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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0 >Issue 10: 2847 - 2865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1016

其他研究论文

“珠海—巴彦淖尔”样带县域乡村空心化分异与演变特征及政策启示

  • 陈义勇 ,
  • 周悦 ,
  • 张朝霞
展开
  •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深圳 518060

陈义勇（1985- ），男，湖南衡阳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乡发展过程模拟、健康城市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4-11-25

  修回日期: 2025-04-25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9-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93273)

收起

Spatial heterogeneity, evolutionary dynamic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rural depopulation in county-level territories along the Zhuhai-Bayannur transect

  • CHEN Yi-yong ,
  • ZHOU Yue ,
  • ZHANG Zhao-xia
Expand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1-25

  Revised date: 2025-04-25

  Online published: 2025-09-28

Fold

摘要

乡村空心化本质是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人地业关系失调。客观认识乡村空心化特征及发展趋势，对推动乡村振兴至关重要。以“珠海—巴彦淖尔”样带224个县域为研究对象，基于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分异，从人口、土地、产业三个维度综合评价乡村空心化程度，系统分析了样带乡村空心化空间分异及时序演进规律，揭示空心化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00—2020年，样带乡村空心化呈现地带性、梯级推进、空间集聚等特征，影响因素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通过自组织映射聚类分区方法，将样带分为7个空心化地域类型区，各类型区因自然禀赋和经济发展的差异呈现不同特征。基于研究结果，进一步对分类分区治理乡村空心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 乡村空心化; 演变特征; 地域分区; 珠海—巴彦淖尔样带; 乡村地理学

本文引用格式

陈义勇 , 周悦 , 张朝霞 . “珠海—巴彦淖尔”样带县域乡村空心化分异与演变特征及政策启示[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10) : 2847 -2865 . DOI: 10.31497/zrzyxb.20251016

Abstract

Rural hollowing reflects spatial-functional misalignment among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during rural restructuring. Understanding its morphology and dynamics is essential for formulating precise, geography-informe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Zhuhai-Bayannur transect encompassing 224 counties,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rural hollowing shaped by variations in physical geography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framework that examines rural hollowing through the lenses of population dynamics, land util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t further delivers a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emporal progression of rural hollowing, while elucidating the principal driving mechanisms behind its forma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From 2000 to 2020, rural hollowing in the sample belt progressively intensified. Spatially, it demonstrates zonal differentiation, tiered advancement,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2) Rural hollowing exhibits significant gradient characteristics. The eastern region remains relatively stable, the central region has undergone rapid development, while the western region has remained persistently high. The severity of hollowing increases with elevation. Municipal districts, which began experiencing hollowing earlier, exhibit the slowest growth rate, while county-level regions, which lagged behind, show the fastest acceleration. (3)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seven factors consistently and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rural hollowing, with marked spatial heterogeneity. The ratio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o the total population and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ct as constraints on rural hollowing, while per-unit fiscal revenue exerts a predomin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The growth in urbanization rate does not exert a sustained impact on rural hollowing. (4) Utilizing self-organizing map clustering and zonal methodologies, the sample belt is classified into seven typological regions of hollowing. Each zone display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driven by disparities in natural endowme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rawing on th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tailored governance strategies for region-specific subsystems to mitigate rural decline and underp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efforts.

Key words： rural hollowing;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regional zoning; Zhuhai-Bayannur transect; rural geography

中国城乡户口划分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城乡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形成剥夺式的城乡二元关系[1]，城乡发展矛盾突出、问题沉淀，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以乡村空心化为代表的“乡村病”日趋严重。乡村生活水平提高与家庭结构变化提高了建房意愿，“建新不拆旧、一户多宅、内空外扩”成为乡村空心化的直接表现[2,3]。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不同区域吸纳农村人口非农就业的能力[4]，乡村产业结构单一、市场信息不通畅，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1995年以来乡村人口以年均0.14亿人的速度持续负增长[5]。乡村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年龄结构失衡发展动力不足，同时部分乡村人口离土不离乡，未与宅基地缩减相挂钩，造成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3]。
乡村空心化是在城乡关系转型发展中，乡村地域系统由于产业发展滞后，乡村人口为提升生活水平出现非农化转移，进而导致宅基地普遍不减反增、外延扩张、内部闲置空废、乡村面貌凋敝的一种不良演化过程[3]。近年来，乡村空心化内涵从传统的空心村问题表征及治理研究，逐步扩展到多维度综合探究。乡村空心化作为“新三农”问题的核心[6]，其本质是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人—地—业关系失调。客观认识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地域性特征及演变趋势，是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7-9]。
乡村空心化已受到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学者从人口流动与人口结构、乡村聚落、乡村产业、城乡一体化等视角[10-13]，围绕空心化界定、空间形态、驱动机制、演进规律等开展研究[11,14,15]。地理学者主要从村域、乡镇、县域等尺度，开展乡村空心化综合评价、特征机制等研究，范围涵盖全国、长株潭、环渤海、黄淮海地区及甘肃、河南、山东、四川等省[4,14-20]，通过回归分析、地理探测器、相关分析等方法[14,15,18]，揭示了区域或省域乡村空心化的空间差异和形成机理。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地理条件相似的均质区域，针对跨自然地理区域、跨流域、跨省域的比较研究尚不多见，且对长时序及多类型地域综合视角下的空心化演变研究相对匮乏。中国地域类型丰富，各区域乡村发展特征差异显著，比较不同区域乡村空心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空间异质性特征，对揭示中国乡村格局分异规律、分类施策精准推进空心化治理具有参考价值。在地理学、生态学等领域，样带研究方法是研究空间分异规律的重要方法，现多用于农业农村发展转型、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等研究[21-23]，开展典型样带空心化研究有助于深入研究乡村空心化梯度分异规律[24,25]。
为此，选取“珠海—巴彦淖尔”样带为研究对象，结合气候、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分异，从人—地—业三个维度构建乡村空心化综合评价体系，客观分析样带乡村空心化空间分异及演进特征，揭示乡村空心化驱动因素的时空分异特征，为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依据[26,27]。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中国幅员辽阔，乡村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地域系统协同观测与转型机理及模拟”选择自南向北贯穿珠江—长江—黄河流域的“珠海—巴彦淖尔”样带为研究区域（图1），样带面积约为53.6万 km2，涵盖26个地市、224个县级行政区。该样带依次跨越年降水量>1600 mm、800~1600 mm、400~800 mm、200~400 mm、<200 mm的五大自然地带，呈现由湿润地区、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向干旱区过渡的自然地带特征。样带涵盖山地、平原、沙漠等多元地貌，包含珠三角外向型经济、长江流域现代农业、黄河流域能源产业及西北生态脆弱区，拥有极具差异的地域环境。道路交通条件也呈现梯级变化，形成“沿海立体交通—内陆干线网络—边疆生态廊道”三级梯度。覆盖东部城市群（城镇化率>80%）、中部农区（耕地占比>40%）及西部生态屏障区（森林覆盖率>60%）[28]。样带内自然地带（N）、地域环境（A）、交通条件（T）、城乡关系（U）、资源禀赋（R）和经济发展（E）等差异显著，是研究中国乡村地域系统空心化发展的特色化、理想型区域。本文以“珠海—巴彦淖尔”样带为研究对象，以县域为研究单元。
图1 “珠海—巴彦淖尔”样带区位图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 1 Zhuhai-Bayannur Transect location

样带横跨中国东部（珠海市—韶关市）、中部（郴州市—运城市），西部（渭南市—鄂尔多斯市），纵跨南方（珠海市—十堰市）和北方地区（南阳市—巴彦淖尔市）[28]。在海拔分布上，县域平均高程覆盖了200 m以下、200~500 m、500~1000 m及1000 m以上四类。县级行政区类型包括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旗）三类（图2）。显著的自然地理、区位条件差异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共同导致了农业生产、生活等方面差异显著，构成乡村空心化差异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该样带在研究乡村空心化发展的地域性及其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方面具有典型性。
图2 “珠海—巴彦淖尔”样带县域分区分类

Fig. 2 County-level zoning classification of the Zhuhai-Bayannur Transect

1.2 数据来源

研究所需的人口数据来源于第五、第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社会经济指标、农作物播种面积来源于2001—2021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和各省（自治区）统计年鉴。各年份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29]（http://www.resdc.cn）。

1.3 研究方法

1.3.1 乡村空心化水平综合测度

乡村空心化是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形态[3]。在乡村地域系统中，人口、产业、土地等要素衰退共同驱动乡村空心化。结合乡村空心化的表征与前人研究，本文从人口、土地、产业三个子系统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由于研究地域和时间跨度大，各项指标在选取时分别能够有侧重地反映城乡差异、南北县域差异以及时序演变差异，通过综合作用形成样带中区域分异及整体演变特征。（1）人口空心化。当常住人口小于户籍人口时，表明户籍人口流出或非农化转移[9,30]，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常住人口越少乡村空心化程度越高。因而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差作为负向指标，反映人口空心化程度。老龄人口和幼龄人口占比越高时空心化越严重[31]。（2）土地空心化。选取人均农村宅基地面积和耕地复种指数两项指标。空废宅基地越多，人均宅基地面积越大，空心化程度越高。乡村农业主体在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后，土地撂荒增加，或三季改两季、两季改一季，复种指数降低，复种指数下降成为土地空心化的重要表征[32,33]。这两项指标存在南北地域上的差异，本文重点关注时间上空心化演变的差异，以及区域内部不同类型县域的空心化差异特征，后文进一步用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区域差异。（3）产业空心化。选取城乡收入比、第一产业占比体现产业空心化特征。经济发展水平驱动人口流向，是导致乡村空心化的外部因素[18]。城乡收入差距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动力机制，当城乡收入差距推高，城市对乡村的虹吸作用加强，乡村人口流失，乡村空心化程度加剧[34-37]。城乡收入比越大，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越低，产业空心化程度越高。第一产业占比越低说明农业现代化程度越低，产业空心化程度越高。
通过极差标准化方法消除各项指标数据的量纲差异。根据层次分析法以及熵权法分别计算的指标权重等权组合（熵权法与层次分析法各占50%），确定人口、土地、产业空心化的综合权重（表1）。乡村空心化水平测度方法公式如下：
D k n = ∑ i = 1 3 w i × C k i
式中： D k n为第k个县域的第n个子系统的评价值； w i为各项指标的综合权重； C k i为公式标准化值。基于评价结果，采用自然断点法将乡村空心化分为低度（0.191~0.363）、较低（0.364~0.419）、中度（0.364~0.419）、较高（0.474~0.565）、高度（0.566~0.733）五个等级。
表1 乡村空心化指标体系

Table 1 Rural hollowing index system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说明 权重 功效性
人口 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差/人 常住人口－户籍人口 0.145 负向指标
老幼人口占比/% (0~14岁人口+60岁以上人口)/常住人口 0.176 正向指标
土地 人均农村宅基地面积/(m2/人) 农村宅基地面积/乡村人口 0.377 正向指标
耕地复种指数/% 农作物播种面积/耕地面积 0.062 负向指标
产业 第一产业占比/% 第一产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 0.083 负向指标
城乡收入比/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156 正向指标

1.3.2 乡村空心化影响因素识别

乡村空心化的形成和演变与自然环境、乡村人口、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14-18]。基于数据可获取性、客观性与全面性原则，参考既有研究成果，共选取10项指标（表2），分析三个时期自然资源禀赋及社会经济条件对乡村空心化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特征。
表2 乡村空心化影响因素

Table 2 Factors influencing rural hollowing

标准层 指标层 指标说明 参考文献
自然条件 地形起伏度/m 县域最大高程－县域最小高程 [38]
平均高程/m 县域高程平均值 [14,38]
乡村人口 村庄人口中心度/(人/村) 乡村常住人口/行政村个数 [39]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常住人口 [14,15,18]
土地利用 耕聚比/倍 耕地面积/宅基地面积 [18]
人均粮食产量/(t/人) 粮食总产量/乡村常住人口 [15]
人均耕地面积/(hm2/人) 耕地面积/乡村常住人口 [14,15,18,39]
社会经济 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 反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15,18]
地均财政收入/(万元/km2) 财政收入/区域面积 [15,18]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反映乡村收入水平 [15,18,38,39]

1.3.3 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地理加权回归（GWR）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扩展模型[40]，可更好地揭示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在GWR分析前需通过OLS诊断多重共线性问题，并检验空间是否具有非平稳性。当空间存在非平稳性时本文引入GWR方法，利用邻近观测值的子样本数据信息进行局域回归估计，揭示乡村空心化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分异特征[41-44]。
y k = β 0 u k ,   v k + ∑ j = 1 m β j u k ,   v k x k j + ε k
式中： y k为第k个县域单元的乡村空心化值； β 0 u k ,   v k 为截距项； u k ,   v k 为第k个县域单元中心的空间地理坐标； β j u k ,   v k 为第k个县域单元的第j个解释变量的系数； x k j为第k个县域单元的第j个解释变量； ε k ( k = 1 ,   2 ,   3 ,   … ,   k )为随机扰动项。

1.3.4 自组织映射聚类分区

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是一种无监督竞争神经网络方法，可有效降低指标权重的主观干扰，提升聚类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尤其适用于非线性问题的聚类分析[45-48]。本文采用自组织映射聚类方法开展乡村空心化分区。遵循区划的相对一致性原则、地域完整性原则，整合多时期聚类结果，结合乡村空心化演进的生命周期[3]，对乡村空心化地域类型进行综合分析与归类（图3）。
图3 样带乡村空心化地域分区技术路线

Fig. 3 Technical route for regional zoning of rural hollowing along the transect

2 结果分析

2.1 样带乡村空心化总体格局

2000—2020年，样带乡村空心化空间格局呈“南低北高”特征，时序上呈现“持续加重”趋势，局部区域表现为“梯级推进”（图4）。2000年空心化程度总体较低，低度、较低、中度、较高、高度空心化占比分别为28.25%、37.67%、21.08%、8.52%、4.48%。南方地区空心化程度（均值0.371）总体低于北方地区（均值0.407）。
图4 样带乡村空心化格局演化特征

Fig. 4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hollowing patterns

2000—2010年，大部分县域空心化水平加深，仍呈现“南低（均值0.410）北高（均值0.447）”格局。陕北、内蒙古因人均农村宅基地面积大幅增加，空心化水平快速提升。河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交通条件便利，人口流失严重，乡村空心化也启动较早。样带空心化开始“梯级推进”，大城市周边县域乡村人口率先向中心城市涌入，空心化进程启动最早，中心城区及近郊县域空心化程度显著高于外围县域。长株潭、珠三角等都市区外围县域，随着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增大，传统农业县劳动人口外流，率先开启空心化进程[49,50]。中部地区形成“哑铃型”空心化格局（中间轻、两端重）。粤北地区（清远、韶关）与珠三角高密度都市区分化显著，粤北空心化水平远超珠三角。
2010—2020年，大部分县域空心化水平继续提升，中高和较高空心化区域在中西部地区连片集聚，总体仍呈现“南低（均值0.457）北高（均值0.534）”格局，内蒙古、陕北空心化水平最高，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空心化水平最低。空心化由市辖区及都市区向外围县域“梯级推进”，如娄底、常德、衡阳等长株潭都市区外围地区空心化迅速攀升。相较于2000年，市辖区周边空心化呈现“反转”特征——市辖区空心化程度低于外围县域。如常德市鼎城区2000年空心化程度高于澧县、石门县等外围县域，至2020年鼎城区反而低于外围县域，表明外围县域空心化进程滞后但加速明显。
2000—2020年典型样带县域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果显示（表3），Moran's I指数由0.165升至0.727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乡村空心化在空间上具有显著增强的聚集特征，区域内部县域差异缩小，区域之间差异扩大。2000年后，政策上从经济到社会积极调整城乡关系，推动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人口流动、技术扩散，导致区域间依赖性增强。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2000—2010年乡村空心化的空间集聚特征变化显著，2000年高—高集聚分布于陕西及粤北的小范围区域，低—低集聚区集中在湖北、湘南和珠三角地区。2010年高—高集聚区扩展到陕北、内蒙古、豫南、湘中等地，低—低集聚区在湘南的小规模集聚消失，新增黄河金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集聚范围持续扩大。至2020年，低—低集聚区在珠三角地区出现扩张，其他小规模聚集消失，高—高集聚区收缩，表明空心化的区域分异强化。三个年份各大城市周边并未出现明显的高—低或低—高集聚区，表明大城市周边空心化分异特征不明显（图5）。
表3 乡村空心化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rural hollowing

年份 Moran's I Z-Score P-Value
2000 0.165 5.582 0.001
2010 0.631 20.649 0.001
2020 0.727 23.903 0.001
图5 乡村空心化LISA图

Fig. 5 LISA of rural hollowing

2000—2020年样带的人口、土地空心化持续加剧，产业空心化呈先升后降。（1）人口空心化水平持续提升。人口净流出县域数量持续增长，由136个增加到157个，净流出规模由2000年的492.68万人梯次攀升至2010年的954.64万人、2020年1679.07万人。老幼人口占比方面从32.8%增至36.8%，乡村人口持续老幼化。（2）土地空心化保持增长。耕地面积持续加重[51]，区域经济差距推动人口迁移，收益低的农业县劳动人口大规模流失，导致耕地撂荒或局部撂荒，造成耕地复种指数持续下降，同时随收入水平的提升，宅基地扩建成为普遍现象，空心村、宅基地荒废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土地空心化愈演愈烈。（3）产业空心化方面，呈现“倒U型”发展趋势。前十年由于工业化发展、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向城市偏移，城市极化效应增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后十年产业向内陆转移、发展县域经济等成果陆续落实，城乡收入差距较2010年回落[52]。县域一产占比持续降低，但后十年降速回落（图6a）。
图6 样带空心化变化趋势

Fig. 6 Trends of hollowing change along the transect

2.2 样带乡村空心化演进分区分类特征

按地理分区来看，西部地区空心化程度最高，中部地区增速最快，东部地区程度最轻且增速缓慢。北方地区空心化增幅大于南方地区（图6b）。这与中国城镇化的东西差异、南北差异的总体格局一致。
按平均高程分类来看（图6c），乡村空心化随海拔递增。总体而言，海拔200 m以下主要为平原地区，自然地理和经济基础条件最好，空心化程度最低；1000 m以上主要位于黄土高原地区，受制于自然资源匮乏，空心化程度最高。200~500 m为低缓丘陵区，包括粤北、湘中、鄂西北、豫西等地区，交通条件仅次于平原地区，因地区毗邻发达地区，空心化速度较快，甚至反超海拔500~1000 m的山地区。
按县级行政区类型分类（图6d），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旗）的空心化水平均处于上升态势，市辖区平均增速最缓。2000年市辖区和县级市相近且最高，2010年和2020年空心化水平最高的为县（自治县、旗）。不同类型行政区空心化演变趋势，进一步印证局部“梯级推进”特征。市辖区空心化启动最早，但到了城镇化后期市辖区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集聚更多非农人口，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对县（自治县、旗）人口产生虹吸效应，使市辖区空心化程度最低。相比市辖区和县级市，县（自治县、旗）的空心化启动最晚，但发展最快，城镇化后期空心化程度最高。

2.3 空心化影响因素

OLS检验结果显示：OLS结果的拟合优度均小于0.5；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5，影响因子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三个年份的Jarque-Bera统计量均显著，说明OLS模型预测片面，适合利用GWR模型提升拟合优度。相较于OLS，2000年、2010年、2020年GWR模型调整后拟合优度与AICc均优于OLS结果，说明GWR拟合效果更好（表4）。
表4 回归模型诊断结果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regression model diagnostic results

模型参考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OLS GWR OLS GWR OLS GWR
AIC: 577.008 540.996 511.928 355.839 426.300 212.457
AICc: 580.487 547.374 515.406 403.869 429.779 248.364
R2: 0.302 0.474 0.478 0.835 0.644 0.907
Adj.R2: 0.270 0.412 0.454 0.773 0.627 0.878
Bandwidth — 159 — 70 — 79
GWR拟合表明，有7个指标对三年的乡村空心化均具有显著影响，其影响强度排序为：地均财政收入>耕聚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高程>固定资产投资额>村庄人口中心度>城镇化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影响乡村空心化的重要指标，与乡村空心化呈现显著负相关，显著范围逐渐减小，回归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似[14,15,39]（图7a）。耕聚比为耕地面积和聚落建设用地面积之比，反映耕地的充裕程度，总体影响为负向，即耕聚比越小，空心化越严重。湖南、粤北等地影响尤为显著，这些区域人均耕地面积较小；此外陕北和内蒙古地区由于人均聚落面积较大，影响也十分显著（图7b）。地均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其对空心化的影响总体为正向（图7c）。从影响程度的时空特征来看，对广东、湘南地区影响程度在减弱，而对中原地区影响强度在增强，体现了经济发展水平对空心化影响的梯度推进特征[15]。城镇化水平对空心化的影响与地均财政收入类似（图7d），早期影响为正向，空心化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迅速攀升，但到了后期影响逐渐转为负向，即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空心化不再提升，在广东省尤为明显[15,38]。
图7 回归系数分布

Fig. 7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distribution plot

2.4 空心化地域分区

按照前述分区方法，将样带空心化划分为七个地域分区（图8）。
图8 样带空心化地域分区

注：SOM聚类结果中，产业空心化扇形面积突出，说明产业驱动乡村空心化特征明显（即产业空心化水平高或高速发展），且人口和土地空心化表现不突出，人口驱动与土地驱动同理。

Fig. 8 Regional zoning of hollowing along the transect

（1）大都市区土地驱动—空心化转型区：主要包括珠三角和长株潭大都市区，该区域空心化程度为样带最低。该地区集聚了大量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地均财政收入远高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形成巨大吸引力。乡村经济相对发达，空心化发展较为稳定，其中人口、产业空心化程度有所下降，得益于大都市区经济快速增长，县域常住人口呈持续流入态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乡村建设用地有所扩张，土地空心化程度小幅提升。总体而言，乡村空心化步入转型发展阶段，大都市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周边县域产业、人口子系统良性发展。
（2）大城市市辖区人口驱动—空心化转型区：主要包括湖北、湖南地级市的市辖区，这些区域空心化进程启动较早，土地、产业空心化程度存在波动，人口空心化程度有所上升。早期空心化程度高于周边县域，到2020年空心化程度低于周边县域。总体而言，空心化步入转型发展阶段，大城市中心城区经济发展惠及辖区乡村，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3）粤北湘东湘北人口驱动—空心化兴盛区：主要包括粤北、湖南市辖区外的县域，这些区域空心化程度较高，空心化保持增长态势，但前十年空心化发展较快，后十年增速放缓。人口、土地空心化均保持增长，受珠三角及长株潭等大都市区产业外溢效应带动，近十年产业空心化程度有所下降。
（4）鄂西豫西人口驱动—空心化成长区：主要包括鄂西和豫西南市辖区外的县域，这些区域空心化程度较高，空心化保持增长态势，且人口、土地、产业空心化均保持增长。但前十年空心化发展较慢，近十年加快。这些县域均为中部地区人口主要流失县，老幼占比高制约乡村发展，空心化发展仍处于成长阶段。
（5）晋南陕东土地人口驱动—空心化成长区：包括运城、渭南、商洛、三门峡四市，这些区域空心化程度中等，并保持增长态势，且三个子系统均低速增长。该区域地处秦岭生态屏障和黄河金三角地区，一产占比较高，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县域空心化发展仍处于成长阶段。
（6）陕北土地驱动—空心化成长区：包括榆林、延安二市，这些区域空心化程度较高，空心化保持增长态势，人口空心化低速增长，土地空心化高速增长，产业空心化回落。该区域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地区，为国家重要能矿基地，人均宅基地面积持续提升，土地空心化程度高位运行，城乡收入差距为样带最高，县域空心化发展仍处于成长阶段。
（7）内蒙古土地产业驱动—空心化成长区：包括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市，这些区域空心化程度为样带最高水平，空心化保持增长态势，土地、产业空心化保持高速增长。该区域以草原荒漠区为主，资源条件较为匮乏，人均宅基地面积为样带最高，土地空心化程度高位运行，城乡收入差距较小。受益于国家民族政策、生态补偿、退耕还林还草等政策，该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次于大都市区土地驱动—空心化转型区和大城市市辖区人口驱动—空心化转型区，人口外流较少，一产占比较为稳定，县域空心化发展处于成长阶段。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论

（1）2000—2020年，样带乡村空心化在空间上呈现“南低北高”，时间上呈现“逐渐加重”的趋势，局部呈现“梯级推进”特征。产业空心化先加重后回落，人口、土地空心化持续加重。乡村空心化水平区域分异明显，在空间上具有显著聚集特征，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地区，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2）样带乡村空心化演变的分区分类特征明显：地理分区上，东部地区乡村空心化程度最轻且增速最慢，中部地区空心化发展速度最快，西部地区乡村空心化水平长期居高不下。高程上，随着县域海拔的提升，乡村空心化程度呈递增趋势。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旗）的空心化水平均处于上升态势，市辖区启动早，平均增速最慢，县域启动晚增速快。
（3）采用GWR模型揭示了县域乡村空心化的影响因素，发现平均高程等7个指标对三年的乡村空心化均具有显著影响，影响程度与影响范围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其中耕聚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乡村空心化具有制约作用，地均财政收入主要为正向影响，城镇化率增长到一定水平对空心化的影响消失。
（4）基于县域乡村空心化特征，采用自组织映射聚类分区方法，将样带分为7个空心化地域类型区，其中2个转型区，1个兴盛区，4个成长区。各类型区因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乡村空心化发展特征，并由此驱动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的变化。

3.2 政策启示

在中国乡村空心化持续加重的背景下，各区域乡村空心化特征分异显著，需要针对人口、土地、产业三个维度的空心化差异，分类分区域实施差异化调控政策。针对人口驱动的粤北湘东湘北人口驱动—空心化兴盛区和鄂西豫西人口驱动—空心化成长区两区，应重点应对人口流失引发的“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问题：一方面统筹优化养老服务资源配置，强化农村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完善乡村医养结合政策[53]；另一方面应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主体留守儿童关爱体系，从教育保障、情感关怀、生活帮扶等多维度健全支持机制[54]。在土地治理层面，可通过合村并点、退宅还田等土地整治手段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18]。在产业发展方面，韶关、郴州、十堰等地依托道教文化、红色资源与生态优势，打造特色文旅产业链；同时加速推进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生产，发展“一县一特色”现代农业集群，弥补劳动力缺口。鄂西豫西人口驱动—空心化成长区需抓住襄阳、宜昌与武汉的协同发展机遇，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和城乡要素流动抑制人口外流。
晋南陕东土地人口驱动—空心化成长区主要依托矿产资源、农业生产和旅游服务业支撑区域发展，城乡差距巨大。商洛应立足菌果药茶特色资源型资产，系统整合闲置土地资源，构建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延伸农业服务与体验功能以提升附加值。通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农村经济运行模式[55,56]，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地区及乡村产业发展，从而抑制乡村人口持续流失。商洛、运城依托黄河文化结合农业布局康养文旅项目，为乡村注入新活力。在土地管理方面，要严格守好宅基地规模标准底线，从根本上控制人均农村宅基地持续扩张风险，促进人地产良性发展，通过退宅还田或民宿改造盘活闲置宅基地，抑制乡村空心化从成长期向兴盛期发展。
陕北土地驱动—空心化成长区需重点破解生态脆弱与乡村产业单一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加强土地生态治理，建设高标准农田。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特色农业园区发展，培育科技型农业经营主体；另一方面引导居民集中居住推进合村并点，依托陕北民俗文化开发乡村文旅新业态[57]，实现乡村旅游产业与现代化旅游产业接轨，拓展农业生产创新属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闲置宅基地突出的内蒙古土地产业驱动—空心化成长区，由于农牧业生产方式的独特性，一户多宅、宅基地面积大的现象普遍。因此要着力厘清农村宅基地确权台账，从严管控宅基地建设审批，明确户均、人均宅基地标准，针对农转非宅基地空废、“一户多宅”问题，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引导农户自愿参与宅基地制度改革[58,59]。同时探索空废住宅功能性改造路径。
样带所涵盖的不同地域类型区对中国乡村空心化发展展示有限，如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空心化区、西南特色农业和旅游发展等地区未在本研究范围中体现。因此，针对未涵盖区域的乡村空心化发展，仍需进一步选取典型区域展开探讨，补充地域多样化、尺度差异化的全国乡村空心化发展实证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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