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主持人：
周国华，湖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地理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乡村地理与城乡转型、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更新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访谈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破解“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既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高农民生产生活质量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农”是百年党建与中国城乡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乡村是地理、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多元集合体。“三农”问题是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发展问题，“三农”问题与乡村研究形成了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传统。新时代的“三农”问题破解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需要对变化中的农村经济产业、农村聚落环境、农村社会生活和新型城乡关系形成新的理论认知，从新型城乡关系和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着眼，统筹多层级的公共决策与多尺度的地方实践，系统思考新时代“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
因此，我们邀请来自“三农”问题理论研究、“三农”工作与公共决策、土地利用与国土空间规划、区域科学与经济地理、乡村地理与可持续发展等相关领域的专家，以“三农”问题破解和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发展为线索，在“三农”发展体制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三农”问题新认知与破解之道、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乡村吸引力与乡村基本实现现代化、地方品质与乡村振兴、乡村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规划、农地改革与绿色发展、资源空间商品化与农业农村发展、农户经济与福祉发展、可计算乡村与乡建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对话，可以深化拓展“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理论研究视角，并为“三农”工作与乡村振兴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主持人：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乡村人地关系系统演化进程中，中国“三农”问题演变，呈现出阶段性变化，也衍生了新问题。“三农”问题的时代特征与破解之道离不开其基本内涵、发展脉络与理论支撑。请问“三农”问题和政策发展经历了什么样的脉络演变，“三农”问题具有哪些基本内涵，相关学科提供了哪些理论支撑，“三农”领域的新进展、新重点是什么，出现了哪些新问题以及如何破解?
访谈嘉宾：
龙花楼，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人文地理学），广西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研究。
“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领域与重点内容。1949年以来，中国“三农”发展政策随着国家发展战略与国内外发展形势变化不断演变。1950年中共中央在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53年开始逐步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1958年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了集体经营体制，并实行工农“剪刀差”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1958年国家制定《农业税条例》对农业部门征税，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严格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户籍制度形成，城乡居民社会身份不同，城乡壁垒形成。1978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世界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制度创举；同步拉开乡镇企业发展序幕，形成乡村工业化浪潮；启动了市场化为导向的农村改革。1985年国家将粮食统购政策修正为合同订购，国家粮食收购价大幅提高，涉农财政支出快速提升，农业税呈持续上升的态势。1990年国家建立粮食收购保护价制度与粮食专项储备制度，逐步建立起粮食风险基金和粮食储备体系。2000年起农村税费改革成为国家“三农”发展政策变迁的重要内容。200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铺开。2004年农业税减免试点工作启动，2005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中国乡村发展政策实现了从取到予的历史性转变[1]。2004年至今，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三农”问题20年。2008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继实施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并加大专业领域财政扶持。2017年党和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发展战略，面向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共同富裕实施了系列政策。
1949年以来中国“三农”政策整体经过了从城市偏向性发展到城乡融合发展的转变[2]，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成为新的发展取向。“三农”问题不是单一的区域发展问题与农业产业发展问题，也不是农民的发展主体问题，而是城乡地域系统整体框架下乡村地域系统功能提升的优化决策问题。“三农”问题是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与关键抓手，“三农”问题的解决内嵌于乡村振兴进程，需要基于系统观从人地关系的优化调整着眼，内强动力，外援资源，优化要素结构、重塑乡村形态、提升地域功能[3]，统筹社会、经济、文化与生态等乡村地域子系统，与整个社会经济转型发展阶段相适应，在厘清发展正义的基础上，破解“三农”发展的突出问题，实现子系统的联动互促与系统功能的整体提升。“三农”问题不再仅仅涉及农业、农村、农民，事关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大局。中国“三农”已经深刻融入了全球化进程，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与“三农”可持续发展关系人类命运与未来发展。
中国乡村步入了转型发展的快车道，“三农”领域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聚落等研究范畴。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发展、乡村重构转型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土地系统与土地利用转型、大食物观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与乡村空间治理、农户地理与乡村社区、乡村振兴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成为中国“三农”领域的重点关注内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与破解根植于地理学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区位理论，经济学的部门经济理论、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理论等，社会学的社会功能理论与社会冲突理论的沃土。在“三农”问题研究实践中也发展出了土地利用转型理论、乡村重构理论、乡村发展多体多极理论、界面理论、乡村吸引力以及乡村可持续性等理论。与此同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社会经济正步入转型发展的关键节点，国际局势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三农”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诸如“乡村病”诊断与治理、“三农”的功能定位与政策设计、“三农”要素的远程耦合与管控、农民生计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农民进城的社会融入与返乡发展的困局、乡村空间正义与商品化等等。上述问题的解决需要创新“三农”问题认知，把“三农”问题置于城乡地域系统的整体场域乃至全球视野空间进行综合考虑，以更包容的态度集成多学科、多主体、多区域、多国别智慧，面向历史与未来，把握“三农”规律，诊断“三农”问题，提供可持续发展方案。
主持人：
“三农”问题的肇始与衍生有深刻的制度根源。请问中国“三农”发展经历了什么样的战略转变与制度变迁、“三农”工作涌现了哪些典型经验与地方模式，新时代的“三农”发展体制和工作机制如何响应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
访谈嘉宾：
林万龙，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三农”政策和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1949年以来，中国的“三农”发展战略经历了由城市偏向性发展到城乡融合发展的转变。自1953年开始逐步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直至2002年之前，国家一直实施城镇偏向型发展战略。2003年以来，开始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覆盖”。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分水岭，2003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工作方针；与此相呼应，中央从2004年起在“多予、少取、放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包括我们熟悉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农业直接补贴政策、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政策、农村低保政策等。这标志着中国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终于由长期的“取”逐步向“予”的方向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三农”体制和政策体系也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阶段。以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为标志，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体系的一体化工作开始启动。2017年，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20年底，中国实现了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乡村振兴上升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战略高度。在此基础上，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以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为重点，开始进入乡村振兴的新发展征程。
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素有三，实现总体富裕、兜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和缩小低收入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中西部22省区以构建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体系为重点，成功兜牢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探索形成了各自行之有效的典型经验；浙江省先行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共同富裕等方面先行先试，形成了一套好的做法，可为各地所借鉴。
新发展阶段的核心目标，是走向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响应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新时代的“三农”发展体制和工作机制应注重抓好两个“底线”、做好两个“衔接”、促进两个“融合”。
一是抓好两个“底线”，即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和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守牢这两条底线是毋庸置疑的，乡村振兴无论在其他哪些方面取得了如何出色的成绩，如果这两条底线没有守牢，乡村振兴战略都难言成功。
二是做好两个“衔接”，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国特定的人口、资源禀赋决定了小农户在国内未来相当长时期的地位。目前，在促进小农户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方面的工作与政策体系还比较薄弱，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五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体制和政策体系，应逐步转化过渡为实施乡村振兴的体制和政策体系，为下一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扎实基础。
三是促进两个“融合”，即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应该采取多种组织形式，探索发展多种类型农村产业融合方式、培育多元融合主体、建立多形式利益共享机制和实现机制，将乡村建设成为产业兴旺之地。乡村振兴的着力点还应该放到城乡融合发展框架之下来考量。特别是，应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统筹县域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城镇开发、村落分布等空间布局，强化县域综合服务能力。只有这样，乡村才可能成为城乡居民宜居之地、消费之地，城乡居民才能真正走向共同富裕。
主持人：
城乡融合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是区域均衡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表征和应有之义。地理因素和制度体制是区域发展差别与阶层发展差异的根源。请您从破解“三农”问题出发，谈谈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作与共同富裕的问题、思路与出路。
访谈嘉宾：
乔家君，河南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党委书记，二级教授，河南省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河中下游数字地理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环境与规划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副主任，河南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河南省测绘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乡村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相关教学与研究工作。
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人民共同富裕，必须要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就成为了其中极为关键的环节。这既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本质上都是以系统思维促进区域空间布局优化、推动不同战略间的协同融合，促进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建立在空间上相互融合，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自由且均衡流动，功能相互补充的地域发展共同体[4]，以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均衡发展，不断填补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鸿沟，缩小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5]。在此过程中，目前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城乡之间、不同区域的乡村之间仍有着巨大的发展差距。表现在城乡间、不同区域间收入差距显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不足、功能不够优化、质量差异巨大，城乡间的技术、人才、物质、资金流动依然受限等方面。当城乡发展差距还处于持续扩大阶段时，推进共同富裕就不具备必要条件；只有城乡发展差距处于不断缩小阶段并缩小到一定程度时，实现共同富裕才具备充分条件[6]。在现阶段，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逐步缩小城乡间的差距。
一是以空间规划来引领城乡空间融合，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均等化。长期以来，空间规划中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均以城市为中心进行，从而造成了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的城乡二元差距。实际上，城镇地域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都是复杂的巨系统，二者在空间上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是紧密关联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包含地域、市域、县域三个层次。因此，以不同层级的空间规划为引领，以推进城乡空间融合为导向，提前布置、主动优化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可以促进不同层面上的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均等化。在地域层面上，健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机制，促进城市圈优化开发，促进城市群、都市圈内不同层级、不同功能的城市协同发展。在市域层面上，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出发，推动形成疏密有致、层次分明、功能明确的城区、县城、小城镇、乡村空间规划体系。在县域层面上，根据各地资源环境与发展水平，分类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将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战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编制全覆盖的村庄空间建设规划。
二是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打破城乡与区域间要素流动的壁垒。淘宝村与乡村网红的兴起，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数字技术可以降低城市与乡村间物理距离的影响，并吸引部分人才、资金从城市流入乡村。因此，当前需要抓住数字技术的红利，加强农村数字化建设，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数字化建设体系。城乡融合的关键在于打破城市与乡村间要素流动的不平衡状况，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比如通过不断发展数字通讯技术，采用远程的VR、AR技术，未来可以促进乡村与城市共享高质量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数字技术的兴起逐渐改变了要素流动模式，激活了乡村发展潜能，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进程[7]。通过大力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城乡融合数字化平台的建设，有助于弥合城乡间的数字鸿沟，实现城乡间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三是以专业村模式推动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从国内外乡村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我们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发展富民产业，没有稳定的富民产业，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乡村的诸多问题。没有乡村特色产业，农民增收无从谈起；没有产业支撑，促进集体经济的增收，即使投资建好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后期也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维护运营。因此，需要紧抓乡村振兴机遇，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专业村发展模式以专取胜、以特见长，可以激活“人、地、钱、技”等核心要素，助力乡村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对农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推动农村充分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方式。
主持人：
在讨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新三农问题”破解之时，大国“三农”、城乡差距、“乡村病”、乡村旅居、现代田园、未来乡村等都是绕不开的话题。您参与的区域与城乡发展研究团队，对乡村地理进行了长期的理论研究与前沿领域探索。请就上述话题谈谈您的观点，讲讲如何培育乡村吸引力，促进乡村基本实现现代化?
访谈嘉宾：
谭华云，南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入选“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培养对象。主要从事乡村地理、旅游地理和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大国“三农”、城乡差距、“乡村病”、乡村旅居、现代田园、未来乡村等话题，折射出人们对乡村的情感眷恋，也照进“新三农”问题的破解之难。田园牧歌、诗酒栖居与耕读传家，是中国人天地合一的宇宙观和知行合一的知识论的浪漫表达；乡村旅居、现代田园与未来乡村，是现代化发展、城镇化进程和城乡复杂流动下的集体乡愁和理想乡居；大国“三农”、城乡差距与“乡村病”，是中国尤其是中西部“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之基和痛点所在。“让乡村生活具有吸引力”的民间表达与“2035年乡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乡村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里子”的本质要求，而具有吸引力的乡村功能与生活方式则具有时空差异和多元表征，是“面子”的多元呈现。这可从乡村聚落演变和多功能转型的时空差异与路径分化、城乡互动下的乡村绅士化的现象解释与乡村吸引力的理论应用、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指导下的乡村现代化发展等一般理论指导和多元地域模式中，得到综合解释。
其一，乡村聚落演变与多功能转型的时空差异和路径分化。农村聚落演变受自然环境约束、基础设施建设、地域文化传承与融合、城镇化与产业经济转型、土地使用变革与创新、农户行为模式转化、宏观政策环境等基础型、新型与突变型因素影响[8]，分别主要作用于农村聚居特征延续、促进农村聚居模式转型以及形成农村聚居环境突变，构成农村聚居演变的“三轮”驱动机制[8]；形成基础因子作用下低速平稳的传统路径、新型因子作用下快速发展的新型路径、突变因子作用下突变性的偶然路径等三条驱动路径[8]。乡村地域遵循弱功能低水平—功能分化发展—功能冲突—多功能高水平协同发展等四个阶段演进[9]，乡村聚落朝向聚落总体规模缩减、聚落布局的集聚与收缩、聚落体系的层次化与网络化、聚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聚落景观多元化与功能复合化等五大基本趋势，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是双向耦合的过程，共同驱动乡村地域系统转型发展[9]。由此，中国乡村聚落演变与功能演化具有时序差异和地域之别，其演化机制与转型路径必然呈现阶段性差异和地域性特征；有路径依赖的必然性，也有路径突变的偶然性。
其二，城乡互动下的乡村绅士化的现象解释与乡村吸引力的理论应用。在应对乡村衰败现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城乡系统双向互动、中产阶层崛起的社会背景和美好生活的价值意蕴与乡村家园的情感眷恋下，乡村绅士化和乡村吸引力成为新的热点议题。乡村绅士化是一种人口流动引致的乡村社会空间重构现象，是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新型路径[10,11]。乡村吸引力是乡村地域系统吸引人、业、钱、技、信等资源要素向乡村地域集聚的一种潜在能力或力量；乡村吸引力是城乡地域系统内自然生态、产业经济、居住生活、社会文化、设施感知与政策制度等六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城市推力—乡村拉力、城市拉力—乡村推力和城乡中介力“五力”综合作用，共同驱动乡村吸引力的形成和演化[12]。乡村绅士化的发生之地，往往是自然或人文舒适物丰富、具有吸引力的、能承载美好生活的乡村区域。村庄规划与聚落空间优化需要朝向人地关系和谐和主客生活美好，支持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的有机复合、空间结构的有机均衡与空间尺度的有机约束[13,14]。具有吸引力的乡村建设与社区治理需要城乡多元主体的发展共识、充分的地方协商和可接受的利益共享格局。
其三，可持续性科学指导下的乡村现代化发展。乡村可持续性由农业可持续、乡村社区可持续性和乡村居民福祉组成，受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三维支撑[15]。乡村可持续性研究既强调跨学科、多尺度与耦合分析的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探索[15]，也需重视问题和需求导向的韧性乡村建设与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决策支持及技术支撑。从“十四五”（2021—2025年）到“十六五”（2030—2035年），乡村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全国“一盘棋”的考量，摸清全国乡村发展底子，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合理调控村镇体系发展，推进乡村场所设施更新与优化公共服务供给，逐步落实农民国民待遇和福祉发展，逐步实现城乡福利均等，为农民进城的社会融入与市民下乡的投资消费纾困、促进乡村文化复兴与非遗传承，维系乡愁眷恋与乡情乡谊。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和边疆安全治理的基础上，从战略政策、机制体制与项目行动层面，切实加强东部反哺西部的东西部协作、城市反哺乡村的城乡融合、双向畅通的城乡要素流动等制度革新和资源支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有机融合，因时因地制宜、有序推进乡村现代化进程。东部地区乡村需要继续整合政企社多元力量，全面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和城乡有机融合，持续创新发展模式，系统提升乡村吸引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率先实现乡村现代化，推进更富更强更美的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中西部地区乡村需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鼓励自然人文舒适物丰富的旅游旅居型乡村和交通便利、产业发展基础好的专业型乡村，整合区域内外资源，示范带动全域乡村实现农村基本现代化。在加强边疆治理和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尊重市场规律和主体发展需求，理性应对乡村衰败，壮大村集体经济，盘活乡村存量资产，增强乡村运营能力，提升乡村韧性。
主持人：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到“城乡让生活更美好”，作为地方或空间，乡村的品质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新议题。您多年深耕地方品质理论与区域特色发展研究，请谈谈地方品质与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地方经验及创新路径。
访谈嘉宾：
杨开忠，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科学、空间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等研究。
地方品质也称为空间品质，是吸引人到一个地方生活的禀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地方品质即人们选择一个地方生活的效用，由所获得的收入、地方舒适品和生活成本共同决定。狭义的地方品质则仅指地方舒适性。2017年9月，我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应邀在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在这个演讲中，我简要而系统地阐述了“以地方品质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逻辑，强调创新决定竞争力、人才决定创新、地方品质吸引和集聚人才，并提出“新空间经济学”。克里斯托弗在接着我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多次对我的观点表示赞同。这无疑是一种鼓舞。自此之后，我不断倡导“新空间经济学”，带领团队研究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与演讲。近年来，地方品质已经成为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强调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和提升农民生活品质，这使地方品质再次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为什么要以地方品质驱动城乡高质量发展?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提升地方品质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是靠生产和增长导向的，在思想和行动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假定，只要有生产、有增长就自然满足了需要[16]。在解决“有没有”问题的时代，这是基本合理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提高和需求层次升级，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关键变成了解决“好不好”的问题[16]。在这个时代，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必须转向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导向。这就要求我们把工作重点从生产函数转移到效用函数上，真正做到以人为核心，围绕人的美好生活需要来理解和把握发展。这要求乡村振兴既要提供独特的高质量可贸易品，又要提供多样独特的不可贸易品，包括满足9亿多城里人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生态产品。因此，提升乡村地方品质是增进城乡居民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的直接要求。第二，提升地方品质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本质要求。体面的收入是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基础。怎样提高乡村居民收入?随着经济社会高度发展，中国提高收入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主要靠劳动力、土地等初级要素投入和物质资本投资驱动，现在则主要靠创新来实现了。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创新在根本上取决于人才，人才在哪里创新就在哪里。国内外研究表明，在一体化高度发达的时代，哪里地方品质好，哪里就会集聚人才，要吸引、留住和集聚人才，就必须营造富有魅力的地方品质[16]。人才、创新是乡村振兴最稀缺的要素，乡村振兴要吸引和留住人才，必须大力提升乡村地方品质。因此，提升地方品质是以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
怎样以地方品质提升推动乡村振兴?总的来讲，乡村作为国家城乡体系的边缘，提升地方品质面临分割、偏远、低密度和异质性红利不足的制约，提升地方品质必须适应和缓解由此带来的乡村地理相对无效率。为此，一要消除城乡之间设施型、制度型分割，不断融入城乡统一大市场、大生活圈；二要鼓励移民，缩短与机会的距离；三要促进集聚，增加密度；四要彰显特色，发展特色产业，努力获取异质性红利；五要数字化转型，规避实体空间不经济。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以下三点。
一是基于禀赋的特色发展战略。为尽可能地规避交换和规模经济不足，提升乡村地方品质应实施基于禀赋的特色发展战略，适应绿色化、文化复兴以及返璞归真的潮流，实施基于独特生物多样性、乡土文化多样性的边缘创意行动，充分挖掘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打造一批集聚和发展“乡土人才”、弘扬“乡土文化”的一流“土大学”，形成各具特色的土文化产—学—研—用互动创意中心，促进乡村的特色、创新与综合发展。事实上，这种发展客观上正在兴起。山东菏泽牡丹创意产业、浙江的青瓷创意产业、江西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等都是这方面的优秀案例。
二是数字化振兴战略。虚拟空间包括感知空间和网络空间，具有“三零一无”（零世界、零距离、零成本、无边界）的特点，可以使人类活动在一定范围内摆脱现实地理空间的制约，对乡村振兴克服实体空间地理相对无效率意义重大。振兴乡村不是不需要而是更加需要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把人类活动从实体空间更多地转移到虚拟空间上，虚实融合发展。目前，乡村数字化远远落后于城市，集中表现在数字经济落后上。因此，乡村振兴应当抓住数字中国、网络强国的战略机遇，实施乡村数字化振兴战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速从实体空间向虚拟空间的转型。
三是乡村振兴要城镇圈化。城乡之间、城区镇区之间职住适度分离，客观上已成新型城镇化的普遍趋势，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通勤城镇圈发展方兴未艾。所谓乡村振兴要城镇圈化就是适应这种趋势，通过市场、政府、社会不同机制，鼓励和引导乡村人口与经济向以城镇为中心的城镇圈集中。这既有利于最大限度消除分割、缩短乡村与发展机会的距离，又有利于最大限度获取集聚经济和借用城镇的规模经济，是适应缓解乡村地理相对无效率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货物平均运距将继续有所缩小，一小部分村庄、集镇，甚至建制镇会萎缩甚至会完全消失，包括行政建制在内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政策的适应性调整是必然的。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以地方品质驱动发展是一个普遍规律。例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布《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即“二全综”），强调国土空间品质，提出建设“广域生活圈”。为改善居住综合环境、满足居民更高层次需求，日本1977年发布《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延伸发展“广域生活圈”理念并提出“定居圈”，试图以此为单位进行住宅、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生活设施建设，吸引工业和人口从大城市向地方分散。此后，日本第四次、五次、六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分别从点、线、面角度进一步提出多极分散型国土格局、多轴型国土格局等目标。2005年，日本发布“七全综”，强调国土空间品质要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要顺应地方品质驱动发展的规律，着力实施地方品质驱动发展战略。
主持人：
治得一方空间，守住绿水青山，赢得金山银山，留得故乡田园。破解“三农”问题与实现乡村振兴有赖于乡村三生空间重构和国土空间规划，请您谈谈乡村三生空间重构理论如何指导乡村振兴规划，以及如何通过乡村空间重构和规划引领，提升乡村空间多维价值，进而实现乡村振兴?
访谈嘉宾：
岳文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土地科学与不动产研究所所长，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研究。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乡村空间治理成为关键一环。乡村三生空间重构旨在通过优化、调整与再造农村生产、生活和自然生态空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确保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基于乡村地域空间分异特征，可进一步将乡村空间细分为人居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三类，以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融合为导向，探讨乡村空间重构在挖掘和凸显乡村空间多维价值、实现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1）以土地综合整治推动人居空间品质提升，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过去由于城乡统一规划机制的缺失，一些农村地区形成了严重的“空心村”现象。随着农村人口的持续性迁移，闲置的宅基地也越来越多。因而，乡村人居空间的重构关键之处在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改革为抓手，盘活乡村“沉睡”资产，同时改善乡村生活条件，建设农民所需的配套设施，提高乡村居民生活水平。为此，在改革思路上，以农民需求作为逻辑起点，促使政府角色由土地开发商向资产运营商转型；在内容迭代上，既要以系统重塑作为基本要求，从以物理空间整治为重点转变为以家园与生活改造为目标，通过“运营前置+需求定制”，实现规划—设计—建设—运营—治理的贯通，又要畅通要素流动，建设城乡土地要素统一大市场，实现乡村“产—居—人—文—景”的融合；在体制机制上，加快建设城乡一体、高效协同的统一规划建设机制，建立以全域土地统筹谋划为核心的规划理念，辅以土地整治为基础的规划实施手段。此外，以跨乡镇的基本整治单元为载体，探索投建管运一体化路径，建设打通联动、互促共进的联建机制，同时避免相互内耗的合成谬误与任务简单分配的分解谬误，完善扁平一体的治理机制；在具体行动上，针对农村人居环境提升，需准确把握农村人口变化趋势以及农村闲置宅基地的整治潜力，划分集中建房区、复垦复种区和生态修复区。通过土地用途调整、村庄整治以及村庄移民等方式整合空间资源，合理安排和布局乡村公共服务设施，打造高效、合理、舒适、便利的农村人居生活空间。
（2）以精细化管理助力农业空间多功能价值实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探索建立保障型—提升型—融合型农业协同发展的空间布局体系。首先，基于农地“趋粮化”的供给要求，构建“田水路林村”全要素整治路径，以促进粮食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与专业化；其次，基于地域特色资源和市场需求，种植和生产具有高经济附加值的作物与农产品，打造区域农业产业集群，配套完整、服务齐全的农业产业链价值体系[17]，建立多业融合、多级转换、良性循环的高效农业生产系统；最后，立足乡村产业兴旺的战略基点，研究乡村大地景观、农林混合布局、乡村文旅要素配置与经济、文化、生态效益的作用关系。以生态要素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对乡村多元空间要素进行整体性修复，使农村山清水秀，环境美丽宜人，富有乡土人情[17]。以传统文化要素点亮现代化农业发展，如江南地区的蚕桑文化、岭南地区的蕉基鱼塘文化等，融入农业休闲项目设计之中，建设富有地域特色的农业文化系统[17]。
（3）以系统性保护和修复保障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乡村生态空间的未来发展需要考虑可持续性，保证其价值的长期稳定性。为此，需要树立系统性思维，加强对自然生态空间的整体保护。一方面全面实施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禁止和限制发展产业目录，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和开发强度，强化准入管理和底线约束[18]；另一方面通过组建统一机构，明确修复责任主体，贯彻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理念，采用自然恢复与人工恢复相结合的方式提升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连通性和原生性[18]，最大程度发挥生态空间在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以及固碳增汇等方面的作用。此外，生态空间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自然属性上，还关乎创造生态文化的社会和人文属性。因此，需充分发掘乡村文化、推进农村文化生态建设，提高乡村软实力，打造有温度、有地域特色的现代化新农村。
综上，以空间规划为引领，统筹兼顾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融合发展，不仅有助于推动乡村活力提升和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进步与文明升级，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乡关系构建的坚实基础。
主持人：
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需要城乡系统互动发展与多元利益主体参与，资本下乡和市民下乡推动了农业农村发展，增加了耕地“非粮化”风险，也带来了乡村资源和乡村空间的商品化与资本化问题。请您从大食物观视角谈谈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关键问题与有效路径。
访谈嘉宾：
郧文聚，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研究员，副主任，中国土地学会耕地红线科学传播专家工作室首席专家。主要从事耕地保护与国土整治理论及政策实践研究。
从自然资源管理到国土空间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一道绕不开的重要课题。一定意义上讲，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更复杂、更艰巨，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科技创新攻坚战和科学实践决胜战。
把资源与资产、资本联系起来分析研究，统一起来开发利用和监督管理，是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工作。推进工业化，经营城市、运营乡村，从根本上说，是以资源为对象，通过要素合理配置，实现价值生产和服务增值的过程。资源是物质生产的基础、载体和平台，农产品和生态产品的生产，更是自然生产与人类活动、科技赋能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之间存在一个合理的平衡域。偏离了这个平衡，不仅生产水平和质量、效率会下降，还会损害自然生态安定格局。只重视资产、资本，而忽视资源本身的健康保育，是得不偿失，也有违可持续发展科学的基本常识，必须予以摒弃。
国土空间规划，划定了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确定了农业空间、建设拓展空间和生态基础空间，明确了不同区域这三类空间的开发利用和治理保护的条件与目标任务。对于农业空间，强调了耕地红线的优先序，即在发生空间冲突的情景下，要优先考虑耕地红线空间的保护，其他空间需求必须退让。在明确以上基本原则后，需要讨论和解决的是以下各地反应极强烈的现实问题：
一是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高品质宜业宜居问题。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应该集中向优势区布局，向规模化经营发展，向绿色低碳生产转型，这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调整乡村自然格局，逐步落实现代生产经营布局，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提升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水平，重塑有魅力、开放的乡村空间。逐步实现区域发展均等和城乡等值化。要将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中国乡村2035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二是畅通城乡之间要素互动，实现城乡系统互动融合。工业化、城市化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基本方向，是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力量。农业要发展、乡村要进步，离不开制度创新和向新要素的开放。发展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吸引资本下乡、市民下乡是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让农民腰包鼓起来，需要首先让向乡村提供发展机遇的投资人敢于投资、消费者愿意消费。这就需要重新设计多样化的乡村发展模式，在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同时，避免耕地“非农化”、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风险。既要高品质的农产品，又要生产高水平的田野生态产品和乡村文化产品。
三是更新认识、解放思想，积极从大食物观的新思路，探索落实食物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要紧紧抓住良田良种良法良治多元互动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成功经验，打开思路，向设施农业、工厂农牧业，向森林、草原、海洋、滩涂、河湖、湿地要食物，向新的动植物食源要食物的新思维，积极推动颠覆式创新，破解关键技术难题，突破卡脖子和拦路虎问题，试验探索开辟新食源的有效路径和科学模式。
四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联动。先进科学技术需由生产者所掌握，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键技术突破，必须与常规技术相结合，形成新的换代升级技术体系，才能发挥出科技创新的力量。技术体系，也只有和管理工作体系实现有效对接、耦合联动，才能实现从试验田向区域大规模生产田的转换。以中国粮食作物生产为例，从目前的先进技术储备来看，还有三成以上的产能等待从“试验田”向“大田耕作”的转化。
主持人：
“两山”理论与“双碳”目标为中国乡村振兴与和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与行动目标。农地产权制度革新是“三农”问题与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请您谈谈“两山”理论与“双碳”目标指导下，产权与治权如何共同作用于破解“三农”发展困境?核心破题路径是什么?
访谈嘉宾：
黄贤金，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自然资源部碳中和与国土空间优化重点实验室主任及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双碳治理与国土空间规划、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农村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国家长久以来的工作重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产权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先后经历了以个人物质利益认同为核心的赋权式改革、以土地产权流动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与以土地产权结构完善为核心的权利实现机制改革，为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及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供了要素支撑与制度保障[19]。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尤其是“两山”思路与“双碳”目标，随着农地功能向产品功能、生态环境功能、自然资本功能的转型，面向乡村可持续发展与治理现代化的新需求，持续推进农地产权改革仍是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源动力与重要抓手。德姆塞兹产权演进模型告诉我们，产权制度的改革过程是产权成本与收益不断聚焦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及2015年启动的农村“三块地”改革的成功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农村自然资本、碳汇价值等生态产品价值，如何通过农地产权实现机制的再创新价值实现，也需要加以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一是实现产权—治权融合的必要性。土地要素是自然经济综合体，其不仅体现了生产功能，而且还具有重要的自然资本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因此，在以土地要素为核心开展农村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需要从人地关系角度，更为全面地认知农村土地系统的价值内涵，即其不仅在于创造农产品、为农民生计提供长远保障等生产价值和社会价值，还在于其所赋含的生物多样性、水源涵养、固碳增汇等方面的生态价值，而这些价值更具有正外部性，在以传统的经济核算体系中，其是作为人类社会免费提供的产品而存在的。但由此也导致这些价值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甚至还遭受损失。“两山”思路的出现，还需要融入治权，创新农村土地系统的产权—治权融合机制，这为农村土地系统的自然资本价值实现提供了新思路。
二是基于“治权”的农村土地产权维护性成本分析。农村土地价值的多元化，也对农村国土空间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嵌入在特殊经济体制与乡土文化环境中，与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冲突等因素关联密切，在国家权力机制与社会规范的交互塑造下内含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多重属性[20,21]。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与基础性制度安排，通过农地利用外部性生态效益的内部化，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农地产权在资源配置效应与空间治理效应在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和乡村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粮食安全尤其是耕地非农化、粮田非粮化举措的落实，增加了农地产权对于耕地用途管制的维护性成本；生态价值以及碳汇价值实现的要求，也将增加农地产权土地利用在生态保护方面的维护性成本，即“治权”成本。既涉及农户这一产权主体，也涉及农村集体，以及国家和政府，都需要承担相关成本，包括学习成本、保护成本，乃至违法成本等。尤其是农户作为土地利用的主体，其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因为这将对农户这一土地产权主体有更多的限制，当然，也为农户土地产权价值实现提供了更多路径。
三是探索产权—治权协同机制，创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路径。在治理语境下，农地产权及相应的制度变革通过规制群体间的权利界限及构建集体分配秩序形塑治权，是影响乡村善治的重要变量[22]，也是新时代生态善治的重要变量。例如，探索社区居民与自然保护地治理融合发展新机制，借鉴中国香港地区郊野公园机制方式，赋予社区居民参与经营的权利，并共担自然保护地建设成本，避免政府征地拆迁、大包大揽的自然保护地高成本运行。探索碳汇价值实现机制，尤其是对农产品生产过程及农村生态保护的固碳增汇价值实施补偿机制，从而实现农村土地产权经营与碳汇治理目标的融合，也有利于激发农村土地利用者积极实施生态友好型的生产方式。
总之，“两山”思路和“双碳”目标所确定的新型人地关系要求，必须协同乡村产权—治权关系，尤其是积极构建农户参与的农村绿色发展机制及生态环境治理外部性收益分享机制，为可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主持人：
中国“三农”问题破解的地方施策，重在“业”的振兴与“地”的改革，疏于“人”的福祉发展。请您谈谈新“三农”问题破解与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农民福祉提升的长效机制与切实路径。
访谈嘉宾：
陆汉文，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一流学科“乡村振兴与国家政策”团队首席专家，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农村减贫与发展、乡村振兴与组织社会学领域研究。
“三农”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构建“人地业”协同发展机制，在人—地关系上保障地权地利为农民所享，推进进城农民市民化和减缓农村资源环境压力；在人—业关系上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保障农民分享农业产业化增值收益；在地—业关系上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现代农业的综合功能，走生态化开发利用道路。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受“以GDP论英雄”片面政绩观等影响，存在重产业振兴、忽略农民发展的倾向，农民福祉提升明显滞后。
（1）农民难以充分分享农村资产升值收益。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度推进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需求不断升级，中国农村土地、房屋、生态资源、独特景观的市场价值稳步上升。但在现行城乡建设用地、地方财政收入、政府绩效考核等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以征地方式推进城市扩张、商品房开发以及通过招商引资建设乡村旅游、康养度假、文化体验等项目的动力强劲、路径畅通，农村土地的增值收益大多与农民无缘，农村房屋的市场价值难以充分实现，农村生态资源、独特景观的商业化利用也难以有效带动农民增收。
（2）小农经营难以充分获取政策红利和市场利润。现代农业包含育种、生产、加工、包装、仓储、营销等众多环节，小农经营主要依赖劳动力投入在生产环节发挥作用，资本则在其他更多环节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在生产环节，大型农业机械及高投入设备的使用，也需要小农户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获得。在这种格局下，国家以推进农业现代化为目标、以解决“卡脖子”问题和补齐基础设施突出短板为重点的农业支持政策通常更多惠及资本而非小农户。同样道理，现代农业的增值空间更多在于上游的种业和下游的加工、包装、品牌建设及销售，小农户一般也很难分享这些环节的市场利润。
（3）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领域城乡差距依然突出。虽然近若干年国家加大了农村特别是原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力度，但因为起点低、范围广等原因，特别是因为原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山高谷深，农村交通、供水、排污等生活条件和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的水平总体上仍明显落后于城市。更值得关注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障等社会福利差异悬殊，农村老年人通常需坚持劳作到实在干不动的那一天为止，其生活质量远不及城市老年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领域城乡差距构成了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基础障碍，城乡关系仍然呈现出城市汲取农村资源的明显特征。
破解“三农”问题，推进乡村振兴，“要顺应农民新期盼，立足国情农情，以产业兴旺为重点、生态宜居为关键、乡风文明为保障、治理有效为基础、生活富裕为根本，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23]。当前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抓住“三农”问题的症结——“人地业”不协调问题，抓住这个症结的根源——忽略农民发展，聚焦相关堵点和短板弱项，真正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的工作理念，聚焦堵点和短板弱项，着力探索促进农民发展特别是提升农民福祉的有效途径，构建保障农民权益、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
（1）深入打通农民分享农村资产升值收益的堵点。落实农村土地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农业农村的政策措施，并将是否有效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作为重要评价指标。总结推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好做法好经验，让农民可通过市场机制充分获取农村土地增值收益。破除农村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使用权等权利合理流动面临的深层障碍，完善流出流入方各项权益的法制保护。涉农招商引资项目须保障属地农民和村集体的知情权，相关权益转让以自愿为前提，建立健全有助于保障农民长期公平受益的利益分配机制。
（2）着力补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短板。引导小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走适度规模经营和专业化家庭农场发展道路。培育发展区域性农业社会企业，支持社会企业牵头创办面向小农户的农民合作社，并作为小农户的权益代理与农业产业化链条中关键市场主体打交道和开展各种合作，保障小农户合理分享农业生产全链条增值收益。建立支持区域性农业社会企业的政策体系，健全评估与监管机制。
（3）树立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县域治理理念。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及发展方向来看，县域治理的核心职能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保障居民安居乐业，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当前的主要挑战则在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领域仍存在突出的城乡差距。缩小这些差距是实现城乡要素合理流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切实促进农民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县域治理应该树立的基本理念。实践工作中，可将提升农村居民养老保障等社会福利水平作为缩小城乡差距的重点，因为这些福利保障是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根本。固本方能致远，方能凝聚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和蓬勃动力。
主持人：
乡村建设需要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互动与政界—业界—学术界的资源整合，您从事的“可计算乡村”研究和“小菜园”乡建实践，对数字乡村和美好乡居的理论研究、政策制定与发展实践具有引领价值。请您从地理尺度和主体发展视角，谈谈可计算乡村与和美乡村共建的主要领域、关键技术与实现路径。
访谈嘉宾：
李郇，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城市规划和乡村建设与实践研究。
中国960万km2的国土上零散分布着约69万个行政村和260万个自然村，乡村数量庞大且在空间上极其分散，乡村数据收集人力物力成本高昂。而广阔性和分散性带来的巨大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导致乡村在聚落形态、生活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千姿百态、地域性显著，这些特征使得乡村建设发展的底数始终无法摸清。
传统乡村研究主要通过田野调查对村庄个案进行描述，但面对规模庞大、分布零散、地域性强的乡村，缺乏对乡村整体性的测度和认知，导致乡村研究难以从个案迈向全局。当下，以遥感和机器学习为代表的新技术、新方法，为定量感知和测度乡村全貌、实现“可计算乡村”提供了契机[24]。在众多的乡村要素中，乡村建设作为物质空间改造行为，反映了国家和乡村互动的过程，并且会在空间上留下痕迹，是“可计算乡村”感知和测度的对象。
“可计算乡村”以乡村建设要素为观测对象，从人和乡村物质空间互动的角度，在空间、时间和要素的三维框架下描述与测度乡村发展的整体性水平及趋势。（1）空间尺度上，基于卫星遥感、无人机和村民众包的方式从“空—天—人”多尺度收集乡村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方法解译“图数”关系，定量描述乡村要素特征和区域差异；（2）时间尺度上，乡村建设在时序上不断发生变化，展现出乡村发展的动态趋势，反映历史长河中国家和乡村互动的过程；（3）要素维度上，山、草、林、水、田等生态要素以及农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要素不断叠加到村庄单元上，聚合为整体的乡村建设要素集合，从而全面地反映乡村建设发展的水平。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各种要素经过感知、观测和计算，形成数字乡村平台，为破解“三农”问题提供数字底座和智能化方案，如通过遥感、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监测耕地属性与变化、精准预测农作物生长态势、进行自动化农业种植及灌溉等。
这种多维度框架赋予了“可计算乡村”系统性、整体性和可叠加性。时空和要素维相融合，既能够在同一时刻展现出乡村建设区域上的差异，又能够通过要素演变反映乡村发展的动态趋势；其次，将个人对物质空间的改造和国家对于乡村建设的投资作为整体看待，突出了乡村发展水平的异质性是在人地环境差异中形成的；最后，各种乡村要素不断叠加组合，在不同层次上展现乡村发展的差异性和统一性。例如，农房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分布、密度和形态，体现了因地制宜、天人合一的村庄规划思想，以及宗法制下的等级秩序；乡村道路质量与居民收入、地方财政之间的相关性，反映了国家治理和农户自治之间的互动模式；传统村落在建筑天井和聚落肌理上的相似性，蕴含了古人迁徙移民和文化交融的复杂过程[25⇓-27]。“可计算乡村”为乡村建设和发展规划提供了底数与技术支持，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工作，通过改造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而人居环境是决定村民生活福祉的最关键因素，要实现对乡村人居环境的改造和完善，关键在于协调政府、市场、社会和村民的多级主体，使他们达成共识，群策群力美好乡村家园。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是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社区和自然村为基本单元，以建立和完善全覆盖的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为目标，联结政府、市场、社会促成一致行动，以改善群众身边的实事小事为切入点，发动群众“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8]。
实现乡村振兴、破解“三农”难题，需要以农民为中心，构建农民自主参与乡村治理和建设的新途径。“可计算乡村”将农业农村的各种要素映射到数字化平台之上，农民可以便捷地获取当前乡村建设发展的支持政策，针对各种问题发布意见并及时获得反馈，以及通过远程交互的方式参与乡村治理，最终让数字乡村真正地贴近农民、让智能技术真正地服务农民。在乡村共同缔造的过程中，基于海量的乡村资料、图文数据和地理信息数据，我们利用新型人工智能技术对“图数”关系进行智能解译，建立了共同缔造数字化平台，提供村庄调研、建议征集、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推广等特色功能，展现了中国新时代乡村建设模式和取得的重要成效。
综上所述，乡村建设是国家对公共空间的治理与农户日常生活实践的有机结合，通过“可计算乡村”理论和技术，可以实现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促进微观到宏观、局部到整体的协同发展。同时，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是国家与乡村之间以乡村建设为载体实现良性互动的实践路径，通过多级主体共建共治共管，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主持人总结
“三农”是百年党建与中国城乡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访谈主要从历史过程与制度情境、城乡系统与跨尺度空间、政策理论—技术方法—实践路径相融合等三大视角，围绕“三农”战略阶段与制度变迁、“三农”问题的本质与新“三农”问题破解、乡村振兴机制与乡建实践等三条主线展开。
（1）时空过程和制度语境下的“三农”问题本质、主要领域与体制机制创新。“三农”发展的规律认知与政策调控需要放在全球时空尺度与城乡地域系统中综合把握，以更包容的态度集成多学科、多主体、多区域、多国别智慧，面向历史与未来，把握“三农”规律，诊断“三农”问题。中国的“三农”发展战略总体上经历了“城乡分割、城镇偏向”“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三个阶段。“三农”问题是城乡地域系统整体框架下乡村地域系统功能提升的优化决策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地业”的不协调发展。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发展、乡村重构转型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土地系统与土地利用转型、大食物观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与乡村空间治理、农户地理与乡村社区、乡村振兴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成为中国“三农”领域的重点关注。新发展阶段的中国“三农”的核心目标是走向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新“三农”发展体制和工作机制应注重抓好两个“底线”，即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和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做好两个“衔接”，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两个“融合”，即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
（2）适应城乡系统互动与人民共同富裕要求的乡村振兴理论与“三生”空间规划。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与破解，根植于地理学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区位理论、经济学的部门经济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的社会功能理论与社会冲突理论的沃土。在“三农”问题研究实践中也发展出了土地利用转型理论、乡村重构理论、乡村发展多体多极理论、界面理论、乡村吸引力以及乡村可持续性等理论。从区域发展理论和宏观战略政策来看，城乡融合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是区域均衡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表征与应有之义。乡村振兴的着力点还应该放到城乡融合发展框架之下来考量。“让乡村生活具有吸引力”的民间表达与“2035年乡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互为“表里”关系，可从乡村聚落演变和多功能转型的时空差异与路径分化、城乡互动下的乡村绅士化的现象解释与乡村吸引力的理论应用、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指导下的乡村现代化发展等一般理论指导及多元地域模式中到综合解释。提升地方品质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是以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和一般规律。乡村作为国家城乡体系的边缘，提升地方品质面临分割、偏远、低密度和异质性红利不足的制约。提升乡村地方品质必须适应和缓解上述制约带来的乡村地理相对无效率，基于禀赋的特色发展、数字化转型和城镇圈化是重要推进路径。以空间规划来引领城乡空间融合，以土地综合整治推动人居空间品质提升，以精细化管理助力农业空间多功能价值实现，以系统性保护和修复保障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统筹乡村“三生”空间重构和功能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乡关系构建的坚实基础。
（3）响应生态文明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新需求的全面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与乡村建设的技术支撑。全面乡村振兴需要“业”的振兴、“地”的改革、“人”的福祉发展与“技”的智能更新。一是推进工业化，经营城市、运营乡村，从根本上说，是以资源为对象，通过要素合理配置，实现价值生产和服务增值的过程。需要统合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高品质宜业宜居问题，畅通城乡之间要素互动，实现城乡系统互动融合，积极从大食物观的新思路，联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落实食物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二是“两山”思路和双碳目标所确定的新型人地关系要求，必须协同乡村产权—治权关系，创新农村土地系统的产权—治权融合机制，尤其是积极构建农户参与的农村绿色发展机制及生态环境治理外部性收益分享机制。三是“三农”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构建“人地业”协同发展机制，在人—地关系上保障地权地利为农民所享；在人—业关系上保障农民分享农业产业化增值收益；在地—业关系上，走生态化开发利用道路。需要深入打通农民分享农村资产升值收益的堵点、着力补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短板、树立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县域治理理念。四是乡村建设是国家对公共空间的治理与农户日常生活实践的有机结合，乡村建设需要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互动与政界—业界—学术界的资源整合。通过“可计算乡村”理论和技术，可以实现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促进微观到宏观、局部到整体的协同发展。美好环境和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是国家与乡村之间以乡村建设为载体实现良性互动的实践路径，通过多级主体共建共治共管，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地理学强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时空异质性，尊重历史过程与地方经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进程中，在朝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共同富裕、文明华章和山河见证的目标导向下，未来还需要持续更新大国“三农”问题认知，系统探索乡村振兴的地域分异规律与经验模式总结；正视城乡差分与区域差距，揭示城乡远程耦合与土地利用转型、全域土地治理与城乡经济产业发展的关系和机理，及其如何响应新“三农”问题破解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遵循中国城乡发展研究的要素—结构—功能分析范式和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互动理论，从要素流动和人地互动视角认知与应对复杂流动情境中的“人—地—业”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及路径方略[29]。此外，在无垠宇宙探索、AI智能席卷、数字“游牧民”同行的时代，我们在朝向未来时空的同时，也需要深沉回望乡村家园，对乡村文明发展、乡村资源利用、乡村功能提升、乡村福祉发展、乡村吸引力与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地域模式及创新路径，多些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并参与到“三农”问题的破解之路与乡村建设的实践之中！
参考文献
土地系统优化助推乡村发展转型研究进展与展望
DOI:10.11821/dlyj020210951
[本文引用: 1]
优化土地系统是实现乡村转型与振兴的重要抓手。论文在概念解析与进展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土地系统优化助推乡村发展转型的研究框架，探究了研究关键与重点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当前系统论证土地系统参与乡村发展转型的过程、格局、机理与效应的综合研究尚显不足，急需建立应有的科学范式与方法论体系，明确并拓展研究的分析工具，并逐渐建立起该领域的话语体系。土地系统优化助推乡村发展转型研究需要在机制解析、水平评估、效应与发展模式、未来图景模拟与优化调控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土地系统优化对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乃至全球治理的影响与边际贡献研究。未来需要重点关注土地系统过程机理与区域实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土地科学问题、乡村发展转型与振兴的动力机制与情景模拟、土地系统参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机理与效应以及土地系统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主题。
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land system optimization promoting 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DOI:10.11821/dlyj020210951
[本文引用: 1]
Optimizing land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realize 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land system and 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land system optim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ed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land system optimization promoting 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t last, the emphasis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were probed systematically. Main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1) Land system is a complex system that takes land as the main object and coordin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land and land right by carrying out land use and management activitie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earth′s land surface. 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is the long-term and stable change of rural development model and paradigm, involving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factor, structure and function. 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is the path of implementation that can bring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rural productivity. At present, Chinese rural territory is transforming from productive rural territory to multifunctional rural territory and even global rural territory. (2)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pattern,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land system′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is still insufficient.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the proper scientific paradigm and methodology system, clarify and expand the analytical tools, and gradually establish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is field. (3) Based on the mechanism analysis, level evaluation, effect and development model, future prospect 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regula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and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land system optimization 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ven global governance should be further expanded. (4) In the future,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process mechanism and regional practice of land system, the key issues of land science of realizing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scene simul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vitalization, and the proposition between land system, rural vit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territory.
基于土地系统科学的土地利用转型与城乡融合发展
DOI:10.11821/dlxb202102004
[本文引用: 1]
土地系统科学的研究视角可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提供参考借鉴。本文在梳理国际上土地系统科学发展历程基础上,基于土地系统科学研究视角探讨了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方式与路径以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土地利用转型调控途径与措施。土地系统科学致力于监测土地变化,解释驱动因素和反馈机制,理解发生于土地上的人类—环境相互作用,实现将对土地系统的科学发现转化为可持续土地利用解决方案。土地系统运行以土地可持续利用与人类福祉为准绳,显化为土地利用的多维效应。通过科学管控土地利用转型实现土地系统的良好运行能够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土地利用转型通过效率提升、价值显化、要素流通与结构优化4大渠道,在“强整体”效应与“补短板”效应的作用下助推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土地系统科学视域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土地利用转型调控需要重塑土地权能体系,推进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健全土地利用转型管控体系。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transitions: A perspective of land system science
DOI:10.11821/dlxb202102004
[本文引用: 1]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land system science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romoted by land use transition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system scie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ncerning land use transitions affect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guided by land system science, the influential ways and paths of land use transitions 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measures of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via adjusting and controlling land use transitions. Land system science is committed to monitoring land use change, explaining the driving forces and feedback mechanism, understanding the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occurring on land, and translating scientific findings on land system into solutions for sustainable land use. The operating of land system takes sustainable land use and human well-being as the criterions, and manifests as multi-dimensional effects of land use. Operating well the land system via scientifically adjusting and controlling land use transitions can affect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and use transitions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under the effects of strengthening the whole and reinforcing weak links through four channels, i.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value embodiment, development elements circulation and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system science, the adjustment and control of land use transitions need to reshape the land use rights system,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consolid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and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of land use transitions.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DOI:10.11821/dlxb201810002
[本文引用: 1]
乡村振兴的核心目的是系统构建人口、土地、产业等多种发展要素的耦合格局。土地整治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肩负着为人口集聚、产业发展提供资源支撑的基础性作用。本文基于影响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阐释了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土地整治的内涵及其互馈关系,剖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整治的区域实施路径。最后,就未来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的方向进行了展望与讨论。结论如下：① 乡村振兴的内涵在于为应对乡村内部要素的流失与衰退,通过经济、政治及文化建设等手段激发内部动力和吸纳外部资源来重新组合、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发展要素,从而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地域功能、重塑乡村形态,实现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及生态的全面复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② 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要激活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关键发展要素,统筹物质空间振兴与精神内核提升;③ 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与区域自然本底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按照分区统筹、分类施策的原则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框架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模式与路径;④ 未来有必要重塑土地整治的价值取向,在统一空间规划体系下统筹土地整治规划与乡村振兴规划,大力发展土地整治与多功能农业相结合的新模式。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DOI:10.11821/dlxb201810002
[本文引用: 1]
The core objective of rural vitalization is to systemically establish a coupling pattern of various rural development elements including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As one of the prerequisites, land resources is required to be optimally allocated via land consolidation. Consequently, land consolidation contributes greatly i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s support under the context of combating rural decline. In light of these fact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lementary analysis on the connotation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s. Furthermore, the issues on the alternative paths for achieving rural vitalization via land consolid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were also discussed. Main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1) It is manifested that rural 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can be explained as a comprehensive process of tackling the loss and decline of rural development elements through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means. Most importantly, vitalizing the interior motivation and absorbing the external power are essential for the efficient reconfigu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thus achieving the goals of arousing rural vitality, optimizing elements structure, enhancing territorial function and restructuring rural morphology.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vitalization, land consolidation, which adheres to the path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should not only target at stimulating the key elements of r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place emphasis on the coordination of material space and spirit core, so as to realize the co-prosperity of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areas. (3) Regional natural indigenous factor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hase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both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ppropriate paths or modes are supposed to be chosen in different regions constrained by the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pattern. Finally, focusing on a series of problems and new concepts, which is aimed at achiev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boosting socio-economic growth in rural areas, we propose further discussions.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DOI:10.11821/dlxb201804004
[本文引用: 1]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② 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③ 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④ 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DOI:10.11821/dlxb201804004
[本文引用: 1]
Cities and villages are components of a specific organism. Onl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wo parts can support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as a whol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man-earth areal system, urban-rural integrated system and rural regional system are the theoretical bases for entirely recognizing and understanding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o handle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problems of "rural disease" in rapid urbanization, accelera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is not only a major strategic plan for promoting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also a necessary requirement for solving the issue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rural people in the new era and securing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basic theorie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and caus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proposing problem-oriented scientific approaches and frontier research field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Results show that the object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regional multi-body system, which mainly include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ural complex, village-town organism, and housing-industry symbiosis. Rural revitalization focuses on promo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ystem and constructs a multi-level goal system including urban-rural infrastructure networks, zones of rural development, fields of village-town space and pol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urrently, the rural development is facing the five problems: high-speed non-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production factors, over-fast aging and weakening of rural subjects, increasingly hollowing and abandoning of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severe fouling of rural soil and water environment and deep pauperization of rural poverty-stricken areas. The countryside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strategie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complementary.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focuses on establishing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system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 which includes transform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riving businesses, pleasant living environments, social etiquette and civility,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prosper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 and explore new schemes, models and scientific approach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and towns, which are guided by radical cure of "rural disease",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arization,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planning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us providing advanced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realiz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a's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城乡融合发展驱动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Internal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driving common prosperity
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Theoretica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economy assisting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中国农村聚居演变的驱动机制及态势分析
Dynamic mechanism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evolution in China
DOI:10.11821/xb201104008
[本文引用: 3]
This paper makes a deep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rural settlements evolution, including natural environment constraints, infrastructure, regional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tegration, urbanization and rural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land use re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rural household behavior conversion, macro-control policy factors, and so 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effective way and degree to rural settlements evolution, these factors are classified into base factors, new-type factors and mutation factors. The driving of base factors is mainly focused on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of rural settlements, the new-type factors mainly have effect on rural settlements transition, and the mutation factors may bring about sudden change. All these factors constitute "three-wheel"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s evolution, and shape three typical driver paths, which are slow smooth path under the base factors, new path to rapid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type factors, sudden change path under the mutation factors.</br>The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evolution in the aspects of the settlement system, settlements scale, settlements morphology, settlements function, settlements culture, settlements environment, and so on. And the general process of rural settlements evolu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e., initial stage, transitional stage, development stage and mature stage.
论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
Rural multifunctional evolution and rural settlement transformation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绅士化演化过程与机制解析: 以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为例
DOI:10.11821/dlxb202204007
[本文引用: 1]
乡村绅士化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乡村转型与振兴的新型路径。基于对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绅士化现象的历时性田野调查,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乡村绅士化演化的过程、类型与机制。研究表明：在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草根”行动者与机构行动者共同缔结的行动者网络的转换过程中,伴随关键行动者从“候鸟人”先锋、屯社精英向地方政府、投资开发商的更替,乡村绅士化路径从“草根”绅士化向机构绅士化演替,乡村产业从接待“候鸟人”、发展旅游转向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乡村绅士化类型从单一的舒适移民绅士化向舒适移民、旅游和地产共构的“一地多类”绅士化演化。关键行动者更替及其功能角色转换、绅士化路径变迁和主导产业更替与融合发展、宏观乡村发展制度与地域自然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于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与类型共生。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方法利于呈现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脉络与共生演化特征,并揭示乡村绅士演化的一般机制与地域机制。
Evolu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based on actor-network theory: A case study of Panyang River Basin of Bama county, Guangxi
DOI:10.11821/dlxb202204007
[本文引用: 1]
Rural gentrification is a new path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wo-way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type and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based on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based on a diachronic field survey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the Panyang River Basin of Bama County,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1) The evolut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s a dynamic actor-network jointly established by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grass-roots" 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actors. The evolut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has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from initial to development stage, which has brought a series of changes. The key actors are replaced from the "amenity immigrants" pioneer and local elites to local governments and investment developers, while the OPP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has changed from "developing 'migratory bird' tourism and building a longevity village" to "developing comprehensive health industry and building a global longevity town". The path success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changes from "grass-roots" gentrification to institutional gentrification with the replacement of key actors from "amenity immigrants" pioneers, and the rural gentrified industry has changed from receiving amenity migrants and developing tourism to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health industry. The gentrification type has evolved from "amenity immigration oriented" to "tourism oriented" and "real estate oriented", and finally formed a mixed rural gentrification pattern of "multiple types in one place". (2) Factors such as the replacement of key actors along with their roles and functions, the path success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the replacement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leading industry, China's macro rural development system,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natur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which jointly affect the stage succession and type symbiosi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The replacement of key actors along with their roles and functions transformation dominates the stage success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while the path success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as well as the replacement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leading industry, which jointly promotes the evolution type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s the general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evolution. At present, China's rural macro development strategy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bas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rural land collective ownership, homestead syste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domina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natur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unique healthy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migratory immigrants" healthy geographical dependence, combined with the actors' power balance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action comprised by "Bama complex", the Zhuang clan power and the rural nostalgia) shapes the symbiotic characteristics of evolution type, which is the regional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evolution. (3)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is a conducive method to show the stage succession context and symbiotic characteristics of evolution type, and reveal the general mechanism and regional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evolution.
地理学视角的乡村绅士化研究框架
Research framework for rural gentr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乡村吸引力的概念及其形成机制
Rural attraction: Concept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
DOI:10.11821/dlxb201410006
[本文引用: 1]
引入“生活质量理论”,基于乡村聚落空间与生活质量的双向循环互动机理,从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等三个方面研究乡村聚落空间优化问题,试图构建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模式。研究认为：① 聚落是生活质量的空间载体,生活质量是聚落的本质内容,乡村聚落与生活质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聚落空间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② 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类型可以划分为生计维持型功能、产业发展型功能与品质提升型功能,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功能优化,重点在于提升生计维持型功能,整合产业发展型功能,植入品质提升型功能。③ 乡村聚落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居住空间、农业空间、工业空间有机集聚,社会交往空间、休闲空间、服务空间有机疏散,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有机均衡,以实现聚落内部空间类型比例合理化与组合最优化;二是要通过聚居区位转换与聚落职能调整,移拆部分衰落村落,保留部分一般村落,扩大部分重点村落,新建部分新型村落,形成“综合村—特色村”的功能结构等级,构建以乡村公路为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组织模式。④ RROD模式是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理想模式,该模式的构建要合理确定聚落单体的规模尺度与聚落之间的距离尺度,引导形成结构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备、分布有序的RROD和RROD体系。
The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mode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oriented by life quality
DOI:10.11821/dlxb201410006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life quality theory". Based on the two-way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space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 life quality, 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optimization mode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ree aspects, which are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spatial functions, the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regulation of spatial scale, so as to build optimization mode and framework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with high quality lif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1) The settlement is the spatial carrier of life quality and the life quality is the essential content of settlements. The two mentioned above influence and improve each other. So, the reasonable rural settlement space is the important precondition for higher life quality. (2) The type of spatial fun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livelihood maintaining, industrial developing and quality optimizing,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oriented by life quality requires promotion of livelihood maintaining,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ing and engagement of quality optimizing. (3)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aspects in the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The one is to promote the organic concentration of living space, agricultural space and industrial space, the organic evacuation of social intercourse space, recreational space and services space, and the organic balance of living space, production space and ecological spac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reasonable proportion and optimized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spatial type in settlements. And the other one is to form a functional structur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village - featured village" and build spatial organization mode of settlements connected by rural roads by switching the location and adjusting the function, with the destruction of underdeveloped villages, the saving of normal villages, the enlargement of important villag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villages. (4) As an ideal mode of rural settlements space optimization oriented by life quality, RROD mode should be built at a rational scale of unit settlement and distance between settlements, leading to an RROD and RROD system with rational structure, auxiliary facility, fully function and well-organized distribution.
论乡村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科学
DOI:10.11821/dlxb202004006
[本文引用: 1]
面对全球环境挑战,可持续发展备受关注,成为21世纪举世瞩目的新兴领域。乡村可持续性科学作为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以跨学科思维、多尺度视角来理解和改善乡村人地关系的、以应用为导向的整合型学科。与城市可持续性科学相互对应并相互联系,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是应对乡村衰退、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所急需的科学支撑。本文在讨论可持续性、乡村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概念基础上,以农业可持续性、社区可持续性与农民福祉为主要内容,构建了一个多学科综合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框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乡差距明显,“三农”问题复杂,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迅速,但也面临艰巨挑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推动中国乡村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有效途径,但其理论与实践体系尚不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技术与决策支撑。为此,本文对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文献分析探讨了中国乡村可持续研究的不足。结论显示,中国乡村迫切需要向可持续发展转型,但乡村可持续性科学基础薄弱,需借鉴国际经验,立足本国国情,强化跨学科研究与人地系统耦合研究,聚焦9个适应中国当前乡村发展需求的核心议题,并因地制宜地将乡村可持续性研究成果转化为指导乡村振兴发展的行动策略。
Discussion on rural sustainability and rural sustainability science
DOI:10.11821/dlxb202004006
[本文引用: 1]
In the face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worldwide, and sustainability science has emerged in the 21st century as a globally well-recognized new area of science. Rural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ustainability science, is a use-inspired science aimed at understanding and improving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rural environment from a transdisciplinary and multiscale perspective. In tandem with urban sustainability science, it provides much needed scientific support for dealing with rural decline and promoting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we first discuss the concepts of sustainability, rural sustainability, and rural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nd then propose a transdisciplinary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rural sustainability science that focuses on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community sustainability, and rural human well-being. China is a nation with deep rural roots, complex problems involving interactions among agriculture, farmers, and villages, and huge urban-rural socioeconomic gap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1978, China's rural area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but they still face numerous tough challenge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are needed for promoting the rural transition toward sustainability, but the necessary scientific basis and appropriate guidelines for formulating such strategies are still lacking. We argue that rural sustainability science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technical, and decision-making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Our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a's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es that the transition to sustainability is urgently needed, and so is the science that guides the transition.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we call for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that couples rural society and its environment, focusing on nine core issues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and aiming to transfer knowledge of rural sustainability into local adaptive actions.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的村庄规划创新研究
Research on village planning inno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DOI:10.2307/142598 URL [本文引用: 2]
以提升国土空间品质驱动高质量发展
Dri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ational land and space
东部发达地区农业空间高质量优化的思考
Consideration on the high quality optimization of agricultural space in eastern developed region of China
自然资源治理助力共同富裕: 政策演进、关键挑战与应对策略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reform for common prosperity: Policy evolution, key challenge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40年与城乡融合的发展之路
China's land system reform in 40 years and the development roa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复合产权: 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 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
Multiple property right, substantivism and capital theory: An historical case study of water rights for Shanxi province
“关系产权”: 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
Property rights as a relational concept: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The property rights logic of Chinese rural governanc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可计算乡村的技术框架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computational" rural areas
基于遥感解译的中国农房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DOI:10.11821/dlxb202204005
[本文引用: 1]
中国农房分布研究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本文利用Mask R-CNN深度学习框架,采用亚米级遥感影像,基于中国各省农房的人文地理特征,分省训练出适用于本地的农房遥感解译模型,共识别1484个县的1.54亿栋农房,总建筑面积达298.2亿m<sup>2</sup>,创建出以单体农房为基础的多尺度中国农房数据库。本文分别以县域、镇域和聚落为单元进行农房密度分析：县域单元的农房密度呈现“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与胡焕庸线揭示的人口分布格局相符;镇域单元的农房密度沿三大地形阶梯自西向东递增,分布从集中走向平均,与农业区划的农业生产力、地形地貌特征高度耦合;聚落单元的农房分布则呈现“南密北疏”特征形态,与气候条件、地形地貌、人均耕地等相关联。中国农房数据库的建设将为“可计算的”乡村研究奠定基础。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building in China: Remote sensing interpretation and density analysis
DOI:10.11821/dlxb202204005
[本文引用: 1]
The research on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buildings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work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Adopting Mask R-CNN deep learning framework and collecting sub-meter remote sensing image, this research successfully trains remote sensing interpretation models suitable for local rural buildings based on the human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in each province. A multi-scale database of Chinese rural building based on single rural building has been created, including 154 million agricultural houses in 1484 counties with a total construction area of 29.82 billion square meters. Based on the databa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buildings at the county, town and settlement scales. At the county scale, the density of rural buildings showed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dense in the east and sparse in the west', consistent with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revealed by Hu Huanyong Line. At the town scale, the density of rural buildings increases from west to east with the descent of three terrain steps,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tends to be balanced, corresponding to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ies and topography in the agricultural zones. At the settlement scale,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buildings shows the pattern of 'dense in the south and sparse in the north', consistent to the climate condition, topography and arable land per capita.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rural building spatial database coul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mputational" rural research in the future.
Combining deep learning and crowd-sourcing images to predict housing quality in rural China
DOI:10.1038/s41598-022-23679-8
PMID:36379976
[本文引用: 1]
Housing quality is essential to human well-being, security and health. Monitoring the housing quality is crucial for unveiling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viding political proposals. However, depicting the nationwide housing quality in large-scale and fine detail is exceedingly rare in remote rural areas owing to the high cost of canonical survey methods. Taking rural China as an example, we collect massive rural house images for housing quality assessment by various volunteers and further build up a deep learning model based on the assessed images to realize an automatic prediction for huge raw house images. As a result, the model performance achieves a high R of 0.76. Afterward, the housing qualities of 10,000 Chinese villages are estimated based on 50,000 unlabeled geo-images, and an apparent spatial heterogeneity is discovered. Specifically, divided by Qinling Mountains-Huaihe River Line, housing quality in southern China is much better than in northern China. Our method provides high-resolution predictions of housing quality across the extensive rural area, which could be a complementary tool for automatical monitoring of housing change and supporting house-related policymaking.© 2022. The Author(s).
Explainable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XDR) to unbox AI 'black box' models: A study of AI perspectives on the ethnic styles of village dwellings
DOI:10.1057/s41599-022-01483-z
[本文引用: 1]
The creation of bay areas is one way to develop economies and culture based on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connections; successful examples include the San Francisco, New York and Tokyo Bay Areas. In 2019, China establishe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GBA). As a result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the GBA is uniquely characterised by being subject to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ree customs territories’, and ‘three legal systems’. This study offered ample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qualitative methods referring to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academics and managers as well as publicly available policies and literature in the GBA. A thematic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contex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ing higher education (HE) in the GBA. The study emphasised that developing GBA’s HE improved its partnerships from co-operation to strategic co-ordination to resource sharing.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HE and its governance in the GBA, a topic on which there is limited information in the extan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literature. It is also useful to policymakers and scholars as it provides potential strategies and insights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higher education.
美好环境共建共治共享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of a beautiful environment
Gentrifying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Bama Panyang River Basin in Guangxi, China
DOI:10.1007/s11442-022-1999-0 [本文引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