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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0 >Issue 12: 3296 - 3315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1206

其他研究论文

大运河文化带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政策效应——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检验

  • 赛娜 , 1 ,
  • 吴承忠 , 2
展开
  • 1.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9
  • 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029
吴承忠（1971- ），男，湖北武汉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旅产业政策。E-mail:

赛娜（1997- ），女，内蒙古巴彦淖尔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文化政策。E-mail:

收稿日期: 2025-02-10

  修回日期: 2025-07-15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1-13

基金资助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LLGLA145)

收起

Policy effects assessment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 SAI Na , 1 ,
  • WU Cheng-zhong , 2
Expand
  •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 2. School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2-10

  Revised date: 2025-07-15

  Online published: 2025-11-13

Fold

摘要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政策目标，也是大运河文化带政策体系的核心内容。使用2012—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其对推动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政策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总体上显著推动了区域文旅融合发展，主要通过发挥技术升级效应与产业聚集效应间接驱动区域文旅融合发展，不同的行政区划、地理区位、文化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政策效应存在差异。尽管沿线省（直辖市）间的政策效应存在一定空间相关性，但未表现出区域间的直接扩散效应。研究结果对于政府部门优化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促进文旅融合政策的完善和效果提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大运河文化带; 文旅融合发展; 双重差分法; 政策效应评估

本文引用格式

赛娜 , 吴承忠 . 大运河文化带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政策效应——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检验[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12) : 3296 -3315 . DOI: 10.31497/zrzyxb.20251206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s a central pillar in both the policy framework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with unique research value, this study utilizes provincial panel data covering the period from 2012 to 2023 and applie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examine the policy effect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initiative has influenced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he level of integrated culture-tourism development is measured using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which is predicated on composite scores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system and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system, respectively. These composite scores are computed using the CRITIC weighting method.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cross regions. Furthermore, the policy primarily drives such integration in an indirect manner through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which together enhance the overall capacity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culture-tourism sector. The policy effects are not uniform across regions. Stronger impacts are observed in non-municipality provinces, southern provinces, and areas with relatively low levels of resource endow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heterogeneity suggests that the policy may play a more catalytic role in regions with comparatively weak development foundations, helping to narrow gap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Although a certain degree of spatial correlation is evident across the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along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do not support the existence of direct geographical spillover effec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hold sig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enhancing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refining related policies to improve their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policy effects assessment

中国是一个以治水闻名于世的国度，大运河为中国文明的延续和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作出了重大贡献[1]。随着中国文旅融合发展进程纵深推进，大运河文化带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大尺度文化景观和文化载体的价值愈加凸显。2024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在这十年间，中国大力推进大运河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拓展文化遗产传承利用途径，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形成以《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为代表的文旅融合政策体系。根据2023年的数据，中国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其中大运河文化带共有180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约占全国总数的35.8%，同时大运河沿线省（直辖市）占全国总人口的30.04%、占全国GDP总量的36.04%。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文化、人口与经济资源聚集于大运河文化带，形成文旅融合发展的良好内外部环境，因此对大运河文化带进行研究，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批示，拉开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序幕[2]。关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相关研究中，学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对大运河的两次批示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打开政策之窗，启动大运河保护与利用政策议程的起点。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精神，2019年起中央各部门先后印发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大运河文化带的发展规划，主要包括《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东运河文化园时指出：“大运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围绕这一核心思想，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政策体系体现出鲜明的文旅融合政策特征和趋向，提出文旅融合新思路、新战略，推进大运河沿线文化和旅游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融合，成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
围绕大运河文化带，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大运河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保护与利用路径等。从历史价值看，大运河的开凿与通航具有漕粮运输的经济价值、巩固边防的国防保障价值、保障首都的政治稳定价值、推动社会风俗变迁的文化价值[3]。从现实意义看，大运河的保护与利用展现了古为今用、革故鼎新的发展策略，倡导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运河文化符号“自塑”，继承好运河文化基因，进而提升民族意识、延续共同思维[4]。基于此，学者们在不同视角下对大运河保护与利用的方向和对策进行了展望，最为学者所关注和推崇的是将文旅融合理念引入统筹大运河遗产保护与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进程中。具体而言，即通过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梳理、甄别、整合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在形成文旅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化模式基础上，逐步提升基础设施、优化制度环境和拓展行业边界，最终实现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从“断连式保护”走向“整体性保护”，从“点状局部开发”走向“沿线综合利用”[5-8]。
“推进大运河文化遗产和旅游融合发展、提升大运河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是《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明确指出的发展目标。文旅融合发展承担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弘扬、高品质文化服务供给的使命，其核心在于充分利用文旅资源讲好“中国故事”。现有研究对文旅融合的内涵、动力以及路径选择等进行了充分讨论，肯定了文旅融合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9]。对于文旅融合的定义，当前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主要从高质量发展理念[10]、发展阶段与功能性质的异质性[11]、身份认同[12]等方面对文旅融合进行界定。从动力机制看，文旅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和旅游的公共性使文旅融合成为追求幸福生活的“公共选择”[13]，由此产生的消费需求构成文旅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14]，而协同文旅供需、引导产业发展的政策则是文旅融合发展的关键[15]。从融合路径偏好看，中国文旅融合发展的引导政策以体制融合、业态融合和产品融合为导向，侧重通过产业培育、示范试点等政策工具实现融合目标[16]。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产业融合是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17]这一观点已逐渐达成共识。
尽管已有研究指出文旅融合是实现大运河资源保护与价值转化的关键路径，也指出政策引导对文旅融合进程的决定性作用，但对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政策的实践作用是否如理论所预期，也即其对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政策效应有待实证检验。政策效应指政策预期的实现情况和政策问题的解决程度[18]。围绕大运河保护与利用的研究中，鲜有学者从政策分析角度探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政策效应。汪德根等[19]以政策引领为视角梳理了大运河研究进展，提出大运河学术研究具有时代适应性与政策导向性。相较大运河文化带政策体系而言，学者们对文旅融合政策的研究更为丰富和全面，主要从政策内容、政策演进和政策有效性等方面讨论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的演化逻辑和变迁路径[16,20,21]。在文旅融合政策的成效评估研究中，为减少混杂变量干扰，有研究使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以“政策引导基金”[15]“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22]“文化产业园区试点”[23]等政策事件为准自然实验背景，构建DID模型识别其对旅游经济、文化服务供给与融合绩效的边际效应。综合而言，当前双重差分法在大运河以及文旅融合相关领域的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相关文献数量有限，但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识别“一带一路”倡议[24]、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25]等区域性重大政策的因果效应。与上述政策相似，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政策具备明晰的时间节点（2017年）、明确的空间范围（6个省及2个直辖市）以及渐进推进的制度过程，为构建DID模型以识别政策效应的变化趋势提供了“时间冲击—空间异质”的基础框架。
结合现有研究观点，本文认为文旅融合是通过创造文旅资源使用价值、获取文旅资源的价值，满足社会物质生产需求，并通过弘扬文旅资源的存在价值，满足社会精神需求的过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为满足一般性物质产品需求，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挖掘文旅资源的使用价值，并最终通过交易实现使用价值向价值的转变。同时，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深度推进融合发展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把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融入发展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策不仅是文旅融合的引导工具，更是连接文化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目标的制度化中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为国家主导的文化空间治理战略，不仅承担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功能，更以制度整合推动沿线区域实现文旅产业重构、空间资源联动与公共服务优化。围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融合目标，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否有效促进了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亟需回应的核心问题。基于此，本文首次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政策（方案）为研究对象，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视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2—2023年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大运河沿线8个省（直辖市）的文化带建设的政策效应及作用机制。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理论分析

作为一项国家主导的区域性文化空间治理战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政策机制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项目布局或资源倾斜，更体现为一种通过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多部门高效协同和重塑行动者网络实现文旅融合发展的制度安排（图1）。
图1 机制解析

Fig. 1 Analytical diagram of mechanism

首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将融合发展目标转化为地方政府治理行动的牵引力量。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科学合理的政策体系与制度框架[26]，《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坚持以文化和旅游融合为主线，以融合发展为导向，促进文化和旅游资源叠加、优势互补，更好带动大运河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顶层设计中明确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政策目标设定构成了显性任务指标，具有明确的行动导向与责任嵌入效应。在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责任考核机制的双重作用下，政策任务被迅速内化为地方治理的核心事务，促使地方政府围绕融合绩效开展资源动员、机制协调与项目实施，从而在大运河文化带区域形成了高响应、高执行的制度场域。其次，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有力抓手[27]。在文化带建设中各省普遍成立了由宣传、文旅、发改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整合部门权责界面，打破治理壁垒，形成“从分散供给到平台联动”的转变。已有研究指出文旅融合并非自发的市场行为，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作用，并论证了文旅机构改革对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28]。与非大运河沿线区域相比，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区域依托共同的文化空间基础与制度集成平台，更易实现资源要素共享、政策工具协同与治理模式联动，具备推动文旅融合系统化提升的内在制度优势。最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通过制度平台构建和资源要素整合，重塑了区域内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行动者的互动结构。已有研究从结构主义视角提出文旅融合过程是由深层权力关系与表层事件系统共同构成的结构体系，是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力量在制度空间内围绕资源与技术展开博弈与协同的动态过程[29]。这一结论与格兰诺维特[30]的嵌入理论“经济行为不是去制度化、抽象的，而是嵌入到具体的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之中”相呼应。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通过规则设计、平台搭建与治理机制创新，构建了一个具备规则引导与关系调节特征的融合网络，为文旅融合的行动者提供了稳定的互动结构、明确的角色定位与可预期的协同机制，从而推动融合过程从碎片化尝试走向制度化协作与网络化治理。
综上，从政策目标设定到跨部门协同，再到行为结构的再组织，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政策通过形成一个有序的制度结构来促进文旅融合发展行为。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能够显著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高质量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并非仅由制度激励直接触发，其效果往往依赖于政策所引导的资源基础、产业组织与技术支撑的实际运行[31,32]。作为一项由中央推动的重大文化保护与利用工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出后，地方政府的制度响应更多体现为资源统筹和平台搭建，而融合水平的逐步提升，实质上是在融合产业体系构建与技术能力提升两条路径中逐步完成。为此，本文从技术升级效应与产业聚集效应两个方面，分析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政策的间接影响机制。
（1）技术升级效应。创新推动产业和技术升级[33]，产业链上各个环节不断完善，从而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第一，技术创新会满足文旅产业各类主体的信息获取需求。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提供了便捷的信息交流平台，能够优化生产组织、检测监管、服务营销模式，提高文旅融合发展的精准程度。第二，技术创新会优化、加速产品的匹配和交易。技术创新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扩散形成了技术融合，技术融合促使产业间形成共同技术[34]，同时也使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相似的“融合点”越发凸显，实现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获得规模经济和协同经济效应。然而创新源自产业内部，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的研发业务，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区灵活的制度环境与财政支持有助于缓解产业运行过程中因高研发成本而引致的创新压力，更将为文化和旅游相关产品与服务功能向高端化与多元化发展提供强大制度助力。
（2）产业聚集效应。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为一种区位导向性政策，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力和资本向建设区集聚，为产业创新活动提供人力资本和市场条件，激发城市综合发展潜力，在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一方面，文化与旅游产业的生产要素聚集，能够带来规模经济，经济效益进一步刺激更多的生产要素向本地集聚，从而成为推动文旅产业融合的强大动力。同时，生产要素聚集促进文旅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可以促进文化创作、旅游服务、技术支持等环节的紧密合作，推动文旅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另一方面，要素聚集有助于形成和强化品牌及IP效应，文旅生产要素聚集可以通过共同打造区域品牌、共享市场推广资源等方式，增强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2：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聚集两个途径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1.2 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模型，评价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政策效应，以克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将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非大运河文化带范围内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构建“反事实”控制组，比较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大运河文化带提出前后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差异，评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在Ashenfelter等[35]最早使用的双重差分模型基础上，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c t m l i t = α 0 + α 1 t r e a t i t + α 2 t i m e i t + α 3 d i d i t + α 4 c o n t r o l s i t + p r o v i + y e a r t + ε i t
式中：ctml表示文旅融合发展；treat为政策虚拟变量，treat=1表示有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区，treat=0表示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区；time为时间虚拟变量，time=1表示已提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政策年份，time=0表示未提出建设政策年份；交互性did为核心解释变量，即政策虚拟变量，其系数反映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文旅融合发展的政策效应； α 0表示常数项；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i表示省份；t表示样本年份； p r o v i为地区固定效应； y e a r j为时间固定效应； ε i t表示随机误差项； α 1~ α 4表示待估参数。

1.3 变量选取

1.3.1 被解释变量

文旅融合发展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已有研究对文旅融合发展的测度主要通过两部分进行，首先通过赋权法获得文化与旅游的两个系统的综合得分，赋权法可以进一步分为主观赋权法（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和客观赋权法（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Critic权重法），之后基于文化系统和旅游系统的得分再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融合发展水平[36-38]。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投入与产出、规模与效率等因素层，使用旅行社、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文博图书系统、艺术团体与机构等指标构建文化与旅游发展系统的指标体系[39-42]。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大运河文化带的国家战略定位与跨区域协同治理需求，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旅游示范基地总数”“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数量”与“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数量”等空间覆盖明确、政策引导作用突出的平台类指标纳入文旅融合测度体系之中，构建含旅游与文化发展系统目标层、投入与产出因素层、36个基础指标的文旅融合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具体而言，根据表1所列指标体系，通过Critic权重法获得文化发展系统和旅游发展系统综合得分，再使用耦合协调模型得到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记为ctml。
表1 文旅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目标层 旅游发展系统 文化发展系统
因素层 指标层 单位 指标层 单位
投入 旅行社总数 家 艺术表演团体机构数 个
旅游景区总数 家 艺术表演场馆机构数 个
星级饭店数 家 公共图书馆个数 个
公园个数 个 博物馆数 个
自然保护区个数 个 文物保护管理机构数 个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数 个
旅行社从业人员 人 文化馆数 个
旅游景区从业人员 人 世界文化遗产数量 个
星级饭店从业人员 人 文化、文物、艺术多行业从业人员 人
产出 旅行社营业收入 千元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 千场次
旅游景区接待总人数 亿人次 艺术表演场馆演（映）出场次 千场次
旅游景区营业收入 亿元 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 千人次
星级饭店营业收入 千元 博物馆本年收入合计 千元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万美元 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参观人次 千人次
接待入境旅游人数 万人次 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营业利润 千元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 个 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 元
旅游示范基地总数 个 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数量 个
国内旅游收入 万元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个数 个

1.3.2 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d i d i t）， d i d i t表示i省份在第t期是否处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区域，由个体虚拟变量 t r e a t t和时间虚拟变量 t i m e t相乘而得。

1.3.3 机制变量

基于现有研究，根据R&D人员与经费投入、专利申请与授权量、技术合同成交额等数据，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技术升级水平（tech）的综合指数；根据文化娱乐与体育业年末法人单位数据，使用区位熵指数衡量产业聚集水平（indus）。

1.3.4 控制变量

基于既有研究，选取以下变量进行控制：（1）第三产业发展水平（eco），采用地方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对数测度；（2）财政自给率（fsr），采用税收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之比测度；（3）财政投入率（fir），采用文化体育传媒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测度；（4）人力资本强度（hrl），采用高校在校学生数的对数测度；（5）公共服务水平（psl），采用人均道路面积的对数测度。

1.4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研究选取2012—2023年中国27个省份（因数据缺失较多，忽略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的面板数据，并将大运河沿线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和浙江省8个省（直辖市）设为实验组，其他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为控制组。省级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对于其他缺失样本，结合地方统计公报相关信息，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文中所有涉及价格的变量使用GDP平减指数折算成以2012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key variables

变量名 变量解释 样本量/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ctml 文旅融合发展水平 324 4.8146 1.011 2.3320 7.4148
eco 经济发展水平 324 9.3199 0.7885 6.6755 10.9969
fsr 财政自给率 324 51.0379 17.792 21.0057 93.1371
fir 财政投入率 324 1.8041 0.4964 0.9337 3.8360
hrl 人力资本强度 324 13.7412 0.5622 12.0333 14.9141
psl 公共服务水平 324 2.7658 0.3698 1.4061 3.2909
tech 技术升级水平 324 0.0913 2.4069 -2.1267 11.8559
indus 产业聚集水平 324 0.1851 0.3200 2.8130 0.0149

2 结果分析

2.1 基准回归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基准回归模型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列（1）和列（2）同时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列（2）进一步控制了可能影响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其他重要因素。回归结果在不同设定下均显示政策对文旅融合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说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整体上实现了预期政策目标，能够推动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然而，政策变量的系数在引入控制变量后显著增强，表明政策效应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强度差异，这一差异可能源于沿线城市在经济基础、文旅资源禀赋、执行能力或制度吸收条件上的不均衡，提示政策实际发挥效应受到区域初始条件的影响。
表3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文旅融合水平的影响作用

Table 3 The impact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development on the level of C&T integration

解释变量 ctml 解释变量 ctml
（1） （2） （1） （2）
did 0.0867** 0.1520** hsl — 0.8741**
(0.0399) (0.0720) — (0.3225)
eco — 0.2475*** psl — 0.2763*
— (0.0400) — (0.1588)
fsr — 0.0012 constant 4.1901*** -10.5180**
— (0.0051) (0.0311) (4.3131)
fir — -0.0444 观测值/个 324 324
— (0.0654) 调整后R2 0.9062 0.9390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对应的t值；***p<0.01、**p<0.05、*p<0.1。下同。

2.2 平行趋势检验和动态效应检验

在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大运河文化带建立与文旅融合发展的因果关系时，需要保证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假定。为了检验大运河文化带建立之前平行趋势是否满足以及大运河文化带建立之后其对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动态效应，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进行估计，并构建如下动态效应模型：
c t m l i t = β 0 + ∑ j = - 1 - 5 β p r e _ j d i d i t p r e _ j + β c u r r e n t d i d i t c u r r e n t + ∑ j = 1 6 β l a s _ j d i d i t l a s _ j + β 1 c o n t r o l s i t + p r o v i + y e a r t + ε i t
式中：pre_j表示政策提出前第j年；las_j表示政策提出后第j年（j∈[-5, 6]）； d i d i t p r e _ j、 d i d i t c u r r e n t、 d i d i t l a s _ j分别代表大运河文化带提出前、提出当年（本文界定为2017年）、提出后的时间虚拟变量，非大运河沿线省份的时间虚拟变量均为0； β表示待估参数。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以大运河文化带提出前1年作为控制组的基准年，因此pre_1并没有纳入回归结果中。表4和图2汇报了 式（2）的回归结果，从统计显著性上来看，大运河文化带提出之前，政策效应均不显著，说明在政策冲击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即已满足平行趋势假定。从系数大小来看，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出后，政策对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作用系数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表明该政策的正向效应随时间推移逐步显现并持续增强。但是，在las_3（2020）年政策效应呈现下降趋势，本文认为是2020年全国文旅市场受新冠疫情冲击所致的政策效应波动。
表4 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分析

Table 4 Parallel trends test and dynamic effects analysis

变量 ctml 变量 ctml
pre_5 0.0165 las_3 0.2224**
(0.0858) (0.0894)
pre_4 -0.0190 las_4 0.3233***
(0.0858) (0.0909)
pre_3 0.0648 las_5 0.3703***
(0.0859) (0.0914)
pre_2 0.1366 las_6 0.4765***
(0.0861) (0.0926)
current 0.1748** constant 0.1530*
(0.0869) (0.0865)
las_1 0.2525*** 观测值/个 324
(0.0880) 调整后R2 0.9277
las_2 0.2804*** 控制变量 Yes
(0.0884) 个体与时间固定效应 Yes
图2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Fig. 2 Results of the parallel trends test

2.3 稳健性检验

2.3.1 安慰剂检验

本文通过随机构造虚拟实验组的安慰剂检验以排除随机性因素影响，进一步证明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针对324个样本，随机抽取100个样本作为“伪实验组”，随机给出政策试点时间，并将整个过程重复500次，生成500个“伪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图3所示。图3中横向虚线表示p值（显著性水平）等于0.1，竖向虚线表示政策效应，基准回归的政策效应估计系数（0.152）位于概率密度曲线的右端，大部分估计值的p值都大于0.1，这表明大多数回归估计结果都在10%的统计水平下不显著，说明在随机构造实验组的前提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未能显著促进文旅融合发展，从而可以证实基准回归结果是可靠的。
图3 安慰剂检验结果

Fig. 3 Results of placebo testing

2.3.2 PSM-DID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的稳健性，使用PSM-DID修正选择性偏误，选择不同的控制组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思路是：利用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1∶1最邻近匹配，采用logit回归得出倾向得分。具体logit模型为：
p t r e a t i = 1 = f e c o i t ,   f s r i t ,   f i r i t ,   h r l i t ,   p s l i t
在得到倾向得分后，将大运河文化带内省（直辖市）与非带内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匹配，在新样本集基础上，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后解释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大运河文化带的建立能够推动区域文旅融合发展。
表5 PSM-DID回归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PSM-DID

解释变量 ctml 解释变量 ctml
（1） （2） （1） （2）
did 0.3083*** 0.2132** hsl — 1.1562**
(0.0718) (0.0923) — (0.4811)
eco — 0.6285*** psl — 0.3527**
— (0.2098) — (0.1546)
fsr — -0.0015 constant 4.6307*** -17.5315***
— (0.0045) (0.0590) (5.8089)
fir — -0.1389** 观测值/个 108 108
— (0.0544) 调整后R2 0.8975 0.9457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2.3.3 政策滞后一期

为检验政策效应的时滞特征，将原政策变量向后滞后一年重新估计模型系数，检验结果如表6列（1）所示。滞后一期的政策效应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在控制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政策的潜在滞后效应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表6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的结果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excluding interference from other policies

变量 （1）
滞后一期		 （2）
排除乡村振兴战略		 （3）
京津冀（BTH）		 （4）
长江经济带（YREB）		 （5）
长三角（YRD）		 （6）
黄河流域（YR）
did 0.1509* 0.3349*** 0.1551*** 0.1524*** 0.1869*** 0.1546***
(0.0822) (0.0924) (0.0374) (0.0357) (0.0358) (0.0351)
BTH -0.0173
(0.0597)
YREB -0.0227
(0.0327)
YRD -0.1772***
(0.0432)
YR 0.1425***
(0.0435)
constant -10.3841** -20.8703*** -10.4593*** -10.7136*** -9.7359*** -10.6101***
(4.3487) (3.8972) (1.5945) (1.6054) (1.5481) (1.5526)
观测值/个 324 108 324 324 324 324
调整后R2 0.9013 0.9438 0.9390 0.9391 0.9425 0.941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2.3.4 考虑同期政策冲击

考虑到样本期内其他相关政策对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同期政策的冲击检验。一是文旅融合被认为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方式[43]。为排除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战略对大运河文化带文旅融合效应的影响，借鉴尹志超等[44]的研究设计，分别剔除控制组和实验组中含贫困县的省份，重新进行回归分析。二是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强化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进而促进文旅融合发展。为排除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大运河文化带文旅融合发展效应的影响，借鉴郭沛等[45]的研究设计，分别以2015年、2016年、2019年和2021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的起始年份，构建省份虚拟变量与建设时间的交互项，重新回归检验。将上述同期政策纳入模型重新估计的结果如表6所示，在考虑其他政策干扰的情况下，本文的解释变量仍保持显著正向作用，再次验证了大运河文化带的文旅融合促进结论。

2.4 影响机制分析

2.4.1 技术升级效应

技术进步是产业融合的内在原因[46]，现有研究论证了技术进步对“文旅+百业”“百业+文旅”多产业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47]。本文选取专利授权与授予量、技术市场成交额、研发人员数量及经费等数据测度技术升级水平，其回归结果见表7列（1）。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能够显著促进技术升级，证实了政策通过技术升级促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假设。已有研究亦为此结论提供支持，例如李志远等[48]检验了技术创新在创新型城市建设对旅游经济产生的中介作用，认为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大运河文化带的制度场域中，文化政策对智慧文旅、数字文博、沉浸体验等新业态的引导，提升了地方对技术应用的主动性，也创造出多样化的技术场景，从而加快了文化资源的可视化转化与旅游产品的价值重构。以大运河为主题的新建文化场馆在功能定位与技术应用上展现出明显的数字化转向，以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为例，其突出特征是数字化展示与沉浸式体验强化与观众的互动，而非传统博物馆以实物保护与静态陈列为主的模式。这一对比表明，政策赋予文化设施突破传统边界约束的能动空间，有效激发了智慧导览、虚拟演艺等技术创新，强化了技术进步在文旅融合中的中介作用。
表7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the examination of influence mechanisms

解释变量 （1）tech （2）indus
did 0.6283*** 0.1146**
(0.2082) (0.0446)
constant 4.2069 12.8706***
(9.2074) (1.9719)
观测值/个 324 324
调整后R2 0.6026 0.3983
控制变量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2.4.2 产业聚集效应

从“交互”到“共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文旅融合过程体现为产品、业态、要素、市场与价值的五维耦合[49]。在融合进程中产业聚集作为重要机制，通过多功能叠加与资源整合打破项目孤立状态，推动价值链、供应链与创新链的联动运行。既有研究表明，文化产业聚集能够缓解文化产业要素错配、提高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50]；亦有学者提出近年来各级政府通过设立文旅融合基地、示范区和产业园等制度化平台，有效推动了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26,51]。为检验产业聚集是否构成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政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关键机制，本文选取文化娱乐与体育业法人单位数的区位熵指数测度产业聚集水平，回归结果见表7列（2）。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显著提升了区域内产业集聚程度，验证了政策推动型产业聚集效应的存在，回归结果与既有研究关于产业聚集促进文旅融合的结论相符。该结果在实践层面亦获得具体印证，例如大运河文化带8省35市之一的山东省临清市，尝试通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临清）历史文化街区改造规划，建设有文化底蕴的、成规模的商业及旅游休闲区，形成文旅资源链与产业链的内部耦合，体现出政策推动下聚集机制对文旅融合进程的实际牵引力。

3 拓展分析

3.1 异质性分析

3.1.1 行政等级的异质性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8个省（直辖市）由2个中央直辖市区域（北京市、天津市）和6个普通省制区域组成。已有研究表明，政府职能部门的政策参与意愿与组织协调能力在地域尺度上呈现显著差异，中央直辖市通常因政策资源集中、治理机制健全而具备更强的制度响应能力与执行动能[52]。本文以是否为中央直辖市为分组标准，检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不同行政等级下的文旅融合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揭示政策效应的治理结构边界。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8列（1）所示，普通省份的政策效应显著为正，非直辖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政策效应显著大于直辖市的政策效应，说明普通省份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文旅融合发展的政策效应更强，就推动区域文旅融合发展而言，普通省份的效果优于直辖市。对于省制异质性而言，直辖市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存在强政治属性，城市发展决策受其重要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等因素影响，因此相较而言，普通省份在城市发展的决策上具有更灵活的决策权。产业聚集效应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发挥其政策效应的主要机制，产业聚集的表征之一是文旅行业的从业人员聚集。然而在控制人口规模背景下，直辖市户籍政策更为严格，对需要强大人口规模作为规模经济基础的文旅产业而言，人口流动阻力不利于大规模产业聚集。
表8 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8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testing

变量 （1）行政等级 （2）地理区位 （3）文化资源 （4）经济发展水平
直辖市 非直辖市 北方省份 南方省份 高禀赋区 低禀赋区 高水平区 低水平区
did 0.1395 0.1610*** -0.0709 0.2795*** 0.0782* 0.2665*** 0.1069** 0.1840***
(0.0986) (0.0348) (0.0487) (0.0459) (0.0411) (0.0993) (0.0501) (0.0587)
constant -26.942*** -4.279*** -27.871*** -9.855*** -11.906*** -8.784*** -16.867*** -5.658***
(5.1364) (1.6221) (3.0104) (1.9530) (1.9699) (2.6742) (2.7252) (2.0543)
观测值/个 48 276 132 192 168 156 168 156
调整后R2 0.927 0.947 0.948 0.943 0.950 0.918 0.928 0.94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3.1.2 地理区位的异质性

从南北地域划分来看，大运河文化带包括5个北方省（直辖市）（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与3个南方省份（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现有研究认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交互响应机制存在区域差异，认为东部地区相较而言呈现较好的融合机制[53]。本文以南北方作为地理分组依据，检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不同地理区位下的政策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以揭示融合水平的空间机制差异。表8列（2）为地域异质性检验结果，南方省份的政策效应估计系数大于北方省份，且显著性更高，说明南方省份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文旅融合发展的政策效应更强。对于地域异质性而言，南方大运河文化带主要城市苏州市、杭州市、镇江市和扬州市等为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重要阵地，已构建起较为成熟的产业链条与服务体系，也有较高的旅游吸引力和接待能力，意味着更好的发展基础和有利的初始条件。从政策吸纳能力看，南方省份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政策吸收能力较强，能够在短期内将中央政策嵌入到地方执行机制，以更高的政策转化效率带来更显著的政策实施效应。

3.1.3 文化资源禀赋的异质性

文化资源的丰富度和独特性直接影响文旅融合的基础[54]，文化遗产赋存较高的城市具有旅游利用的禀赋优势[55]，遗产内容的转译空间更大，文旅项目开发路径更清晰。为识别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政策在不同文化资源基础上的政策效应差异，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政务数据平台公布的2023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为代表性指标，按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文化资源组与低文化资源组，并分别进行分组回归。根据表8列（3）的回归结果，高资源禀赋区域的政策效应低于低资源禀赋区域，这一结论虽与传统直觉中“资源多、成效强”的预期相左，却恰符合政策激励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与“后发优势”理论的解释逻辑。这表明文化资源高禀赋区的文旅发展往往已有较多政策支持和项目落地，边际效应减弱。相比之下，低禀赋区在政策激励下更倾向于通过外部资源导入、机制创新和项目协同来实现文化旅游资源的系统性转译，因而展现出更强的政策响应性和提升空间。

3.1.4 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通常拥有更完善的产业结构和资源投入能力，能够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55]。然而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价值初衷看，政策不仅着眼于推动文旅融合本身，更是基于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资源未被充分发掘和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过程中市场失灵的结构性问题。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区域在政策介入之前通常面临文化资源闲置或低效开发的现象，文旅融合的市场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不足、产业链缺失等问题尤为突出。针对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区域的差异，本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中位数将样本地区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两组，进行分组回归分析。表8列（4）的结果显示，两组地区的政策效应均显著为正，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表现出更强的政策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在政策介入前往往面临文化资源闲置、基础设施和市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具备更大的政策响应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南方省份在地域分组中表现出更强的政策效应，但部分文化资源丰富、经济水平发达的南方省份，如江苏省和浙江省，在文化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分组中并未展现出显著的政策效应增量。可能的原因在于，这类地区本身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文旅融合体系与市场化运行机制，在政策实施之前即具备较高的融合基础与发展绩效，因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文旅融合水平的边际提升幅度有限。总体而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以往处于相对弱势或资源潜力未被充分挖掘的地区表现出更加显著的推动效应，体现了文化政策对“资源低位—激励敏感”地区的引导能力，也揭示了其在超越资源存量优势，激发制度性增量的政策效应逻辑。

3.2 空间效应分析

为检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政策效应的空间溢出性，使用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对27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运河文化带沿线省（直辖市）分别进行莫兰指数计算。表9的计算结果表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政策效应不具有全国范围内的空间扩散性，该政策主要作用于沿线地区，进一步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从大运河文化带内的莫兰指数计算结果看，自2021年起区域内政策效应的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显著正相关趋势，且这一趋势整体呈现逐年增长特征。拉格朗日乘子检验（Lagrange Multiplier，LM）得出残差项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而滞后项并不显著，表明政策效应尚未通过地理邻接关系在区域间形成直接扩散，空间溢出更多表现为结构性联动而非因果性传导。进一步采用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对政策效应进行稳健性再识别，并引入三种空间矩阵进行对比，结果如表10所示。政策效应在引入空间误差后依然显著为正，且空间误差项也显著为正，表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实施在区域间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协同反应或制度趋同，政策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协同增强趋势，具备一定的区域联动基础。但这一发现亦提示，大运河政策的影响机制在当前阶段更多体现为区域间内部治理逻辑的趋同性反应，而非通过地理邻近所实现的显性政策扩散或空间传导。
表9 2012—2023年全局莫兰指数结果

Table 9 Global Moran index results from 2012 to 2023

年份 大运河文化带 27省（自治区、直辖市）
Moran's I Z统计量 p值 Moran's I Z统计量 p值
2012 -0.0310 0.5927 0.5534 -0.0433 -0.0831 0.9337
2013 -0.0294 0.6119 0.5406 -0.0477 -0.1594 0.8734
2014 -0.0522 0.4949 0.6207 -0.0441 -0.0965 0.9231
2015 -0.0126 0.6900 0.4902 -0.0399 -0.0251 0.9800
2016 0.0753 1.2075 0.2272 -0.0369 0.0269 0.9786
2017 0.1363 1.5065 0.1319 -0.0279 0.1826 0.8551
2018 0.1283 1.4658 0.1427 -0.0381 0.0065 0.9948
2019 0.1254 1.4449 0.1485 -0.0464 -0.1372 0.8908
2020 0.1597 1.7545 0.0793 -0.0514 -0.2223 0.8241
2021 0.2037 1.9734 0.0485 -0.0424 -0.0677 0.9461
2022 0.2437 2.3984 0.0165 -0.0507 -0.2094 0.8341
2023 0.2262 2.1717 0.0299 -0.0418 -0.0578 0.9539
表10 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10 Results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test

矩阵类型 经济距离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地理嵌套矩阵
did 1.345*** 0.946*** 0.924***
(0.216) (0.159) (0.159)
空间误差项 0.549*** 0.754*** 0.761***
(0.0908) (0.0514) (0.0500)
残差方差 0.0718*** 0.0350*** 0.0336***
(0.0107) (0.00529) (0.00508)
调整后R2 0.190 0.190 0.190
观测值/个 96 96 97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文旅融合是中国文化与旅游发展的大趋势，是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抓手。大运河沿线是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战略脊梁带[56]，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沿线省（直辖市）而言，既是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新契机，也带来有效协调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矛盾的新挑战。本文基于2012—2023年中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代表的文旅政策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区域文旅融合发展，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能够显著推动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此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政策主要通过推动创新体系建设与文旅融合产业链延伸实现从制度部署向深度融合的转变；（3）大运河文化带对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因行政等级、地理区位、文化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差异，政策效应在边缘型、非资源优势地区具备更为显著的激发作用；（4）大运河文化带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初期并不显著，呈现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扩散的动态演化特征。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文旅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不仅验证了政策的整体有效性，也进一步引发了对融合成果可持续性与系统协同机制的深入思考。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文旅融合发展重点应由单点突破转向区域协同推进，强调突破省域范围内的局部融合格局，建议从价值引导、制度统筹与分类施策等维度构建政策推进框架。首先，在价值维度上，应树立“大运河文化带共同体”的整体治理理念，将文旅融合发展置于文化延续与旅游协同的价值场域，超越单一行政区的辖域思维与发展逻辑。大运河文化带共同体是以文化资源跨域整合、旅游功能体系互补、政策利益机制协同为内核的制度性建构，意在推动文旅要素在更大空间尺度内实现共享流动、融合发展，突破因资源割裂造成的协同效率低下问题。其次，在制度维度上，尝试构建大运河文化带文旅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由中央相关部门以制度化的方式打破资源优势地区“行政边界内开发、自我循环利用”的路径依赖。最后，地方操作层面，应结合大运河沿线区域特征，分类构建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文旅资源富集但政策效应趋弱的区域通常具备较强的经济基础和较高文旅融合水平，应以“融合先行—制度内化—成果外溢”为主导路径，在完善文旅融合产业链和配套机制的基础上，将实践经验提炼为制度化成果，通过大运河文化带的共建共享平台进行制度成果的区域扩散。文旅资源薄弱区域则不宜展开“铺摊式”文旅开发，应在保护文化遗产和延续在地文化脉络的前提下择优培育具备独特价值的融合节点，通过特色项目的精耕细作探索“以点带面”的融合发展路径。对于经济与文旅融合基础薄弱地区，立足大运河文化带共同体价值理念引入结对帮扶的“文化协同试点”机制，在试点区域将优势区域的文旅融合发展制度化成果带到弱势区域，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融合能力建设的协同共建。

4.2 讨论

对比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量化分析政策干预对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尝试评估了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例的文旅政策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研究中政策效应评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方法。（2）在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方面，将文化产业及旅游产业相关的示范基地建设情况纳入指标体系，细化了既有研究中常用的指标体系。（3）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承担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具体举措之一。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待挖掘和利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政策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启示。
本文的不足之处：考虑到文旅产业数据的统计口径，研究尺度设定为省域，未来可进一步通过案例分析、问卷收集等方式获取更精细的研究数据，探究大运河沿线地级市、县乡层面文旅融合发展水平，为完善基层政府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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