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提升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动态QCA方法，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多因素协同效应。研究发现：（1）单个因素无法构成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必要条件，但创新生产力、技术生产力、资源生产力、环境生产力、数字产业生产力和产业数字生产力的必要性逐渐增加。（2）高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有四条驱动型路径：“创新+环境”“技术+环境+产业数字”“资源+数字”和“创新+资源”；低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有三条限制型路径：“绿色+产业数字”“科技+绿色”和“创新+环境”。（3）高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四条驱动型路径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创新+环境”驱动型路径具有显著的时间效应。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新质生产力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赋能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优化森林生态产品的经营管理和提升生态服务价值提供了实践指导。

生态产品文化服务搭建起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的桥梁，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的重要内容。为促进国家公园“两山”转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级联框架，针对生态产品文化服务特征和价值实现条件，提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文化服务价值实现的路径与机制。研究认为：价值实现路径包括明确自然资源权属、开展供需调查和监测、规划文化服务项目、核算文化服务价值、探索项目运营机制、促进服务交易与消费6个环节，并需要从政策创新、特许经营、生态补偿、多元资金投入、科技创新和公众参与6个方面完善和优化实现机制。研究基于生态产品文化服务的共同生产特征和对社会建构的更强依赖性，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提出价值实现的多元参与机制。研究结果有利于从理论上完善和优化级联框架的人类反馈机制，从实践上促进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文化服务的供需匹配。为有效支撑价值实现的路径和机制，未来研究应在继续完善供给端理论、方法和政策的基础上，重视需求的调查监测、评估方法和公众的参与、监督机制研究。

哺乳动物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自然保护地能直接、有效地减缓物种多样性的丧失。基于等面积网格测度中国不同受威胁等级的陆栖哺乳动物丰富度格局，从保护空缺区域和保护空缺物种两方面、自然保护地和自然保护斑块两尺度展开分析，引入物种种群的最小需求栖息地面积，考虑了物种间的差异性和空间需求的多样性。结果表明：（1）受威胁陆栖哺乳动物丰富度呈现从西南向北递减的趋势，共识别出7个自然保护地覆盖面积有限导致的保护空缺区域。（2）92.06%的受威胁物种的分布范围与自然保护地存在重叠，7种濒危、3种易危哺乳动物的分布区未受现有自然保护地保护。（3）22种受威胁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的半数受保护斑块在不同种群内在增长率水平下存在面积有限的问题。研究结果对物种保护优先区识别、自然保护地规划与优化等有参考意义。

自然保护区域是中国当前生态保护补偿重点覆盖区域。剖析了自然保护区域生态补偿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综合考虑生态补偿决策的系统性和效应的多维性，并重视对决策中不确定性的表达，构建以“GIS（地理信息系统）—BN（贝叶斯网络）”为核心的决策模型。选择湖南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所在的毛里湖流域为案例区，设计减施化肥等四种以改善毛里湖水环境为目标的农地利用调整措施，并形成多个待选生态补偿方案；通过自编程序开发决策工具集，实现案例区农地生态补偿优先方案与优先区域的精细决策。研究表明：（1）自然保护区域农地生态补偿具有多维效应，其决策应在保护地保护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间寻求协同。（2）农地生态补偿决策由农地利用调整措施、目标地类、补偿标准、实施区域等多个决策组件构成，其不同组合会形成效应各异的综合决策方案，综合决策相较单一组件决策更为全面和系统。（3）案例区农地生态补偿优先方案为面向水田和旱地实施“轮作休耕”，补偿标准为二级；在村级行政区进行区域优选可获得更高的实施效率。（4）基于BN的决策模型可自微观地块尺度向中观流域尺度完整地传递不确定信息，评价结果可同时提示决策的潜在收益与可能风险。

构建基于“游憩价值—生境质量—景观脆弱性”多维评估指数的国家公园功能分区分析方法，创新性地提出生境质量指数和景观脆弱性指数的优化方法，对卡拉麦里国家公园进行综合评估。结果表明：研究区的游憩价值、生境质量和景观脆弱性的高值区在空间上呈现不同的分布特征。游憩价值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和西南部，面积约1200 km²；生境质量高值区分布在中部区域，面积约2168.64 km²；景观脆弱性高值区分布在东部与南部，面积约3310.25 km²。经空间叠加分析，这些特征被组合形成六类功能簇，并根据功能区的分布特征提出国家公园科学发展规划与建议，为国家公园的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套科学有效的评价方法和决策支持，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更新的存量时代，城市更新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与形式。日本作为与中国相邻的发达国家，具有相近的地缘和相似的文化背景，对其城市更新进行发展历程研究可以为中国城市更新良性策略的制定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通过梳理和探讨日本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特征，以东京涉谷为例进行案例分析，从而比较与讨论中日城市更新发展特征的异同。研究发现：日本城市更新从明治维新开始至今共经历了五个阶段，与中国的城市更新在时间维度、驱动要素、区位及规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从发展的动态历程来看，中国的城市更新在后期逐渐与日本发展特征趋同。日本的城市更新行动具有细节缜密、综合统筹等优点；但也存在问题牵引、时效滞后等缺点。基于日本经验的启示，凝练出中国城市更新未来发展的路径与对策：构建更加精细完善且有前瞻性的城市更新政策制度；探索在政府主导统筹下的自主营造模式；镜鉴日本的先发经验，提前考虑社会问题的应对。

基于2010—2022年环长株潭地区8个地级市的样本数据，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城市更新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及影响机理。结果显示：（1）2010—2022年环长株潭地区城市更新及生态韧性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区域间差异逐年减小。（2）环长株潭地区城市更新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且长沙市始终处于耦合协调度的高水平区，其周边城市的发展呈现出聚集的态势。（3）人口聚集和经济发展能够促进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人口聚集还能够对邻地的耦合协调度产生正向影响；工业占比增加及政府过度干预则会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抑制作用；而对外开放对耦合协调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

容积政策是影响城市更新收益分配的重要政策。以深圳为例，对城市更新中容积政策进行分析，指出在市场机制下，基于技术理性的容积规则可能产生激励不相容，带来城市更新中发展权益不平衡、改造利润差异大、容积率提高与城市功能结构失衡等问题，影响城市更新配置资源的效率和公平。为此，对城市更新合作改造模式进行分析，通过拆建比、拆赔比、可售房价单价、利润率等四项指标的城市更新收益分析模型，解析不同改造类型项目中各项指标的数学关系，分析城市更新中政府、市场主体、原权利人的经济关系。最后，从推进容积技术指标与经济指标分离、建立以拆建比为核心的权益建筑面积核算规则、加强拆赔比的统筹和引导等方面提出完善城市更新容积规则的政策建议。

集体建设用地更新是重构土地发展权的过程，合理的权益调节是更新规划实施的前提。研究剖析市场与规划导致权益非均衡配置的逻辑机理；通过尺度、类型和标准建构权益均衡调节的分析框架；以佛山市南海区为实证案例，解析集体建设用地形成与发展中权益非均衡配置的过程和机理，重点聚焦其在集体建设用地更新中探索出的三种权益调节模式：混合开发、联动改造和“三券”。研究发现：混合开发以协商型的收益分配统筹促进项目实施，但使政府妥协让利；联动改造通过捆绑开发权益增进和受限型项目，促进空间权益均衡，助力受限型项目实施；“三券”制度以建设用地指标转移和物业空间腾挪等方式，实现了发展权的全域调节。三种调节模式具有尺度上移、类型不断丰富、标准逐渐多样清晰的演进特征。建议将权益调节机制的建立前置到规划编制中；在区（县）尺度建立配置与调节标准明晰、多尺度、多权益类型、政府与市场多维联动的权益调节机制。

基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背景，红砖成为闽台地区鲜明的城市特色，复杂的文化脉络赋予红砖丰富的潜在价值。然而，当前红砖文化基因传承与延续面临困境。应用场景理论，以泉州最具红砖代表性的西街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对象，从场景五要素入手，结合载体特征、行为感知和舒适物价值的评价流程，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大数据统计分析，探讨街区整体和微观红砖建筑两个层面的场景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1）红砖街区的场景构成要素包括空间环境、功能媒介、多元群体、活动组合和价值吸引；（2）整体街区环境的场景功能包括文物历史、文化展示和消费体验三方面，三者相互关联，但当前泉州西街的整体满意度仍需提升；（3）红砖建筑舒适物可分为色彩视觉、质感肌理、细节装饰和地域特征四类，包括红砖、白石、木材、窗户、阳台、外构筑物、梁上装饰、柱子、砖砌方式、内部空间、主体结构和屋顶12种传统建筑特征。由此提出街区保护更新原则、具体规划措施和红砖建筑风貌控制的建议，以拓展场景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实证研究，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提供有效途径。

文旅融合正成为中国拉动内需新引擎，文旅开发潜力评估有助于城市建成遗产再利用与高质量更新。如何快速识别并分类具有提升潜力的建成遗产，集合多遗产资源构建文旅网络成为关键问题。以大连主城区建成遗产为研究对象，结合实地调研打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等数据，从供给潜力、需求潜力以及区域保障力三个层面构建建成遗产再生潜力评估体系，利用改进的CRITIC与TOPSIS综合评价模型对建成遗产点位进行开发潜力综合评估。基于核密度分析，划分遗产联合更新区域并确定各区域的更新优先级，结果表明：（1）各建成遗产开发价值差异集中体现在供给潜力与区域保障力；（2）需求潜力尤其是文化更新需求各区域差异较小；（3）综合开发价值较高点位集中于城市核心区。依据各要素的综合分析结果，提出针对各区域遗产发展模式的更新机制并筛选各区域最具代表性的优先更新点位，为城市建成遗产保护与更新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围绕高校老校区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一体化更新转型，构建“创—产—城”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正成为中国部分大城市城市更新实践的前沿。基于三螺旋理论构建本土化创新空间生成演化分析模型，对南京主城区环南大硅巷和南航创新湾区两个环高校创新圈营造实践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高校、地方政府形成了协同更新环高校地区、营造创新圈的目标与行动，表明城市更新与创新发展正成为中国校地合作的新领域；（2）环高校创新圈的营造由地方政府、高校而不是创新企业所主导实施，具有国家主导、处于发育初期形态的显著特征；（3）环高校创新圈的发育需经历物质空间更新、创新环境建设和创新网络编织等阶段，各阶段的实现取决于校地双方在合作目标、行动和制度建设上的协同。研究结果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实施可持续城市更新具有启示意义。

创新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是应对中国城市更新价值转变与破解发展困局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从治理要素的整体协同视角出发，运用案例研究和归纳分析法，以杭州为典型案例，系统解析城市更新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与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杭州城市更新形成了统筹管理体制与多元政策工具的治理环境建设、“政府、市场、居民、社会”四心协同的治理结构搭建、“知识—话语”与“实体技术”协同的治理手段应用、“发展、民生、保护”多目标协同的治理结果达成等四条多元协同治理路径。（2）城市更新多元协同治理应是涵盖“协同环境—协同结构—协同手段—协同结果”的整体协同，通过自洽型统筹管理与协调型政策创新的环境协同机制、多元化利益协调与差异化权力配置的结构协同机制、规范性程序驱动与激励性刚弹管控的手段协同机制、冲突性目标共生与差异性全民共享的结果协同机制，实现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目标。基于此，提出以责权协调与动态调适为原则，协同创新统筹型管理体制与政策工具；根据角色定位差异化配置主体权力，形成兼容型城市更新治理共同体；以规范与激励为基点，创新刚弹结合的城市更新治理手段；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目标协调发展等治理启示，为新发展阶段下的城市更新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领域，因此受到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关注。为协调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人地关系和园地关系，推动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理论创新、治理优化和法制保障升级，特邀自然保护地相关领域的8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与方法创新、法制保障和国际履约四个方面，以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治理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创新为核心，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几个方面展开探讨：对复杂的人地关系、园地关系的认识及其复杂性应对策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管理效率提升策略；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如何通过与重要国际公约履约任务挂钩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法制保障在协调人地关系、园地关系方面的创新性作用。综合各位专家主要观点，主要结论有：（1）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需要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障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以及协调保护地与周边关系方面响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互动的治理要求，才能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2）协调好人地关系是推动国家公园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需着眼于人地关系、园地关系和跨省协同这三个核心问题，把中国国家公园治理模式界定为“基于央地协同的整合治理”，通过有效的机制设计形成“激励相容”；（3）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相协同，需要进一步研究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有利于形成保护地的包容性治理；（4）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体制，需要健全统筹推进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园地利益共同体，加深园地融合程度；（5）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处理人地关系和园地关系的必要之举，主要依靠市场经济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模式，不仅能够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也能助力《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的生物多样性工作主流化，形成具有国际普适性的履约机制；（6）破解“人地约束”难题，妥善处理“园地关系”，需要从上到下的国家公园法制保障体系规范，并为自然资源的规范利用保驾护航；（7）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生态文明相辅相成，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全球履约中能够帮助全球南方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并重，为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开展农业文化遗产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其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湖北恩施玉露茶文化系统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构建生物文化多样性视角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区划方法。研究结果表明：（1）恩施玉露茶文化系统生物文化多样性空间分异特征明显，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在空间上高度重叠，其中生物文化多样性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北部与西南部海拔500~1500 m的山坡和河谷地带，沿河流延伸形成连续面状区域。（2）将生物文化多样性高值区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优化后面积共2925 km²，促进了生物文化多样性的空间连续性与完整性。（3）生物文化多样性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呈“南北高、东西低”分布情况，且生物文化多样性高值区多呈现优质耦合协调状态，低值区多为一般耦合协调状态。（4）在相关植物、传统民俗与传统技艺因子的主导驱动下，区域产生不同的耦合协调关系，形成独特的生物文化多样性表征。建议将优质耦合协调区设为遗产核心区，突出传统农业系统与文化系统的融合发展，面积1256 km²；一般耦合协调区设为遗产缓冲区，强调生态系统与文化传统的动态平衡，面积1669 km²。

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精准把握县域城乡融合多维时空特征，厘清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对丰富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体系意义非凡。基于流空间理论，解析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从人口、土地、生态环境、资本、产业、技术、管理及数据8种要素层面构建适用于县域尺度的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武陵山区64个县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期内，武陵山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2）武陵山区低水平城乡融合区不断减少，高水平城乡融合区不断增加，总体呈现“南部热西部冷”的空间分布特征，标准差椭圆呈现从东南方向往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3）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财政支出、金融效率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各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因海拔高度、是否是少数民族自治县而具有异质性。需从重视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特征、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以实现差异化发展、关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因素等方面着手，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可为城乡融合发展在山区县域落地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协同融通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为厘清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的驱动机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障碍度模型及地理探测器，分析2000—2021年湘西地区24个区县协同程度的时空演变特征、障碍因子及驱动因子。研究显示：（1）生态资源综合水平与产业发展水平皆呈现出上升趋势；（2）虽然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整体协同程度逐步提升，但仍存在显著的“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差异；（3）生态资源生产能力、生态环境资源和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分别为生态资源系统与产业发展系统的主要障碍因子；（4）人民生活、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调控、市场投资、劳动人口聚集力及城市发展水平是协同融通的关键驱动因子。研究结果可为同类欠发达地区提供参考，为探索一条符合当地经济基础与资源禀赋的绿色发展之路提供理论支撑。

探究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权衡/协同关系是保障农户生计，支撑自然生态系统管理与助推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实现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以网格作为耕地资源资产核算单元，阐释“经济—社会—生态”耕地资源资产权衡协同机理，进一步明晰广西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结果，利用空间叠置法、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以及PPF曲线等方法，综合研究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权衡协同关系下的空间异质性、相互关系及最优作用组合。结果表明：（1）广西耕地资源资产总价值高达128375.19亿元，三项价值占比中生态价值（62.76%）>社会价值（32.98%）>经济价值（4.26%），且均呈中部高的空间分布特征。（2）耕地资源资产各项价值间以集聚于桂中区域的强权衡与低协同关系为主，高协同、弱权衡面积占比分别为18.45%、9.43%。（3）大部分地市经济与社会价值间的关系表现出协同增强过载趋势，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的权衡减效趋势较相似。因此，提出差异化的价值协同提升建议可推动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挖掘与显化，促进耕地资源价值经济供给、社会保障、生态保护实现协调增益，为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理论与实践提供全新思路和技术支撑。

如何在产业发展大势下评判产业转移的水环境效应问题，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及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要。使用2016—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运用动态偏离—份额法测算产业转移的规模及趋势，采用工业灰水足迹度量工业水污染量，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当前产业转移的水环境“污染天堂”或“污染光环”效应。研究表明：产业转移呈现出“污染天堂”与“污染光环”的复合水环境效应；承接地水污染因产业转移加大而呈现“污染天堂”效应；产业转移减少了全国工业水污染总量，但这种“污染光环”效应未得到充分证实；产业转移的水环境效应因产业类型和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新发展格局下产业转移存在“污染天堂”现实危机和“污染光环”转型契机。因此，应抓住产业转移的时间窗口，推动产业升级，以更好地适应新发展格局下水资源约束和环境保护需求。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将持续快速增长，而土地利用是其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漂浮式光伏作为一种重要的光伏发展模式，特别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相较于陆基光伏，表现出土地和水蒸发节省、光伏性能提升以及水生杂草抑制的显著优势。若漂浮式光伏与现有水电集成，还将有助于光伏发电的输送和大规模消纳。然而，这些优势通常以定性方式呈现，尚缺乏系统的定量化分析。以黄河上游鄂陵湖湖口至青铜峡河段为研究区域，基于水电站信息和气象数据，运用光伏系统性能模型以及光伏系统覆盖水体的蒸发模型，评估了“现有水电+漂浮式光伏”发电系统中漂浮式光伏的潜在发电、土地和水蒸发节省效益以及实施建设可行性。结果表明：漂浮式光伏若覆盖现有水电站水库水域面积的10%，其发电、土地节省和水蒸发节省三方面的年经济效益分别为53.80亿元、0.78亿元和0.52亿元，累计年经济效益55.10亿元；生命周期结束时的总投资和潜在净收益分别为930.60亿元和414.70亿元，投资回报率均值为1.78%，具备实施建设的经济可行性。研究结果证实了“水电+漂浮式光伏”发电系统的综合优势，有助于推动中国调整和优化相关政策，促进光伏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土地是国土空间的核心载体，也是碳排放和碳吸收的重要主体，优化土地利用方式是调控国土空间碳收支的重要手段。基于复合碳系数法构建30 m×30 m栅格尺度的碳收支指数，精细核算2000—2020年成渝城市群因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碳收支变化，并结合兴趣点（POI）数据识别影响碳收支的驱动因子，在此基础上构建碳收支监测预警指数并进行风险分区。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成渝城市群发生变化的土地面积共2.27万km²，占土地总面积的12.32%，带来净碳排放量增加1843.58万t，主要由耕地与建设用地间的相互转化导致。（2）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成为超强型增碳空间，集中在成都和重庆主城区这两个核心城市；建设用地转为耕地是超强型降碳空间，布局于“双核”及周边区县的农村地区。（3）工业空间、交通空间是驱动超强型增碳空间增加净碳排放量的主导因子，对国土空间碳收支的调控关键是要增加降碳空间或减少增碳空间。（4）基于主导因子划定的碳收支风险区表明，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与泸州、绵阳等地为极高风险区域。

天然林停伐政策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践行“两山”理论的重要探索。基于集体林主要分布区2005—2022年面板数据，运用交叠DID模型分析天然林停伐政策的森林碳汇能力提升效应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结果表明：（1）长期的天然林停伐政策能够显著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但在短期内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经营收入的增长。（2）主要机制是通过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并通过非农转移就业和林业产业结构优化提高农村居民收入。（3）在资源丰裕区与产业弱势区天然林停伐政策的森林碳汇能力提升效应更显著，而在资源贫瘠区与产业弱势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更显著。因此，要优化天然林停伐政策，加大林业生态投资和产业扶持力度，拓展林业产业新业态，打通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道，推动实现天然林高水平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协同。

囿于行政管理体系下国家公园监管者权力和所有者权利边界不清，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管理普遍存在所有权授权合法性不足、行权机制不畅等问题。通过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结构特征分析及其管理职责内涵释义，以权力和权利的法律性质、行使模式的法理分析为切入，从管理目标及内容、法律性质及适用、行权主体及模式、履职内容等方面，划清了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和监管权边界。结合国家公园保护、建设和管理实际，提出24项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重点对技术工作按执行目的划分职责归属、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以委托代理模式行权等关键问题进行论证，并从理念、法制、机制层面提出所有者职责落实建议，为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系统化、法制化、规范化提供技术参考。

岛屿是“被水围绕的小块陆地”。自1980年代以来，岛屿认知经历了从强调孤域性转向强调关系性的转变，更加注重对陆—岛、岛—岛、岛—海关系的理解。关系转向下的岛屿认知挑战了岛屿/大陆、陆地/海洋的二分法，对岛屿的解读更多强调空间、社会与陆海环境的相互建构。在研究议题上，陆—岛关系主要关注后殖民与权力批判转向、岛屿殖民、非主权岛屿地区治理、岛屿地缘政治研究；岛—岛关系主要关注岛群转向与流动转向、岛屿交通地理、岛屿移民、信息化对岛屿的影响；岛—海关系主要关注岛海转向与湿转向、岛屿文化与身份认同、气候变化下的岛屿可持续发展、岛屿与海洋旅游研究等。陆—岛关系解读的背后是对陆—岛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探讨，岛—岛关系解读背后是对岛屿动态关联性的认知，而岛—海关系解读背后是对人类—陆地—海洋交互关系的思考。岛屿是未来经略海洋的重要支撑，希望通过本文的梳理，丰富当前对岛屿研究的认知，也为今后的海洋国土治理提供基于关系视角的解读。

开展村落尺度的资源环境代谢研究不仅能够直观地观察到人类活动对资源的利用特征及环境的扰动影响，而且也为加快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支撑。在对资源环境代谢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基于CiteSpace 6.3R1对当前国内外文献的分析建构了关键词共现图谱，深入探究了村落资源代谢在数据构成、模型模拟、账户设计和优化调控方面的现有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未来村落资源环境代谢良性发展的建议：部署村落尺度数据入库及共享调用机制，构建村落尺度资源环境代谢模型，建构村落尺度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代谢综合账户以及提升村落系统资源环境经济综合管理。通过全面考量乡村系统内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影响，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质量，确保乡村地区实现平衡、持续的发展。

土地细碎化治理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和落实粮食安全战略的应有之义。基于“赋能型治理”视角，构建“主体—机制—路径”的分析框架，对三个县市的土地细碎化治理实践进行剖析，阐释土地细碎化有效治理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1）基层政府是赋能主体，为土地细碎化治理提供各类治理要素；（2）基层政府通过制度赋能、资源赋能和组织赋能等方式，提升了村社集体的治理能力；（3）基于基层政府的主动赋能，多元主体以村社集体为核心构建土地细碎化治理结构，遵循村社统筹、农民参与、经营主体承接的基本原则，推动土地细碎化治理有序开展。研究呈现了土地细碎化有效治理的运作过程与实践逻辑，为土地细碎化治理提供了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