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供给和公众需求的双重视角对中国红色旅游发展进行研究,有助于自上而下进行旅游资源的调配优化和自下而上调整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创新。整合2011—2019年有关红色旅游的政务服务文本、微博信息文本和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文本语义分析比较了政策实施和网络关注的差异,从政策空间关联的视角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应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测算红色旅游政策实施对网络关注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自上而下的红色旅游政策实施与自下而上的网络反馈之间存在差异。（2）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具有显著的地理和政策空间依赖性,政务服务中对传播红色文化目标的重视是网络关注度空间溢出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政策稳定性则与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呈负相关关系,地方政府间不稳定的竞合关系和政策发展环境的低水平稳态是导致公众对红色旅游关注度不及政策预期的可能原因。（3）在地理和政策空间关联作用下,地区公共服务能力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而信息化变量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加强区域联动和信息化融合是红色旅游政策创新的方向。

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表征旅游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以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为研究对象,借助DEA模型及Malmquist指数对2014—2019年该区域17个县（市、区）的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同时利用核密度函数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剖析了其空间演化特征与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研究区域内红色旅游发展效率整体偏低,受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多数县（市、区）红色旅游发展效率呈稳步提升状态;（2）红色旅游发展效率具备空间集聚性和异质性的特征,整体呈现“M”型双峰分布,区域分布差异较大;（3）技术创新、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度、交通便利性是影响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政府对旅游经济干预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规模对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影响较小,产业结构对改善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积极影响尚未凸显。

红色旅游是传承革命文化、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和大众化、促进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系统,综合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与回归模型,对中国公布的300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共763个景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异质性进行研究,并提出发展模式及对策。研究表明：（1）经典景点空间分布受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四大子系统综合影响;（2）核心区空间分布较其他旅游景区分散,形成7个一级核心区、7个及两大连片二级核心区、低密度与较低密度区等,空间关联性差异较大,关联效应伴随空间尺度缩小而减弱;（3）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异质性明显,影响程度为红色旅游资源>海拔>政策力度>坡度>交通设施>市场需求>资源联动>消费水平;（4）提出采取网络、节点、廊道、共生—联动、跨区共促等发展模式及对策。研究可为红色旅游发展与管理、跨区联合等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红色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具有个体和群体意义,是国家认同实现的重要途径。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游客国家认同为结果变量,构建社会记忆（人物记忆、环境记忆、时间记忆、空间记忆）、景区形象（吸引物形象、设施环境形象、文创宣传形象）、旅游体验、感知价值为前因变量,探索影响国家认同的前因条件组合与多元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对于单项因素来说,虽然人物记忆的一致性相对较高,但所有单因素都无法构成国家认同的充要条件。（2）9个变量共产生512种条件组合,满足条件的路径组合共11条,总体覆盖率为0.8916,构成了空间环境模式、形象价值模式、历史体验模式和时间综合模式四大类路径模式。（3）人物记忆出现在所有路径组合中,且所有组合同时包含至少一个社会记忆下的其他的二级维度,例如环境、时间或空间记忆。当社会记忆的四个二级维度全部出现时,产生了原始覆盖率最高的路径组合。（4）在原始覆盖率大于20%的6条路径中,都同时包含社会记忆和景区形象中的二级要素;在原始覆盖率小于20%的5条路径中,皆“一定不包含”设施环境形象。本文为红色旅游目的地在新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照。

红色旅游作为传承红色基因、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国家认同的有效载体,具有鲜明的政治功能。以认知评价情绪评价理论和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为基础,构建红色旅游国家认同影响模型并提出相应假设,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构建的红色旅游国家认同影响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模型具有交叉效度,整体模型的GOF值高于良好适配度的标准值;红色旅游通过红色旅游情感对游客国家认同有正向促进作用;历史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不明显,其他假设均成立。该研究为相关模型构建提供了思路,成果可为强化红色旅游的国家认同研究、拓展红色旅游理论内涵与教育功能、促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需要重视儿童群体,强化儿童话语转换。采用妈妈语式访谈法、座谈访谈法、田野调查以及二手数据收集等多种方法,阐释儿童红色旅游的地方经验图式：（1）儿童认为红色旅游是以学校组织为主的、前往神圣/庄严的地方进行参观/仪式的研学旅行。雨花台不是一个“玩”的地方,而是美丽的风景空间、真实的历史空间和红色的神圣空间。（2）儿童认为“爱国主义=烈士精神+国家认同+信仰传承”;儿童对烈士产生了祖先崇拜的意识,并认为好好学习是对烈士最好的回报。（3）雨花台烈士陵园的解说词设计、小小讲解员及暑期夏令营、金牌讲解员进课堂等爱教活动设计,对于红色旅游资源利用如何强化儿童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将对旅游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强烈扰动,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厘定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有利于推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共促共赢。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方面构建红色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评价体系,并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与类型进行识别。研究结果为：（1）各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以中低水平为主,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区域内各子系统韧性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县级行政单元的协调度呈现中等水平多、较高与较低水平少的“橄榄型”等级结构。（3）红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分别位于大别山南北两侧及中心地带,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根据其规模、影响力划为五种聚类分区。（4）依据“乡土—生态”系统韧性在红色旅游资源高富集区可通过内部要素重构向更高水平发展、在中低密度区因吸纳和适应外界扰动力较弱而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互抑制这一特征,初步厘定“三区、两带、三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并针对不同区域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提出差异化建议,以期排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乡土—生态”系统产生的干扰。

红色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的共生开发,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现象,研究意义重大。以湖南旅游资源为对象,以景区为共生单元,通过景区旅游资源类型结构确定红色主导、绿色主导、蓝色主导、古色主导、娱乐科教主导五类,依据景区质量指数和景区间便捷程度指数计算共生势能,基于社会网络理论运用Ucinet和ArcGIS软件分析发现：湖南旅游资源共生势能存在五个等级,表现着纯利他的首要联络中心、利他主导的次要联络中心、对称互利的重要联络点、非对称互利的一般联络点、纯利己的松散联络点属性,红色旅游资源具有共生势能的显著优势。旅游资源共生系统由五大共生群落组成,红色旅游资源发挥了显著的组织作用,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的内部联系最紧密,具有良好的共生势能;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湘西绿色、古色旅游资源共建,湘西南绿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和环洞庭古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内部联系依次降低;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与其他四个共生群落均有联系,与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的共生群落之间联系较紧密,而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的与湘西南绿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之间联系较紧密。红色旅游资源是湖南旅游资源共生系统核心区的主体,核心区53个景区中,红色主导型景区占33.96%;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中占50.9%。研究结果表明,红色旅游资源表现着对湖南旅游业发展的强大支持作用和协同作用,体现了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独特价值。

红色旅游资源是革命精神的核心载体,其保护和旅游利用面临着破碎化、片段化、静态化等问题,亟需开展整合开发研究。以中央苏区核心区为例,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研究红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和文化生态变迁,在此基础上提出整合开发的策略,结论如下：（1）红色旅游资源点空间上呈现局部聚集特征,赣南苏区形成章贡区、瑞金市、于都县“金三角”分布格局,闽西苏区则形成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连城县“银菱形”分布格局;（2）闽西和赣南苏区各重大事件红色旅游资源点在空间上8.9~106.6 km的范围内,形成带状或面状的文化生态基底,并呈现一致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的发展态势;（3）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方向与服务业主导型文化生态方向错位发展,这是赣南和闽西红色旅游资源内部网络联系度较强,跨区域网络联系度较弱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遵循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空间一体化、文化生态演变全域化、文化生态发展动态化的原则,提出空间集聚区优先整合开发、高发展指数红色旅游资源跨省域优先整合开发、跨主导类型关键节点优先整合开发三个整合开发对策,以期促进中央苏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研究以苏州沙家浜红色旅游风景区为案例地,以数字田野调查为基础,剖析了红色旅游地资源的网络空间生产中“人—地”关系转变为“人—网—地”关系的过程,探索了红色旅游地资源的网络空间的多维生产模式特征。结论指出：（1）红色旅游资源网络空间打破了传统时空界限,单向的红色价值观传递转变为主客价值共创,体现了红色精神民主化生产过程;（2）红色网络流动性空间需面对红色教育、娱乐和审美等价值的多元性,空间多维主体以“遥在场”的方式产生了新的主客网络地缘争夺,即网络话语权的争夺;（3）传统游客转变为红色资源网络空间的消费者、参与者与生产者,去中心化特征明显,红色网络空间通过超文本表征和非计划互动得以建构,要求红色目的地官方在网络供给侧掌握更高水平的治理能力;（4）红色旅游官方主体尝试使用流行元素融入网络实践,但也展示出泛娱乐化的趋向,需在红色网络空间的多维精神建构中合理整合多元价值,促进集体情感的深度内化。

在我国大力推进文明旅游示范区和示范单位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引导和培育红色旅游景区游客的文明旅游行为,对于推动新时期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和实现红色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规范激活理论、敬畏原型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统筹考虑红色精神弘扬和红色文化传承功能,构建纳入敬畏感和自豪感情感因素的游客文明旅游行为意向的理论分析框架,选择我国红色旅游代表性景区台儿庄古城、岳麓山、陆军讲武堂旧址等作为案例调研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层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中促进游客实施文明旅游行为的关键因素、作用机制及其驱动路径。研究发现：（1）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情景中,后果意识、责任归属、道德规范与游客文明旅游行为意向之间的假设关系得到了验证。（2）敬畏感通过道德规范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实施文明旅游行为,游客体验到的敬畏感越多,则感受到实施文明旅游行为的道德责任越多,且实施文明旅游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自豪感对道德规范和文明旅游行为意向没有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在红色旅游景区体验到的自豪感未能在促进游客文明道德责任提升和实施文明旅游行为中发挥作用。（3）景区知名度负向调节道德规范与文明旅游行为意向的正向关系,景区知名度较高时,道德规范对文明旅游行为意向的正向影响较小。因此,应增强游客对不文明行为的消极后果认知,提升游客负责任意识和道德责任,营造红色旅游的庄严氛围,激发游客的敬畏感,高度重视知名红色旅游景区的文明示范和引领,以期为我国红色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提供决策参考。

旅游流是红色旅游目的地产业运行的重要监测指标,对旅游地规划和经营管理具有显著的指针意义。基于网络游记数据,利用Arc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井冈山旅游流的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井冈山旅游流形成了以“茨坪—黄洋界”为中心的双核多点空间格局,而时间分布上则呈现出周期性循环的季节差异。（2）井冈山旅游流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层级结构,形成了西北—东南走向的“龙市—杜鹃山”密集流动区,其中黄洋界、龙潭、茨坪三个景区占据旅游集散枢纽的核心地位。（3）井冈山旅游流网络中的11个节点（景区）可划分为扩散型、平衡型和集聚型三类,其中“茨坪→黄洋界”“黄洋界→龙潭”构成了核心路径。

借助“百度指数”,获取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结合区域差异分析法、景区偏好系数分析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揭示其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从时序上看,2011—2019年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持续上升,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呈“M”型变化形态。（2）从区域上看,东—中—西部具有明显的梯度递减特征,区域差异呈东—西—中部依次递减态势,空间结构比较均衡,东部地区多位于热点区,中部地区多处于一般区,西部地区则属于冷点区,各省（市、自治区）存在一定季节性差异。（3）景区角度方面,景区的月际变化分为单峰型、双峰型和多峰型三种,单峰型季节差异显著,双峰型和多峰型的季节差异较小,景区偏好类型呈“金字塔”结构,具有“多中心”分布特征,整体格局相对稳定。（4）影响因素方面,客源地网络发展水平的贡献>人口规模>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而旅游恩格尔系数的影响不显著,目的地的星级酒店数量、旅游化水平、市外交通可达性是重要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空气质量、旅行社及公共管理能力是主要影响因素,其他因素影响力较小。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面临着的现实需求和复杂问题,迫切要求开展相应的系统性研究工作。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内154处重点红色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基于“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使用GIS、Gephi等研究方法,对其网络关注度和旅游流网络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红色旅游资源网络关注度普遍偏低、差异明显,5A级景区和重要人物是最受网络用户关注的资源类型;（2）旅游流网络结构松散、小世界效应显著,在湖南、贵州、陕西省内分别形成了“△”“网状”“双核”结构模式;（3）网络关注度与旅游流网络具有关联性和差异性,据此识别了湘中、黔川、陕北等重点红色旅游区,以及川陕、闽赣等红色旅游发展潜力区。基于以上分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以重点红色旅游资源为基础,实施分类施策、分段开发、扬长补短的发展策略。围绕高高、高低、低高、低低四种不同类型资源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并结合不同区域的发展情况分别采取“节点”“斑块”“廊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