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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5 , Vol. 40 >Issue 10: 2735 - 2754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1010

其他研究论文

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及发展模式

  • 钱敏 , 1, 2 ,
  • 张虹 , 1, 2 ,
  • 戴技才 1, 2 ,
  • 张慧玲 1, 2
展开
  • 1.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研究重庆市高校重点实验室，重庆 401331
  • 2.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 401331
张虹（1978- ），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资源开发、生态环境风险建模及评估。E-mail:

钱敏（2001- ），女，安徽枞阳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与人居环境。E-mail:

收稿日期: 2024-12-09

  修回日期: 2025-06-04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9-28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JYB0159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217)

重庆师范大学校级项目(22XLB002)

收起

The tourism symbiotic system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 QIAN Min , 1, 2 ,
  • ZHANG Hong , 1, 2 ,
  • DAI Ji-cai 1, 2 ,
  • ZHANG Hui-ling 1, 2
Expand
  • 1. Chongqing Key Laboratory of GIS Applicatio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2-09

  Revised date: 2025-06-04

  Online published: 2025-09-28

Fold

摘要

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是基于村域单体间要素相互依存形成的各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下，借助多种互动协同关系和共生模式构建的有机整体，旨在整合村落旅游资源，促进村落共生联动，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效应。基于共生理论，厘清传统村落旅游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等共生系统三要素，沿“旅游源地—阻力面—旅游廊道”路径，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解析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富集特征及不同类型传统村落共生系统空间格局，并提出旅游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重庆市传统村落共生单元33个，各地生态、文化资源价值空间差异大，高价值共生单元21个，占比63.63%，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集聚的东南山地。（2）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廊道83条，共生环境成熟度得分均值为0.068，呈“渝西>渝东北>渝东南”的空间分布特征。（3）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分为文化遗产型、生态景观型、生态文化综合开发型，分别占59.04%、14.46%、26.51%；各类系统充分利用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化等相互作用提升传统村落旅游业发展能力，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的创新点是从共生理论出发，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并针对不同类型系统提出发展模式，成功解决了传统村落间旅游发展孤立式的问题，为全面整合传统村落旅游资源，构建旅游发展新格局，推动传统村落多样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方法借鉴。

关键词： 共生理论; 传统村落; 共生系统; 旅游廊道; 重庆市

本文引用格式

钱敏 , 张虹 , 戴技才 , 张慧玲 . 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及发展模式[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10) : 2735 -2754 . DOI: 10.31497/zrzyxb.20251010

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symbiosis system is based on the symbiosis unit formed by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lements between villages, in the symbiosis environment, with the help of a variety of interactiv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s and symbiosis mode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organic whole. It aims to integrate village tourism resources, promote village symbiosis linkage, and enhance the effect of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the article clarifies the three elements of the symbiosis system, such as symbiosis unit, symbiosis mode and symbiosis environment. Along the path of "tourism source-resistance surface-tourism corridor",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symbiosis system is constructed. We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ourism resources, clarify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ymbiotic systems, and propose a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are 33 symbiotic unit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with larg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different places. There are 21 high-value symbiotic units, accounting for 63.63% of the total, which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eastern mountains where minorities gather. (2) There are 83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corridors in Chongqing, and the average value of symbiotic environment maturity score is 0.068, show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West Chongqing>Northeast Chongqing>Southeast Chongqing". (3) The symbiotic system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in Chongqing are categorized into cultural heritage type, ecological landscape type, and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ype, accounting for 59.04%, 14.46%, and 26.51%, respectively. Each type of system makes full us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al landscape and minority culture, farming culture, etc.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e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lies in constructing a symbiotic system for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based on symbiosis theory. It successfully solves the problem of isolated tourism development among traditional villages. It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methodology for comprehensively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resources, constructing a new patter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diversifie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 words： symbiosis theory; traditional villages; symbiosis system; tourism corridor; Chongqing

“共生”（Symbiosis）起源于生物学，1879年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提出，具体指“不同种属的生物按某种物质联系共同生活”[1]。随着共生理论在社会诸多领域应用，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2]，是不同主体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协同发展的关系状态[3]。具体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三维要素。共生单元是指发生物质交换、能量转换和信息交流并形成共生关系的基本单位；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之间关联作用的方式；共生环境是共生关系产生和演化的外部环境，是共生单元外所有因素的总和[1]。
共生理论为传统村落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和集中连片保护利用提供了有利视角。传统村落拥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4]。其独特的建筑风貌、民俗风情和传统技艺等元素，不仅是地域文化的象征，也构成了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5]。然而，单个传统村落规模小，内容单一，旅游资源利用难，整合开发程度低，亟需提高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竞争力。在此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进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强调以传统村落为节点，连点串线成片，促进传统村落间协同互动、优势互补，推动整体发展。
共生系统作为共生理论的关键核心，可有效解决传统村落间旅游发展孤立式等问题，为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提供了新方向[6,7]。当前，已有学者开始探索传统村落的共生发展路径，如许春晓等[8]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旅游者需求对旅游目的地间共生发展的驱动机制；通过识别共性、分析个性，探讨文化建设型、生活体验型和田园娱乐型三类古村古镇群旅游共生发展路径[9]。Xiong等[10]为水沟头寨构建基于连续互惠共生目标的开放式共生系统，以麻纺织技艺为共生介质，纳入文化和自然资源，如民俗表演、自然风光等，带动非遗保护和旅游发展。Gao等[11]构建共生度模型，测度文化资源与民俗资源、空间资源、自然资源的共生联系，将传统村落分为传统技艺型、特色空间型、自然生态型，并提出共生发展路径。综上所述，资源整合、协同共生是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但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单一村落内部资源整合或同质村落群的简单协作[12-17]，对跨村落异质单元间的空间交互机制、共生模式的协同效应等系统性依存关系缺乏深入探讨，难以支撑传统村落“连片成网”的发展需求。
基于此，将共生理论扩展到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提出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从内外共生关系解析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中的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三要素；以重庆市为案例区，选取246个国家级和市级传统村落为对象，从资源优势、环境特征、开发条件三个方面选取30个因子，测算单个传统村落旅游资源价值；沿“源—阻力—廊道”路径，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并根据共生系统主导资源优势和旅游服务能力，划分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旅游共生系统；探索集中连片保护、传承和共生发展的新模式，助力传统村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中国西南地区东部，长江上游。地处28°10′N~32°13′N、105°11′E~110°11′E。辖区面积约8.24万km2。地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渐降低。全域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其中山地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72.85%[18]。年降水量保持在1000 mm以上，年均气温在16~18 ℃左右，整体生态环境较好，2022年，森林覆盖率达55.04%，生态质量指数为66.55[19]。重庆市人口众多，空间分布不均，西部都市区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65.90%，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常住人口占25.16%，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常住人口占8.94%[20]。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明显，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509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9313元[21]。
截至2023年，重庆市共有246个国家级和市级传统村落，约48%地处东南部武陵山区（图1），海拔高度大于500 m的传统村落占67.92%。重庆市传统村落多形成于清代，少数可追溯至宋元时期，建筑形式以吊脚楼为主，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特征突出。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并拥有前景广阔且潜力巨大的旅游消费市场。但重庆市传统村落之间缺乏关联，多为静态分布，未形成全域旅游视域下的多点联动，且村落因经济效益低、人居环境质量下降等原因亟需旅游开发为其注入发展活力。
图1 重庆市传统村落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包括国家级及市级传统村落、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经济社会数据，来源见表1。国家级传统村落来源于2012—2022年《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市级传统村落来源于2020—2023年《重庆市传统村落名录》（表1）。数据处理分为两步，第一步：删除国家级与市级传统村落重复值并通过百度地图API获取246个村落坐标。第二步：利用ArcGIS 10.2对DEM数据处理得到坡度数据；植被覆盖率、生境质量取村落范围的平均值。第三步：村落距城镇、道路距离借助ArcGIS 10.2的近邻分析完成计算；客源市场的潜力分析，以一小时通行距离为尺度[23]，统计乡镇单元的常住人口数和2022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表1 数据来源

Table 1 Data sources

数据名称 来源
国家级、
市级传统村落		 村落年代、面积、民俗活动、特色美食、非遗文化传承人数、少数民族种类 中国传统村落网（http://www.chuantongcunluo.com/）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https://www.dmctv.cn/）
建筑功能、形式、建筑材料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自然地理
环境数据		 DEM 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s://www.gscloud.cn/）
年均气温 重庆市气象局（http://cq.cma.gov.cn/）
地质灾害危险性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https://ghzrzyj.cq.gov.cn/）
植被覆盖率 地球资源数据云平台（http://www.gis5g.com/）
生境质量指数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
人文经济
社会数据		 重庆市行政村边界数据 地理遥感生态网（https://www.gisrs.cn)
人口数据、人均GDP、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七次人口普查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2023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高保护等级 中国民族文化资源库（http://m.mzzyk.com/）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村落所属的类型、文化区 参考文献[22]
村落所获的文明村镇、
重点旅游村、
美丽宜居村庄等荣誉称号等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官网（https://nyncw.cq.gov.cn/）
POI点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重庆市A级旅游景区名单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一村一品示范村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官网
交通网络数据 OpenStreetMap平台（https://master.apis.dev.openstreetmap.org/）
区县年均接待旅游人数、收入、
旅游资金扶持金额		 2023年重庆市各区县统计年鉴
为方便运算，将所有空间数据重采样为100 m，均以WGS 1984地理坐标系作为地理参照，选取Albers投影坐标系作为空间参照。

1.3 研究方法

1.3.1 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理论

共生系统是共生理论的核心概念，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三要素组成。其中共生关系发生在共生单元与共生环境中，可分为内共生关系和外共生关系（图2）。内共生关系是指共生单元内发生的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流，外共生关系指共生单元与外部有机体的互动关系[24]。
图2 研究思路

Fig. 2 Research ideas

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是基于村域单体间要素相互依存形成的各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下，借助多种互动协同关系和共生模式构建的有机整体。在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中，共生单元是传统村落借助旅游资源的空间邻近关系，实现景观融合互补和集聚效应的基本单位；共生模式是依托交通路网串联共生单元的旅游廊道；共生环境为“食、住、行、游、购、娱、医”七大旅游要素的服务水平。该系统的内共生关系是共生单元内的相似旅游资源整合协同发展效应，外共生关系是共生单元与外部共生自然环境及旅游要素间紧密衔接、交互协作。
共生系统以单元间相互依存、互利共赢为本质[2]。为高效运用旅游资源，推动各村落依据自身特质明确市场定位以达成差异化发展路径，促进传统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为此，基于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的内外共生关系，明确共生优势资源，划分为文化遗产型、生态景观型、生态文化综合开发型共生系统，凸显各自资源侧重；基于共生环境成熟度，细分重点和一般层级，精准判别发展潜力；并聚焦各共生系统特征，深入探究发展模式，驱动传统村落旅游稳健发展。

1.3.2 研究方法

立足共生系统三要素，沿“源—阻力—廊道”整合资源，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并分类分级明确发展模式。首先，从资源优势、环境特征、开发条件三个方面评价村域单体的旅游价值；其次，以核密度和MSPA确定传统村落共生单元；再次，基于廊道构建共生模式，并综合廊道周边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活动要素，判别共生环境水平；最后，从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的主导优势和共生环境成熟度出发，开展分类分级，明确发展模式，实现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图3）。
图3 研究流程

Fig. 3 Research process

（1）传统村落旅游资源评价
根据全面性、层次性、可测性、可行性原则，综合旅游资源评价[25-28]和传统村落评价[29-31]的研究成果，从资源优势、环境特征和开发条件三方面选取30个指标对传统村落旅游资源进行测量。
资源优势用于表征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可从乡土景观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两方面选取评价因子[25]，以村落建筑久远度等6个指标表征乡土景观价值，民俗活动丰富度等7个指标表征历史文化价值[30]。
环境特征是对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的各类要素的综合体现，分为自然、社会、经济特征[26]，其中自然特征包括环境舒适度等4个指标，社会特征包括特色美食地域性等3个指标，经济特征包括特色产业延续状态、人均GDP水平[29]。
开发条件是影响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可行性和效益性的多种因素总和，包括可达性、产业发展水平和市场潜力[27]。可达性指区位、交通、文化对外联通程度；产业发展水平包括区县年均接待旅游人数、旅游收入水平、旅游资金；市场潜力指潜在旅游者人数、潜在游客收入和消费水平等[31]（表2）。
表2 传统村落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内涵解释 单位/属性 权重/%
传统村落旅游资源评价A1 资源优势B1 乡土景观
价值C1		 村落久远度D1 现存最早建筑修建年代 赋值/+ 0.389
传统建筑规模D2 传统建筑占地面积 hm2/+ 1.818
传统建筑丰富度D3 建筑功能种类（祠堂、庙宇、书院等） 个/+ 7.090
民居独特性D4 反映地方特色的建筑形式 赋值/+ 0.496
民居材料独特性D5 反映地域特性、文化、审美的建筑材料装饰 赋值/+ 1.626
特色农业资源D6 以村落“一村一品”品牌数为表征 个/+ 1.695
历史文化
价值C2		 民俗活动丰富度D7 反映地方特色民俗活动次数 次/年/+ 3.263
非遗文化传承度D8 非遗文化传承人人数 人/+ 3.359
非遗文化稀缺度D9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级 赋值/+ 4.653
少数民族多样性D10 村落少数民族种类 种/+ 4.611
原居民保留度D11 常住人口占村域户籍人口比 %/+ 0.689
历史文化多样性D12 历史演变中形成的村落类型（农耕型、
商贸型、军事型）及转型个数		 种/+ 0.409
历史文化地域性D13 村落所属文化区（库区文化、巫文化、
巴文化）		 赋值/+ 12.343
环境特征B2 自然特征C3 环境舒适度D14 年均气温 赋值/+ 0.486
环境安全性D15 地质灾害危险性 无量纲/- 0.129
森林资源和绿化水平D16 植被覆盖率 无量纲/+ 0.345
生物多样性水平D17 生境质量指数 无量纲/+ 0.690
社会特征C4 特色美食地域性D18 地方特色美食非遗小吃个数 个/+ 2.359
乡风文明建设水平D19 村落所获的文明村、重点旅游村、美丽
宜居村庄等荣誉称号等级		 赋值/+ 14.902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D20 基础设施个数 个/+ 10.172
经济特征C5 特色产业延续状态D21 传统特色产业个数 个/+ 10.875
人均GDP水平D22 村民人均GDP值 元/+ 4.725
开发条件B3 可达性
C6		 区位对外连通程度D23 距离A级旅游景区距离 km/- 0.400
交通对外联通程度D24 距过境道路距离 km/- 1.856
文化对外联通程度D25 潜在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人数 人/+ 2.405
产业发展
水平C7		 旅游接待水平D26 区县年均接待游客人数 万人/+ 0.811
旅游收入水平D27 区县年均旅游收入 亿元/+ 0.541
资金支持水平D28 区县旅游资金扶持金额 万元/+ 1.184
市场潜力C8 潜在旅游者人数D29 一小时旅游圈客源市场常住人口数 人/+ 3.776
潜在旅游者收入
和消费水平D30		 一小时旅游圈客源市场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903
为消除数据量纲差异，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环境安全性、区位对外联通程度、交通对外联通程度3项指标为负向指标，其余均为正向指标；村落久远度等7项为定性指标，对其进行1~5的指标赋值（表3），再做归一化处理；其余23项为定量指标，直接进行数据归一化处理；并运用熵权法[32]确定指标的权重，结果见表2；采用线性加权法对传统村落进行综合评价，具体公式如下：
Y = ∑ i = 1 n ω j × y i j
式中：Y为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综合评价得分；i为指标序号1, 2, 3, …, n； ω j为第i个因子层的权重； y i j为各项指标归一化数据。
表3 定性指标分级赋值方法

Table 3 Qualitative index grading assignment method

指标 定性指标赋值
1 2 3 4 5
村落建筑久远度D1 建国至1980年 民国 清代 明代 明代以前
民居独特性D4 普通中式建筑 地方特色建筑
民居材料地域性D5 石质 青砖 黏土砖 木 竹
非遗文化稀缺度D9 无 市级 省级 国家级 世界级
历史文化地域性D13 无 一种 多种
环境舒适度D14 ≥35, < -5 [29, 35), [-5, 7) [22, 29), [7, 15) [15, 22)
乡风文明建设水平D19 无 市级 省级 国家级 多个国家级
（2）传统村落旅游共生单元识别
① 核密度估计法
在传统村落村域单体旅游资源评价的基础上，利用核密度分析对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富集区进行可视化，通过自然断点法将结果分五个等级。计算公式如下：
f h x = 1 n h ∑ i = 1 n K X i - X h
式中：n为传统村落数量（个）；h为核密度计算的搜索带宽，且大于0；K(·) 为核函数； X i - X为样本的特征值。
② 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
将高、较高、一般富集区作为前景值，其他较低、低聚集区设为背景。借助MSPA，确定传统村落高价值旅游资源富集区，作为共生单元。计算公式[33]如下：
I I C = ∑ i = 1 n ∑ j = 1 n a i × a j 1 + n l i j A L 2
P C = ∑ i = 1 n ∑ j = 1 n a i × a j × P i j * A L 2
d P C = P C - P C r e m o v e P C × 100 %
式中：IIC为整体连通性指数；n表示斑块总数（个）；ai、aj为斑块i、j的面积（hm2）；nlij是斑块i、j间最短路径上的连接数（个）；AL为景观总面积（hm2）；PC为可能连通性指数；Pij*表示物种在斑块i、j之间扩散的最大概率；dPC为可能连通性指数变化量；PCremove表示从景观中移除该斑块后的PC值。
（3）传统村落旅游共生模式构建
① 旅游阻力面：通行成本和安全性是旅游发展的重要阻力因素，考虑到相较于坡度与高程，交通便利性成为游客出行的决定性因素[34]。阻力赋值时遵循以下原则：若某一地块具有交通设施，其阻力值直接以国道、省道、乡道等时速赋值；若地块不存在交通设施，则选取坡度、高程的最大阻力值赋值（表4）。
表4 阻力因子及赋值[34]

Table 4 Resistance factors and assignments

阻力因子 亚类 阻力值
道路等级 国道 45
省道 60
县道 80
乡道 120
其他道路 180
无道路 720
坡度/(°) 0~5 720
5~15 1080
15~25 1800
>25 3000
海拔/m 0~500 720
500~1500 900
1500~2500 1080
>2500 1800
② 旅游廊道：基于“源—阻力—廊道”生态学理论，运用ArcGIS 10.2的Linkage Mapper工具箱插件，基于最小累计阻力模型，以共生单元为源，计算廊道，即共生模式。计算公式[35]如下：
M C R = f m i n ∑ j = n i = m ( D i j × R i )
式中：MCR为游客从源地i到另一源地j的最小成本距离；Dij为源地i去另一源地所需的费用距离；Ri是经过源地i时的阻力值。
（4）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环境测度
基于2023年节假日游客目的地游憩半径的均值[36]，选取廊道周边10 km范围内的六类旅游要素即“食、住、行、游、购、娱”和医疗服务POI点数为基础[34]，由熵权法确定要素权重值，评估共生环境成熟度（表5）。
表5 共生环境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5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ymbiotic environment maturity (%)

旅游要素 指标内涵 权重
食 餐馆、小吃快餐店、甜品店、茶馆、咖啡厅 18.127
住 星级酒店、旅馆、青旅、民宿 12.921
行 加油站、加气站、充电站、停车场、汽车维修汽车租赁 16.769
游 旅游景点、红色旅游景点、纪念馆、动植物园、水族馆、宗教景点 9.066
购 购物中心、商业街、超市、便利店、市场 14.424
娱 度假区、游乐场、电影院、剧场、露营地、酒吧、棋牌室 14.411
医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急救中心、诊所、药店 14.282
（5）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分类分级
以共生单元的乡土文化资源禀赋量化共生系统文化遗产价值，以共生环境的自然景观资源丰度量化共生系统生态景观价值，依据两类价值差异与共生关系，划分共生系统类型[37]。当文化遗产价值显著高于生态景观价值时，系统发展以共生单元文化要素的内生驱动为主导，为文化遗产型共生系统；当生态景观价值高于文化遗产价值时，系统发展依赖共生环境生态要素的外共生机制，为生态景观型共生系统；当两类价值趋于均衡时，系统呈内外共生协同特征，为生态文化综合开发型。进一步结合共生环境成熟度作为二级分级标准（区域均值为0.068），将每类系统细分为重点系统（成熟度≥0.068）和一般系统（成熟度<0.068），明确发展优先级（表6）。
表6 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分类分级

Table 6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symbiosis system

共生系统类型 示意图 特征 共生优势 共生环境 等级
文化遗产型 ① 共生单元旅游资源价值高
② 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
③ 建筑、非遗技艺、民俗节庆彰显文化吸引力与核心竞争力		 内共生
优势型		 成熟度高 重点
成熟度低 一般
生态景观型 ① 共生单元旅游资源吸引力欠缺
② 外部有机体（景区、生态资源）资源禀赋强
③ 共生单元与生态环境深度互动，融入生态旅游产业链，增值生态文化价值		 外共生
优势型		 成熟度高 重点
成熟度低 一般
生态文化综合
开发型		 ① 共生单元旅游资源价值较高，文化保护力度不够
② 外部有机体（景区、生态资源）竞争力不足
③ 共生系统内外共生关系互补融合，可提高传统村落旅游业抗风险能力，实现区域整体开发		 内外共生
优势型		 成熟度高 重点
成熟度低 一般

2 结果分析

2.1 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单元

基于重庆市传统村落村域单体旅游资源评价结果，通过核密度分析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富集度（图4a），利用MSPA提取重庆市传统村落共生单元33个。共生单元综合评价值为源地内部各传统村落旅游资源价值得分均值，为13~65；经自然断点法划分为五级，一、二、三级为高价值共生单元，占比63.6%，四、五级为低价值共生单元，占比36.4%（图4b）。
图4 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单元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ymbiotic unit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in Chongqing

重庆市整体共生单元价值较高，高价值共生单元内传统村落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文化特色显著且历史文化悠久的少数民族村落，例如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秀山、酉阳、石柱县等共生单元，少数民族建筑、民俗活动及特色美食等得到有效保护与传承；二是紧邻客源市场且交通对外联通程度高的传统村落，例如北碚、合川等高价值共生单元位于重庆主城都市区，人口密集且交通便利，市场优势明显；三是周边生态环境好或邻近5A级景区的传统村落，例如大足、巫山、武隆、云阳等高价值共生单元附近分别有大足石刻景区、巫山小三峡、武隆喀斯特旅游区、云阳龙缸景区，依托周边景点有利于提高传统村落共生单元的游客量，旅游发展潜力大。
空间上高价值传统村落共生单元集中分布于东南地区，低价值共生单元零散分布于东北部和西部（图4b）。受地形影响，渝东南地区多为山地，远离城市中心，不易受到城镇化影响，传统村落文化和格局保存较好，旅游价值较高。渝东北地区同为山地地形，但传统村落内在文化价值较弱且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旅游价值低。渝西地区人口密集，城镇化率高，大多数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易受破坏，旅游资源吸引力不够，共生单元整体价值较低。

2.2 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模式

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阻力值在45~1800之间，阻力值空间差异显著。渝西地区道路密度高且道路等级类型多样，地形较为平坦，综合阻力值低。相反，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道路密度较低且类型较单一，地形起伏较大，综合阻力值较高（图5a）。综合利用传统村落共生单元和阻力面，通过MCR生成廊道（图5b）。重庆市内共提取83条廊道，其中小于100 km共64条，约占77%，较长廊道分布在外围共生单元之间且以东西向连接为主，最长距离为349 km。
图5 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模式

Fig. 5 Tourism symbiosis mode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2.3 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环境

从共生环境成熟度来看，重庆市共生环境成熟度总体得分均值为0.068。各类旅游要素得分均值存在差异，游>医>购>住>娱>行>食。廊道周边游览设施得分远大于其余六要素，说明景点等设施丰富，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发展条件好。娱乐设施与出行服务设施得分基本持平，均低于综合得分均值，为共生环境短板（表7）。
表7 重庆市传统村落共生环境各要素评价

Table 7 Evaluation of each element of symbiotic environ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食 住 行 游 购 娱 医 综合值
均值 0.058 0.070 0.058 0.099 0.072 0.058 0.076 0.068
共生环境成熟度在空间上整体呈“渝西>渝东北>渝东南”的特征，即渝西高于渝东北和渝东南，且渝东南最低（图6）。受自然和人文环境影响，渝西地区地形平坦，经济水平高且人口密集，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旅游廊道周边餐饮、住宿、购物中心等数量多，交通便利且出行保障较多，共生环境成熟度普遍较高。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共生环境成熟度较低，区域地形复杂、经济效益偏低、道路密度较低、类型单一，廊道周边餐饮、住宿、商超等数量较少且质量较低。
图6 重庆市传统村落共生环境成熟度

Fig. 6 Maturity of symbiotic environ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2.4 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

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划分为文化遗产型、生态景观型和生态文化综合开发型三类廊道；综合传统村落共生单元综合评价值和共生环境成熟度，又可将每类系统分级为重点廊道与一般廊道（图7）。
图7 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分类与分级

Fig. 7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of tourism symbiosis syste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为保障结果科学性与可靠性，选取重庆市4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验证传统村落共生单元旅游资源价值富集性；同时，选取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规划中的乌江画廊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带、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以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对传统村落旅游廊道进行适当性验证。结果表明，约29%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在共生单元内部，约66%的乡村旅游重点村于5 km范围内依旅游廊道分布共生环境内，与乡村旅游发展需求呈现较高适配性；传统村落旅游廊道串联乌江画廊、长江三峡旅游带、红色旅游重点景区，三类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契合现实需求（图7d）。

2.4.1 文化遗产型

重庆市传统村落文化遗产型共生系统49个，占比59.04%，重点系统14个，一般系统35个，主要分布在渝西和渝东南。渝西的4个重点系统，整体呈现共生单元质量较好等特征，共生环境成熟度较高，优势明显。渝东南的10个重点系统，主要表现为两端共生单元价值较高，优势明显（图7a）。
渝西4个重点系统分别是北碚—巴南、北碚—长寿、合川—荣昌、北碚—荣昌，廊道以S104省道、G319国道、G246国道等道路为主，连接渝西较高价值共生单元，共生环境条件好而共生单元发展差异较大。共生环境成熟高（>0.2），远大于区内成熟度均值（0.068），7类旅游要素发展较均衡，各要素占比都为14%左右（图8a）；共生单元发展差异显著。如北碚、合川、荣昌共生单元旅游价值较高，社会特征优势占比最高（>20%），乡风文明建设水平高且基础设施较完善，村落环境好（图7b）；而巴南、长寿、江津共生单元旅游价值偏低，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特征优势较低（<5%），但客源市场潜力大（>17%），旅游发展外部优势明显（图8b）。
图8 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评价

Fig. 8 Tourism symbiosis system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渝东南的10个重点系统为北碚—荣昌、北碚—合川、酉阳（东）—酉阳（西）、石柱—万州、石柱—黔江、酉阳（东）—秀山、黔江—武隆、酉阳—黔江、万州—云阳、酉阳（西）—秀山。共生单元价值高（>25），共生环境成熟度低（<0.068），区域联动效应较差（图7）。7类旅游要素发展不均衡，其中半数以上廊道餐饮设施和交通设施占比小于10%，存在餐饮设施和交通设施不足等问题（图8a）。共生单元资源优势高，乡土景观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占比约50%以上，发展短板在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图8b）。

2.4.2 生态景观型

重庆市传统村落生态景观型共生系统12个，占比14.46%，重点系统4个，一般系统8个，主要沿长江分布，共生单元发展空间大、共生环境的自然生态资源禀赋强（图7b）。
生态景观型重点系统为万州—云阳、忠县—武隆、巴南—江津、綦江—武隆，沿S103省道、G348国道、S204省道和若干县道。整体上呈现东北—西南走向，共生环境成熟度最低值为0.129，远高于区内成熟度均值（0.068）。7类旅游要素均保持在14%左右，发展相对较均衡，基础条件较好（图8c）。共生单元价值在重庆市总体中处于相对偏下水平，缺乏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文化保护与传承不足，社会特征优势低（<5%），可达性与产业发展水平较低（≤11%）（图8d）。

2.4.3 生态文化综合开发型

重庆市传统村落生态文化综合开发型共生系统22个，占比26.51%，重点系统5个，一般系统17个，主要分布于重庆市中部地区。共生单元价值处于偏上水平，但传统村落保护力度不足，共生环境的自然生态景观价值不高（图7c）。
重点系统为彭水—綦江、垫江—武隆、奉节—酉阳、长寿—垫江、江津—巴南，以沿S204、S411、G351、S303、S285、S312等道路为主，廊道普遍较长。5个重点系统共生环境成熟度0.076~0.178，处于中等水平，略高于区内成熟度均值（0.068）。7类旅游要素发展较均衡，各要素保持在14%左右，其中游览设施略高，达20%左右，廊道整体有一定发展基础且周边具备其他类型旅游资源（图8e）。共生单元价值处于偏上水平，需要平衡好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但目前共生单元普遍存在文化价值不高，除酉阳外的8个共生单元乡土景观和历史文化价值占比之和较低（<45%），传统村落内的建筑等物质文化保护不足，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传承不够（图8f）。

2.5 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发展模式

2.5.1 文化遗产型发展模式

渝东南片区作为重庆市少数民族集聚区，一要深度挖掘区域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以彭水苗绣、鞍子苗歌、酉阳吹打、秀山花灯等国家级、市级非遗项目为核心，推动静态保护向动态体验转型。如彭水石磨岩苗寨依托吊脚楼开设非遗工坊，推出苗绣制作、苗歌学唱及打油茶等民俗活动，以市场化运作提升非遗文化的经济价值与影响力。二要加大保护力度，促进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重点修缮村落清代以前的历史建筑。如酉阳石泉苗寨的明清苗族吊脚楼群中的古粮仓修复改造为苗族农耕文化馆，展示传统农具与生活习俗；酉阳小银村依托龚滩古镇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保留历史建筑风貌并引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传统村落+特色民宿”等。三要发挥民族文化优势，策划渝东南文化旅游精品线路，积极打造传统村落旅游区品牌，举办高质量民族文化旅游节、民族文化演出节目等。如秀山边城村借助沈从文《边城》IP，联动湘黔两省深化“一脚踏三省”民族风情旅游廊道，整合秀山花灯、苗族银饰等非遗项目，举办渝湘黔边城龙舟赛和秀山花灯文化旅游节，形成“节庆引流—村落留客”效应。
渝西片区作为距离城市中心的高价值传统村落旅游区，一要紧握大足石刻等世界文化遗产优势，挖掘主城都市区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如大足双牌村依托大足石刻，联动大足烈士陵园、饶国梁纪念馆，打造“石刻文化—红色记忆”旅游廊道。并以VR技术还原大足石刻开凿场景，打造沉浸式革命历史体验空间。二要开发长征红色旅游线路和红学研学游，实现旅游资源的优势互补、共生共享。如北碚金刚村以《四世同堂》老舍纪念馆为原点，策划抗战文化体验线，游客可参与剧本游还原小说情节。缙云山、金刀峡等景区联合推出“红色故事—生态休闲—古村探秘”线路，实现红色IP与传统村落资深度融合（图9）。
图9 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发展模式

Fig. 9 Development model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symbiosis system in Chongqing

2.5.2 生态景观型发展模式

重庆市生态景观型共生系统与长江高度重叠，一要积极响应长江主题国家级旅游线路，统筹沿线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推动传统村落活化利用，吸引旅游爱好者探索和发现长江文化和自然之美。如巫山下庄村毗邻巫山小三峡——小小三峡旅游区，巫山桂花村临近三峡之巅景区，可加大村落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交通条件，修建旅游专用公路，提高传统村落与景区之间的通达性，为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提供外部条件。二要积极开发生态文化体验项目，建设生态科普教育基地，推出生态徒步线路等。如涪陵大顺村借助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与长江三峡库区，将闲置农房改造为长江生态馆，展示三峡库区鱼类标本、消落带植被修复成果，配套VR模拟白鹤梁题刻水文观测；巫山向鸭村开发15 km江岸生态徒步线，串联五里坡自然保护区、同心村等传统村落，设置鸟类观测点、湿地科普站及古法捕鱼体验区，形成徒步观光、文化认知、生态教育一体的发展模式（图9）。

2.5.3 生态文化综合开发型发展模式

重庆市生态文化综合开发型共生系统的共生单元普遍存在传统村落内古建筑、民俗活动等保护传承不足等窘境，面对脆弱的本底资源，传统村落文化亟需保护。一是针对渝东南的传统村落，如彭水双龙村、酉阳大板营村等传统村落，设立专项保护资金，用于保护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修缮吊脚楼等特色民居。将苗家话、瓦乡话等语言艺术纳入保护范畴，并对传统村落的民俗活动进行记录与整理，建立民俗文化数据库。二是针对渝西和渝东北的传统村落需深入挖掘中华农耕文明，将其传承的诚信重礼、耕读传家等乡风民俗发扬光大。如酉阳何家岩村，修复明清古梯田系统，建成稻作文化体验园，开发牛耕插秧、古法碾米等农事活动，设置二十四节气农耕课的研学体系。三是建立由传统村落、廊道周边景区、旅游企业等组成的协同发展联盟，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例如，传统村落为景区提供民俗文化体验服务，景区为传统村落带来客源，旅游企业负责整合资源，开发旅游产品并进行市场推广（图9）。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利用资源整合和共生发展优势，基于共生三要素，沿“旅游源地—阻力面—旅游廊道”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解析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富集特征、不同类型共生系统空间格局，提出共生发展模式，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共识别出传统村落共生单元33个，旅游廊道83条。其中高价值共生单元21个，在空间分布上极不均衡，67%的高价值共生单元集中分布在渝东南区域。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环境成熟度空间差异大，渝西大于渝东北和渝东南，且渝东南成熟度最低。
（2）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可划分为文化遗产型、生态景观型和生态文化综合开发型三类，23个重点系统。其中，文化遗产型14个，渝东南文化遗产型系统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渝西以红色文化为主，均强调从传统村落文化出发，廊道为共生模式，推动区域旅游发展；生态景观型4个，沿长江分布，以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自然生态资源为吸引点，为村落保护与旅游发展创造外部机遇；生态文化综合开发型廊道5个，分布于重庆市中部地区，其为解决传统村落内在价值一般的发展困境，利用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化的相互作用，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提供“双重保险”，提升传统村落旅游业的抗风险能力。

3.2 讨论

共生理论为传统村落发展赋予新视角，与将共生理论聚焦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进程中利益主体间协同共生的应用有所不同，研究着眼于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困境，把共生理论切实运用于旅游资源开发领域中。以交通网络为介质，整合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充分发挥共生发展优势，补齐各自发展短板，划分三类旅游共生系统，并提出发展模式。通过深度挖掘多元文化，综合利用自然生态资源，促进文化和生态价值向商业价值转化，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本文首先基于地理学、旅游学、生态景观学等学科，构建了[30,38-40]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可比性，丰富了现有传统村落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提出了传统村落活化利用新方案，为乡村旅游发展研究补充了新的方法与视角。其次，将以往以徽派[41]、闽南[42]、湘西[43]与江南[44]传统村落为主的研究对象拓展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为西南地区传统村落旅游业态提供新模式和现实路径。第三，基于共生理论，以优势资源为主导构建不同类型传统村落特色旅游共生系统，打破传统村落旅游的散点状分布，充分发挥村落资源整合效应与聚集发展潜力，积极响应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利用保护政策。
本文构建的发展模式在跨地域推广时可能面临适应性挑战。一是地理环境差异导致的空间组织困境，西南山地村落依托廊道式交通网络构建共生系统，而平原地区村落高密度分布与高可达性特征亟需探索新的空间组织模式；二是文化资源独特性的不可移植性，重庆吊脚楼营造技艺、土家族摆手舞等活态文化核心竞争力难以直接赋值于宗教、渔家等文化主导型村落，需建立本土文化基因适配的共生策略体系；三是区域经济梯度衍生的实施效能差异，东部发达地区需防控工商资本过度介入风险，而欠发达地区则面临资源整合能力不足问题。上述地域特质要求通过差异化路径设计破解适应性难题，具体机制有待深化研究。此外，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理论需进一步深化。未来有必要梳理共生单元内部村落的类型与优劣态势，明确定位与发展时序，以此实现共生单元内聚集发展效应，制定针对性的发展策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更好地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实现路径与方案。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吴泓, 顾朝林. 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旅游竞合研究: 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经济地理, 2004, 24(1): 104-109.

[WU H, GU C L. The cooperation-competition of regional tourism based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A case study on Huaihai Economic Reg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04, 24(1): 104-109.]

[2]
熊海峰, 祁吟墨. 基于共生理论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策略研究: 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例.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31(1): 40-48.

[XIONG H, QI Y M. A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theory: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ction, 2020, 31(1): 40-48.]

[3]
吴茂英, 张镁琦, 王龙杰. 共生视角下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路径与机制: 以杭州临安区乡村运营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8): 2097-2116.

DOI

[WU M Y, ZHANG M Q, WANG L J. The path and mechanism of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A case study of rural operation in Lin'an district, Hangzhou.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8): 2097-2116.]

[4]
冯骥才. 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 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 民间文化论坛, 2013, (1): 7-12.

[FENG J C. The dilemma and outle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also o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is another kind of cultural heritage. Folk Culture Forum, 2013, (1): 7-12.]

[5]
程叶青, 胡守庚, 杨忍, 等. 面向乡村振兴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 挑战与展望.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8): 1735-1759.

DOI

[CHENG Y Q, HU S G, YANG R, et al.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8): 1735-1759.]

[6]
王彩彩, 袭威, 徐虹, 等. 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 基于共生视角的分析.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 335-356.

DOI

[WANG C C, XI W, XU H, et al. Research on mechanism and path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a symbio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2): 335-356.]

[7]
朱鹤, 高翔宇, 张生瑞, 等. 旅游资源区域组合: 内涵、识别技术与关键问题.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7): 1493-1511.

DOI

[ZHU H, GAO X Y, ZHANG S R, et al. Regional tourism resources combination: Connotation,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and key issue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7): 1493-1511.]

DOI

[8]
许春晓, 佘白连. 旅游目的地间共生的市场驱动机制研究. 旅游学刊, 2016, 31(7): 96-105.

[XU C X, SHE B L. Market dynamic mechanisms in the symbiosis between tourist destinations. Tourism Tribune, 2016, 31(7): 96-105.]

[9]
许春晓, 周雪莲. 古村古镇群旅游共生发展新探: 基于怀化中部古村古镇群案例的技术方案. 旅游论坛, 2018, 11(6): 71-80.

[XU C X, ZHOU X L. A new study on the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ancient villages: A technical scheme for Huaihua. Tourism Forum, 2018, 11(6): 71-80.]

[10]
XIONG Y Z, MYEONG-SEON Lee. Research on the symbiosis and coevol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of rural traditional skills: Taking Shuigoutou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20, 23: 323-334.

[11]
GAO C Z, HOU J P, GONG J. Study on the symbiotic development path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county based on the grey relation analysis: The case of Xunxian county in Henan, China. Grey Syst: Theory and Applivation, 2022, 13: 193-205.

[12]
卢佳辰, 刘爱利. 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共生模式研究: 以江西省寒信村为例. 资源科学, 2023, 45(7): 1396-1409.

DOI

[LU J C, LIU A L. A symbiosis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Take Hanxin village in Ji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Resources Science, 2023, 45(7): 1396-1409.]

DOI

[13]
李伯华, 易韵, 窦银娣, 等.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机制研究: 以湖南德夯村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43(3): 517-530.

DOI

[LI B H, YI Y, DOU Y D, et al. System dynamics mechanism of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ystem integration in tourism-driven traditional villages: Taking Dehang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4, 43(3): 517-530.]

[14]
高长征, 付晗, 龚健. “文化驱动”视角下传统村落共生发展路径研究: 以河南浚县5个传统村落为例.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1, 40(2): 169-173, 180.

[GAO C Z, FU H, GONG J. Research on the symbiotic development path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driven": Taking fiv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Xunxian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1, 40(2): 169-173, 180.]

[15]
杨馥端, 窦银娣, 易韵, 等. 催化视角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 357-374.

DOI

[YANG F D, DOU Y D, YI Y, et al.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tourism-driven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talysis: Taking Banliang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2): 357-374.]

[16]
XU C X, MENG Y Y, WANG J, et al. Exploring the decision model for tourism symbiosis of ancient villages and towns based on tourist reviews: A case study of Huaihua cit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24, 26(4), e2679, Doi: 10.1002/jtr.2679.

[17]
LI Z Y, YANG M Y, ZHOU X L, et al.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rural tourism. Scientific Reports, 2023, 13: 8210, Doi: 10.1038/s41598-023-35486-w.

PMID

[18]
龙彬, 宋正江, 赵耀. 重庆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小城镇建设, 2020, 38(4): 72-81.

[LONG B, SONG Z J, ZHAO Y. Study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20, 38(4): 72-81.]

[19]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重庆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2023.

[Chongq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reau. Bulletin of Chongq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2022. 2023.]

[20]
重庆市统计局. 重庆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二号). 2021

[Chongqing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seventh national census bulletin of Chongqing (No.2). 2021.]

[21]
重庆市统计局. 2022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3.

[Chongqing Municipal Bureau of Statistics.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ongqing's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2022. 2023.]

[22]
刘红梅, 王刚. 基于发生学与实践的传统村落时空演变过程及机制: 以重庆市为例.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2, 31(1): 59-72.

[LIU H M, WANG G.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genesis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 A case study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2, 31(1): 59-72.]

[23]
荣慧芳, 陶卓民, 李涛, 等. 基于网络数据的苏南乡村旅游客源市场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0, 36(6): 71-77.

[RONG F F, TAO Z M, LI T, et al.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ourist market in Southern Jiangsu based on network data.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20, 36(6): 71-77.]

[24]
杨坤, 芮旸, 李宜峰, 等. 基于共生理论的中国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类型细分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1): 1861-1875.

DOI

[YANG K, RUI Y, LI Y F, et al. Revitalization type subdivision of characteristic protection villag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11): 1861-1875.]

DOI

[25]
陈建波, 明庆忠. 基于改进层次分析法的健康旅游资源评价研究.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8, 34(4): 69-73.

[CHEN J B, MING Q Z.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health tourism resources based on the improved AHP method.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18, 34(4): 69-73.]

[26]
李悦铮, 牟方元, 梁娟. 湿地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 经济地理, 2019, 39(1): 192-197.

DOI

[LI Y Z, MU F Y, LIANG J.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wetland tourism resources.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1): 192-197.]

DOI

[27]
汪侠, 顾朝林, 刘晋媛, 等. 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的多层次灰色方法: 以老子山风景区为例. 地理研究, 2007, 26(3): 625-635.

[WANG X, GU C L, LIU J Y, et al. Multi-level grey evalu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exploration potential: A case of Laozi Mountain Tourism Attrac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7, 26(3): 625-635.]

[28]
ZHANG T Y, WANG Y J, ZHANG S R, et al. Evaluation of ontological value of regional tourism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Hainan Island,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21, 31(7): 1015-1038.

DOI

[29]
魏峰群, 马文硕, 杨蕾洁. 传统村落活态化价值认知与多维弹性评估模型研究: 基于陕北地区案例实证.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4): 701-715.

DOI

[WEI F Q, MA W S, YANG L J. A flexible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model for the dynamic valu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Empirical study of cases in Northern Shaanxi.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4): 701-715.]

DOI

[30]
唐承财, 刘亚茹, 万紫微, 等.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路径. 地理学报, 2023, 78(4): 980-996.

DOI

[TANG C C, LIU Y R, WAN Z W, et al. Evaluation system and influencing path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78(4): 980-996.]

DOI

[31]
王淑佳, 孙九霞. 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 地理学报, 2021, 76(4): 921-938.

DOI

[WANG S J, SUN J X.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4): 921-938.]

DOI

[32]
程启月. 评测指标权重确定的结构熵权法.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0, 30(7): 1225-1228.

DOI

[CHENG Q Y. Structure entropy weight method to confirm the weight of evaluating index. Systems Engineering-Theory & Practice, 2010, 30(7): 1225-1228.]

[33]
陈瑾, 赵超超, 赵青, 等. 基于MSPA分析的福建省生态网络构建. 生态学报, 2023, 43(2): 603-614.

[CHEN J, ZHAO C C, ZHAO Q, et al.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network in Fujian province based on morph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3, 43(2): 603-614.]

[34]
叶随, 席建超. 青藏高原区旅游廊道识别与评价. 地理学报, 2023, 78(10): 2630-2644.

DOI

[YE S, XI J C.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ourism corridor: A case study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78(10): 2630-2644.]

[35]
高宇, 木皓可, 张云路, 等. 基于MSPA分析方法的市域尺度绿色网络体系构建路径优化研究: 以招远市为例. 生态学报, 2019, 39(20): 7547-7556.

[GAO Y, MU H K, ZHANG Y L, et al.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path optimization of urban-scale green network system based on MSPA analysis method: Taking Zhaoyuan city as an example.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9, 39(20): 7547-7556.]

[36]
中国旅游研究院. 中国国内旅游发展报告(2023—2024). 2024.

[China Tourism Academy.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tourism in China(2023-2024). 2024.]

[37]
邱海莲, 由亚男. 旅游廊道概念界定. 旅游论坛, 2015, 8(4): 26-30.

[QIU H L, YOU Y N. Conceptualization of tourism corridor. Tourism Forum, 2015, 8(4): 26-30.]

[38]
薛乾明, 黄跃昊, 邓清文, 等. “文荫武备”理念下陇中黄土高原传统村落的活化及治理研究: 以榆中县黄家庄村为例. 地理研究, 2024, 43(6): 1591-1610.

DOI

[XUE Q M, HUANG Y H, DENG Q W, et al. Research on the activation and governanc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Longzhong Loess Plateau under the concept of "Wenyin Wubei": A case study of Huangjiazhuang village in Yuzhong coun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4, 43(6): 1591-1610.]

[39]
康晨晨, 黄晓燕, 夏伊凡.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价值分级分类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 以陕西省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3, 51(2): 84-96.

[KANG C C, HUANG X Y, XIA Y F.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f graded and clas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al heritage value: a case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haanxi province.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3, 51(2): 84-96.]

[40]
潘颖, 邹君, 刘雅倩, 等. 乡村振兴视角下传统村落活态性特征及作用机制研究. 人文地理, 2022, 37(2): 132-140, 192.

[PAN Y, ZOU J, LIU Y Q, et al. A Study on the living state and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uman Geography, 2022, 37(2): 132-140, 192.]

[41]
YANG X, PU F A. Clustered and dispersed: Exploring the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cellular automaton. Heritage Science, 2022, 10(1): 133, Doi: 10.1186/s40494-022-00766-7.

[42]
胡赛强, 杨迪, 刘淑虎. 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及历史演变. 经济地理, 2024, 44(9): 211-220.

DOI

[HU S Q, YANG D, LIU S H. Spatial patter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jian.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44(9): 211-220.]

DOI

[43]
李伯华, 程波, 窦银娣. 湘西侗族传统村落图式语言解析与修复路径研究. 地理学报, 2025, 80(3): 828-850.

DOI

[LI B H, CHENG B, DOU Y D. The analysis and restoration path of pattern language in traditional Dong villages in Xiangxi.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5, 80(3): 828-850.]

DOI

[44]
陈晓艳, 黄睿, 洪学婷, 等. 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测度及其资源价值: 以苏南传统村落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7): 1602-1616.

DOI

[CHEN X Y, HUANG R, HONG X T, et al. The measurement of Xiangchou and its resource value in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destinations: A case study in Southern Jiangsu.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7): 1602-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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