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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0 >Issue 5: 1363 - 1385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514

其他研究论文

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演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 龙翊宇 ,
  • 丁国胜 ,
  • 焦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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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长沙 410082
焦胜（1973-），男，湖南长沙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城市规划、城乡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及绿色建筑。E-mail:

龙翊宇（1999-），女，湖南吉首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城乡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4-06-10

  修回日期: 2024-09-17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6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2278059)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部门联合项目(2024JJ8316)

收起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between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Hunan

  • LONG Yi-yu ,
  • DING Guo-sheng ,
  • JIAO Sheng
Expand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6-10

  Revised date: 2024-09-17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6

Fold

摘要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协同融通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为厘清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的驱动机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障碍度模型及地理探测器，分析2000—2021年湘西地区24个区县协同程度的时空演变特征、障碍因子及驱动因子。研究显示：（1）生态资源综合水平与产业发展水平皆呈现出上升趋势；（2）虽然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整体协同程度逐步提升，但仍存在显著的“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差异；（3）生态资源生产能力、生态环境资源和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分别为生态资源系统与产业发展系统的主要障碍因子；（4）人民生活、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调控、市场投资、劳动人口聚集力及城市发展水平是协同融通的关键驱动因子。研究结果可为同类欠发达地区提供参考，为探索一条符合当地经济基础与资源禀赋的绿色发展之路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生态资源; 产业发展; 协同融通; 驱动机制; 湘西地区

本文引用格式

龙翊宇 , 丁国胜 , 焦胜 . 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演化及驱动机制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5) : 1363 -1385 . DOI: 10.31497/zrzyxb.20250514

Abstract

The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between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suppor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ims to clarify the driving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is integration by employing a combin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s, obstacle degree models, and geodetectors. These methodologies a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bstacle factor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across 24 counties in the Western Hunan region from 2000 to 2021. The findings indicate several key trends: (1)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 in this study area have both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upward trajectory over the study period. (2) Despite a gradual improvement in the overall synergy between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notable spatial disparities persist,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in the northeast, and low in the southwest" pattern. However, this spatial disparity has shown signs of narrowing over time. (3) The main obstacles to achieving effective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include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the availability and qua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the levels of ope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region. (4) Key driving factors for promoting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have been identified, including people's livelihoo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government policy regulation, market investment, the aggregation of the labor popul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level. These findings provide critical insight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other underdeveloped regions, offering a potential pathway for pursuing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at are well-aligned with the local economic base and resource endowment.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harmonize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with industrial growth, ultimately suppor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of regions similar to Western Hunan.

Key words： ecological resourc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driving mechanisms; Western Hunan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0月召开的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把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为着力点。”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上已取得重大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也随之提升[1]。当前，中国已进入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生态文明建设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为此，202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必须把美丽中国建设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旅游发展大会上再次强调：“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随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于以上背景，在生态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应有效整合发展策略，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二者的协同融通既是行稳致远的关键，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
湘西地区虽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但其作为脱贫攻坚的先试先行地区[2]，其产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虽然该区域经济不断增长，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但产业基础仍显薄弱[3]。因此，亟需深入分析该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综合发展水平，探讨二者的协同融通机制。同时，该地区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其承担着生态环境保护和巩固脱贫成果的双重任务。为此，该地区各市陆续发布了《推动产业发展“千百十”工程实施方案》，统筹考虑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以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目前，国内外对生态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系统服务[4]、生态资源保护与恢复[5]、生态资源价值化[6]。许多研究阐释了生态资源价值化的过程，强调了其转化与反哺的良性循环机制[7]，并提出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过程是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转化过程[8]。然而部分学者指出，当前中国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总体上还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9]，这表明了中国对生态资源转化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产业发展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质量发展[10]、产业集群[11]、乡村振兴[12]、可持续发展产业[13]及特定产业的发展，如文化产业[14]、旅游产业[15]、物流业[16]等。为了进一步深化对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学界亦从多个角度探讨了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在生态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学者们围绕合理利用资源以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Shi等[17]探讨了自然资源依赖性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发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绿色创新能缓解自然资源依赖性对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窦睿音等[18]探讨了“三生系统”如何通过耦合协调关系推动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19]的关注度逐渐上升。“生态产业化”是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过程，而“产业生态化”更注重如何将环境减排和资源减量等生态思维融入产业发展中[20]。此外，聚焦于生态资源在特定行业内的产业发展研究，学界也已产生了众多研究成果，如在休闲旅游业[21]、乡村产业[22]发展中的应用均已得到广泛探讨。尽管当前研究对生态资源和产业发展的协同关注度逐渐上升，但研究主要集中于省域或者市域尺度，如长三角[23]、京津冀[24]、黄河流域[25]等区域，对县域尺度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仍显不足。此外，现有研究虽基于两山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生态文明理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协同融通”战略思想的应用尚存不足，该思想不仅仅强调生态资源和产业发展系统内外要素的整合融通，更强调区域间的协同，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探索了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新模式。
鉴于以上背景，在厘清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驱动机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二者综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障碍度模型及地理探测器，分析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时空演变特征，甄别其障碍因子及驱动因子，进而揭示其协同融通驱动机制。本文有望拓展生态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视野，并为同类地区提供政策指导，为产业发展行稳致远提供鲜活的应用案例。

1 理论分析

1.1 概念内涵

生态资源具备“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功能属性[26]，其经济价值多元且复杂。具体来说，部分生态资源可直接转化为有形的经济产品，而另一部分虽难以直接转化，但在调节生态平衡、提供生态服务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7]，如自然环境为生态文化服务提供了环境条件，促进了农业休闲旅游、生态旅游等乡村文化服务产品发展[28]。基于上述功能，参考《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将生态资源定义为涵盖自然资源、环境资源及能源资源的综合性资源。产业发展指产业的产生、成长和演进的过程[29]，为科学评估产业发展状态并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建立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至关重要。现有研究指出，产业发展质量应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标准进行评估，通过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来量化[30]，以确保产业发展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此外，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皆为包含多种内部要素的复杂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多元耦合和协同关系，形成有机整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协同融通”的重要战略思想，并强调“要坚持把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为着力点”。“协同”即系统之间协调形成拉动效应，推动事物共同进步[31]；“融通”指系统内部要素的流通及不同主体之间的资源融合互补[32]。协同融通要求系统要素在结构和功能上实现更深层次的融通，以确保区域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而耦合协调理论关注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协调发展影响[33]，耦合协调度模型作为评估区域均衡发展程度的有效工具[34]，可以展示生态资源系统与产业发展系统的协同融通程度，从而为区域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2 理论框架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着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根据协同学理论[31]及融通创新理论[32]，生态资源系统和产业发展系统通过多要素耦合协调，放大了协同效应，推动两大系统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演化，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协同融通发展理念。
（1）从系统内部的要素协同来看：① 生态资源系统。生态资源的生产能力为其他生态功能提供物质基础。生态环境资源不仅为生态旅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是保障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27]。能源资源从生态系统被开发，转化为社会经济系统中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因此其利用效率与生态资源息息相关[35]。在此背景下，生态环境治理是确保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② 产业发展系统。协调发展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平衡和优化，使不同产业之间形成相互支撑、共同成长的良好局面[36]。而创新发展则是推动技术进步，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37]。同时，开放发展通过推动技术和资本的区域内外自由流动，提升了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发展成果的共享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与经济平衡发展的关键所在，它通过扩大内需、增强社会福祉，为产业的持续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2）从系统之间的融通关系来看：① 资源禀赋与技术创新：根据资源禀赋理论，生态资源的丰富程度对其产业竞争力具有显著影响[38]，因此，资源禀赋是产业发展及技术创新的基础。② 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产业发展受到技术创新推动力和市场需求拉动力的共同影响[39]。在此基础上，通过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创新发展，不仅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还可以通过产业的开放发展和发展成果共享，利用市场机制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并得到消费者的认同[7]。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刺激市场消费，还能促进市场需求的增长，从而形成一个互补的发展动力。③ 技术创新与资源保护：技术创新能够促使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从而促进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及高质量保护；同时，适当的资源保护政策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而过度的限制反而会阻碍技术创新[40]，其主要原因是环境税过重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从而减少创新投入，税负过轻则可能不足以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41]。因此，需要平衡技术创新与生态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④ 资源保护与市场需求：由于生态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而未受管理的公共资源容易被滥用[42]，导致资源环境的破坏。因此在环境治理中，需要政府主导，承担整合、动员和协调的角色[43]，在资源环境保护方面实施政策上的约束。强化区域协同融通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通过协同治理、高效融通，控制市场需求，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以达到推动整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
（3）区域间的协同融通机制：“共商共治共建共享”的区域协同机制有助于生态资源高质量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跃升。区域共商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协商平台，确保政策制定与地区资源禀赋相适应。生态共治能有效平衡政府政策约束与市场需求，激发各治理主体动力，推动生态环境长效治理[44]。全域共建为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提供支撑，为产业创新提供平台和基础设施。发展共享通过成果共享优化资源使用，满足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基于以上关系构建区域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区域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模型

Fig. 1 Synergetic and integrated model of regional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45]，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提供一个较全面的评价结果。使用熵值法测算生态资源综合水平与产业发展水平。

2.1.2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广泛运用于测算系统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因此，将耦合协调模型用以衡量生态资源和产业发展系统之间的协同程度，以了解湘西地区的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协同阶段，为协同融通驱动机制研究提供支撑。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公式如下[46]。
C = { f ( x ) × g ( x ) / [(f (x) + g ( x ) ) / 2 ] 2 } 1 2
T = α × f ( x ) + β × g ( x )
D = C × T
式中： C为耦合度，表示系统之间相互影响作用的程度； f ( x )、 g ( x )分别表示生态资源、产业发展的综合水平指数；T为综合协调指数，反映系统间整体发展水平对协调度的贡献； α、 β是待定权数，反映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影响系数，本文认为二者发展同等重要，故令 α与 β均为0.5； D为耦合协调度，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两个系统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

2.1.3 障碍度模型

为了探明主要障碍因子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引入障碍度模型[47]。
F j = [(1 - H i j )W j / ∑ j = 1 m 1 - H i j ) W j ] × 100 %
V j = ∑ F j
式中： F j为第j项指标对耦合协调系统的障碍； H i j为第j项指标标准化； W j为第j项指标权重，权重由熵值法计算所得，表示障碍因子的贡献度； m为指标数（个）； V j为各维度的障碍度。

2.1.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和利用空间分异性的工具[48]。采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器研究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的驱动因子，计算公式如下：
q = 1 - ∑ h = 1 l N h σ h 2 N σ 2
式中： N为全样本的数量（个）； σ 2为影响因子的方差； N h和 σ h 2分别为第h个影响因子的样本数（个）和方差；0≤q≤1，q越大表明某个因子对适配度的影响程度越大。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2.2.1 研究区概况

湘西地区是国家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的先行先试示范区。该区域地形相似，地缘关系紧密，文化习俗共享，且各区县皆处于相近的发展阶段，是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高度相近的多民族省际边界区域[3]。考虑到区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地理单元的连续性及社会经济特征，选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及怀化市的24个区县为研究对象。该区域不仅是连接东西部以及长江和华南经济区的关键枢纽[49]，还因其丰富的生态资源具有极高的生态保护价值和经济开发潜力。尽管该地区的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352.68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3242.49亿元，湘西地区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的首倡地、少数民族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仍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例如，2022年，鹤城区城镇化率已达82.35%，而溆浦县仅为30.75%；同时，鹤城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桑植县的2.55倍。尽管该地区拥有丰富的生态与文化资源，但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因此，亟需制定符合当地经济条件、资源禀赋及环境承载力的绿色发展策略。此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根本上依赖于长江流域高质量的生态环境。所以作为长江经济带的一部分，该地区生态资源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对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至关重要。综上所述，选择湘西地区为案例地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为类似地区的产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提供理论依据。

2.2.2 数据来源

20 世纪90年代，中国面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并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严峻的生态问题促使中国逐渐意识到生态建设的紧迫性[50]。为了应对这些问题，2000年11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旨在促进自然资源合理科学利用，确保可持续发展。基于此，将2000年作为研究起始年。数据来源于2001—2022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湘西统计年鉴》《怀化统计年鉴》《张家界统计年鉴》和《湖南统计年鉴》，并整合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统计局、怀化市统计局、张家界市统计局及湘西地区各区县政府历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官方数据。针对个别年份数据不全的情况，采用插值法补齐数据缺口，确保分析的连贯性和数据的完整性。

2.2.3 指标体系构建

（1）生态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生态资源评价体系需紧密结合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的实践与理论。基于新时代的生态资源保护意识和绿色发展理念，应强调生态资源的三生功能属性及其多元经济价值[18]。因此，借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印发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与《关于全面推进美丽湖南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参考相关研究成果[24,27]，综合考量数据的可靠性及可获得性，选取生态资源生产能力、生态环境资源、能源资源、环境治理能力等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表1），以有效测度湘西地区生态资源现状。
表1 生态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属性 权重
生态资源 生态资源生产能力X1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11/亿元 + 0.0552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X12/千hm2 + 0.0251
粮食总产量X13/t + 0.0719
油料产量X14/t + 0.0711
烟叶产量X15/t + 0.0281
水库总容量X16/万m3 + 0.0684
森林覆盖率X17/% + 0.0565
自然保护区面积X18/万hm2 + 0.0456
生态环境资源X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X21/m2 + 0.0400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22/% + 0.0746
能源资源利用X3 单位GDP能耗X31/(tce/万元) - 0.062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X32/tce _ 0.0669
全社会用电量X33/万kW _ 0.0953
环境治理X4 污水集中处理率X41/% + 0.0700
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量X42/t - 0.0536
废气中烟尘排放量X43/t - 0.0593
工业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X44/t - 0.0554
生态资源包含人类利用自然要素生产的各类产品，其生产能力依托于各类自然资源的生产能力[27]。为反映自然资源的生产效率，综合考虑农林牧渔作物、水资源及森林资源生产能力和生物多样性等，选取指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总产量、油料产量、烟叶产量、水库总容量、森林覆盖率[51]、自然保护区面积[52,53]来表示；生态资源还包含由生态系统提供的自然环境要素[27]。为表征该地区自然环境资源的丰富程度，使用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作为指标；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24]。为反映能源资源的消耗情况及效率，选取单位GDP能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全社会用电量作为指标；《意见》强调了资源节约利用与污染物治理的重要性。为展示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方面的力度和成效，选择污水集中处理率、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量、废气中烟尘排放量、工业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指标。
（2）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产业发展应结合新发展理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协调发展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链的整体效能和市场适应性；创新发展通过技术革新，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开放发展促进区域间资源共享与协作；发展成果共享通过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和公平资源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和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是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机制的核心，将生态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强调保护与发展并重，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由于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在目前已有研究中[10,54]与生态资源综合水平评价指标有所重叠，因此本文从协调、开放、创新、共享等4个维度，参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与已有研究成果[10,30,54,55]，构建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2）。协调发展从产业结构协调和区域协调两方面来衡量[54]，在产业结构层面选取第三产业占GDP比例作为指标，在区域协调层面选取产业规模效率、产业泰尔指数来表征。开放是发展的大势[10]，对开放发展需综合考虑国内外因素，因此，采用产品出口比例与进出口总量作为衡量国外开放程度的关键指标，同时引入交通运输业的生产总值、游客接待量及旅游业总收益来评估国内市场开放水平；创新发展用于衡量区域整体创新能力，为评估该地区的创新活力和潜力，选取技术进步率、全年申请专利数量[55]表示；共享作为发展的导向，强调发展过程中的公平性与均等性[10]，在发展成果共享层面，为衡量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了解产业发展成果是否惠及居民，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人均GDP作为指标。其中，产业规模效率与技术进步率用全要素生产率中的规模效率指标与技术进步率指标来表示[30]。
表2 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属性 权重
产业发展 协调Y1 第三产业占GDP比例Y11/% + 0.0190
产业规模效率Y12/% - 0.0005
产业泰尔指数Y13/% - 0.0045
开放Y2 交通运输业生产总值Y21/万元 + 0.0663
产品出口占比Y22/% + 0.0213
进出口总额Y23/亿元 + 0.1880
接待游客人数Y24/万人次 + 0.1305
旅游总收入Y25/亿元 + 0.1676
创新Y3 技术进步率Y31/% + 0.0007
全年申请专利数量Y32/件 + 0.2149
共享Y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41/元 + 0.0399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Y42/万元 + 0.0617
人均GDP Y43/元 + 0.0850

3 结果分析

3.1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综合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3.1.1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综合水平演变时序特征

以2000—2021年各年份全部县域生态资源综合水平指数和产业发展综合水平指数平均值来反映研究区域整体情况，得出其综合水平的时序演变特征，如图2所示。湘西地区的生态资源综合水平整体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随着产业发展的加速推进，生态资源的综合水平指数在2014—2017年间呈现轻微下降的趋势。然而，随着《“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对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得到提升，湘西地区的发展观念亦随之发生了积极转变，自2018年起，生态资源的综合水平指数开始逐年上升，展现出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图2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综合水平时序演变

Fig. 2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产业发展综合水平也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即便是在2008—2019年间遭遇金融危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多重考验，也未对其增长趋势产生显著影响。根据数据显示，随着“十一五”规划的圆满收官与“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启动，湘西地区产业发展水平的增速从2010年起逐渐达到峰值，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自2000—2021年，该指标实现了从0.032到0.201的显著增长，充分说明湘西地区产业发展在此期间取得了明显的提升。

3.1.2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综合水平演变空间特征分析

（1）生态资源综合水平
湘西地区生态资源综合水平空间演变如图3所示。在2000—2010年间，湘西地区生态资源的综合水平增长趋势较为平缓，其空间分布特征亦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空间分布格局主要表现为“东高西低”的格局。按照生态资源综合水平排名，前三名的区县为沅陵县、溆浦县、慈利县。在湘西地区的各县市中，辰溪县的生态资源综合水平表现尤为突出，其值从2000的0.225提升至了0.424，为湘西地区生态资源综合水平提升最多的县。与此同时，吉首市的生态资源综合水平在2000年最低，尽管其值逐年增长，但因基础薄弱，增速缓慢，至2021年仍处于湘西地区最低水平。
图3 2000—2021年湘西地区生态资源综合水平

Fig. 3 Comprehensive level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in Western Hunan from 2000 to 2021

（2）产业发展综合水平
湘西地区产业发展综合水平空间演变如图4所示。在2000—2010年间，湘西地区在这一阶段整体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呈现出产业发展水平极低的地区连片分布、较低的地区零散分布的特点。然而，自2010年以来，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湘西地区自身的持续努力，各区县间的产业发展水平差距逐渐缩小，整体水平稳步提升，开始展现出日益均衡的空间分布特征。特别是在北部和中部地区，得益于其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大，产业发展水平显著领先于南部地区。在这一阶段，龙山县、永定区、鹤城区、吉首市、沅陵县等区县凭借资源优势以及政策扶持，依托各自的产业优势，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了排名前五的区县。
图4 2000—2021年湘西地区产业发展综合水平

Fig. 4 Comprehensive leve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Hunan from 2000 to 2021

3.2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程度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3.2.1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程度时序分析

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56,57]，将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程度划分为6种类型（表3），协同程度时序变化趋势如图5、图6所示。
表3 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程度等级划分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the synergistic degree between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Hunan

发展阶段 耦合协调度 协同程度
失调阶段 0.1~0.2 重度失调
0.2~0.3 中度失调
0.3~0.4 轻度失调
过渡阶段 0.4~0.5 濒临失调
协同阶段 0.5~0.6 勉强协调
0.6~0.7 初级协调
图5 2000—2021年湘西地区县域层面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程度类型比例关系

Fig. 5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of the types of coupling synergistic degree between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t the county level in Western Hunan from 2000 to 2021

图6 2000—2021年湘西地区市域层面整体协同程度变化趋势

Fig. 6 Trend of the overall synergistic degree at the municipal level in Western Hunan from 2000 to 2021

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程度呈现出由失调阶段向协同阶段逐步过渡的态势，具体时序演变如下：
2000—2007年，湘西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317，整体特征为中度失调。此阶段，湘西地区生态资源综合水平相对稳定，但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二者之间协同效应较弱。市域层面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和怀化市的协同度均处于较低水平，但呈现出逐步提升的趋势。该时期湘西地区整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环保措施尚未全面落实，生态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导致协同程度较低。
2008—2013年，湘西地区整体协同程度有所提升，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388，表现为轻度失调。尽管轻度失调占主导地位，但濒临失调的比例逐渐增加，表明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协调性有所增强。从市域层面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协同程度增长速度最慢，而张家界市增长速度最快。此阶段，湘西地区开始重视生态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但由于各区县发展不平衡，产业快速发展且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导致整体协同程度提升缓慢。
2014—2021年，湘西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提升至为0.482 。在2018年后，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的比例明显上升，县域层面逐步进入协同阶段。此时期，产业发展水平的显著提高带动了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正向互动，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协同关系。在市域层面，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和怀化市的协同度均已达到或接近勉强协调水平，表明区域整体已经进入较为成熟的协同发展阶段。此阶段湘西地区逐渐完善了环境治理措施，但由于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和政策落实力度尚存不足，仍面临着挑战。

3.2.2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程度空间特征分析

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程度空间分布如图7所示。从整体空间演化特征来看，湘西地区各区县间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协同发展状态呈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但整体在协同程度上的差异在逐年减小。
图7 2000—2021年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水平

Fig. 7 Synergistic level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Hunan from 2000 to 2021

从局部空间演化特征来看：（1）2000—2021年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各区县间的协同程度不断提升。其中，龙山县的耦合协调度增长率领先于其他区县，其耦合协调度由0.280提升至了0.675，达到了初级协调。然而，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各区县协同发展的进程中，亦暴露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古丈县为例，虽然其协同程度在持续增长，但耦合协调度的增长值仅为0.083，明显低于湘西地区其他区县。（2）张家界市各区县在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上的协同发展呈现出整体均衡、局部突出的特点，且其协同程度在湘西地区相对较高。耦合协调度增长的排名为永定区、慈利县、桑植县、武陵源区。永定区、武陵源区与慈利县在2000年便处于轻度失调阶段，有较好的协同基础。（3）怀化市各区县协同程度整体呈现提升的趋势。2000年时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协同程度最低的区县前三个中有两个在怀化市内，分别为通道侗族自治县与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起点低和基础差等方面的原因，怀化市内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协同程度发展相对较慢，其中，新晃侗族自治县为协同程度增长最慢的县，2000—2021年间仅增长了0.141。

3.3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障碍因子分析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协同程度在时空分布上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为了深入探究各市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系统中存在的障碍因素，采用障碍度模型，对两者之间协同融通的障碍因子进行分析。
根据障碍度公式计算湘西地区三个城市在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1年生态资源和产业发展子系统准则层的障碍度，结果见表4。研究期内生态资源系统障碍因子障碍度，除了2000—2005年张家界市为生态资源生产能力>环境治理>生态环境资源>能源资源利用，其余各市及整个大湘西地区的大小排序一致，皆为生态资源生产能力>生态环境资源>环境治理>能源资源利用，说明目前生态资源生产能力、生态环境资源是湘西地区生态资源系统的主要障碍因子。在产业发展系统中，湘西地区各市在研究期内障碍度排序皆为开放>创新>共享>协调。
表4 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准则层主要障碍因子及障碍度

Table 4 Primary obstacle factors and obstacle degree of criterion layer in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Hunan

地区 年份 生态资源系统 产业发展系统
生态资源生产能力 生态环境资源 能源资源利用 环境治理 协调 开放 创新 共享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2000 0.4438 0.0190 0.0181 0.0057 0.0094 0.2925 0.1134 0.0980
2005 0.4475 0.0178 0.0177 0.0058 0.0080 0.2928 0.1137 0.0966
2010 0.4645 0.0180 0.0139 0.0061 0.0083 0.2875 0.1124 0.0894
2015 0.4713 0.0174 0.0114 0.0050 0.0075 0.3005 0.1066 0.0803
2021 0.4931 0.0153 0.0096 0.0069 0.0073 0.2778 0.1150 0.0750
张家界市 2000 0.4498 0.0165 0.0182 0.0051 0.0071 0.2902 0.1152 0.0978
2005 0.4542 0.0162 0.0180 0.0052 0.0055 0.2890 0.1162 0.0957
2010 0.4649 0.0159 0.0158 0.0055 0.0052 0.2839 0.1195 0.0892
2015 0.4830 0.0152 0.0125 0.0041 0.0045 0.2774 0.1250 0.0784
2021 0.4999 0.0148 0.0094 0.0062 0.0051 0.2678 0.1282 0.0686
怀化市 2000 0.4491 0.0169 0.0165 0.0049 0.0092 0.2939 0.1130 0.0965
2005 0.4525 0.0164 0.0159 0.0050 0.0076 0.2928 0.1143 0.0953
2010 0.4553 0.0153 0.0139 0.0052 0.0086 0.2979 0.1155 0.0884
2015 0.4661 0.0146 0.0118 0.0038 0.0082 0.2978 0.1203 0.0774
2021 0.4755 0.0137 0.0101 0.0057 0.0070 0.2940 0.1242 0.0698
湘西地区 2000 0.4475 0.0175 0.0173 0.0052 0.0089 0.2928 0.1135 0.0972
2005 0.4511 0.0168 0.0168 0.0053 0.0074 0.2922 0.1144 0.0958
2010 0.4600 0.0163 0.0142 0.0055 0.0079 0.2921 0.1151 0.0888
2015 0.4706 0.0157 0.0118 0.0042 0.0074 0.2953 0.1165 0.0785
2021 0.4854 0.0144 0.0098 0.0062 0.0068 0.2842 0.1218 0.0713
综上所述，根据障碍因子分析结果可知：（1）在生态资源系统中，生态资源生产能力障碍度均值为0.464，显著高于其他障碍因子，且在研究期内持续为最主要的障碍因子，表明湘西地区的生态资源生产能力仍存在不足，主要原因可能包括：一是传统生产方式导致的资源开发效率低下；二是生态资源价值化程度不足，未能充分利用当地的生态资源禀赋推动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环境治理的障碍度逐年降低，且在2010年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可能是因为研究区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区域，政府逐步增强了环境规制以控制生态退化和支持经济的良性发展，并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重视[58]。（2）在产业发展系统中，湘西地区产业开放发展始终是最主要的障碍因子，表明该区域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足，且基础设施和物流服务存在不足，直接影响了产品从生产地到国内外市场的运输效率及成本。同时，产业创新发展障碍度呈现轻微上升趋势，反映出湘西地区产业发展仍存在创新动力不足、创新技术相对滞后等问题，阻碍了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

3.4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驱动因子分析

3.4.1 指标选取

由前述研究可知，湘西地区大部分区县还未达到初级协调，协同水平仍有待提高，为此，运用地理探测器进一步探究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背后的具体机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59⇓⇓-62]，选取7项指标作为二者协同融通的驱动因子（表5），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驱动因子进行定量分析。
表5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驱动因子

Table 5 Driving factors of the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between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耦合协调度Y 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结果
解释变量 政府政策调控X1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万元
对外开放X2 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
经济发展水平X3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城市发展水平X4 城镇化率/%
劳动人口聚集力X5 从业人员人数/万人
市场投资X6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万元
人民生活X7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4.2 驱动因子分析

用K-Means聚类方式将探测因子分为5类，利用地理探测器计算各影响因子对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程度的影响力q值。在因子探测结果中，影响因子q值及其所处位置显示了2010年和2021年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关系变化的解释力，计算结果如图8所示。
图8 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影响因子解释力q值

Fig. 8 Explanatory power (q-valu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between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Hunan

根据已有研究[63]，q值在0.5以上为强影响因子，0.4~0.5之间的为较强影响因子，0.3~0.4之间的为较弱影响因子，0.3以下为无影响因子。通过计算可知，在研究期内，各驱动因子的解释力均显著提升，从无影响或低影响因子转变为较强或强影响因子。人民生活、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调控、市场投资、劳动人口聚集力及城市发展水平是关键驱动因素，由于对外开放的q值始终小于0.3，因此可认为对外开放对于协同融通产生影响极小。对于整体研究区来说，各因子的平均解释力呈现以下排序：人民生活>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调控>市场投资>劳动人口聚集力>城市发展水平。从时序分析来看，影响因子随时间呈现显著变化。2010年人民生活、城市发展水平是湘西地区该时期的核心影响因子，其q值分别为0.441、0.318；2021年经济发展水平q值上升最为显著且成为了主导因子，其q值为0.520。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政府政策调控、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投资因子q值显著提升，而城市发展水平相对减弱，降低了0.028，显示出政策和经济驱动的特征；张家界市的主导因子由人民生活转变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投资因子q值显著提升，由2010年的0.321提升至了0.750；怀化市的主导因子无变化，但因子的q值均有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因子q值提升最多，由0.294提升至0.606。驱动因子q值的显著提升反映了各驱动因子对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发展的强化作用。

3.5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驱动机制分析

实现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协同融通依赖于多种驱动因子的综合作用。根据前述分析可知，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驱动机制的驱动因子包括人民生活、政府政策调控、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投资、劳动人口聚集力、城市发展水平，障碍因子则包括生态资源生产能力、生态环境资源、环境治理、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及发展成果共享。协同融通驱动机制详见图9，基于障碍因子与驱动因子，通过区域共商、全域共建、生态共治、成果共享四个方面分析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协同融通驱动机制。
图9 区域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驱动机制

Fig. 9 Driving mechanisms of the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between regional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1）区域共商机制
根据环境规制理论，区域共商机制可以通过政府政策调控来平衡产业发展与生态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64]。政府的政策调控为生态共同体建设和利益共同体建设提供支持，能够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确保政策上的连贯性和可持续性。障碍因子计算结果表明，目前湘西地区在产业开放发展方面仍存在不足，通过区域共商机制进行改善，可以有效推动区域间资源流动及互补，加强区域内产业的协同与联动，促进产业集聚和集群发展。
（2）全域共建机制
全域共建机制涉及经济发展、市场投资、劳动人口聚集力和城市发展水平四大驱动因子，以及障碍因子创新发展。其中，经济发展是重要推动力，其解释力最高，在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机制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市场投资为协同融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并且市场化运作可以使生态环境资源实现价值合理转化[7]；同时，劳动人口聚集力和城市发展水平亦起到了推动作用。通过全域共建机制，有助于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互补，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资金和动力，提升整体的协同水平。
（3）生态共治机制
生态共治机制旨在解决湘西地区生态资源生产能力低、生态环境资源缺乏及环境治理力度不足等问题。两山理论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说明生态资源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通过生态共治机制，加强区域间合作，引入外部资金和人才，推动当地产业的绿色发展。同时，根据当地生态资源禀赋，促进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改善生态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的短板，从而在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4）成果共享机制
成果共享机制确保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公平地分配给社会各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众对生活环境质量的期望逐渐提高。在此背景下，人民生活是关键驱动因子，而与此同时发展成果共享则是重要的障碍因子。发展成果共享机制既能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亦能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区域发展动力，为湘西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在梳理生态资源和产业发展的协同融通机理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模型、障碍度模型及地理探测器，分析了生态资源和产业发展的协同融通时空演变特征，并对其障碍因子、驱动因子进行甄别，最终提出其协同融通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湘西地区生态资源综合水平与产业发展综合水平皆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湘西地区生态资源综合水平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2010年以前，各区县产业发展综合水平整体较低且分布不均，但2010年以后区域间差异逐渐缩小。
（2）从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协同程度时序演变来看，其耦合协调度逐步提升，各市县的协同发展程度差距在逐渐缩小，但仍存在一些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继续加强生态资源与产业之间的协同融通，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
从整体空间演化特征看，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协同空间演变揭示了区域内部的不均衡发展态势及其逐步调整过程。在2000—2021年间，湘西地区的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演变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主要体现为“东北高，西南低”的格局。
局部空间演化特征分析显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整体协同发展水平提升，但其发展过程中存在局限性；张家界市各区县受益于早期的旅游业发展和产业规划，在协同程度上呈现出整体均衡、局部突出的特点；怀化市各区县的协同发展水平整体提升，但受限于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起点低等原因，怀化市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发展相对较慢。
（3）2000—2021年间，生态资源生产能力始终是最主要的障碍因子，其障碍度显著高于其他因子，表明提高生态资源的生产与利用效率是推动生态资源系统协同发展的关键。产业发展系统障碍度分析显示，开放发展、创新发展是主要障碍因子，且创新发展的障碍度逐渐增加，反映出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增强产业创新能力。
（4）区域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是多因子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人民生活、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调控、市场投资、劳动人口聚集力及城市发展水平是关键驱动因素，其平均解释力排序如下：人民生活>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调控>市场投资>劳动人口聚集力>城市发展水平。

4.2 讨论

针对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研究的成果，提出以下策略建议，以促进湘西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1）完善监测评估体系，推动绿色转型。现有研究表明，生态资源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存在许多制约因素[9]，本文通过障碍度模型进一步明确了湘西地区存在的制约因素，完善了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水平的监测评价体系。针对湘西地区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需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确保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过程符合谢贤胜等[8]提出的生态资源价值化的逻辑。同时，鉴于产业发展综合水平的持续增长，建议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加快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2）分区施策，加强联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目前已有研究指出了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协同存在空间分异特征，但其区域发展研究主要针对于长三角[23]、京津冀[24]、黄河流域[25]等区域，且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还存在不足。本文测度了湘西地区协同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补充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并进一步强调了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实施差异化策略的重要性。为此，建议采取差异化策略，以张家界市等协同程度高的区域为示范，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其他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发展不均衡，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3）优化生态资源利用与产业发展模式。已有研究表明，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双向互动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2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旅游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而生态旅游发展是一种多效益叠加的发展模式，不仅保护生态环境，还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是两山理论的典型实践。因此，建议利用当地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因地制宜地发展低碳旅游业，释放生态旅游价值，推动其发展行稳致远。
（4）优化区域协同融通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区域共商、全域共建、生态共治、成果共享四大机制，推动湘西地区生态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建设，实现生态资源的高质量保护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尽管本文对湘西地区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协同融通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但研究主要集中在湘西地区，虽具代表性但也存在局限性。未来研究应扩展至更多区县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全面了解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协同发展状况，为制定更具普遍性的政策提供依据。此外，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协同融通发展是长期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研究和探索，以更好地支持区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李敏, 张文杰. 基于“两山” 理论的太原西山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转型发展模式研究. 城乡规划, 2021, (s1): 36-44.

[LI M, ZHANG W J.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 of Taiyuan Xishan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tourism demonstration area based on "Two Mountains Theory". Urban & Rural Planning, 2021, (s1): 36-44.]

[2]
王凯, 谭佳欣, 甘畅. 湘西地区旅游发展与城乡融合协同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8): 1468-1485.

DOI

[WANG K, TAN J X, GAN C. Degree of synergy of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Western Hunan Reg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8): 1468-1485.]

DOI

[3]
周向红, 周震虹, 高阳. 大湘西地区主导产业评价与选择研究. 经济地理, 2020, 40(7): 133-142.

DOI

[ZHOU X H, ZHOU Z H, GAO Y.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of leading industries in Western Hunan.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7): 133-142.]

DOI

[4]
NIU J J, MAO C M, XIANG J.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research 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Anhui province, China.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4, 158: 111341, Doi: 10.1016/j.ecolind.2023.111341.

[5]
YANG Q, LIU G Y, LI H, et al. Understanding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otential: The rol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slope gradient limits.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4, 912: 169001, Doi: 10.1016/j.scitotenv.2023.169001.

[6]
WU Z N, ZHANG X W, GUO X, et al. Emergy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value of water and soil resources in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 land based on energy analysis.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2, 145: 109692, Doi: 10.1016/j.ecolind.2022.109692.

[7]
郎宇, 王桂霞. 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突破路径.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1): 29-48.

DOI

[LANG Y, WANG G X. The logical mechanism and breakthrough path for the activ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value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1): 29-48.]

DOI

[8]
谢贤胜, 陈绍志, 赵荣.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逻辑: 基于自然资源领域87个典型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10): 2504-2522.

DOI

[XIE X S, CHEN S Z, ZHAO R. The practical logic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A study of grounded theory based on 87 typical cases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10): 2504-2522.]

[9]
胡彩娟. 打开“两山” 转化通道的浙江实践、现实困境与破解策略. 农村经济, 2020, (5): 83-90.

[HU C J. Zhejiang's practice, realistic dilemma and solving strategies of opening the transformation channel of "Two Mountains". Rural Economy, 2020, (5): 83-90.]

[10]
崔丹, 卜晓燕, 徐祯, 等. 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估及影响机理. 地理学报, 2021, 76(10): 2489-2503.

DOI

[CUI D, BU X Y, XU Z, et 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impact mechanism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source-based citi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10): 2489-2503.]

DOI

[11]
TENG Y Y, ZHENG J Z, LI Y C, et al. Optimiz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s for industrial clusters: Insights from a simula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4, 200: 123170, Doi: 10.1016/j.techfore.2023.123170.

[12]
保继刚, 陈苑仪, 董宇恒. 普洱茶产业发展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 以云南省易武镇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8): 1941-1954.

DOI

[BAO J G, CHEN Y Y, DONG Y H. Mechanism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Pu'er tea industry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Yiwu, Yunna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8): 1941-1954.]

[13]
SÁNCHEZ-GARCÍA E, MARTÍNEZ-FALCÓ J, MARCO-LAJARA B, et al. Revolutioniz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through new technologies: A New Era of sustainable progress.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 Innovation, 2024, 33: 103509, Doi: 10.1016/j.eti.2023.103509.

[14]
宋永永, 薛东前, 马蓓蓓, 等. 地理学视角下中国文化产业研究进展与展望. 经济地理, 2021, 41(11): 129-140.

[SONG Y Y, XUE D Q, MA B B, et al. Res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11): 129-140.]

[15]
张广海, 董跃蕾, 刘二恋. 新时代旅游资源协同开发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组态路径分析.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2): 259-273.

DOI

[ZHANG G H, DONG Y L, LIU E L. Configuration path analysis of tourism resources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n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2): 259-273.]

[16]
LI M J, HUANG K, XIE X Y, et al. Dynamic evolu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logistics industry.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4, 159: 111728, Doi: 10.1016/j.ecolind.2024.111728.

[17]
SHI R B, GAO P F, SU X F, et al. Synergiz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stud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green innovation in Chinese region. Resources Policy, 2024, 88: 104451, Doi: 10.1016/j.resourpol.2023.104451.

[18]
窦睿音, 张生玲, 刘学敏. 中国资源型城市“三生系统” 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统计与决策, 2021, 37(2): 98-102.

[DOU R Y, ZHANG S L, LIU X M. Study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ansheng system" in China resource-based cities. Statistics & Decision, 2021, 37(2): 98-102.]

[19]
LU C P, FENG Q. The influence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industrial ecology a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China.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24, 206: 107649, Doi: 10.1016/j.resconrec.2024.107649.

[20]
刘腾, 刘祖云. 生态乡村建设: “生态产业化” 与“产业生态化” 双向互构的逻辑: 基于南京市竹镇的个案分析.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4(2): 51-62.

[LIU T, LIU Z Y. Eco-village construction: A study on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ecology":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Zhuzhen town, Nanjing.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 24(2): 51-62.]

[21]
陶表红, 焦庚英, 叶清. 发展农业休闲旅游以促进新农村建设探讨: 以江西为例. 上海经济研究, 2007, 19(6): 99-103.

[TAO B H, JIAO G Y, YE Q. Research on new rural construction by developing rural travel: A case study of Jiangxi province. Shanghai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19(6): 99-103.]

[22]
何龙斌.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基本逻辑、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农村经济, 2024, (1): 64-73.

[HE L B.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Basic logic, intrinsic mechanism and paths. Rural Economy, 2024, (1): 64-73.]

[23]
周五七.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动态评价及其空间特征分析. 经济体制改革, 2022, (5): 67-74.

[ZHOU W Q. Dynamic evaluation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2022, (5): 67-74.]

[24]
孙钰, 武占云, 姜宁宁, 等. 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的时空溢出效应及驱动因素. 城市问题, 2022, (7): 43-53.

[SUN Y, WU Z Y, JIANG N N, et al. Research on spatial-temporal spillover effect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Urban Problems, 2022, (7): 43-53.]

[25]
任保平, 杜宇翔. 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耦合协同关系.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1, 31(2): 119-129.

[REN B P, DU Y X.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1, 31(2): 119-129.]

[26]
于贵瑞, 杨萌. 自然生态价值、生态资产管理及价值实现的生态经济学基础研究: 科学概念、基础理论及实现途径. 应用生态学报, 2022, 33(5): 1153-1165.

DOI

[YU G R, YANG M. Ecological economics foundation research on ecological values, ecological asset management, and value realization: Scientific concepts, basic theories, and realization paths.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22, 33(5): 1153-1165.]

[27]
张百婷, 冯起, 李宗省, 等. 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进展与典型案例剖析. 地球科学进展, 2024, 39(3): 304-316.

DOI

[ZHANG B T, FENG Q, LI Z X, et al. Advances and typical cas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product realization in China.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24, 39(3): 304-316.]

DOI

[28]
MÄLER K G. Development,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ir management: A study of complex dynamic system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0, 44(4-6): 645-665.

[29]
简新华, 杨艳琳. 产业经济学(2版).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12.

[JIAN X H, YANG Y L. Industrial Economics (2nd ed).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

[30]
付晨玉, 杨艳琳.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发展质量测度与评价.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3): 3-25.

[FU C Y, YANG Y L.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20, 37(3): 3-25.]

[31]
CHALUPA P. Synergetic conception of regional population and social-democratic processes taking place in the Czech Republic. GeoJournal, 1993, 31(4): 435-438.

[32]
陈劲, 阳银娟, 刘畅. 融通创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探索. 创新科技, 2020, 20(2): 1-9.

[CHEN J, YANG Y J, LIU C.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o-innovation. Inno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0, 20(2): 1-9.]

[33]
ARIKEN M, ZHANG F, LIU K, et 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Yanqi Basin based on multi-source remote sensing data.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0, 114: 106331, Doi: 10.1016/j.ecolind.2020.106331.

[34]
王淑佳, 孔伟, 任亮, 等. 国内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误区及修正.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3): 793-810.

DOI

[WANG S J, KONG W, REN L, et al. Research on misuses and mod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in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3): 793-810.]

[35]
杨宇, 郭越, 樊杰, 等. 能源地理研究的发展与展望. 地理学报, 2024, 79(1): 147-170.

DOI

[YANG Y, GUO Y, FAN J, et al.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the study of energy geographi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4, 79(1): 147-170.]

DOI

[36]
师应来, 赵一帆, 肖烯岚. 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统计与决策, 2024, 40(1): 119-124.

[SHI Y L, ZHAO Y F, XIAO X L. Study on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istics & Decision, 2024, 40(1): 119-124.]

[37]
王业强, 郭叶波, 赵勇, 等. 科技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 理论基础与中国实践. 中国软科学, 2017, (11): 86-100.

[WANG Y Q, GUO Y B, ZHAO Y, et al.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driven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oretical basis and Chinese practice. China Soft Science, 2017, (11): 86-100.]

[38]
李洋, 孙志刚, 刘恩媛, 等.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中国区域种养结构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5): 1149-1162.

DOI

[LI Y, SUN Z G, LIU E Y, et al.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regional structure about crops and livestock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5): 1149-1162.]

DOI

[39]
李晓华. 未来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和中国特色发展之路. 人民论坛, 2022, (13): 76-81.

[LI X H. The new trend of fu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road of development with China characteristics. People's Tribune, 2022, (13): 76-81.]

[40]
陈宇科, 刘蓝天, 董景荣. 环境规制工具、区域差异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系统GMM和动态门槛的中国省级数据分析. 科研管理, 2022, 43(4): 111-118.

[CHEN Y K, LIU L T, DONG J 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n analysis of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based on the system GMM and dynamic threshold.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2022, 43(4): 111-118.]

[41]
李欣, 王玉兰.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专精特新企业的数据分析.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 (3): 26-31.

[LI X, WANG Y L.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tax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xperience of specialized enterprises. Journal of Technic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24, (3): 26-31.]

[42]
庄淑蓉, 严祥, 陈睿山. “公地悲剧” 的研究进展及其对资源可持续治理的启示.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6): 1651-1666.

DOI

[ZHUANG S R, YAN X, CHEN R S. Progress in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governance of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6): 1651-1666.]

[43]
卢青, 郭鑫鑫, 郑石明. 政府环境治理能力: 影响因素及其评价体系.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49(2): 87-95.

[LU Q, GUO X X, ZHENG S M.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bility: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valuation system.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20, 49(2): 87-95.]

[44]
李强, 唐幼明, 谢舟涛. 多元共治视角下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长效机制研究. 中国管理科学, 2024, https://doi.org/10.16381/j.cnki.issn1003-207x.2022.1778.

[LI Q, TANG Y M, XIE Z T. A research on long-term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co-governance.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24, https://doi.org/10.16381/j.cnki.issn1003-207x.2022.1778.]

[45]
舒小林, 闵浙思, 郭向阳, 等. 省域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 经济地理, 2024, 44(1): 197-208.

DOI

[SHU X L, MIN Z S, GUO X Y, et 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touris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44(1): 197-208.]

DOI

[46]
刘海龙, 王改艳, 张鹏航, 等. 汾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及协调影响力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3): 640-667.

DOI

[LIU H L, WANG G Y, ZHANG P H, et al.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coordination influenc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in Fenhe River Basi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3): 640-667.]

[47]
杨秀敏, 耿静, 徐游, 等. 基于TOPSIS模型的海南岛土地综合承载力时空变化及障碍度诊断. 生态学报, 2022, 42(22): 9324-9334.

[YANG X M, GENG J, XU Y, et al. Spatio-temporal change and obstacle degree diagnosis of comprehensive land carrying capacity in Hainan Island based on TOPSIS model.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2, 42(22): 9324-9334.]

[48]
王劲峰,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 地理学报, 2017, 72(1): 116-134.

DOI

[WANG J F, XU C D. Geodetector: Principle and prospectiv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1): 116-134.]

DOI

[49]
李小娟, 万大娟. 湘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性研究: 以湖南省怀化市为例. 经济地理, 202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3.1126.K.20231107.1319.002.html.

[LI X J, WAN D J. A study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Western Hunan province: A case study of Huaihua city.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3.1126.K.20231107.1319.002.html.

[50]
周立华, 刘洋. 中国生态建设回顾与展望. 生态学报, 2021, 41(8): 3306-3314.

[ZHOU L H, LIU Y. Review and prospect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1, 41(8): 3306-3314.]

[51]
谢花林, 李致远.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主体协同机制与路径.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12): 2933-2949.

DOI

[XIE H L, LI Z Y.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and path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12): 2933-2949.]

[52]
刘方正, 张鹏, 张玉波, 等. 基于人工地物时空变化的自然保护区空间近邻效应评估: 以沙坡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0): 1105-1113.

DOI

[LIU F Z, ZHANG P, ZHANG Y B, et al. Assessment of the space neighborhood effect on nature reserves based on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artificial objects: A case study on Shapotou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Biodiversity Science, 2017, 25(10): 1105-1113.]

DOI

[53]
王伟, 周越, 田瑜, 等. 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进展. 生物多样性, 2022, 30(10): 52-65.

[WANG W, ZHOU Y, TIAN Y, et 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research in protected areas: A review. Biodiversity Science, 2022, 30(10): 52-65.]

[54]
周少甫, 陈亚辉.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视角. 工业技术经济, 2022, 41(5): 111-121.

[ZHOU S F, CHEN Y H.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 upgrading.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22, 41(5): 111-121.]

[55]
王胜鹏, 滕堂伟, 夏启繁, 等.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特征及其创新驱动机制. 经济地理, 2022, 42(7): 33-43.

DOI

[WANG S P, TENG T W, XIA Q F, et al.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7): 33-43.]

DOI

[56]
邵佳, 冷婧. 湖南武陵山片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 经济地理, 2022, 42(9): 87-95.

DOI

[SHAO J, LENG J. Types and spatial patter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Wuling Mountainous Area of Hunan.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9): 87-95.]

DOI

[57]
代亚强, 张玥, 柯新利, 等. 耕地利用转型与县域城镇化的耦合作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河南省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1): 206-227.

DOI

[DAI Y Q, ZHANG Y, KE X L, et al. Coupling interac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ition and county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in Henan provin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1): 206-227.]

[58]
黄昕, 陈进. 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以湘西地区为例. 经济地理, 2023, 43(10): 201-210.

DOI

[HUANG X, CHEN J.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touris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Western Hunan.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3(10): 201-210.]

DOI

[59]
乔家君, 肖杰. 黄河中下游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43(3): 417-433.

DOI

[QIAO J J, XIAO J. Spatial patter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4, 43(3): 417-433.]

DOI

[60]
王兆峰, 邱梦真. 长三角城市群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4, 52(4): 1-14.

[WANG Z F, QIU M Z.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infrastructure-tourism economy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4, 52(4): 1-14.]

[61]
邓宗兵, 肖沁霖, 王炬, 等. 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 地理学报, 2024, 79(4): 971-990.

DOI

[DENG Z B, XIAO Q L, WANG J, et al.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4, 79(4): 971-990.]

DOI

[62]
赵建吉, 刘岩, 朱亚坤, 等. 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资源科学, 2020, 42(1): 159-171.

DOI

[ZHAO J J, LIU Y, ZHU Y K, et al.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1): 159-171.]

DOI

[63]
阮文奇, 张舒宁, 李勇泉, 等. 中国赴泰旅游需求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旅游学刊, 2019, 34(5): 76-89.

[RUAN W Q, ZHANG S N, LI Y Q, et al.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s tourism demand to Thailand. Tourism Tribune, 2019, 34(5): 76-89.]

[64]
范庆泉, 储成君, 高佳宁.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6): 84-94.

[FAN Q Q, CHU C J, GAO J N.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0(6): 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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