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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 Vol. 41 >Issue 2: 387 - 406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60205

其他研究论文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与路径——基于主体—技术—产业—制度协同视角

  • 谢花林 , 1, 2 ,
  • 黄凌豪 1, 2 ,
  • 温家明 1, 2
展开
  • 1.江西财经大学数字经济学院，南昌 330013
  • 2.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南昌 330013

谢花林（1979- ），男，江西莲花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管理、资源与环境经济。E-mail:

收稿日期: 2025-06-23

  修回日期: 2025-10-24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1-14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VRC0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185)

收起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for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to empower common prosperity: A synergistic actor-technology-industry-institution perspective

  • XIE Hua-lin , 1, 2 ,
  • HUANG Ling-hao 1, 2 ,
  • WEN Jia-ming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Digital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 2.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6-23

  Revised date: 2025-10-24

  Online published: 2026-01-14

Fold

摘要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机制，具备协同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与生态保护的三重内在优势，为生态资源富集的欠发达地区提供了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内生性道路，其赋能共同富裕的逻辑阐释、机理解构、困境剖析与路径探索，对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开创中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多学科理论、国家政策和地区实践经验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制度保障与案例借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依托“主体—技术—产业—制度”四维协同演进，为筑牢共同富裕的发展根基注入新动能，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成果共享培育新机制，为保障共同富裕的永续发展提供新支撑。然而，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仍面临主体、技术、产业和制度四重困境。基于此，未来应聚焦能力提升、权能保障与治理优化的人本方略，强化价值发现、普惠共享与智慧应用的技术驱动，聚力绿色引擎、惠益联结与生态韧性的产业发展，健全产权市场、补偿治理与社会保障的制度支撑，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精准赋能物质富裕、成果共享和发展永续。

关键词： 共同富裕;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四维协同框架; 生态治理

本文引用格式

谢花林 , 黄凌豪 , 温家明 .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与路径——基于主体—技术—产业—制度协同视角[J]. 自然资源学报, 2026 , 41(2) : 387 -406 . DOI: 10.31497/zrzyxb.20260205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a fundamental goal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ealizing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EPV) is a pivotal mechanism for advancing this objective while fostering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approach synergistically advances the tripartite go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equity,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It provides an endogenous pathway for ecologically rich yet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regions to convert their ecological assets into economic advantages. However, leveraging EPV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s hindered by systemic challenges spanning actors,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institutions. Therefore, employing a synergistic actor-technology-industry-institution framework, this paper dissects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and operational pathways linking EPV realization with common prosperity. Drawing upon this analysis, the paper proposes an integrated set of pathway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ese include: (1) implementing people-centric strategies for capacity building and governance optimization; (2) leveraging technology for value discovery and inclusive sharing; (3) foster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cused on green growth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and (4) establishing robust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property rights and social security. This study thus offers a systematic framework for converting ecological value into shared prospe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tributing to a new paradigm of high-quality growth.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four-dimensional synergistic framework; ecological governance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更是贯穿中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在多个重要场合系统阐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本质要求及战略部署[1]，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指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升为重大历史课题，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乃至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阶段性目标，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坚定决心和战略部署，使其成为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核心议题与紧迫任务。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实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达成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并享有环境宜居宜业的社会状态，其理论内涵可被系统地理解为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个基本维度的统一[2]。当前，中国推进共同富裕已具备坚实基础。在宏观层面，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2020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标志着中国迈入或接近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分配层面，收入分配格局持续改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基尼系数自2008年的0.491高位有所回落，城乡收入差距亦呈现缩小态势；在保障层面，社会保障体系已取得长足进步，据国家医保局数据，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10亿人，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亦稳步提高。然而，在迈向更高质量的共同富裕征程中，经济社会结构依然存在发展性、共享性与可持续性三个维度上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区域收敛性不足，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收入分配的调节效率均有待加强，同时，社会治理与长期稳定发展亦面临潜在考验[1]。已有部分学者对阻碍共同富裕向纵深推进的结构性因素进行了剖析。例如，方秋爽等[3]从主体的角度出发，指出部分群体的生态认知和参与能力不足，限制了其在绿色发展中实现可持续增收；蒋永穆等[4]认为，数字技术的普及或许会增加社会整体的进步成本，而数字鸿沟的存在甚至可能固化乃至扩大区域和群体间的发展差距；林淑君等[5]的研究表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会加剧结构性就业矛盾，进而扩大收入差距；而在制度层面，李实等[6]则认为，初次分配、再分配与三次分配协调机制仍不够健全，限制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有效优化，最终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为系统地破解上述多维困境，亟须探索一条能够协同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与生态保护的整合性路径。在此背景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践行“两山”理念的关键路径[7]，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机制，以期“塑造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并“带动广大农村地区发挥生态优势就地就近致富、形成良性发展机制”，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政策遵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过将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进而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8]，其本质在于通过行动主体的能力提升、技术创新的有效支撑、生态产业的培育壮大，以及制度保障的健全完善，系统性地将潜在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现实的经济社会效益，从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目前，学术界已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展开了积极探索，并从不同层面提出了策略路径。于法稳等[9]从生态、经济与社会逻辑层面系统阐释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朱新华等[10]则聚焦乡村实践，从产权界定、市场机制构建和收益分配优化三个关键要素出发，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策略选择；郭韦杉等[11]探讨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应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主抓手在促进区域协调和收入分配方面的推进作用。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单一维度的机理探讨或特定案例分析，尚缺乏一个能够系统揭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如何赋能共同富裕的整合性理论框架。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构建并阐释了一个“四维协同赋能”理论框架。其边际贡献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在分析范式上，该模型超越现有研究“要素分解”的局限，将主体、技术、产业、制度四大维度整合为系统性分析的整体，揭示出其赋能过程的协同性与内在统一性；其二，在机理阐释上，该模型厘清了这四大并行子系统是如何共同作用于共同富裕的“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三大目标，并由此阐明了一条从多维要素输入到宏观价值输出的系统性传导路径。基于此模型，本文进一步剖析现实困境，并据此构建关键路径，为系统诊断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进程中的深层梗阻提供了一套整合性的分析工具，以期为新发展阶段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理论参考与决策支撑。

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

1.1 理论逻辑

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其价值实现则是在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化、政府补偿等途径，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过程[12]。据此，本文构建“主体—技术—产业—制度”四维协同框架，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解构为四个基本且相互依存的支柱，即行动者（主体）、工具（技术）、载体（产业）与规则（制度），通过分析其协同作用，以系统解构该过程的内在机理。下文分别从该框架的四个维度深入阐释其背后的多学科理论支撑。
主体赋能是以多元行动主体的能力培育、活力激发和权益保障为核心内容的人本系统，具有激发内生动力、汇聚最终福祉等基础性功能，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人本基石。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在增益个体收入的同时，其正外部性通过知识与技能的溢出，促进周边劳动者生产效率提高，这有助于缩小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为区域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奠定微观基础[13]；基于可行能力理论，通过保障个体享有自由环境、平等权利和社会机会，并提升其主体性与实践能力以挖掘发展潜能，能够有效拓展个体的发展空间，旨在实现更为公正普惠的“亲民”目标和可持续的“善治”格局，为形成可持续的资源利用方式和构建包容性的社会生态奠定基础[14]。
技术创新是以生态监测评估、数字智慧赋能、绿色生产方式等为代表的新型应用技术集群，具有提升效率、拓展边界、促进普惠等特征，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质增效与模式创新的核心引擎。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颠覆性的技术创新通过突破传统资源利用的固有边界，催生新模式新业态，进而提升生态经济活动的整体效率与附加值，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核心驱动力；基于技术扩散理论，先进适用的绿色技术通过有效的传播渠道广泛渗透，有助于作为“信息弱势群体”的采纳主体克服信息不对称、降低技术扩散的交易成本，从而让更多农户群体共享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长效管护提供系统性方案[15]。
产业发展是以生态友好型产业、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及生态产品价值链延伸为主要形态的经济活动体系，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高附加值等特点，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经济载体。基于产业结构理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构建遵循“两化协同”路径，通过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能够有效推动区域整体产业体系向价值链高端的“智慧经济”和环境友好型模式跃迁，最终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16]。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原理，科学引导生态敏感区、生态产业功能区的合理空间布局与生产要素的高效集聚，不仅能有效激发特定区域的生态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潜力，亦能通过优化区域经济结构促进城乡要素双向平等流动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助力实现共同繁荣。
制度支撑是以产权激励、市场规制、补偿与治理机制等为关键内容的规则与规范体系，具有保障秩序、激励相容、促进公平等功能，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规范运行与长效赋能共同富裕的根本依托。基于产权理论，清晰界定与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能够通过激发“资源配置效应”与“资本化效应”，引导资源向更高效的领域流动并实现其资本价值，激励所有者进行长期投资和可持续经营，为经济社会的高效运行和生态系统的代际永续利用提供基础性的法治保障[17]。基于公共经济学原理，针对生态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与生态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性，通过构建融合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与社会力量参与等不同特征的补偿模式，能够将生态服务的外部效应内在化，并通过建立基于利益相关者“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的利益调节与共享机制，确保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18]。
上述理论原则的有效性在全球范围内的多元化探索中得到了验证。例如，哥斯达黎加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PES）国家计划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驱动，通过颁布《森林法》等系列法律，从国家层面明确了生态服务的产权归属与补偿原则，进而赋能和激励土地所有者这一主体[19]。在技术维度上，联合国主导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SEEA）则为全球的价值实现实践提供了根本前提，该体系旨在将生态系统存量、流量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相结合，为生态产品价值的科学度量提供国际统计标准，这一“价值标尺”的确立，为后续构建可信的生态产业和设计有效的补偿制度奠定了基石[20]。前者侧重构建激励相容的“交易规则”，后者则着力打造科学可靠的“价值标尺”，其成功的共性在于实现了多个维度的系统性协同，同时也为立足中国情境的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参照。
综上，本文以“主体—技术—产业—制度”的协同演进作为理论分析框架，系统探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作用机制，以期为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路径提供理论指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Fig. 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1.2 制度逻辑

中国的政策顶层设计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在乡村振兴的宏大战略背景下，自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纲领性文件《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以来，中国相关政策体系不断深化，系统性地构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四梁八柱，其演进逻辑与本文的“主体—技术—产业—制度”四维协同框架高度契合。
如表1所示，相关政策体系的演进展现出清晰的宏观逻辑：始于乡村振兴的宏观战略背景，以《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奠定顶层设计，并通过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等措施实现治理深化，出台《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推动核心机制法治化，进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等部门的推动下落实到具体领域。在具体演进过程中，政策着力点高度协同。在主体层面，政策着力于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与内生动力，并注重优化利益共享模式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平等参与权；从技术角度看，政策强调生态价值核算、绿色生产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关键支撑作用；在产业导向上，则聚焦于培育绿色产业集群和延伸生态价值链，以拓宽就业渠道；在制度层面，以产权激励、市场环境优化、生态补偿和分配调节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为价值实现的长效赋能提供了根本依托。
表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梳理

Table 1 Summary of policies on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时间 政策文件 赋能方式 推进效果
2021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夯实人力资本；绿色生产赋能；绿色产业延伸；畅通要素流动 物质富裕
成果共享
2021年4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激发创新活力、夯实人力资本；产权激励保障、市场环境优化、绿色政策支持、分配调节公平化；生态价值核算、绿色生产赋能、数字平台链接；绿色产业培育 物质富裕
成果共享
2022年6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意见》 强化基层自主治理；强化生态监测评估；生态保护法治化、绿色治理协同 发展永续
2024年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生态保护补偿条例》 ​​分配调节公平化、普惠公共服务；生态保护法治化；优化利益共享模式、强化生态监测评估 成果共享
发展永续
2025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关于高水平保护高效率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意见》 ​​优化利益共享模式；产权激励保障、市场环境优化、生态保护法治化；数字平台链接、强化生态监测评估；生态价值链延伸、产业绿色转型 物质富裕
成果共享
发展永续

1.3 实践逻辑

科学度量生态产品价值是探索其有效转化路径的前提，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为此提供了关键的度量工具，然而，其应用在揭示潜在价值的同时，也暴露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困境。以浙江省丽水市为例，其2019年GEP高达4110.21亿元，而同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量仅为1017.49亿元，价值实现率不足四分之一。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在于，占GEP总值超过75%的调节服务产品（如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等），其价值实现率仅为3.74%[12]。这一“价值实现鸿沟”凸显了探索有效转化路径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理论代表性，选取三个在赋能共同富裕“发展性”“共享性”与“可持续性”上各有侧重的典型案例，旨在探究破解此难题的有效路径。同时，遵循方法论的严谨性，所选案例均取得社会广泛认可的成效，且在地理分布上覆盖中国东、中、西不同区域，确保了经验的可推广性，同时，案例资料均来源于政府公开文件及权威新闻报道，保证了分析依据的准确性与可信度。
福建省南平市的“森林生态银行”模式通过林权制度改革与收储机制创新，将碎片化的林权集中流转，为多元化新型主体（包括专业化运营平台、被重新赋权的农户及社会资本）的规模化经营创造前提，并通过现代林业技术的价值评估，协同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业态延伸，将潜在的生态优势有效转化为现实的资本与产业优势，为区域经济注入了强劲动能；新安江流域的跨省生态补偿机制通过构建以“水质对赌”为基础的跨省域横向补偿体系，直接调节区域间的利益分配格局[21]，在该跨区域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及流域内企业等多元主体权责得以明确界定，上游地区的生态保护努力，通过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共同出资补偿，获得下游受益地区的直接经济回报，将生态保护的外部性有效内化，进而推动生态红利跨区域公平共享；江苏省苏州市J镇的“生态农文旅共富”模式立足其丰富的生态资源，以全要素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以及生态价值核算为前提，推动产业和生态的多业态融合，并通过构建股份合作、生态补偿等多渠道利益联结机制，有效赋能村集体、合作社等本土主体，构建了经济、社会与生态协同共生的韧性结构，保障其发展的可持续性。
综上，案例分析验证了“主体—技术—产业—制度”四维协同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共性要求。同时，案例比较揭示出价值实现路径的异质性，不同模式的主导驱动要素存在显著差异：南平模式以制度改革与主体赋能的协同为突破口，新安江模式核心在于跨区域的制度安排，而J镇模式则由产业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所引领。这表明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具有情境依赖性，成功的实践在于能否将因地制宜的突破口选择与系统性的四维协同推进相结合，以此确保对共同富裕的精准赋能。

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

行动主体能力提升、技术创新转化应用、生态产业提质升级及制度支撑体系完善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驱动要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依托“主体—技术—产业—制度”四个维度的交互耦合与协同发力，系统性地驱动共同富裕所内蕴的发展性、共享性与可持续性得到深层次赋能，为筑牢共同富裕的发展根基注入新动能，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成果共享培育新机制，为保障共同富裕的永续发展提供新支撑，共同擘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图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如图2所示。
图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

Fig. 2 The mechanism of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2.1 发展性维度的四维协同路径

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要求在于发展性，其核心要义表现为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和人民收入增长[2]，具体体现为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实现区域经济增长、产业提质升级和中产阶层扩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依托“主体—技术—产业—制度”的协同演进，为筑牢共同富裕的发展根基注入新动能。
发展性维度下的协同路径以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为逻辑起点。如产权理论所揭示的，清晰界定并有效保护产权是市场交易和长期投资的基石。以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为代表的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明晰生态资源的权责利，促进生态资源的资产化和资本化，为赋能区域经济增长奠定产权基石[22]。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市场交易平台以及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优化市场环境，促进产业发展质量的整体提升[23]，并辅以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绿色政策支持，立足双轨并行路径为提升居民收入打开关键通道[24]。
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完善为多元主体的赋能创造了根本前提。可利用的在地生态资源催生以本土居民、返乡人员为主体的生态友好型创业活动，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内生动力[25]。同时，价值实现过程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要求，进而通过系统的技能培训与现代农业技术推广以夯实农户等经营主体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26]。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增厚通过知识溢出效应系统性地优化区域整体的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生产经营方式的高效化转型。进一步地，农户、合作社等经营主体从单一生产转向多元化经营活动，通过优化经管模式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27]。
新型主体催生了对技术的创新需求。科学完善的生态价值核算机制通过显化“绿水青山”的潜在价值，为生态资产市场化运营和区域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价值尺度。生态技术涵盖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生态产品开发等多个领域[28]，其推广应用呈现典型的熊彼特式创新特征：通过突破传统资源利用局限、提升生态产品品质和供给效能，为生态产业的提质升级提供技术支撑。而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则通过深度融入生态链、产品链和价值链体系，催生出高效便捷的生态产品数字化交易平台，为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创造了技术条件[29]。
制度保障、主体赋能和技术支撑为产业层面业态升级奠定了基础。依据产业结构理论，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植于产业结构向更高附加值、更可持续方向的演进。生态旅游、健康康养等第四产业集群通过构成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进而驱动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28]。同时，通过产业纵向开发与资产横向整合以延伸生态产业价值链，协同驱动生态产品价值产生乘数效应，实现其价值的倍增[30]。由此创造的大量在地化就业渠道为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壮大提供产业支撑，从而将多维度的协同赋能，最终落脚于共同富裕发展性根基的夯实。

2.2 共享性维度的四维协同路径

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在于共享性，强调改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公平享有，要求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公共服务共享与发展机会均等，最大限度补偿和克服“马太效应”及“阶层固化”对社会弱势群体行使自由权利和可行能力的影响[1]。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依托“主体—技术—产业—制度”的协同演进，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成果共享培育新机制。
促进共享的协同路径，其逻辑基石在于制度层面的系统性安排。健全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宏观制度保障[31]，在这一宏观框架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过将生态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优化初次分配；以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对生态保护者的贡献和发展机会的损失予以公平补偿；同时引入生态公益基金等社会力量拓宽三次分配渠道[10]，其内在逻辑高度契合公共经济学原理：鉴于生态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需借助制度干预将外部效应内部化以促进分配公平。该理论逻辑同样适用于更广泛的社会公平议题：在制度层面，通过完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引导优质公共资源向基层、农村及欠发达地区倾斜，有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32]，同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消除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区域间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确保各类主体拥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33]。上述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在实证研究中已得到检验，如夏勇等[34]基于对全国148个流域补偿试点的研究发现，该类生态补偿政策显著提升了受偿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其直接作用反映在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间接效应则表现为公共福利改善。
宏观制度架构为多元主体的惠益均衡创造了前提。通过完善民主协商与信息公开制度，切实保障利益相关方平等参与和监督的权利，从而实现惠益分配程序的正当性[23]。同时，构建兼顾边际贡献、风险承担与资本投入的综合分配机制，灵活采用按股分配等多元化模式，旨在防止强势利益主体侵占普通成员利益的同时，确保生态红利惠及普通农户，并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来反哺乡村社区[35]。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对资源整合、生态溢价和收益共享的内在要求，催生了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本土组织形态，这种从“合作社+公司”向“合作社办公司”的模式演进，通过向外拓展其产权边界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并借助重构剩余权分配机制防止农户在产业链中被边缘化，使农户公平享有发展成果[36,37]。
重新赋权后的多元主体对发展机会均等的追求，进一步激发了普惠技术的推广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提升了农产品品质，结合“农户+基地+电商平台”等新型销售模式，有效打通了传统销售渠道的壁垒，为弱势群体提供平等参与市场的发展机会[10]，这一实践直接回应了技术扩散理论的核心命题，即先进技术的共享价值不仅在于技术本身，更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降低弱势群体的采纳成本，进而弥补“数字鸿沟”。此外，远程医疗与在线教育等技术应用突破了地理空间限制，通过优化公共服务的供给格局，显著增强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和可及性。
制度保障、主体赋权与技术普惠，共同为产业层面的共享格局奠定了基础。通过建立乡村股份合作、生态保护补偿等多元化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户能够公平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促进收入分配的公正性[10]。同时，生态产业的布局优化与新经济地理学原理高度契合，通过科学引导产业要素向生态资源富集但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有序集聚，将生态保护约束转化为比较优势，为先前受限群体创造平等发展机会[11]。进而，生态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地方财政增收或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可专项用于改善当地公共服务，实现发展成果的再分配。

2.3 可持续性维度的四维协同路径

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指向可持续性，包括发展的可持续和共享的可持续，强调发展应满足当前需要且不以牺牲自然环境和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共同富裕的推进既要考虑环境的承受力，也要考虑社会支撑能力[38]，即要求生态系统永续与社会福祉长青。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依托“主体—技术—产业—制度”的协同演进，为保障共同富裕的永续发展提供新支撑。
可持续性这一目标的实现，其逻辑起点在于主体层面的价值重塑和权能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过生态理念的内化，引导公众主动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形成基于文化自觉和价值认同的生态保护行为，为资源永续利用塑造人文基础。更进一步，可持续性要求人的发展与赋权，“可行能力理论”认为，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扩展人的实质性自由与可行能力。据此，价值实现通过村社融合等组织再造，提升农民合作社作为基层主体的权能，使其能够将经营收益内化为“生态反哺”的再投资，从而将一次性的价值变现转化为以生态为基底的内生发展动力，为社会福祉的长久延续奠定组织与资本基础[35]。
以主体权能提升为核心的内生发展动力，其稳定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长效保障制度作为支撑。生态环境责任追究制度，特别是领导干部任期生态环境责任制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等刚性约束的严格落实，为资源的代际公平提供法治后盾[9]。同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涉及多部门多行业的职能工作以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合作，从而催生包含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协同的绿色治理机制，通过多主体协同和信息共享以增进和保障社会福祉的长青。
主体与制度的协同作用为技术应用构建了关键场域。生态产品动态监测的现实需求催生了基于GIS、RS等空间信息技术的监测体系，依托对生态产品分布与质量指标的定期监测，该体系为地方决策提供了数据支撑，从而奠定了区域生态安全的技术基础[39]。在治理层面，智慧环保监管服务平台通过整合多源信息，显著增强了环境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与响应效率，从而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这类平台在直接改善人居环境质量的同时，通过优化环境公共服务供给，有效促进了社会福祉的公平分配。
主体的价值认同、制度的刚性约束与技术的精准监测，共同构成了产业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生态产品第四产业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根本目标，其内在属性要求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本的保值增值，通过“生态反哺”等机制从产业源头上保障生态产品可持续再生产[28]。进而，通过推动“三产有机融合”，促进地方经济结构多元化，构建了具有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韧性产业结构，为社会福祉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10]。

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中国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诸多实践模式展现出良好成效。然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一项旨在协同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与生态保护的系统工程，在其推进进程中，主体能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和制度保障等层面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这些困境相互交织，制约了其赋能共同富裕“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目标的全面达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如图3所示。
图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

Fig. 3 Real-world challenges in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3.1 主体困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作为核心参与者和受益者的主体面临多重能力、权益与意识层面的现实困境，制约共同富裕目标的全面达成。主体创新创业活力难以充分激发，部分生态资源禀赋型村庄在价值实现初期往往面临“空心化”和工商资本兴趣低迷的局面，融资、信息等关键要素供给不足致使本土居民与返乡人员的潜力难以释放，村庄发展只能依赖外部“补血”，难以形成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动力[25]。低收入农户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足，难以快速掌握现代农业技术、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技能，这类人力资本的短板致使其通过产业增收的能力较弱，直接制约了乡村产业的整体发展质量[26]。当前部分乡村的生态产品经管模式亟待优化，许多实践仍停留在“一窝蜂式”的单一业态层面，转化机制同质化严重加剧了市场风险，制约了民生福祉的稳步改善[27]。此外，参与治理机制尚不健全：在部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中，或因政府主导过强导致市场主体能动性不足[23]；或因社会资本过于强势，导致农户和村集体的参与权与监督权未能得到充分保障，容易在资源开发和利益分配中被“边缘化”[40]，最终影响惠益分配的程序公正。利益共享模式仍需优化，现有实践中收益分配机制不明确、多元主体利益失衡等问题突出，导致普通成员利益被经营管理者侵占，生态红利未能有效普惠于民，极大削弱了各主体参与的内生动力[35]。组织协同效能有待提升，尤其在“合作社+公司”等传统模式下，本土组织在资源整合、市场对接等方面的能力依然薄弱，难以保障普通农户平等获取发展机会[36]。生态文明理念尚未完全内化，部分地方主体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期价值认识不足，在价值实现过程中受短期利益驱动，易出现“井喷式”等重开发轻保护的短期行为，极易导致资源过度消耗与生态破坏，甚至使乡村地区陷入“资源枯竭”的困境，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永续构成潜在威胁[27]。

3.2 技术困境

中国生态与数字技术发展迅速，在部分领域取得显著进步，但面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复杂需求时，技术支撑体系仍存在诸多短板与瓶颈。生态产品所固有的隐性价值特征决定其价值的货币化表达面临天然的技术瓶颈。当前价值核算实践在技术体系、指标类型等方面尚不统一，制约了核算结果的比较性与可重复性，使得生态产品“价格标签”模糊，进而制约区域生态经济的有效驱动[30]。绿色生产技术普遍存在应用障碍，山区乡村存在的人才匮乏、科技支撑不足等现实困境导致其天然的生态资源要素比较优势难以有效发挥，限制了产业发展质量整体优化[29]。数字化平台建设存在短板，“数据孤岛”现象依然存在，跨部门、跨区域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壁垒较高，导致生态产品交易成本高企，影响民生福祉的普惠改善。此外，数字普惠接入受“数字鸿沟”限制，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等群体因数字技术的可及性与使用能力上存在差异而易被边缘化，制约了生态惠益的公平分配。远程公共服务落地难，在实践中，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适用技术推广应用方面仍存短板[29]，导致公共服务资源通过技术手段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有效下沉的通道受阻。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滞后，缺乏统一、开放的生态产品信息平台，导致政府、市场与社会间存在信息沟通壁垒，使得处于信息弱势方的小农户难以平等获取发展机会而在价值实现过程中被边缘化[23]。同时，生态监测预警技术体系尚不完善，现有监测网络在覆盖度、精度上尚难满足对复杂生态系统进行精细化保护的需求，影响对生态系统承载力变化的科学评估，进而制约了生态保护与修复措施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对保障生态系统功能的长期稳定构成挑战[39]。环境治理模式亟待智慧化升级，现有生态监测体系的动态化水平仍显不足，智慧环保监管平台在数据整合、智能分析及预警方面的功能尚不充分，此技术短板直接削弱了环境风险的系统性识别与治理决策的科学化水平，难以支撑长效治理机制的形成，最终对人居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和人民健康福祉构成潜在威胁。

3.3 产业困境

生态产业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载体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其培育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面临规模小、链条短、效益低、带动能力弱等多重困境。绿色产业集群尚未形成规模效应，生态产业市场主体多以中小型、分散经营为主，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引领，难以有效驱动区域经济的规模化增长[28]。生态价值链条延伸不足，多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实践仍停留在初级产品销售环节，缺乏向产品深加工、品牌塑造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有效拓展，生态溢价未能充分显化，导致产业整体盈利能力和发展质量受限[36]。在地化就业吸纳能力与质量有待提升，当前乡村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且薪酬水平普遍不高，联农带农主体大多处于产业前端，易受市场波动影响出现裁员和降薪现象，这种有限且不稳定的就业容量自然很难对改善民生福祉起到实质性作用[26]。此外，区域产业发展模式趋同现象严重，部分地区在探索价值实现路径时缺乏对本地资源禀赋与市场条件的科学评估，倾向于盲目照搬和效仿成功案例，导致“一窝蜂”式的生态旅游和特色种养等现象频现。这种路径依赖不仅造成严重的产业趋同和低效竞争，更使得不同区域间的发展机会趋于不均[27]。产业发展对公共服务的反哺能力薄弱，由于生态产业盈利能力有限或利益外流，其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相对有限，难以有效支撑当地基本公共服务的持续改善和均等化供给。利益联结机制创新不足，惠益共享效果不彰，在许多“公司+农户”或引入外部资本的模式中，村民往往因议价能力弱而难以公平分享产业增值收益，阻碍了惠益分配的公正性[40]。同时，产业绿色转型面临挑战，部分地区在发展生态产业时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承载力，导致资源过度消耗或环境破坏，这种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直接威胁区域生态安全[27]。部分生态产业韧性不足，政府主导的“输血”式扶持对于产业发展初期有其必要性，但若长期固化并形成路径依赖，则会抑制市场机制下“造血”功能的培育，导致产业内生发展动力匮乏，这种结构性脆弱一旦面临外部政策或市场环境变动，则可能触发“断血—返贫”的风险，进而使其富民增收的普惠效应缺乏可持续性[41]。

3.4 制度困境

制度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制度供给不足、不协调、不完善是制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最根本的体制机制障碍。自然资源产权激励机制尚不健全，部分具有公共和准公共属性的生态资源权属界定不清晰，致使其难以有效资产化并进入市场交易，产权制度的模糊性动摇了生态经济发展的产权基础[42]。高效市场机制构建存在短板，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规则与平台体系建设滞后，阻碍了资本、技术等关键要素向生态产业高效集聚，从而限制产业发展质量的提升[43]。绿色发展政策支持体系有待完善，现行生态补偿标准偏低且覆盖范围有限，绿色金融产品供给不足，生态环境规制与产业发展政策协调性不够，难以有效引导和支持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此外，在初次分配中，村集体和农户等生态资源供给方在利益博弈中常处于边缘位置，其生态贡献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在再分配层面，生态补偿等机制的实施效果也有待加强，这些因素阻碍了惠益分配的公正化进程[10]。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高，城乡区域间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领域的供给鸿沟依然显著，制约了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32]。城乡二元体制下滞后的要素市场化改革造成户籍、土地等制度壁垒持续固化，引致劳动力与资本等核心要素在城乡间持续“单向流动”与非均衡配置，对发展机会的均等化构成制约[33]。当前生态环境责任追究制有待完善，实践中部分制度未能真正落实到位，执行层面的短板削弱了生态保护法规的刚性约束力，难以形成有效的法律震慑，对生态系统的健康永续构成潜在挑战[9]。绿色治理协同机制不畅，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涉及多部门、多区域、多层级主体，实践中易出现职责交叉、目标冲突及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而陷入治理碎片化，导致跨区域生态补偿、统一市场建设等机制效能受损，同时缺乏统一的惠益分配和监管框架，阻碍社会福祉的普惠[44]。

4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

参考相关文献和地方实践经验，结合前文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作用机理和现实困境的分析，本文认为，要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更精准有效地作用于共同富裕，亟需从人本方略、技术驱动、产业升级和制度建设四个维度协同发力，系统构建其赋能共同富裕发展性、共享性与可持续性的实现路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如图4所示。
图4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

Fig. 4 Key pathways for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4.1 立足能力提升、权能保障与治理优化的人本方略

主体赋能构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人本基石，其关键路径旨在系统化解多元行动主体在能力、权能与意愿三个维度的现实约束，实现从“被动受偿”向“主动作为”的根本性转变（图5）。
图5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主体路径

Fig. 5 The actor-based pathway for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Human-centric strategies

在能力构建层面，需着力培育生态人力资本。这要求建立持续的能力提升机制：通过差异化职业技能培训夯实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同时引导在地居民和返乡人员创新其经营模式，并搭建包容性创业支持体系，全面激活其内生发展动能。就权能保障而言，关键要重构参与式治理和利益分配体系。既要健全主体平等参与的协同治理框架，确保利益相关方在项目决策与运营中享有实质话语权；也需构建权责利对称的利益共享模式，使生态增值收益向作为资源所有者的农户和村集体合理回流。同时强化基层组织的集体行动效能，避免弱势群体在市场博弈中陷入“边缘化”，实现程序正义与结果公平的统一。针对可持续意愿不强的困境，重点在于生态意识的深层内化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赋能。这要求创新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实践机制，推动外部环保约束转化为内在价值认同，同时通过提升社区自主环境治理能力，将短期价值变现升华为以文化自觉为根基的可持续发展范式。

4.2 导向价值发现、普惠共享与智慧治理的技术驱动

技术创新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质增效与模式创新的核心引擎，其关键路径旨在推动价值实现从传统的“资源依赖型”向现代的“知识驱动型”转变，从而系统性地化解技术层面的诸多现实困境（图6）。
图6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技术路径

Fig. 6 The technology-driven pathway for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Value discovery and inclusive sharing

首先，技术驱动的核心在于赋能“发展性”的价值发现与效率提升。这一路径始于构建科学的生态价值核算体系，通过动态评估模型为“绿水青山”的资产化运作提供“价值标尺”。在此基础上，通过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加强绿色生产技术供给，形成一种依靠技术进步驱动的内涵式增长新范式，进而提升生态产品的品质与供给效率。另外，构建集信息、交易、服务于一体的数字平台，将生态链与产业链有效链接起来，能极大提升价值转化的整体效益。其次，技术驱动的深化在于服务“共享性”目标，着力实现普惠接入与机会均等。为破解“数字鸿沟”可能固化发展差距的难题，关键路径在于推动数字普惠接入，通过降低技术门槛与使用成本，为作为“信息弱势群体”的广大农户提供平等的市场参与入口。同时，通过整合数据资源与创新应用模式，优化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优质公共服务的供给，以技术手段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最后，技术驱动的价值升华则体现在赋能“可持续性”目标的精准监测与治理升级。为保障生态系统的长期健康与永续利用，必须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的精准动态监测评估体系，为生态安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建设智慧环保监管与服务平台，整合多源信息进行智能分析和预测预警，即可实现环境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升级，用科技手段来保障优质生态产品的稳定供给，从而维护人民群众的长远福祉。

4.3 聚力绿色引擎、惠益联结与生态韧性的产业升级

产业发展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经济载体，其关键路径旨在构建一个能够将生态优势高效、公平且可持续地转化为共富果实的现代生态产业体系（图7）。
图7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产业路径

Fig. 7 The industry-upgrading pathway for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Green engines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首先，奠定“发展性”根基的核心在于培育区域经济的绿色增长引擎。这要求地方政府依托区域生态资源禀赋，规划并支持生态旅游、健康康养等绿色产业集群发展，在形成经济增长极的同时，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并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同时，通过“生态+”的产业融合模式，延伸生态产业价值链向研发设计、品牌塑造等高附加值环节升级。由此创造的适应当地劳动力特点的在地化、技能型就业岗位，是拓宽优质就业渠道、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坚实产业支撑。其次，促进“共享性”成果的关键在于构建包容性的惠益联结机制。为确保发展成果由人民公平享有，核心在于创新多元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模式，保障作为资源所有者的农户能公平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同时，通过差异化区域政策引导产业要素向生态资源富集的欠发达地区集聚以优化生态产业的空间布局，并在生态产业发展模式上嵌入包容性增长要求，如设立针对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基金、技术援助计划，试点推广“飞地经济”“共建园区”等跨区域合作模式，保障不同区域的发展机会均等。此外，应探索产业反哺机制，推动将部分经营权出让收益、生态产业税收增量或企业约定利润专项用于改善地方公共服务，形成生态产业与公共服务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最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推进全产业链绿色转型与韧性建设，这需要建立贯穿产业全生命周期的生态环境准入与监管制度，确保经济活动维持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同时，通过促进产业多元化格局形成，降低对单一资源的依赖程度，并健全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体系，系统提升区域产业生态韧性，使其具备应对市场波动等外部冲击的能力，为社会福祉的长期稳定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4.4 健全产权激励、分配公平与长效法治的制度建设

制度支撑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规范运行与长效赋能的根本依托，其关键路径旨在构建一个覆盖产权、分配与治理全链条的整合性制度体系（图8）。
图8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的制度路径

Fig. 8 The institution-building pathway for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Property rights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

首先，奠定“发展性”根基的核心在于构建“激励相容”的市场基础制度。其路径起点在于深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通过统一确权登记，清晰界定生态产品的权责利，为盘活生态资源、激活其资本属性提供基础产权动力。在此基础上，着力优化市场交易与配置机制，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保障各类市场主体权利、机会和规则的平等。并且，围绕生态保护补偿、绿色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创新绿色发展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本更多地投向生态产业和生态保护领域，为价值实现提供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其次，促进“共享性”成果的关键在于完善“公平普惠”的分配与调节机制。为确保发展成果由人民公平享有，核心在于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健全初次、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安排，确保基于市场评价贡献的分配方式与基于生态贡献的补偿规则有机结合。同时，将生态受益地区的财政能力与保护地区的公共服务需求有效对接，探索与GEP核算成果挂钩的转移支付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均等。进一步地，通过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破除阻碍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区域间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保障不同群体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最后，需要通过健全“长效坚韧”的法治与治理框架来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为实现自然资源的代际公平与永续利用，必须健全生态保护的长效法治体系，特别是要强化环境司法保障以及领导干部生态环境责任终身追究制等此类刚性约束。同样重要的是，提升绿色协同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打造权责清晰、协调联动的跨部门、跨区域治理机制，并将生态保护成效真正纳入地方发展的实绩考核中。同时，还应构建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活动相适应的社会风险防范与应对体系，以制度韧性保障社会福祉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聚焦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如何赋能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命题。研究揭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并非单一要素的线性驱动过程，而是一个由主体、技术、产业、制度四个关键维度相互依赖、动态耦合而成的复杂系统。本文所构建的“四维协同赋能”整合性理论框架为系统性理解该过程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这四个维度的协同演进能够系统性地为共同富裕所内蕴的发展性、共享性与可持续性三大核心目标赋能，其最终成效取决于多维要素之间能否形成目标一致、功能互补的良性循环。
上述结论为超越碎片化思维、进行整合性制度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具体而言，未来的政策着力点应实现系统性转型：在主体层面，从单纯的物质补偿转向人力资本提升与参与式治理的构建；在技术层面，从零散的技术引进转向以GEP核算为代表的基础性“价值标尺”的体系构建；而在产业层面，则需从同质化的项目招引，转向对具有生态韧性和紧密利益联结的在地化产业集群的培育；并最终通过深化产权改革等制度创新，为价值实现提供长效保障。
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其适用边界主要指向那些具备“生态优势”但又面临“发展瓶颈”的地区，旨在为这些区域探索“两山”转化提供一套理论工具。同时，本框架在揭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构成要素”方面具有优势，但对于各要素如何随时间“动态演化”，以及在不同情境下各要素的“相对权重”如何，其解释力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些局限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其一，可基于此框架，选取典型区域进行比较性的量化案例研究，以检验各维度的实际贡献度；其二，可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四维协同的动态演化过程与政策干预效果进行模拟，从而深化对协同机制的理解，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实现生态共富提供更为精准的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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