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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实现路径

  • 任芳容 , 1 ,
  • 刘小炎 1 ,
  • 孔凡斌 , 1, 2
展开
  • 1.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0037
  • 2.南京林业大学数字林业与绿色发展研究院,南京 210037
孔凡斌(1967- ),男,江西九江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农林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E-mail:

任芳容(1985- ),女,山东青岛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资源经济与森林可持续经营、能源环境经济与低碳运营管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5-03-24

  修回日期: 2025-08-19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1-13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A105)

The path to achieving a synergy between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energy security vi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biomass energy industry

  • REN Fang-rong , 1 ,
  • LIU Xiao-yan 1 ,
  • KONG Fan-bin , 1, 2
Expand
  •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 2. Institute of Digital Forestry & Green Develop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3-24

  Revised date: 2025-08-19

  Online published: 2025-11-13

摘要

高质量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是中国推动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战略选择。从资源利用生态化、能源供给协作化、产业发展普惠化和能源需求多元化四个维度阐释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分析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资源基础、技术现状及其产业化现实困境,解析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理论逻辑,即以生态承载力理论、产业价值链理论、生态补偿理论和能源回弹理论为引导,实现基本内涵四方面的层层递进与全面覆盖。提出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产业端与治理端实践路径:(1)以“两山”理念为指引,构建能够体现节能优先原则的资源安全高效利用机制;(2)以链间协作为抓手,打造能够促进要素优势互补的能源安全高效供给体系;(3)以民生关切为落脚点,探索能够惠民便民安民的协同治理体系;(4)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完善能够满足终端消费的多元用能支撑保障体系;(5)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建立健全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链条支持政策体系。

本文引用格式

任芳容 , 刘小炎 , 孔凡斌 . 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实现路径[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12) : 3394 -3416 . DOI: 10.31497/zrzyxb.20251211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ry biomass energy industry is a strategic pathway for China to achieve the synergy between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energy security. This study elaborates on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forestry biomass energy industry from four dimensions: ecological resource utilization, collaborative energy supply, inclusiv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diversified energy demand. It examines the resource foundation, technological status, and industrialization challenges of China's forestry biomass energy industry. Guided by theories of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industrial value cha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energy rebound, it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using the industry'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 achieve the synergy between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energy security, thereby providing comprehensive coverage of the four fundamental dimensions. We propose a practical path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ry biomass energy industry and enhancing the synergy between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energy security from both industrial and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We aim to: (1) establish a resource security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mechanism grounded in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and the principle of energy conservation prioritization; (2) build an energy security and efficient supply system that leverages inter-chain collaboration to enhance factor complementarity; (3) develop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focused on livelihood concerns, designed to benefit, facilitate, and ensure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4) improve the diversified energy support and guarantee system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better meet end-user demands; (5) create a comprehensive full-chain policy support system driven b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o facilitate high-qual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高质量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是新时代统筹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和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重大战略选择[1]。面对当前中国能源供需格局不平衡加剧的新变化和国际能源发展地缘政治性扩散的新趋势,中国在能源安全问题的解决上仍面临很大的挑战与威胁。2023年,中国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高达73.6%,其中原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为72.9%和42.3%。与此同时,2023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34%,位居全球首位。“两山”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论述的深远阐发以及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29次缔约方大会(COP 29)表明大力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立场和主张,意味着中国当前能源发展工作必须兼顾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而《“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则进一步要求稳步推进生物质能多元化开发,因地制宜加快农林生物质发电向热电联产转型升级,为具备资源条件的县城、人口集中的乡村提供清洁能源。因此,中国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能源转型方案之中,明确了要以林业生物质为代表的生物质能源发展的目标任务。林业生物质能源资源因其具备生态环境有效修复和传统化石燃料有效替代优势,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被视为构建中国式现代产业体系推动节能降耗、资源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2],也将成为中国应对能源紧张与安全保障问题的重要途径。目前,中国以电力为主要能源载体的生物质能源利用已取得长足的发展,2023年生物质能发电量为1980亿kW·h,同比增加156亿kW·h,年均发电量增长率超过75%。生物质能源利用的环境负外部性低,有助于实现农林资源及其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有效减少农林废弃物处理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推动落实以资源保护为内在要求的美丽中国建设。不仅如此,生物质能源可助力解决不同时间尺度的储能问题,能够为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安全稳定的新型电力系统提供支撑,还能够为解决中国能源安全保障问题提供更可靠的清洁化选择方案。
利用林木资源发展生物质能源是中国生物质能源持续高效发展的必由之路。早在2021年8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3]将“生物质能源”和“生物基材料”作为新兴产业重点提出,强调要积极推广节能环保和清洁生产技术,同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随后在2022年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的《林草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进一步将林业生物质能源列为“十四五”时期林草产业发展的12项重点领域之一,明确了林业“三剩物”、废弃木质材料等能源化利用促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发展方向,将鼓励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视为实现规划目标的关键路径。相较于其他生物质能源利用,林业生物质能源不仅能够实现发电利用和非电利用的并行发展,还能够为解决中国城乡各类林木废弃物的无害化、减量化处理、资源化利用以及农民用能安全问题提供优选方案,推动实现能源清洁化、高值化发展,为中国能源现代化不断注入绿色动能。
当前,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并未得到充分合理的发展[4],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产业发展规划院发布的数据,中国每年可获得林业生物质资源7.31亿t,其中3.05亿t可用于能源化利用,占资源总量的42%,发展潜力巨大。然而,目前有关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跨领域系统性研究匮乏,尚未构建起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森林资源保护和能源安全三者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导致三者间的因果关联、协同机制及矛盾冲突缺乏深度解析。其次,实践层面的割裂现象突出,部分地区在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时过度依赖森林资源采伐,引发生态退化问题;而严格的森林保护政策又可能限制生物质能源原料供应,加剧能源安全压力。此外,现有研究多基于局部案例或单一学科视角,缺乏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资源保护与能源利用互馈机制的全局性探讨,难以满足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实践需求。理论逻辑的模糊性与实践路径的缺失亟待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通过揭示三者协同联动的内在规律,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实践路径。因此,面向高值化与清洁化的能源产业发展态势,系统阐释加快推进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科学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系统梳理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现状与现实困境,探讨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驱动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内在机理,提出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对于指导有效应对转型过程中的森林资源相对短缺与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压力的双重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与现实意义

林业生物质主要指木本及草木类植物,涵盖林木如能源林等,林业“三剩物”以及林副产品和草本植物[5]。林业生物质能源是蕴藏在木本及草木类植物生物质体内的可再生资源,通常采用燃烧、转换、液化等技术将生物质转化为热电联产、燃料乙醇等能源产品[6]。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链相对复杂,可根据原材料加工过程分为三个环节:产业上游为林木种植、采伐以及运输环节,产业中游为生物质能的加工、转化与储存环节,产业下游则包含销售与利用等服务性环节[7]。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基于“林业—环境—能源—林业”的低碳循环模式,未来将呈现出以非电利用为重点的多元化发展态势。
随着有关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研究的深入,相关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林业生物质能源开发和应用的重要性进行阐述。就环境效益而言,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具有分布范围广、种类多等特点,在转化技术基础上,能够替代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所需的常规能源[8];而林业生物质能源具有的可再生性、单位碳排放量低等多种优点,能够实现区域能源使用效能的有效优化,助推绿色发展进程[9]。就经济效益而言,在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涉及种植、采集、运输、加工等多个环节,需要大量劳动力[10];而中国山区的村民群体能够因此获得丰富的就业机会,村民收入水平极大提升,从而为乡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11]。同时,随着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与之相关的技术研发、咨询服务、设备维修等服务业也会应运而生,从而带动乡村区域发展水平的进一步跃升[12]。但现有研究尚未兼顾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环境与经济效益,也未能综合探讨其在解决资源危机与推动“三农”事业发展方面的协同价值。此外,林业生物质能源普遍是利用林木剩余物,在一次种植便可覆盖数十年的应用周期,这无疑揭示了林业生物质能源对提高乡村生态效益,实现能源产业和生态系统的共同发展的重要意义[13]

1.1 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

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中国情境下的实现离不开高效、公平和绿色可持续这三大基本要求[14]。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以资源保护和能源利用相对均衡为基础,以绿色增长与能源替代为主要目标,通过完善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化水平和提升各利益相关方的生活水平,创造互惠互利的发展环境与共存共荣的产业生态,实现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与区域城乡能源供给一体化的协调发展,从而构建推动资源节约与替代性能源推广协同深化的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新模式。从科学内涵上看,应包括具有现实逻辑递进顺序的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资源利用生态化。即在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上游各环节将利用现有林业资源与培育扩大原料来源相结合。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是中国未来资源利用的指导思想[15]。在不影响当前能源、土地以及粮食安全均衡状态的产业发展原则下,一方面,在采伐、运输环节充分利用现有各类林业资源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另一方面,在林木种植环节利用宜林种植的荒芜土地及边际性土地集中建设能源林,并通过构建具有生物多样性的林业生态系统,改善较为恶劣的城乡生态环境状况[16]
二是能源供给协作化。基于综合推动产业链协作与规模化发展的背景,在产业中游的加工、转化环节聚焦高产能源林基地建设与相应转化技术工艺水平的同步发展。通过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与产业内各企业在能源生产工序上的紧密结合,实现能源载体生产与能源储存的双向并行发展,推动能源林产业集群的产能规模化扩张与资源最优化配置,在林区周边着力发展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产地集中化生产。同时,通过示范工程的建设以及发挥龙头企业在技术上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推进产业链中游各环节协作化发展,构建协同和谐的产业生态系统。
三是产业发展普惠化。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企业实现经济与社会利益的双重普惠化。双重普惠化体现在产业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产业链中游的能源生产端来看,林业生物质能源企业规模在快速扩张后,随之便能够有效地为农民开辟新的就业渠道,能够通过给予村集体更多的生态补偿费用,增加农民收入,以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另一方面,从产业链下游的能源消费端来看,通过分布式专用炉具的普及使得农民能够使用价廉且清洁的生活能源,可以降低农民的经济负担,从而带动实现增进农民福祉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和谐共生。
四是能源需求多元化。传统的单纯以电力形式向外输送林业生物质能源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因生活水平改善所带来的多样化能源利用需求。在产业链下游的能源利用环节,日益增长的清洁能源利用需求迫使现有能源供给方案得到了个性化设计,以及生物柴油等一系列更易被储存和运输的林业生物质能源载体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发展,进而对产业链上游和中游提出更新的技术要求和更高的工艺要求。此外,推动林业生物质耦合燃煤电厂建设业已成为解决林业生物质能源集中式利用低效率、高成本问题的可行路径。

1.2 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意义

第一,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治理环境污染、实现资源节约的社会需要。林业生物质能源具备燃烧后所产生的污染废弃物水平远低于传统能源燃料的清洁化特点以及林木资源可再生的生态化特点[17],预计到2030年能够替代2746万tce的能源需求,减少碳排放超5000万t[18]。同时,通过挖掘林业生物质能源的潜力以及深化能源的生态属性,不仅可以增加森林资源与治理荒山荒地,还能够提供丰富的清洁能源,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构建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能够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
第二,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是缓解能源供需矛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迫切需要。当前中国在化石能源方面相对匮乏,原油和天气的对外依存度呈现提升态势。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安全的重中之重,中国必须积极寻找可替代与可再生的绿色能源。而中国当前林业生物质资源较为丰富,林木资源天然具备可再生性、初步的能源转化技术也较为成熟。根据中国各省份能源林的面积、蓄积量和树种组成因素测算,林业生物质总量超过1亿t[19]
第三,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需要。根据2023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近9亿农村人口中,近半数生活在长期缺少国家集中配给的电力、热力供给体系的山区和林区,生活燃料还主要依赖传统薪炭这一高污染、高排放资源。因此,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大力推广普及不仅可以为农民集体提供清洁实惠的能源供给,促进当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还能够为农村经济繁荣和农民生活改善提供崭新引擎[20]

2 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资源基础、技术现状及其现实困境

在过往研究中,众多学者对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度探究,并总结得出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境与挑战。一方面,中国林区地形复杂导致无法应用机械化手段收集和运输原材料,必须需要通过消耗大量的劳动力和资金汇总与转运原材料[21]。另一方面,中国林业树种种类具有多样化特点,各个树种的收获季节都存在一定的差异[22]。除了林业生物质能源的资源分布及开发利用困境外,中国现行各项法律中所包含与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相关的内容都较为空泛,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23]。因此综合上述研究框架,从资源基础、技术现状及其现实困境等多层面对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展开深度剖析意义重大。

2.1 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资源基础和技术现状

2.1.1 林业生物质资源现状

林业资源已经成为生物质能源的最大供应来源,表1列出世界前五大林地面积国家。以林业生物质能源为代表的生物质能源已成为全球第四大能源供给源[24]
表1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林地面积比较 (万km2)

Table 1 Comparison of forest land area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面积排名 国家 林地面积 天然林面积 人工林面积
1 俄罗斯 815 795 20
2 巴西 497 490 7
3 加拿大 347 331 16
4 美国 310 284 26
5 中国 220 141 79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森林评估报告2023》。

表1可知,中国林地面积位居世界第五,其中人工林面积以79万km2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林地资源整体呈现出“规模大、人工多、原生少”的强干预性以及后发性特点。这一方面表明中国林木资源培育上具有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经验优势,另一方面表明中国人工林建设高经济成本,林木资源再生循环利用应是降低经济成本的重要选择[25]。相较于巴西等林业生物质能源生产强国,中国资源利用率明显偏低,能源转化率只有1%左右。中国林业生物质资源主要来自于木质资源、木本油料以及用于生产生物液体燃料的高淀粉、纤维木本作物,这三类资源的具体状况如下。
第一,以各类可供转化的木本作物为代表的木质资源。中国木质资源的主要来源为集中种植的灌木林、能源林以及行道树。根据第九次中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2014—2018年),中国能源林蓄积量超过5600万m3,且在全域范围内均有分布。中国灌木林总面积则超过7300万hm2,集中分布在中国的西部地区。
第二,以橡胶为代表的木本油料作物。中国有近160种油料木本作物,主要用于生物柴油,且资源储量丰富,其中可以大规模推广的木本作物就有近40种,具体如表2所示。中国集中种植的主要油料木本作物面积超过100万hm2,其中石栗作为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广的产油量最高且最稳定的油料木本作物,其种植面积也已经接近3000万亩。截至2021年,中国木本油料产量达到906.38万t,全部加工利用可获得360多万t生物柴油。
表2 中国集中种植的主要油料木本作物及其资源现状

Table 2 The main oil and woody crops planted in China and their resource status

树种 含油率/% 果实产量/万t 面积/万亩
橡胶 50 81 1700
野核桃 69 43 11200
石栗 62~72 228 2800
小桐子 40~74 30 3000
油桐 33~72 300 1000

注:数据来源于《林草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及自行整理。1亩≈667 m2

第三,以栎类和麻类为主要来源的高淀粉、纤维木本作物。高淀粉、纤维木本作物是生物燃料乙醇的核心原料。中国以栎类林木为代表的木本果实含淀粉类林木资源极为丰富,栎类林木面积近2000万hm2,转化为燃料乙醇超过250万t。以麻类为代表的高纤维木本作物虽种植面积不足淀粉类林木的十分之一,但在中国各省市省(自治区、直辖市)呈现更为广泛的点状分布态势。高纤维木本作物转化燃料乙醇的效率极高,每吨纤维素便可生产1.2 t工业用燃料乙醇,每公顷麻类干物质便可生产16.5 t的工业用燃料乙醇[26]

2.1.2 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规模与技术现状

就技术层面而言,目前中国林业生物质发电产业整体已日趋成熟,但林业生物质能源液态燃料产业相比其他国家仍较为缓慢。林业生物质能源技术发展具体状况如下:
第一,林业生物质发电是一种利用林业废弃物作为燃料进行发电的方式。中国在林业生物质能源发电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初步实现了产业化。中国林业生物质发电及其技术状况如表3所示。中国林业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与发电量虽然均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但机组年利用小时数则一直在3000~3400小时范围内波动,到2023年底仅3244小时,与同期中国火电机组4400小时以及同期全球生物质能机组4082小时的利用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
表3 2016—2023年中国林业生物质能发电装机量与发电量

Table 3 The installed capacity and power generation of forestry biomass energy in China from 2016 to 2023

年份 装机容量/万kW 发电量/亿kW·h
2016 490 166
2017 590 199
2018 712 241
2019 920 311
2020 1200 371
2021 1520 458
2022 1600 511
2023 1800 584

注:数据来源于《2024中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年度报告》、同花顺财经网(https://www.10jqka.com.cn/)。

第二,林木生物柴油产业在中国起步较晚且规模较小,但发展势头迅猛。然而,当前生物柴油发展仍面临原料供应及其价格的平稳性等现实挑战,林业生物质能源向生物柴油转化的具体尖端技术尚待成熟。2023年,中国林木生物柴油产量虽然已达5600万t,仅占全球林木生物柴油产量的3.93%,与欧盟、美国的生产能力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相较于欧盟、美国的技术差距则更为突出,中国林业生物质柴油则仍然处于酯基生物柴油的技术水平,欧盟、美国则已完成向烃基生物柴油的迭代。
第三,林木生物燃料乙醇主要以淀粉、糖类及纤维素类物质作为主要生产原料,具有更高的燃烧效率、能增强汽油抗爆性能并有效降低有害气体排放等优点。但木质纤维替代生物乙醇原料已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27]。中国在木质纤维素转化乙醇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距离工业化应用还有一定距离。具体而言,中国林业生物质燃料乙醇生产目前处于从粮食原料乙醇到纤维素原料乙醇的过渡阶段,国际上则已普遍实现纤维素原料乙醇的商业化生产,两者技术差距不小。2023年,中国林木生物燃料乙醇产量已达8897万t,仅占全球产量的3.82%,与美国、巴西等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大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2.2 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

2.2.1 林木种植粗放和原料转运困难,资源浪费严重

目前中国能源林木树种选种及栽培缺乏系统管理与规划,超过30%的能源林地属于疏林地或郁闭度小于40%的低产林地,能源林发展较为粗放且能源产量效率不高。在众多问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能源林木培育技术研究与储备不足,能源树种的遗传改良方面投入有限,导致其抗逆性、广适性以及能量生产力等关键性状的改进受阻[28]。例如,作为生物柴油原料树种的小桐子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种苗选育不善的问题。种苗的生产和流通缺乏规范,使得苗木质量难以保证,例如小桐子出圃运输过程存在的苗木损失比例较高的问题,且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林业生产在机械化和自动化方面仍处在较低水平。林业生物质能源原料的采收工作主要依赖人工,如灌木林等主要油料作物,其生长环境恶劣,进一步增加了收割难度和采收成本。加之中国不同地区的林业能源树种种类繁多,主要作物就达102种之多,其收获季节各异,能源特性不同,难以满足工业化生产对集中、规模以及持续性原料供应的需求[29]。例如,中国林木燃料乙醇原料生产多集中在东北林区,而燃料乙醇的消费则集中在华东沿海地区。冬季东北林区交通不畅便导致处于冬季生产旺季的华东化工企业陷入生产瓶颈,甚至停工停产。上述因素叠加所带来的原料与产品流通不畅,导致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在原料环节出现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

2.2.2 技术工艺落后与市场流通不畅,生产效率低下

当前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正处于商业化推广与技术设备更新的关键阶段,现有能源转化设备高能耗、低产出的现象十分突出[30]。由于技术水平不足,工艺设备陈旧,缺乏“林间到料仓”的精确部署和一体化解决方案而最终使得产业发展受阻,导致材料浪费严重,致使各利用方式的原材料转化率均不足30%。各产业链环节的产出品科技附加值较低,在市场流通不畅的情况下很难得到及时转运与利用,因库存积压所带来的产品损耗是造成林业生物质能源投入与产出比不甚理想的重要原因。在冬季的东北林区以及雨季的西南林区,大雪封山与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导致林木资源物流中断。由于林业生物质能源利用工程规模通常较小,项目总预算一般不足300万元且林木资源利用量每年不足5万t,而其原料又属于非零售的大宗商品,单位收购价便超过500万元且资源量远超5万t,供需双方的金额差值超过200万并存在较为严重的原料过剩问题,因此极易出现原料投入与实际生产能力不协调等资源错配,最终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低下[31]。除此之外,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企业的选址分布较为分散,难以形成产业聚集的集群效应,产业链内部各环节企业的技术沟通与产品流通渠道尚未建立起来,由此将进一步加剧技术落后以及资源错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2.3 市场开拓不善与企业成本高企,经济效益微薄

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的传统市场是面向公用事业部门的用能需求,每千瓦平均超过8000元的高设备购置成本导致其难以向普通民众用能推广。由此导致林业生物质能源企业的销售渠道普遍存在较为狭窄的问题,其营业收入的波动性很大。例如,凯迪生态电力公司就因生物质能源设备购置所带来的高负债以及营业收入的季节性、分散性而未能实现盈利,其中净资产收益率则连续三年低于-100%、资产负债率则均高于60%。由于缺少对开发利用林业生物质能源重要意义的宣传教育,林业生物质能源的消费者口碑与信誉仍然没有建立,进而导致其市场开拓面临极大困难。加之林业生物质能源企业多处于远离人口聚集区而靠近原材料产地的山区或林区等,企业自身的用能成本、用工成本等都居高不下[32]。仅以用工成本为例,产业头部企业的应付职工薪酬金额均达到了其总营业成本的50%以上,再加之生产、转运过程中的必要损耗带来的原材料成本难以消除,导致企业始终无法实现利润总额的扭亏为盈[33]。例如贵州常年因地形条件限制,林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不充分,每年实际能源产出量不足当地生物质能源储量和潜力开放量的28%。受以上多方面成本高企不利因素的影响,林业生物质能源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低于一般公用事业企业的平均水平,产业头部企业平均毛利率不足10%。产业多数企业整体盈利、偿债能力较弱,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倒挂现象频发,一旦离开产业补贴政策就极易陷入亏损。

2.2.4 能源载体单一与技术更新缓慢,能源普及受限

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热电联产技术已商业化推广,但以生物酒精、生物柴油等为代表的生物液体燃料行业内前沿能源载体的转化技术的应用进展缓慢,预计均需要在2030年左右才能实现产业化[28],产品品质与当前应用端技术产品的兼容性存在较大困难,难以规模化发挥其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作用。能源载体单一便会导致当前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利用场景较少,很难实现社会层面的快速普及。即便是热电联产项目的应用,也因为技术更新缓慢而无法完全契合用户的实际需求。林业生物质能源转化设备的更新成本较高,既有设备完全无法应用到新设备当中,消费者无力也不愿承担大规模的设备更换成本。

2.2.5 支持政策不完善与跨部门联动机制缺失,产业发展乏力

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现有的支持政策仅有财税补贴单一形式,其他如技术支持等形式的支持政策尚未建立,对于生产林业生物质燃料以及处于初创期的生物质能源发电项目没有相应的扶持优惠政策[13]。林农和林业生物质能源生产企业生产积极性不足,相应的技术工艺难题攻关也难以开展。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在政府部门职责归属界定上较为模糊,各地林业局虽然能够确保林业资源统一规划和调配,但后续转化为林业生物质能源的消纳问题则需要能源企业(电网与石化企业)及其当地能源局协同解决。但是,由于中国能源企业均为独立性较强的大型央企,其地方分支机构权限较低且各地能源局仅具备能源利用的监督与协调职能,当地能源局无法做到对本地林业资源与林业生物质能源消纳进行统筹规划[31]。同时林业生物质能源项目的落地往往需要征求当地村民集体的意见以及获得乡镇政府对项目用地的批准,很难与上级能源局规划意见形成一致。

2.2.6 集中式系统经济性不足与分布式系统转化率低下,发展路径受阻

世界范围内林业生物质能源利用系统存在集中式系统与分布式系统两种发展路径。林业生物质资源分散分布在交通不便的山地林区,且资源产出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将林业生物质资源进行集中转化为其他可利用能源形式的成本较高,集中式能源利用系统的经济性不足;同时由于林业生物质资源的含水量高,因此在利用前必须进行高耗能和长周期的预处理,加之其本身具有的低能量密度特征,因此在分布式利用的情形下,较低的资源利用量所产生的能源生产量几乎无法覆盖预处理的耗能成本,致使分布式利用的能源转化效率低下。

3 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理论分析

林业生物质能源高质量发展是资源环境生态化保护与能源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通过具有现实逻辑顺序的资源利用生态化、能源供给协作化、产业发展普惠化和能源需求多元化四个方面的层层递进与全面覆盖,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融会贯通于各个环节,多层次助推产业迭代升级,将资源保护理念与替代性能源(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推广行动有机结合,形成替代性能源产业链绿色发展的良性循环,进而有效提升中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形成森林资源保护利用与国家能源安全保障战略协同的全新格局。

3.1 何以可能?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何促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

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是中国坚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的微观基础,是中国协同解决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基石。当前,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按照产业链上中下游以及替代性能源的推广成效顺序将上述四个关键内涵贯穿整个产业链发展过程始终,由此构建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理论逻辑,即以生态承载力理论、产业价值链理论、生态补偿理论和能源回弹理论为基础,推动形成用于指导实践的完整理论体系(图1)。
图1 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理论逻辑

Fig. 1 Theoretical logic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biomass energy industry and synergistic efficiency of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energy security

基于生态承载力理论,林业生物质能源资源虽然是可再生资源,但在一定时空内的资源储量与生产能力仍然存在限度,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34]。生态承载力理论包括两层需要达成均衡状态的基本含义:第一层涵义是指生态系统中的资源与环境子系统的自我维持与自我调节能力,即生态承载力的支持部分,这便要求在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时,不能以增加社会能源承载力作为唯一目标,还要通过减少林业生物质能源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损耗(即被动性资源保护措施)以及构建新的能源林生态系统(即主动性资源保护措施)来提升生态承载力的支撑力量。第二层涵义是指生态系统内社会与经济子系统的发展能力,即生态承载力的压力部分,这便要求在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时,须考虑林业生物质能源的推广和普及效果,使其能够成为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替代性能源。
产业价值链理论认为,产业链内部的各家企业应当通过厘清产业价值链各项关键节点,明确自身企业发展的优势与短板所在[35],扬长避短,据此赢得和维持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并认为,价值链能够形成链间企业的集群效应与链式效应。就集群效应而言,产业链内的各类企业能够实现要素流通的最优化,尽量避免因资源错配所导致资源浪费,同时要有利于信息资源的交流、汇集,促进技术、产品的联动创新,能够通过技术加工工艺的创新减少产品损耗,使得资源保护理念在林业生物质能源企业生产过程中得以延续和实现。就链式效应而言,产业链上的各类企业在打破当前各自为政的割裂状态的基础上,明确自身的资源、技术和市场优势,在资源利用协同共融的基础上,建立各环节链式协作机制,确保产业链各环节边际效益持续递增,进而推动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壮大,满足保障能源安全问题的基本规模要求。
基于生态补偿理论,由于农村除林业生物质资源以外的农村生态系统(包括农民)通常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因此总是被无偿使用[36]。农村生态系统的无偿性特点使其在财富创造与分配的过程中出现了投入与回报相差较大的错配现象。为了改变这种错配现象,在财富分配过程中应该充分重视农村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基础性要素服务,给予能够体现其价值的财富回报。该费用补偿可以在两方面发挥效用:一是直接给予当地农民免费或折扣使用能源的机会,这既能够降低农民的生活成本,又能够提高清洁能源的能源利用效率,完成林业生物质能源在农村范围内推广的同时减少农民因采用传统薪炭方式转化能源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二是林业生物质能源企业可以雇佣当地居民加入生产活动,将补偿费用转化为生产成本,既能够提高农民的生活收入水平,以期获得农民更为多元化的林业生物质能源用能需求,又可以进一步实现林业生物质能源在能源替代和资源保护问题上的协同增效作用。
能源回弹理论认为,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将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经济的增长会对能源产生新的需求。具体而言,林业生物质能源的推广在提高能源效率、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之后,会催生出更为多元化且规模更大的林业生物质能源用能需求,进而倒逼厂商自身的生产能力及其相应技术工艺的进步与迭代升级[37]。这种现象的出现意味着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良性循环的开始。这种良性循环是基于“生态—企业—乡村”模式的自驱动循环,由此所带来的“滚雪球”式的产业协同发展,将通过技术工艺迭代升级的方式进一步解决能源转化过程中的资源保护问题,随后带来的进一步林业生物质能源用能需求增加,足以支撑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进一步壮大,使之最终成为保障中国能源安全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3.2 何以实现?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何促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

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需要企业、政府和村民集体三个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且三方均具备充分的意愿与条件,使得这一构想具有可行性。
第一,政府视角下促进协同增效的意愿和条件。政府作为林业生物质资源系统的建设者与监管者,肩负着保障全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任务。生态承载力理论认为,林业生物质资源系统虽然具备一定的自我维持与自我调节能力[38],但也存在着承载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政府有意愿通过高效利用手段将现存规模巨大的林业生物质能资源系统较为清洁地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替代性能源,在保护资源的同时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基于生态补偿理论,林业生物质能源的高质量发展还能够显著提升村民的收入水平和改善乡村环境状况,降低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确保全社会的公平与效率相统一。
第二,企业视角下促进协同增效的意愿和条件。在产业价值链理论的作用下,林业生物质能源企业间可以形成协作关系,改善因要素流通不畅而导致的资源错配的负面情况,同时能够形成技术优势合力,攻克能源转换工艺瓶颈[39],尽量避免转化过程中额外的成本支出。消费者用能多元化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用能规模的扩大,虽然企业在其间要经历技术更新所带来的发展阵痛期,而一旦突破这一暂时性的困难,将会使企业自身成为稳定的替代性能源供给源,从而能够保障自身营业收入的稳定增长。
第三,村民集体视角下促进协同增效的意愿和条件。长久以来,中国部分村民集体一直游离于国家统一能源供给体系之外,迫切需要价廉清洁的稳定能源供给[40]。基于生态补偿理论,村民集体不但可以收到因资源开发而带来的直接经济补贴,同时也能够将自身的用能需求嵌入到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体系之中,获取成本低廉且资源环境友好的稳定能源。此外,由于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特性与选址安排,村民集体中广泛存在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也将得到解决。能源回弹理论认为,随着村民集体对林业生物质能源的持续利用,由此催生出的多元化用能需求将得到满足,也将从根本上解决村民集体几乎所有的能源利用问题。
第四,政府、企业与村民集体三者间促进协同增效的意愿和条件。在如乡村能源这样的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41],进而出现区域产业空心化、乡村治理秩序混乱化以及村民集体贫困化等对上述三种利益相关者同时造成不利影响的问题。而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则可以从乡村用能需求这一痛点问题出发,使得三方成为方向一致、收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在促进协同增效的基础上实现区域资源配置均衡,进而基于“产业聚集—经济增长—村民富足”实现“企业—政府—村民集体”三方共赢,避免了因目标分歧所带来的实践障碍。

3.3 何以协同?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如何协同增效?

促进两者协同增效的关键在于林业资源的集约式管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林业生物质能源的规模化发展,进而成为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替代性能源。
首先,在生态承载力理论作用下,改善现有生态系统承载力以及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系统承载力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并行不悖的两条路径。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需要根据土地资源现状开发利用情况以及林业能源作物的生长特点,改善现有能源林生态系统的承载力[42]。同时,产业发展需要而且能够对宜林荒地以及边际性土地(盐碱地、沙地等)的生态承载力进行修复,使其成为新的生态承载力来源。基于现有文献的测算方式,如果将上述宜林荒地与边际性土地全部定向种植能源林,每年产出的生物质能源将能够达到当前中国火电发电能力的11%。这意味着在重新利用中国近2亿hm2衰退性土地资源的条件下,使其足以成为在中国能源安全问题上举足轻重的替代性能源。
其次,联立产业价值链理论和能源回弹理论可以发现,基于协同优化的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不断促进资源保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将催生出规模更大、能源承载形式更为多元的林业生物质能源需求。因此,林业生物质能源转化企业在产业链内部协同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时,不仅可以避免转化过程中因能源损耗而带来的资源浪费,同时也将拓展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应用场景,确保作为替代性能源的技术支持。此外,产业链内部的协同优化也将极大限度地提高全产业整体产量规模的提升,足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林业生物质能源用能需求,确保作为替代性能源的生产规模稳定性。由此便从产业内部视角实现了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的协同增效。
最后,生态补偿理论认为除林业生物质资源以外的乡村生态系统(包括村民)也应该得到补偿,以确保能源利用过程和以村民为主的农村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因此,林业生物质能源企业将既有的原材料成本转化为村民收入以及采用折扣或无偿的方式提供清洁能源后,可以加速乡村层面的清洁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进程,随之使村民放弃易造成资源破坏的薪炭能源利用方式,即以加速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为开端,推动以资源保护为附属效果的协同增效过程。

4 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实践路径探讨

以往有关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相关学者从法律法规、资金扶持和发展规划等角度提出对策方案。一方面,地方政府应针对本地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出台地方性法规用以支持本地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实现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9]。另一方面,在林业生物质能源开发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升林业生物质能源企业的市场竞争实力,有效抵御资源开发和应用过程中的各项风险[17]。此外,在制定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时要充分考虑目前产业发展面临的原料困境、技术困境、市场困境等,以实事求是、绿色生态、综合效益最大化为原则,确定合理的市场规模,避免盲目发展和重复建设[26]。但现有研究尚未结合现实案例对实践路径的具体措施展开系统梳理,未能将碎片化实践场景整合为系统化实践路径。
本文整合现有研究视角,同时依托现实应用样板,将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明确为:在产业端,基于资源安全高效利用机制、能源安全高效供给机制、多方协同治理体系、多元用能保障体系这四个密不可分的维度,在治理端,通过制度创新形成全链条支持政策体系,进而促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提升,最终实现两者协同增效(图2)。
图2 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实践路径

Fig. 2 The practical path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biomass energy industry and synergistic efficiency of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energy security

4.1 以“两山”理念为指引,构建体现节能优先原则的资源安全高效利用机制

林业生物质资源的可培育性与可发展性是其不同于其他生物质资源的显著特征,因此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应从资源利用这一产业链流通的最上游环节转变思想,必须坚决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实现从“靠山吃山——养山富山”的资源利用机制转变,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因林木种植和原材料收集方式粗放所导致的资源浪费问题,促进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资源节约以及激发能源推广潜力。即在确保资源供应稳定可持续的基础上,实现林业生物质能源供应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其具体举措如下:
第一,循环利用林木剩余物。对于林间剩余物的利用,要确保全流程的机械化与本地化。需要针对地域特点开发先进技术,推动林地的机械化进程。采用机械替代人工进行林木作业,不仅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力资源,还能显著提高工作效率,从而降低劳动成本。实现林木原材料的就地加工,这不仅能降低运输成本,还能有效减少运输途中的损耗,进而提升资源的整体利用率。在实践中,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研究所研发的林间剩余物多途径热解气化联产炭材料关键技术已经得到成功开发和推广应用,目前已经累计取得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近30亿元,获取林业生物质超过150万t,减少碳排放约200万t,增加就业岗位近7000个[43]
第二,合理培育能源林。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作为新兴领域,其发展离不开对能源树种的科学选择与精心栽培。因此,有必要在技术和资金上给予重点支持,以推动研究进程。若缺乏适当的培育技术,盲目扩大种植规模,则可能导致能源林出现低产、低质的状况。这种效率低下不仅会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开发进程。因此,在选择能源树种前,首先应对各种能源木本作物的特点与规律做一个相对全面的研究和分析[44],基于可规模化繁育、高质量性状的基本原则遴选出适宜进行能源林培育的优质树种,例如欧李、油桐这类分布广泛、用途多样以及产量效率高的树种。同时,加强对优质树种培育的科学创新[45],通过研发先进的生物培育技术达到优质树种高效栽培和快速繁殖,建立生长速度快,生长量大的能源林基地。在实践中,贵州省结合自身的地形与气候条件[46],大力培育和开发利用无患子资源,目前已经成为调整贵州省林业产业结构、振兴山区经济、促进项目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加快山区农民致富的有效途径[47]
第三,综合利用退化土地。中国目前仍然存在大量难以利用的荒漠化土地,这些土地资源上的自然条件恶劣[48],不适宜传统能源林的生长。灌木拥有易存活、易生长、易繁育等优势。灌木能源林的开发能够促进当地植树造林[49],变荒漠为宜林地、黄土高原等废弃土地资源为“绿色油田”,发挥其生态功能[50],因此可以将灌木林种植在已退化的土地之上实现资源与环境的双赢。在实践中,内蒙古自治区库布其沙漠片区便利用迎风坡造林与气流法植树等方法在荒漠中培育了大量的灌木能源林[51],进而发展当地的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已成为能源发展与荒漠化治理相结合的“中国样本”。

4.2 以链间协作为抓手,打造促进要素优势互补的能源安全高效供给体系

由于中国林业生物质资源具有分布广泛性,因此过往各区域多呈现出以一家企业贯穿产业链始终的“孤岛”式产业发展格局,由此因要素流通不畅带来了资源浪费与生产效率低下的产业发展不均衡问题。要想实现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立足链间协作,在企业间要素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打造高效化、规模化以及市场化能源供给体系。要切实提升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能源转化效率以及能源推广能力,完善林业生物质能源作为替代性能源的现代化、高级化产业基础。具体举措如下:
第一,高效流通原料资源。由于林业生物质资源产出具有本地化与季节化粘性,林业生物质能源供给稳定性难以实现,因此能源市场对林业生物质能源的需求预期不足,进而导致原材料过剩现象。这需要林业主管部门联合本地林业生物质能源企业构建统一的原材料流通市场[52],减少因原材料资源错配所带来的资源浪费以及企业生产效率低下问题。在实践中,河北省丰宁县便通过构建生物质能原料市场,将大量的生物质能原材料转移到具备充足能源生产能力发电厂之中,实现了原材料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二,协同共享优势技术。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龙头企业应积极与链上其他环节的龙头企业开展技术共享项目[53],借以实现全产业链的优势聚集,完成全流程的技术突破和生产革新[54],要发挥自身的示范作用,带动产业链同环节企业的技术进步[55]。在实践中,安徽省桐城市通过重点帮扶秸秆燃料、秸秆育苗和秸秆发电等秸秆利用企业和协助实现企业间技术共享,采用头部企业串联全产业链的基本模式,较好地发挥了产业链规模效应与技术优势聚集效应。
第三,长效保障市场秩序。当前“孤岛”式的产业发展格局使得林业生物质能源市场发展依然处于萌芽期,规范且开放的全国性市场流通秩序尚未形成。这需要林业主管部门在整合当地林业生物质能源供给和需求市场的基础上,做好本区域内外原料和能源产品市场的沟通与衔接,加快建立供需双方都可以实现均衡的全国性市场秩序[56],出台相应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确保供需双方都能够实现健康且稳定的发展[57]。在实践中,北京市所发布的《全面推进新能源供热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对生物质能源供需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做了明确的划分,有效地推动了生物质能市场的标准化、规范化进程。

4.3 以民生关切为落脚点,探索惠民便民安民的多方协同治理体系

中国式产业高质量发展,民生为大。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响应民生关切,在惠民便民安民的基础上,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因市场开拓不善与用工成本高企所导致的经济效益微薄问题,在能源推广中实现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精准滴灌效应,增进农村居民福祉,进而寻求解决城乡用能安全问题的协调化解决方案。
第一,有偿使用资源。林业生物质能源企业应积极与所在地村集体取得联系[58],对所利用的应属个人的全部资源都支付一定的费用补偿[59],避免因费用补偿不到位而产生的产权纠纷问题,有利于企业在当地的市场开拓。在实践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目前均已出台针对森林资源使用费用补偿的地方性管理办法,但对个人的费用补偿条款尚不统一。
第二,渐入推广新质能源。林业生物质能源企业应针对所在村镇提供折扣甚至免费的清洁能源供给服务[60],给予相应的清洁能源配套设施搭建服务,减轻村民生物负担[61],让所在地农村居民切实体会到林业生物质能源带来的福利,为企业后续的市场开拓积累经验[62]。在实践中,山东省平原县确定了符合当地实际自然环境的“生物质燃料+多能互补”的清洁取暖方案,由此带来的建设成本则全部都由当地所引进的生物质能企业承担。
第三,融合吸引劳动力。林业生物质能源企业应将所在村镇的剩余劳动力吸纳到企业当中,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并通过知识学习和实践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将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富有竞争力的从业人员。同时,通过理念引导使农村居民切实感知到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原理和特点[63],通过口口相传,推动改变农村居民对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刻板印象,促进使用林业生物质能源[64]。在实践中,山东省鱼台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通过设备免费试点、召开就业推介会与设备利用座谈会等方式促使生物质发电产业向热电联产方向纵深发展。据统计,该项目每年带动就业1000多人,推动农村居民取暖由传统的燃煤炉向生物质等清洁取暖方式转变,目前生物质等清洁取暖的农村居民已达4198户。

4.4 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完善满足终端消费的多元用能支撑保障体系

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尽管有相当的基础,但仍然存在因能源载体单一与技术更新缓慢所导致的能源普及受限问题。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必须锚定科技前沿,推动替代性能源技术与实际的传统用能需求相结合,探索替代性能源生产和终端消费深度融合新模式,在替代性能源普及的过程中倒逼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技术更新以及增强能源推广的耐力,进一步提升能源清洁化替代所带来的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保障协同增效能力。
第一,动态反馈多元需求。用户使用林业生物质能源过程中通常会将自身所面临的现有问题及时反馈给企业,企业应根据用户各自独特的需要,尽快完成反馈,实现能源应用方案的个性化设计。在实践中,河北省秦皇岛市的企业在收到用户的取暖需求后,将用户家的传统炉具改造成了全自动化生物质采暖炉,具有个性化地解决了用户的清洁化供暖问题。
第二,迭代升级转化技术。随着林业生物质能源热电联产项目的不断普及,用户已经无法满足于仅是采用林业生物质能源用电和取暖,开始寻求其他能源载体的替代方案[65]。这便倒逼林业生物质能源对转化技术进行迭代升级,提供能源产品供给的多元性解决方案[66]。在实践中,黑龙江省海伦市在利用生物质能源发电满足当地自用需求后,依托本地的资源优势以及引进国际上领先的技术工艺,开展纤维素乙醇生物液体燃料合作项目,将生产出的纤维素乙醇率先用于当地车用乙醇汽油的制备企业,进而充分满足本地用油需求,实现了林业生物质能源产品供给的多元化发展。
第三,全面普及深度应用。随着林业生物质能源多种能源载体的技术日渐成熟与深度多元化应用,林业生物质能源将在区域内成长为重要用能保障力量,与其他可再生能源互补生产[67],使得当地步入一次能源占比极低的“零碳环保”新时代。在实践中,德州市三唐乡基于本地优势资源基础以及特色用能需求在区域内建成以生物质能为主导,其他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补的特色小镇,截至2023年全乡绿色能源覆盖率已经达到85%以上。

4.5 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建立健全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链条支持政策体系

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以加强替代性能源推广牵引力。中国以往对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及其附属生物化工行业采取弹性亏损补贴等财税扶持政策。但因林业生物质能源转化项目建设涉及多部门协调共治,且现有政策多聚焦于落地成果的后期资助,很难及时有效地面向产业各环节与初创项目进行针对帮扶。为推动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生态文明建设、能源安全新战略,必须在治理端确立制度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建立健全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链条支持政策体系,以期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创新的方式实现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
第一,协同联动政策落实。根据地方行政部门与专业机构相结合的原则,构建由中央各部委派出机构与地方政府组成的协同联动政策落实机制。同时将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相关政策设计嵌入到产业各环节与企业各生命周期,探索培育、协调、保障等不同类型的政策组合。在实践中,由清远市政府牵头,广东省自然资源厅、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等九部门配合,精准对接被扶持企业,全周期保障生物质发电行业首笔可再生能源补贴确权贷款落地,切实解决企业在生物质燃料采购方面的流动运营资金迫切需求,极大缓解企业因财政补贴缺口大、时间长而产生贷款还本付息的经营压力。
第二,主导协调农企交流。农企交流事关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上游原材料资源的培育和收集,同时对产业下游替代性能源的推广具有关键意义。由各地方政府主导协调农企交流,有助于农民破除旧有资源掠夺式能源利用观念,将其纳入到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供给与需求两侧,同时也为林业生物质能源企业的产品推广与生产环节的降本增效提供本地化解决方案,促成具有本地化特色的“企业+农户”生产模式。在实践中,河南省商水县政府创建企业与农村合作社“双向互联”的生物质原料与能源供给流通机制,打通农林废弃物高效收集处理、储存、运输、利用全流程,打造企业经济利益与农民收益结合和统一的生物质能“商水模式”。
第三,组织合作技术攻关。技术工艺瓶颈始终是阻碍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核心障碍,尤其是林业生物质能源因其低能量密度、广泛分布的特点所导致的转化热值低、产能成本高的核心矛盾亟待解决。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由政府出面、各高校与科研院所积极参与,以企业的核心诉求为基础形成产学研一体化技术攻关机制。林业主管部门需拓展国际视野,积极寻求国际先进转化技术的引进和落地实现。例如加快分布式热化学制生物燃料技术的研发,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前文所提到的核心矛盾,实现能源的本地化高效利用。在实践中,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带领下,北京林业大学团队牵头,联合产业龙头企业开展了“林油一体化”相关技术研究,目前已形成中国自主创新的“林油一体化”生产工艺及多联产路线图。

5 结论与展望

首先,本文从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上中下游的具体传导顺序出发,综合考虑产业发展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现实需要,构建出具有现实逻辑递进顺序和反哺机制的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内涵;并且从环境保护、能源保障以及乡村振兴角度出发,进一步阐述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其次,针对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资源基础、技术现状及其现实困境,进一步阐述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再次,基于与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相关的经典理论构建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理论逻辑。最后,结合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现实情况,提出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产业端与治理端实践路径。
鉴于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献缺失,本文以林业高质量发展以及生物质能高质量发展相关研究为主要比较对象,探究以往文献与本文的异同之处。首先,在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资源基础和技术现状研究中,本文与Zhang等[68]的观点不谋而合,其认为中国林业生物质资源分布较为分散,区域间林业生物质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存在一定差异,而运输成本、研发技术等又会影响区域内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同时,Xu等[69]同样认为,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势头强劲,但现有发展规模可能难以实现与研发技术精进、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良性循环。其次,在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中,本文与方赛银等[70]的研究持有相似观点,均认为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面临原料收集难度大、技术研发动力不足以及规模化供应短缺等多重困境,亟需构建有效的供应链管理流程。同时,Xu等[71]认为消费者对林业生物质能源产品认知度普遍较低,传统能源消费习惯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导致市场推广困难重重,加之部分政策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致使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放缓。这与本文认为的“市场流通不畅”“能源普及受限”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最后,有关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中,宁攸凉等[72]与本文持有相同的观点,其坚持“两山理论”为指导,使林区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趋势向好发展,加快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相生共赢。彭华福等[73]认为依托传统特色产业优势,因地制宜打造“林+N”的产业模式,推动林业与其附属产业深度融合。这与本文“以链间协作为抓手,打造能够促进要素优势互补的原料资源高效流通、优势技术协同共享和市场秩序长效保障一体化的能源安全高效供给体系”的观点不谋而合,都强调了各方资源技术融合从而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性。此外,邹玉友等[74]认为各地应因时因地制宜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深入要素禀赋、产业基础以及技术条件,探索高效、高质的林业高质量发展多元化驱动路径。有关生物质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中,马隆龙等[33]为本文“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完善能够满足终端消费的多元能源需求动态反馈、转化技术迭代升级和深度应用与全面普及的多元用能支撑保障体系”的实践路径提供了更加深入全面的参考,其除了同样强调加强原始性创新,促进生物质高值综合利用的重要性,还提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结构体系的必要性。除此以外,杨得前等[75]从财税政策出发,为本文提出的相关法律法规与产业扶持政策提供了初步证据。但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未能通过实际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实证分析,希望未来学者能够更多地着眼于这一领域,采用实地调研与机构协作等方式打破数据获取壁垒,通过使用实证分析方法明确各路径对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作用机制,进而通过路径效果反向推导出更为贴近客观现实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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