农民分享农村资产升值收益的堵点、补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短板、树立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县域治理理念；四是以“可计算乡村”理论和技术，推进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通过多级主体共建共治共管，共同缔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上述观点，可为朝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工作创新与乡村振兴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在新的时代使命下，以共同富裕目标指导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提升资源价值和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双重意义。按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实现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富裕”的递进逻辑，识别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厘清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困境与现存差距。研究发现：当前以乡土特色资源为导向的传统乡村旅游地和以高标准服务为导向的现代旅游地，都在适应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积极挖掘优势资源，完善配套设施，资源的开发主体多元合作、开发方式渐趋成熟。乡村旅游在助力减贫、促进社会公平和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的突出贡献，充分契合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然而，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不同地域与不同群体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率、水平、能力存在多重差距，以至于在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上不广泛不深入不彻底。基于此，围绕“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三个面向，构建乡村旅游资源“有效开发、协同开发、可持续开发”的创新路径，以推动中国乡村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城乡融合发展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大现实需求。为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探寻城乡协同治理的路径，明晰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特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态势与路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路径、乡村聚落重构、乡村新业态发展、数字技术驱动乡村转型、不同区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等前沿问题进行笔谈，以期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关注：（1）全局统筹与区域联动导向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主要壁垒与创新路径。构建城乡有效衔接和互补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以县域为载体加快城乡联动发展，推动流动人口的弹性治理和城乡自然社会统筹治理。推动跨界治理，鼓励东西部地区帮扶协作，实现区域尺度的城乡协同发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强化县域及小城镇的联动作用，增强人才、技术、资本流入的吸引力，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东部发达地区要构建多点支撑、网络布局、层次分明的空间结构体系，拓展城乡要素流动的广度与精度，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和普惠发展。（2）国土空间“规划—利用—整治”驱动下优化配置资源要素实现城乡共治和乡村重构。通过国土空间规划锚定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由规划实施落实城乡空间布局优化，通过空间有机更新提升空间品质，驱动不同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重点关注乡村功能供给水平、资源利用方向和产业发展模式，挖掘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景观等复合功能，探索区域适配、特色凸显、高效增益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强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整治，推动资源要素整合和价值提升，加强城乡产业互动、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有序流动。（3）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平台支撑下城乡治理精细化和乡村转型发展的认知提升与实践创新。建立城乡数据共享平台，破解城乡融合的“数字鸿沟”，实现城乡治理精细化。深度应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数字设备的覆盖面，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城乡文化资源。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对接消费市场，打通多元化的农产品上行渠道，刺激城乡居民消费转型和消费能力提升。将数字技术植入乡村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全过程，推动农业生产智慧化、乡村产业发展数字化、乡村政务智能化和乡村社会治理数字网格化。以上观点可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在交通强国战略下，各地积极推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及沿线土地开发，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应。针对城市轨道交通溢价效应差异化结果，基于元分析回归方法，从情景因素与方法论因素两个方面解析差异化结果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城市轨道交通能通过交通模式替代、土地开发演化等效应，产生一定的土地溢价。（2）基于不同的情景因素与方法论因素，如评估对象选择、轨道成熟度、可达性等情景因素以及不同实证研究方法，会显著影响轨道交通溢价的评估结果。相比特征价格模型，多时期价格变化对比和局部线性回归测算结果相对较高，而双重差分模型较低。（3）轨道交通溢价效应具有动态复杂性。鉴于轨道交通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可构建溢价捕获等机制保障交通服务的可持续、均等化与可及性。

资源创造性利用是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动力，也是重大科学问题和现实需求。访谈表明：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但仍存在认识不足、机理不清、促进效应有限等现实问题。鉴于共同富裕短板、弱项、潜力均在乡村，要从不同视角持续关注。紧扣这一问题，要厘清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驱动逻辑、创新乡村旅游产业体系、构建促进共同富裕模式与实现机制等；还要落脚于村民参与机制与内生动力培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及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机制、数字赋能机制与路径、旅游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空间效应与土地利用优化等实践中，并促进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发展等。以便为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利用、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和应用依据。

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为清晰认识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存在的问题以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十位专家就当前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与突破路径等研究前沿进行访谈，访谈结果表明：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距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较大距离，突出表现在经济发展仍未能摆脱资源依赖的发展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素集聚偏弱和碳减排目标下资源型城市的内、外部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新时期需要重新认识资源型城市的作用和地位，提升资源型城市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的能力；在深刻把握传统资源禀赋概念内涵基础上实现对新资源体系的再认知，注意挖掘新资源，充实资源型城市研究的新知识体系；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条件，分类施策，因地制宜推动资源型城市的创新发展；要继续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就业的能力，并充分重视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培育；要加快探索绿色、高效的转型发展道路，同步实现“存量”的绿色化和“增量”的绿色性；要综合考虑资源型城市开发基础和要素资源条件，从传统的“增长和扩张型”转变为“高效增长与精明收缩结合型”发展模式；要整合新数据与新技术方法科学/智能地支撑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空间治理；要树立民生优先的指导思想，通过城市更新弥补过去资源型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历史欠账，全面提升资源型城市的宜居水平、经济活力，重塑城市社会空间网络；要充分借鉴“强链、补链、延链”等“链长制”方案与模式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提供借鉴。以上观点为中国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可行的理论和决策支持。

城乡融合是国土空间低碳转型的重要路径，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探究其对低碳土地利用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和低碳土地利用效率的基础上，运用ESTDA框架和空间计量模型量化了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对低碳土地利用的时空动态性，并对具体因素及其空间效应进行甄别。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低碳土地利用效率在波动中上升，区域差异显著并呈现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扩散模式；（2）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低碳土地利用效率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且空间依赖程度呈增强态势，局部格局保持稳定并表现出HH型和LL型的空间聚类趋同现象；（3）城乡融合发展相对于低碳土地利用格局演化的空间整合性较弱，且局部关联和动态跃迁展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4）城乡融合是影响低碳土地利用的关键因素，其发展水平每提高1%将导致本地低碳土地利用效率增加0.2%，而控制因素中科技投入和对外开放的直接效应为正，财政压力和生态压力的直接效应为负，财政压力、环境规制、公共服务设施和土地市场化则均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可为制定低碳高效的土地利用政策，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既是“两山”转化的重要桥梁，也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厘清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自然资源领域87个典型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范式，按照“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程序，解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发生过程，并构建其一般性思维导图。结果表明：“识别资源本底—多元机制协同—产出综合效益”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全过程的内在逻辑。通过识别资源本底明确治理方向，利用准备机制、实施机制、保障机制驱动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增值，最终产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生态共治、生态共富以及生态共享的有机统一。本文是对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的有益尝试，可为完善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实施路径提供有益参考。

新质生产力是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的核心动力，是建设旅游强国的战略支撑。为了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并厘清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战略路径，特邀请区域经济、数字经济、旅游管理、旅游地理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基于“问题导向—创新思维—路径机制”的逻辑思路，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机遇与挑战、核心内涵、动力机制、创新路径等内容展开。主要结论如下：（1）科技革命下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通过科技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旅游业的生产效率和增长质量，而且还能有效催生出旅游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并不断释放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然而，在全球化和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旅游业的创新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尤其是旅游创新软硬环境缺乏系统化建设、旅游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风险、传统旅游业的复杂性带来的创新发展阻力以及新技术新动能转化带来的“阵痛”等问题值得关注。未来开拓旅游新质生产力可以重点关注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培育旅游业新质劳动者，优化整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代表的生产力要素，全面提升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2）新发展理念下创新成果向现实旅游生产力转化的核心标志与动力机制。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有以下具体特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现代化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要素整合和供需匹配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支撑，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3）国家战略导向下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进路与科学图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现代科技已成为旅游产业的关键生产要素，与此同时，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旅游业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也日益突出。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区域发展不平衡、要素资源流通不畅、旅游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能效，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深化旅游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旅游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加快建设现代化旅游产业体系，提升旅游专业化人才培养质量。上述观点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理解，同时也能为推动旅游强国的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共同富裕目标下，如何通过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乡村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研究的重要议题。来自地理学、旅游学、管理学等领域的8位专家学者，以笔谈的方式从资源利用、参与主体、机制保障等不同视角，探讨了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路径。具体而言：在资源利用上，重视乡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利用，形成“非遗”等资源的创造性传承发展路径，同时以艺术赋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并通过数字经济赋能破解乡村发展难题；在参与主体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性力量，协同政府、企业、社区等各方力量建构可持续的分配机制，推动“人人共享”的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在机制保障上，乡村旅游资源创新性利用要构筑乡村产业发展与居民在地乐居的机制体系，同时注重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价值，强化制度政策的公平性原则，构建“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新型发展模式。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改革角度看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从国土空间治理角度看是做实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和维护其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首要地位。为了更好地理解与诠释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我们邀请了七位来自生态文明和国家公园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就自然保护地的以下方面进行了探讨：生态文明建设、人地关系、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共生转换机制、自然保护地的治理体系和中国治理体系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保护地的日常管理与监督、自然保护地的生态补偿和特许经营等。主要结论有：（1）只有生态文明体制才能真正使各地地方政府处理好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与发展关系，而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整体进展最快、制度改革最系统的领域。（2）要实现“最严格的保护”，在关注自然保护地“地”的同时，强调在“因地制宜”“恋地主义原真性”等视角下考虑“人”（尤其本地居民）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和参与方式。（3）自然保护地人与自然冲突的制度成因主要源自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利益结构冲突。解决冲突、实现人与自然共生，需要优化治理体系尤其是调整各级政府的责权利制度，重构利益维度，形成利益共同体。（4）在自然保护地治理体系中，要处理好多元主体的各类关系，需要在统一的管理目标下对不同利益主体责权利进行统筹协调与高效配置，建构自然保护地共治格局与多元共治体系。（5）全球自然保护治理存在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自然保护地与人居系统、自然保护目标与全球执行力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几千年积淀形成的“人与天调”的文化传统能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6）针对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需求及其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定位，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探索有利于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7）国家机构改革前，自然保护地存在“九龙治水”的破碎化管理问题。机构改革后有专门部门分别对自然保护地进行日常综合管理和监督执法，实现了管理与监督的统一、规范与有序。（8）要持久做到生态保护第一，就必须普遍实现两山转化，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两山转化。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是一种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路径，也是绿色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需要用多种方式积极进行政府特许经营和品牌特许经营的探索。

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共同生产者和受益者，利益相关者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与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探究生态系统服务的社会相关性和潜在社会影响至关重要。如何从利益相关者感知视角进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揭示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影响因素、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多重生态效益已成为一项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进展，在归纳利益相关者及其感知概念的基础之上，整理介绍利益相关者感知在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的应用，系统梳理利益相关者识别、感知数据获取、感知评估方法特点，阐释影响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多维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从生态系统服务社会公平性、决策参与度、可持续供给理念出发，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构建一个社会感知评估、社会效应分析、政策实践应用互动融合的研究框架，进而有效链接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阐明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社会需求与差异、挖掘多源大数据在多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感知评估中的作用、扩大空间分析方法应用范围、揭示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差异形成机制。

传统村落是特殊的乡村地域单元，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薄弱之地，如何促进传统村落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借鉴催化反应动力学原理与城市催化剂理论，结合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发展现实背景，构建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催化机制，并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探究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发展路径。研究显示：（1）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视为催化载体，构建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要素注入—载体吸附—效能释放”共同富裕催化机制。（2）载体通过吸附活性要素形成催化剂并释放环境清洁卫生与生态旅游持续、空间规划综合布局与空间联动多功能化、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关系网络织补与利益权力协调等催化效能，促进板梁村达成生态持续、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和谐与制度完善五维度目标，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研究充实了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路径，试图为中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生态系统服务尺度与人类治理尺度错配是造成生态系统服务退化的原因之一，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是认识与解决该问题的首要环节。基于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提出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分析框架与身份变动机制，并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与发展提供来自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实践尝试和研究思路。研究认为：利益相关者是生态系统服务反馈机制中重要社会属性变量，且存在于层次性空间结构中，呈现出竞争性动态平衡和差异性权重位次等特殊属性，是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目标达成的惠益对象。利益相关者理论演化与类型划分标准为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带来助益，但存在适配性差异。引入布迪厄实践理论，这一体现综合性、关系性、模糊性、生成性和再生产性的独特研究视角，能够为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提供由场域、惯习、资本等核心概念构成的分析框架，并为阐释其身份变动机制提供思路；同时，为回应利益相关者理论融合规范主义“价值”与实证主义“事实”的发展定位和趋势，拓展其理论解释边界带来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实践尝试。围绕该分析框架，就制度设计，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场域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探索建立从利益相关者界定出发到规制生态系统服务尺度与人类治理尺度错配的制度体系。

进入“人类世”新纪元，生态系统退化与人类需求提升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可持续发展在此问题上的时代要义，就是要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科学协调。提出“从级联到耦合”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研究新思路，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二者耦合关系的发展阶段及其空间分异，构建了耦合逻辑框架，通过典型耦合类型区来辨析其驱动方式差异，为新时代快速城镇化地区的人地协调提供实践参考。结果发现：（1）广州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严重萎缩，受到人类福祉趋同化增进的胁迫，二者的耦合协调性差；（2）耦合关系以生态系统服务为刚性主导，服务低值区的连片蔓延促成了低失调的同化格局，服务供给与福祉需求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失衡；（3）通过资本流动、土地利用、尺度效应、利益分配等驱动方式差异，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形成了发展阶段和供需匹配各异的耦合关系，主要包含空间争夺的低失调、空间弱关联的拮抗和空间互促的高协调。据此，亟需以生态文明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严格保护生态空间，提升城镇空间的发展质量，统筹人地系统综合管理，弱化用地权衡和空间博弈，加强供需耦合的空间协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粮食安全为国之大者。基于经营规模异质性探讨土地流转对农地非粮化的影响，有助于识别重点监管对象，降低监管成本，更有效地治理农地“非粮化”。采用2017—201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评估土地流转对农地“非粮化”的影响，并细化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土地流转的农地“非粮化”效应。研究发现：（1）从整体来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地“非粮化”；（2）土地流转对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非粮化”行为具有差异化影响：10亩以下的农户会“趋粮化”，10~20亩的农户无显著差异，而20亩以上的农户倾向于“非粮化”。据此，为有效防止土地流转对粮食安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节约监督和管理成本，提高农地“非粮化”监管效率，提出重点监管20亩以上规模经营农户，不过多干预20亩以下的农户，完善土地流转市场的建议，以解决流转中存在的信息不透明、信息获取成本过高和租金过高等问题。

国家公园的全面落地对生态补偿资金需求提出巨大挑战，财政补偿不仅杯水车薪，更难以破解补偿不足和补偿错位的僵化困局。以碳交易为解决国家公园生态补偿问题的工具，梳理了将生态碳汇开发成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到碳市场上获益的国际、国内和第三方独立自愿减排机制等三条通道，分析国家公园生态碳汇通过CCER市场获得充分且精准的补偿还存在市场供给受限、难以有效交易和收益分配模式不明确等三个关键问题。在基于碳交易的生态碳汇补偿机制设计中，提出了在方法学障碍清除后，兼顾经济和社会生态效益原则下保障生态碳汇项目最大盈利可能的筛选机制，通过抵销比例、异地抵销、政府保护设置促成交易并区分政府和市场补偿边界的有效交易机制；以及为规避经营风险，通过引入第三方专业碳汇开发企业的PPP模式进行生态碳汇开发，并根据碳汇相关供给主体的贡献进行收益分配的精准补偿机制，为主管国家公园的林草部门和主管碳市场的生态环境部门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成果将为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所有自然保护地及其他生态空间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