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以陕西省为例
The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ir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effects: Take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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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1-04-12 修回日期: 202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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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2021-04-12 Revised: 2021-08-16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吴孔森(1992- ),男,河南商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乡村人地关系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以陕西省为例,围绕人口、土地、产业等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要素构建乡村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ArcGIS平台分析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利用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模型)对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及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进行探究,以期为陕西省乡村高质量发展路径设计与政策制订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论如下:(1)2005—2017年间,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程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整体呈现西安及其周边以及榆林北部能源区发展程度高,其余地区发展程度低的特点,且乡村转型发展经历了低度转型主导到较低、中度转型主导的发展过程。(2)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加权路网密度、人均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和人均耕地资源量是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3)影响因素中除人均耕地资源量对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现负向影响外,其余因素均呈现正向影响,且对不同县域影响程度不同,影响效应的空间分异明显。研究对因地制宜地制定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的差异化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Taking Shaanxi province as the case study area,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with rural core elements such as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h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ir effects were discerned by Stepwise Regression model an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olicy formul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Shaanxi province. Our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From 2005 to 2017, the degree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Shaanxi showed a continuous upward trend. In the province, Xi'a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as well as the energy area of northern Yulin city developed fast, and the rural transformation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being led by lower-level transformation to low-level and moderate-level transformation. (2) Fixed asset investment per unit land, weighted road network density, per capita GDP, number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and per capita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we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3) Except for the per capita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which restricted rural development, other factors had positive effect in promot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has different degrees of influence on different counties,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influence effect is obvious. This resear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Shaanxi province to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and measures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吴孔森, 孔冬艳, 王银, 杨新军.
WU Kong-sen, KONG Dong-yan, WANG Yin, YANG Xin-jun.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镇对乡村的影响愈发明显,农村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均发生了显著变化[1⇓-3]。城乡在经济收入、社会福利以及科教文卫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吸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长期“人走地不动”的现象导致我国农村生产力短缺,宅基地荒废,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破败和乡村的空心化,致使我国农村人地关系发生显著变化[4,5],乡村发展亟需转型。乡村转型发展,是在乡村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下,乡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与空间结构发生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就业方式与消费观念发生变化的现象及过程[6⇓-8],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城乡统筹的重要路径。2018年2月,“乡村振兴战略”正式提出,如何在快速转型发展期科学整合城乡发展要素,重构乡村发展活力,事关我国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的大局。
对于乡村转型研究,国外学者多以“乡村重构”为主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探索[9⇓⇓-12]。随着社会阶层分化与逆城市化的推进,乡村社会重构、乡村经济重构、乡村文化重构等研究层出不穷。Woods[13]认为乡村重构是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各种生产要素与经济客体重新组合的结果。Cilliers等[14]以儿童为研究对象论述了乡村重构过程中弱势群体活动空间优化对维持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Jones等[15]从乡村文化重构入手,研究宗教文化对乡村文化重构的重要意义;Wilson等[16]对“地方”农村生产的概念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对乡村重构进程具有重大影响。可见,由于乡村发展阶段与研究范式的不同,国外研究多以乡村高度发展背景下的单个具体主体出发,研究方法也多体现出较浓的人本主义色彩。
与国外研究不同,由于乡村发展进程较慢,国内乡村研究多以“乡村转型”为主题进行,关注区域乡村的整体发展,研究视角经历了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分析,到影响因素与机理探究的过渡。早期研究主要以乡村转型发展评价和时空演化特点为主。如,龙花楼等[17]、刘彦随[18]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转型类型与空间格局进行探究;屠爽爽等[19]从经济发展、空间演化以及社会发展等综合维度出发,研究了乡村动态重构过程;李裕瑞等[20]对黄淮海平原地区乡村发展程度进行了定量化评价,并揭示其发展类型与空间格局。这些研究虽对了解区域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与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忽视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的识别,研究结果对区域乡村转型发展政策措施的制定支撑作用相对不足。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国家重大战略和政策的需求,相关研究逐步向区域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机理等深层次内容过渡。如杨忍等[21]对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探究;郭炎等[22]分析了武汉市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及影响因素;鲁大铭等[23]以体制转换理论为基础,对渭北高原苹果优生区乡村转型发展路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部分学者基于不同视角探究了村域等微观尺度的乡村转型机理[24⇓-26]。然而,该类研究虽对区域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识别分析,对新时期我国“乡村振兴”的推进与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对影响因素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仍需进行进一步探讨,进而为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乡村转型发展的差异化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综上可知,我国乡村转型研究经历了定量评价和时空格局演化到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的深层次转变,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些许不足: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仍以传统方法进行整体识别为主,对影响因素空间分布差异而造成的乡村转型发展影响效应空间分异的深入探究关注较少,导致对区域乡村转型发展路径及政策措施的差异化设计支撑力度略显不足。基于此,本文选取地理环境特征与社会经济区域发展差异明显的陕西省为研究案例区,从人口、土地及产业等综合视角研究区域乡村转型时空演变,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自然环境特征、地理区位特征以及产业经济特征等维度识别乡村转型发展核心驱动因子及其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以期为陕西省乡村高质量发展路径设计与政策制订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北与内蒙古自治区相连,东与山西省隔(黄)河而望,西与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相邻,东南与湖北省、河南省接壤,南以大巴山主脊与四川省接界(图1),介于31°42′~39°35′N,105°29′~111°15′E之间,总面积约20.5603万km2。陕西省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北部黄土高原区,沟壑纵横;中部关中平原区,地势平坦;南部秦巴山区,山大沟深。不同的地理环境使陕西省北、中、南三区乡村发展基础存在较大差异,乡村发展进程各异。近年来,陕北、陕南两地乡村劳动力逐步外流,乡村聚落衰退和社区集中发展的趋势明显;关中地区乡村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聚集,导致原有乡村农业生产方式和聚落体系逐渐瓦解。因此,选取陕西省作为案例区进行乡村转型发展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
图1
1.2 数据来源
乡村转型发展程度评价以县(市、区)为基本单元。研究数据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地形数据、道路交通网络数据以及陕西省行政矢量数据。其中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主要来自《陕西省统计年鉴》(2006年、2011年及2018年)、《中国县域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6年、2011年及2018年)、陕西省各市统计年鉴及各县(市、区)统计公报(2006年、2011年及2018年);2005年、2010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数据中心土地利用矢量数据集;2017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发布的全球10 m土地利用数据集(
1.3 研究方法
1.3.1 乡村转型发展概念内涵及机理辨析
(1)乡村转型发展概念内涵
乡村转型发展是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乡村对已有发展方式的调整与革新。根据城乡关系以及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方向,国内外学者对乡村转型发展内涵开展了众多探究。Woods[13]认为乡村重构实质是农业地位下降,农村经济调整,农村服务部门兴起和地方服务合理化的过程,是地方对内外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响应与调整的结果。龙花楼[27]将乡村转型发展界定为: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组及交互作用,当地参与者对其过程及变化做出响应调整,引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重构,主要涉及村镇空间组织结构、农村产业发展模式、就业方式、消费结构、工农关系以及城乡关系等方面转变。
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的进行,区域国土空间功能定位逐步明确,在地域功能发展导向限定下,乡村转型发展内涵与目标应结合区域发展定位及整体趋势科学考虑。陕西省横跨黄土高原、关中平原以及秦巴山地三大地形分区。其中陕北黄土高原是重要的生态修复与保护区,受退耕还林工程的影响,乡村农业发展地位逐步降低,不断向着林果种植方向转型,劳动力不断向着非农就业方向转移,进而推动着乡村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调整。中部关中平原农业资源丰富,农业生产较为发达。但由于地处关中城市群,农业种植受市场导向作用较强,区域乡村农业发展逐步朝着林果种植与商品化方向发展。陕南秦巴山地是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受地形条件以及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区域农业生产受限,乡村经济重心较早地转向以外出务工为主的非农经济产业上,农业生产林经化明显。鉴于此,将研究区乡村转型发展视为在内外部自然与人文经济作用的推动下,城乡要素、工农要素流动重组并相互影响,导致的乡村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结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其他要素结构的根本转变。
(2)基于“人口—土地—产业”视角的乡村转型机理辨析
图2
图2
乡村转型发展概念内涵
Fig. 2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从土地系统来看,不同土地利用形态在空间上的转变,使土地利用成为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30,31]。耕地生产效率提高导致乡村剩余劳动力出现并增加,为农村人口非农就业以及城乡空间流动提供了条件。此外,土地利用强度的变化引起土地产出效益的改变,从而影响乡村的生产效率,改变乡村生产体系和乡村发展的物质基础。从产业系统来看,产业结构的发展与升级可改变乡村劳动力从业结构。根据库兹涅茨法则,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高,第一产业或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或工业部门、服务部门的比例不断上升。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与升级,市场对乡村劳动力的质量与数量的要求也会随之不断提高。此外,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变促使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以及产出效益提升,部分农用土地会随着产业性质的改变而不断地向非农用地形态转变,土地产出效益不断提高,进而推动乡村土地资源得以重新配置。从人口系统来看,人口就业与居住的非农化转变,不仅能直接影响乡村经济及生产结构,同时也为乡村耕地的规模整合与社区建设提供了可能,进而影响乡村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利用强度。此外,乡村人口素质的提高,为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了人才保障,进而影响乡村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的转变,推动整个乡村的转型发展。
1.3.2 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处理
表1 乡村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目标层 | 准则层(权重) | 指标层(权重) | 单位 | 指标解释与说明 | 指标指向 |
---|---|---|---|---|---|
乡村转型发展 | 人口转型发展(0.28) | 城镇化率(0.27) | % | 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 | + |
人口结构(0.24) | % | 乡村劳动力人口与乡村总人口的比值 | + | ||
从业结构(0.26) | % | 非农从业人员与乡村总从业人员的比值 | + | ||
城乡收入差距(0.23) |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 | - | |||
土地转型发展(0.38) | 城镇建设用地比例(0.28) | % | 城镇工矿建设用地面积与区域总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 | + | |
农用土地产出率(0.39) | 万元/hm2 | 农林牧副渔产值与农用地面积的比值 | + | ||
农村居民点面积占比(0.33) | % | 农村居民点面积与城乡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 | - | ||
产业转型发展(0.34) | 产业结构(0.23) | % | 农林牧副渔产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 | - | |
农业机械化水平(0.29) | kW/hm2 | 农用机械总动力与耕地面积的比值 | + | ||
农业产出率(0.27) | 万元/人 | 农林牧副渔产值与农林牧副渔从业人员的比值 | + | ||
种植结构(0.21) | % |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比例 | - |
注:考虑不同时期的单位货币购买力的差异,指标体系中农用土地产出率、农业产出率两指标在计算过程中,先将农林牧副渔产值基于可比价的计算统一到2017年的水平,然后再进行指标的量化。
人口转型发展反映乡村人口结构的完善、从业结构的非农转变和人口在城乡间居住空间位移与城乡人口收入变化的过程。因此,选取城镇化率、人口结构、从业结构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乡村人口转型发展的表征指标。其中城镇化率反映区域人口整体发展水平,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城镇化率越高,区域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进程越快;人口结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乡村劳动力结构与健康程度,劳动力人口越多,乡村发展活力与潜力越大;从业结构反映了区域乡村人口从业状况,非农从业人员比例越多,说明乡村从业层次越高;城乡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人口在贫富上的差距,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城乡发展越协同。
土地转型发展反映乡村土地利用集约化与城镇化过程,因此指标选取主要从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与农用地利用效益两方面进行,包含城镇建设用地比例、农村居民点面积占比以及农用土地产出率三个指标。其中,城镇建设用地占比可一定程度反映区域城乡转换进程。城镇建设用地多由乡村用地转换而来,在其他条件一定时,乡村用地向城镇建设用地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乡村土地利用形态的升级,进而提升土地利用效益;农村居民点面积占比反映乡村居民点整体利用状况,在乡村人口日益流失的社会背景下,农村居民点面积占比越大,表明以宅基地为主体的乡村居民点用地利用强度越低,易导致乡村空心化问题;农用土地产出率反映农用地利用效率,农用土地产出率越高,农用地利用集约化程度越高,乡村转型发展进程越快。
产业转型发展主要反映区域整体产业结构逐渐升级完善以及农业生产现代化的过程。因此,产业转型发展指标选取主要从区域产业结构整体状况与农业生产发展两个方面进行,包含产业结构、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产出率与种植结构四个指标。产业结构反映区域产业与经济发展整体状况,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农林牧副渔业产值占比越高,区域产业结构层次越低,区域乡村工业化与信息服务化发展不足,不利于区域乡村整体的转型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产出率以及种植结构反映区域乡村农业生产水平高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产出率越高,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比例越低,区域乡村农业生产商品化与市场化程度越高,乡村转型发展进程越快。
指标层权重计算公式:
准则层权重计算公式:
式中:下标ij表示第i准则层第j个指标;r为指标标准化值(由于指标对目标指向不同,指标标准化采用极差标准化分正负向分别进行);u代表平均值;s代表方差;w代表权重;n为县(市、区)的个数(个);m为各准则层包含指标的个数(个)。
本文计算乡村转型发展指数来反映乡村转型发展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RT为乡村转型发展指数;r1为人口转型发展指数;r2为土地转型发展指数;r3为产业转型发展指数;r1、r2、r3可以根据式(3)计算得到;w1、w2与w3分别为人口、土地与产业转型维度权重。
1.3.3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使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为空间回归模型选取提供参考。根据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选取地理加权回归进行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识别。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模型为研究区的每个单元构建了一个独立的方程,用于将各目标要素带宽范围内要素的因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合并[35]。该方法将数据的空间属性纳入回归模型,使变量间的关系可以随空间位置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反映参数在不同区域的空间非平稳性。模型结构如下:
式中:yi为样本i的因变量;β0为截距;xpi为样本i的第p个自变量;(ui, vi) 为样本i的空间坐标;βs(ui, vi) 为样本i的第s个自变量的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2 结果分析
2.1 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演变分析
图3
图3
2005—2017年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分布
Fig. 3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Shaanxi province in 2005-2017
表2 乡村及其子系统转型发展等级统计
Table 2
人口转型发展 | 土地转型发展 | 产业转型发展 | 乡村转型发展 | ||||||||||||
---|---|---|---|---|---|---|---|---|---|---|---|---|---|---|---|
2005年 | 2010年 | 2017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7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7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7年 | ||||
低度转型 | 43 | 18 | 8 | 57 | 31 | 13 | 54 | 16 | 0 | 70 | 33 | 2 | |||
较低转型 | 46 | 53 | 18 | 26 | 39 | 36 | 36 | 58 | 23 | 25 | 48 | 49 | |||
中度转型 | 11 | 25 | 62 | 19 | 24 | 37 | 14 | 23 | 56 | 7 | 16 | 39 | |||
较高转型 | 6 | 8 | 14 | 3 | 9 | 17 | 0 | 7 | 20 | 2 | 6 | 12 | |||
高度转型 | 1 | 3 | 5 | 2 | 4 | 4 | 3 | 3 | 8 | 3 | 4 | 5 |
(1)人口转型发展。时间维度上,2005—2017年陕西省乡村人口转型发展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低度、较低转型县(市、区)数量减少,由2005年的89个降低到2017年的26个;中度、较高以及高度转型县(市、区)数量持续增多,从2005年的18个增长到2017年的81个(图3a1~图3a3、表2)。究其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乡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乡村非农从业人员不断增多;此外,城乡差距与产业间经济效益差异的客观存在,不断吸引乡村劳动力向城市与非农产业转移,进而推动了乡村人口的转型发展。在空间上,2005年与2010年陕西省人口转型发展整体表现出关中核心地区与陕北能源区高,其余地区相对较低的特点(图3a1、图3a2)。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区为陕西省经济发展核心地带,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较高,对周边县区乡村人口转型发展影响带动作用较大,进而推进了乡村人口转型发展的进程。随着交通网络的完善,区域间人口流动的空间限制逐渐减弱,截至2017年,原有的格局逐步被弱化,乡村人口转型发展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图3a3)。
(2)土地转型发展。时间维度上,2005—2017年陕西省乡村土地转型发展整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低度、较低转型县(市、区)由2005年的83个减少至2017年的49个;中度、较高以及高度转型县(市、区)数量从2005年的24个增加到2017年的58个(图3b1~图3b3、表2)。究其原因主要是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提高了农用地生产效率。此外,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建设用地快速扩张,超过同期农村居民点的增长速度,进而降低了农村居民点在区域城乡建设用地中的比例,两类用地此消彼长,进而影响了乡村转型发展进程。在空间上,土地利用转型格局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征。2005年与2010年,陕西省乡村土地转型发展整体呈现陕北、陕南高,关中(西安市区除外)低的特征(图3b1、图3b2)。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受自然环境影响,陕北、陕南两区人口密度较低,导致农村居民点规模与关中相比较小,进而提升了区域土地转型发展指数。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及城镇化的发展,截至2017年,陕西省土地转型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前期有所缩小,除西安市区及其周边地区外,陕西省土地利用转型发展以中度转型为主,县区间差异变小(图3b3)。
(3)产业转型发展。时间维度上,2005—2017年陕西省乡村产业转型发展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低度、较低转型的县(市、区)由2005年的90个减至2017年的23个,中度、较高以及高度转型的县(市、区)由2005年的17个增至2017年的84个,变化幅度较大(图3c1~图3c3,表2)。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推进,区域产业结构逐步完善升级,农林牧副渔产值比例逐渐下降,非农产业产值比例不断上升;此外,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得以提升,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加之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经济效益的驱动,粮食作物播种比例在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下降,水果等经济作物种植比例不断扩大,农作物产出效益得到提高,进而推动陕西省乡村产业转型向前发展。在空间上,2005年乡村产业转型发展主要以低度转型为主。转型发展程度较高的县区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的狭长地带、陕北北部能源矿产区以及陕南汉中工业区(图3c1),主要因为这些地区工业发达,产业结构中农业比例较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陕西省乡村产业转型发展逐步由低等级向高等级依次转换,逐步演化到2010年以较低转型为主、2017以中度转型为主的整体分布特点(图3c2、图3c3)。不同区域间,转型程度高的县(市、区)依然分布在关中平原地区与陕北北部能源区,但与2005年相比,乡村转型发展程度更为集中,乡村产业转型发展程度的区域差异逐步缩小 (图3c2、图3c3)。
(4)乡村转型发展。时间维度上,2005—2017年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低度、较低转型的县(市、区)由2005年的95个减少至2017年的51个,中度、较高以及高度转型的县(市、区)由2005年的12个增加至2017年的56个(图3d1~图3d3、表2),转型发展进程较快。在空间上,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现出西安及其周边以及榆林北部能源区发展程度高,其余地区发展程度低的特点,但不同时期又有各自特点。主要体现在:2005年与2010年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类型分布分别以低度转型和较低转型为主,高值区分布区域较小,乡村转型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图3d1、 图3d2)。截至2017年,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类型以中度及其以上等级转型为主,中度及其以上等级的县(市、区)个数高于2005年和2010年(图3d3)。随着国家政策进一步向乡村倾斜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将会继续向前推进,区域差距也将进一步缩小。
2.2 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识别及其作用效应分析
2.2.1 变量选取
表3 变量和指标说明
Table 3
维度 | 指标 | 单位 | 计算方法 |
---|---|---|---|
自然环 境特征 | 海拔 | m | 各县(市、区)的平均海拔,利用90 m×90 m陕西省DEM在ArcGIS中分区统计提取 |
坡度 | (°) | 各县(市、区)的平均坡度,利用ArcGIS坡度分析,并利用分区统计提取 | |
地表起伏度 | / | 各县(市、区)的海拔的标准差,ArcGIS中分区统计提取 | |
人均耕地资源量 | hm2/人 | 耕地面积/乡村总人口 | |
地理区 位特征 | 加权路网密度 | km/km2 | ArcGIS密度分析,并利用分区统计提取 |
到最近市中心距离 | km | ArcGIS邻域分析 | |
到西安市距离 | km | ArcGIS邻域分析 | |
铁路是否路过 | 二值变量 | ArcGIS叠加相交分析 | |
产业经 济特征 | 人均生产总值 | 万元 | 统计数据,地区生产总值与区域户籍总人口的比值 |
地均固定资产投入 | 万元/hm2 | 统计数据,地区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区域总面积的比值 | |
地均财政支出 | 万元/hm2 | 统计数据,地区年财政支出总额与区域总面积的比值 | |
地均税收 | 万元/hm2 | 统计数据,地区年税收总额与区域总面积的比值 |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 | 个 | 统计数据 |
2.2.2 模型选取及运算结果
现存较多用于探索地理空间关系的数理空间模型,其中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模型)和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模型则被学者较多采用。然而两种模型具有不同适用条件,GWR模型的前提是要素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如果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则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估计有偏差[35,38]。运用GeoDa软件对陕西省107个县域乡村转型发展指数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Moran's I指数为0.656,通过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据此,本文选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进行诊断分析。
表4 逐步回归模型运算结果
Table 4
变量 | 非标准化系数 | 标准系数 | t | Sig. | |
---|---|---|---|---|---|
B | 标准误差 | ||||
(常量) | 0.233 | 0.011 | 21.068 | 0.000 | |
地均固定资产投入 | 0.053 | 0.005 | 0.504 | 10.556 | 0.000 |
加权路网密度 | 0.124 | 0.016 | 0.330 | 7.745 | 0.000 |
人均生产总值 | 0.006 | 0.002 | 0.152 | 3.957 | 0.000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 | 0.005 | 0.000 | 0.167 | 2.921 | 0.004 |
人均耕地资源量 | -0.131 | 0.022 | -0.053 | -2.076 | 0.032 |
R2 | 0.891 | ||||
调整R2 | 0.887 | ||||
F | 209.008 | ||||
Sig. | 0.000 |
表5 GWR模型运算结果
Table 5
平均值 | 最小值 | 上四分位 | 中位数 | 下四分位 | 最大值 | |
---|---|---|---|---|---|---|
人均耕地资源量 | -0.2395 | -0.402 | -0.3215 | -0.2807 | -0.2111 | 0.0614 |
加权路网密度 | 0.1078 | 0.0347 | 0.1033 | 0.1091 | 0.1158 | 0.1424 |
人均生产总值 | 0.0095 | 0.0012 | 0.0087 | 0.0110 | 0.0121 | 0.0144 |
地均固定资产投入 | 0.0472 | 0.0346 | 0.0455 | 0.0464 | 0.0479 | 0.1278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 | 0.0003 | 0.0002 | 0.0002 | 0.0002 | 0.0002 | 0.0011 |
Sig. | 0.0483 | |||||
AICc | -330.4602 | |||||
R2 | 0.9218 | |||||
调整R2 | 0.9090 |
2.2.3 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ArcGIS 10.4软件中自然断点法对GWR模型结果中的自变量回归系数和标准化残差进行可视化表达,结果如图4。人均耕地资源量、加权路网密度、人均生产总值、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程度与方向各不相同,各因子影响程度的空间差异明显。标准化残差值范围在 [-2.621, 3.782] 间,其中约95.33%的值范围在 [-2.5, 2.5] 间,表明模型的整体效果较好。
图4
图4
GWR模型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tandardized residual an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GWR model
(1)人均耕地资源量。人均耕地资源量与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现负相关关系(图4a),即在其他因素一定时,特别是农业生产效率整体不高的情况下,区域人均耕地资源量对乡村转型的发展起着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耕地资源虽为研究区农业生产提供了资源基础,但受区域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地形条件限制,机械化生产难以大范围地普及,农业生产对人力要求较高,对乡村人口的非农就业转移起着一定的限制作用,进而影响区域乡村转型发展程度。从空间上看,人均耕地资源量回归系数绝对值分布呈现由南向北逐渐变小的特征,且空间异质性与其他四要素相比较大,表明人均耕地资源量对乡村转型发展的作用程度从陕南到陕北逐渐降低。究其原因在于三区乡村因区位条件的差异对耕地资源依赖程度不同。陕南地区受区位条件与生态功能定位影响,区域工业化发展受到限制,耕地资源是乡村农户生计发展较为重要的保障依托,农户生计对其依赖性较大,因此,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人均耕地资源量对乡村转型发展所起的负向限制作用较大。关中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较高,非农就业及替代生计选择较多,乡村农户对耕地依赖程度相对较小,因此,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人均耕地资源量对乡村转型发展所起的负向限制作用与陕南地区相比较小。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是我国著名的煤炭能源基地。区域人均耕地资源虽较为丰富,但受脆弱生态环境及地形条件限制,耕地产出效益较低;加之煤炭能源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区域乡村的非农从业环境,区域乡村农户对耕地资源依赖性低,因此,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人均耕地资源量对乡村转型发展所起的负向限制作用与陕南和关中地区相比较小。
(2)加权路网密度。加权路网密度与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正相关关系(图4b),即当其他因素条件一定时,区域加权路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区域乡村转型发展。交通网络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其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区域乡村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对外开放交流程度,通过影响城乡间以及区域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对区域乡村转型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从空间上看,加权路网密度回归系数绝对值从关中向陕南、陕北逐渐变大,空间异质性比较明显,表明陕北与陕南两区交通网络对乡村转型发展的作用程度与关中地区相比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源于陕南、陕北与关中的地形差异。关中地区地处平原,地势平坦,社会经济交流的空间障碍较小,城乡间及区域间社会经济交流成本较小;与之相比,陕南与陕北分别地处秦巴山区与黄土高原,地形崎岖,沟壑纵横,社会经济交流的空间障碍度大,提升了城乡间及区域间社会经济交流成本,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网络的依赖度更高,因此,陕南和陕北地区加权路网密度的变化对乡村转型发展的作用程度与关中地区相比较大。
(3)人均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与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正相关关系(图4c),即在其他因素条件一定时,区域人均生产总值对乡村转型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正向促进作用。生产总值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表征,能为区域再生产提供资本积累,进而带动区域乡村转型发展。从空间上看,人均生产总值回归系数绝对值先呈现由北向南增加,至关中地区后转由西向东逐渐增大的整体分布特点。虽然陕北人均生产总值高于关中与陕南,但因其能源生产的产业定位特点,导致区域产值主要来源于煤炭等能源化工产业,且再生产仍以煤炭能源化工为主,区域产值及其支撑的再生产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带动能力相对较低。对于关中与陕南而言,人均生产总值回归系数绝对值由西向东逐渐增加,表明人均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区域乡村转型发展的促进作用由西向东逐渐变大。这种变化格局与区域乡村转型发展以及人均生产总值的空间特征息息相关。首先,从人均生产总值来看,除西安市外,关中与陕南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整体呈现由西向东逐渐变小的特征(关中:宝鸡5.80万元/人,咸阳5.24万元/人,铜川4.18万元/人,渭南3.07万元/人;陕南:汉中3.87万元/人,安康3.66万元/人,商洛3.18万元/人),而乡村转型发展程度则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图3)。由于东部人均生产总值较小,且乡村转型发展程度较低,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区域人均生产总值变化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边际效益较大,即人均生产总值每变化一个单位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作用较大。与之相反,由于西部区域乡村转型发展程度与东部区域相比整体较高,乡村转型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区域人均生产总值变化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边际效益与东部相比较小,即人均生产总值每变化一个单位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作用与东部相比较小。
(4)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地均固定资产投入与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现正相关关系(图4d),即在其他因素一定时,区域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对乡村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有正向影响。受小农经济长期影响,我国乡村转型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乡村转型发展更多的是依赖投资带动和政策驱动。区域固定资产投入不仅可通过刺激区域整体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带动乡村转型发展,同时乡村专项对口的固定资产投入可直接改善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环境,进而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从空间上看,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回归系数绝对值分布呈现由关中到陕南、陕北逐渐变小的特征,空间异质性比较明显,表明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对乡村转型发展的作用程度从关中到陕南、陕北逐渐降低。究其原因在于三区经济发展对乡村转型发展涓滴带动能力的差异。关中地区是陕西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程度高,产业结构完善且关联带动作用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与陕南、陕北相比较高,因此,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对乡村产生的涓滴带动效应越强,对乡村转型发展的促进作用与陕南、陕北相比较大。
(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与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正相关关系(图4e),即在其他因素一定时,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对乡村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工业企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对乡村人口的非农转移具有较强的吸纳作用,同时还可通过相关工业产品与技术回馈,推动乡村生产力及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影响乡村转型发展进程。分析其空间特征可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回归系数绝对值呈现从北到南逐渐变大的趋势,且空间异质性明显,说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对乡村转型发展的作用程度从陕北到陕南逐渐变大。虽然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来说,关中地区(83.57/县市)远远大于陕北(42.96/县市)与陕南(47.32/县市),但由于三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性质不同,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带动能力存在较大差异。陕北和关中地区产业发展分别以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为主,与三农关联相对较弱,且对从业人员有一定的技能要求,对乡村转型发展带动能力相对不足。陕南受区位条件与生态功能定位的限制,工业企业发展多以原料与劳动力指向型的食品及其他加工工业为主,与乡村关联性较大,能够吸收大量乡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带动能力相对较强,影响程度较大。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以陕西省为研究案例区,围绕人口、土地、产业等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对乡村转型发展内涵及机理进行辨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乡村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功能对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及作用效应空间分异进行探究,所得结论如下:
(1)2005—2017年陕西乡村转型发展程度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低度、较低转型的县区逐渐减少,中度、较高以及高度转型的县区逐渐增多。在空间上,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出西安及其周边以及榆林北部能源区发展程度高,其余地区发展程度低的特点,不同时期乡村转型发展的主导等级不同。
(2)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加权路网密度、人均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和人均耕地资源量等五个因素是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其中人均耕地资源量对乡村转型发展呈负向影响,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加权路网密度、人均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对乡村转型发展呈正向影响。
(3)各因素对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影响效应的空间分异明显。其中人均耕地资源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的作用效应从陕南到陕北逐渐降低,加权路网密度的作用效应从关中向陕南、陕北逐渐变大,地均固定资产投入的作用效应则从关中向陕南、陕北逐渐变小,而人均生产总值的影响效应呈现由北向南增加,至关中地区后转由西向东逐渐增大的整体分布特点。
3.2 讨论
本文从多要素综合视角对乡村转型发展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要素出发探究乡村转型发展的不足;地理加权回归不仅识别了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同时也揭示了各因素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研究表明,相同影响因子对不同县域的乡村转型发展影响效应不同,因此,促进乡村转型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应根据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现状及动力来源等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本文研究结果中加权路网密度、人均生产总值、地均固定资产投入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均对乡村转型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与已有部分研究结果趋同[21,22]。这一结论虽然仍需大量的案例研究加以支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耕地资源亦是影响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整体上对区域乡村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负向作用,虽与鲁大铭等[23]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趋同性,但由于研究区均在陕西,不能说明此种作用效应具有普适性。耕地资源对乡村转型发展所起的作用方向不可一概而论,应结合区域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综合分析。本文所得结论在农业发达地区是否依然适用,仍需大量不同区域的案例研究进行进一步探讨。
乡村地域系统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开放式系统,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因子变量复杂多样。这些因子可单个或通过因子间交互作用影响整个乡村的转型发展。如地形条件不仅可直接影响乡村土地利用以及产业结构,还可通过影响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外部资金、信息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进而影响乡村产业结构以及就业结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不仅可直接改变劳动力从业结构,同时还能通过影响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来改变对乡村固定资产以及财政投入的力度,进而影响乡村转型发展进程。因此,利用地理探测器、交互回归等方法分析研究区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探究影响因素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路径,是推进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切口。
此外,由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区域乡村发展的特色性,不同区域、不同尺度乡村地域系统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应差异较大。因此,不同尺度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的选取应有所差别。本文是一个以县(市、区)为基本单元的中宏观区域的实证研究,乡村转型影响因子的选取多以研究单元的自然环境、地理区位以及产业经济特征为主,主要探究共有区位特征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然而,在微观尺度,如基层组织、乡村旅游发展以及特殊经济作物种植等,均能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进程。如鲁大铭等[23]研究了苹果种植对黄土高原微观村域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吴孔森等[26]探究了乡村旅游发展对旅游专业村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机理等。这些研究对区域特殊扰动力影响下微观乡村转型机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促进微观尺度乡村转型发展指导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应在区域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应空间分异空间格局研究基础上,选取代表性微观村域,探究特色扰动力(旅游发展、种植结构调整等)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路径及机理,亦是完善乡村转型研究体系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中国县域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DOI:10.11821/dlxb2018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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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县域1991年、2000年、2010年3期截面数据,利用定量和GIS空间分析法,研究了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特征和时空格局。结果表明:① 1991-2010年中国县域农业劳动力总体呈减少趋势且减少幅度逐渐增加,1991-2000年、2000-2010年分别减少4.91%和15.50%;从空间分布上看,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呈“东减西增”的空间演变特征。② 1991-2010中国县域农业经济呈持续增长态势,总量增长140.13%,但区域差异明显;农业产值占区域GDP的比重逐渐减小,呈现出东低西高的分布特征。③ 产劳弹性系数的耦合类型主要以农业经济、农业劳动力“同增”的增长型和农业经济增长、农业劳动力减少的集约型为主,分别分布在中国的西北和东南部地区;耦合类型为“滞后型”“衰落型”和“衰退型”的区域与中国贫困发生率高的地域较为吻合,1991-2010年各耦合类型整体呈良性发展态势。最后根据产劳弹性系数的耦合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和乡村经济振兴的政策建议。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labor changes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DOI:10.11821/dlxb201812007
[本文引用: 1]
Based on the 1991, 2000 and 2010 panel data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labor changes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 by using the quantitative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During 1991-2010, China's agricultural labor at county level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down 4.91% and 15.50%, respectively, from 1991 to 2000 and 2000 to 2010;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quantity of agricultural labor i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decreasing eastward and increasing westward". (2) During 1991-2010,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at county level showed a sustained growth trend, with a total increase of 140.13%, bu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were obvious.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output in the regional GDP gradually decreased and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creasing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increasing in the western region. (3) The coupling types of economic-labor elasticity coefficient are mainly the increasing type and intensive type, representing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labor, respectively;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the reduc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were observed in the northwest and southeast of China, respectively. The coupling types of "retarded", "fading" and "declining" regions are more in line with the high incidence of poverty in China; from 1991 to 2010, the coupling types presented a positive trend. Finally, based on the coupling typ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labor elasticity coefficient,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conomy.
A brief background to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A forthcoming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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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集群形成与乡村空间重构: 以河南省兰考县民族乐器产业集群为例
Spin-off, cluster form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A case study of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industry cluster in Lankao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
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Progress and prospect on the study of rural hollowing in China
基于农户视角的宅基地空心化影响因素研究
DOI:10.11821/dlyj020180669
[本文引用: 1]
明晰宅基地空心化形成机制是推进空心村治理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提。本文建立数理模型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究宅基地空心化成因的差异性。结果表明:① 调研地区的宅基地空心化率均值为29.14%,山地和丘陵的空心化程度远高于平原,中西部地区显著高于东部地区;② 经济发展水平、地形状况、社会保障制度是宅基地空心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耕地资源禀赋、人口等社会因素、制度因素等影响随分位点而异;③ 家庭年总收入、村组区位对宅基地空心化的正向影响随分位点提高而增加,宅基地确权进度、“一户一宅”落实情况的正向影响仅在中低分位点呈上升趋势,对于“举家迁移”的影响并不明显;农户参保行为可显著抑制空心化程度的加剧,地形的负向影响呈“U”型分布。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mestead hollowingin a households' perspective
Managing the rural-urban transform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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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转型发展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湖南省乡村转型发展评价
DOI:10.18306/dlkxjz.2018.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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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转型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确立与主体功能定位相协调的乡村转型路径与政策,是促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湖南省为例,围绕人口、土地、产业等乡村转型发展3类要素,构建乡村转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各县(市、区)2006-2011年和2011-2016年2个阶段的乡村转型度,并基于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分析各类主体功能区乡村转型发展差异及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受自然条件、区位因素、经济基础、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各主体功能区乡村转型特征存在差异;重点开发区乡村转型主要是城镇带动型,城镇辐射力、市场推动力以及农户决策力作用突出,乡村转型度高、乡村转型速度快;农产品主产区乡村转型主要是现代农业推动型,资源支撑力、政策推动力以及文化根植力起主导作用,乡村转型度较高、乡村转型速度较快;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转型主要是政府推动型,受地形条件、经济基础以及资源环境约束,乡村转型度较低、转型速度较慢。各类主体功能区2011-2016年的乡村转型度相比于2006-2011年均有所提升。湖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村发展的差异性,但其主体功能区政策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Evaluation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Hunan province based on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pain?
DOI:10.1016/S0743-0167(00)00037-1 URL [本文引用: 1]
Rural restructuring: Local sustainable solutions to the rural challenge
Rur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competitive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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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participatory appraisal in migration research: Connecting neoliberalism, rural restructuring and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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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Geography: Processes, Responses and Experiences in Rural Restructuring
The greation of rural child-friendly spaces: A spatial planning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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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pastoral? Rethinking relig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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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rural product as a 'relic' spatial strategy in globalised rural spaces: Evidence from County Clare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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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rurality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eastern coastal area of China
典型村域乡村重构的过程及其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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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一个完整的乡村重构过程通常由初始期、发展期、趋稳期、稳成期等不同阶段组成。本文在构建乡村重构过程分析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探索引入乡村发展指数、乡村重构强度指数和乡村重构贡献率的概念,选取大都市郊区和平原农区典型村域开展乡村重构过程的定量研究和驱动因素的对比分析。研究表明: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产业结构由传统农业向工业采矿业、旅游服务业转型,黄山店村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结构发生了剧烈重构,乡村重构过程依次经历了初始阶段、发展阶段,目前处于趋稳阶段;杨桥村产业发展经历了传统农业主导、农业兼业化生产阶段,自2000年以来开始出现社会经济重构迹象,近年来在地方政府推动下生活空间发生重构,但经济形态尚未发生明显改观,目前村域整体上仍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② 黄山店村快速的乡村重构是市场需求牵引、政府宏观政策引导等外源性因素及资源环境、区位条件、行为主体、经济基础、文化特质等内源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杨桥村的重构历程主要受城镇化、工业化、技术进步等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以及“新农村建设”“增减挂钩”等外源性政策因素主导,缺乏内生发展动力是导致其重构速度相对缓慢的根源。
Proces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ypical villages
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格局与类型
Study on the pattern and typ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Huang-Huai-Hai Region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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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期城镇建设用地矢量数据、自然要素、人文经济要素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珠三角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结论表明:①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的中心集聚性不断凸显,形成了以“广佛—深莞”为轴的城镇建设用地连绵集聚区;珠江口东岸中心集聚性和空间扩展性强于西岸,核心区域优于边缘区域,形成多核心的“A”型空间结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呈现出显著“点—轴”指向性地域特征;空间成长性呈现为“大集聚,大分散”的网络连接的空间特征。② 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内部地理要素及区位条件等共同驱动城乡空间转型,工业化发展和区位条件是核心影响因素。③ 在多重约束下的“控增逼存”政策框架下,人口变化对城乡转型空间扩展的影响不显著。
Spatial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DOI:10.11821/dlyj2016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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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URDT) is a comprehensive human process of element transfer, strategy changes, and mechanisms involv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since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By fully utilizing its locational advantage,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of China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 growth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ening up policy in 1978. The rural area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ve entered a rapid period of urbanization, drawing considerable atten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s.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rough urbanization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nd URDT has advanced in this new stage. Thus, spatial structure and expansion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this study, we reviewed the progress from urbanization and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URD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n, based on vector data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se in 1990, 2000, and 2013, as well as natural elements, data regarding socioeconomic factors, spatial statistics, and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DT in this region were identified quantitatively for the period 1990-2013. Meanwhile, the dynamics of diversity 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urban land use expansion were also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1) URDT has progressed to a new stag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urb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2)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DT consists of centrality (i.e., "Guangzhou-Shenzhen development corridor" as the most obvious agglomeration area), spatial growth (i.e., "agglomeration in large areas and dispersion in small area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regions near the Pearl estuary and on the eastern coast of the delta wher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se expansion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en more obvious compared to other regions); and (3)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se expansi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 factors (e.g., natural conditions and locatio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2000 to 2013.
武汉市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Wuhan city
黄土高原乡村体制转换与转型发展
DOI:10.11821/dlxb202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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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生计方式的改变对研究黄土高原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的彬县、长武县和旬邑县为研究区,从体制转换的视角出发,基于模糊层次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多元线性回归等算法,模拟乡村体制演化的路径,甄别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微观要素,进一步揭示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互馈机理。研究发现:① 在研究区内抽样选择的130个乡村中,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27个,主要分布于黄土梁地貌类型区,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96个,主要分布于黄土塬地貌类型区,非农体制型乡村共有7个,主要分布于河谷地貌类型区;② 当乡村地域系统由传统农业型体制向新型农业型体制转变,再至非农型体制的演化路径中,乡村转型发展度在三维空间坐标系中为倒“U”型变化趋势,乡村人口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下凸递增趋势,乡村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上凸递增趋势,农业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倒“U”型发展趋势;③ 生计方式成为衔接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的控制性因素,在农户尺度上,由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决定,并直接影响到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在村域尺度上,通过与乡村地域系统的人口、经济和农业等3个维度的响应,引导乡村转型发展过程。
Rural regime shifts and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n the Loess Plateau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 以周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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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的城镇化尤其是用地格局的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问题,是古镇旅游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综合运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GIS空间分析和田野调查等技术与方法,对周庄旅游古镇2002-2012年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十年间土地转移量明显增多,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了农林地转化成旅游与公管服务等建设用地的进程;② 除农林地与水域外,其余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均为正,旅游用地、公管与公服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动态度较大;③ 旅游引导下的古镇用地类型在空间上呈现出以古镇景区为核心,不断向周边外围拓展的演变态势,用地结构表现为“同心圆+扇形”模式;④ 在自然地理环境约束、政府行为与政策引导、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社会生产方式转变等内外双重驱动下共同导致了用地格局的空间转换。加强古镇用地格局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有助于处理好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节约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引导古镇旅游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Land use pattern evolutio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of an ancient tow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Zhouzhuang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适应性演化理论框架与实证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emonstration of rural adaptive evolution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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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驱动下乡村转型发展的微尺度研究: 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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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要素综合视角,论文从土地与生计2个维度构建微观尺度的乡村地域系统概念模型;融合遥感影像数据、问卷调查数据及访谈资料等多源数据,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探究“城郊村”在旅游驱动下的土地利用和农户生计转型,并对其与“景边村”的转型发展进行案例较析。结果表明:① 伴随乡村旅游发展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上王村的土地利用日益多样化、复合化、旅游化,农户生计方式组合渐进更替,家庭就业、收入、消费与旅游的相关性不断提高,由传统农业村转型为乡村旅游目的地。② 上王村的转型发展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优越的区位条件是其前提和基础,政府的适时调控是“稳定器”和“方向盘”,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壮大和农户的理性选择是外源拉动力和内在驱动力。③ “城郊村”和“景边村”因区位不同而在地形条件、依托资源、客源市场等方面存在差异,引致两者乡村旅游开发的分化,同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转型发展进程。
Micro-scale study on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driven by tourism: Taking Shangwang village in Xi'an city as an example
论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
DOI:10.11820/dlkxjz.2012.02.001
[本文引用: 1]
土地利用转型这一研究方向引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特点的相关研究篷勃开展。土地利用形态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核心内容,在社会经济变化和革新的影响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土地利用形态的概念内涵被不断拓展。本文在分析土地利用形态概念内涵的发展演变基础上,提出将其分为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两种形式,并以此诠释了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模式,进而探讨了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耕地和农村宅基地这两种地类乃乡村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之重要源头。随后探讨了乡村转型发展与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最后提出未来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研究方向,涉及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格局与地域类型、互馈作用机理与动力机制、资源与环境效应、优化调控模式和途径等方面。
Land use transitio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论乡村重构
DOI:10.11821/dlxb201704001
[本文引用: 1]
快速城镇化进程驱动中国乡村地域发生巨大变化。乡村重构,即为适应乡村内部要素和外部调控的变化,通过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优化地域空间格局,以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以及城乡地域系统之间结构协调、功能互补的过程。本文在界定乡村重构的概念内涵,构建基于“要素—结构—功能”演变助推乡村重构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从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视角探讨了乡村重构的实现路径,并着眼于服务当前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解决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未来中国乡村重构研究需重点关注的内容。最后,就现有旨在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引导性战略和政府干预性政策及其在实践操作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批判性分析和讨论。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DOI:10.11821/dlxb201810002
[本文引用: 1]
乡村振兴的核心目的是系统构建人口、土地、产业等多种发展要素的耦合格局。土地整治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肩负着为人口集聚、产业发展提供资源支撑的基础性作用。本文基于影响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阐释了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土地整治的内涵及其互馈关系,剖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整治的区域实施路径。最后,就未来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的方向进行了展望与讨论。结论如下:① 乡村振兴的内涵在于为应对乡村内部要素的流失与衰退,通过经济、政治及文化建设等手段激发内部动力和吸纳外部资源来重新组合、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发展要素,从而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地域功能、重塑乡村形态,实现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及生态的全面复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② 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要激活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关键发展要素,统筹物质空间振兴与精神内核提升;③ 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与区域自然本底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按照分区统筹、分类施策的原则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框架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模式与路径;④ 未来有必要重塑土地整治的价值取向,在统一空间规划体系下统筹土地整治规划与乡村振兴规划,大力发展土地整治与多功能农业相结合的新模式。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Measuring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in smallholder agroecosystems: A review
DOI:10.1016/j.gfs.2016.11.002 URL [本文引用: 1]
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耦合研究进展及展望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the coupling research on land use transitions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 以山东省为例
Rural development from viewpoints of transformation and coordination: A case in Shandong province
乡村转型发展格局与驱动机制的区域性分析
The spatial disparity of rural transitio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its driving forces
Analysi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DOI:10.1016/j.apgeog.2011.02.006 URL [本文引用: 1]
中国“三生空间”演变特征、生态环境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The evolu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eco-environmental effec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DOI:10.31497/zrzyxb.20210503 URL [本文引用: 2]
我国乡村转型发展动力机制与优化对策的典型分析
Analysis of dynamical mechanism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ypical regions of China
重庆市农地非农化空间非均衡及形成机理
Spatial disequilibrium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of farmland conversion in Chongqing
基于GWR的陕西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land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haanxi province based on GWR
DOI:10.31497/zrzyxb.20200715 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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