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是全球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世界各国政治博弈的主战场。在全球竞合格局日益深化的今天，国家利益早已突破疆界藩篱的限制，海外利益的维护、拓展和深化日益重要。而海外战略支点以其突出的地缘影响和战略地位，已成为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和拓展深化国家利益的基础性、关键性一环，更是保障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屏障和深化区域合作的必然选择。

中国海外战略支点是全球化和国家海外利益拓展内外双重驱动下的产物。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处于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系网络之中，也致使风险危机不再仅局限于个别国家，而是会超越地域边界向更大空间范围溢出扩散。为应对外部诸多挑战，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等合作倡议来扩展区域合作新格局，虽得到了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但由于他国战略压制等原因导致中国海外利益频遭侵害，在海外部署战略资源也困难重重。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地缘环境极其复杂敏感，利益攸关方遍及全球，沿线各国基本国情和认知态度差异巨大，且该区域原本就存在各种政治动荡、贸易摩擦、安全冲突等现实及潜在的危机，中国在此进行资源调配、产业合作、战略规划等所面临的显性和隐性风险也明显增加。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陆地资源开采已趋近饱和状态，中国把经济增长点更多地转向了海洋。但由于中国海洋经济起步较晚，在开发与利用海洋过程中长期存在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粗放、区域布局同构等突出问题^[1]，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质量发展，迫使中国将视线转向海外，通过建设海外战略支点与国际开展合作，打破国家地理界线的束缚使国家利益向海外动态拓展。此外，国内的一些重要城市群、枢纽城市以及重要经济区为争夺资源要素和政策福利不断提升自身定位，竞相掀起城区扩建、工业改造、规模生产的热潮来营造更便于对外合作的硬件环境，极易造成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与新一轮产能过剩。因此，为了降低海外贸易运输成本、突破诸国围剿、避免“马六甲困局”以及转移过剩产能，中国将战略视角由国内延伸至海外，在全球战略要地积极寻求合作并建设海外战略支点，为中国开拓海外资源要素和市场、统筹海外战略布局找寻了一系列稳固的空间载体。

然而，尽管中国已开始海外战略支点布局，但支点建设仍存在顶层设计不清晰、选择机制不明确、空间布局不合理、合作层次欠丰富、治理模式低效率等问题，其作用的发挥仍受到众多瓶颈因素的制约。其中，空间选择是中国海外战略支点建设与发展的首要环节，也是中国拓展海外利益与开展国际合作的关键一步。通过理清空间选择的逻辑思路和理论机制，明确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审慎选择中国海外战略支点，从而构建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逻辑框架与模型，将会为海外战略支点后续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奠定坚实基础。

“支点”（pivot）本身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指支撑杠杆的固定点，后来引申为具备关键性或中心性的事物（人、事、国家或特定组织等）以及所发挥的支撑性作用与能力。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支点”概念可追溯到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2]于1904年提出的“枢纽地区”（pivot area），1919年又被扩展为“心脏地带”（heartland）。而后，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3]又将“支点”这一概念拓展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geopolitical pivot country），指出其敏感的地理位置会决定地缘战略棋手（即谋求地区主导或全球地位的国家）能否进入重要区域或获取某种资源。在上述思想影响下，学者们普遍认为全球意义上的“支点”为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尤其强调中亚、里海等区域具有能源储量丰富、大国军事存在等地缘优势，是大国博弈的主要竞技场，即“心脏地带”，并深刻影响了美英俄中等大国的外交政策^[4,5]。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全球政治经济重心转移和大国竞争格局演变，“支点”不再限于欧亚大陆中心，而是向亚太与印度洋地区转移^[6,7]。“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全球或区域意义上的“战略支点”“战略支撑平台”等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支点”既有的地缘政治蕴意基础上，又赋予其“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的意境。虽然目前关于“战略支点”的内涵界定众说纷纭，但其共同点是：战略支点是服务于“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倡议且能发挥关键积极作用的地域空间，具有稳定性、相对性、示范性、支撑性和强大的影响力。

打造海外战略支点首先需要依靠成熟完善的标准机制并全面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对其进行精心选择，从而才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效有序地进行。基于选择标准原则、选择方法机制、选择过程中的风险防范等角度，众多学者对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提出了见解。首先，在选择标准原则上，学界基于海外战略支点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对各类型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标准进行了多维定性阐释，例如杜正艾^[8]认为海外战略支点国家应具备战略位置突出、辐射能力强、参与意愿强烈、双边关系水平高、安全系数高等条件；周方冶^[9]和Chen等^[10]均指出海外战略支点应选择那些在区域或全球合作框架中有效发挥全局的或关键的支撑作用，并对其他合作方产生正向示范、引导或激励作用的国家或地区。其次，在选择方法机制上，学界聚焦区域（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国家、地区、城市、港口及园区等各尺度海外战略支点，运用指标体系、联系网络、空间结构、专家咨询、等级划分等定量与定性方法对其进行普遍性方法探讨或案例研究^{[11⇓⇓-14]}，其中以国家和区域尺度分析最为深入。再次，在选择过程中的风险防范上，由于海上战略通道和海外战略支点港口是大多数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地和诸多利益的交汇之处，更易受到多维风险冲击，所以现有研究主要针对上述两类支点的空间选择进行安全性评估和风险防控分析^[15,16]。此外，部分学者还结合空间选择对海外战略支点的合作模式^[17]、治理模式^[18]、优化路径^[19]等制度性层面提出相应的建构机制，丰富拓展了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及后续的研究领域。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对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的战略意义、概念内涵、选择机制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是研究成果相对不足且仍聚焦国家行为体，相关研究偏重局部微观探讨而欠缺整体宏观视野，偏重实践分析而欠缺理论反思，特别是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机制的全景式理论关照、普遍性规律探寻、多学科深度思考以及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共进等重要内容均需有针对性地开展系统性研究。基于此，本文面向“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地缘政治理论、新国家空间理论和区位理论，剖析其对不同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影响机理并明晰逻辑框架，在此基础上构建由“五大模块”组成的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模型，并揭示行动者视角下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具体路径，以期为维护、拓展和深化中国海外利益，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共同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政策启示。

根据“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建设现状以及空间尺度大小，本文提出中国海外战略支点应遵循“区域—国家—地区—城市—港口—园区”的六级尺度空间选择逻辑。其中，区域尺度包括陆上跨国界区域（如东南亚、中东）、海上通道等海陆超国家尺度空间，其与国家尺度组成了高尺度海外战略支点；而除了将国家视作全球复杂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外，本文还关注其自身的社会建构和多维重构，从而将其内部的跨界地区视为中尺度海外战略支点；低尺度海外战略支点则包括城市、港口及园区等次国家空间。各尺度空间由于性质与模式的差异，在进行空间选择时应遵循不尽相同的逻辑机理。在这一过程中，地缘政治理论、新国家空间理论和区位理论分别主导了高尺度、中尺度和低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的选择逻辑，同时三者又通过相互嵌套从而形成了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逻辑框架。

中国的崛起之路一直与极其复杂多变的地缘环境相伴，受到的外界阻挠尤其是大国战略压制要比其他新兴经济体严重许多。本文批判性借鉴与拓展“权力—空间”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范式，从“权力—资本—空间”三维视角解读高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逻辑机理，即政治、经济和地理的非线性互动过程（图1）。

首先，权力视角指引了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权力短板效应两种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驱动因素。权力反映了国家间相互作用的非对称性。虽然国家间相互依存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各国对政治权力的追逐^[20]。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对西方霸权主义构成了极大挑战，导致以政治权力竞争和战略空间控制为核心的中西博弈日趋激烈且多元，迫使中国亟需开发利用海外战略空间以增强国家政治权力、打破重复博弈的僵局。同时，中国在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体系中依旧处于不利地位，集中体现在国家利益易受侵害、国际话语权不强、产业链供应链地位较低等权力短板。因此，现阶段中国需要将战略重心向海外偏移，通过将国家权力扩大至海洋，提高权力辐射范围和深度，又以对外合作规避自身的权力短板效应，在复杂的国际权力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其次，资本视角指引了国际分工经济这一驱动因素。资本积累和流动是全球化的显性来源和重要基础，其在地缘关系塑造过程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以国际贸易与投资为代表的分工经济。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日益深入，但劳动力和资源密集等比较优势长期参与国际分工中产品附加值不高的下游环节，难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占据高端地位。为改变这一局面，除产业技术升级等内部调整外，现阶段更需依托“一带一路”等新型区域合作框架拓展和培育海外市场，将国内资源有序配置到具有战略资源禀赋的重点区域和国家^[21,22]，通过劳动工序分离、跨界分工协作以及剩余资本的“空间修复”（spatial fix）^[23]形成新的价值链条和创新机制，吸引资本积累从而形成新的生产关系空间，撬动共同体意识并加速国家财富增长。最后，空间视角指引了国家利益空间分布和国家间空间冲突两种驱动因素。空间为地缘政治中权力和资本的流动与作用发挥提供基本载体。由于国家利益是国际竞合的根本动力，所以全球地缘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即为国家利益空间分布格局。近年来，西方大国和中国周边国家频繁挑起各种地区矛盾以扩大自身利益，迫使中国将维护国家利益的视线转向海外，通过在“一带一路”敏感区和脆弱区打造海外战略支点，一方面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国土空间争端，稳固中国在亚非、北印度洋等战略区域的利益基础；另一方面将战略支点选择范围扩大至欧洲、美洲大陆及周边海域等中国利益分布的脆弱区，通过引导资本合理有序流入来平衡中国利益的全球空间布局，以扩大区域合作空间来增强中国的实质性存在、减少空间冲突以及与他国进行空间制衡。

基于“权力—资本—空间”三维视角可以透视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现实意义。其中，斯皮克曼^[24]提出的“边缘地带论”深刻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具有极强生命力的地缘政治理论范式。该理论认为欧亚大陆最重要的战略区域是处于欧亚大陆中部和海洋之间的“边缘地带”，即大部分欧洲、中东、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这些地区拥有天生的人口、资源优势以及发展工业的潜力，而陆海双重战略属性又会使其在未来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也为“权力—资本—空间”三维视角下中国海外战略支点区域和国家的空间选择提供了理论工具。“一带一路”线路横穿“边缘地带”，这些区域和国家或为中国的“权力高能区”，劳动力密集且资源丰富，为中国传统合作伙伴及资本外流集聚地，如东南亚、北非；或为中国的“权力低能区”，产业特色鲜明且基础较好，需要扩大中国的地缘影响范围并应对外部政治风险与战略压制，如中东、欧洲；或为中国的“战略敏感区”，与中国有领土争议，在全球或区域经济政治发展中具有敏感且突出地位，如印度、马六甲海峡、波斯湾等。因此，在“边缘地带论”指引下，中国宜优先在上述“边缘地带”及周边海域选择战略支点。

由此可见，由“权力—资本—空间”三维视角衍生的国家综合实力、国家权力短板效应、国际分工经济、国家利益空间分布、国家间空间冲突五种底层动因，驱使位于陆海强权之间的边缘地带成为培育海外战略支点区域和国家的沃土。此外，权力、资本和空间不是绝对独立的三种视角，它们各自透视地缘政治格局形成的不同方面，但又因概念内涵和现实状况的交叉使得三种视角及其衍生的驱动要素具有融合特征。例如，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资本积累、增值和扩张的程度，也蕴含着对其他空间尺度的掌控能力。

在新一轮全球化、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重塑和新自由主义扩散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掀起了国家空间重构（state spatial restructuring）的热潮，多尺度的超国家和次国家空间逐渐崛起，集中表现为世界城市的兴起、新一轮区域化实践、国家权力下放等交织的社会经济过程^[25]。布伦纳^[26]关注到国家这一制度主体的多尺度性及空间重构过程，发展并形成了“新国家空间”（new state space）理论，成为整合权力、资本、空间等多种要素的经典分析框架，时至今日依然是解读国家内部空间活动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海外战略支点作为复杂的空间建构过程及现象，其空间选择机制也必然根植于国家主体的多尺度运作，因此运用新国家空间理论能很好地解释中尺度海外战略支点，即战略支点地区的空间选择逻辑（图2）。

新国家空间理论摒弃了将国家空间看作是单一的、预设的、固定的“容器”这一传统思想，而是将其看作是一个多元的、多尺度的、动态的“过程”，强调其是由资本积累、制度重构、政治活动等一系列社会过程而引发的多维社会建构及尺度重组的现象、工具和结果，即“国家空间性”（state spatiality），并探讨了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国家管制模式转型和行动者的社会政治斗争等国家空间重构的多重动因^[25]。此外，在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布伦纳进一步将其进行“空间化”，认为国家空间重构的趋势与结果源于“国家空间选择性”（state spatial selectivity），并提出了“国家空间形式”（state spatial form）、“国家空间项目”（state spatial projects）和“国家空间策略”（state spatial strategies）三个基本的国家空间配置维度^[27]。由于原有的国家空间构造具有稳固性和惰性，新的构造受到原有制度关系的制约无法一次性彻底产生，使得国家空间选择性被持续的“分层试错”式国家空间重构过程所塑造并具有路径依赖性，进而形成了多元多层以及马赛克式的“新国家空间”。

海外战略支点国家内部地区的空间选择正是体现了新国家空间理论下国家空间重构的一般过程，其形成与发展既是全球化背景下对新区域主义的回应和具体实践，也是国家资本循环和实施区域管制策略的产物，体现了国家受全球化冲击其中心性有所削弱，但仍通过一系列空间策略主导着内部不同地区尺度的发展，从而将上述次国家战略空间纳入国家空间选择性的逻辑^[27]。在次国家战略空间形成的过程中，战略支点国家充分发挥政府主导性，优先赋予特定的地区或尺度以权力、政策以及资源，从而促使其成为国家战略功能区。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既通过市场化改革、行政区划调整、设定特定管理机构、构建政府间合作网络等尺度下移式的国家空间项目以激发地方经济崛起与发展的积极性、自主性和竞争力，体现了利用去中心化和定制化的策略实现国家权力和功能的地理分化；又通过颁布差异化政策法规、制定区域规划、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融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等国家空间策略，加强次国家地区之间及内部的经济社会联系，加速资本流动推动次国家地区的发展，体现了利用多样化和集中化的手段干预空间活动以赋予特定尺度和领域优先性，从而形成了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区等背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功能性地区。由于国家空间策略是建构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同时又紧贴“一带一路”倡议等，这使得其具有分层重构效应，即通过持续的分层管制实践重构了动态与嵌套的国家空间形式^[28]。以巴基斯坦南部沿海地区为例，这里不仅包含全国经济中心卡拉奇，还坐拥瓜达尔港、卡西姆港等国际性港口，优越的交通条件和复杂的地缘环境使其成为中国打破美国“印太战略”围剿的要地。为融入“一带一路”，中央政府通过投资建设特别经济区、经贸合作区及相关管理机构等国家空间项目，实行外资优惠政策、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等国家空间策略，赋予了该地区对接中巴经济走廊的尺度优先性，并激发了地方经济发展积极性，加快了该地区尺度重构以形成战略功能区。其中，由中国企业运营的瓜达尔港既推动了巴基斯坦的对外贸易，又增强了中国在波斯湾的实质性存在；中巴铁路、卡西姆港燃煤电站、瓜达尔新国际机场等众多基础设施项目也极大地加强了该地区的发展潜力。在国家空间项目和国家空间策略持续优化作用下，该地区已成为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和国际往来的窗口，因此宜选择其为中国海外战略支点地区。

区位理论作为研究经济活动与空间关系的经典理论，在全球化浪潮中已由静态微观研究转变为动态、外部性的宏观研究。区位不再单纯是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更重要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基础。虽然区位已成为全球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但由于国家及超国家尺度区位具有相对固定性，目前学界在研究区位选择时更多面向的是次国家空间及微观经济主体。城市、港口、园区等低尺度海外战略支点是资源要素的集聚地和海外战略支点空间体系的主要抓手，其空间选择过程伴随着多重区位因素的相互渗透与相互作用，因此区位理论便成为中国低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主要依据（图3）。

就现代区位理论而言，区位的空间尺度具有层次性，最低层次的是企业—厂商尺度，主要指企业竞争与规模效应，本文指代以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为“心脏”的海外战略支点园区；中等层次的是产业—行业尺度，主要指产业集聚与空间扩张，本文指代以产业集群、配套设施及经济腹地为支撑的海外战略支点港口；最高层次的是区域—地带尺度，主要指城市联系与区域合作，本文指代海外战略支点城市及其相互联系。由于区位自身具有空间异质性，且极易受外部环境深刻影响而呈现复杂演化特征，在对低尺度海外战略支点进行空间选择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类因素，可大致概括为受区位主体需求和区位条件双重约束。借鉴市场需求理论，如果将低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看作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产品”，那么区位主体即“产品需求方”则主要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区位主体的区位需求就是“低尺度海外战略支点产品”的“市场需求标准”，若其具有的区位条件能够满足区位主体需求，则该支点就可能成为“畅销产品”，受到中国的大力建设^[29]。由于海外战略支点为具有全局支撑意义的战略空间，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为政策扶持、资源集聚、高素质和低成本的劳动力、全球或区域新兴大市场等，因此，其区位主体必然具有独特的区位需求，可概括为有利于承接国家战略部署、有利于接近国际市场或处于陆海交通咽喉、有利于接近高素质低成本劳动力和技术密集、具有完善的经济制度和便利化的投资环境、经济基础稳固且消费潜力巨大等五大需求。而同时满足上述区位需求的一般为“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国家的沿海或边境地区，涵盖国际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国际性重要港口及大型中外合资产业园区等，因此低尺度海外战略支点宜在上述范围内进行选择。

正如前文所述，区位具有层次性，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经济要素和空间要素作用的方面和强度均不同。因此，低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的区位条件研究也必须遵循层次性原则，即分为区域因素、区位因素、区内因素三个维度^[30]。区域因素包括低尺度海外战略支点所在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稳定程度、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文化制度法规等国家尺度上的环境条件，侧重于宏观意义的政治经济环境；区位因素包括地理位置、交通运输条件、对外联系等城市体系尺度上的环境条件，侧重于中观意义的区域空间结构或城市体系；区内因素包括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政策扶持等城市及功能区尺度上的环境条件，侧重于微观意义上的要素禀赋与市场环境。这种分层方法也体现了由微观区位理论到宏观区位理论的过渡，即由基于成本—收益的局部均衡演变为基于生产—交换—市场的一般均衡。因此，海外战略支点国家中的沿海和边境城市及港口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易与外界交流并吸引大量生产要素在此集聚，再加上国家空间项目和策略赋能形成产业园区，从而助推地区经济发展并支撑中国海外利益积累与循环。综合区位主体需求和区位条件，本文认为“一带一路”沿线战略支点国家中的沿海或边境城市、国际性港口和园区将成为中国低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的选择范围。

由于尺度自身具有层级性，因而不同尺度的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分别受地缘政治理论、新国家空间理论和区位理论主导；但又由于地缘政治、国家选择和区位资源具有交叉性和互补性，上述三种选择逻辑又呈现相互嵌套的关系，从而形成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逻辑框架（图4）。

主导高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逻辑的地缘政治理论将国家行为体视为“点”，凸显国家节点在全球或区域网络格局中的地理区位、地缘环境对海外战略支点区域和国家空间选择的决定性意义，既通过“尺度渗透”（penetrating scale）触及低尺度区位，又在理论应用过程中将区位理论的应用主体由城市放大至国家及更高尺度，即产生了“尺度跳跃”（jumping scale），从而使得战略支点区域和国家应具备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与中国关系紧密、契合中国或国际重大战略等多重地缘特征。而全球化中的地缘政治格局又深刻影响着国家空间重构，通过尺度渗透和尺度跳跃促使国家内部产生“新国家空间”来适应新区域主义的蔓延。新国家空间理论将国家行为体视为“面”，强调国家行为体的能动性，国家通过优先赋予特定的地理区域或尺度以权力、政策以及资源从而促进其快速发展^[27]，而这种地理区域或尺度往往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承担着国家发展战略的使命，即从外部来看其是国家稳定地缘环境、拓展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从内部来看其又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因此，这种国家空间选择性体现了地缘政治与区位因素的双重渗透。区位理论将国家行为体视为“网”，强调城市、港口、园区等国家内部微观构成要素的选择与联系，通过区位需求转化为国家空间策略，再针对具有一定区位条件（包括地缘条件）的地区赋予其国家空间项目，充分激发地方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并提高区域竞争力，使其成为全球或区域功能性网络中的枢纽节点，从而进一步成为中国海外战略支点。以波斯湾沿岸城市及港口群为例，在中东地缘政治形势、国家发展战略和区位需求影响下其自身的区位条件充分显性化成为区位优势，即全球能源仓库，当地政府又通过设立专门能源管理机构、建立国家间石油贸易网络等国家空间项目和国家空间策略，进行国家权力尺度跳跃和尺度渗透的制度性实验，赋予这些城市和港口更多的发展要素并进一步扩大其区位优势，从而加快了上述地区的资本积累并促使其成为了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亦成为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的选择目标，凸显了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逻辑的相互嵌套特征。

因此，上述三种理论既各有侧重，即分别主导不同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逻辑；又相互嵌套，即中国各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的空间选择将不可避免地同时受地缘政治环境、国家空间选择和区位禀赋条件影响，其选择过程也具有明显的实验性、动态性和非线性特征。

根据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逻辑框架，本文从逻辑模块、数据模块、评价模块、决策模块和监测模块五大模块构建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模型，并基于此提出“政府主导、多元联动”的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行动路径。

（1）逻辑模块。依据空间尺度层级以及中国在海外投资合作现状，提出涵盖战略支点“区域—国家—地区—城市—港口—园区”六级空间尺度的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逻辑思路和运作程序，并结合地缘政治理论、新国家空间理论和区位理论构建前文所述的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逻辑框架。考虑到信息现势性和数据可获得性，海外园区为该模型的最低层级尺度。

（2）数据模块。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多源多渠道采集、整合并剖析对中国海外利益拓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国家、地区、城市、港口及园区（即六级候选海外战略支点）近二十年的属性信息，构建以“数据云+战略空间”为内核的中国海外战略空间基本信息数据库。该数据库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技术核心，涵盖空间信息数据、互联网大数据、政策文本数据、社会调研数据等多源大数据的挖掘收集、集成处理、分析存储与动态更新。其中，区域和国家等高尺度海外战略空间侧重地缘关系型数据，如与中国的贸易进出口额、双向投资额、劳动力流动、外交关系等；地区这一中尺度海外战略空间侧重国家战略型数据，如国家战略规划、区域规划、政策扶持、空间范围等；城市、港口、园区等低尺度海外战略空间侧重区位禀赋型数据，如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对外联系等。

（3）评价模块。基于地缘政治、国家选择及区位资源，并结合中国实际战略需要，对应六类不同尺度战略空间分别建立空间选择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依据筛选出若干海外战略支点从而形成中国六级海外战略支点空间体系，将中国海外战略空间基本信息数据库升级为中国海外战略支点基本信息数据库，并对上述战略支点的历史脉络、战略条件、发展趋势、主要类型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由于各尺度战略支点空间选择逻辑受不同理论主导，且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发展环境也有差异，故其空间选择的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其中，高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的空间选择受地缘政治主导，其评价指标体系更侧重战略意义、双边关系、经贸往来等维度；中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的空间选择受国家选择主导，其评价指标体系更侧重政策扶持、规划强度、内部联系等维度；低尺度海外战略支点受区位资源主导，其评价指标体系更侧重禀赋条件、发展潜力、腹地环境等维度。

（4）决策模块。根据海外战略支点选择结果，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信息技术搭建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决策支持系统，对上述海外战略支点的潜在风险、合作意愿和历史合作基础等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和比较，进行风险识别预警、风险分级评估、风险分类管控和风险监控预案建设。其中，上述“潜在风险”主要指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及建设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因素，涵盖地缘政治、国家选择和区位资源三大方面，包括生态环境风险、地缘关系风险、政治稳定性风险、政府效能风险、工程建设风险、劳动力市场风险、财政金融风险、外贸投资风险、法律和监管风险等。

（5）监测模块。借助上述决策支持系统进行海外战略支点风险演变动态监测，涵盖补充数据库、优化评价方法以及总结制度建设经验等内容。具体而言，该模块主要利用智能化和可视化技术对各风险因子对海外战略支点的影响程度进行动态化追踪及仿真模拟预测，当某类或某个风险因子对某个海外战略支点冲击较大且持续时间较长，即当该支点失去地缘政治、国家选择或区位资源的优势时，监测模块便会将此信息传输给决策模块，由二者根据该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逻辑共同制定风险规避策略，并进一步优化空间选择评价机制以削弱风险冲击。若经过模拟预测得知该海外战略支点将长期存在某种严重风险且难以规避，监测模块则结合上述四个模块将其剔除或替换，并更新海外战略支点基本信息数据库。

由此可见，该模型深受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逻辑框架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技术方法上的拓展应用，且五大模块具有环环相扣、多向流动的关系（图5）。逻辑模块为模型的逻辑起点，为海外战略支点的空间选择提供逻辑指引，其余模块根据各自运行状况又对其进行逻辑优化或逻辑验证；数据模块为模型的基础和关键，通过构建囊括海量数据的数据库为其他模块运行提供数据支撑；评价模块为模型的前提和依据，依据逻辑框架和评价体系从数据模块中逐级筛选出若干海外战略支点；决策模块为模型的精髓和重点，通过与系列数据库联动构建空间选择决策支持系统，辅助决策者制定或调整选择策略；监测模块为模型的拓展和亮点，既动态监测各级海外战略支点的运行状态，又根据监测状况辐射反馈给上述四个模块，包括逻辑完善、数据更新、评价改进、决策优化等，从而持续推动整个模型的高效运转。

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都应在中国政府的主导和引领下，发挥地方政府自主性，同时吸引企业、社会力量等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参与决策。因此，基于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逻辑框架，本文提出以“政府主导、多元联动”为基本理念的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行动路径（图6），促进上述模型转化为具体实践。

（1）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海外战略支点作为中国在域外的战略空间，其空间选择的主导者和主要决策者依旧是中国政府，这就需要政府加快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顶层设计，使空间选择“有制可依”。首先，中国中央政府需要综合研判中国地缘政治形势，建立和完善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制度框架和行动纲领，明确机构职责、人员配置、政策规划、资金保障等各方面运作机制，并加强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区域与次区域以及跨区域之间的机制对接与整合，从而形成决策机制合力。其次，中国中央政府要搭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级政府的多领域合作与政策沟通机制，通过经贸互惠、基建投资、数据共享、政策交流等途径充实合作内容并增进彼此了解，明晰对方对于中国海外利益拓展的战略性意义。最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也要根据对外投资贸易基础和地区特色，发掘对本地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外空间，尤其是城市、港口、园区等与本地联系更为密切的低尺度空间，形成空间选择决策重要参考，并通过构建地方政府间合作网络加强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避免恶性竞争、盲目跟风等行为从而降低空间选择的决策风险。

（2）企业要积极参与决策。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中国在该地是否具有成熟且大型的企业投资合作项目或规划。从这一角度来看，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及后续推进应采取的基本模式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因此，政府要给予企业广阔的发展空间，突出企业在海外战略支点建设全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在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决策过程中充分吸纳企业的专业意见，引导企业向重要战略空间尤其是低尺度空间投资建厂。其次，中央企业要发挥海外战略支点建设的中坚力量，通过承担国家重大投资和建设项目畅通与“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合作、园区合作以及品牌文化传播，通过方案设计、专家论证、实地考察、数据分析等方式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此外，对投资回报更具敏锐性的民营企业也要主动参与到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与后续建设过程中，结合自身成本核算、风险分析、融资多源等方面的优势为政府决策提供辅助参考，并通过与政府和央企战略合作深度融入到海外重要空间的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项目的建设、营运和管理过程中。

（3）智库等社会组织要提供智力支持。鉴于地缘政治、国家选择和区位资源三者对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具有理论指导作用，智库等社会力量要加强地缘政治理论、新国家空间理论和区位理论等相关理论研究，直面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过程中的重点议题，通过咨询报告、内参等形式为政府决策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首先，需要揭示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影响因素的异质性表现。中国海外战略支点所在的不同区域的禀赋条件不尽相同，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千差万别。为此，需要以全球视野、中国视角开展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与案例研究，针对不同区域海外战略支点分析地缘政治、国家选择和区位资源对其普遍性或特殊性影响路径，从而总结梳理相关理论在其中的异质性作用原理。其次，重视局部战乱、国土争端、资源掠夺、隐性战争等风险冲突对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影响机理，尤其是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分析在中国受外部地缘冲击或战略调整背景下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运行思路与应对机制，使指导理论更能适应新形势下中国战略发展诉求，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海外战略支点理论研究范式。

（4）多方力量要联合进行技术攻坚。在海外战略支点的空间选择模型中，五大模块之间具有环环相扣、双向互动关系，其中技术是核心和纽带。为此，需要联合政府、企业、智库等多方力量，强化数据收集、指标选取、决策支持、风险管理与动态监测的技术探索与机制互通，制定纳入各个环节的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技术指南，从预案建设、数字治理、财税安排和组织机构等多个方面构建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制度保障体系。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信息技术，搭建贯穿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各个环节的多功能智能系统，重点强化空间信息数据、互联网大数据、政策文本数据、社会调研数据等多源数据的收集、处理、汇聚与分析，不断优化针对不同空间尺度乃至不同区域海外战略支点的空间选择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突破对不同尺度和区域海外战略支点多维风险识别与预警的技术瓶颈，通过可视化集成分析实现对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全过程监管与决策，真正实现数据赋能海外战略支点选择与建设。

海外战略支点作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与拓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其空间选择是基础性首要环节，必须明确空间选择的逻辑思路与实施路径。本文融合地缘政治理论、新国家空间理论和区位理论，揭示了中国不同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影响机理与逻辑框架，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的空间选择模型，并提出了行动者视角下的具体路径。主要结论如下：（1）地缘政治理论、新国家空间理论和区位理论分别主导高、中、低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具体而言，由“权力—资本—空间”三维视角衍生的国家综合实力、国家权力短板效应、国际分工经济、国家利益空间分布和国家间空间冲突五种底层动因，驱使位于陆海强权之间的边缘地带成为培育海外战略支点区域和国家的沃土；作为国家空间选择性的具体形式，海外战略支点地区宜选择在深受国家空间项目及国家空间策略支持的国家战略功能区；凭借区位条件和区位主体需求，沿海或边境枢纽城市、国际性港口及内部关键产业园区成为海外战略支点城市、港口和园区的空间选择范围。（2）中国不同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的空间选择虽受不同理论主导，但由于全球化下的地缘政治、国家选择和区位资源具有交叉性和互补性，使得上述三种尺度的空间选择逻辑又相互嵌套，从而形成了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逻辑框架。（3）由逻辑模块、数据模块、评价模块、决策模块和监测模块构成的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的空间选择模型具有环环相扣、多向流动的特征。在实践中，应遵循“政府主导、多元联动”基本理念，即政府要加强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顶层设计，企业和智库等社会组织也要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并为其提供智力支持，同时还要联合多方力量强化数据收集、指标选取、决策支持、风险管理与动态监测的技术攻坚。

本文面向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的空间选择这一重要议题，基于整体宏观视野充分考虑了战略支点的尺度层次性和空间异质性，揭示了分别由地缘政治理论、新国家空间理论和区位理论主导的高、中、低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的空间选择逻辑，并系统构建了不同尺度支点选择逻辑之间“各有侧重、相互嵌套”的总体逻辑框架，从而理清了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理论机制，弥补了现有战略支点研究重实证、轻理论的不足，深化了战略支点多学科综合研究范式，为战略支点后续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还搭建了由五大模块组成的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模型，明晰了数据收集、指标选取、决策支持、动态监测等方法技术重点与流程，并提出了行动者视角下“政府主导、多元联动”的行动路径，是对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由理论探讨过渡到具体实践的有益尝试，亦是对已有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实证研究思路的系统性整合与拓展，可为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决策者提供辅助参考，有助于以海外战略支点撬动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本文所构建的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逻辑框架与模型，是对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积极探索，但主要聚焦于理论机制层面，未来可以更宽广的视野继续思考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和理论机制，结合实证案例研究进一步挖掘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包括多源数据利用、评价指标选取、风险因子评估等，并探讨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从而使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深度结合。此外，海外战略支点是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涉及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众多，本文仅对海外战略支点的空间选择这一首要环节进行了探讨。今后，在空间选择研究的基础上，还应充分结合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海洋科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加强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布局、联系网络、功能绩效、合作模式、治理效能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早日形成系统完备的海外战略支点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