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区的外围地区是自然保护区旅游服务的主要集聚地，同时也承担着生态保护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功能，厘清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空间演变特征与机制对于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的整体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土地利用变化为切入点，探讨旅游导向下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的空间演变，界定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生态稳定—生产生活—旅游服务”三大功能空间，构建基于土地利用类型划分的功能空间识别方法，结合多源数据，对2005—2020年间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空间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其驱动机制，结果发现：（1）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外围区以生态稳定功能空间为主导，但逐渐向生产生活功能空间和旅游服务功能空间转化，功能空间变化主要集中在人为活动较为密集的城镇周边。（2）生态稳定功能空间先扩大后减小，景观格局逐渐多元化。生产生活功能空间不断增加，城镇化快速发展，推动大量生态稳定功能空间转化为生产生活功能空间。旅游服务功能空间显著增加，逐渐带动地方形成以旅游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推动生态稳定功能空间、生产生活功能空间向旅游功能空间转化。（3）功能空间转化受自然环境、政策落实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政策落实、城镇发展和产业发展是推动向三大功能空间转化的主要动力。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中国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碳汇的重要来源。利用生命周期评估（LCA法）和武夷山国家公园GIS平台数据，研究了武夷山国家公园全周期旅游碳足迹测算、不同土地类型的碳吸存能力、碳源碳汇的路径和均衡、碳中和策略等四个方面内容，结果表明：（1）2019年国家公园总碳排放为2864481.86 t，其中旅游碳足迹为2836467.58 t，交通、餐饮和住宿是碳足迹最高的三个环节；（2）2019年国家公园碳吸存量为126862.61 t，乔木林地、竹林地、灌木林地是碳吸存能力最高的三种土地类型；（3）国家公园区内可实现碳中和，净碳汇值为88241.86 t，综合全生命周期结果却是显著的碳源，碳吸排比为4.48%，净碳源值为2737619.25 t；（4）构建游客、企业和法律三方面体系是国家公园重要的碳中和路径选择。

国家公园边界是平衡生态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的重要界线，国家公园边界划定作为国家公园综合规划和科学管理的先决条件，关乎国家公园区域内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对生态安全和统筹协调的理论分析，结合对保护地基础、代表性景观、人口与城镇化发展及区域特质等关联因素的综合考虑，提出了国家公园边界划定的理论框架，建立了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家公园边界划定模型方法，并以拟建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公园为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在“斑块—阻力面—廊道”研究范式基础上，将原保护地基础与代表性景观纳入生态安全评估体系，并建立基于生态安全和统筹协调的方法模型，可以弥补以往自然保护地边界划定导向单一等不足；（2）识别林芝市生态斑块10块，关键廊道5条，辅助廊道11条，在此基础上进行原保护地基础、代表性景观分析，结合水体、山脉、行政边界等确定基于生态安全的国家公园基础边界，面积为1.12万km²；（3）在上述范围基础上叠加人口与城镇化、景观资源点及边防管控分析，可以划定基于协同发展和领土主权导向的国家公园边界，面积分别为1.63万km²和3.73万km²。可尝试进一步补充目前国家公园划界研究空缺，探索国家公园边界划定的模型方法，为未来国家公园规划建设提供理论及实践借鉴。

国家公园是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定量分析人类活动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有助于国家公园规范保护和利用行为、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运用InVEST模型、广义相加模型等方法，探究了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活动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碳固存、生境质量等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格局，并分析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发现：（1）2000—2019年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减弱，整体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土壤保持量、碳固存量、生境质量均呈增加趋势，大致呈西低东高的分布格局，但水源涵养量呈先增后减趋势，并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在整个研究期间变化显著。（3）人类活动与生境质量、碳固存、土壤保持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会直接影响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建议未来国家公园的管理以及相关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并根据人类活动强度，精准实施分区管控、提高保护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