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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6 , Vol. 41 >Issue 2: 327 - 341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60201

自然资源观察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自然资源的认知突破与实践创新

  • 孙九霞 , 1, 2, 3 ,
  • 张凌媛 2, 3, 4
展开
  • 1.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州 510275
  • 2.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 3.中山大学大湾区人文共同体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 4.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州 510006

孙九霞（1969- ），女，山东潍坊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人类学、旅游流动与地方认同、乡村振兴与社会空间变迁。E-mail:

收稿日期: 2024-12-09

  修回日期: 2025-09-11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1-14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190)

收起

Conceptual reframing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in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SUN Jiu-xia , 1, 2, 3 ,
  • ZHANG Ling-yuan 2, 3, 4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2. Center for Tourism, Leis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3. Key Laboratory of Greater Bay Area Humanities Communit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4.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2-09

  Revised date: 2025-09-11

  Online published: 2026-01-14

Fold

摘要

自然资源是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生态文明型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有必要解析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自然资源科学认知、理论命题与实践创新方向。首先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自然资源观的演变及其挑战，在深化“人与自然互为主体”资源认知观的基础上，将自然资源理解为具有自然、社会、文化三重生命形态的“主体”，提出“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新认知。立足于新认知，构建由“哲学命题、技术命题和文明命题”三大新命题与“对象识别、价值转化、效益分配、城乡协调、治理创新”五个新实践共同支撑的自然资源研究框架。其中，新命题分别对应中国自然资源观的本体基础与理论体系、数智时代自然资源价值的创新转化机制、自然资源参与未来文明形态建构的理论机制等议题；新实践涵盖自然资源多维价值评估的体系化工作、自然资源—资产—资本—资金一体化的数智升级、城乡的自然资源要素有效配置与有序流动、基于复合空间关系的自然资源跨地方治理、知识工具边界突破与复合型知识体系建立等内容。旨在为中国自然资源理论体系构建和创新实践提供思考与建议，这将有助于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共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自然资源; 资源观; 人与自然; 互主体性

本文引用格式

孙九霞 , 张凌媛 .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自然资源的认知突破与实践创新[J]. 自然资源学报, 2026 , 41(2) : 327 -341 . DOI: 10.31497/zrzyxb.20260201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presents a new path to moderni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serve as a crucial foundation and resource guarantee for its achievement. To align with the development demands of the New Era, it is imperative to analyze the scientific cognition and novel propositions within natural resource research, while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encompassing both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this article advances a fresh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Firstly, it profound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a life communit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ground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and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uilding upon this foundation,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philosophical, technical, and civilizational propositions for the study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China, corresponding respectively to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and 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of China's view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innovative conversion mechanism of natural resource value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and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for natural resourc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uture civilizational forms. Meanwhile, the article delves into five practical innovations concerning the object identification, value transformation,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integration. It focuses on aspects such as systematically conduct multi-dimensional value assessments of natural resources; promote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upgrad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ssets, capital, and funds; adhere to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and orderly flow of natural resource element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promote cross-regional governance of natural resources based on composite spatial relationships;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knowledge tools and establish a composite knowledge system.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both academic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atural resources; resource perspective; humans and nature; intersubjectivity

自然资源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生态载体，其开发利用范式始终与国家发展道路紧密关联。从传统农业文明的“天人合一”资源观，到工业文明初期的规模化开发，再到新时代“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理念的提出，中国自然资源研究始终在回应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命题。党的“二十大”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中心任务，这一战略定位为自然资源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如何在超越西方现代化“资本主导”“零和博弈”路径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资源治理理论体系，成为亟待破解的核心科学问题。
西方现代化将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城市化、文化世俗化与组织理性化作为普适性范式[1]，其核心是生产力服从于资本逻辑，如通过气候殖民主义进行资源掠夺和资本增殖，导致发展中国家因资源依附型发展路径陷入“资源诅咒”和“中等收入陷阱”[2]。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践中形成的重大成果，根本上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内核，在跨越式发展中同步解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资源治理问题[3]。基于西方经验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后现代理论、世界体系论和依附理论等难以解释中国实践，例如数字孪生流域技术对资源空间的精准管控、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机制路径，均显现出中国式自然资源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突破。
当前国内自然资源研究形成两大核心脉络。第一，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推进。研究涉及对自然资源的概念界定、基本属性识别、分类体系、评价方法、监管模式的不断修正，包括自然资源常态化监测[4]、自然资源安全保障[5]、生态效益评估[6]等。同时，随着“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与修复理念的提出，国土空间的体系化治理成为研究新视角[7]，“数字孪生流域”等新技术应用成为资源空间可视化与风险预警的重要成果[8,9]。关于不同尺度（自然保护地、流域、省域、跨区域、国家层面）的生态修复与治理研究是学术与政策层面共同关注的重点。第二，经济层面的研究推进。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下自然资源的新质生产力与市场化创新机制[10]，涉及生态产品价值转化[11]、资源资产产权制度[12]、区域协调发展与生态效率提升[13]等。总体而言，自然资源的管理与治理研究体系不断完善，认知范式从科学思维转向自然生态与社会互动关系，并紧密围绕时代命题对自然资源科学研究与资源经济学研究加以拓展。但一方面，既有研究缺乏基于地方实践和在地经验的资源利用经验总结；另一方面，自然资源研究与社会文化方面的连接不紧密，人文社会科学在资源治理中的角色和支撑作用有待深化。
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形成对中国自然资源的新认知、新命题与新实践方向，以深入推进中国式自然资源的理论体系与经验规律总结，为中国式现代化牵引下的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学术支撑与实践路径。

1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自然资源新认知

1.1 中国自然资源观演变及面临挑战

长期以来，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的关系一直是自然资源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认知先后经历了“无偿消费自然、有偿使用资源、可持续利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阶段的演变（图1）。
图1 1949年以来中国自然资源观的演变历程

Fig. 1 The evolu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perspective in China since 1949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经济基础薄弱，自然资源被视为工业化建设的物质基础。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决定了自然资源大规模开发和资源消费量的增长，自然资源也逐步从科考对象转变为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14]。这一时期的自然资源开发支撑了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但由于对自然规律存在较大的认知局限，埋下了生态破坏的隐患。
1978年改革开放后二十年（1978—1999年），资源使用开始突破“无偿消费自然”，进入“有偿使用”阶段。市场化改革推动自然资源从国家计划分配向有偿使用转变，且主要服务于配合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转移[15]。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确立探矿权、采矿权制度，以及土地承包制等的推进，自然资源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然而，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如淮河全流域特大污染事件。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颁布推动了环境治理问题，但“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仍占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自然资源的实践工作逐步推进和落实资源有限性的认知，但依旧由以消耗自然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狭义资源观主导。
21世纪初期迎来自然资源的科学发展观（2000—2011年）。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1994年中国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国家战略，现代的科学资源观开始启蒙。2003年，“科学发展观”提出，标志着资源管理从单纯的经济导向转向“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08年）进一步推动资源利用方式向存量优化的思路转变。与此同时，实践中仍然受制于发展与保护的博弈难题，政府层面逐渐通过制度创新平衡发展需求与生态安全，退耕还林等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探索切实推动绿色经济的创新转型。
2012年至今，中国进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随着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得以普及，自然资源观发生根本性变革。生态资源从“负担”转变为“资产”，如浙江安吉县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实现从采石经济到生态经济的转型，打破“保护等于阻碍发展”的约束逻辑。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双碳”目标的提出，均体现出从“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认知的跨越。同时，系统性思维成为主流，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的成立，终结了以往“九龙治水”的管理碎片化问题。当前，中国自然资源观已不再局限于经济价值，而是强调其在维持全球生态平衡中的作用，如实施长江十年禁渔政策以实现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这一历程表明中国自然资源从单纯的经济要素向生命共同体组成部分的逐步深化。
通过对中国资源观演变历程的梳理，发现中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长期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禀赋与创造、存量与增量、效率与公平的二元关系一直横亘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之中，并不断受困于三种立场的话语和利益争夺。一是工具性立场。在这一认知观念下，自然资源被视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手段，强调其经济价值和对人类社会的直接贡献。自然资源被看作生产要素或商品，通过开发利用实现经济效益[16]。二是生态性视角。自然资源被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强调其生态价值，关注资源的可再生性、循环性及其对生态平衡的作用。这一认知观念聚焦资源的生态功能、资源保护与修复，生态系统服务框架是这一流派的重要理论成果[17]，强调自然资源提供的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三是社会性视角。社会性视角关注自然资源与社会福祉的关系，强调资源在满足社会需求、促进公平分配、塑造地方文化与身份认同中的作用[18]，在资源型社区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乡村旅游等方面推动自然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强调资源开发的地方背景和社区关联[19,20]。
上述三种立场相互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例如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生态平衡的冲突、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的冲突、地方发展与生态约束的冲突、资源分配与多方利益博弈等。这些深层矛盾不仅加剧了自然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协同困境，也在认知层面造成了碎片化理解与立场割裂，使得自然资源的整体认知体系尚未形成，亟需在跨学科知识、治理理念与成果共享方案上实现系统性整合。

1.2 “互主体性”视角下自然资源的认知深化

人与自然关系是理解现代化进程与人类文明演变的核心议题。柯林伍德[21]在《自然的观念》中指出，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本质上是对自身及其与自然关系的认知。然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实证主义和技术理性主导的科学范式加剧了社会观念和自然观念的分裂。地理学者Sayer[22]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阐释了人与自然的认识论，指出劳动的客观结果把“外在自然”变为了由消费对象和生产资料组成的“占有的自然”。当“占有的自然”扩张，作为“荒野的自然”便缩小；“荒野的自然”也在消费社会中被重新商品化为“休闲体验”。“人类世”的提出，正是对这种失衡的警示——人类对自然的主导与过度发挥，从而导致生态危机、风险积聚以及物我关系的错位[23]。在后人类语境中，需要重新审视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与规律[24]。
“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理论原为解释人际关系的重要哲学概念，指自我主体对他人主体的构造以及交互主体对共同主体的构造[25]。在马克思“人与自然互为主客体”的理论思想提出之后，学界将其转译为人与自然之间互为主体的思想[26,27]。这一视角促使自然资源认知从主客二分向互主体关系的深化，“主体—主体”关系代替“主体—客体”关系，推动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从分裂状态转变[28]，为理解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新范式。同时，人与自然作为平等主体的交往对话，进一步为“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生态伦理关系形成提供方法论依据[29]。
因此，在互主体性视角下，本文提出自然资源作为“主体”具备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三重属性（图2）。首先，自然生命体现为资源作为“存在的自然”，其物质性存在形式与生态功能嵌入在自然系统的演化过程，是单一资源形态与其他资源、自然物与其他物种之间的体系关系。其次，社会生命体现为资源作为“占有的自然”，即自然资源的社会生命嵌构在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中的价值、作用、影响，及其在社会实践中被认知、利用与转化的部分。再次，文化生命体现资源作为“意义的自然”。文化生命反映出自然资源的文化再生产特质，是自然资源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价值和意义[30]，展现的是自然资源被赋予文化符号、象征意义以及对人类自然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影响和塑造。
图2 “互主体性”视角下自然资源认知

Fig. 2 The intersubjectivity perspective on natural resources

“互主体性理论”有助于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或“生物中心主义”所引发的矛盾[31]，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提供哲学支点。这意味着，未来自然资源治理不仅要探索更广泛层面和更均衡层面的成果共享方案，也应深入考虑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反哺和关切[32,33]，深化自然资源观念的全民化普及以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家国同构，切实落实以互主体性为核心的新自然资源观念。
“自然的人化”指向人的实践对“自然物”其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的延伸[32]。具体而言，一是物质层面的资源效益分配与共享，主要指的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等方面的成果有效分配与共享，关乎区域之间的跨地方和跨界合作，以及全球层面的生态正义。例如碳汇交易的创新共享模式探索、生态型县域建设与生态补偿机制等，正是将资源的自然生命加以社会化和意义赋予的实践。二是资源效益的文化共享和代际传递，包括人与自然互惠关系的社会化重构、生态文化的科普教育以及自然资源的跨地方交互等，是对自然资源多元价值的传播以及对过于客观化的福祉测度的修正。
“人的自然化”则是在“自然的人化”基础上重新提倡人把自然当作自己的家园和精神归宿[34]，强调人类在自然中获得归属感和价值认同，从情感本体层面促使人类以生态身份和同理心去对待自然。这一反哺机制要求人类社会将自然资源的保护和修复纳入效益分配的体系之中，例如，通过开展环境税、生态银行、环保基金等应用性研究，推动建立自然资源效益的可持续共享制度。

2 基于新认知的自然资源研究框架与科学问题

2.1 基于人与自然互主体性的自然资源研究框架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背景下，自然资源研究正处于理论更新和实践转型的重要时期。自然资源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更是生态系统维系和文明进化的重要依托。如何在数智化、绿色化、低碳化、生态文明的综合背景下，以互主体性理念重塑自然资源的认知、梳理、开发、保护与治理体系，是自然资源研究面临的重大理论命题与实践课题。
自然资源体系庞大，小到山水林田湖草沙资源单体，大则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乃至人类共同命运等宏大议题，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生态文明形态、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共同命运等不同方面，是一个基础又复杂的系统性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在认知观念、技术条件和文明形态上对自然资源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自然资源研究应秉持开放的理论探索精神，亟需夯实基础理论并拓展应用研究方向，实现从“认知转向”—“理论支撑”—“实践转化”的研究体系构建。基于人与自然互主体性理念，本文尝试构建由“三大科学命题”与“五大应用路径”共同支撑的自然资源研究框架（图3）。
图3 基于人与自然互主体性的自然资源研究框架

Fig. 3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atural resources based on the intersubjectivit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具体而言，在“以人为本”与“生态优先”双重目标导向下，推动自然资源研究的去边界化与跨学科融合，强化“资源再认知、生产力变革、文明同构”等科学命题的基础理论工作。同时，在“双碳”目标、“三生空间”优化、“国土空间规划”等国家重大政策引导下，应要形成“评估、市场、空间、治理、人文”五位一体的实践创新研究，加强资源梳理、市场优化、空间统筹、治理创新和知识整合的各项实践任务，推动自然资源研究由“增量拓展”向“存量优化”转型，由“管控逻辑”向“治理逻辑”跃升，由“要素思维”到“系统协同”拓展，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自然资源新体系。

2.2 新认知视角下自然资源研究的主要科学命题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下的自然资源研究，应回归对资源本体意义、技术逻辑和文明使命的根本性追问。基于“人与自然互为主体”的整体性视角，研究应围绕以下三项基础理论命题展开。

2.2.1 哲学命题：中国自然资源观的本体基础与理论体系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强调高质量发展，也强调生态文明与文化自信，这为构建具有哲学深度与文化根基的自然资源观提供了现实基础和理论契机。面对西方以“资源短缺”和“经济增长”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文明理论，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亟需突破工具理性和市场中心论的局限，构建具有哲学深度和中华文化根基的自主知识体系。
哲学命题为自然资源研究奠定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是理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因此，建构中国式自然资源理论体系，应立足中国实践，深入探讨自然资源的哲学本体及其与人类社会的根本关系，融合生态伦理、文化多样性与系统治理理念，回应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关切。具体而言，整合地理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旅游学等多学科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生态文明理论思想、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论等理论成果，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核心理念开展基础性理论创新，同时汲取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推动具有文化适应性与现实针对性的哲学体系建设。核心议题包括：如何在中国语境下形成具有主体间性的自然资源观?如何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个维度重构“人—自然”关系?以及如何在哲学层面回应资源伦理、生态权利与代际责任等基本命题，从而为全球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富有中国智慧的理论贡献。

2.2.2 技术命题：数智时代自然资源价值的创新转化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自然资源价值创新是服务于巨大人口规模的，因此从注重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自然资源的新质生产力是这一转变的关键。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自然资源的价值实现方式、使用逻辑和制度安排正经历深刻重塑[10]。在资源存量紧张、资源开发空间受限的趋势下，亟需从理论层面对“禀赋与创造”“存量与增量”“效率与公平”进行新思考，探索自然资源从“不开发”保护资源向“巧开发”提升效率的资源价值转化机制与制度逻辑。
技术命题聚焦技术—制度—价值之间的联动转化，是资源数智化时代的核心议题。这一命题聚焦于如何以数智新质生产力为牵引的技术条件，推动自然资源利用范式变革。关键议题包括：数智技术如何嵌入资源评价、配置、监测与治理全过程?如何通过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等新时代的技术方法，构建多维度、多主体参与的资源价值实现体系?以及如何重构资源要素的价值链和流通机制，创新自然资源的“生态转译”“知识嵌入”“数据驱动”等新价值形式，从而实现自然资源从“物理型资产”向“生态型资产”“知识型资产”“数据型资产”跃迁。

2.2.3 文明命题：自然资源参与未来文明形态建构的理论机制

自然资源不仅是物质文明的重要支撑，更是生态文明、数字文明与未来文明协同演进的重要纽带。面向全球可持续发展挑战、生态危机加剧与文明范式重塑，中国式现代化的自然资源理论探索亟需回应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这对自然资源在文明演进中的地位与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其在生态伦理重构、文化认同建构、绿色治理创新等方面的作用。
文明命题强调，自然资源不仅塑造空间形态，更嵌入制度逻辑、文化系统与全球议程之中，是面向未来发展的宏观命题。在此框架下，夯实“人与自然互为主体”的生命共同体理念，成为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关键理论切口。“互主体性”作为一种超越物质决定论的哲学思路，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共生与共建，为新时代生态文明构建提供了新的伦理支撑。顺应这一认知转变，自然资源研究亟需嵌入宏观文明变迁视角，探讨其在全球气候治理、跨国资源合作、绿色转型发展、文化认同重构的角色与作用[35]。核心议题包括：自然资源“自然生命—社会生命—文化生命”多重属性如何共同塑造混融型生态文明?如何将“人与自然互主体性关系”切实纳入未来城市、全球南方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文明议题的核心议程，从而推动自然资源参与并塑造人类世视野下的文明建设。

3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自然资源实践创新的多元路径

本文从评估、市场、空间、治理、人文五个方面解析自然资源的应用实践，分别对应自然资源实践创新中的对象识别、价值转化、协调发展、治理创新和知识整合等具体任务。

3.1 对象识别：开展自然资源多维价值评估的体系化工作

自然资源并非静态、孤立的物质实体，而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形态系统。一旦被识别和利用，便进入持续演化与再配置的动态过程，呈现出在不同时间与空间尺度上的形态演变与功能变化。因此，基于长时段和多尺度的系统分析，识别自然资源的多元价值，推动对自然资源本体的深入理解，为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创新利用提供实践依据。
开展自然资源多维价值评估的体系化工作，既是生态文明混融形态演进规律的实践支撑，也是识别典型模式和创新成果的重要基础。在传统认知视角下，自然资源主要被视为科学计数的客观对象物，其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常被忽略，资源的多元生命形态未被充分承认、识别和评估。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正逐渐从“静态保护”和“物质利用”转向“人文生态”和“生活方式嵌入”[36]，不再单纯追求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状态，而是注重自然资源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动态变化、再资源化潜力及其与人类生活的内在关联，为资源评估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同时，在空间规划人工智能化的趋势下，自然资源的大数据属性需要新的梳理和评估思路。因此，应加快推进自然资源多元生命形态识别方法的探索，完善多维价值的量化工具，构建覆盖资源梳理、价值评估与管理的一体化系统，归纳总结自然资源多元价值开发的典型模式和创新成果。

3.2 价值转化：推动自然资源—资产—资本—资金一体化的数智升级

自然资源的变革与发展和科学技术紧密相关，数智时代的到来，也为资源资产化和资源资本化转型带来新的实现方式[37]。面对巨大人口规模带来的资源需求压力，传统依赖高强度开发的利用模式难以为继，其所带来的生态负外部性亟需通过价值转化机制予以破解[38]。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标志着自然资源利用逻辑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跃升，其核心在于实现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一体化协同，并通过数智化手段激发自然资源的全链条价值。
提升并持续突破对自然资源新质生产力的认知边界是重要路径。一是强化“数智力”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新动能全方位下沉[39]，通过构建平台化与智能感知的价值共生系统，整合数字、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需求，深化生态服务系统全过程增值。二是构建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存量价值与增量价值转化机制[40]，探索从“自然物”向“资产单元”、再向“资本价值”转化的创新路径，优化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生态价值评估与交易机制。三是引导资源开发路径从物理性利用向生态价值转化转型。近年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正成为国家政策重点领域。构建高操作性的生态产品价值链，通过核算、确权、流转、交易、收益分配等环节，优化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组合包供应，促进区域间生态资源“资本化—交易化—共享化”系统转化。如浙江安吉县通过竹林碳汇项目与乡村旅游、绿色金融结合，构建“碳汇+产业+社区”的共生模式，为区域生态资源的数智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四是引入“数字生态文明”的建设思路，推动自然资源的再资源化工作，加强数字孪生技术、实景直播、元宇宙等前沿数字技术在自然场景的广泛推广和应用[9,41]，以构建新型的数字生态文明形态。

3.3 协调发展：坚持城乡的自然资源要素有效配置与有序流动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亟需打破自然资源配置的空间壁垒，实现资源要素在不同地域间的差异化配置与高效流动。这不仅关乎资源的公平可及性，更关系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制度化推进，是推动共同富裕与生态文明深度融合的重要支点。如何打破既有的制度性、技术性和市场性壁垒，构建起一套基于差异性、适配性与可持续性的资源配置机制，成为当前城乡融合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工作。
一要促进城乡自然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与功能互补。长期以来，城乡资源配置仍面临“资源富集区与消费区错位”的结构性问题，城乡资源流动受制于行政区划、市场分割和政策壁垒，难以形成高效有序的流动机制[42]，导致城乡之间在资源获取能力、配置效率及利用方式上形成较大差异。以林地、湿地、耕地、水体等关键生态资源为例，其生态价值难以在原地兑现，导致“生态富而经济贫”的悖论频发。为破解这一困局，应持续推动包括林业碳汇、海洋蓝碳等生态产品在内的跨区域价值交易机制建设，使资源禀赋型区域通过生态产品输出获得经济补偿，实现资源环境优势向资本优势的转化。例如，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正在推进海洋碳汇交易试点，以及林草碳汇+乡村振兴的融合项目，为资源向城乡之间合理配置提供了现实范本。
二是正视资源开发中的路径依赖与结构性失衡问题。在不少资源型地区，“资源诅咒”效应依旧难以破解，固化着城乡之间的结构性鸿沟。有必要突破资源依赖型地区城乡关系转型的资源诅咒和资源路径依赖[43,44]，依靠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双重驱动，既通过技术赋能推动资源高效利用与功能再造，同时以制度手段建立资源利用绩效考核、生态补偿与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为城乡关系的再平衡提供制度保障。尤其是鼓励城市反哺乡村、沿海带动内陆。同时，在区域层面推进以“蓝碳—绿色产业—生态红利”为内核的循环型发展体系，推动建立海洋碳汇与内陆生态修复协同格局。

3.4 治理创新：推进基于复合空间关系的自然资源跨地方治理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自然资源治理面临着从单一要素管理向复合系统治理的深层变革。自然资源不仅仅是单一物质的存在形式，还嵌套于区位条件、承载容量和空间尺度构成的多维空间结构中[45]。这一复合空间关系决定了资源治理的跨界性，使得传统依托行政边界的治理范式难以回应当下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复杂张力。因此，亟需构建以多尺度协同与跨地方统筹为核心的治理创新体系。
一要重构区位认知，转向制度—技术的优化导向。传统意义上的区位优势，常被视作资源开发利用的决定性条件。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其基础性地位正在被重塑[46]。技术创新与制度优化正在逐步打破传统的单线逻辑，一些资源匮乏地区通过区域开发策略与技术赋能的结合亦能实现资源利用的逆势突围。因此，治理创新应突破对资源禀赋的依赖，转向关注技术创新、制度设计和生态协同对区位功能的重构，进而推动区域间资源可及性的再度平衡。
二应厘清容量特性，从静态供给转向价值释放与风险调控相结合。自然资源的容量特性既关乎其物理上的可持续供给能力，还表现为其所能创造的经济效益、生态服务价值和社会价值等需测算的潜在价值[47]。资源容量的双重性和动态性，要求在开发利用的同时同步评估其“生态韧性”与“发展边界”。例如，在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的实践中，对于林地、湿地等生态敏感型资源，治理模式应优先建立生态资产核算机制与生态补偿标准体系，强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并通过生态风险预警机制实现资源容量的动态调节。如桂林市阳朔遇龙河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将筏工管理、生态分红、“河陆空”三维流域空间治理、流量预警预测等一并纳入流域资源治理中，形成“资源共享、利益共担、治理共治”的数字人文式治理模式，为流域、村落、景区、道路等不同空间尺度的数字协同治理提供了经验参考。
三是突破尺度局限，构建跨行政区域多层级的协调治理模式。自然资源的使用边界与行政区划往往存在错配，尤其是在流域治理、山海协同、生态通道建设等领域更为突出。以往依据单一地理尺度进行的资源治理，往往导致“上游开发、下游受损”“本地收益、异地承担”等空间不正义问题。为此，应推动治理从行政单元走向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多尺度协同机制[48]。当前已有探索包括：建立跨省流域管理机构、设立流域生态补偿基金、推动区域联合执法平台等。

3.5 知识整合：知识工具边界突破与复合型知识体系建立

在生态与经济深度耦合、复杂性日益增强的发展语境下，突破知识工具边界，整合多元文化与知识系统，是解决复杂生态—经济矛盾问题的关键策略。长期以来，现代科学方法偏重技术解决方案，表现出以控制与工程为导向的“工具理性”。然而，在面对多样性生态系统与文化实践时，常常显现出适应性不足与文化嵌入缺失的问题，忽略了地方性知识和传统生态智慧的价值。
在新发展阶段下，自然资源开放和管理既需要人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支撑，还需要尊重和探索本土化的民间知识。将地方性知识、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科技体系进行有机整合，构建更加包容、弹性与情境化的生态文明知识图谱，为自然资源治理注入复合型认知支撑。整合科学技术、地方知识与传统文化，有助于弥补单一知识体系的不足，为实现人与自然互惠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互为主体的生命共同体构建提供更多有效的知识工具。在云南梅里雪山脚下的雨崩村，区别于纯科学主义的知识，地方性知识对云南藏区乡村自然环境治理产生了关键作用[49]。这些实践虽难以被简化为科学模型，却在土地利用和生物多样性维护中发挥着稳定而持久的治理功能。地方性知识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是动态适应性的生态智慧，它与现代科学形成互补，为自然资源治理提供“技术—伦理—文化”三位一体的系统认知。
实现知识整合的真正落地，需在方法与制度层面推动知识协商机制的构建。一是建立多元主体对话平台，推动地方居民、技术专家、政策制定者与民间组织共同参与资源治理知识的共创与共享。二是发展“跨学科+跨文化”知识融合范式，推动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与传播学等多领域的深度合作。三是构建知识共识框架，实现从“专家灌输”到“共识建构”的治理模式转型。

4 结论与讨论

新发展理念要求人们改变以往“征服自然”的思维方法，互主体性理论视角强调人与自然是互为主体的互惠关系，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指导理念的理论对接，有助于推动人们在认知观念和共享经验上实现从工具理性到生态理性的转变、识别并塑造新的生态文明形态。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文明对自然资源的新定位，反映的是中国式文明的进化与升级。自然资源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文明要素互相作用，是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部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有必要立足中国实际展开自然资源理论体系研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加以再解读、形塑新型自然资源观，从而在理论层面对接和深化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等政策理念。
因此，本文首先从认知层面解析自然资源观念的演化以及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具体而言，在传统的资源观下，自然资源被解构为单一的资源要素和局部的资源系统，导致自然资源开发和保护实践过程中的资源关系割裂，忽视了自然系统的整体性作用。随着“关系思维”在自然资源研究中的拓展，自然资源逐步走向生态系统服务、系—体系—系统等新认知视野中。不论是传统的资源观念还是系统性的资源观，在经验层面，中国自然资源发展长期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工具理性、生态理性、价值理性等理论思维之间的相互冲突导致自然资源的利用与发展长期处于经济与生态、保护与发展、存续与节制等二元对立的矛盾之中。本文尝试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所面向的时代背景及其所提出的新发展要求，延续并拓展马克思所提出的“人与自然主客体”的思想，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指导理念加以理论转化，深化“对自然资源观念的建立其实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的研究立场，提出“人与自然互为主体的”自然资源观，具体探讨“人化的自然”与“人的自然化”关系。
推进中国式自然资源的现代化研究，需要基于契合中国实际和本土伦理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为自然资源研究提出了新发展要求和新指导理念，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自然资源研究应围绕哲学命题、技术命题和文明命题不断深化和拓展，既要围绕“人与自然互为主体的关系”建立哲学理论支撑，夯实自然资源基础理论研究，也要回应数智时代下自然资源的新质生产力命题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导向下的未来文明形态构建命题。研究还力图回应当下的自然资源实践议题，提出可能性的应用策略，包括推动多元价值评估和创新转化、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跨地方治理创新和多元知识整合，呼吁学界共襄和探讨，协同深化和丰富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自然资源研究的多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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