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村镇发展研究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重点领域。从产业和村镇社会经济视角切入,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梳理了易武镇普洱茶产业在复兴过程中各生产主体对不同的生产组织和利益分配模式的权衡选择,及其在产业、土地和人口三方面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过程,并揭示其作用机制。研究认为:(1)对于拥有资源禀赋的农业型村镇而言,可再生的、可持续发展的、无可替代的稀缺自然资源是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农民而言,明确掌握这些资源的产权,能成为其维持生计、提高收入的重要保障。(2)在现代化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体系构建中,可适当扶持更多本地茶农建设中小型加工茶厂,生产、加工普洱古树茶和台地茶,结合普洱茶文化,引导当地从农业主导转变为农业、加工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通过多元化产业增强社会经济韧性。(3)政策应更多地倾向于明晰农户对资源的产权和提高农民自身的能力当中,让农民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也有能力加入加工流通环节,由单纯务农身份转变为拥有加工和销售茶叶产品能力的经营者,在实现身份转变的同时提高收入。
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时代伟大实践,但“摸着石头过河”也意味着推动路径道阻且长,需要对其进行科学解构并厘清相关议题的理论体系。超循环理论有助于解构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复杂路径。在反应过程方面,乡村资源与城乡关系是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共同富裕路径的起点,稳定复制与创新发展是路径的核心过程,路径反应的终点则指向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在循环层次方面,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可以解构为由低阶到高阶的乡村内部反应循环、乡村整体催化循环和城乡体系超循环三个阶段,分别指向夯实乡村功能、培育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和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不同目标,对应不同的实践发展阶段与理论研究议题。
都市农业对城乡食物要素流动与能量转换具有重要意义,是面向城乡融合发展的农业新业态。基于城乡融合及要素流动的视角,旨在揭示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农业的典型类型功能演变及其空间转型机制。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的社区支持农业、代耕式农业和休闲农业三种典型类型都市农业具有差异化的空间功能、转型过程和空间效应等。(2)社区支持农业通过生态种养强化了生态功能,并以短链销售、合作生产、直播带货等方式实现经济功能,引起空间品质的提升、空间的都市消费化转型等。(3)代耕式农业则强调经济功能,其物质空间转型过程体现在耕地非粮化、集中化和社区居住空间的分异,进而带来社会空间的群体排斥和空间隔离。(4)休闲农业则强调社会保障功能和都市群体的体验及情感需求,在空间转型上体现出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及不均衡性,加剧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空间效益的差异化。(5)都市农业典型类型的功能演变及空间转型受到市场、政府、企业和个体等多重主体的综合作用,城乡经济、社会、技术和文化等要素对都市农业空间分异的方向和程度产生重要影响,并通过食物、群体和产业联系为城乡融合提供了新路径与新模式。
资源型地区乡村是全面推行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区域,其三产融合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三产融合水平评价、产业Logistic共生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国家典型资源型地区湖北省大冶市为研究区,分析2020年大冶市各乡镇乡村三产融合水平及其内生动力作用,进而探究资源枯竭背景下的乡村三产融合模式与内生机制。结果显示:(1)大冶市乡村三产融合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两镇独大、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各乡镇在三产融合子系统上均有提升空间。(2)大冶市各乡镇乡村产业共生程度整体较低,产业单元关系以产业偏利共生和寄生为主,产业融合模式以一产为主导的顺向融合和二产为主导的双向融合为主。(3)内生动力提升对研究区三产融合水平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矿业资源的开采阻碍三产融合水平的提高。其中,从业农户、三产融合示范基地和产业园是三产融合的主引擎,农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发挥关键的组织和建设作用,农业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是物质根基。(4)在不同内生动力作用下,资源型地区乡村三产融合以主体培育、利益转换、渠道建设、需求开发为四轮驱动力,以乡村资源为基底、农户为中枢,实现内生动力提升和三产融合的有机共促,促进资源型地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
农业产业新路径发展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面临的重要命题。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期望社会学理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实地调研及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以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为例,构建路径创造视角下外源型农业产业新路径发展的分析框架并探讨其演化机理。研究发现:(1)从区域与区域外资产、关键经济与组织行动者、路径创造机制、制度环境与政策举措及未来期望等五个维度具体分析可知,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经历了两次路径创造,并产生了两次新路径发展演化,实现了从无到有再到多元化发展。(2)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发展经验体现了路径导向下的外源型农业产业新路径发展方向,其中区域内外部资产的整合、培育关键主体、路径创造机制的多元化、制度与政策环境支持以及不同期望效应的实现等五个方面,均对外源型农业产业新路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