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城市人地系统的监测与调控提供新的技术手段，更会对城市人地系统的要素结构、耦合关系及动态演进等产生深刻影响，探索并构建面向智慧城市的人地系统理论势在必行。从流空间、“人—技术—空间”一体化耦合、复杂韧性系统等方面探讨了智慧城市人地系统的理论基础，进而提出智慧城市人地系统的概念模型。面向未来，智慧城市人地系统研究需要聚焦要素时空耦合过程、要素构成及影响机理、建模方法与评价、综合调控与优化路径等内容。从智能技术带来的人类行为模式与活动变化、空间智能化、虚实关联等方面，提出智慧城市人地系统理论、方法创新与可持续调控的未来展望，以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智慧城市人地系统理论方法体系，支撑城市地理学创新及“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等现实需求。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地域系统空间体系与功能价值重塑的综合过程。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以优化调整城乡人地关系，有效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与问题。解析当前城乡发展要素流通、城乡空间结构联通、城乡价值功能融通面临的现实难题；深入探究在“人地业权”要素协同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有效促进城乡要素配置均衡、城乡空间结构调整和城乡功能价值统一的理论逻辑。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浙江省展开实证分析，进一步揭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多因素交互作用，有效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制。基于此，从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现代产业发展空间重塑、多元主体参与价值共享三个维度，探明了城乡融合导向的整治优化路径。研究为深化新型城乡关系与人地系统科学认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践与城乡融合发展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国家公园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根基，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实现途径。但中国国家公园大都位于相对偏远且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面临着严峻的生计发展与生态保护冲突，塑建可持续生计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理论命题与时代任务。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在简要分析国内外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主题变化轨迹的基础上，从国家公园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计冲突、国家公园居民对自然资源的生计依赖性、国家公园建设对居民生计的影响及国家公园居民的替代生计选择等热点问题出发，系统梳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现状；并针对新时期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新要求，构建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提出新时期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应综合集成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重点关注国家公园生计可持续性动态监测与评估、国家公园生计与生态的关联关系与关联机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实现路径及实现机制等关键议题。
数字经济时代，以传统自然和人文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业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地满足旅游者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数字平台中一些非传统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注意力资本并转换成旅游流，极大地拓展了旅游资源的内容和边界。流量经济应运而生，既深刻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模式，也对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访谈表明：流量经济的形成并非偶然现象，流量传播虽然引致注意力资本规模的扩张从而带动旅游发展，但旅游业发展的核心还在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服务质量、政府的支持与保障等；流量经济驱动旅游供给和需求要素的重新组合、集聚和扩散，快速地迎合了旅游者个性化需求，而旅游地能否随着旅游需求变化调整服务供给能力就成为流量经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路径和机制；推动流量经济赋能旅游地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建立旅游地品牌，并可充分利用流量经济的空间效应，推动区域旅游协作发展。流量经济引爆旅游热潮后，也需要冷静思考短期热点与长期投入之间的资源错配、环境负面效应、文化冲突与矛盾等问题，走出一条“长红”路径。
近年来，气候变化严重威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机理和响应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解析了气候要素间的相互变化共同作用于文化遗产的机理和过程，并评估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及其趋势，探索了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研究认为：（1）各气候要素及其变化作用于文化遗产的机理过程复杂多样；（2）需辩证看待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3）构建利益相关者网络有利于切实发挥不同角色的功能和作用。在气候变化加剧和“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丰富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理论研究和探讨。
国家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保护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效机制和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伟大实践。采用文献分析与系统归纳相结合的方法，梳理国家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背景与发展历程。从管理体制方面对两者的管理模式、法律法规、资金机制和区域协调机制进行比较分析，从可持续利用角度总结两者在保护原则、功能分区与利用机制的差异。基于当前国家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面临的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不完整、保护与发展冲突等问题，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和以国家文化公园为引领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坚持整体性保护与相容性利用的发展原则，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
自然村落承载的乡土记忆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面对经济变迁下的城镇化改造，如何借助空间特征定位村落文化保护的转型路径成为关键。本文探讨了将“源汇”嵌入文化景观进而拓展为景观”源—聚”的可行性，并以亟待转型的东北村落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景观“源—聚”方法突破了对单一要素和信息片面化关注的局限，能够借助区划手段探索文化空间的分区特征，支撑文化景观格局构建。（2）宾州镇以聚落生活区为主，主城区辐射带动效应明显，村落间文化联系紧密，可构建“中心—附属—外围”的层级传递与联动模式，促进乡村文化空间的协同发展。研究挖掘了乡土景观自然结构背后的文化意义，从理念与实践中探索了自然村落文化保护的活态路径。
作为中国“十四五”时期重点任务，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仍面临着建设项目落地难、开发与保护冲突、跨区域统筹等多重挑战。基于已出台的大运河相关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成果，梳理“两大体系、三种类型、四个层级”的大运河现有规划体系，解析五大板块和四类要素的空间类内容，围绕现有规划间“规划层级缺位、衔接机制不明、核心内容重叠”的空间衔接问题，提出“强化空间专项规划以完善专项规划体系、统一规划编制管理过程以实现规划间有效衔接、明确编制技术要点以加强空间类内容传导落实”三条核心路径。旨在探索落实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空间需求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的具体路径，同时提升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效传导的可操作性。
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需要强有力的法制保障。既有国家文化公园立法层级较低且立法进程缓慢，立法理念以抢救性保护为主、预防性保护不足，有关国家文化公园保护的空间范围、管理体制、跨行政区域合作等关键内容付之阙如。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当分情形完善国家文化公园立法。（1）由国务院以“一园一条例”的方式，修改《长城保护条例》，制定大运河、长征、长江、黄河等大型线性空间的专门的国家文化公园条例，明确各个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边界，根据实际需要确立管理体制、规划、管控与标准、跨行政区域合作等制度规范，实现差异化、针对性管理。（2）对黄帝陵、孔府、卢沟桥等点状或面状文化遗产制定省级地方性法规，发挥地方能动性与地方特色。（3）在《国家公园法》中对国家公园内的文化景观做出规范，对自然生态系统和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整体性保护。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委托代理，本质上属于央地事权划分问题。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分析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治理的央地分工原则，揭示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选择逻辑。以国有农用地的治理变迁为例，验证央地在垦区管理上的事权划分和动态调整过程。研究发现：从治民是否分离、治官是否分离、治事是否战略需要三个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治理可以分为中央直管、央地共管、地方属地化管理；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治理模式会随维度变化而动态调整。央地分工治理，归结为中央政府对效率和风险冲突的权衡。研究将增进国家治理理论在自然资源领域的拓展，对形成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治理的央地分工理论，实现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落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实施委托代理机制，其行权模式是实现自然资源资产有效保护和高效利用的探索性命题。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和租值耗散理论，以产权有序转移、降低租值耗散为目标，解构产权从“权利”转变为“权力”的权能突变逻辑。研究表明：在马克思产权理论指导下，通过所有权委托代理与权利分置等方式实现公有制产权的部分转移，促进规模化经营，但权能突变和产权转移造成以剩余控制权扩张和监管结构性缺位为代表的行权困境。研究认为应当强化政府权责张力以遏制控制权扩张，促进部分产权从全民所有到个体经营的有序复归；同时加强数字化监管的独立性，实施“全民所有—法定委托—分级代理—部分产权转移—全面监督”的行权模式，避免非合理性租耗。
从国家治理结构视角出发，探讨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的改革进展，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需求及未来改革的政策取向。研究显示：改革优化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安排，完善了自然资源资产的有偿使用制度和所有权分级行使机制，但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对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改革要满足产权的市场化需求、法治化需求、平等化需求、所有权责权利关系匹配需求以及产权安排与行权安排匹配需求。为此，未来改革应在构建城乡平等、结构完整、流动有序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安排基础上，通过建立健全统一大市场、产权法治体系、委托代理制度与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等路径，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行使机制，以整体性改革促进自然资源资产权利权能的有效实现。
如何构建灵活且富有弹性的自然资源产权体系及与之匹配的治理模式，以回应新时期自然资源管理面临的现实挑战，现有研究并未形成共识。针对不同情景，结合实践案例，本文提出创新治理模式探索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以推动建立弹性、灵活的治理体系，服务于差异化、适应性的系统资源治理需求；梳理了自然资源系统治理面临的制度约束与实践挑战，从“资源系统—资源服务”的视角出发解构自然资源产权体系，并构建系统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草地配额流转、跨区域综合治理、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机制等案例，探索面向不同实践场景、基于自然资源资产属性与生态要素的适应性治理模式，并针对可能面对的制度与管理约束，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协同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与碳排放强度下降，是“公平”与“效率”兼顾的重要内涵。在构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碳排放强度机制基础上，基于1998—2019年省级尺度面板数据，定量探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探析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碳排放强度上升，且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在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通过影响城镇化、抑制创新发展、强化资源错配等带来碳排放强度增加，且市场化水平、政府行为在二者关系中呈现显著调节效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碳排放强度效应呈现显著时空异质性：一方面，表现为1998—2011年显著正效应与2012—2019年不显著负效应差异；另一方面，表现为东部不显著负效应、中西部显著正效应对比。在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应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调作用，通过优化城镇化模式、提升创新发展质量、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等，在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学探究园地利用多维特征并构建有效的用途管制策略是“大食物观”背景下提升园地利用与管理水平的重要基础。以成都市为研究区，按照“理论解析—特征评价—类型组合—分区管制”的逻辑主线，在构建园地利用多维特征解析框架基础上，从资源禀赋适宜性、规划管控冲突性和功能服务协调性三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揭示园地利用多维特征的空间异质性，借助园地利用多维度特征组合实现园地利用分区，进而提出园地用途管制路径。研究发现：（1）成都市园地利用多维特征空间自相关性显著且正向集聚效应明显，资源适宜性和功能协调性以HH集聚为主，而管控冲突性的LL集聚较为明显；（2）从单维度来看，成都市资源禀赋适宜性、规划管控冲突性和功能服务协调性分别呈现地形分异、圈层分异和行政区划分异特征，而多维特征组合以E1-C1-F1为主，规划管控冲突风险是成都市园地利用的主要障碍；（3）成都市园地利用分区为优先调整区、潜在提升区、重点提升区和适度优化区，不同分区可为园地用途管制提供差异化路径引导。研究结果可为新时期园地资源管理以及农用地可持续利用提供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