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委托代理，本质上属于央地事权划分问题。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分析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治理的央地分工原则，揭示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选择逻辑。以国有农用地的治理变迁为例，验证央地在垦区管理上的事权划分和动态调整过程。研究发现：从治民是否分离、治官是否分离、治事是否战略需要三个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治理可以分为中央直管、央地共管、地方属地化管理；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治理模式会随维度变化而动态调整。央地分工治理，归结为中央政府对效率和风险冲突的权衡。研究将增进国家治理理论在自然资源领域的拓展，对形成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治理的央地分工理论，实现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落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实施委托代理机制，其行权模式是实现自然资源资产有效保护和高效利用的探索性命题。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和租值耗散理论，以产权有序转移、降低租值耗散为目标，解构产权从“权利”转变为“权力”的权能突变逻辑。研究表明：在马克思产权理论指导下，通过所有权委托代理与权利分置等方式实现公有制产权的部分转移，促进规模化经营，但权能突变和产权转移造成以剩余控制权扩张和监管结构性缺位为代表的行权困境。研究认为应当强化政府权责张力以遏制控制权扩张，促进部分产权从全民所有到个体经营的有序复归；同时加强数字化监管的独立性，实施“全民所有—法定委托—分级代理—部分产权转移—全面监督”的行权模式，避免非合理性租耗。

从国家治理结构视角出发，探讨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的改革进展，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需求及未来改革的政策取向。研究显示：改革优化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安排，完善了自然资源资产的有偿使用制度和所有权分级行使机制，但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对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改革要满足产权的市场化需求、法治化需求、平等化需求、所有权责权利关系匹配需求以及产权安排与行权安排匹配需求。为此，未来改革应在构建城乡平等、结构完整、流动有序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安排基础上，通过建立健全统一大市场、产权法治体系、委托代理制度与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等路径，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行使机制，以整体性改革促进自然资源资产权利权能的有效实现。

如何构建灵活且富有弹性的自然资源产权体系及与之匹配的治理模式，以回应新时期自然资源管理面临的现实挑战，现有研究并未形成共识。针对不同情景，结合实践案例，本文提出创新治理模式探索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以推动建立弹性、灵活的治理体系，服务于差异化、适应性的系统资源治理需求；梳理了自然资源系统治理面临的制度约束与实践挑战，从“资源系统—资源服务”的视角出发解构自然资源产权体系，并构建系统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草地配额流转、跨区域综合治理、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机制等案例，探索面向不同实践场景、基于自然资源资产属性与生态要素的适应性治理模式，并针对可能面对的制度与管理约束，提出相关建议。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是国家的重要财富，对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生权益保障和政治优势实现具有深刻影响。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兼具国有特质与管理本质，系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自然资源领域的实践逻辑，分析阐明中国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逻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践行“两山”理念，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效能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建设要求以及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基本属性特征，分析提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功能定位与目标要求，剖析管理体制改革的特征事实与面临挑战；聚焦管理目标、部门职责、收益模式、监管方式等核心问题，在比较借鉴两个不同类型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明确委托代理关系下政府部门权责边界，培育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管理，促进全民、代际所有者共享资产管理收益，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监督独立化、规范化等建议。

自然资源资产国家所有权委托代理法律属性如何定性，关系着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委托代理工作如何具体展开的问题，不确定委托代理的法律属性就无法划定权责的界限和授权委托的形制。面对庞杂的自然资源体系，自然资源资产国家所有权自身的属性也颇具争论。从现实情况来看，很难将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定义为一种行政职责，同时两个行政机关间也无法建立民事协议关系，现阶段其法律性质可以认为是一种上下级政府间的行政协议，通过这种行政协议来分配各级政府之间的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行使资格。

为建立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变更方法体系和制度规范，探索其成果在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中的应用，在明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相关概念及各类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变更理论研究不足的基础上，阐述了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实物量变更方法及成果的应用场景和模型，并以A市的国有农用地、国有建设用地、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为例，试验了增量变更和全量变更方法。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资源类型的实物量清查变更需采用相对应的变更方式，其中增量变更方法更适用于国有农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清查实物量变更；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宜采用全量变更+图斑标识方法，以实现质量指标更新，反映其变化情况。研究成果可为建立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变更方法体系和成果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对能源公用事业商品属性的认识和治理方式的研究，是推动能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为此，在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物品分类基础上，构建基于社会公共性质和技术发展水平的物品分类动态框架，并基于此分类框架，探讨电、气、热三类网络型能源公用事业的商品属性和治理方式。本文的核心观点认为：网络型能源公用事业提供的产品可区分为“能源品”和“运输服务”，其中能源品的商品属性趋近于私人商品，而运输服务趋近于准公共物品。能源公用事业治理方式的核心在于在体制机制上解构“能源品”+“运输服务”的传统运营模式，不断深化落实“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改革总思路，从而持续稳步推进能源体制改革。

以浙江省山海协作工程为例，探索正、反向飞地“以地谋发展”模式的空间重构方式与运行机制。研究发现：（1）“以地谋发展”模式的空间重构是不同层级政府权力再安排以建构区域尺度的土地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2）正、反向飞地中“以地谋发展”模式体现了不同空间重构路径，并受制于不同的路径锁定，亟待建构区域性土地发展权益再分配机制；（3）“以地谋发展”模式的持续建构是深化山海协作的重要制度方案，反向飞地建设是未来路径调整的主要方向之一。结果表明，调整优化“以地谋发展”模式是区域协调的重要措施，需要借助区域性土地产权实践发挥其管制与赋能的双重作用。

为了揭示和实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促进乡村二三产业发展的机理，构建制度安排与地方条件协同的理论框架，采用原型分析方法，从20个典型项目中提取了六类因素组合。研究发现：（1）分权式决策机制依据土地资源禀赋、用地者类型和村庄工业基础的地方条件，形成入市和乡村产业发展策略；（2）入市途径、交易方式和配套政策要适应土地资源禀赋、用地者类型、村庄的经济实力以及工业基础；（3）公开透明的信息机制保障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是分权式决策的前提；（4）完善的激励与控制机制、公平的成本与收益分配机制共同推动和规范入市进程，让农民和农村共享产业发展成果。研究结论为因地制宜推动入市和乡村产业兴旺提供了科学依据。

估计生态系统的城市空间资产研究，对量化核定生态资产、调控城市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武汉府河湿地为例，通过构建城市空间生态资产评估框架，分析生态资产变化及其人地关系内涵。结果显示：（1）2015—2021年，府河湿地丰富了城市空间资产的生态价值供给，在生态工程的作用下存量资产质量提升、流量资产总量较高、上下游资产供给相对不均衡；（2）居民对府河湿地的生态游憩需求提升，表现为数量增长与空间拓展，并存在距离衰减和闲暇时间约束的特征；（3）府河湿地内部系统呈现供需不均衡格局，远距离形成生态—人类活动相互作用发展趋势，拓展了人地系统耦合的空间尺度。这种远端相互作用与内部耦合的结合，构成新时期城市空间生态系统的人地耦合模式。研究结果为系统量化城市空间生态资产及其效应提供参考，为推进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协调平衡提供科学依据。

2003年以来，中国各地陆续实施了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其配套改革，以激励农户加大林业生产投入力度。利用2010—2020年所开展6次跟踪调研获得的9省区、18县市、1062个样本农户2003—2019年长期大样本平衡面板数据，分析了因集体林地确权到户所带来的“林地细碎化”和“产权激励”的中介效应，测度了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其配套改革对农户林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1）集体林地确权导致了农户林地细碎化，进而减少了农户的林业劳动力和资本投入。（2）林地确权对农户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具有正向激励，在考虑林地细碎化的负向影响后，总体上对资本投入的影响有限。林地确权对农户林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存在区域和林种异质性。（3）不同集体林改配套改革措施对农户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不同，容易获得采伐指标显著增加了农户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造林补贴政策和获得林权抵押贷款显著增加了农户的资本投入。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产生的影响及其机制，对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后续政策选择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