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社会发展从城市先富转向城乡共富，从强调物质富裕转向重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足[1]，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体定义，共同富裕是“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需要的状况”[2]，“效率”和“公平”是其核心内涵。旅游作为幸福产业之首，应当兼顾人民对物质增长和精神富足的双重需要，强化产业支撑力和发展效能，并以旅游带来的要素循环流动，促进中国东部—西部、城市—乡村共享发展成果，指向共同富裕目标对社会公平的关切。
乡村旅游兼具经济产业形式和文化活动本质。一方面，旅游产业吸纳城市的资金流集聚乡村[3]，为解决农村就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保障等问题提供了可行方案。另一方面，旅游具有鲜明的人文属性、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4]，在保障社区传统特性和文化再生产[5]、强化身份认同[6,7]等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也为平衡城市过度开发、缓解城市居民焦虑以及现代人身心疗愈创造了精神家园，对城乡居民的精神富足有着积极助益[8]。可见乡村旅游带动城乡平等沟通和循环“互哺”，推进城乡共享发展成果的巨大潜力。但当前中国旅游资源的开发效率较低，效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仍与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存在较大差距。本文将系统梳理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内容、主体和成效，重点识别资源开发中兼顾“效率”和“公平”发展的核心困境，最后从乡村旅游发展、城乡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三个层面，递进式地探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具体路径，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为乡村旅游发展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指导与借鉴。
1 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特征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是将乡村有别于城市的乡土性特征转化为旅游吸引物的过程。本文从开发了什么（资源开发的对象）、如何开发（资源开发的方式）以及开发得如何（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成效）三个方面来总结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及特征。
1.1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对象
1.1.1 以乡土特色资源为导向的传统乡村旅游地
乡村是介于城市和荒野的连续体[9]，因此根据不同的乡村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过渡区间上的定位，可以将乡村旅游地大致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类[10]。传统乡村以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特色为核心吸引物。自然类资源包括乡村的山水、空气、动植物以及这些资源组合而成的自然风光、景观风貌等；人文类资源包括传统建筑、民俗文化、农业景观、农土特产等，以及背后承载的乡村生活经验、乡村文化价值等精神层面的资源[11]。城市所没有的“乡土性”（rurality）是这类资源的共同标志[12]。它们首先被转化为观光产品，为邻近的城市居民提供短途休闲观光场地，部分资源条件优越的乡村依托壮美的自然奇观（例如雨崩村）、极具特色的文化景观（例如西递、宏村）吸引远距离的游客。随着中国旅游需求从大众观光到休闲体验、从凝视到互动、从“看看就走”到“深入了解”的转变，加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启动中国传统村落调查、命名“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记住乡愁、保存乡村记忆、传承乡土文化成为旅游产品转化的重点[13]。有别于城市的乡村古建筑、特色民俗活动、传统乡村环境特色、“原初的乡土气息”依然是当下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基础。
1.1.2 以高标准服务为导向的现代乡村旅游地
现代乡村旅游以现代“新”农村为主要开发对象，具体资源包括现代农业或乡村工业、现代农村生活、乡村人造自然景观等。这些旅游地受到中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利好影响，积极引进现代农业产业和技术，并以现代服务设施完善旅游配套。与资源主导的传统乡村旅游地不同，接待服务能力是现代乡村旅游发展的主导因素，资源禀赋的重要性较低，这一趋势尤其在东部大城市周边的旅游乡村中凸显[14]。随着游客对高品质的旅游服务和持续更新的文化活动需求日益增加，近年来政府进一步推动乡村旅游现代服务质量提升，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示范点、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监测名录、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等创建工作中均强调规范管理、服务标准和产品品牌，还通过星级农家乐、甲级乙级民宿的认定工作，将现代乡村旅游的“食”“宿”标准具体化，以婺源县、袁家村为代表的乡村旅游示范涌现，村庄变景区、田园变公园。总体上，传统乡村旅游地集中于相对欠发达地区，现代乡村旅游地集中于大都市周边[15]。部分传统村落在旅游化过程中也进行现代化改造，致力于提高接待能力以满足全人群的“全需要”和多样体验，但处理好现代性和乡土性、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是其开发前提。
1.2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方式
1.2.1 多主体的合作模式成为共识性选择
随着乡村旅游规模扩大化和服务精细化，旅游经营者与旅游参与者日益多元，多主体合作成为常态[16]。初级的乡村旅游开发一般以农户为单位，其典型特征表现为资源开发者往往也是资源的所有者，且旅游从业者间具有明显的亲缘、地缘关系。为对乡村资源进行统一管理、集中投资，建立起相对规范的纠纷调解、利益分配机制，“政府主导”“政企合作”的开发模式形成。例如碧桂园集团在英德市皮坑村旧房改客栈的实践中，就采用“村集体租赁房屋+大集团改造建设+地方企业运营+三方分红”的合作方案，不仅使投资规模和资金来源渠道增大，而且“政府—企业—社区”的合作关系也更加明朗和互惠。其中企业化运作的旅游开发有着清晰的投资边界和明确的受益主体，投资规模较大，是当前主要的资源开发模式[17]，其中既包括外来企业主导型，也涵盖乡村旅游合作社办企业的模式。与此同时，高校、志愿组织、基金会等非营利性组织，也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广泛参与到乡村旅游开发和建设的实践中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参与”如何在尊重乡村主位的前提下发挥作用、制定共赢且可持续的多主体合作方案已成为重要议题[18]。
1.2.2 多类型的资源整合方式日渐成熟有效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从“小体量、投资运营一体模式”向“大体量、重资产、投资运营分离模式”转变。21世纪初，个体经营户和农民自建农家乐，吸纳果园、水塘、菜地等资源，实现吃、住、游、娱要素初级整合，是乡村旅游的最主要形式，具有“小、弱、散”的特征[19]。后来乡村旅游投入和工程量增大，资源的整合开发、运营管理、经营参与等运作模块逐渐分离，例如，广西阳朔的鸡窝渡村形成了宅基地承包、建设、使用和经营流转的权利分置创新模式，盘活了大量农村闲置资源。不仅土地、房屋实现溢价，民宿的品牌、设计、活动乃至民宿主等都可能成为乡村旅游可资利用的新资源，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旅游资源叠加式新增和再生。同时，旅游开发过程也更多采用项目承包制，投资体量持续增大。以浙江省为例，2021年，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在建项目共2857个，总投资2.07万亿元，实际完成投资2769.7亿元，平均每个项目投资接近1亿元。但近年面对疫情的冲击，全国大部分乡村旅游建设项目停滞，企业和居民的投资也更加谨慎。
1.3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成效
1.3.1 乡村旅游开发助力减贫共富提供产业动能
旅游开发为欠发达的乡村地区提供了就业岗位、经营利润和发展机会。一方面，中国相对贫困地区分布与旅游资源分布、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分布高度重叠，旅游业具有其他产业不可比拟的天然优势[3,20]。据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统计，通过旅游发展解决减贫的地区占减贫总任务的17%~20%，非遗工艺等产业带动了将近50万人就业，其中帮助20多万人脱贫( 文化和旅游部: 旅游发展解决贫困户脱贫占整个扶贫总任务的17%~20%.
1.3.2 乡村旅游发展驱动要素流动促进社会公平
乡村旅游带来人力、社会资本的回流和人口主动性的回归，将乡村发展嵌入到更广阔的人际、村际、城乡和信息社会网络中[24]。首先，旅游吸引人才返乡和资金下乡，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强劲活力。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2022年4月，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1100万。返乡移民带回城市的资金、旅游开发理念、运营模式[25,26]，而他们的经营和生活方式又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吸引大量游客，助推城乡要素的良性循环流动与均衡发展。返乡的精英则推动地方性知识和普遍性知识相结合，为缓解旅游发展中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传播与守护之间的矛盾问题做出极大贡献[27]。其次，旅游是关联性极强的产业，寻求集聚发展的意愿强烈[28]。乡村旅游地的溢出效应不断惠及周边村落，逐渐形成乡村旅游发展集聚片区，促进了村际和城乡的整体联动。最后，被认为在接待业中“更具有优势”的妇女广泛参与乡村旅游，使她们的劳动范围和劳动价值从家庭转向公共领域，增强了她们在社区的话语权和参与感[29]，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两性公平。
1.3.3 乡村旅游发展引导城乡双向修复提高生活水平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交流与体验活动，促使城市和乡村的艺术、品味、格调、生活方式、精神气质等“无形要素”实现畅通流动。广东省的观背村为其中典例，过去7年该村引进企业协会、社会文化团体和民间艺术协会约67家，文化艺术文人约150人，他们将城市中的艺术庭院、咖啡店、书店等舒适物设施建在乡村[30]，推进了当地文化环境整治，让村内的儿童拥有了家门口的新华书店、课外文化培训公益活动并惠及周边村镇，村里的老人也开始练习瑜伽和太极。而在传统乡村旅游地，旅游发展推动了社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自豪感、传承意愿，强化了他们的身份认同[6]。与此同时，乡村扩展城市了发展空间，提供传统文化补偿和满足“乡愁”需求，在改善现代性背景下的城市生活焦虑、提供康养资源方面起重要作用[8]。乡村旅游开发为城市人和乡村人共同实现“精神富裕”创造了条件。
2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乡村旅游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背后深刻勾连着乡村社会的整体性变革与可持续发展。通过旅游振兴乡村、实现共同富裕，要求重新审视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物质和精神双重富裕、城市与乡村、当前与未来的多元关系。总体来看，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远未达到缩小先富与后富地区、城市与乡村、人群之间物质与精神水平差距的目标，旅游产业对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支撑力和作用力有待增强。本文围绕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在达成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提升发展水平与共享程度的匹配上，分析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2.1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率和水平有待提升
2.1.1 统筹发展工作不到位，多主体的组织协调机制亟待建立
政府和企业在旅游开发中均容易忽视乡村生产资源和吸引物权属的多重复杂性，致使各类矛盾不断，社区治理中的被动性明显，积极有为的组织协调机制亟待建立。在资源要素的权属界定上，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及产权制度不够完善，乡村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归属依然存在“外部争端中复杂、内部划分中模糊”的问题。资源开发的责任主体不明确[31]，为资源的旅游开发和利用埋下了产权纠纷与利益矛盾冲突的叠加隐患。村集体资产的界限划分也不够清晰，核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时往往面临十分复杂的情况，集体经营权亦较难分到个人，村民难以绝对公平地享有资源产权带来的合法收益[32]。此外，文化类旅游资源的权属与资源价值认定也没有统一标准，诸如古建筑等乡村的核心吸引物，无法明确产权所有者、确定出资人及其权益，村民自行集资筹备活动缺乏明确章程，协调难度大，很多古建筑的修缮计划被搁浅[33]。
在资源开发的过程管理上，有序的开发流程尚未建立，不同部门和主体的组织协调不足。部分开发主体存在“求快”“求利”“先动工后审批”等想法，旅游开发过程中规划、开发和运营管理的顺序混乱，政府配套和治理与民间快速开发的步调不一致，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开发主体间的协调沟通难度。乡村旅游开发往往从一开始就存在多套逻辑与潜在冲突，涉及主体众多、内外部矛盾重重，资源开发成本过高，以资源闲置和浪费为特征的“反公地悲剧”问题往往首先出现[34]。而一旦出现创新性的组织模式，涉及资源和利益重组与再分配时，乡村社会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维逻辑又会浮现。统筹不到位、监管不及时，一时间“山寨品”扎堆，有限资源被过度商业化，低端复制最终招致“自我毁灭式的内卷”和目的地形象的整体下沉，“公地悲剧”不断上演。
2.1.2 差异化开发机制未建立，投资者的理性意识有待强化
“同质化”和“盲目性”是乡村旅游开发中最突出的问题。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来看，自然、文化、精神类资源并重的产品串联性不够丰富，旅游资源的综合利用价值不高，同质乡村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吸引力日益下降[35]。乡村资源具有遍在性和强复制性特点，除极少部分乡村具备高识别性、品质优良且稀缺的吸引物，大多数乡村资源基底相似，山峰、农田、森林等非垄断性资源并不具有绝对竞争力。部分村庄在缺乏明确开发目标和足够资源承载力的情况下，盲目跟风、四处“学习”、拼贴复制，进而在旅游者“只认第一、不看第二”的消费决策中被市场冷落或淘汰。
从投资与回报的关系来看，由于开发者的投资热情没有得到好的引导，投资能力与愿景不匹配，许多旅游村投入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却没有可观的收益回报。自旅游成为产业扶贫、乡村振兴的重要渠道以来，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就备受政策倾斜和资本关注。但一些盲目投资中存在项目研判不科学、概念意向与实际可运营产品不吻合、建设风貌与乡村调性不统一、开发项目与用地指标不匹配等问题。例如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投入3000万元打造“人和春天四季花海生态农业观光旅游示范村”，工期建设中途停工一直未复产。诸如此类事例随处可见，资本的易进易出以及快进快出，引发资源开发烂尾现象，这非但不能反哺乡村资源保护，反而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等负外部性影响[36]。最终使乡村陷入资本垄断资源开发的局面[37]，政府、村民乃至游客均被资本的“任性”绑架。
2.1.3 乡村旅游发展能力的地域差距大，协同发展效应较低
当前跨村镇、跨地市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尚未建立，片区联动式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发瓶颈难以突破。在全国层面，从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来看，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呈现东（南）热、西（北）冷集聚分布[38,39]。东西部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差距依旧较大，这不仅体现在旅游收入差距显著上，更深入的表现是旅游发展能力的差距明显[40]。尤其是西部旅游乡村的低发展能力与其高资源禀赋严重错配，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跨地域的资源优势互补、客源市场共享、发展经验共享的效应不够深化。虽然目前在政府层已经开始建设旅游发展经验交流的东西部协作专题培训班，但普及层面和持续周期还有待加强和增长。在区域内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程度低、部门间协同合作难度大导致区域内部的乡村旅游资源协同开发水平不高，许多乡村旅游地仍处于“新旧共存”“高低参差”的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状态。早期凭借区位优势，依托景区发展起来的农家乐实现了投资回笼且拥有较为稳定的中低端客群，但由于经营者自身依旧缺乏提质升级的动力和理念，不同乡村旅游地之间的发展能力也由此拉大差距。另外，新产品、新业态、新科技的迭代，服务的提质升级，品牌口碑与目标客群的转向等均需要旅游经营者具备极高的市场敏锐度，做好长期投入的心理准备，难以在短时间内通过“小示范”实现普及推广。
2.2 旅游资源开发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成效不充分
2.2.1 城乡旅游二元的对立思维未打破，人人平等参与机会有限
一方面，资源开发模式以“城市思维为主导”。当前开发商依然强烈期望以“整村搬迁”、雇佣部分村民的形式承接乡村旅游资源，而非与社区建立长效合作关系，忽视了村民的地方依恋和“非农就业”能力培养。实际上，隐蔽在能力贫困和机会公平背后的内生性不足是阻碍村民跨越物质贫困、实现精神富裕的核心症结，也是造成旅游发展成果群体差距扩大的决定性因素[42]。另一方面，资源开发内容盲目迎合“城市人的想象”。乡村资源认定和价值标准不取决于主人的劳动或自然物的使用价值，而是在主客价值共创的动态平衡中摇摆，媒体技术日益深刻地嵌入这一模糊不清的资源价值话语体系，诸多地方性知识、乡村能人、农户资本等要素未被公平有效地整合进资源开发体系和成果分配制度上来。乡村旅游发展虽然驱动了一批群体从城市向农村回流并参与到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中，但发展成果往往被外来资本攫取、被外来游客分享、被领导干部政绩化，大量本地精英和返乡创业者在乡村治理、建言献策、文化再生产等方面所创造的效益和贡献被遮蔽。
2.2.2 资源配置存在一定倾斜，示范经验的共享机制难以形成
乡村旅游开发的“示范性”经验和模式常常陷入难推广、难复制的怪圈。从经验的形成来看，当前一些乡村示范项目申报存在重物质标准、轻非物质标准，重申报、轻建设，名实不符的示范村名录，效益和影响力也不可持续。从经验的学习来看，示范村镇的特殊性与其经验可推广性之间的关系未能得到正确认识。示范村的资源开发成效更多依靠政府和外来资金的输入，难复制、难模仿。且许多明星村本身就存在明显的“样板化”和相互借鉴痕迹，在开发建设中忽视了原住居民和社区的在地性、话语权、利益享受与参与程度，加深了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同质化、创新难的问题[43]，也就难以指引更多以非垄断性资源为特点的乡村推进资源开发。
在“示范”模式和经验难推广的背后，是资源配置不均等的分配正义问题。随着示范试点的项目品牌“吸金能力”“博眼球效应”日益增强，乡村将越来越难协调现代与传统、本土与外来的多重诉求，导致地方协调性极容易混乱，开发秩序和开发方向不再可控，甚至出现“腾笼换鸟”的做法，引发诸多争议。近年来，试点的乡村旅游开发项目使不少明星村脱颖而出，它们因区位或资源优势，实现了精英、政策、资金和游客注意力俘获，内部容易形成良性发展循环[44]，但也对其他一般性乡村旅游项目形成一定的挤出效应，甚至造成“乡村层级固化”，实际上并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2.2.3 乡村旅游收入分配不均衡，返贫风险依旧存在
乡村旅游开发要求社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但当前乡村旅游开发依然缺少有效的利益均衡分配机制，农村农民公平共享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机制有待形成。旅游资源开发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乡村经济增长。以山东代村、陕西袁家村、天津毛家峪村等为代表的许多乡村均取得旅游综合收入破亿、村民人均年纯收入均突破万元的成效。但在村民的绝对贫困难题得到解决后，旅游发展究竟扩大还是缩小了农民收入差距的问题饱受争议。庞清云等[45]指出，目前乡村旅游开发实践仍然由（新）自由主义的涓滴策略主导，大部分的旅游收益通常集中在具有资金优势、经营规模优势或其资产具有区位优势的少数村民手里。一般而言，本地村民除了拆迁、土地流转、小商贩经营等方式获得经济收益外，难以从旅游可持续发展中得到更有效的补偿和公平发展机遇[46]，旅游乡村中政策性返贫、环境性返贫、发展型返贫的风险依然存在[47]。
2.3 乡村资源的旅游转化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衔接不足
2.3.1 自然类旅游资源的价值共创式开发理念缺乏
自然资源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基础元素。但当前大多开发模式仅将乡村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忽略了人的生产生活与自然的互动互生关系。大多数乡村生态旅游项目开发效率低下，对乡村自然资源的多季节、多功能价值也缺乏深入转化，难以满足人们在研学旅游、康养度假、乡村旅居、露营微度假等等旅游活动中蕴藏的更高生活需求。当前文旅项目的规划建设缺乏对人与自然这对基础社会关系的重视，在开发前期的潜力与价值评估上，建设主体往往通过“走马观花式考察”替代严谨的资源调查和评价工作，对山林、水体、地质地貌、生态环境等资源的考察、调研、评估过程不够科学合理。在开发中期的建设上，开发建设往往粗暴介入，忽略生态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要求，寻找“政策擦边球”的现象杜绝不断，甚至有些地方不惜为了开发而调整保护区的边界。在开发后期，当自然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后，游客的进入与在场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景区内环保宣传标语、警示牌、解说词往往形式主义大于实际教育，导致游客教育成效不显著。而巩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并不意味着人们尤其是村民和游客只需要在体验端后参与进来，培育开发主体、村民、游客等不同主体尊重乡村生态建设成果并鼓励他们参与乡村自然资源价值共创、共同维护乡村的“天生丽质”极为重要。
2.3.2 文化类旅游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亟待深化
文化资源的旅游化是乡村文化传承发展的有效方式[48]。目前乡村旅游中文化资源的开发已形成一定规模，但或忽视乡村历史文化底蕴，或缺乏文化活动创新，难以持续性地跟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和消费诉求[49]。具体而言，在创造性转化上，许多极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未得到较好的开发和利用。对于“过去的资源”的当代价值内涵，展示形式也较为生硬。例如，当前盛行的艺术墙绘涂鸦将乡村变为一个个服务于游客打卡拍照的景点，乡村文化的定义也变得泛化，阻碍文化旅游对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和艺术审美提升的反哺作用。在创新性发展上，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乡村自然形成的空间肌理与人文环境。诸多承载乡村集体记忆和文化价值的公共文化空间，如晒谷场、粮仓、宗祠门前的池塘等被改造为停车场或其他旅游设施，这些改变虽不必然带有破坏性，但很可能进一步消解乡村社会的乡土本性和厚重的文化根基，导致“挖掘乡土性”成为空谈。在“什么是田园文化?”“究竟营造谁的乡愁?”等问题未能被很好解答的同时，旅游开发对乡村地方文化真实性的消极影响正日益凸显。这种“乡愁”既不符合乡村的地方调性，又缺乏与乡村文化互嵌的故事性，只是简单地拼凑城市艺术、宣泄城市焦虑、迎合城市人的乡愁，遮掩了乡村自身的文化传承危机和村民的文化生活诉求。
2.3.3 精神类旅游资源的全面活化和广泛传承不足
精神旅游以其显著的人文历史传承与核心价值引领等作用在近年来得到关注[50]，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重要方式。乡村非物质文化资源中的精神资源、承载地方文化的精神符号鲜少被纳入旅游吸引物的开发范畴中，精神资源整合与精神产品转化以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上还极为缺乏。尽管已有学者关注到反映出乡村与城市巨大景观差异和文化差异的乡村意象是极为重要的无形旅游资源[51]，涵盖了乡土结构、乡土经验、乡土意识的“乡村”及其精神面貌[43]。而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诞生和传承关键在于“人”，尤其是拥有地方技艺和集体记忆的传承人及其“后代们”，如乡村工匠、乡村非遗传承人、“红二代”[52]。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实验室联合阿里巴巴发布《2021非遗电商发展报告》，中国遗传承人平均年龄达63.29岁，乡村精神资源面临着极为严峻的传承和发展问题。然而，目前的开发工作重点主要停留在对“作为传承对象的物”本身和“过去的人与故事”的挖掘，“精神”的全面活化和广泛传承没有得到深入推进。以革命精神为例，以往研究一般将革命老区的乡村按照红色文化旅游的方向开发，将遗留的革命旧址改造成展馆，以静态的形式讲解红色故事。精神产品的开发也主要是再现过去的故事与过去的人，“当下的人当下的故事、未来的人”的在场性和参与度均不够。
3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发展路径
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应将共同富裕作为最终目标。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一根本诉求，推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效能的向上传递、共同富裕目标的向下推进，解决好应该开发哪些资源、怎么开发、实现何种成效等问题，奠定共同富裕的基础，最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本文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三个方向提出发展路径，为实现乡村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协同开发、可持续开发构建理论基础（图1）。
图1
图1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发展路径
Fig. 1
The path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3.1 面向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推动资源的有效开发
3.1.1 建立乡村旅游资源产权管理制度
以面向未来的思维，建立健全乡村旅游资源的产权制度，厘清自然类资源和文化类资源、精神类资源的不同产权属性，创新资源资产的实现形式，解决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基础性问题。一方面，综合运用情、理、法交融并举方式，在资源开发过程中把握权属关系，推动资源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和灵活化，理顺资源权属关系，建立系统性的权属界定与管理方案[53,54]。如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推行自然资源权属纠纷裁决领导小组，创新实行“庭审进基层”“庭审进农村”等工作方式，增强了资源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灵活性和在地化。另一方面，扩大资源权属管理的社会参与广度与深度。对于自然类旅游资源，应积极探索生态保护补偿的实现路径[55]，通过识别资源边界、做好生态旅游产品调查统计与评估核算体系、提高产品溢价[56]，调查并了解居民对生态补偿、生态旅游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意愿。此外，还应创新探索乡村文化类和精神类旅游资源物权的制度化实现路径[57]，推动非自然类资源产权属性与制度相关议题引起广泛性重视，尽早认定资源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并创新权利分置模式，加强资源活化和利用的产权制度支撑。
3.1.2 优化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统筹协调机制
协调推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机制构建，在乡村旅游规划和实践中嵌入“规划即实施”“乡村即主体”“村民即主人”等理念，弥合规划与实施之间的断裂。首先，在制度层面，科学高效地统筹乡村旅游资源认定、资源产权转换、资源配置方案、资源开发秩序、利益分配机制等一系列流程性、制度性和机制性问题。其次，要做好资源开发的规划。政府部门和开发主体要从宏观上把控旅游资源的开发边界与开发进度，有意识地系统组织调研和规划考察，坚持规划先于开发，提前介入资源整合、权责划分、投资计划、风貌设计等全方面全过程。再次，要建立合理且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资源发展效益的公平分配。最后，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厘清乡村旅游开发试点示范与普遍推广之间的逻辑，实现资源的公平配置以及科学的经验借鉴。
3.1.3 构建乡村旅游资源链式转化的创新开发路径
创新乡村旅游产业的供给侧改革，有必要走出多元化的资源活化、利用和创新发展路径，形成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产品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乡村资源的开发创新，主动引领乡村旅游市场转型新趋势。在产品链层面，既要依托和适应乡村自身的资源禀赋实现差异化打造，同时也要促进该资源禀赋的开发与外部资源协调一致，减少无效的低层次产品开发与供给，提升旅游资源全要素的生产效率，推动粗放型产品逐渐向精细化产品递升，推动乡村旅游的消费升级。在产业链层面，融合现代经营管理理念，充分发挥资源集聚效应，推动成立村集体层面的专业合作社，走向乡村旅游的集群式发展与市场化运作。在价值链层面，以面向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将满足旅游者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发力点，促进多元类型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价值提升和整合，推动主与客、城与乡、游与育的深层次互动。
3.2 面向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旅游资源的协同开发
3.2.1 吸引创新性人才回流以推动旅游创业
科学开发乡村旅游资源需要整合人才资源。既要发掘已经深耕于乡土的精英群体及其背后的地方性知识和社会资本，也要持续吸引并重视返乡人才的力量。乡村精英能够有效地连通乡村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58]，因而要在乡村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充分提升其话语权，利用好其在盘活乡村存量资源、推动旅游收入在地化积累中的特殊性作用。一方面返乡人才能够带来外部尤其是城市的先进发展理念、管理经验、营销方法、人脉资源、分配机制等乡村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他们既能扎根于乡土人情网络，掌握本地组织协调的交往逻辑，对乡土有敬畏感、责任感和依恋感，又能联络外部社会关系。因此，吸引包括返乡精英在内的更多创新性人才，发挥他们链接城和乡、主和客的“桥梁”作用，将乡村的美更好地呈现给客人；同时帮助更多优质项目、发展模式落地乡村，为创新性人才改善乡村旅游创业的营商环境，推动乡贤能人、新社会阶层人士反哺回报农村社会，实现旅游经济效益在乡村社会内部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2.2 引导工商业资本下乡以助力乡村文旅
乡村必须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发展。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需要引导资本的有序投资、理性投资、责任投资，助力乡村文旅产业实现更好发展。一方面，发挥资本在推动资源优势向经济效益高效转化的直接作用，但同时也要引导资本回归服务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需求的本源，以提高乡村发展水平和村民收入水平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改善目前集中存在的资本话语主导的商业化逻辑，做好资源要素保障和科学配置，实现资本在乡村内部的正向循环，避免“圈地现象”再发生。另一方面，疫情背景下旅游资源开发面临风险关联性和后果共担性，借助资本拉动旅游供给活力的同时，政府部门尤其需要把控投资的热度，避免投资过热过大过快而造成烂尾现象，从而冲击乡村旅游市场，造成乡村风险应对能力的进一步弱化。更重要的是，将政策红利和资本效应引流到乡村自身的同时，还应推动企业的社会责任随行下沉，结合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推动企业与社区达成一致的资源开发目标和立场，将经济事务转化成公共层面的治理事务，覆盖更广的乡村建设层面，实现资本的责任投资。
3.2.3 发挥科技支撑力以赋能乡村资源开发
数字赋能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传承已经势不可挡。应充分发挥科技在资源开发全过程中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提升乡村旅游资源利用与活化、保护与传承的广度和深度。在资源的利用和活化方面，充分借助数字化场景的打造，运用5G+VR等技术，推动实现自然类、文化类、精神类旅游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体验产品，营造数字生活消费新场景。在资源保护和传承方面，需要充分依托科技力量实现资源的创新性传承。通过推动资源档案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资源的调查、监测、评估、归档，从而构建起资源要素齐全、资源信息完备的数字乡村档案库，如“数字文物资源库”“数字生态博物馆”等，以实现信息、数据、技术、管理等多种科技要素推动乡村旅游资源的高效整合与科学配置，推动人人共享城乡融合的发展红利。
3.3 面向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乡村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3.3.1 立足当下提高乡村内外部群体的参与机会和能力
人的全面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发展路径构建必须落实到人身上。通过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实现全体人民更深层次和可持续的物质富足和精神富裕，关键在于以人为本，培育乡村的内外共生力量，全面提升人的发展能力，推动人人拥有平等参与旅游资源开发的机会，以促进乡村社区从传统的“机械团结”向再组织化的“有机团结”转型。一方面，实现乡村自组织自下而上的管理和发展。提高资源培育者和资源守护者的参与能力，依托这些骨干人群的力量，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和公共性的引领来调和村民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59]，推进乡村资源开发的普惠性教育，提高居民对旅游资源开发和建设的风险感知、对资源公共价值的认知、对旅游资源开发的参与意识，改善村民在旅游参与过程中过于逐利与短视的私人化行动逻辑[60]。另一方面，构建内生动力和外生活力的循环机制。通过城乡“互哺”和区域融合，提高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全社会参与，以外来的经验示范引导和提升村民的参与能力，增强村民的社会资本，推动村民充分共享资源开发经济收益，提高收入、能力、生活质量与幸福感，以乡村旅游发展切实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3.3.2 望向未来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成果的代际传承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应有之义，这与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成果的创新性传承存在目标和路径上的一致性。在目标上，资源发展成果的传承意味着资源的可持续开发，需要立足当下、放眼未来，重视当代与后代之间的旅游资源共享；在路径上，实现乡村旅游资源尤其是文化类资源和精神类资源的创新性传承，是提升城乡人民精神生活富有程度和品质方面的重要方式。不论是代际之间，还是当代与后代之间，文化只有从展馆中走出来，实现主动式下沉，真正地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才能在活态中走向传承和发展，真正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如潮州市举办的“百师园非遗进校园工作室”非遗进校园活动，正是通过“一级一非遗、一班一特色”的教学方式，使得年轻一代能够在学习体验中增长非遗文化知识、参与非遗保护，有效地促进潮州市木雕、潮绣的活态化传承。然而，这并非对资源的切割和代际分配，而是围绕优秀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引领，实现资源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以及资源本身在代际间的传递。因此，有必要重视“二代们”的旅游参与意愿，提高他们的参与热情、参与能力、参与水平，在代际互动中实现资源的创新性传承和可持续开发。
4 结论
过去四十年，中国部分乡村已逐渐从纯粹的“农业生产”地区，转变为生产与消费并存、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共生、城市人休闲疗愈和农村人舒适生活的共享空间。这一共享空间可以划分为传统乡村旅游地和现代乡村旅游地。前者开发的资源包括乡村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后者则以现代“新”农村为主要对象，重在开发现代农业或乡村工业、现代农村生活、乡村人造自然景观等资源，共同构成了乡村旅游的产品和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参与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主体日益多元，合作模式和运作方式不断创新，资源整合方式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乡村旅游正在共同富裕成果的坚实基础上实现迅速发展，更成为共同富裕的践行路径之一，从产业动能上助力减贫共富、驱动要素流动促进社会公平、引导城乡双向修复，不断丰富城乡居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目前学术界关于乡村资源观，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主体、监管治理方式与机制构建，乡村旅游的市场转型、文化价值、分配优化等方面的研究尚未得到系统性的学理审视。这既造成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边界模糊，同时也不利于指导乡村旅游开发实践。总体来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尚未达到共同富裕的要求，与“区域均衡发展”“城乡深度融合”“人民物质富有、精神富足”等目标尚有一段距离。从旅游资源开发效率看，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管理机制不健全，导致资源开发秩序不规范现象频发，统筹发展工作不到位、差异化开发机制尚未建立、经验推广路径不清晰等多重短板阻碍行业和地方发展水平的提升。从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成效看，由于资源配置存在一定倾斜和乡村旅游发展能力的区域不均衡、群体差异大，示范经验的推广机制尚未建立，农村农民共享资源开发成效依旧存在处于弱势，以至于乡村旅游发展在地域、城乡、群体等方面的差距依旧显著。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看，目前乡村多元资源的旅游开发和利用不充分，产品转化效率较低，尚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双重需求。
在此背景下，科学识别乡村旅游的资源结构及其多元利用模式，探究乡村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推动效应，不仅是城乡融合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重要内容[61]。如何从资源要素层面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释放农业农村新动能，仍是共同富裕目标指导下需要深入研究的重点[62]。需着重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共同富裕目标的新指向，更接近于人类学家萨林斯提出的“发展人”（develop-man）概念。发展是指一种超越市场关系的简单渗透，在物质层次之上的、以物质为形式的文化自我实现[63]。这意味着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实现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基础、开发秩序以及开发效益的共建共治共享，充分尊重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权利，尤其注重旅游经济发展成果和溢出效应更平等地惠及乡村居民，发挥社区精英“裂缝间的桥”的功能[64]，弥合城—乡、主—客、历史—未来的分歧与差距，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资源开发作为乡村旅游研究的基础命题，研究者必须拨开乡村旅游发展的“虚假繁荣”表象，从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角度审视开发过程与结果。在未来，基于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实现共同富裕之间的总体目标和逻辑机制，尚有诸多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如，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观，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中效率与公平的内涵、关系与实现路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和创新路径，乡村旅游空间正义与美好生活等。更重要的是，要推动乡村旅游资源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双向互补，着眼于旅游资源自身的差异性、乡村旅游地不同的发展程度与状态，探讨既符合新时代旅游市场需求、又满足乡村社会发展的资源认识方式和评价方式，科学认识乡村旅游资源的遍在性和垄断性的内在关系。不仅要密切关注资源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分配优化，将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所涉及的多要素、多主体、多空间、多尺度融汇到正义的视野下加以审视，厘清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的正义基础、资源开发及旅游收入的分配正义、乡村旅游资源—资产—资本转化秩序合理化的制度正义、从“资源开发”到“美好生活”的价值正义，促成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不同主体能够公平地利用空间进行生产、生活、消费，加强乡村旅游空间资源开发的社区话语权和参与机制，管控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秩序，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要求: 学习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New requirements for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Study Xi'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common prosperity
贫困人口视角下的旅游扶贫经济效应研究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effect of tourism on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or population
近十年旅游文化研究综述
Summary of tourism culture research in recent ten years
基于旅游人类学视角的民族节日传承与发展: 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
On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festiv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anthropologic: Taking Xishuangbanna Dai people's "Water-Splashing Festival" as an example
民族旅游地文化商品化对文化传承的影响: 以小黄侗族大歌为例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commercialization on culture inheritance in ethnic tourism areas: A case study of Xiaohuang Kam Grand Chorus
文化再生产与身份认同: 以澜沧拉祜族的旅游业发展为例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he Lahu nationality in Lancang county
以可持续旅游统筹城乡: 城乡间平等“互哺”
To balance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sustainable tourism: Equal "mutual fee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国外乡村旅游研究述评
A review of foreign research on rural tourism
两类乡村旅游地的分类模式及发展趋势
Classification model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wo types of rural tourist destinations
关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的几点辨析
Several discriminations in rural tourism, agriculture tourism and folklore tourism
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开发
Rural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测度及其资源价值: 以苏南传统村落为例
The measurement of xiangchou and its resource value in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destinations: A case study in Southern Jiangsu
DOI:10.31497/zrzyxb.20200707 URL [本文引用: 1]
基于网络数据的乡村旅游热点识别及成因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
Hotspot identification and cause analysis of rural tourism based on website data: Take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DOI:10.31497/zrzyxb.20201203 URL [本文引用: 1]
国家级休闲农业园区的分布、类型与优化布局
National agritourism parks in China: Distribution, types and spatial optimization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内涵特征、关键问题及对策建议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onnotative features, key issues and countermeasures
国内外乡村旅游研究热点: 近20年文献回顾
20 years of rural tourism
乡村旅游社区多元主体的治理网络研究: 英德市河头村的个案分析
Network governance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a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Hetou village in Yingde city
广西乡村旅游经营实体特征与经营效应分析
Analysis on entity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 effect of rural tourism in Guangxi
论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旅游开发与贫困消除
On integr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into framework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project of Western China's development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外来投资重要吗?
China agri-tourism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external investment important?
基于产业投资视角的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与形成机制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and Shanxi provinces: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investment
DOI:10.31497/zrzyxb.20220809 URL [本文引用: 1]
国家级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为例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in China: The case of national level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demonstration sites
DOI:10.2307/142401 URL [本文引用: 1]
“乐业”与“安居”: 乡村人才振兴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陕西省元村的个案分析
"Happy Work" and "Live in Peace": A study 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alent 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Yuan village in Shaanxi province
唤醒、共享与意义再生产: 黔桂边界返乡青年“回归地方”的实践
Awakening, sharing and meaning reproduction: The practice of "returning to place" of returning youth in border of Guizhou and Guangxi
游与离: 农村青年淘宝店主的双重生活面向: 以鲁西湾头村为例
Flow and separation: The dual life orientation of rural youth Taobao shopkeepers
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
DOI:10.11821/dlyj020181364
[本文引用: 1]
随着跨学科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从更加微观的日常生活视角关注“地方”文化保护问题,产生日常生活地理学这一研究方向。通过关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尝试探讨在国家治理与居民日常生活的互动交织中,微观尺度的精英个体通过怎样的日常实践来塑造和凸显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主体性。研究发现：首先,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地方精英获得“文化身份”多体现为对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或者下沉到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从而获得底层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两种主要纵向路径,或者通过横向联系结合市场,通过商业实践建构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其次,由于文化精英具有一定的群体代表性,精英个体间的差异性是形成地方文化多样性实践的重要原因;文化精英个体通过凝结各种要素,融合了地方性、文化性、空间性和主体性,在执行构建文化自信的各项策略中,应给与高度关注。
The everyday practice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苏南乡村旅游空间集聚特征与结构研究
DOI:10.11821/dlyj020190630
[本文引用: 1]
空间集聚是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趋势,也是促进乡村旅游产业集约化、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助推乡村经济振兴的重要路径。为深刻认识经济发达地区乡村旅游集聚发展特征,以苏南地区为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空间集聚已成为苏南乡村旅游开发的显著特征,但星级景点和节庆活动间以及不同市域间乡村旅游集聚特征差异显著。② 苏南乡村旅游空间集聚存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双重约束特征;在地理环境要素组合上表现出明显地距离衰减规律,在社会经济要素组合上表现出严格地门槛要求;其中,距水域2 km以内、海拔100 m以下、城镇人口密度达到1万人/km<sup>2</sup>、等级公路密度1 km/km<sup>2</sup>、旅游花费密度10万元/km<sup>2</sup>、可支配收入密度300万元/km<sup>2</sup>区域是乡村旅游集聚开发的合理区间。③ 当前苏南乡村旅游空间集聚结构呈现散点状层级式特征。研究认为,它是分别受星级景点和节庆活动的主导与弥合功能影响,由多节点网络式与双核心卫星式互动转化而形成的。本研究针对乡村旅游空间集聚特征和结构演化规律的相关发现,以期为实践中更好运用集聚开发模式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The cluster characteristics and structural model about rural tourism in South Jiangsu
女性在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The role of women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rural tourism
Perception analysis of rural bookstores based on internet revie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ourism: Take Xianfeng bookstore (rural store) as an example
振兴传统村落的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及其治理导向
Capital logic, cultural logic and the governance on revitaliz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问题研究
Study on the common ownership of indoor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
对后脱贫时代乡村旅游政策创新的思考
Reflections on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tourism policy in the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乡村旅游扶贫开发中的“反公地悲剧”治理多案例分析
Multi-case analysis on the governance of "Tragedy of Anti-Commons" in rural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乡村旅游开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对接与互动研究
Study on the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丰富内涵和实现路径
The realistic demand, rich connot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Western Ethnic Regions
分权化对旅游地空间不均衡发展的影响
DOI:10.11820/dlkxjz.2014.09.014
[本文引用: 1]
分权化制度框架下的旅游政策、公共设施建设、旅游投资等发展要素的差异是旅游地空间不均衡发展的根本原因。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分析,界定了中国旅游分权化的利益主体,探讨了旅游利益主体组成的旅游地权力网络的分权形式、不同旅游分权利益主体在旅游发展中的角色与功能,提出了不同层面的不均衡表现及未来应关注问题。结果表明,中国分权化框架下的财税制度、利益分割引起不同旅游发展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利益权力网络的空间不对称导致旅游产业结构、旅游土地利用、公共基础设施与旅游服务设施和社区空间发展不均衡。未来研究应以各级政府、投资商和社区居民三方利益的均衡与权力重组为出发点,从区域旅游组织分权、社区参与制度保障及其技术支持、产业空间再结构化、乡村旅游发展的政治角色4个方面展开,以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Influence of decentralization on spatially uneven development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DOI:10.11820/dlkxjz.2014.09.014
[本文引用: 1]
Decentralization is the main cause of differences in tourism policy, public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ourism investment and so on, which have aggravated the spatial unevennes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the late 1970s, services previously provide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replaced by those provided by different public sectors in the local governments as well as private and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increased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authority and diversity of network structure and patterns. There has been a large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spatial unevennes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However, these studies mainly attribute causes of such development to urban development factors, such as tourism resource endowment, location in transportation network and infrastructure. Discussions of these problems did not address root causes of the spatially uneven development. Empirical search for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 and tourism growth remains inconclus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spatially uneven development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China i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process. Existing research shows that spatially uneven development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was aggravated by decentralization, which leads to differences in tourism policy and investment and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and a profound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needed for further empirical studies. This paper reviewed relevant studies on the links between decentr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spatial influences of decentralization on tourism, and put forwar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esort spatial optimization based on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We define four types of stakeholders under the decentralization framework-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capital enterprise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local communities-and discuss the spatially uneven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of the power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comprised of the four stakeholder groups identified abov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tak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ree stakeholders-the government, investors, and community residents-as a starting point, and reveal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following four areas: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 of regional tourism organizations, institutional and technical support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restructuring of industrial space, and the political role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 has been a huge system engineering endeavor. This paper simply analyzes the spatially uneven development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caused by unequal network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main stakeholders, without dealing with many details that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further in-depth study.
普适道路还是隐形门槛? 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
Universal road or invisible threshold? Exogenous factor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of rural tourism
DOI:10.31497/zrzyxb.20220308 URL [本文引用: 1]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DOI:10.11821/dlxb202204009
[本文引用: 1]
乡村旅游重点村是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示范,对优化乡村旅游供给、引领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了中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结构特征,揭示了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规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矢量缓冲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了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① 乡村旅游重点村总体呈“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格局。省际空间密度分层特征明显,“双核心—环核群—带状区”的空间分布规律突出。② 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地域间呈冷点分散、热点集中的空间分异格局。③ 6类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核密度呈一高五低、分异鲜明的类型特征。④ 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是自然生态、社会经济、交通配套、景区资源、政策环境五大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人均GDP和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客源市场距离及交通通达距离是负向影响因素。⑤ 各类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各异,与村落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具有密切关系。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key villages of rural tourism in China
DOI:10.11821/dlxb202204009
[本文引用: 1]
The key villages of rural tourism are typical demonstr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ptimizing rural tourism supply and leading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1000 key villages of rural tourism nationwide by using Nearest Neighbor Index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The study further reveal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key villages of rural tourism.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key villages of rural tourism are analyzed by us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Vector Buffer Analysis and Geographic Detectors. Th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Firstly, there are more key villages of rural tourism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an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The inter-provincial spatial density stratification feature is obvious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double core-ring core cluster-ribbon zone is unique. Secondl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ey villages of rural tourism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The key villages of rural tourism are spatially dispersed in cold spots and concentrated in hot spots. Thirdly,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shows that villag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ype have high spatial distribution density, while the others have low density. Fourthl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the result of five factors: natural ecology, social economy,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scenic resources and policy environment.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while the distance from the tourist market and the distance from transportation access are negative influencing factors. Fifthly, the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villages are different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illage resource endowment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Tourism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迈向新内生时代: 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困境及其应对
Towards the New Endogenous Era: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dilemma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地方性实践: 以东乡县布楞沟村为例
Local practice of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areas: A case study of Bulenggou village, Dongxiang county
乡村旅游示范村助力精准扶贫路径研究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ssisted by rural tourism demonstration villages
涓滴策略对乡村社区旅游收益分配的影响
The impact of the trickle-down strategy on tourism income distribution in rural communities
脱嵌型资源开发与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困境: 基于四个关系性难题的探讨
Disembedded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four dilemmas of leapfrogging development in the ethnic areas of China
民族地区返贫风险与返贫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
An analysis of risks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eople returning to poverty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活化之道
The way of tourism revitalization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以文旅融合理念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形成逻辑与路径选择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Research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符号学理论下西藏精神旅游开发研究: 基于旅游资源精神性活化的视角
Study on spiritu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ibet under semiotic theory
基于旅游系统理论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探讨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model of China's rural tourism based on tourism system theory
流动的手工艺社会: 从“同乡同业”到“全域同业”的白族银器村
Mobile handicraft society: A Bai Ethnic silverware village developed from "fellow-townsmen in the same industry" to "industry with cross-regional markets"
大理洱海旅游环境治理事件中的主体博弈与权益协商
DOI:10.13249/j.cnki.sgs.2020.09.008
[本文引用: 1]
以大理洱海环境治理事件为典型案例，基于半结构式访谈、观察法等质性方法，从环境正义视角切入分析洱海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博弈与权益协商议题。研究发现，洱海的环境治理是一种以环境名义开展地社会治理与目的地管理过程，逐渐从治理水环境延伸至环境、民生、产业升级等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洱海治理隐含权力张力与利益冲突，本地村民、旅游经营者及地方基层政府三方基于合情、合理与合法性原则，围绕“情、理、法”逻辑进行利益博弈与协商；乡村旅游中的环境治理应置于乡村与社会治理框架体系下进行，关照民生与发展。环境正义理论可解释乡村旅游中的环境治理与冲突现象，为揭示环境治理背后的利益冲突与社会问题提供独特视角。
The bargain between subjects and rights negotiation in the tourism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sue of Erhai in Dali, Yunan province
DOI:10.13249/j.cnki.sgs.2020.09.008
[本文引用: 1]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ve become a major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Taking the Erhai Lak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sue in Dali,Yunan Province as a typical case, based on qualitative methods such a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 meth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rgain between subjects and negotiation of right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Erhai Lak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power game.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Erhai Lake is a proc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destination management in the name of the environment, which gradually extends from water environment governance to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of environmen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conomic upgrading. Erhaigovernance implies power tension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reasonableness, rationality and legality, local residents, tourism operators and local government play power games and negotiate interests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emotion, rationality and law’.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rural tourism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ural and social governance to take care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development.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conflicts in rural tourism, and also provides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reveal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social issues behi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阶段性演化与产权困境分析: 以贵州天龙屯堡为例
以贵州典型乡村旅游地——天龙屯堡为例,采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和实地考察等定性研究方法,借助对天龙屯堡乡村旅游资源开发阶段性演化的深度剖析,探讨乡村旅游开发中因旅游资源产权困境导致乡村旅游开发难以维系的原因.研究发现:乡村旅游资源的构成特征及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引致的产权困境,使得对乡村旅游开发的利益主体约束和激励效果较差,利益主体间权、责、利不明,矛盾不断凸显,交易成本较高,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
Stage evolution and property right dilemma of the rural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ianlongtunbao, Guizhou province
新时代乡村生态资本化: 理论演进及实践理路
Rural ecological cap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
乡村多功能视角下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研究
Study on the asset value accounting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from the rural multi-functional perspective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补偿机制研究: 基于《物权法》之地役权制度视角
Research on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tourism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in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easement in Property Law.
乡村文化精英对旅游发展话语的响应: 基于安顺屯堡周官村的研究
The response of rural cultural elites to the discours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Research based on Zhouguan village of Anshun Tunpu
乡村振兴背景下集体与个体的互惠共生关系探讨: 基于四川省宝村的个案研究
Reciprocal symbiosis between the collectivity and individual households under the policy initia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n Bao village of Sichuan province, China
资源下乡、农村社会心态秩序失衡与基层治理内卷化
Resources to the countryside, rural social mentality order imbalance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ternalization
基于生活实践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 西藏夏乌村案例
DOI:10.13249/j.cnki.sgs.2022.05.001
[本文引用: 1]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地理学的核心话题。以西藏夏乌村为研究案例地，基于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从日常生活实践视角，透视地方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剖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何以构建。经研究发现：① 藏族村民与青稞（Hordeum vulgare var. coeleste ）、耕牛互动时，借助物质、情感、空间以及身份转型等多重生活实践策略与后者联结，经由人的自然化实践，建构起表征型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此时，青稞和耕牛作为工具化的自然，是村民的身体表征，在人类行动者缺场或受限时，扮演为日常生活叙事的角色。② 藏族村民与虫草（Cordyceps）、猕猴（Macaca）互动时，借助意义、制度、空间协商等生活实践策略与后者建立联系，经由自然的人化实践，建构起链接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此时，虫草和猕猴作为对象化的自然，被社会所建构，并赋予社会生命，逐渐嵌入日常生活。
Build the community of life for man and nature based on life practice: A case study of Xiawu village in Tibet
DOI:10.13249/j.cnki.sgs.2022.05.001
[本文引用: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s a central topic of geography, and a major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 Jinping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t thesis of ‘Human and Natural Life Community’. How to implement the public policy discourse into the concrete action practice depends on scholars’ empirical analysis on typical cases.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usually take individual or family as the analysis unit, discuss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or family and the specific type of natural object. Relatively little works have been done dissecting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specific regions are constructed. Taking Xiawu Village in Tibet as a case study, field investigations were carried out for villagers and government workers based on qualitative methods such a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society and nature, and analyzes how to construct the community of life for human an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 practic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When Tibetan villagers interact with highland barley (Hordeum vulgare var. coeleste) and cattle, they connect with the latter through multiple life practice strategies, such as material, emotion, space and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man’s naturalization, a representational community of life for human and nature is constructed. At this time, highland barley and cattle, as instrumental nature, are the phys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villagers, narrating the daily life when human actors are absent. 2) When Tibetan villagers interact with Cordyceps and Macaca, they conn-ect with the latter by means of life practice strategies such as meaning, system, and space negotiation.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humanization of nature, a linked community of life for human and nature is constructed. At this time, Cordyceps and Macaques, as objectified nature, were constructed by society, given social life, and gradually embedded in human’s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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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stern Illusion of Human N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