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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0 >Issue 10: 2786 - 2807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1013

其他研究论文

数字乡村建设：通往城乡融合的路径检验——来自长三角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证据

  • 李露 , 1 ,
  • 徐维祥 , 2
展开
  • 1.无锡学院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无锡 214105
  • 2.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杭州 310023
徐维祥（1963- ），男，浙江东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乡村振兴。E-mail:

李露（1993- ），女，江苏扬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E-mail:

收稿日期: 2024-12-30

  修回日期: 2025-04-08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9-28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4CJY110)

收起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its role in rural-urban integration: Evidence from E-commerce demonstration coun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 LI Lu , 1 ,
  • XU Wei-xiang , 2
Expand
  • 1. School of Digi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xi University, Wuxi 214105, Jiangsu, China
  • 2.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2-30

  Revised date: 2025-04-08

  Online published: 2025-09-28

Fold

摘要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电商发展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基于长三角151个县域城乡数据，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法以及多期DID等方法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显著提升，但呈不均衡发展特征，形成“核心—边缘”等级层次的空间布局，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总体差异波折中呈下降趋势，2019年后城乡融合发展的地区差异程度下降明显；（2）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显著提高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未列入淘宝村建设的地区，尤其是偏远欠发达地区居民更能从电子商务建设中获利；（3）异质性分析发现，示范县政策有助于“益贫式增长”，对受教育程度相对落后地区、偏远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4）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县政策在长三角地区更加依赖信息壁垒破除和创业活力提升路径显著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尤其是滞后的数字生活环境下推进示范县政策更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关键词： 数字乡村建设;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 城乡融合; 长三角

本文引用格式

李露 , 徐维祥 . 数字乡村建设：通往城乡融合的路径检验——来自长三角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证据[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10) : 2786 -2807 . DOI: 10.31497/zrzyxb.20251013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untryside. Based on the urban and rural data of 151 coun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patial Markov method,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method, and the multi-period DID, etc. It is found that: (1)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oun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a whole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but it is characterized by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ore-edge" hierarchical spatial layou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overall disparity in county-leve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hows a fluctuating yet generally declining trend. Notably, after 2019,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narrow markedly. (2) The comprehensive demonstration policy of E-commerce into rural area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unties, and the areas that have not been included in the Taobao village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residents in remote and less developed areas are more likely to profit from E-commerce construction.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ural demonstration county policy contributes to "pro-poor growth", and has a stronger role in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remote areas, and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4)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demostration county polic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acilitate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imarily by breaking down information barriers and enhancing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is effect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areas with less developed digital living environments, where such interventions contribute more significantly to integration efforts.

Key words：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E-commerce into rural comprehensive demonstration polic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Yangtze River Delta

城乡固有的二元结构矛盾造成了城乡早期发展更加偏向于城市。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城市迅速崛起而乡村日益衰退带来了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于城镇、城乡失衡亟待解决的问题[1]。与此同时，中国农村改革进入深水区，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仍然没有工业发展强劲，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增收后劲不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城乡融合发展是破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路径，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2]。但是在新的历史阶段，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需要借助于新的发展动力。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现代信息技术正在深刻地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不断完善乡村数字化治理、持续深化信息惠农服务，与乡村经济实践的关联性日趋增强[3]。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地建设，发展乡村土特产网络销售”。农村电子商务稳步发展，农村网络零售额由2015年的3500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24900亿元。在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高速发展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正在成为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的关键动力。以县域为载体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异质性，对中国乡村振兴的政策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农村电商的迅速崛起源于2014年开展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政策（以下简称“示范县政策”），该项目旨在为数字乡村建设培育电商主体及相关人才，并且逐步完善农村电商硬件设施等。现有文献从“三农”角度研究示范县政策的影响，主要围绕农民收入、农村创业以及收入差距等方面展开。一是学者普遍认可示范县政策能够通过丰富农产品销售方式、降低销售成本等渠道提高农民收入[4]，但是农民增收渠道是否有限引起部分学者质疑[5]；二是示范县政策能够为本地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新的机会[6]，弥补了信息、资金等创业资源供给的不足，通过激发市场需求提供更多的创业进入机会[7]；三是示范县政策能否缩小收入差距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一部分学者聚焦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要素流动和支出结构的视角认为农村电商政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8]。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现象，研究发现示范县政策对“精英群体”收入提升效应相比“弱势群体”更大[9]。但也有研究表明示范县政策为农民接入商品市场提供了相对平等的机会，缩小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10]。
关于城乡融合的研究，在2017年后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经历了从定性视角到定量视角的转变。其中和本文相关的主要是关于城乡融合的测度以及实现路径研究，城乡融合的测度虽然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权威标准体系，但是学者普遍认可基于多指标综合评价法。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以下两种思路构建指标体系，一种是省级和市级尺度多从空间、经济、社会、生态及人口融合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11]，但是县级尺度测度由于数据获取的有限性仍然是当前城乡融合研究的薄弱环节[12]；另一种是以城乡经济、社会和生态子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分析城乡融合系统良性发展情况[13]。城乡融合的实现路径研究则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展开，省市级尺度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14]到数字经济[15]，从高铁建设[16]到城市更新[17]均有涉猎，但是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探讨较为缺乏，主要围绕县域治理、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因素展开较多[18,19]。这些因素的演变十分漫长，而数字技术以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的优势打破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壁垒，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综上，学者对农村电子商务和城乡融合发展分别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示范县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尚处于理论积累初期，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和空间。一方面，现有文献更多地是从城市角度探讨总体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融合的影响，研究尺度也多局限于省市级层面，从乡村角度出发探讨数字技术在农村领域的应用对城乡融合的影响还缺乏深入讨论；另一方面，电子商务对“三农”的影响更多地是从收入角度入手，研究数字化技术如何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从政策评估角度来看，示范县政策实施十年以来，仅仅是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还是推动了整个区域层面的城乡融合发展，有待进一步量化测度。鉴于此，本文主要的贡献在于：（1）长三角地区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先行区，本文以长三角151个县域为研究样本，拓展了城乡融合区域性研究的深度。（2）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聚焦于城乡两个系统的共生协调，以此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激发乡村经济活力、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实践具有借鉴意义。（3）论证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还从电子商务发展获益能力视角探析示范县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4）进一步从就业路径、创业路径和信息化路径拓展了城乡融合的路径检验，考察了数字化基础条件在示范县政策中的调节作用，为进一步完善农村电商发展、实现城乡融合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

农村电子商务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石，在提升城乡劳动力配置效率、构建城乡一体化物流体系、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布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城乡融合提供有利条件和现实基础。具体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示范县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快农村商业网点的信息化改造，为农民电子交易、网上购物提供技术支持，完善网上购物、在线支付和物流配送等服务功能，打通农村电子商务的“最后一公里”[4]。首先，示范县政策通过电商平台的引入，为农户提供了对接外部市场的桥梁。在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通过知识、健康、技能等方面综合测评，因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强化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20]。示范县政策实施之后，农民借助电子商务平台获取更多商品信息、市场动态和农业技术知识，对数字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理解和认知水平也逐步加深，最终提高决策能力和数字技能[21]，从而带来农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数量、质量均显著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加速了供需双方的对接，加快了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的逆向流动，有助于提高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效率。除此之外，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电子商务带来的跨地区交易成本降低[22]，有利于增强环境舒适、生活成本较低的农村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为城乡劳动力合理配置提供基础。
图1 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县域城乡融合的机制框架

Fig. 1 Mechanism framework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affecting county-leve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其次，示范县政策的实施通过提升区域创新应用能力影响城乡要素流动。区域创新系统理论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不再是孤立的，区域间的合作与竞争成为新热点，即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结构和动态产生了深远影响[23]。以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现代化信息技术与农业经营管理的融合日益紧密，数字乡村建设进一步推动了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广泛应用和深化。因此示范县政策为打破乡村地区信息较为闭塞的困境，缩小城乡因为交通不便带来的差异，促进城乡要素高效流通提供基础性硬件支持。示范县政策主要围绕交通、物流、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展开[24]。一方面对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了基建支持。另一方面随着示范县政策的落地，更多的快递物流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政府会持续加强对当地道路基建的支持力度。农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主要通过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和构建城乡一体化物流体系，为城乡要素高效流通提供空间上的有利条件。
最后，示范县政策带来的农村电商产业发展不仅促进了乡村经济模式的转变，也优化了城乡产业结构布局。一方面，示范县政策可以通过契合农业规模经营的需求，促进农业新业态的创业发展。传统的经营模式和手段逐渐无法满足新时期适度规模经营的需求，在对新型农业生产和服务方式的持续需求下，示范县政策有助于打造智慧农业、生态旅游农业以及农村电子商务新业态[25]。基于流空间理论形成一种信息流为核心，商流、资金流和物流共同运作的新模式。通过这种模式整合城乡之间的供需关系，打破过去城乡之间单向流动的形态，从“农产品进城”到“工业品下乡”，实现城乡间业态高效流通的新模式[26]。另一方面，基于电商平台的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催生跨界融合的新渠道，促使如短视频和直播等新型在线营销方式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应用，进而拓宽农产品在线交易的途径，不仅能够保障农产品在城乡间高效流通，还能以可达性和便捷性提高农产品流通的效率[27]，为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布局提供现实基础。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示范县政策可以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1.2 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分析

1.2.1 就业结构优化路径

就业是参与分配的基础，电子商务推动城乡收入分配更加公平的关键在于改善县域就业结构。在示范县政策的推进过程中，优先在农村试点区域建立电子商务服务网点，并安排专业人员为农民提供支持和服务，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互联网技术接入外部市场[28]。这弥补了传统农户社会网络中信息缺乏充分流通的局限性，使得农户能持续获得商业、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动态信息，通过降低信息搜集成本减小了农民参与非农就业的难度。一方面，根据鲍莫尔效应，电商产业有别于传统产业，通过打破市场规模约束和地域限制，为其带来更宽泛的市场[29]。借助电子商务示范县的建设，可以延伸产业链，推动农副产品加工、电子支付、仓储物流、网络直播等新兴企业的集中发展。这一过程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吸引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行业就业，为农村就业结构优化调整提供现实基础。另一方面，示范县政策也通过网点的建设向民众普及电子商务知识，通过商贸流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进而提升当地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转化效率[30]，为优化农村非农就业环境提供助力，有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示范县政策通过优化就业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1.2.2 创业活力提升路径

由于金融“嫌贫爱富”的特征导致传统金融服务网点难以覆盖广阔的农村地区，农民难以获得金融服务。并且农村地区相对城市地区，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农民可供抵押资产较少，金融机构担心风险较大，贷款意愿不强，因此农民在融资创业方面存在诸多不便[31]。电子商务发展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可以缓解农户面临的资金约束和社会资本约束，提高农村的创业绩效和家庭收入[32,33]。依据马克思的就业理论，数字经济的增长通过改变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实现形式、促进资本有机构成的调整以及发挥空间溢出效应等方式，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34]。示范县政策为地方创新创业提供了动力，不仅助力本地人力资本的积累，还吸引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和创业。农村电商的繁荣激活了农产品生产、供应、销售全链条上各主体的创业热情[35]，使农民能够直接参与到农产品销售中，带动了本地居民的创业活动，进一步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示范县政策通过带动农村创业活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1.2.3 信息壁垒破除路径

在当前乡村网络覆盖率较高背景下，高效利用互联网资源与工具是破解农村地区“信息茧房”的关键[36]。由于农村区位条件有限，传统的商业网点难以覆盖农村全部地区，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示范县政策的实施改变了过去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通过改善城乡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条件，提升了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积极性[37]，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化，城乡之间的信息壁垒逐步消除。除此之外，电子商务的信息沟通功能带来农民在电商平台上对商业、技术和服务等各方面信息的获取，消除了过去因为地理区位和时效滞后存在的信息差异[38]。以电商为纽带的数字乡村建设，通过破除信息壁垒接入各种服务乡村的资源，激活乡村新业态的培育和发展潜能，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数字化资源，改善了城乡信息网络条件。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示范县政策通过信息壁垒破除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地处长江下游地区，是长江入海前形成的冲积平原，地处江海交汇处且港口众多。2023年长三角经济总量突破30万亿元，并涌现出9座万亿城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正式印发，首次从国家层面将长三角地区的16个城市确定为中心城市，狭义的长三角地区过去只包含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2019年增加了安徽省，至此一个包含三省一市的长三角地区形成。从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到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要求长三角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这意味着长三角不仅要成为未来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而且要在城乡融合发展和推进一体化发展上，为全国做出示范和表率。本文主要以长三角县级行政区划为研究对象，市辖区不包含在内。

2.2 研究方法

2.2.1 基准模型

示范县政策开始于2014年，当年只有56个县进入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后面每一年都有一批新的县市纳入示范县政策名单中，因此不同试点县市在受到政策冲击时存在时间差异。根据示范县政策逐年推进的特征，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考察示范县政策对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39]。为此，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r u c i t = α 0 + β 1 e c o i t + c o n t r o l s i t + μ i + γ t + ε i t
式中：i表示县域；t表示年份； r u c i t表示被解释变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α 0为常数项； e c o i t表示核心解释变量—示范县政策，即第t年第i个县域是否受到了示范县政策的影响； c o n t r o l s i 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β 1表示示范县政策实施对试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μ i和 γ t分别为县域层面和年份上的固定效应； ε i t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进一步研究数字化基础条件在示范县政策中的作用，通过增加三重差分项探究差异化数字化基础条件在示范县政策影响城乡融合中的作用，具体公式如下：
r u c i t = α 0 + β 1 e c o i t + β 2 e c o i t × h i g h _ d i g i t a l i t + c o n t r o l s i t + μ i + γ i + ε i t
式中： h i g h _ d i g i t a l i t表示i县在t期的数字乡村指数是否为高水平组，如果当期数字乡村指数高于整体均值即被归为数字乡村高水平组； β 2表示待估参数。

2.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文在构造城乡融合评价模型时，参考了耦合协调度的测算，结合共生理论的研究，全局尺度的城乡融合实质是地域系统城市性与乡村性的交互与融合，因此用共生协调度来测算城乡融合[40]。城乡系统是一种人地系统，具备自我协调能力，城市系统和乡村系统作为共生单元应该是彼此相互作用的，因此需要寻找能够测度两者共生协调关系的模型。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涉及众多指标，可以更好地反映城乡两个系统的共生关系[41]。具体公式如下：
C = 2 U × R U + R ， T = α U + β R ， D = C × T θ
式中：U为城市发展水平；R为乡村发展水平；D为城乡共生协调度，即城乡融合发展水平；C为耦合度，C∈ [0,1]，C值越大，城乡的协调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不协调；T为城乡系统两者整体协同效应或贡献的综合评价指数； θ为待定系数，一般取 θ = 0.5； α、 β为待定系数，体现子系统对城乡整体协调水平的贡献程度，设定 α = 0.5、 β = 0.5。

2.2.3 Dagum基尼系数分解

本文运用Dagum基尼系数对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和分解，具体计算和分解公式见参考文献[42]，这里把整体划分成K组（本文按照省份进行划分，分成江苏、浙江、安徽三组）。对整体进行基尼系数分解前，需先对各个区域的城乡融合水平按均值大小排序，再将G分解为区域内差异贡献 G w、区域间差异贡献 G n b以及超变密度 G t三个部分，且满足条件 G = G w + G n b + G t。

2.3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本文选取长三角2008—2022年151个县域数据作为基础研究样本。实验组选取方面，以2014年开始实施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作为研究切入点，截至2021年，长三角151个县域里有109个县域地区享受了该项政策福利。这里由于2016年上海市的崇明县撤县设区，上海市下辖县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式，因此本文研究区域没有把上海包含在内。最终研究样本选取江苏40个县（市）、浙江52个县（市）以及安徽59个县（市）共计151县级单位为研究样本。基础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2009—2023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江苏、浙江和安徽省统计年鉴以及部分市县统计年鉴。

2.3.1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建设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测度，省级层面较多的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县域层面多采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衡量，一种是采用民间自发形成的淘宝村建设作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43,44]；另一种是基于政府出台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构建虚拟变量，本文参考尹志超等[29]利用示范县政策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代理变量，如果被设立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则用1表示，如果未设立则为0。

2.3.2 被解释变量：城乡融合发展

从人地系统观来看城乡融合是城乡地域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形成的具有综合性、地域性、交叉性的人地系统[45]。因此，本文将城乡作为两个独立的地域系统去研究。乡村系统主要从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入手。具体来看，乡村人口通过乡村常住人口和乡村从业人口占比来表征，反映的是乡村人口就业情况，指标越大说明乡村能获得的就业机会越多，一定程度上也减缓了乡村人口流失；耕地是农业发展的根基，是乡村土地最常见的利用形态，耕地资源丰度决定着乡村人口承载能力，因此乡村人均耕地面积越大则能承载的乡村人口更多[46]。除此之外，农地施肥和农地灌溉反映了乡村土地的农业生产污染物投放强度和有效灌溉率；农林牧渔业一直是乡村的基础性产业，近年来长三角乡村非农发展势头越来越猛，但乡村的基础功能—粮食生产也不容忽视，因此选取乡村人均粮食产量、人均肉产量来衡量乡村第一产业发展。此外，选取乡村农林牧渔业产出率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来反映乡村的生产能力和农业生产效率，具体指标及其含义见表1。
表1 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oun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具体指标 指标含义
乡村 人口 农村人口 乡村常住人口占比/% 农村居民常住人口/居民常住总人口
农民就业 乡村从业人员占比/% 乡村从业人员/乡村常住人口
土地 农村耕地 乡村人均耕地面积/(hm2/人) 耕地面积/乡村常住人口
农地施肥 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t/hm2) 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
农地灌溉 有效灌溉率/% 有效灌溉面积/耕地面积
产业 农业机械化 农业机械化水平/(kW·h/hm2)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
粮食生产 人均粮食产量/(t/人) 粮食产量/乡村常住人口
劳动生产率 乡村农林牧渔业产出率/(元/人) 农林牧渔业产值／乡村农林牧渔从业
肉产量 农村人均肉产量/(t/人) 肉产量/乡村常住人口
城镇 人口 人口集聚 人口密度/(人/km2) 年末总人口/行政区域土地面积
城镇人口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年末总人口
城镇就业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数占比/% 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总人口
城镇工资 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基础 教育支持 教育支出占比/% 教育支出/财政支出
医疗条件 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张/万人)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年末总人口
教育水平 万人普通中学在校生数/(人/万人) 普通中学在校生数/年末总人口
社会保障 万人社会福利院床位数/(张/万人) 社会福利院床位数/年末总人口
产业 城镇投资 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年末总人口
社会消费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末总人口
工业发展 人均工业增加值/(元/人) 工业增加值/年末总人口
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城镇系统主要从城镇人口、基础和产业入手，城镇人口发展情况通过人口集聚、城镇化率以及城镇就业工资等情况来反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反映了城镇居民在社会公共服务福利保障与基础设施享有的优势，是影响城乡人口流动与资源配置的主要因素[47]。因此这里选择教育支持、医疗条件、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来表征城镇基础，而不是选择和乡村土地对应的城镇土地，是因为城镇基础保障更具有功能延伸性，一定程度上能惠及本地乡村人口共享公共服务[48]。长三角县域中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其交通基础设施便利、医疗教育等资源丰富也吸引了外来人口流入，最终选取城镇基础更能反映长三角的区域性特色；城镇产业则通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工业发展以及第三产业来表征。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以反映城镇区域生产力和经济实力，工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占比则反映了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演进趋势。

2.3.3 中介变量

就业结构优化路径（nagr），采用乡村非农就业人数占乡村从业人口的比例作为中介变量[49]；创业活力提升路径（firm），由于缺少区县层面的农民创业统计数据，借鉴卢盛峰等[50]相关研究从新增企业点位切入分析示范县政策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从新增农林牧渔企业数入手测度农村创业活动；信息壁垒破除路径（fltp），由于县域没有农村互联网宽带的统计，参考丁述磊等[39]利用县域固定电话用户数的中位数划分，进行互联网发展水平下的异质性分析，本文使用农村固定电话用户数进行替代衡量，这也是农村地区早期信息化程度的反映。

2.3.4 控制变量

参考前人研究[51]，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本文选择控制变量如下：产业结构（str），采用工业增加值占比衡量；金融发展（finc），采用人均金融贷款余额来衡量；财政支出（gov），采用人均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来衡量；经济发展（pgdp），选取人均GDP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农业发展（agd），采用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衡量。具体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变量类型 符号 变量定义 观测值/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ruc 城乡融合，测算方式见前文 2265 0.432 0.097 0.271 0.850
自变量 eco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 2265 0.162 0.368 0.000 1.000
控制变量 finc 人均金融贷款余额取对数 2265 9.682 1.243 6.834 12.919
str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 2265 37.152 13.810 1.901 78.724
gov 人均财政支出取对数 2265 8.118 0.944 5.593 10.539
pgdp 人均GDP取对数 2265 10.121 0.911 7.727 12.348
agd 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 2265 29.142 19.792 1.484 99.356
中介变量 fltp 每万人固定电话用户数取对数 2265 7.535 0.685 4.319 9.412
firm 新增农林牧渔业企业数取对数 2265 5.507 0.981 1.609 8.981
nagr 非农就业占乡村就业比例/% 2265 58.101 16.011 7.225 94.034

3 结果分析

3.1 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水平空间分异特征

根据式（3）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到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参考前人研究将城乡融合类型划分为4个区间[52]，即城乡融合低水平DC（0.00~0.35）、中低水平PC（0.35~0.45）、中等水平MC（0.45~0.60）和高水平GC（0.60~1.00）。由图2所示，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具有路径依赖效应，从2022年和2008年对比可以看出，城乡融合类型按从低至高的等级层次依次连续提升。城乡融合低水平的县域显著减少，高水平区域虽然增加不多，但是城乡融合中等水平区域明显由南向北扩散。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空间俱乐部趋同效应明显，形成了核心—边缘等级层次。2008年城乡融合高水平区域聚集形成核心区，集中在苏南地区（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昆山），城乡融合中等水平区域大部分位于江苏的南部和浙江的北部地区；而低水平区域聚集形成边缘区，主要集中在安徽省。2022年城乡融合边缘区县域明显由西向东减少，只剩下安徽零星县域。城乡融合高水平核心区增加了江苏的宜兴市，中等水平区域由苏南、浙北向两边扩散，基本上覆盖江苏和浙江大部分县域。
图2 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的空间分异特征

Fig. 2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oun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3.2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县域城乡融合的区域差异特征

基于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测算出长三角县域总体基尼系数及分省之间的基尼系数，以此描述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的区域差异特征。如图3所示，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总体差异波折中呈下降趋势，2019年前整体基尼系数一直处于波动状态，说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启动阶段，城乡融合的地区差异程度还未稳定，地区之间未达到平衡状态。但是2019年后地区差异程度下降明显，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也步入加速推进的正轨。浙江—江苏区域差距最小，其次是江苏—安徽区域差距在2011年后表现出上升趋势，一直到2019年才有所回落。浙江—安徽区域差距刚好相反，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
图3 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基尼系数演变趋势

Fig. 3 Evolutionary trends of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图3还描述了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内部差异程度及其演变趋势。江苏省城乡融合发展内部差异程度最高，但是下降趋势也明显，从2015年开始低于整体基尼系数。浙江省作为城乡融合度最高、区域协调发展最好的省份之一，省内地区差异在2018年前波动不大，2018年后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安徽省城乡融合的地区差异最小，但是在2015年开始出现了波动上升趋势，2020年后有所回落。这可能是由于长三角一体化的中心城市主要包含安徽的南部城市，这部分城市快速发展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但是其他城市融入一体化进程还需要时间，因此造成了安徽省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总体来看，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差距在缩小，长三角一体化成果开始凸显。但是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城乡发展的基础不同，城乡要素尤其是乡村要素难以实现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导致长三角地区要想实现全域城乡融合发展任重而道远。

3.3 实证分析

3.3.1 基准回归

如表3所示，模型（1）~模型（2）均采用的是OLS模型估计示范县政策（eco）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县域和年份双固定，模型（4）则是加入控制变量后采用双向固定的多期双重差分法。结果表明，示范县政策均显著提高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具体而言，成为电子商务综合示范县将促使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平均提高0.8%。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设H1得到验证。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金融发展、财政支出、人均GDP的发展均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可见政府财政支出对于城乡融合发展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城市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共享发展成果，从而提升城乡融合水平；在城镇化建设中金融发展起着支撑作用，金融发展为城乡融合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信贷支持；通常人均GDP高的地区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医疗、教育等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条件，同时吸引着资源向农村集聚又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产业结构和农业发展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均为负，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城镇化初级阶段工业发展会吸引大量劳动力，但是在城镇化提质增效阶段，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不利于城乡融合；农业发展是乡村的基础性产业，但是乡村振兴除了第一产业还需要非农化带动，因此农业发展的提升意味着非农产业的减少，不利于城乡融合水平提升。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1） （2） （3） （4）
eco 0.030***(2.68) 0.025***(4.45) 0.067***(12.09) 0.008***(2.90)
finc 0.066 ***(15.12) 0.015***
(3.95)
gov 0.045 ***(7.74) 0.053***(14.16)
str -0.108***
(-20.13)		 -0.038***
(-6.34)
agd -0.093***
(-8.72)		 -0.064***
(-9.75)
pgdp 0.200***(23.74) 0.073***(12.17)
_cons -0.857***
(-12.15)		 -2.412***
(-41.89)		 -0.873
(-11.32)		 -1.135***
(-24.78)
县域固定 NO NO YES YES
年份固定 NO NO YES YES
观测值/个 2265 2265 2265 2265
R2 0.029 0.858 0.110 0.888

注：括号内为县域层面t值，***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3.3.2 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的首要前提是在政策实施前，示范县与非示范县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或具有相似的发展趋势。为验证这一平行趋势假设，本文构建了如下估计模型：
l n r u c i t = α 0 + β k ∑ τ = - 1 τ ≠ - 1 6 e c o i t + c o n t r o l s i t + μ i + γ i + ε i t
式中： τ指相对年份，即年份与实施示范政策年份之差；核心解释变量 e c o i t为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以示范政策前一年为参照组；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基准回归方程（1）中相应变量的定义相同。由于相对年份的期数较多，本文将政策实施前第4年及更早的年份（ τ ≤ - 4）归并到第-4期[46]。
由图4可得，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设立之前，每个试点的估计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直到政策实施的第三年起，示范县政策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才开始正向显著。主要是由于政策的实施通常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建设需要一个过程。在完善农村物流体系、电商服务体系方面的举措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尤其是想要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培育优秀的特色农产品经营主体、发展电商创业领头人均是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显现效果，因此政策实施第三年起才开始对城乡融合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图4 平行趋势检验图和安慰剂效应

Fig. 4 Parallel trend test chart and placebo effect

（2）安慰剂检验
双重差分法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结论可能是一种随机现象，即仍然可能有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未考虑在内，因此通过计算机随机抽样500次得到“伪处理组”，即500个虚拟综合示范县的估计系数，估计系数和P值分布如图4b所示，估计系数的分布基本上接近正态分布，且均值接近0，而基准回归中的估计系数0.008明显落于该系数分布之外，P值大部分大于0.10。以上结果表明示范县政策对城乡融合的影响不是由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
（3）其他稳健性检验
① 剔除县级市的干扰。通常情况下，县级市的城市化水平更高，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由于其在行政地位上的特殊性，可能从政策中获益更多，使用这些样本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49]。因此，本文剔除长三角49个县级市后再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列（1），核心自变量系数为0.005，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证明了结论的可靠性。
表4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4 Other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剔除县级市 2013—2022年 2008—2021年 2013—2020年 控制其他政策
（1） （2） （3） （4） （5）
eco 0.005**(2.55) 0.014***(4.91) 0.011***(3.56) 0.009***(2.65) 0.006**(2.07)
数字乡村政策（did_sc） 0.012*(1.95)
信息进村入户试点政策（did_it） 0.002(0.64)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政策（did_city） 0.004***(2.8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县域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个 1530 1510 2114 1208 2265
R2 0.652 0.451 0.606 0.454 0.613

注：**、*分别表示在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② 缩短研究窗口期。关于缩短研究窗口期，考虑到示范县试点建设主要从2014年开始，由于电商示范县是分批设立的，2021年设立的示范县未必当年及第二年就会产生政策效应，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因此剔除2021年、2022年入选的电商示范县后进行回归。本文进一步使用2013—2022年、2008—2021年、2013—2020年样本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同样表明示范县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③ 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除了示范县政策，同时期还有数字乡村建设方面的相关政策，比如信息进村入户试点政策（did_it）、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did_city）以及数字乡村试点名单（did_sc）。其中，第一批数字乡村试点名单来源于2020年国家发布的《关于公布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的通知》，2024年公布了第二批数字乡村试点名单。表4第（5）列汇报了控制相关政策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主要解释变量eco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系数为0.006，这说明本文所估计的效应未受其他数字乡村建设相关政策的影响。

3.3.3 淘宝村建设与内生性处理

随着农村电商的发展，淘宝村建设在2013年后迅猛增长，从2013年的20个增加到2021年的7023个。淘宝村建设情况代表了当地农村电商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一定程度上可以助力农民从电子商务中更好地增收获益，从而弱化城乡差距的扩大效应，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本文将淘宝村建设作为乡村电商渗透率的代理变量，从电子商务发展获益能力视角探析示范县政策对城乡融合的作用。如表5所示，模型（1）基于县域淘宝村实际数量进行分析，模型（2）则采用1%水平的缩尾处理法重新估计，剔除了部分县域淘宝村数量分布畸高的影响，模型（3）基于县域报告期内是否有淘宝村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模型（2）的交互项系数（eco_ntb）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乡村电商渗透率越低反而越有利于示范县政策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这意味着未列入淘宝村建设的地区，尤其是偏远欠发达地区居民更能从电子商务建设中获利。
表5 基于“淘宝村”建设状况的检验和内生性检验

Table 5 Tests and endogeneity test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status of Taobao villages

变量 淘宝村代表乡村电商渗透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2） （3） （4） （5）
eco 0.0053*(1.91) 0.0052*(1.88) 0.0059**(2.01) 0.0211***(3.29)
eco_ntb -0.0019(-1.11) -0.0025*(-1.82)
eco_tb -0.0009(-0.19)
工具变量 0.0162**(2.2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县域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个 2265 2265 2265 2265 2265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26.79
Kleibergen-Paap rkWald F 统计量 24.79
R2 0.612 0.612 0.612 0.232 0.335
信息基础设施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条件，农民参与电子商务活动与其所在区县距离“八纵八横”光缆传输骨干网节点城市的远近存在一定关联[53]。“八纵八横”项目源于1994年《全国邮电九五计划纲要》的规划，原本是基于地理区位因素选取节点城市，为了缓解长途通信资源紧张问题。本文选取样本县市到节点城市的最短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但是该距离变量具有不变性，将其除以当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并且取自然对数作为最终衡量数字乡村建设的工具变量。如表5模型（4）和模型（5）所示，第一阶段回归表明，工具变量与示范县政策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0162；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为正，系数为0.0211。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

3.3.4 作用路径检验

结合前文机理分析，本文进一步从就业结构优化、创业活力提升和信息壁垒破除路径实证检验示范县政策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借鉴江艇[54]的研究，直接以机制变量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并以示范县政策为解释变量。由表6可知，示范县政策对就业路径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影响系数为0.021，表明相对于非试点县域，示范县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增加农民非农就业岗位。从就业视角来看，农村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型就业机会，如线上客服、直播带货主播、物流配送员等一系列非农就业岗位，有效拓宽了农民收入渠道。除此之外，电商就业带动了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过电商服务站点建设、物流体系完善以及网络通信等硬件设施完善，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证明了前文假设H2。
表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test

变量 就业结构优化路径 创业活力提升路径 信息壁垒破除路径
nagr firm fltp
eco 0.021**(2.83) 0.129***(3.12) 0.165***(6.87)
_cons 3.338***(35.67) 3.103***(6.01) 12.635***(42.1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县域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观测值/个 2265 2265 2265
R2 0.894 0.726 0.570
示范县政策对创业路径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影响系数为0.129，这意味着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进农民挖掘和高效利用信息，从而有助于农民发现创业商机、搜寻创业资源。农民创业者通过电商平台与城市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形成了“农户+平台+企业”的产业链模式。这种模式既带动了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又促进了城市企业拓展市场空间，实现了城乡产业优势互补。且示范县政策为农户获取知识提供了便捷的平台，能够提高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新技术采纳，带来创业活力的提升可以显著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加快城乡数字鸿沟的弥合，对城乡融合产生积极影响。证实了前文假设H3。
示范县政策对信息化路径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影响效应相对于就业路径和创业路径更加强劲。这意味着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拓宽农村居民的信息获取渠道、带来农民信息化生活，有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和减少交易成本。电子商务进农村加速了县域乡村社会的数字化进程，提供了更广阔的数字生活发展空间和文化环境，促使农村居民轻松获取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在促进农户消费结构升级，提高居民幸福感的同时，也帮助农户更好地了解市场动态，及时调整生产结构，进行理性消费决策，有助于提升县域乡村居民的生活信息化程度，助力城乡生活方面更加融合贯通。证实了前文假设H4。
综上，长三角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更加依赖信息壁垒破除和创业活力提升路径对城乡融合产生显著影响。长三角一体化要求商品、要素自由流动，更加依赖信息壁垒破除路径实现市场统一。尤其是长三角发达地区优秀的信息通信技术与营商环境是破除区域信息壁垒、影响“软信息”交流的关键一环，这致使当地农民群体存在更多样化的增收路径选择。同时长三角地区城乡市场广阔，创业活力能推动数字技术应用，满足多样化需求，有效拓展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并依托与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培育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从而使农民更易从电子商务活动中获益。

3.3.5 数字化基础条件在示范县政策中的调节作用

关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在2018年第一次发布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但该指数目前只有2018—2020年三年数据，因此样本时间较短无法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本文通过增加三重差分项，基于2018年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及其细分指数，探究差异化数字化基础条件下，示范县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根据式（2）引入三重差分项（eco×high_digital）得到表7，结果显示在数字化基础的调节作用下示范县政策对城乡融合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示范县政策更有利于乡村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县域实现城乡融合，有“雪中送炭”的作用。并且分维度检验下，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下的eco×high_digital估计系数绝对值最高为0.030。进一步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是推动乡村数字化薄弱地区全面振兴的突破，尤其是滞后的数字生活环境下推进示范县政策更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在数字化浪潮下，居民的乡村生活数字化意愿较高，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改变了乡村的面貌和发展模式，更重塑了乡村的价值体系，从而更多发展红利为乡村所在县域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所受益。
表7 数字化基础条件的调节作用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digitization base conditions

变量 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乡村指数 乡村生活数
字化指数		 乡村经济数
字化指数		 乡村治理数
字化指数		 乡村数字基
础设施指数
（1） （2） （3） （4） （5）
eco 0.020***(6.15) 0.021***(6.22) 0.013***(3.53) 0.017***(4.84) 0.016***(4.37)
eco×high_digital -0.032***(-6.65) -0.030***(-6.58) -0.009**(-2.03) -0.019***(-4.15) -0.015***(-3.3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县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个 2265 2265 2265 2265 2265
R2 0.892 0.893 0.895 0.894 0.897

3.3.6 异质性分析

（1）人力资本异质性
示范县政策对县域城乡融合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地区人力资本的影响。基于县域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利用《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20》的数据，选取了各县的平均受教育年限（edu）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构成（lab）作为衡量指标。通过构建示范县政策变量与人力资本要素变量的交互项，深入探讨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影响。如表8模型（1）~模型（2）结果显示，eco_edu和eco_lab均显著为负，说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低人力资本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电子商务作为新兴的商业业态，其操作复杂性与技术依赖性要求参与者具备一定知识储备与技术能力。虽然在人力资本匮乏的地区，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较低，但电子商务能够破除农村家庭消费的贸易壁垒。与之配套的物流体系解决了偏远地区运力不足的问题，加强了农民与外部市场的联系，使农村家庭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得医疗、教育、通信等发展型消费品和在线培训服务，从而帮助农村家庭提升人力资本。这为低人力资本地区的农民创造了新的机遇，突破了学历限制带来的就业困境，拓宽了非农就业渠道，缩小其面临的城乡数字鸿沟，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表8 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8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变量 人力资本 经济规模 区位条件
（1） （2） （3） （4）
eco 0.099***
(2.77)		 0.084***
(2.78)		 0.009***
(2.84)		 0.015***
(2.98)
eco_edu -0.010***
(-2.62)
eco_lab -0.003***
(-6.20)
eco_size
eco_top -0.011**
(-2.17)
eco_dis 0.028***
(3.3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县域固定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个 2265 2265 2265 2265
R2 0.614 0.717 0.614 0.615
（2）经济规模异质性
长三角的百强县尤其之多，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0全国经济百强县，浙江省有24个，江苏省有23个，安徽省有3个，占据半壁江山。百强县反映的是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本文按照是否百强县进行交互项（eco_top）回归，发现示范县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正向影响是“非百强县”大于“百强县”，说明在高信息技术普及度的环境和健全的要素市场下，百强县自身实力雄厚，城乡发展趋于融合，从数字乡村建设中获益有限，电商经济带来的经济红利更多地向非百强县流动，与前面关于淘宝村建设的结果也相一致，进一步表明示范县政策发挥的效应对非百强县更加显著，尤其是偏远欠发达地区居民更能从电子商务建设中获利。
（3）区位条件异质性
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心城市的扩张为邻近区域创造了更多发展机遇。研究表明，与中心城市距离较近的县域通常表现出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根据样本区县与中心城市距离（区县行政中心到其所在地级市或直辖市行政中心的距离）的均值，将样本分为“远郊”和“近郊”两组，考察示范县政策和距离中心城市远近的交互项（eco_dis）对其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示范县政策对远郊县域的城乡融合具有更显著的推动作用。其中，电子商务的普及有效缓解了偏远地区的区位制约，通过拓宽农村就业渠道、加速农民收入增长等方式，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这一发现为优化城乡融合发展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综上，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正向影响均是“人力资本低水平”大于“人力资本高水平”，“非百强县”大于“百强县”，“远郊”大于“近郊”，进一步表明示范县政策属于“益贫式增长”，对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地理位置偏远、非百强县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更显著的促进效应。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08—2022年长三角151个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期内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随着时间推移显著提升，但呈不均衡发展特征，形成“核心—边缘”等级层次的空间布局。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总体差异波折中呈下降趋势，在2019年后地区差异程度下降明显，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也步入加速推进的正轨。（2）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显著提高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未列入淘宝村建设的地区，尤其是偏远欠发达地区居民更能从电子商务建设中获利。平行趋势检验显示从政策实施第三年起，示范县政策能显著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政策效果随时间推移而增强。（3）异质性分析发现，示范县政策能够推动“益贫式增长”，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地理位置偏远以及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县政策在长三角地区更加依赖信息壁垒破除和创业活力提升路径显著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尤其是在滞后的数字生活环境下推进示范县政策更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4.2 政策启示

第一，针对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呈现“核心—边缘”等级层次的不均衡发展空间布局，在制定数字乡村建设总体战略时，需兼顾整体与局部，既要注重长期规划，也要着力推动区域均衡发展。一方面发挥电子商务示范县的辐射带动效应。鼓励县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快信息、技术、劳动力等各类要素在县域之间的双向流动，逐步带动安徽省等边缘区域的电子商务一体化发展，最终形成城乡融合、东西联动的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引导县域城乡融合进一步协调均衡与联动式发展。突破行政壁垒，推动苏南核心区县域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提升其城市能级，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针对城乡发展差距本身就比较大的边缘节点城市，要进一步加强城乡治理，突破长三角由“南北向”发展向“东西向”兼顾的轴向式拓展。
第二，针对示范县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数字乡村建设在“人力资本低水平”“非百强县”以及“远郊”地区更能发挥对城乡融合的正向效应。在人力资本层面，政府可以结合当地村委会举办电子商务知识教育活动，普及电子商务相关知识，开展针对低学历水平的职业教育培训计划，加强电子商务在弱势群体间的推广。通过积极采取人才补助政策广泛吸纳电子商务人才、发挥能人带动效应，并且通过入驻、培训及技术支持等帮助农民提高电商技能、维护平台的稳定性和用户体验。在区域层面，坚持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长三角核心区域在电商经济中的先导作用，在积极带动后发区域电子商务发展短板的同时，加快电商产业集聚区建设，共享先发地区的电商溢出效应，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推动城乡更高质量的融合发展。尤其是远郊以及偏远边缘地区，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农村宽带网络建设的步伐，加大对电商发展的资金投入，建设农村电子商务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乡村宽带和移动网络覆盖率，为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支持。
第三，充分发挥电子商务的创业活力提升和信息壁垒破除效应，以数字乡村建设加大农村电商创业带头人培育力度，以出台帮扶支持政策进一步吸引人才返乡创业，为乡村创业者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机会。农民和返乡青年可以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手工艺品等。并且对有创业意向的农民开展针对性培训，如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社区团购等新模式，为乡村创业者提供更多选择。此外，在滞后的数字生活环境下更加要重视电商物流网点的建设与管理水平的提升，以解决农村“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帮助农户破除物流障碍。扶持建立完善的数字生态和支付体系，为县域乡村居民提供更好的数字消费体验，加快农村生活数字化转型。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光纤网络、5G基站等建设，提升网络覆盖率和质量。加强对返乡农民工、大学生、退伍军人等重点群体设计培训内容，促进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的普及。为提高农民生产经营收入、增强农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软硬件支持，筑牢共富路径的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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