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发展与地方营造” 栏目所有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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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旅游发展与地方营造
    陈品宇, 赵弋徵, 陶汝聿, 孔翔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8): 1956-1973. doi: 10.31497/zrzyxb.20240813

    地方推广是提升地方吸引力和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但已有研究集中在城市场域,且较少评估地方推广的效应。在批判性地审视地方推广、乡村性和消费乡村等关联性文献的基础上,借助旅游循环理论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并以黄山市西溪南村古村落的网红化推广为个案,探讨乡村旅游地的地方形象建构与传播过程以及游客的感知与反馈。研究发现:当地政府利用了枫杨林的生态环境优势,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改造以及特定的话语建构,描绘了“绿野仙踪”的乡村形象,营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地方神话。对游客的具身消费分析进一步发现,游客的消费行为、感受符合当地政府所建构的田园牧歌乡村性的设定,并在身体感官、认知和情感上表现出相应的细致特征,但也不局限于先前地方推广话语的范畴。在地方推广成功的前提下,游客的能动性能够反馈到下一轮的旅游生产,从而强化先前建立起来的旅游景观话语的表征。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推进地方推广与地方营销的学术争论,也进一步推动了旅游循环的框架发展,在实践上可为乡村旅游营销以及旅游体验营造提供借鉴。

  • 旅游发展与地方营造
    黄成昆, 张行发, 徐虹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8): 1974-1992. doi: 10.31497/zrzyxb.20240814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让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面临凋敝危机。旅游引发的景观符号生产与消费,为新时期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了新思路。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以江西婺源县篁岭村为例,探究“晒秋”农俗文化景观符号化运作下的旅游地方营造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1)在篁岭村旅游地方营造中,篁岭文旅公司始终扮演着关键行动者的角色,围绕“晒秋”景观的符号化运作,通过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推动着更多异质行动者加入行动者网络。(2)篁岭村的旅游地方营造经历了“晒秋”核心景观符号塑造与“晒秋”泛化景观符号融入两个阶段。在阶段演化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强制通行点(OPP)由“发展乡村旅游,振兴篁岭”转变为“提升旅游项目品质,打造乡村旅游综合体”。(3)关键行动者的能动性发挥、非人类行动者的属性挖掘与重要异质行动者的介入是在农俗文化景观符号化运作下,驱动篁岭村旅游地方营造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从景观符号化运作的视角拓展了地方营造的理论内涵,为新时期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更新提供了实践启示。

  • 旅游发展与地方营造
    吕龙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8): 1993-2007. doi: 10.31497/zrzyxb.20240815

    大运河见证了中国数千年的繁荣与变迁,沿线传统村落是其历史文化的直接展示。对这些村落的空间形态进行研究,不仅能够深入了解传统村落形态特征,还为其保护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以大运河江苏段沿线的48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句法指标定量描述其空间形态,并通过机器学习的层次聚类方法确定空间形态的类型,揭示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典型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多样性、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大运河江苏段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包括高穿行型、高紧密型、高识别型、高穿行—高紧密型、高穿行—高识别型、高紧密—高识别型,分别占25%、6%、10%、17%、19%、23%。(2)在空间渗透能力、穿行可能性、空间之间的紧密程度和局部空间对整体空间的识别能力等方面,江南运河段的村落均高于中运河段和里运河段的村落。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和镇江市的村落主要以三种双高型为主;淮安市则以高紧密型和高识别型为主,扬州市以高穿行—高紧密型和高紧密—高识别型为主;而徐州市和宿迁市的村落更多以高穿行型为主。(3)影响因素方面包括地形和山水格局等自然因素,它们约束了村落的轮廓边界,引导了形态生长走向;还有行为主体主动适应的主体选择和社会形态因素,以及围绕乡村建设实时调控的经济推动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基于上述结论,在大运河国家公园建设和世界遗产保护的背景下,大运河江苏段的乡村规划建设应更加明确乡村空间界线、突出乡村的特色空间并优化乡村内外的交通。这既能保护和传承大运河的历史文化,也能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