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气候变化严重威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机理和响应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解析了气候要素间的相互变化共同作用于文化遗产的机理和过程，并评估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及其趋势，探索了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研究认为：（1）各气候要素及其变化作用于文化遗产的机理过程复杂多样；（2）需辩证看待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3）构建利益相关者网络有利于切实发挥不同角色的功能和作用。在气候变化加剧和“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丰富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理论研究和探讨。

国家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保护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效机制和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伟大实践。采用文献分析与系统归纳相结合的方法，梳理国家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背景与发展历程。从管理体制方面对两者的管理模式、法律法规、资金机制和区域协调机制进行比较分析，从可持续利用角度总结两者在保护原则、功能分区与利用机制的差异。基于当前国家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面临的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不完整、保护与发展冲突等问题，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和以国家文化公园为引领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坚持整体性保护与相容性利用的发展原则，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

自然村落承载的乡土记忆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面对经济变迁下的城镇化改造，如何借助空间特征定位村落文化保护的转型路径成为关键。本文探讨了将“源汇”嵌入文化景观进而拓展为景观”源—聚”的可行性，并以亟待转型的东北村落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景观“源—聚”方法突破了对单一要素和信息片面化关注的局限，能够借助区划手段探索文化空间的分区特征，支撑文化景观格局构建。（2）宾州镇以聚落生活区为主，主城区辐射带动效应明显，村落间文化联系紧密，可构建“中心—附属—外围”的层级传递与联动模式，促进乡村文化空间的协同发展。研究挖掘了乡土景观自然结构背后的文化意义，从理念与实践中探索了自然村落文化保护的活态路径。

作为中国“十四五”时期重点任务，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仍面临着建设项目落地难、开发与保护冲突、跨区域统筹等多重挑战。基于已出台的大运河相关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成果，梳理“两大体系、三种类型、四个层级”的大运河现有规划体系，解析五大板块和四类要素的空间类内容，围绕现有规划间“规划层级缺位、衔接机制不明、核心内容重叠”的空间衔接问题，提出“强化空间专项规划以完善专项规划体系、统一规划编制管理过程以实现规划间有效衔接、明确编制技术要点以加强空间类内容传导落实”三条核心路径。旨在探索落实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空间需求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的具体路径，同时提升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效传导的可操作性。

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需要强有力的法制保障。既有国家文化公园立法层级较低且立法进程缓慢，立法理念以抢救性保护为主、预防性保护不足，有关国家文化公园保护的空间范围、管理体制、跨行政区域合作等关键内容付之阙如。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当分情形完善国家文化公园立法。（1）由国务院以“一园一条例”的方式，修改《长城保护条例》，制定大运河、长征、长江、黄河等大型线性空间的专门的国家文化公园条例，明确各个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边界，根据实际需要确立管理体制、规划、管控与标准、跨行政区域合作等制度规范，实现差异化、针对性管理。（2）对黄帝陵、孔府、卢沟桥等点状或面状文化遗产制定省级地方性法规，发挥地方能动性与地方特色。（3）在《国家公园法》中对国家公园内的文化景观做出规范，对自然生态系统和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整体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