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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0 >Issue 5: 1344 - 1362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513

其他研究论文

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权衡/协同关系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 马国斌 , 1 ,
  • 吴彬 , 1 ,
  • 王鹏程 1 ,
  • 陆汝成 1, 2 ,
  • 蒋恺 1
展开
  • 1.南宁师范大学自然资源与测绘学院，南宁 530100
  • 2.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宁 530100
吴彬（1986-），男，安徽安庆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管理研究。E-mail:

马国斌（2000-），男，广西梧州人，硕士，主要从事土地资产核算与评价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4-05-27

  修回日期: 2024-09-25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6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6104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6104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61047)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桂科ZY23055016)

收起

The trade-off/synergy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es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assets: A case study of Guangxi, Southwestern China

  • MA Guo-bin , 1 ,
  • WU Bin , 1 ,
  • WANG Peng-cheng 1 ,
  • LU Ru-cheng 1, 2 ,
  • JIANG Kai 1
Expand
  • 1. School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100,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 Change and Resources Use in Beibu Gulf,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nning 5301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5-27

  Revised date: 2024-09-25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6

Fold

摘要

探究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权衡/协同关系是保障农户生计，支撑自然生态系统管理与助推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实现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以网格作为耕地资源资产核算单元，阐释“经济—社会—生态”耕地资源资产权衡协同机理，进一步明晰广西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结果，利用空间叠置法、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以及PPF曲线等方法，综合研究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权衡协同关系下的空间异质性、相互关系及最优作用组合。结果表明：（1）广西耕地资源资产总价值高达128375.19亿元，三项价值占比中生态价值（62.76%）>社会价值（32.98%）>经济价值（4.26%），且均呈中部高的空间分布特征。（2）耕地资源资产各项价值间以集聚于桂中区域的强权衡与低协同关系为主，高协同、弱权衡面积占比分别为18.45%、9.43%。（3）大部分地市经济与社会价值间的关系表现出协同增强过载趋势，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的权衡减效趋势较相似。因此，提出差异化的价值协同提升建议可推动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挖掘与显化，促进耕地资源价值经济供给、社会保障、生态保护实现协调增益，为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理论与实践提供全新思路和技术支撑。

关键词： 耕地; 资源资产价值; 权衡与协同; 生产可能性边界; 网格尺度

本文引用格式

马国斌 , 吴彬 , 王鹏程 , 陆汝成 , 蒋恺 . 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权衡/协同关系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5) : 1344 -1362 . DOI: 10.31497/zrzyxb.20250513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ade-offs and synergies among the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a critical consideration for ensuring farmers' livelihoods, supporting natural ecosystem management, and promoting integrat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groforestry systems. The study employs grids as accounting units for these resources, elucidating the economic-social-ecological trade-off/synergy mechanisms. It further clarifies the accounting results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assets in Guangxi. The research utilizes methods such as spatial overlay, Spearman correlation, and the PPF model to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terrelationships, and optimal combinations under the trade-off/synergy relationship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asset valu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otal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n Guangxi is estimated at 12837.519 billion.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values, ecological value (62.76%) exceeds both social value (32.98%) and economic value (4.26%), with all demonstrating pronounce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entral part. (2) The value of these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assets primarily stems from a strong trade-off and low synergy relationship concentrated in Guangxi's central region, while areas exhibiting high synergy and weak trade-off constitute 18.45% and 9.43%, respectively. (3) In most ci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nd social values tends to be synergistically enhancing, even overloaded, with a similar trend observed between economy-ecology and society-ecology trade-offs. Consequently, it is advisable to advocate for the recognition and articulation of the value inherent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assets by introducing tailored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value synergy. Such an approach can offer novel perspectives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bot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 value accounting.

Key words： cultivated land; the value of resource assets; trade-off/synergy; 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 grid scale

耕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保障的支撑本底，遏制耕地退化、挖掘耕地价值是实现联合国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Land Degradation Neutrality，LDN）目标的重要环节之一。《耕地保护法（草案）》支持鼓励开展耕地资源资产核算工作及其生态产品实现路径的多样化发展。但耕地价值挖潜与价值实现机制的堵点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究其原因在于耕地资源资产价值在政府、社会、农户层面未得以充分显化[1,2]。因此，准确核算微观网格尺度下的耕地资源资产价值，厘清各项价值间权衡协同关系，可有效贴合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的需求，对实现耕地精细化管理、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切身利益以及健全完善耕地补偿标准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耕地资源资产核算起源于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SEEA）[3]。起初侧重于农用地定级评价、耕地资源界定、耕地资产价格测算[4]，自2013年提出探索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Natural Resource Balance Sheet，NRBS）后，耕地逐渐成为自然资源资产研究的热点[5]。从价值构成关系上看，耕地系统内部的自然、生产、社会要素间的互馈效应导致了耕地价值构成的复杂性与交互性[6,7]，推动了耕地价值核算的规则和框架从原先无显化价值到单一价值，进而向多层次综合价值发展演化，重点逐渐转至生态系统服务、社会稳定保障和综合服务功能评价[8]。以“人—地”价值视角为切入点，耕地价值正是其功能货币量的显化反映[9,10]。但当前耕地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共存性尚欠深究，因耕地不同用途间的关联性而导致耕地价值被高估的问题仍需解决。在核算方法上，经济价值核算经过多年理论研究和实践验证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市场比较法[11]、数学模型构建法[12]和收益还原法[13]等评估核算方法；生态价值核算方法包括主观评价法[14,15]、能值分析法[16]、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17]以及生态损益资产评估[18]，其中以当量因子法、影子工程法、成本替代法为主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方法应用最为广泛[19]；耕地社会价值核算主要从社会保障功能出发，运用市场替代法[20]、机会成本法[21]进行价值评估。针对耕地资源生态和社会价值核算存在核算标准不明、核算子项界定不清等问题，耕地资源资产价值的核算尺度、核算体系、核算方法亟待深化探索[22]。
当前国内外权衡/协同研究从单一生态系统服务逐步深化至多情景下生态系统价值间关系研究[23,24]，部分学者基于土地多功能角度，运用相关系数等模型方法初步梳理土地生产—生活—生态功能之间权衡/协同关系[25,26]，并逐渐沿用了空间自相关、生态系统服务簇、PPF曲线等研究方法[27⇓-29]，为探索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作用关系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但针对耕地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间的权衡/协同关系研究较少。随着人们对耕地价值的认知与需求逐渐转变，权衡/协同关系的研究突破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土地多功能的范畴，探索并揭示耕地资源经济—社会—生态价值间的权衡抑制与协同促进关系，致力于多元价值关系的探析已然成为统筹推进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核算体系构建的前提。现有功能价值的权衡/协同方法大多源自生态系统服务领域，将其沿用至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领域，融合统计学、经济学数理模型表征耕地资源资产价值的权衡关系与空间效应鲜有研究。此外，中国现有自然资源资产研究的核算尺度主要聚焦于全国、东北粮食主产区、长江中下游等宏观层面，以乡村、地块、网格等微观核算单元的研究逐渐成为资源资产价值研究尺度新的突破点[30⇓-32]。
鉴于此，本文围绕“经济—社会—生态”搭建起“功能价值—功能服务流—价值协同”三层级的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核算层级机制，探索网格尺度的价值核算体系，剖析耕地资源三项价值间权衡/协同关系的空间效应、均衡状态及其空间作用关系，拓展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领域的尺度效应，并丰富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的相关性研究，为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决策参考和数据支持。

1 耕地资源资产核算权衡协同机理

耕地是自然土壤发育形成并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含耕作层土壤表面及其以上和以下的大气、基础地质、水文与植物，还包含这一地域范围内过去和现在人类活动的自然历史综合体，兼具农业生产、生态保护以及社会保障功能。“资源—资产—资本”是耕地价值显化的必经之路[33]，基于生态文明、环境承载力理论、地租地价以及外部性原理，阐明耕地资源实物产品与衍生服务的基本内容，在利用或发挥功能服务的过程中直接孕育出了生态价值，与耕地资源的经济增值性和社会性相结合构成其价值本底[2]，实现了耕地从资源转变为“经济—社会—生态”资产的过程。其中，耕地经济价值以生产功能为支撑，即耕地农业生产能力所提供的经济产出效益；生态价值依赖于耕地生态功能，是人类社会在耕地资源系统生态调节与涵养净化能力作用下获得的服务价值；社会价值是耕地生活功能的映射，指耕地系统的物质资源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就业、粮食安全等方面的社会功能，由此转化成的间接价值[34]。经济、生态、社会价值是耕地资源固有的本质属性，三者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生产、生态、生活功能的互馈响应，在系统运转流畅下各功能可协调增益，而一旦某项功能挖掘过量，系统运转受阻，余下两项功能则产生拮抗效应。
耕地资源资产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是在自然、生产、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种基础属性，并通过功能挖掘、价值显化、市场实现等方式予以体现，其价值量的高低取决于特定耕地利用方式下各项功能发挥的程度高低，不同的耕地利用方式对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影响差异较为显著，以生产性为目的的耕地用途其经济价值偏大于生态、社会价值，以非生产性为目的的耕地用途其生态价值居高，在特定区域下用以战备、贮粮、基建的耕地资源其社会价值显化最充分，而资源资产价值显化至社会、个人效益则须以资源功能为桥梁，形成“自然资产—资源功能—服务效益”的链式结构。将耕地资源功能作为一种“流”的存在，意味其本身具有“自流性、适应性与循环性”的特点，依托于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的特性进行物质生产发展、社会效益流动、生态功能传导的过程[25]，塑造出供应服务、承载生物等6大功能服务，且以资产单元核算的形式将存量资产转为流量价值并加以显化[19]。确保“经济—社会—生态”价值协调均衡是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充分显化与挖潜的必要条件，人类需求、耕地开发以及产能挖掘三个方面作为价值协同的构建前提，明确了生态补充、粮食销售以及社会稳定等9项价值实现和显化的路径要求，并深刻探析了各项价值间的权衡协同效应产生的原因与过程机制效应这一关键问题，具体表现为耕地经济价值的高产出首先需要依存于特定耕地利用方式下的生态本底，通过绿色转型、增施化肥、科技投入等手段提升耕地生产功能，这种较优水平的耕地利用方式将反哺促进耕地生态功能提质，生态的哺育必将有利于耕地经济效益的产出与社会稳定的维系，生产高效益与生活高品质又以食物保障、人居安全等方式有效显化耕地的社会价值，进而促使经济、社会、生态实现三赢协同。反之，若耕地利用粗放、盲目追求耕地产能增加，必将引致耕地生态环境劣化，社会需求无法满足，弱化了耕地社会稳定与保障的价值凸显；同理，生态管制过严或社会固化过高，将会降低社会产业升级、经济结构优化的效率，阻碍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导致耕地社会与经济价值的权衡损益效应逐渐变强。综上，推行节约集约化、绿色减碳化的耕地利用方式可依托于提质改造、退林还耕的方式优先夯实耕地的生态价值本底基础，按照粮食高产、结构稳定的目标导向有效强化耕地经济价值可持续挖潜的动能，遵循粮食安全、民生幸福的原则科学深挖社会价值的福祉效益三种主要途径实现耕地资源资产价值的协同增益。
鉴于此，本文梳理出“功能价值—功能服务流—价值协同”逻辑框架，探究广西耕地资源资产价值及其权衡协同关系（图1）。其中功能价值层作为价值核算的本底和支撑，是耕地内部功能属性与外部经济社会条件直接或潜在价值显化的结果；功能服务流是以一种“流”的形式，将以价值为基础的功能发挥出资产核算处理、价值显化、协同关系初步研究的承上启下作用；而价值协同层作为机制的目标导向，展现出耕地各项价值的显化要求与权衡协同的因果机制，搭建起“权衡效应—权衡弱化—协同效应—协同目标”的路径优化过程，是对功能价值层与功能服务流进一步深化的理论演绎，厘清三项价值之间权衡/协同的空间效应与边界关系，创新资源资产价值权衡/协同研究机制，体现了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的科学性。
图1 耕地资源资产核算权衡协同逻辑框架

Fig. 1 Hierarchical diagram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asset accounting relationship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中国南部，属于沿海地区（图2），陆地区域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较少，喀斯特地貌广泛分布于广西各市，总体呈西北高—东南低走向。作为西部华南地区粮食供应省份之一，广西耕地资源质量等别为8~12等，农业生产潜力处于中等偏低水平。2023年广西耕地面积为328.08万hm2，占全区总面积的13.80%，较2009年减少109.61万hm2；粮食作物产量高达1393.1万t，同比增长6.6万t。综合广西耕地资源稀缺性与粮食生产供给的价值潜力，核算广西耕地资源资产价值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图2 研究区域示意图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udy area (Guangxi, Southwestern China)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2.2.1 核算单元确定

考虑到问卷数据、野外采样数据和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的最新时效为2022年，为确保各项数据的获取周期相一致，本文将2022年设定为核算时点。从2022年广西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30 m×30 m）中提取耕地，为进一步细化核算对象范围大小和提高地块图斑核算精度，综合考虑以ArcGIS 10.8的“创建渔网”工具划定1 km×1 km、100 m×100 m为单元的区域网格数量过少或过多，使数据精度偏小或数据冗余度过高，不利于耕地网格价值挖掘与提升。因此，本文设定500 m×500 m为基准，共划分8472个单元网格作为基本核算单元，数据体量和核算精度均处于较佳水平。

2.2.2 数据获取处理

核算所需的八项数据包括土地利用、气象、地形、农业基础数据、社会经济数据、生态碳、土壤属性以及其他补充数据（表1）。其中有机质、pH值、全量氮磷钾等土壤数据来源于2022年7-11月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中实地采样于百色、崇左、南宁、桂林等10个地市共858个土壤样点，利用采样数据进行随机森林模型预测赋值到各网格。经检验，土壤各项指标的预测模型拟合优度均超过60%，预测模型较为稳健且效果良好，表明土壤预测数据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表1 数据来源汇总

Table 1 Data source summary

数据名称 数据内容及测定 数据来源 精度/m
土地利用、
气象数据		 土地利用现状栅格数据（耕地数量及分布）、年平均气温、降水和蒸散量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 30
地形数据 DEM数据、地貌类型、地形部位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geodata.cn） 30
农业基础
数据		 农业从业人口、人口资源承载力、灌溉排水条件、土壤有机质、pH值、全量氮磷钾的市场价格 2022年《广西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及政府部门公告、地方乡镇日志、问卷调研 —
社会经济
数据		 两性人口、农村居民收入及耕地收入情况、平均月保险费、劳动人员培训费、就业培训时间及人均医、路、文、教财政支出 2022年《广西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及政府部门公告、地方乡镇日志、问卷调研 —
生态碳数据 土壤年固碳水平、固碳交易价格、
植被净生产力、氧气销售价格		 MODIS（https://lpdaac.usgs.gov/） 30
其他补充
数据		 ① 耕地污染治理修复支出
② 耕地地力破坏整治费
③ 耕地占用税
④ 耕地保护费
⑤ 农民最低生活水平		 ①② 参考政府访谈所得土壤治理修复费用及《污染整治费收费办法》，③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④ 参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各地最新标准，⑤ 参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结合问卷调研情况，对五项费用作平均处理后设定唯一值 规范政
策结合
问卷调
查结果
土壤属性 有机质：容量法 参考《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区域地球化学样品分析方法》对表层土壤（0~20 cm）进行布点采集土壤样品，按“S”或“X”型采集3~5个分样点样品并进行混合后装入干净结实的棉布土壤样品袋即可。同时参考广西土壤环境监测数据库、广西耕地质量等级数据库 实地
采样
pH：pH计电极法
全氮：半微量凯氏定氮法
全磷：NAOH熔融—钼锑抗比色法
全钾：NAOH熔融—火焰分光光度法
土壤质地 在采样土壤肥力指标时，对土壤质地进行记录
耕作层厚度 对表层土壤挖掘时，测定地表到下伏层土壤的距离
因农业基础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可获性较低，需结合问卷调研结果进行数据补充和验证。问卷主要设定有农田设施配套状况、耕地污染治理与保护补贴费、农民耕作意愿及农业技术掌握情况等内容，研究小组于2023年9-11月在百色、贵港、南宁及崇左等12个地市就36个村的2022年耕地利用现况进行问卷调查，共获720份有效问卷。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补充验证已有的面板数据，将校对核验的各乡镇面板数据转化为矢量点数据，运用ArcGIS 10.8地统计分析中的普通克里金插值得到广西全域农业基础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分值图，最终进行网格化处理获得每个网格单元的农业、社会经济数值。

2.3 研究方法

2.3.1 核算方法

以生产、生活、生态功能为传导开展耕地经济、社会、生态价值核算是将耕地资源功能进行资产价值显化，并在单一资产网格中实现存量价值到流量资产的转变。指标选取合理性与方法科学性主要参考已有的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研究，经济价值核算方法重点参考钟骁勇等[35]的研究。首先基于迈阿密模型计算结果，将Yt和Yp中的最小值作为核算单元的气候生产潜力（CPP），同时参考《耕地质量等级》（GB/T33469-2016）及《耕地地力评价技术规程》（DB11/T1083-2014），选取DEM、地貌类型、地形部位、土壤质地、耕层厚度、土壤有机质、pH值、全量氮磷钾构建耕地产能评价指标体系，再由隶属度模型计算出耕地质量综合分值（LQI），最后运用改进收益还原法核算耕地经济价值（表2）。耕地资源社会稳定价值主要体现在国家粮食保障及供给安全[36]，社会保障价值是对农民基本生活需求及就业问题的保障程度[37]。而城乡经济及区域协调发展对耕地的依赖性不断增强，追求更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要求深度挖掘耕地社会价值，故本研究增加社会服务价值以补充深化耕地资源社会价值内涵属性，充分反映耕地资源对农村医疗、教育、交通以及村庄文化等村庄建设的资源承载和服务能力[38]（表3）。耕地资源生态价值核算考虑到过度集约利用和农药施肥过度所造成耕地产能不升反降的情况，生态价值应为生态服务总价值扣除生态修复、生态维系耗费损失的价值量[39]（表4）。
表2 耕地资源经济价值公式

Table 2 List of economic value accounting formulas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名称 公式 公式释义 序号
迈阿密
模型		 Y t = 3000 1 + e 1.315 - 0.119 t ； Y p = 3000 1 - e - 0.000664 p 迈阿密模型可通过年均气温与年均降雨量所得的实际蒸散量估算区域作物的产量潜力。式中：Yt是由年均气温计算的生产潜力（t/km2）；Yp是由年均降水量计算的生产潜力（t/km2）；t是年气温（℃）；p是年降水量（mm） （1）
隶属度
模型		 LQI=Fi×Ci 隶属度模型是根据隶属度函数及其拐点值，按照集成条件函数所得隶属度开展耕地质量评价。式中：LQI为耕地质量综合指数；Fi为第i个指标的隶属度；Ci为第i个指标的权重 （2）
经济价值 V F = C P P × L Q I × A C C - A C P r VF为耕地经济价值（元/hm2）；ACC为农产品生产价格（元）；ACP为农产品销售价格（元）；r为土地收益还原率（%），本文取5% （3）
表3 耕地资源社会价值核算公式

Table 3 List of social value accounting formulas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一级类 二级类 公式 公式释义 序号
社会稳
定价值		 粮食安
全稳定VS1		 V S 1 = T + C s × A / r T为占用耕地补偿费（元/亩，1亩≈667 m2）；Cs为单位面积耕地年度保护费（元/亩）；A为网格单元耕地面积（m2） （4）
城乡收
入差距
稳定VS2		 V S 2 = I c , t - I r , t - I c , t - 1 - I r , t - 1 × P r × k / r Ic,t为t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元）；Ir,t为t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元）；Pr为农业从业人口数（人）；k为修正指数（k=Ii/Io）；Ii为农村人均耕地年净收入（元/人/亩）；Io为农村人均年净收入（元/人） （5）
公共安
全稳定VS3		 V S 3 = S s × P r × k / r Ss为人均公共安全稳定的保障支出（元/人） （6）
社会保
障价值		 养老
保障VS4		 V S 4 = Y x m × m + Y x w × w                     × M i / M o / A x × A × k Yxm指x年龄男性保险费所缴金额（元）；Yxw指x年龄女性保险费所缴金额（元）；m为男性人口占比；w为女性人口占比；Mi为农民最低生活水平（元）；Mo为平均月保险费（元/月）；Ax为人均耕地面积（亩/人） （7）
就业
保障VS5		 V S 5 = P x × A × f × 1 - 1 + r - n / r Px为单位耕地面积的人口资源承载力；f为劳动人员年均培训费（元/年）；n为人均就业培训时间（小时/人）。其中，人口资源承载力是通过人口承载力模型加以测算 （8）
社会服务价值 医、路、文、教
各项服务
价值VS6		 V S 6 = S m × P r × k / r + S e × P r × k / r   + S t × P r × k / r + S c × P r × k / r Sm为居民人均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元/人）；Se为人均教育发展财政支出（元/人）；St为人均道路运输财政支出（元/人）；Sc为人均文化振兴财政支出（元/人） （9）
社会
价值		 — V S = V S 1 + V S 2 + V S 3 + V S 4 + V S 5 + V S 6 （10）
表4 耕地资源生态价值核算公式

Table 4 List of ecological value accounting formulas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一级类 二级类 公式 公式释义 序号
固碳释氧
价值		 固碳功能
价值量VE1		 V E 1 = A × 1.63 R c × B + F c × C c / r 碳税法Rc为二氧化碳含碳率（%），取值27.27%；B为耕地年净产能（t/hm2，与耕地产能相同CPP×LQI）；Fc为单位耕地面积的土壤年固碳水平（t/hm2）；Cc为固碳交易价格（t CO2e，用碳交易市场碳汇价格计算） （11）
土壤释氧
价值量VE2		 V E 2 = 1.19 × A × B × C o / r 采用生产成本法核算，Co为氧气销售价格（元/L） （12）
水源涵养
价值		 水源涵养VE3 V E 3 = P - E T × P w × A i 根据广西水库工程的蓄水成本核算耕地资源水源涵养价值，采用水量平衡模型同步计算，式中：P为年总降雨量（mm）；ET为蒸散量（mm/天）；Pw为水库库容造价（元/m3），结合问卷访谈结果以及广西实际设定为0.67元/m3；Ai为区域耕地面积（hm2） （13）
土壤保持
价值		 土壤保持VE4 V E 4 = ∑ Q s m × Q e i × P e i Qsm为土壤保持量（t/hm2）；Qei为土壤中全氮TN、全磷TP、全钾TK、有机质M四种土壤肥力指标，Pei为TN、TP、TK、M的价格（元） （14）
生态修复
维系治理
耗费		 环境污染治理耗费VE5 V E 5 = C e × A / r Ce为单位面积耕地污染治理修复支出
（元/hm2）		 （15）
土质损毁治理耗费VE6 V E 6 = C d × A / r Cd为单位面积耕地地力破坏整治费（元/hm2） （16）
生态价值 — V E = V E 1 + V E 2 + V E 3 + V E 4 - V E 5 - V E 6 （17）

2.3.2 权衡/协同等别划分

空间叠置法可表征静态时点下多种价值服务间权衡/协同关系的理想状态与主导价值，直观清晰地刻画出权衡与协同关系的空间异质性[40]。参考文献 [40,41]，首先，分别对“经济—社会—生态”价值的栅格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自然间断点法将各项价值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表5），编号依次为3、2、1；其次，将标准化并分级编号的三项价值栅格数据进行空间叠置（ID=经济价值×100+社会价值×10+生态价值；ID指三位数代码，每个代码序列均为1、2、3任意组合形成）；最后按照不同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的权衡协同划分强权衡、弱权衡、高协同、低协同四种关系等别，将空间叠置的价值服务组合结果归类至对应的关系等别（表6）。强权衡为1种价值服务强而其他价值较低的情形，弱权衡为2种价值服务强而其余服务较低，高协同为3种价值服务能力均达到中级及以上的情形，低协同为3种价值服务均为中级及以下。
表5 耕地资源资产价值等别划分

Table 5 Classification of the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values

价值类型 高（编号：3） 中（编号：2） 低（编号：1）
经济价值 0.66~1.00 0.33~0.66 0~0.33
社会价值 0.23~1.00 0.15~0.23 0.02~0.15
生态价值 0.62~1.00 0.36~0.62 0~0.36
表6 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权衡协同划分标准及统计

Table 6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and statistics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asset value trade-off synergy

价值关系 关系等别 价值等别组合 代码组合
权衡 强权衡 1高2低
 311、113、131
1高1中1低 123、321、213、312、132、231
1高2中 322、232、223
弱权衡 2高1低 331、313、133
协同 高协同 3高 333
2高1中 332、323、233
3中 222
低协同 3低 111
2中1低 221、212、122
1中2低 211、121、112

2.3.3 权衡/协同相关性分析方法

（1）斯皮尔曼相关分析
以耕地功能服务权衡协同为参考，采用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研究广西耕地各项价值间的权衡/协同关系，描述经济、社会、生态单项价值与总价值的线性相关程度，并根据系数大小来判断两个变量间的关系强弱[42]。
R s X i , Y i = 1 - 6 × ∑ 1 n P i - Q i 2 / n n 2 - 1
式中： P i指 X i在序列中第k个次序；k为 X i的秩序； Q i为 Y i的秩序。相关系数为正（负）表示耕地两两价值间存在协同（权衡）关系，不显著则表示两种功能存在独立关系。
（2）生产可能性边界
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PPF）是经济学领域中用以描述既定资源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佳产量—投入组合曲线，能够量化两种要素间的利用潜力和过度问题，实现价值效益最优的均衡状态，现已逐渐被沿用至耕地功能系统权衡/协同研究[43]。首先对经济、生态、社会三项价值总量进行极值标准化处理，两两价值层间作除并求和，将所得价值量升序排序，由此确定最高耕地资源总价值的最佳组合，以该组合绘制PPF曲线，表示两类价值的最优资源配置状态。如图3所示，若该点在曲线上则为两种价值间的理想平衡组合，在曲线下方表示各项价值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挖掘，若落在曲线上方，意味着各项价值在既定技术投入水平下已达到超载发挥利用的水平。
图3 生产可能性边界概念

Fig. 3 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 concept

3 结果分析

3.1 耕地资源资产价值

广西耕地资源经济价值总量为5473.06亿元，平均单价为16.35万元/hm2，耕地资源资产单位经济价值呈现“由中部向四周递减”的特征（图4a）。由于广西耕地“非粮化”水平较高，高值区（270642.73~334282.67元/hm2）分布分散且范围较小，主要位于贵港、南宁、来宾、钦州、北海5个地市；低值区（29.10~67162.04元/hm2）集中分布于西部和北部地区，包括百色、崇左、河池、桂林4个地市。广西耕地资源社会总价值为42334.14亿元，平均单价为125.91万元/hm2，耕地资源资产单位社会价值空间格局特征与经济价值的分布大体相似，呈现“中部高—四周低”的分布特征（图4b）。耕地资源单位社会价值高值区（1799019.99~6758542.59元/hm2）分散度较高，主要集中分布于南宁、贵港、来宾，而低值区（125750.90~781453.89元/hm2）则分布于西南部和东北部的山地区域，说明广西耕地资源社会价值与地形梯度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权衡关系。广西耕地生态价值总量为80568.27亿元，耕地资源单位生态价值表现出“西部—南部高、北部—东部低”的空间格局（图4c），与经济价值间的空间布局存在负相关的分异特点。高值区（3642823.35~4960658.96元/hm2）位于百色、崇左、钦州、北海、玉林，低值区（101423.62~1263229.02元/hm2）分布在柳州、贵港、来宾、桂林4个地区。
图4 2022年广西耕地资源资产单位价值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 of unit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assets in Guangxi in 2022

广西耕地资源总价值量高达128375.19亿元，均值为387.10万元/hm2，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分别占比4.26%、32.98%、62.76%。广西耕地资源资产单位总价值的空间格局具体表现出“中部—西部高，北部—东部低”的分布特点（图4d），各等级总价值单价的空间分布较为零散；单位总价值高值区（5232797.07~10905814.83元/hm2）主要集中在中部、西北部地区的南宁、贵港、崇左等低坡度、土壤较肥沃地区；而低值区（538325.84~2523985.04元/hm2）主要地处岩溶石漠化区域，受耕地耕作层变薄、水土流失、肥力下降等土壤质量因素影响[31]，在河池、桂林、百色等市分布较为集中。
耕地资源资产价值的高低与内部结构组成是耕地资源主导功能的外部效应体现，高价值区域反映出区域耕地资源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得以挖潜充分，低价值区域则说明耕地各项功能所能发挥转化的价值效益较低。不同区域下耕地资源资产结构按照价值比例大小侧面说明耕地功能的主导效应，生态价值占比大于经济、社会价值，表明区域耕地资源生态资源本底较为优越，生态功能为主导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效益大于经济产出与社会保障效益。资产单元尺度下存量价值到流量资产转化，并以“流”的形式将功能服务作为价值协同显化的基础，基于耕地资源功能的服务效益、运转过程协调三项价值间的权衡/协同效应组合。

3.2 权衡与协同空间效应

广西耕地资源各项价值间的权衡协同空间分布呈强权衡>低协同>高协同>弱权衡的特点。由表7与图5可知，44.31%的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存在强权衡关系，集聚分布于百色以及来宾、贵港等桂中地区，究其原因是百色地处岩溶石漠化核心区、来宾、贵港等桂中城市耕地质量等级整体处于六至九等，土壤肥力不均衡、水源保障不全面、乱占耕地等现象较其他区域更为显著，导致各项价值间竞争激烈，对外界环境的需求与供给出现“乏力”现象。弱权衡区面积占比较小（9.43%），整体受耕地质量、供给产能、气候降水等因素的差异化影响；弱权衡区零星分布于各个地市，说明各市的耕地在经济供给、社会保障、生态服务中存在有一定的弱势价值项。在协同效应方面，研究区共有18.45%的耕地表现出各项价值间的高协同效应，一部分位于桂南与桂西的海拔300 m以下的缓坡丘陵或平原地区，其次集中分布在贵港的浔郁平原以及南宁的邕江两岸沃土区，其中仅有2.92%的耕地三项价值均达到高值，其余范围的耕地三项价值未达到最优协同状态。27.82%的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存在低协同关系，该部分耕地主要位于百色市峰丛洼地以及贵港市岩溶残丘等喀斯特地貌周边，地质构造较为脆弱，人为干扰影响较深，水肥流失严重，导致该区域耕地经济产量居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显化，社会供给保障能力下降。
表7 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权衡/协同关系统计结果

Table 7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rade-off/synergy relationship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asset value (%)

价值关系 面积占比 关系等别 面积占比 价值等别组合 面积占比
权衡 53.74 强权衡 44.31 1高2低 9.34
1高1中1低 22.32
1高2中 12.65
弱权衡 9.43 2高1低 9.43
协同 46.27 高协同 18.45 3高 2.92
2高1中 10.56
3中 4.97
低协同 27.82 3低 3.25
2中1低 12.71
1中2低 11.86
图5 广西耕地资源经济、社会、生态价值权衡/协同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value trade-off/synergy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n Guangxi

3.3 权衡/协同关系分析

3.3.1 斯皮尔曼相关性

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的权衡/协同相关性按照功能服务权衡/协同性的思路开展，是耕地资源功能相互作用的本质化、资产化体现。广西耕地总价值与经济、社会、生态价值之间存在较为显著协同作用，协同关系强度大小为生态价值（0.503）>经济价值（0.372）>社会价值（0.217），总价值的提升需要发挥利用好生态优势。由表8两两比较可知，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间的协同促进作用较明显（0.319）。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间表现为权衡关系，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呈较显著的权衡关系（-0.411），而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的权衡关系较弱（-0.208）。由此表明，广西耕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间存在相互带动辐射影响效应，但并不具备高显著性，要挖掘耕地资源经济、社会价值，仍需不可避免地消耗部分生态价值，且区域耕地资源的经济社会效益尚未能正向回馈到生态价值挖掘中，三者互促增效欠佳，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价值三赢的协调压力较大。
表8 耕地资源各项价值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Table 8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耕地资源资产价值 总价值 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 生态价值
总价值 1.000 — — —
经济价值 0.372 1.000 — —
社会价值 0.217 0.319** 1.000 —
生态价值 0.503 -0.411** -0.208* 1.000

注：*和**分别表示在显著水平0.05和0.01下（双尾）相关性显著。

3.3.2 基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权衡/协同关系

依据经济、社会、生态价值间的显著相关性，利用其相关指数绘制拟合趋势线对两两价值要素间的权衡与协同强度进行定量化，探究经济—社会的最佳协同组合及经济/社会—生态的最佳权衡组合PPF曲线。
耕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间的协同关系是始于原点 (0, 0) 的单调递增曲线，呈现出互促增效的变化趋势（图6a）。当不断挖掘利用同量的经济价值时，PPF曲线斜率变大，社会价值的增长率也会变快，随着两者的协同作用趋弱（即曲线变化趋缓），经济价值增加量大于社会价值增加量。随着经济价值的深度挖掘和高效发挥（即曲线变化趋陡），社会价值得以充分显化，表明扩大耕地资源经济产能，将有利于发挥耕地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图中各市经济—社会组合值大部分处于曲线下方，仅有南宁、崇左两市经济—社会协同点位于上方，表明广西大部分地区的耕地资源经济—社会价值量并未达到最佳发掘潜力值，仍存在优化待开发的空间，而南宁和崇左耕地资源虽数量优势明显，但显化、潜在产能的深挖与农业技术的加大投入之间存在利用过载现象[12]。北海、钦州、来宾作为广西粮食生产的主要功能区，其经济价值增量所放弃的机会成本降低转化为社会价值增量，可能得益于耕地用途管制和“非粮化”遏制措施的有效落实。
图6 耕地资源经济、社会、生态价值权衡/协同PPF曲线

Fig. 6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value trade-off/synergistic PPF curv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间的权衡关系量化后均为凸向原点的凹曲线，两项价值的最优生产边界斜率逐渐减小，权衡减效作用表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图6b、图6c）。具体表现为：当经济价值得以持续挖掘时，对耕地生态系统的降质退化作用减弱，在未来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耕地经济效益的提升将会反哺到耕地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中，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必然出现“交混”现象，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间的权衡作用达到最低状态，并逐渐趋于协同增益效应。经济价值提供动力，生态价值提供基础，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间的反哺支撑作用是一种过渡平衡态，“交混”状态下的经济、生态价值通过外部手段实现两项价值间的有机循环转化，以此实现耕地经济—社会—生态功能三位一体协同互促。图6b显示，经济—生态价值间的资源匹配并不均衡，仅梧州、玉林处于最佳均衡水平，受益于两市耕地质量等级整体为三至四优等且本底数量资源较丰富，在耕地集约利用、提质改造工程的落实成效较高于其他区域，耕地产值提升、地膜无害化加强处理等方面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有机互促，其余12个地市均处于曲线两侧，生态管制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所放弃的机会成本降低而不断减弱，两者间的权衡效应将逐渐减弱最后转化至协同互促。
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间的权衡作用仍保持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其中百色距离曲线最远，表明该市在耕地社会与生态价值间的系统失衡性较强，耕地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态价值的挖掘（图6c）。北海、南宁位于PPF曲线上，表明两市耕地社会供需保障与生态服务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最佳（居民生活保障水平与满意度全区前列），相较于其他各市，北海、南宁的社会—生态权衡关系的优化作用更为显著。其余地区经济、社会与生态价值间权衡关系的弱化关键在于严格保障生态服务功能不降低，探索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挖掘路径，巩固耕地资源经济、社会、生态功能保护格局。

4 讨论

4.1 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核算

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核算是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下资源资产管理和农业科技创新的关键问题和重要着力点。脱胎于土地资源的“经济—社会—生态”功能本源，耕地“经济—社会—生态”价值核算体系已初步形成共识[10]，立足于网格尺度核算耕地资源资产价值，充分反映不同地区耕地资源具体价值量及空间特征，有助于推动现代农业精细化生产。广西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总价值为128375.19亿元，生态价值占比最高（63.16%），其次为社会、经济价值，价值结构和数量与广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成正比[4]，且核算的耕地资源资产经济价值单价与谢高地等[19]、钟骁勇等[35]基于耕地流转收益所还原核算的经济价值结果差异不大，表明产能核算思路具有一定的理论实践依据。广西耕地资源资产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占比结果与粮食主产区的生态价值居高占比、社会价值占比仅次生态价值具有一定的相似性[44]，而针对山区丘陵耕地资源资产价值的结构比例则恰好相反[45]，印证了生态本底基础较好的区域耕地价值其经济产出效益颇高，推动社会供给保障可持续的区域差异[46]。但同时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空间分布格局存在一定的反向关系，说明经济价值量高的地区生态价值量相对较低，核算结果适配张效军等[36]梳理的全国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构成关系。从不同尺度的核算结果精度上看，网格尺度上进行的价值核算结果精度较中观行政区划尺度的核算结果更为精准与实效，表明网格尺度核算可充分摸清地域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本底，最大程度弱化区域差异对耕地资源资产的影响效应[30]。

4.2 权衡协同关系特征分析

随着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以“人”为中心的耕地资源经济—社会—生态价值权衡/协同效应将日益凸显。本文采用空间叠置法、斯皮尔曼相关系数、PPF曲线探究了广西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权衡/协同关系的空间分布、相关程度以及最优协同组合。广西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的权衡协同效应以强权衡为主导，高、低协同区均集聚分布在百色与贵港两市，弱权衡则零星分布于各地市。这一结果与广西耕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等区域差异性有关，并与耕地多功能间的权衡/协同主导关系基本保持一致[40]。已有研究表明，网格尺度下权衡协同关系的显著性较高于区域、流域尺度[43]，在固定短周期下经济与生态的强权衡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强协同关系以及生态与社会的弱权衡关系与乡镇尺度[47]、长江流域[48]的耕地功能权衡协同作用关系相印证。结合行政区域而言，三项价值间的最优协同组合主要有南宁、崇左、梧州、玉林、北海。南宁耕地资源资产价值在社会—经济、社会—生态两项量化作用关系中处于最优状态，这可能与南宁的耕地质量、耕地保护与激励以及自然资源资产委托代理等相关政策推动有关。但广西各地市整体上受限于耕地“双非”、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治理缓慢以及粮食供需不均衡等自然社会因素，导致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仍未实现最优协同组合，“三生”价值的协同增效或权衡损益效亟待充分挖掘。

4.3 耕地资源资产价值协同优化

锚定广西各市耕地资源资产价值主导的强权衡关系及权衡减效组合效应，针对性地提出如下建议：（1）耕地经济—社会价值间的权衡/协同关系接近均衡状态的地市（如百色、桂林、梧州等9市），该部分地市应从制度制定、政策落实的上位理论下足功夫，地方政府需积极构建起耕地地力监测、提质改造以及产能动态管理等各项工程的理论框架，引导群众参与重大保护工程的落实进度监督工作，稳定耕地经济供给的同时保障耕地的社会服务效益。而南宁、崇左等其余地市则要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科学挖掘存量建设用地，强化农业技术投入与产能提升的平衡关系，满足社会基础民生发展需求。（2）表现出经济—生态价值显著的权衡关系（如防城港、贺州、崇左等7个地市）或过载的协同关系（如北海、贵港、桂林等5个地市），“经济—生态”权衡关系的地市要根据区域实际地情和资源条件，节约集约利用耕地，科学增加资金投入高效生产，致力于构建多尺度、多主体、多方案的耕地“双非”监测调控机制；而“经济—生态”过载协同关系的地市应从系统动力学、组态视角下强化耕地资源资产多重价值体系的认知力，因地制宜地实行可持续耕地资源经济价值挖掘与生态管控双平衡的耕地管理措施。（3）社会—生态价值权衡/协同关系不均衡的纾困之道是合理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针对“经济—生态”过载协同关系的地市（如北海、桂林、贵港、河池4市）应加强耕地数量破碎化、质量差异化的资源错配整合，同时侧重考虑民生福利保障的落地成效；而“经济—生态”权衡关系的地市（如钦州、百色、来宾等9个地市）需重点优化区域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大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科学配置新增建设用地，强化耕地生态管制落实力度，形成建后生态整治修复的绿色发展评价机制。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立足于网格尺度核算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探讨耕地资源“经济—社会—生态”价值量及其作用关系，有助于促进耕地资源利用效益、网格化专治以及科学布局，充实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研究的尺度效应与框架思路，推动区域乃至全国构建规范统一的耕地资源核算体系，实现现代农业精细化生产，结论如下：
（1）2022年广西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总量为128375.19亿元，单价为387.10万元/hm2，其中南宁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总量最高，防城港最低。从分项价值上看，耕地资源资产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分别为5473.06亿元、42334.14亿元、80567.09亿元，各项单位价值空间格局表现出由中部向四周递减的趋势，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空间分布格局存在一定的反向关系。
（2）广西耕地资源资产经济、社会、生态价值间权衡/协同以强权衡（44.31%）与低协同关系（27.82%）为主，其次为高协同（18.45%）与弱权衡（9.43%）。单位经济价值与单位社会价值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协同关系，空间上主要表现为高、低协同增强地区零星分布的特点；而单位生态价值与单位经济、社会价值间的协同作用较弱，且各项价值的高、低集聚区的权衡效应分布特征较为相似。
（3）经济与社会价值PPF曲线最优组合表现出协同增强趋势，大部分地市耕地资源并未达到最佳经济—社会组合值，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的权衡趋势大体相似。但挖掘经济价值从而提升生态效益，对权衡关系的弱化大于社会价值，原因在于耕地的经济功能是保障社会价值持续发展的基础，经济效益的提升将反哺推动耕地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促进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权衡效应减弱。
耕地作为人类生存的“饭碗”保障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保护对象，构建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精细化管理体系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措施。本文初步理清了“经济—社会—生态”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核算权衡/协同机理，从网格尺度下核算广西耕地资源资产各项价值并辨识其最优的权衡/协同作用组合，科学深化了网格微观尺度耕地资源资产核算的模型方法，有效拓展了由“功能服务”转变至“价值效益”的权衡/协同机理研究，为科学完善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核算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核算工作具有体量大、数据多、精度高的特点，个别数据缺乏代替数据，仅可通过问卷访谈以及年度公报获取，且影响耕地资源资产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因素诸多，未来可充分挖掘替代数据，优化数据获取途径，考虑利用特定函数测算耕地资源资产价值，同时加强对价值影响因子的分析与筛选，探索更为科学系统的耕地资源资产核算路径和体系。此外，价值间权衡/协同研究局限于空间维度，缺乏时间上的纵向对比分析，今后可扩展至时空范畴，耦合时空地理学模型、经济学模型探究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权衡/协同驱动机理可进一步理清价值间的现实作用关系，以期全面适应满足新时代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及其决策工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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