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超效率EBM模型的Global-Luenberger指数测算了2012—2022年中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绩效，利用基尼系数双维分解法从空间和结构两个维度考察其区域差异，并借助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从内源和外源两方面综合分析区域差异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观测期内中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绩效整体呈上升态势，三大区域间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三大粮食功能区中主销区发展绩效最高，主产区次之。（2）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绩效的区域差异整体呈收敛之势，区域间差异为总体差异在空间层面的主要来源，投入要素发展绩效差异则主导了结构层面的区域分化格局。（3）三大区域中，技术进步对东部区域内差异的作用强度较高，而中部、西部地区的区域差异易受农业工业化程度与财政支农水平空间差异的影响；三大粮食功能区中，平均气温与农业结构对主产区差异的影响程度相对高于主销区与产销平衡区。研究结论为优化区域农业发展策略、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协调性以及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支持。

发展特色农业是以激发产业活力的方式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组合资源优势并将其转化为产业优势是构建高质量特色农业发展的关键。选取31个县域特色农业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构建TOE-内外源动力双维度理论指标体系，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提取要素组合，剖析县域特色农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差异化路径。研究表明：（1）“内生组织资源”“种植品类”为县域特色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2）县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市场导向型、组织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的混合发展模式、要素嵌入型的外向发展模式和禀赋依托型的内生发展模式。（3）县域特色农业非高质量发展存在组织限制型的外向缺位模式以及组织—环境限制型、技术—环境限制型的混合缺位模式。（4）内外源动力的多种资源整合路径比单一的内部或外部动力更能构建实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机制。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国内县域特色农业提出多样化、互补性和融合性发展的路径建议，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区别于以往中观区域层面和微观用水户层面的水权管理，将流域初始水权置于宏观的共同富裕框架内，从公平性和效率性视角系统优化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构建传统、加权、顺序破产博弈模型，明确初始水权分配方案，使用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评价流域整体福利，应用于塔里木河流域进行实践检验，并以黄河流域作为替代流域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初始水权分配原则契合共同富裕的内涵和价值取向，但公平性和效率性的量化测度需完善；（2）谈判议价、劳动报酬和河流流向顺序使初始水权分配更为均衡化、公平化，其中劳动报酬的调节程度更大，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利投资使初始水权分配方案更倾向体现竞争性；（3）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关注社会整体收益提升，在初始水权分配实践应用中更为适用。因此，应构建共同富裕框架下的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将自然资源要素纳入财富分配体系，优化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管理制度，推进多种形式水权市场化交易，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生态系统服务流是连接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人类需求的重要桥梁，但目前在驱动机制和应用实践方面的框架研究仍存在不足。以黄河流域河南段产水生态系统服务为例，采用网络模型、随机森林和贝叶斯网络等方法，从“供需量化—属性评估—驱动分析—格局优化”角度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研究框架。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区产水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存在空间不匹配，需求量大于供给量。（2）该服务在流动过程中产生三条流向和35条子边界，流量范围为0~188×10⁶ m³。（3）蒸散发量与人类活动是影响服务供需变化的主要因素，贡献率分别为0.47与0.14。（4）重点优化区域包括洛阳南部、三门峡中南部以及济源中部。所构建的综合研究框架从四个维度深入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提升了“流”研究的系统化水平和深度。此外，该框架还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性，尤其是在解决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矛盾方面，通过水资源优化能够为黄河流域河南段水资源管理和政府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探讨水电开发规模与流域水资源年际均衡的关系是促进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基于截至2022年中国18条主要水电开发流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方法，在控制气象与其他人类活动因素对径流的影响后，剥离出水电开发对径流的净影响。结果表明：（1）水电开发规模对径流总量产生不显著的负向影响。（2）水电开发规模与流域水资源年际均衡呈显著的“U”型相关关系，拐点对应的水电开发规模为0.406，拐点之前（后）流域水资源年际波动幅度随水电开发规模增长而缩小（扩大）。（3）不同水电开发结构在该“U”型相关关系中发挥不同调节效应，径流调蓄能力过小或过大的水电开发结构都驱使水电开发规模拐点右移。由此证明水电开发调控流域水资源年际均衡的效果同时受其规模与结构的影响，未来应基于水电开发“规模—结构”协同调控流域水资源年际均衡。

以黄河流域所辖5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协调度模型测度2013—2022年间生态韧性与土地利用强度的协调发展水平，并探寻其时空演变特征、空间相关性和收敛性。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的协调发展水平在10年间波动上升，年均增长率为0.59%，上中下游地区与黄河流域具有相同的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72%、0.54%、0.55%；（2）黄河流域的协调发展水平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阶梯状分布格局，空间集聚和区域不均衡特征明显，初级协调区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勉强协调区主要分布在陕西南部和山西东南部，濒临失调区在整个上游地区以及中游地区西北部呈团块状分布；（3）黄河流域的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性，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上游地区以及中游地区西北部；（4）黄河流域的协调发展水平存在σ收敛、绝对和条件β收敛，上下游地区与黄河流域具有相同的收敛特征，中游地区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显著的绝对和条件β收敛。研究结论为黄河流域城市生态韧性与土地利用强度的协调政策制定进而实现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区域均衡定价机制，是统筹解决区域宅基地退出补偿不公的有效途径。基于区域经济学效用理论，构建了区域生态—经济用地协同的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区域均衡定价机制，并以新一轮宅基地改革试点典型城市徐州市沛县为研究对象，利用数值分析方法进行量化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基于区域经济—生态用地协同的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定价机制兼顾了公平和效率，平衡了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区域范围内不同功能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2）区域协同视域下，当区域内农村宅基地退出后转变为生态用地类型时，区域单位面积退出宅基地可额外获得经济补偿145.65元/m²，主要支付者为区域内宅基地退出后转变为经济用地类型的地区。（3）区域协同视域下，农村宅基地转变为生态用地时额外获得的补偿金额，可从农村宅基地退出转变为经济用地的增值收益中弥补，农村宅基地退出转变为经济用地要向区域额外提供增值收益的比例为5.45%。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在农村宅基地退出制度改革中需统筹协调不同功能分区的利益差，积极探索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平衡导向下的差异化宅基地退出补偿策略与标准。

耕地流转作为耕地撂荒治理的重要路径之一，其有效性值得深入探讨。利用四川省丘陵山区数据集，运用Probit、IV-Probit等模型在地块尺度分析耕地流转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并探析该影响效应的家庭异质性和地块异质性。结果表明：（1）耕地流转能显著抑制耕地撂荒，耕地流转参与率每增加1%，地块撂荒的概率将减少23.2%。（2）家庭异质性结果显示，耕地流转对低农业人口老龄化家庭及非农就业家庭有更好的撂荒抑制效果。（3）地块异质性结果显示，耕地流转对远地块、大地块、坡地地块的撂荒抑制效果更强。建议通过完善耕地流转保障制度、针对性补贴支持及促进土地整治等政策，进一步提升耕地流转对撂荒的遏制效果。

“大占补”制度是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关键举措，探索激励措施是激发补充耕地主体耕作意愿及确保补充耕地稳定利用的应有之义。基于Williamson社会科学分析框架和情景分析法，旨在辨析国内外耕地发展权转移实践，阐释“大占补”制度在不同情景下耕地发展权转移的内在逻辑，提出相应优化策略。研究发现：（1）“大占补”制度本质上是基于耕地发展权转移的政策工具，其与国际上耕地发展权转移制度在制度环境、治理结构、资源配置方面同中存异；（2）当补充区发生耕地发展权“转移”或“还原”时，补充耕地主体应捕获“耕地发展权转移许可费用”或获偿“损失的耕地增值收益”；（3）应以耕地发展权转移价值捕获为进路，遵循“明确产权主体—创新治理结构—提高配置效率”的策略进一步优化“大占补”制度。研究结果为完善耕地保护政策，激励补充耕地主体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

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使用四川省1166户农户和5041块地块数据，从地块治理与家庭决策双重视角出发，剖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地块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促进地块流转，其中田间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和后期管护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且规模大、位置便利、地形平坦的地块更易流转。（2）在家庭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促进土地流转，其中田间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用突出，且这一促进效应在不同经营规模和兼业程度的农户中均显著。（3）交互分析显示，规模户对大地块、近距离和非平原地块的流转效应更强，高兼业农户偏好小地块和近距离地块但作用较弱，低兼业农户则普遍受益。研究表明，应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农户与地块匹配支持体系，以激活农地流转。

集体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制度安排，其运行机制由编制实施监督机制和利益分配补偿机制组成，在实务工作中分别出现了与集体土地特殊的空间使用和产权特征不匹配的问题。起源于西方的土地发展权理论框架可作为破解当前集体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实务问题的关键工具。基于土地发展权在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含义和作用，将土地发展权适用于集体土地特殊的空间使用和产权特征，构建面向解决实务问题的土地发展权理论框架，并由此提出集体土地用途管制逻辑由基于政府限定土地发展权的用途管制编制实施监督逻辑和基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权利实现的用途管制利益分配补偿逻辑两部分组成。本文致力于通过提升乡村国土空间价值和实现要素有效配置、使农民持续增收并共同富裕，从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区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重建研究，不仅可为气候变化与生态效应模拟提供科学数据，也可为全球数据集充实和完善提供区域参考。通过对日本平安时代以来历史庄田、检地、土地调查数据及相关史料的详细考察和分析，构建了分类、分时段的耕地数量重建方法，重建了过去千年日本全国及8个典型时点地方尺度耕地面积。得到如下结论：（1）庄园制时期（800—1583年）日本人均耕地面积约为0.31 hm²，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80%；石高分封制时期（1583—1872年），水田和旱田面积分别约占耕地总量的60%和40%，且每0.1 hm²的标准稻米产量分别为1石2斗和8斗。（2）过去千年日本耕地总量变化经历了缓慢增加（800—1338年）、逐渐减少（1338—1598年）、快速增长（1598—1940年）、急剧下降（1940—2000年）四个阶段。（3）研究时段内日本耕地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的近畿、关东和中部等地方，并呈由中部地区向南部和东北逐渐扩张的态势。（4）HYDE 3.2和PJ数据集中1200—1880年的耕地总量与本文结果的相对差异率分别为-37%~ -70%和-69%~ -90%，且呈现年代越早、偏差越大的特点。

探究新质生产力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模之间的影响关系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义重大。借助2005—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固定效应、调节效应和门槛模型，测定二者之间的时空演进及非线性相关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新质生产力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模的重心均向东南方向移动。（2）新质生产力能显著正向促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实施规模，作用效果具有滞后性。（3）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新质生产力促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模的作用中具有调节功效。（4）新质生产力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模的影响存在以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为门槛的非线性特征，具有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新质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主体功能区是中国特有的面向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重要制度设计，但在当前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支撑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新发展格局稍显不足。为促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适应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战略的要求，深入分析了主体功能区在功能、政策和空间上的分区实质，解析“双评价”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关系；提出以省域“双评价”为基础，通过面向生态服务、农业生产、城镇发展三类主体功能构建功能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与综合判别系统，并耦合主导因素判别修正细化调整方案，形成一套结合资源要素与社会经济要素的主体功能区调整优化方法；进一步以广东省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以期为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调整优化与分区细化提供参考。

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并实施了生态保护红线战略。自2022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如何实现长效管控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全面解析了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基本逻辑、思路框架和实现路径，结果表明：生态保护红线尽管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了划定边界范围，但管控中应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和灵活思维，既要关注内部也要统筹考虑与周边区域的生态协同；既要坚守管控规则也要兼顾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有必要搭建涵盖重要生态空间保护、生态安全格局优化、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三个层次的管控思路框架，并探索一套包括法律、行政和技术等多个维度的管控支撑体系，从而确保生态保护红线管得住、可持续。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既是保障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有效运行的必要基础，也是适应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推进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城镇发展模式转变及空间治理方式升级等需求，均要求规划的工作逻辑由原来的愿景蓝图式设计转变为全景过程式治理。围绕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实践在运行机制、响应方式、系统应对等方面的挑战，研究提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应将规划由重信息生产的“前馈性控制”转变为重信息使用的“后馈性控制”逻辑，重点关注规划与空间状态、规划与规划及规划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按照“状态感知—规划回溯—系统应对”的逻辑，重点构建国土空间运行状态的实时感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主动优化及“国土空间规划+”的联动响应三大应用场景，从而与“系统认知—规划制定—状态生成”蓝图式设计逻辑共同构建国土空间治理的数字化闭环。

国家公园体制是中国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键举措，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提高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不仅有利于维护生态安全，更有利于增进人类福祉。基于活力—组织力—恢复力（VOR）模型，在分析首批五个国家公园2000—2023年生态系统健康时空变化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1）2000—2023年除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略有下降外，其余四个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增幅最大，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最小；（2）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以中等水平区和较高水平区为主，而其余国家公园则以高水平区为主；（3）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呈“西北低东南高”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余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呈“高扩低缩”的趋势；（4）人类活动对首批五个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提升的抑制与促进作用并存，但抑制影响和抑制区占比逐渐降低。未来，国家公园管理尤其应关注易受人类活动影响区域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科学识别乡村聚落发展类型并制定针对性发展对策是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环节。以苏州市集聚提升、特色保护、城郊融合等三类乡村聚落为例，立足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性支撑要素——生态环境赋能、交通设施赋能、公共服务赋能，探究村域尺度下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落支撑要素赋能分异特征，并借助空间约束多元聚类法识别支撑要素赋能下乡村聚落发展类型及对策。研究表明：（1）在生态环境、交通设施、公共服务等支撑要素作用下，苏州市乡村聚落支撑要素赋能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其中，生态环境的地形、水源、林地等要素赋能三类乡村聚落趋近并呈现环带状分布特征；交通设施赋能呈现出地域性差异，其高值多沿路网呈“树枝”状或带状格局分布；公共服务赋能在空间上呈现出“总体点状零散分布、高值邻近乡镇中心”的分布特征。（2）根据三个支撑要素的量化分析结果，将苏州市乡村聚落划分为全面推进区、生态推进区、文旅推进区、治理推进区、重点治理区和全面治理区等6个发展类型分区，并基于“以优势要素带动弱势要素、以局部互促推进整体提升”的发展思路，提出支撑要素赋能下苏州乡村聚落分区发展对策。

推进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共赢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在厘清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机理基础上，采用哈肯模型对两者协同关系定量测度并刻画时空格局特征，最后借助随机森林模型识别协同演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11—2022年中国绿色发展效率与共同富裕指数波动增长，绿色发展水平逐渐演变为西北—东南递减的梯度分异格局，北京和长三角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2）研究期内二者协同水平显著攀升，空间层面形成“东强西弱”格局，区域间差异持续缩小，各地区协同演化类型阶段性向好发展。（3）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环境规制、金融发展与数字经济能够较稳定地促进两者良性互动，政府调控的驱动作用先升后降。研究成果可为国家协同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和共同富裕提供参考借鉴。

面对适应复杂多样的变化环境挑战，处于生态敏感地区的自然旅游地人居空间适应性研究既是可持续人居环境研究的重点方向，也是破解自然旅游地人地矛盾的关键所在。适应性状态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权衡下自然旅游地人居空间系统演化的复杂性、异质性及可持续性。基于适应性的理论视角，引入复杂适应性科学研究范式，开展复杂变化环境下自然旅游地人居空间适应性科学研究，构建自然旅游地人居空间适应性研究框架与研究体系。从生态适应性、功能适应性、主体适应性维度，提出人居空间适应性综合评价体系。生态适应性是在生态文明基础上对自然空间的适宜表达，反映人居空间与外部“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关系；功能适应性是人居空间利用的多功能性，反映在有限“土地”资源约束下人居空间内部各功能的权衡状态；主体适应性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反映“人”作为主体的应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行为和内部功能改造能力。在此基础上，从理论更新、运行规律、综合机制、人类福祉效应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力求丰富地理学学科研究内容，为推进自然旅游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支撑与典型示范。

基于综合评价法和敏感度模型，以湖北省为例分析2010—2022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研究发现：（1）湖北省农业绿色发展呈现“N”型变化特征，其中资源利用和产出水平得分平均值下降，环境保护得分平均值上升。（2）湖北省粮食生产经历了“递增—下降—高产—稳产”阶段，年均产量鄂中>鄂西>鄂东，粮食生产能力与农业绿色发展各维度之间存在不同的响应关系。（3）湖北省农业绿色发展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性总体上先降后升，其中资源利用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性持续下降，环境保护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性持续上升，产出水平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性先降后升，敏感区数量存在波动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应进一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增强农业绿色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优化农业发展格局。

村企合作演化为资本下乡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方式，是城乡要素流动和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模式创新。以山东省中郝峪村为案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引入社区能力理论，建构了资源—组织—网络—治理的逻辑分析框架，剖析村企合作驱动旅游型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嵌入乡村实现了城乡资源要素流动与聚合，产业发展主导力量从内源向内外协同演化，建构了共创、共建、共享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2）村企合作推动了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回流乡村，实现了主体交互赋能与社区能力提升；企业嵌入乡土社会形成公司管理与乡村治理协同共治的双元治理模式，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通过利益捆绑、公平利益分配等路径建构了新型乡土社会关系和行动者网络，驱动旅游产业有序运营。（3）村与企协同合作促进了资源资本化、旅游产业兴旺、农户赋权增能，塑造了乡村善治空间，建构出“以企兴村”“以企富村”的创新发展逻辑，实现了兴业、强村、富民的一体化发展，推动了乡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进程。研究拓展了社区能力理论在乡村共同富裕领域的运用，为资本下乡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揭示乡村数字化转型空间网络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效应，可为推进乡村数字化转型空间联动赋能农业固碳减排提供理论支撑。基于“效率—公平”框架，借助碳减排潜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和基准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网络对农业碳减排潜力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乡村数字化转型指数持续增长，空间上呈现东、中、西部递减格局。（2）农业碳减排潜力指数波动上升，空间上表现为中、东、西递减特征。（3）乡村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网络呈现中部地区密集、外围逐层递减的极核式扩散规律，网络密度和关联数波动上升。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区节点中心度较高。（4）乡村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网络节点中心度对农业碳减排潜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新时期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政策工具。运用理论解析法和探索性案例法，从资源再配置和经营方式转型两个维度阐释全域整治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作用机理，提炼案例区全域整治的路径模式与创新机制。研究发现：（1）随着农户家庭经营与生计方式的商品化，农户家庭利益目标从追求土地产出率最大化转变为追求劳动生产率最大化，劳动力析出农业甚至是彻底退出农业，导致耕地撂荒或非农化。这是一种内生性冲动，是农户对生计资源的再配置过程，客观上解构了小农经营方式。（2）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必须处理好两大议题，即资源要素的创新性配置问题（生产问题）和经营剩余的分配权设置问题（积累问题）。全域整治可通过建立两个链接，即小农户与村集体链接、村集体与新型经营主体链接，实现耕地横向整合与规模化经营。（3）基于资源现状条件，案例区探索出“经营权入股→耕地连片整治→规模化经营→收益按股分配”的整治路径与模式，引导小农户分散化经营向新主体规模化经营转变，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综合效益。全域整治可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关键在于利益联结、利润分配等机制创新，同时应处理好相关趋势性问题。

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需要关注城市在宏观城市系统中的相对表现，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规模修正有助于更准确地识别和量化城市潜在提升空间。基于城市标度律，测度2012—2022年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分析其与要素投入、产出水平与绿色减排效能之间的关联模式。研究表明：（1）基于标度律修正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指数能有效修正规模效应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为更客观、定量地测度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指向性评价标准。（2）从空间分布格局上看，中国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高值区域位于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东北、西南和西北等地区的中小规模城市土地利用尚未充分发挥规模潜力，节约集约利用效能有待提升。2012—2022年间，77.4%的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保持稳定或呈现积极变化，表明全国整体效能趋于稳定并稳步上升。（3）区域和规模异质性视角下，东部地区和超大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处于较高水平，而东北地区和中等规模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还有待提升。（4）与同等规模城市相比，实际投入更少的土地、获得更多的产出和更强的绿色减排能力可带来更高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研究结果有助于修正传统线性评价方法的偏差，为科学客观评价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制定差别化的集约利用管理措施提供指向性方法支撑与决策依据。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经济时代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基于2007—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测度新基建发展指标，从创新要素错配视角实证检验了新基建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结果显示：（1）新基建能显著提高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然而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并不会立竿见影，新基建发展水平仅在逐步跨越“门槛”后，其协同减污降碳作用才开始呈现出促进效果；（2）新基建通过缓解创新研发人员错配进而促进了减污降碳，而基于创新研发资本错配的机制效应尚未充分展现，同时，创新人员流动、人力资本水平与技能匹配度是新基建缓解研发人员错配的有效因素，政府资助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改善效果；（3）现阶段新基建能降低碳排放“回弹”效应，而在空间关联上，新基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整体还存在着负外部性。研究结论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进而助力“双碳”目标提供了可行路径，也为各地政府部门积极谋划推进新基建战略布局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