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的影响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空间资本理论，以福建省龙潭村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对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其特征进行研究，得到结论如下：（1）乡村居民生计策略的形成受空间资本禀赋、家庭利益诉求与创业动机影响。（2）乡村居民生计可划分为自我更新、对外寻租、邻里投资以及迁移工作四种类型。（3）四种生计类型在结果上差别显著，这说明旅游发展在形塑乡村居民生计的过程中存在公平性缺失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空间资本”与“平衡利益诉求”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在新发展阶段，厘清共同富裕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中的发展路径及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以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为例，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及优化路径。结果显示：（1）综合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模式，网络、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能够为乡村旅游地带来持续的发展机会与向内的发展成果，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效率与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2）鲁家村综合乡村旅游的互补性发展最为显著，增权次之，综合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生计效应主要体现在网络、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上。（3）综合乡村旅游对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发展均存在显著影响，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型居民需要围绕社会网络关系展开生计优化行动；旅游专营型居民需要以个体能力发展、旅游者深度体验参与为基础确立生计优化方向；合作网络、增权、信息网络需要进一步向非旅游参与型居民拓展，以推动全体居民生计的共同优化与共同富裕。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从网络、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层面总结了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综合驱动机制与实践模式。

可持续生计框架在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指向下出现新的要求。通过对典型案例地皖南川藏线沿线旅游利益相关者深入访谈以及网络文本数据分析发现，廊道旅游地面临跨区域综合整治、生态约束趋紧、消费持续升级、疫情等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冲击等新的脆弱性挑战，亟待有效的调控措施提高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基于此，融入新木桶理论，探索廊道作为支点带动更多域内农户共同富裕的可持续生计新框架体系。廊道因更大空间延展、更广人员参与、更长消费链供给具有更大的辐射域，通过挖掘农户自身及旅游地双重尺度的生计长板，构建更大的旅游地生计命运共“桶”体。应对脆弱性变化，通过夯实支点、挖掘长板、坚实底板、强化桶箍、激发铆钉，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分享实现物质和精神双重富裕。随着廊道空间和品牌延伸，旅游地自然资本的潜力将被进一步释放，更多农户得到参与分享的机会。新木桶的整合思维为其他类型旅游地寻找可持续发展“支点”提供有益借鉴，“人”和“地”双重尺度的新木桶调控措施为旅游地可持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方法。

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革命老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色路径。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基于改进后的SLF框架，构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评价模型，采集井冈山10个村落326户农户感知数据，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处于中等水平；（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正处于一个由表及里、从显性变化到内生发展的过程之中；（3）相较于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是更契合共同富裕内涵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针对研究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充分、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农户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从产业高质量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增收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