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利用的可持续集约化为保障粮食安全、农业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提供了新思路,对于深化农民主体地位、夯实农业发展的现代化导向、破解“新三农”复杂的问题集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系统梳理国外可持续集约化的思想缘起,辨析可持续集约化的内涵差异,厘清“新三农”视域下中国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的逻辑本源;基于要素融合—结构重整—功能优化的运行轨迹,遵循耕地利用系统过程—格局—机制—效应的逻辑进路,尝试从学理辨析、水平测度、演化机理和优化调控等方面厘清耕地利用系统基本问题域并阐释其研究主题,构建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的研究框架。探索性提出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的农业生态空间—人地关系—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等科学问题,探讨因素+机理、功能+系统、过程+格局、尺度+界面的关键路径。

重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可夫链以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异格局、空间动态演进以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中级协调区域逐步向中部扩散,高级协调区域数量不断增加;高级协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乡村振兴滞后型”占大多数,初级协调和濒临失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居多。（2）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呈现维持原有状态稳定性的特征,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处于高级协调阶段的省（市、自治区）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向上转移的省（市、自治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向下调整的以北方省（市、自治区）居多;耦合协调较高的省（市、自治区）对邻近省（市、自治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耦合协调度低的省（市、自治区）对周围产生负向效应,且这种影响是不对称的。（3）影响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变化的驱动力空间差异显著,表现出层级带状分布的发展态势。政府驱动、投资驱动、人口驱动呈现南北层级带状分布。消费驱动、收入驱动、产业驱动呈现东西层级带状分布。

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以乡村地域系统内部要素变化解析乡村重构特征、外部环境变化解读乡村重构机理、外源驱动因素与内生响应要素耦合解译乡村重构模式。基于江汉平原的实证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乡村地域持续经历重构过程,表现为乡村重构综合指数不断增加,高值区主要沿域内交通干线分布、低值区主要分布长江沿线和平原腹地;（2）乡村重构机制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外源驱动因素与经济、社会、空间等内生要素的耦合作用,非农产业规模扩张引发乡村人口外迁和就业转移,进而推动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乡村“存量”要素重组;（3）经济—社会重构主导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流模式,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变化加剧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面临水环境污染和水灾害侵袭的双重挑战。研究框架能够揭示江汉平原乡村地理剧变特征,中国中部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重构具有与发达地区不尽相同的图景。研究结果意在为乡村地理研究和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农村新业态发展是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海南省琼北火山地区传统村落历史悠久、分布面广、资源丰富、形态特异,然而传统古村落发展较为缓慢,产业单一、业态发育不足,农民增收困难。在乡村振兴、国际旅游岛建设及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等战略实施的宏观背景下,琼北火山传统村落迎来农业深度发展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机遇。本文以海口永兴镇美孝村为例,运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广泛采集村民的新业态发展意愿和建议,构建了美孝村新业态发展框架模型,因地制宜提出尊重农户意愿的新业态发展类型,以期为美孝村经济社会转型和琼北火山地区传统村落的新业态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基于村庄尺度探索碳排放约束下的农业生产效率,对于差别化的低碳农业生产模式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河南省65个村庄的调查数据,对不同样点的农业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并采用Super-SBM模型分析了碳排放约束下的农业生产效率的差异。结果表明：河南省农业碳排放强度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这主要受种植结构、农业生产条件、人类各项投入等因素的影响;碳排放约束下的河南省农业生产效率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根据农业生产效率和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可将样点村庄分为低碳高效村、高碳低效村、高碳高效村和低碳低效村四种类型。其中高碳低效村和低碳低效村的比例较大。建议未来应加强农业规模化经营、减少能源和物资投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推广节水节能新技术,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推动农业低碳发展。

增权是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增权对应的概念是去权,对社区去权的研究能够为增权探索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路径借鉴。运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和田野调查等方法,以安徽省太平湖为例,借助社区增权分析框架,探索湖泊型旅游地社区参与的去权过程。研究发现：（1）太平湖渔民群体在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四个维度上都显现出权利被削弱甚至处于无权的状态。（2）经济利益分配不公是社区居民“权能感”丧失最直接的因素,为改变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对政治权益的要求常成为经济诉求的辅助手段;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去权共同导致了社区心理无权感。（3）太平湖社区参与的去权呈现了螺旋下降的过程。（4）相对区位条件、参与旅游程度、个人能力等因素导致对“权能感”感知明显不同,社区内部出现分化。最后,从制度、政府和社区层面探讨了湖泊型旅游地社区去权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