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的包容性增长是破解新时代三农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实现路径。研究基于2015年和2020年县域数据，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共同富裕三个维度构建县域包容性增长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Kernel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等方法对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测度和分析。研究发现：（1）2015—2020年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呈上升趋势，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格局。从增长速度来看，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增速领先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脱贫县及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落后于全国均值水平。（2）2015—2020年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总体差异减小。其中，区域内部差异是其主要来源。（3）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呈现“东部地区高水平差异、中西部地区低水平均衡”状态。对东部和西部差异来源分解发现，东部地区差异主要来自于省际差异，西部地区差异则主要来自于省内差异。（4）障碍因子识别结果显示，每万人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人均公共预算收入、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以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例是当前县域包容性增长的主要障碍指标。在此基础上，研究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扩展和提升农户发展机会、增强产业发展的包容性以及统筹推进县域协调发展方面提出了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与相关建议。

县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场域，宅基地制度改革是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探讨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与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内在联系，分析了宅基地制度改革助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相应的改革路径，结果表明：（1）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是城乡要素自由平等流动、功能深度融合以及权益均等化；明晰农村土地要素的产权结构，促进城乡“人—地—钱”等要素的优化组合是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动力。（2）宅基地制度改革能够优化乡村空间，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以及城乡文化交流，倒逼乡村治理现代化，助力县域城乡多维度融合发展。（3）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需求下，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明确不同类型县域改革的主攻方向，以提高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为导向，增强宅基地流动性；以系统思维为指导，统筹联动各项城乡融合政策。

基于城乡统筹发展与区域协同发展研究视角，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2013—2019年甘肃省86个县域单元两者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全省县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似性，均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发展态势。其中，河西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河西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处于全省首位，陇中地区与陇东南地区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全省各县域在基本失调类型和基本协调类型中乡村振兴发展滞后型均占大多数，不存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2）县域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具有一定的平稳性，在局部空间依赖方向和空间增长过程中具有波动性较弱特征，受周边邻近城市溢出效应或虹吸效应相对较弱。县域自身耦合协调度受相邻县域的溢出效应影响程度较小，整体呈现出的高增长或低增长趋势较为明显。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关联格局保持在一定的稳定态势，多数县域未发生跃迁，空间格局呈现出一定的转移惰性与路径依赖特征。（3）县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在空间上差异较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消费差距、产业二元性水平不利于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水平对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城乡融合是实现共同富裕、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生态型地区长期陷入发展动力缺失、低水平循环、村镇衰败的困境，城乡融合面临更大的挑战，探索生态型地区城乡融合路径意义重大。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城乡融合的理论框架，建构了生态型地区“价值链—供应链—要素链”组合的城乡融合路径，并以粤北生态发展区为例提出了具体路径策略：一是构建全链条的生态产品价值链，建立生态物质产品、生态调节产品、生态文化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二是构建跨区域和城乡垂直分工的生态产品供应链，建立“大湾区中心城市—粤北市县城区—粤北村镇”三级空间供应体系；三是建立生产要素流转交易的要素链，围绕生态产品供应链促进人口、土地要素的城乡对流。研究对开展特定地域城乡融合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对生态型地区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