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7): 1833-1847 doi: 10.31497/zrzyxb.20230713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与实践”专栏

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理论分析与农户证据

金雪,1, 孙学涛2

1.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南昌 330000

2.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济南 250002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vidence from farmers

JIN Xue,1, SUN Xue-tao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Rural Development,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nan 250002, China

收稿日期: 2022-10-24   修回日期: 2023-01-31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18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203212)
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GL49)

Received: 2022-10-24   Revised: 2023-01-31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金雪(1990- ),女,江西南昌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E-mail: 201960303@ecut.edu.cn

摘要

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供给不仅是乡村生态振兴的要求,也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路径,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农业生态产品的农户供给提供了新路径。基于农户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互联网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互联网使用与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之间存在内生性,内生性的存在会过高估计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程度;与低人力资本农户相比,互联网使用更能提高高人力资本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与兼业农户和非农户相比,互联网使用更能提升纯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互联网使用还会通过社会资本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产生中介效应。基于实证分析结论,从互联网使用角度提出了三点提升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积极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互联网使用; 农业生态产品; 农户行为; 乡村生态振兴

Abstract

Promoting eco-friendly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is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 of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trend i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farmers to supply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In the paper, we use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 supply of farmers'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based on farmers-level data.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has improved the farmers' enthusiasm for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 is an endogen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farmers' willingness to supply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 meanwhile the existence of endogeneity will overestimate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 supply. Compared with farmers with low human capital, Internet use can enhance the enthusiasm of farmers with high human capital in providing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Compared with part-time farmers and non-farmers,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can enhance pure farmers' enthusiasm for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will also have an intermediary effect on the farmers' enthusiasm for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through social capital.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policy suggestions to enhance the farmers' enthusiasm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 supp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use.

Keywords: Internet use;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farmer behavior;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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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金雪, 孙学涛. 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理论分析与农户证据[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7): 1833-1847 doi:10.31497/zrzyxb.20230713

JIN Xue, SUN Xue-tao.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vidence from farmers[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7): 1833-1847 doi:10.31497/zrzyxb.20230713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从生态文明建设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有针对性的农业生态发展重要举措,即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2021年自然资源部提出要以自然资源优先发展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产业振兴和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增加生态产品供给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1]。农业生态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到传统资源无价论的影响,农业生态资源管理制度失衡,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产品因其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其重要性往往会被忽视,从而也导致生态产品供给出现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学界少数有关生态产品市场供给案例中,推动生态产品供给的因素表现为政府强制要求而非供给主体主动参与,即供给主体内在意愿不足[2]

“互联网+”经济下,互联网使用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互联网使用通过改变信息获取渠道、增加社会资本等方式影响着农户家庭的生产要素配置,改变着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3]。有学者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及其稳定性、拓展信息渠道、增强社会互动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4]。而且,互联网的使用能直接促进农户主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5],不仅影响着农户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还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情感。由于农村实现了“村村通”,农村和城市“同网同速”,农村居民的网络可及性大幅度提升,由此带来的便捷使农户感受到幸福和满足。互联网使用通过阶层认同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6]

已有针对互联网使用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关于生态产品的研究,包括生态产品概念内涵[7-10]、生态产品价值核算[11,12]、生态产品价值实现[13-17]。(2)互联网使用与乡村生态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因此,提高农户收入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败的关键[18]。学者关于互联网使用与乡村振兴的研究多从互联网提高农户收入视角入手,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概率与非正规金融借贷水平进而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19],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18],而且互联网的使用提高了农民非农就业的概率,有助于农民增收与脱贫[20,21]。(3)互联网使用与农业生产行为。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本质上是一种农业生产行为,即对采用绿色、生态生产方式生产的农产品的供给,互联网的使用可以促进农户流出土地[4]、进行耕地质量保护[22-24]、主动采纳农业新技术[5]。对于肯尼亚的研究发现,通过互联网获取新品种和农业技术的相关信息能够促使农户种植新品种和采用新技术[25]。针对印度的研究发现,通过互联网获得的农业信息,能够帮助农户合理规划农业生产决策活动,及时决策种植模式[26]。针对越南农产品安全标准与农户农业收入的调查发现,越南的相关利益群体支持生态产品供给,同时生态产品的供给与农户农业现金收入之间存在相关性[27]。中国农产品价格与绿色度之间的相关性较低,但随着农产品绿色度的提高经济价值在提高[28],加之农户生态认知程度、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农户的生态保护意愿越来越强[29,30],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经济价值在显性化。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认为互联网使用不会对农户的生产行为产生影响,或者对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存在负面影响。针对德国的一项农业数字化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数字化有望实现更生态和资源效率更高的农业生产,但是还存在一定非预期的风险[31];针对卢旺达的研究发现,互联网的引入并未对农业生产产生显著的影响[32]

为了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本文从市场主体农户的角度出发,基于农户调研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及内生转换Probit模型解决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农户调研数据,从农户角度识别互联网使用在农业生态产品供给中发挥的作用,进一步补充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成果;有助于理解“互联网+”背景下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农户证据,可为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农户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从农户角度研究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现实问题。当前农户缺乏农业大生态产品观念和增加供给的积极性[33],互联网使用通过提高家庭社会资本,进而改变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积极性的提高具有支持作用,但现有文献主要从宏观层面研究生态产品供给问题,鲜有从农户角度进行研究。本文立足农户调研数据,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2)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间接作用。互联网使用不仅会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提高社会资本,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产生影响,但是现有文献在研究生态产品供给时忽略了农户家庭禀赋的作用,本文尝试从微观主体角度,引入社会资本中介变量,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3)探索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有效途径。农业生态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提高农产品溢价空间具有积极作用,但现有文献多从总体层面研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研究较少,本文尝试立足农业生态产品,探索影响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主要因素。

1 理论分析与假设

互联网使用使农户能够及时、低成本获得各种农业生产信息,这些信息有利于打破信息壁垒,提高信息流通速度,从而影响农户的行为决策。通过互联网完成信息的传播,农户在接收信息过程中,会对农业生态产品经济效益有更加深刻的认知,有助于其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参与到农业生态产品生产中,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作用机理分析如下:

激励机制。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中,销售环节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产销活动完成前在空间上是相对分离的,生产者将农产品卖给田间地头的商贩或者市场,消费者通过中间商进行购买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使按照技术生产规程和标准化规范进行绿色生产,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有效解决。原因在于,生产者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其主要目标是获得农产品产量的最大化,因而会忽略农产品的质量。而对于消费者来说,随着生态文明的持续发展,人民群众对生态农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他们希望获得绿色、生态、高质量的农产品,但因为地域的间隔,消费者无法直接监督生产者的所有生产环节,最终会导致生产者出于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而大量甚至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导致农产品绿色生产道德风险的出现。互联网的使用可以避免生产者和消费者由于空间分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绿色生产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互联网的使用容易引发农户的情感共鸣,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生产者可以建立农业生产全产业链、可视的供销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生产者监控农产品生产过程并记录上传,消费者可以通过此平台了解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满足其对农业生态产品的需求。生产者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到消费者的信息,高效的生产方式,更高的农业收益,可以促进农户生态农产品的供给,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互联网使用会直接促进农户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即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具有直接影响。

倒逼机制。有学者指出农产品质量提升能够增加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最终形成的溢价激励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市场形成的溢价越高,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作用越大[34,35]。农村互联网的使用不仅可以缓解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还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地搜集到不同区域高质量的农产品[36]。同时,高质量农产品相较于普通农产品来说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高昂的溢价会促使农户更积极主动地进行生态种植,促进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另外,互联网使用会通过提高社会资本促进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社会资本是以社交网络为载体通过社会互动维持的一种无形资本。互联网的使用有助于提高农户社会网络规模,增强社会互动,进而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23],提高农户的社会交往能力。同时,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大也使农业生态产品的溢价效应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周围多数人的生产行为会影响农户自身生产决策[37],这种示范效应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同样具有一定的倒逼作用。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2:互联网使用通过提高家庭社会资本促进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22年1-3月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持的“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调研”,调研主要涉及到农户的个人情况、家庭基本情况、社会资本情况、收入来源情况和农田耕种情况等方面的内容。在数据获取时,根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验区的分布情况,主要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从江西省各市县抽样,然后根据农户生产行为实际情况进行配额抽样,最后再由调查者从中进行随机调查。调研由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利用2022年寒假到农户家中进行,同时以一对一的方式向被调查者解释调研内容,共访问420个农户,收回有效问卷393份,问卷有效率为93.57%。调研数据样本主要来源于江西省樟树市、赣州市、南昌县等三个城市,由于其他条件的限制未能涉及更多城市和地区的农户。从调研地点来看,主要选择的三个城市均属于生态种植的示范城市。虽然调研的农户个体数量较少,但却能反映江西省农户生态种植的决策规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全国农户生态种植的决策规律,因此本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

2.2 模型及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行为,在数据获取和分析中通过问项“是否采用减量化施肥”来表征,当前中国农业生产普遍存在过量施肥施药的情况,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带来严重威胁[38,39],生产的农业产品是非生态的。本文认为减量化施肥进行科学合理地农业生产,以生态、绿色方法生产的农产品一定程度上可以表征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是否采用减量化”是一个二值虚拟变量,因此通过Probit模型来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

具体模型如下:

Prob(Behavior=1)=ϕ(β0+β1Internetit+β2Xit)

式中:Behaviorit为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二值虚拟变量;Internetit为农户互联网使用的二值虚拟变量;Xit为户主层面特征、家庭层面特征、村庄层面特征等控制变量;β0表示常数项;β1β2分别表示互联网使用、控制变量的系数。

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是一种个人决策,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为此采用“两步法”验证其内生性是否存在,在两步法估计中,参照已有研究及数据的可得性,选择工具变量为“获取农业信息渠道数量”,一方面获取农业信息渠道数量直接影响农户互联网的使用,但是不直接影响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决策。因此,本文分别做Probit模型基准回归和两步法,根据检验标准判断哪种方法更加合适。

被解释变量:农业生态产品供给。农业生态产品,“农业”是主体,“生态”是核心,“产品”是目的;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是本质[40]。因此,本文认为通过减量化这种集约化的生产方式生产的农产品与传统农产品相比具有生态性。根据生物生产、人类生产参与程度以及服务类型,生态产品可划分为公共性生态产品和经营性生态产品两类(图1)。

图1

图1   农业生态产品概念内涵及基本分类

Fig. 1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basic class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products


本文用是否采用减量化施肥来衡量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行为。根据“是否进行测土配方施肥”进行定义,回答是,则取值为1;回答否,则取值为0;

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互联网使用的量化方式为:被访者回答“您是否上网”为“是”时定义为1;否则为0。

中介变量: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量化方式为: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实际受教育年限计算。

控制变量:从农户参与角度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控制变量的选取借鉴了张景娜等[42]的处理方法,包括年龄、性别、农户类型、健康程度、家庭劳动力禀赋(16~60岁家庭成员数量)、家庭人均收入、家庭农地禀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耕地平整程度、农田水利设施状况、农田道路便利程度、土壤质量。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变量定义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农业生态产品供给1=是;0=否0.400.4901
互联网使用1=是;0=否0.810.3901
年龄0=18~30岁;1=31~40岁;2=41~50岁;3=51~60岁;4=60岁以上3.341.3816
性别0=男;1=女1.360.4812
农户类型0=种田大户;1=家庭农场;2=合作社;3=龙头企业;4=普通农户4.241.49115
受教育程度实际受教育年限12.893.05319
健康程度0=很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很健康4.040.9215
家庭劳动力禀赋16~60岁家庭成员数量3.271.49011
家庭人均收入/元取对数9.261.153.3210.82
家庭农地禀赋/亩人均耕地面积6.4419.950225
耕地平整程度0=非常差;1=差;2=一般;3=好;4=非常好3.950.9215
农田水利设施状况0=非常差;1=差;2=一般;3=好;4=非常好3.830.9315
农田道路便利程度0=非常差;1=差;2=一般;3=好;4=非常好3.990.9315
土壤质量0=非常差;1=差;2=一般;3=好;4=非常好3.580.9015

注:1亩≈667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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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1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影响的基准回归

表2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基准回归结果,报告数据为Probit模型的边际效应。其中列 (1) 为加入了户主层面特征的控制变量,列 (2) 为加入了户主层面特征、家庭层面特征的控制变量,列 (3) 为加入了户主层面特征、家庭层面特征、村庄层面特征的控制变量。列 (1)~列 (3) 是分别验证三组控制变量的影响,除了控制变量不同其余变量均相同。表2中列 (1)~列 (3) 的拟合优度均大于0,说明模型分析结果较为可靠。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影响的分析具体如下:

表2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ternet use on farmers' supply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变量名称(1)(2)(3)
互联网使用0.461**(0.195)0.444**(0.199)0.473**(0.200)
年龄0.247***(0.056)0.255***(0.059)0.273***(0.062)
性别0.158(0.143)0.142(0.146)0.169(0.148)
农业收入占比0.399**(0.175)0.424**(0.189)0.427**(0.191)
农户类型0.153***(0.055)0.220***(0.073)0.227***(0.075)
健康程度0.093(0.074)0.063(0.075)0.109(0.077)
家庭劳动禀赋0.101*(0.055)0.108**(0.056)
家庭人均收入-0.007(0.061)0.017(0.064)
家庭农地禀赋0.013***(0.005)0.012***(0.005)
农地平整程度-0.015(0.084)
农田水利设施-0.169**(0.084)
农田道路便利程度-0.119(0.079)
土壤质量0.037(0.080)
观测值数量/个393393393
Pseudo R20.0770.1000.121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报告结果为边际效应,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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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如表2的列 (1)~列 (3) 所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为正,且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提高互联网使用水平有助于推动农户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验证了假说1。可能的解释是:互联网既是技术进步,又是信息传播载体,还是一种社交媒介。① 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进步,能够增加农户对新技术采用的概率,当前中国农村存在新技术推广难的问题,原因之一是农业新技术的供给与农户的需要之间存在矛盾,由于互联网的使用,技术推广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农户的需求,促进农户新技术的使用,进而提高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可能性;② 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载体,打破了农村传统的信息交流形式,使信息更加及时准确地传递,由于农业生态产品具有一定的溢价空间,信息高效的传播有利于农户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③ 互联网作为社交媒介正在改变着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信息传递主要发生在“熟人社会”的局限性,直播带货让农业生态产品走向了全国各个角落,有利用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

(2)考虑到控制变量时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影响的差异。表2列 (1) 结果显示,与不使用互联网的家庭相比,使用互联网的家庭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概率增加了46.1%。表2列 (2) 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结果稍有下降,使用互联网可以使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概率增加44.4%。表2列 (3) 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结果上升至47.3%,具有显著的经济学含义,验证了假说1。表2的列 (1)~列 (3),由于控制变量不同,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3)控制变量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表2列 (3) 的结果显示,控制变量中年龄、农业收入占比、农户类型、家庭劳动禀赋、家庭农地禀赋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农田水利设施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为负,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年龄越大、农业收入占比越高、家庭16~60岁劳动力数量越多、耕地面积越大、水利设施越差的农户越倾向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

3.2 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

表3为使用两步法的估计结果。根据沃尔德检验结果(p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存在内生性问题,列 (3) 的估计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的影响下降到2.8%,比Probit的估计结果低,说明由于内生性的存在,会过高估计互联网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可能原因是互联网使用与农户供给行为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一方面,由于农户进行了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便会采用绿色生产技术,促进农户互联网的使用来获取相关信息和技术;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的使用,农户会关注到更多绿色生产方面的信息,进一步促进农户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为处理内生性问题带来的过高估计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引入工具变量“获取农业信息渠道数量”,通过两步法进行估计。

表3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两步法回归结果

Table 3  Two step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ternet use on farmers' supply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变量名称(1)(2)(3)
互联网使用0.059***(0.054)0.032**(0.063)0.028***(0.060)
获取农业信息渠道数量0.043**(0.015)0.048***(0.015)0.049***(0.015)
沃尔德检验结果(p值)0.0180.0160.028
年龄0.745***(0.247)0.648***(0.194)0.672***(0.200)
性别0.851**(0.388)0.688**(0.317)0.692**(0.311)
农业收入占比0.169(0.286)0.166(0.284)0.223(0.273)
农户类型0.201**(0.073)0.242***(0.072)0.256***(0.072)
健康程度0.019(0.019)0.006(0.108)0.071(0.108)
家庭劳动禀赋0.070(0.075)0.065(0.076)
家庭人均收入0.052***(0.016)0.058***(0.017)
家庭农地禀赋0.010(0.006)0.010*(0.006)
农地平整程度0.095(0.125)
农田水利设施-0.131(0.117)
农田道路便利程度0.049**(0.021)
土壤质量0.129(0.118)
观测值数量/个393393393
R20.25680.28010.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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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步法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为正,且分别在1%、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5.9%、3.2%、2.8%,仍然具有较强的经济学意义,验证了假设1的提出。表3列 (1)~列 (3) 与表2基准回归中列 (1)~列 (3) 的区别在于引入了工具变量“获取农业信息渠道数量”,表3的列 (1)~列 (3) 分析结果显示,与表2相比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系数均有所下降。

3.3 异质性分析结果

上文中进行了内生性问题的分析,接下来按照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的兼业水平进行异质性分析。按照不同受教育水平进行回归的原因在于,互联网使用是一种技术偏向型技术进步,不同受教育水平对家庭互联网使用的效果存在差异。按照不同兼业化水平进行回归分析的原因在于,农户农业收入占比不同对农户生产经营决策的影响存在差异,纯农户和纯非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是不同的。

3.3.1 不同受教育水平

参照已有文献及数据的可得性,将样本中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划分为低受教育程度(≤6年)、中等受教育程度(6~9年)、高受教育程度(>9年)。在回归中剔除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分别进行Probit基准回归和两步法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受教育程度低受教育程度中受教育程度高受教育程度
Probit两步法Probit两步法Probit两步法
互联网使用0.622**
(0.288)
0.604(0.052)0.859(0.404)0.041(0.025)0.641(0.645)0.863*(0.393)
获取农业信息渠道数量0.064*(0.035)0.859(0.638)0.025*(0.015)
沃尔德检验结果
(p值)
0.24430.60930.0004
年龄-0.069(0.136)0.142(0.283)0.516***(0.152)0.722(0.452)0.328***(0.118)-0.041**(0.016)
性别0.413(0.267)0.898(0.588)0.103(0.293)0.215(0.391)0.449(0.295)-0.042(0.038)
农业收入占比-0.008(0.367)-0.244(0.514)0.634*(0.364)0.601(0.375)-0.184(0.432)-0.015(0.057)
农户类型0.264*(0.149)0.393*(0.221)0.322***(0.108)0.285*(0.148)0.247**(0.109)-0.005(0.009)
健康程度0.255**(0.125)0.208(0.169)0.113(0.134)0.108(0.149)-0.227(0.182)0.015(0.026)
家庭劳动禀赋0.178**(0.087)0.214**(0.109)0.145(0.095)0.156(0.107)-0.050(0.093)0.027**(0.013)
家庭人均收入-0.269**(0.129)-0.411*(0.217)0.111(0.129)0.067(0.171)-0.087(0.192)0.045*(0.024)
家庭农地禀赋0.020(0.017)0.025(0.026)0.013***(0.005)0.011(0.008)0.149*(0.026)0.0002(0.0009)
农地平整程度-0.297**(0.142)-0.138(0.241)0.346**(0.162)0.233(0.293)0.088(0.167)-0.039*(0.024)
农田水利设施-0.074(0.129)-0.034(0.173)-0.258(0.159)-0.206(0.201)-0.128(0.199)-0.013(0.025)
农田道路便利程度-0.028(0.129)-0.129(0.190)-0.277*(0.148)-0.304*(0.168)-0.012(0.195)0.059**(0.028)
土壤质量0.302**(0.136)0.407**(0.204)-0.098(0.153)-0.070(0.179)-0.182(0.169)-0.014(0.023)
R20.17790.27530.17900.30980.23280.1986
观测值数量/个13012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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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受教育程度组,工具变量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沃尔德检验结果不显著,这时使用Probit基准回归结果更准确。中等受教育程度互联网使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高等受教育程度组互联网使用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沃尔德检验结果显著,表明使用两步法的估计结果更为准确。综上所述,中等受教育程度农户无法通过互联网的使用促进农户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可能的解释是,中等受教育程度的农户较低受教育程度的农户有更多的职业选择,对于农业生产的关注度不高;而低受教育程度的农户由于学历的影响,个人职业选择比较受限,可能会倾向务农,因此对农业生产的关注度较高,可以通过互联网的使用获取更多的农业生产信息;高受教育程度的农户,互联网对其参与行为的影响高于低受教育程度的农户,可能的解释是,高受教育程度的农户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农业信息,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较低受教育程度农户高,即边际贡献不同。

3.3.2 不同兼业情况

借鉴已有文献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将农户的兼业情况分为非农户(农户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小于20%)、兼业农户(农户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大于等于20%小于80%)、纯农户(农户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大于等于80%)。在回归中剔除控制变量“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分别进行Probit基准回归和两步法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不同兼业程度的回归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part-time jobs

兼业化程度非农户兼业农户纯农户
Probit两步法Probit两步法Probit两步法
互联网使用0.575(0.435)0.391**(0.024)-0.119(0.429)0.051**(0.021)0.716**(0.319)0.486(0.605)
获取农业信息渠道数量0.101***(0.027)0.119*(0.429)0.008(0.032)
沃尔德检验结果
(p值)
0.0020.0040.785
年龄0.634***(0.143)0.118***(0.305)0.043(0.102)0.043(0.102)0.131(0.151)0.161***(0.038)
性别0.056(0.310)0.499(0.509)0.202***(0.292)0.202***(0.292)-0.202(0.256)-0.129*(0.073)
农户类型0.522**(0.211)0.586**(0.290)0.188*(0.105)0.188*(0.105)0.112(0.095)-0.019(0.029)
健康程度0.600***(0.206)0.768**(0.323)-0.172(0.158)-0.172(0.158)0.090(0.129)-0.002(0.037)
家庭劳动禀赋0.162(0.122)-0.012(0.302)-0.025(0.108)-0.025(0.108)0.104(0.104)0.006(0.025)
家庭人均收入0.064(0.183)0.079***(0.037)-0.150(0.137)-0.150(0.137)-0.063(0.098)0.015(0.029)
家庭农地禀赋0.011**(0.006)0.007(0.012)0.019*(0.011)0.019*(0.011)0.009(0.006)0.001(0.002
农地平整程度-0.089(0.185)-0.007(0.270)0.133(0.167)0.133(0.167)-0.117(0.130)-0.001(0.039)
农田水利设施-0.161(0.177)-0.189(0.283)-0.234(0.185)-0.234(0.185)-0.199(0.134)-0.048(0.039)
农田道路便利程度0.362**(0.184)0.105***(0.037)-0.175(0.178)-0.175(0.178)-0.413***(0.139)0.019(0.038)
土壤质量0.014(0.221)0.026(0.047)-0.296*(0.157)-0.296**(0.157)0.101(0.125)-0.048(0.038)
R20.40100.48740.23300.31500.17140.2314
观测值数量/个12213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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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农户,使用互联网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沃尔德检验结果显著,说明采用两步法进行估计的结果更为准确;兼业农户,使用互联网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沃尔德检验结果显著;纯农户沃尔德检验结果不显著。基于以上结果,兼业农户的互联网使用对其参与行为的影响程度较非农户更小;互联网的使用对纯农户的参与行为的影响程度是最大的,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于农户与市场信息不对称,农户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由于互联网的使用,农户可以获得更多供给和需求的信息,实现以销定产,生态生产在提高农产品品质的同时,可以提高农户的溢价空间,因此互联网的使用对纯农户的影响程度较大。

3.4 机制分析结果

根据前文分析,互联网使用不仅直接推动农户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还可以提高农户的社会资本间接推动其决策行为。为验证这个推论,尝试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机制,以往相关研究中社会资本多采用“农户家庭礼金支出”来衡量,但考虑农户家庭礼金支出会显著受到家庭规模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农户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家庭社会资本,在调查过程中被访农户为家庭农业生产决策者,因此农户受教育程度可以大致反映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农户的社会资本。由于受教育程度为连续变量,不适合用Probit模型,因而选择OLS回归分析其影响,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机制分析

Table 6  Analysis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ternet use on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for farmers

变量(1)(2)(3)
互联网使用0.514**(0.402)0.162**(0.069)
社会资本0.002***(0.009)0.001***(0.009)
年龄-0.909***(0.0122)0.07***(0.022)0.088***(0.023)
性别-0.403(0.294)0.025(0.050)0.049(0.051)
农业收入占比-0.013(0.381)0.153**(0.066)0.144**(0.066)
农户类型-0.136(0.102)0.074***(0.018)0.075***(0.018)
健康程度0.419***(0.159)0.040(0.028)0.039(0.028)
家庭劳动禀赋0.091(0.108)0.041**(0.019)0.038**(0.019)
家庭人均收入-0.153(0.132)0.016(0.023)0.007(0.023)
家庭农地禀赋-0.011(0.007)0.004***(0.001)0.004***(0.001)
农地平整程度0.159(0.170)-0.011(0.029)-0.005(0.029)
农田水利设施-0.025(0.171)-0.059**(0.029)-0.057*(0.029)
农田道路便利程度-0.091(0.165)-0.038(0.029)-0.045(0.029)
土壤质量-0.086(0.165)0.003(0.028)0.008(0.028)
R20.25930.13550.1477
观测值数量/个393393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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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的列 (1) 为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家庭社会资本;列 (2) 为社会资本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生态产品供给;列 (3) 为互联网使用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生态产品供给。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影响的机制分析结果如下:

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影响的分析结果,如表6列 (1) 所示,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为正,且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提高互联网使用水平有助于农户家庭社会资本的提高。可能的解释是,互联网使用拓宽了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提高了农户获取信息的能力,增加了与外界环境交流的机会,进而提高了农户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如表6列 (2) 所示,社会资本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为正,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提高农户家庭社会资本会促进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可能的解释是,社会资本反映了农户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能力,是一种嵌入型资源,嵌入在个体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获取资源的能力[41]。社会资本的提高即农户的社会交往能力的提高,对新信息的获取更加及时、准确,由于农业生态产品具有溢价特性,社会资本越高的农户获取相关信息的能力越强,越倾向提供农业生态产品。

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间接影响,如表6列 (3) 所示,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为正,且分别在5%、1%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互联网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社会资本促进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不仅具有直接影响,又存在间接影响,验证了假说2。可能的解释是,互联网使用提高了农户信息获取的能力与社会交往的能力,打破了传统生产信息传递存在的“熟人社会”的局限,促进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在传统自然资源无价值观的影响下,自然资源存在管理机制严重失衡、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失效、供需矛盾激化等现象,从而导致自然资源短缺与资源空心化等问题,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农业生态产品需要与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短缺矛盾加剧,农业生态产品供给主体存在“政府努力干,农民站边看”的现实困境。在“互联网+”时代,通过提高农户的互联网使用水平是促进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内在要求。本文基于江西省393个农户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得到如下结论:互联网使用能够提高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积极性,即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具有直接影响;互联网使用与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之间存在着内生性;与低人力资本农户相比,互联网使用更能提高高人力资本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与兼业农户和非农户相比,互联网使用更能提升纯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互联网使用还会通过社会资本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产生中介效应。

4.2 讨论

在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有效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本文的边际贡献之一是探索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途径,通过定量分析结果,可以初步得出探索性结论,通过促进农户互联网使用,间接提高农户的社会资本,从而实现农户的绿色、生态生产方式,形成农产品的溢价空间,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供给。农户是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实施者也是受益者,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既要从微观层面刺激农户的供给意愿,也不能忽视宏观层面政策的干预。因此,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1)完善村级网络建设。通过农村实地调查发现,农村网络存在网速慢、网络不稳定,网络收费过高的问题,严重影响村级农户互联网使用水平,因此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供给,需完善村级网络基础建设,大力发展乡村网络基础建设,提高农村网络使用的普及率,降低网络使用的技术壁垒。简化互联网使用的难度,降低农户的学习成本,提高农户的网络使用意愿,提升农户的溢价能力,助推乡村振兴。

(2)提高社会资本存量。当前农村已出现“空心化”问题,留在村子里的老人和孩子居多,这部分人口劳动能力较差,信息获取能力较差,社会资本存量较低,制约着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提高家庭社会资本存量亟待解决,政府部门应鼓励农户增加与邻居、亲友沟通交流的频率,举办知识讲座,向其宣传家庭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带来的收益,既能满足农户本身的社交需要,也可以间接促进农户的生态意识,增加农民收入。

(3)鼓励经营主体帮扶。调研中发现,部分县域的农业生产仍然是以小农户为主的分散经营,这种经营方式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由于种地利润不高,甚至会出现亏损,随处可见“耕地撂荒”现象,农业生态产品供给面临瓶颈。因此,应该大力发展以小农户为主体,多种经营主体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鼓励农村兼业农户与纯农户建立传帮带机制,兼业农户帮助纯农户获取互联网资讯,带动周边农户进行生态种植,传播生态种植给农户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农户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

未来研究趋势:当前学术界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停留在生态产品概念内涵的定义、生态产品概念的边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等方面,本文从农户角度出发,探索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有效途径,补充了当前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农户参与的研究空白,未来将会对农业生态产品溢价及其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相关内容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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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1497/zrzyxb.20220713      [本文引用: 2]

利用江汉平原水稻种植农户调查数据,建立Ordered Probit模型,讨论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揭示服务规模经营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理论机制和现实逻辑。研究表明:(1)目前农户对修整农田水渠、施用农家肥、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四类典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采纳比例分别为17.79%、17.31%、7.89%和90.69%;(2)控制其他条件不变,农业生产性服务能显著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经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3)排除秸秆还田这一强制性措施后,生活型农户偏向采纳资本投入型技术,生产型农户则更偏好劳动投入型技术;(4)较之于生产型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对生活型农户采纳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促进作用更强。

[YANG G D, ZHANG L.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on farmers' farmland quality protection behavior: Evidence from the main rice production areas in Jianghan Plai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7): 1848-1864.]

DOI:10.31497/zrzyxb.20220713      URL     [本文引用: 2]

费红梅, 孙铭韩, 王立.

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决策: 价值感知抑或政策驱动?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9): 2218-2230.

DOI:10.31497/zrzyxb.20220902      [本文引用: 1]

在黑土耕地质量退化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背景下,利用吉林省黑土区680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价值感知和政策工具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理及内在逻辑。研究表明:价值感知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决策具有显著影响,而政策工具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决策的驱动作用有限,但政策工具通过其调节作用能够增强利益感知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的促进作用,同时弱化风险感知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的抑制作用,显著增加了价值感知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决策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推进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农户价值感知的内在激励作用,强化政策工具的外在驱动力,把握政策工具对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对推进农户参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FEI H M, SUN M H, WANG L.

Farmer households' decision-making on conservation tillage in black land: Value perception or policy drive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9): 2218-2230.]

DOI:10.31497/zrzyxb.20220902      URL     [本文引用: 1]

SINGH M, BHANOTRA A, WANI A, et al.

Mobile phone technology: An eminent ICT tool for better family farming in Choudhary

Family Farming and Rural Development, 2015, 3: 287-291.

[本文引用: 1]

MITTAL S, TRIPATHI G.

Role of mobile phone technology in improving small farm productivity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search Review, 2009, 22(6): 451-459.

[本文引用: 1]

PHAMOVA M, BANOUT J, VERNER V, et al.

Can ecological farming systems positively affect household income from agri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suburban area of Hanoi, Vietnam

Sustainability, 2022, 14(3): 1-11.

DOI:10.3390/su14010001      URL     [本文引用: 1]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capacity for two promising macrophytes, Typha domingensis and Typha elephantina, to be used for the surveillance of contamination by six metals, i.e., Cu, Fe, Mn, Ni, Pb, and Zn,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Taif City in Saudi Arabia. Regression models were generated in order to forecast the metal concentrations within the plants’ organs, i.e., the leaves, flowers, peduncles, rhizomes, and roots. The sediment mean values for pH and the six metals varied amongst the sampling locations for the respective macrophytes, indicating that similar life forms fail to indicate equivalent concentrations. For instance, dissimilar concentrations of the metals under investigation were observed within the organs of the two rooted macrophytes.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at the segregation of metals is a regular event in all the investigated species in which the metal concentrations vary amongst the different plant constituent types. In the current study, T. domingensis and T. elephantina varied in their capacity to absorb specific metals; the bioaccumulation of metals was greater within T. domingensi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observed and model-estimated metal levels, in combination with high R2 and modest mean averaged errors, offered an appraisal of the goodness of fit of most of the generated models. The t-tests revealed no variations between the observed and model-estimated concentrations of the six metals under investigation within the organs of the two macrophytes, which emphasised the precision of the models. These models offer the ability to perform hazard appraisals within ecosystems and to determine the reference criteria for sediment metal concentration. Lastly, T. domingensis and T. elephantina exhibit the potential for bioaccumulation for the alleviation of contamination from metals.

WANG Y, LIU G, CAI Y, et al.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typ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 emergy-based life-cycle assessment framework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2, 18(2): 1-20, https://doi.org/10.3389/fenvs.2022.824275.

URL     [本文引用: 1]

WANG X, MA Y, LI H, et al.

The effect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on farmer's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farmland: Evidence from major tea 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2, 19(13): 7598,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9137598.

DOI:10.3390/ijerph19137598      URL     [本文引用: 1]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farmland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duce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the main body of curre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the aging labor force has insufficient cognitive ability and low ability to learn actively,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ransforming the green output. However, non-cognitive abilitie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cquired environment can promote the elderly farmers’ farm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behavior by improving life satisfaction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Based on the above background,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964 farmers in China, the bivariate Probit model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on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behavior of farmland. The study found that non-cognitive ability significantly promoted farmer’s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farmland in China. Specifically, the variables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soci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ctive learning ability, self-efficacy, stress resistance, altruistic tendency and individual resilience were found to significantly promote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farmland. Mechanism analysis showed that non-cognitive ability promoted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behavior of farmland by expanding social capital, information channels and improving technical value perception. A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non-cognitive ability had a greater impact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behavior of farmland in the elderly and low-income groups. Therefore, government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improving farmers’ non-cognitive abilities, further increase technical publicity, and build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farmer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farmland.

BENITEZ-ALTUNA F, TRIENEKENS J, MATERIA V C, et 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adoption of ecological intensification practices: A case study in vegetable production in Chile

Agricultural Systems, 2021, 194(12), Doi: 10.1016/j.agsy.2021.103283.

[本文引用: 1]

ZSCHEISCHLER J, BRUNSCH R, ROGGA S, et al.

Perceived risks and vulnerabilities of employing digitalization and digital data in agriculture: Socially robust orientations from a transdisciplinary proces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2, 358(15), 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22.132034.

URL     [本文引用: 1]

FUTCH M D M C.

Track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village phone product in Rwanda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9, 3(5): 54-81.

[本文引用: 1]

李铜山, 黄延龙.

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 现状、障碍及对策

中州学刊, 2020, (12): 38-43.

[本文引用: 1]

[LI T S, HUANG Y L.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agro ecological products: Current situation, obstacles and countermeasures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20, (12): 38-43.]

[本文引用: 1]

GOODHUE R E. KLONSKY K, MOHAPATRA S.

Can an education program be a substitute for a regulatory program that bans pesticides evidence from a panel selection mod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0, 92(3): 956-971.

DOI:10.1093/ajae/aaq032      URL     [本文引用: 1]

SAENGER C, QAIM M, TORERO M.

Contract farming and smallholder incentives to produce high quality: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the Vietnamese dairy sector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3, 44(3): 297-308.

DOI:10.1111/agec.12012      URL     [本文引用: 1]

AKER J C.

Dial "A" for agriculture: A review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for agricultural extens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1, 42(6): 631-647.

DOI:10.1111/j.1574-0862.2011.00545.x      URL     [本文引用: 1]

周广肃, 樊纲.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创业选择: 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

经济评论, 2018, (5): 134-147.

[本文引用: 1]

[ZHOU G X, FAN G.

Internet use and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choices: Verification from CFPS data

Econimic Review, 2018, (5): 134-147.]

[本文引用: 1]

沈雪, 敖荣军, 龚胜生, .

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影响农业化肥用量的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12): 3267-3281.

DOI:10.31497/zrzyxb.20221216      [本文引用: 1]

化肥减量施用是实现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而小规模分散化的经营格局不利于化肥减量技术的推广使用。农民合作社是弥补小规模经营不足与实施农产品质量认证的重要制度安排,其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农业化肥减量是当前亟待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阐明了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对农业化肥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级(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存在显著的化肥减施效应,其主要通过质量溢价、组织规范、组织支持传导路径实现农业化肥减量。从区域差异看,在化肥用量处于高分位点的省份,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化肥减施效应;从农作物差异看,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对农业化肥减量施用的贡献主要来自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以及棉花、甘蔗、苹果、柑子四类经济作物的化肥减施效应。

[SHEN X, AO R J, GONG S S, et al.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cooperatives passing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certification on agricultural fertilizer consump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12): 3267-3281.]

DOI:10.31497/zrzyxb.20221216      [本文引用: 1]

Promoting chemical fertilizer reduction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agriculture in China. Nevertheless, numerous smallholder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attered plots and small-scal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technology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has been proposed a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age of smallholders and implement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certif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whether and how cooperatives can promote chemical fertilizer reduction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urgently. This study focuses on cooperatives that have been obtained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certification, and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n the amount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its mechanism. The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18 were used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ooperatives that have obtained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certific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eduction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which can achieve the goal mainly through transmission paths including quality premiums, organizational norms an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2) In term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in provinces with larger fertilizer applications, the effect of fertilizer red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certification cooperative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crop differences, the chemical fertilizer reduction effects of cooperatives with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certification are related with the three major grain crops (i.e., rice, wheat and corn), as well as the commercial crops such as cotton, sugarcane, apples and oranges.

唐林, 罗小锋.

邻里效应能否促使稻农施用生物农药? 基于鄂、赣、浙三省农户调查数据的考察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3): 718-733.

DOI:10.31497/zrzyxb.20220311      [本文引用: 1]

在构建邻里效应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鄂、赣、浙三省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邻里效应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邻里效应促使稻农施用生物农药的条件与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55.76%的样本农户施用过生物农药,且施用生物农药的农户有较强的邻里关系。第二,邻里效应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强邻里效应的农户生物农药平均施用量要显著高于弱邻里效应农户。第三,邻里效应对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存在条件限制,对高收入农户和规模户而言,邻里效应的影响不显著。第四,邻里效应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有显著直接作用,也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有效规避农业生产风险两条路径间接影响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

[TANG L, LUO X F.

Can neighborhood effect promote rice farmers to apply biological pesticides: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Hubei, Jiangxi and Zhejiang province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3): 718-733.]

DOI:10.31497/zrzyxb.20220311      [本文引用: 1]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neighborhood effect on farmers' biopesticide application behavior, this paper uses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Hubei, Jiangxi and Zhejiang provinces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neighborhood effect on farmers' biopesticide application behavior. On this basis, the condition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neighbourhood effects for rice farmers to apply biological pesticides were further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55.76% of the sample farmers have applied biological pesticides. The farmers who applied biological pesticides have a strong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Second, the neighborhood effec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biological pesticide application behavior. The average application amount of biological pesticides by farmers with strong neighborhood effec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armers with weak neighborhood effects. Third, there are conditional restrictions on the influence of neighborhood effect on rice farmers' biological pesticide application behavior. For high-income farmers and large-scale households, the neighborhood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Fourth, the neighborhood effect has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farmers' biological pesticide application behavior, and it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farmers' biological pesticide application behavior through two paths of reducing information search costs and effectively avoid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isks.

杨晓梅, 尹昌斌.

农业生态产品的概念内涵和价值实现路径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12): 39-45.

[本文引用: 1]

[YANG X M, YIN C B.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path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2, 43(12): 39-45.]

[本文引用: 1]

唐立强, 周静, 刘杰.

农户电商渠道选择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辽宁省设施草莓产业的调查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9, 18(5): 636-644.

[本文引用: 1]

[TANG L Q, ZHOU J, LIU J.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e-commerce channel choice: Based on the survey of strawberry industry in Liaoning province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9, 18(5): 636-644.]

[本文引用: 1]

张景娜, 张雪凯.

互联网使用对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来自CFPS的微观证据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3): 57-77.

[本文引用: 1]

[ZHANG J N, ZHANG X K.

Research on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internet use on the decision of rural land transfer: Micro evidence from CFPS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 (3): 57-77.]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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