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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5 , Vol. 40 >Issue 3: 797 - 811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314

其他研究论文

环保民间组织价值认可对保护地社区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以山西省铁桥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 尹铎 , 1, 2, 3 ,
  • 陈佳纯 1, 2, 3 ,
  • 刘嘉文 4 ,
  • 何洁 , 2, 5
展开
  • 1.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广州 510006
  • 2.广州大学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广州 510006
  • 3.粤港澳大湾区移民治理与城市发展智库，广州 510006
  • 4.西南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昆明 650224
  • 5.广州大学管理学院，广州 510006
何洁（1987- ），女，湖南桃江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E-mail:

尹铎（1990- ），男，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社会文化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4-04-22

  修回日期: 2024-09-02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2-2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22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01246)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4A151503005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YJCZH279)

收起

The impact of value recognition of 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on the place attachment of residents in protect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Tieqiaoshan Provincial Nature Reserve, Shanxi province

  • YIN Duo , 1, 2, 3 ,
  • CHEN Jia-chun 1, 2, 3 ,
  • LIU Jia-wen 4 ,
  • HE Jie , 2, 5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China,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3. Think Tank for Migration Governance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4. Colleg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China
  • 5.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4-22

  Revised date: 2024-09-02

  Online published: 2025-02-21

Fold

摘要

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自然保护地治理的全球趋势下，环保民间组织（eNGO）作为政府力量的有力补充，日益成为中国自然保护地有效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基于认知评价理论视角，探究eNGO的保护实践对保护地居民地方意义的影响，并分析野生动物保护态度和生计正向感知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通过对eNGO猫盟介入的山西省铁桥山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eNGO的保护实践仅通过提高当地居民的野生动物保护态度改善其生计感知，以增强其地方依恋。研究强调了eNGO在自然保护地方实践中兼顾社区发展的重要性，对于保护地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以及eNGO的地方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自然保护地; 地方依恋; 野生动物; 环保民间组织; 社区居民

本文引用格式

尹铎 , 陈佳纯 , 刘嘉文 , 何洁 . 环保民间组织价值认可对保护地社区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以山西省铁桥山自然保护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3) : 797 -811 . DOI: 10.31497/zrzyxb.20250314

Abs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lobal tendency for multiple stakeholders to engage in the governance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collectively, 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NGOs) have assumed an increasingly pivotal role as a supplementary force to that of official bodies. This has led to a notable increase in the influence of eNGOs in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The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stakeholder in the nature reserve and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reserve.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affective 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eNGOs' conservation actions and practices on the place attachment of residents in protected areas. To this end, a chain mediation model was developed, focusing on the mediating roles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attitude and livelihood percep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lue recognition of eNGO and place attachment. This study employed a questionnaire-based approach to analyse perceptions among local residents at the Tieqiaoshan Provincial Nature Reserve in Shanxi province. This area has been the focus of conservation efforts by the Chinese Felid Conservation Alliance (CFCA) for an extended peri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value recognition of eNGO does not have a direct predictive effect on place attachment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the protected area, and only a chain mediation pathway, where value recognition of eNGO leads to wildlife conservation attitudes, which in turn lead to positive livelihood perceptions, and ultimately to palce attachment, has been established. It is indicated that in the empirical cases, community residents' value recognition of eNGOs' conservation work can strengthen their place attachment, and that the realisation of this positive association requires eNGOs to both increase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improve their livelihood perception, i.e. to implement conservation that actively seeks development for the community, and to provide development that is not divorced from conservation. The study highlights that taking local development into account in conservation practices is of vital importance of multiple actors, such as eNGOs, with implications for governance of nature reser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as well as for eNGOs' local practices.

Key words： nature reserves; place attachment; wildlife; 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community residents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及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1]。自然保护地作为具有空间边界的资源系统，其治理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并由三个关键要素即资源的属性、所涉及的行动者和制度安排构成[2,3]。学界广泛认同自然保护的最佳方式是建立灵活、包容的伙伴关系，以寻求整合不同机构和规模的保护活动[4]。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将“坚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确立为基本原则之一，同时明确提出“探索公益治理、社区治理、共同治理等保护方式”。
环保民间组织（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eNGO）是一种非营利、不具有行政权力的民间组织，其自上而下的环保行动已然成为政府力量的有力补充。例如，1990s末本土eNGO自然之友推动开展滇金丝猴（Rhinopithecus bieti）与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i）的保护行动，使政府和民众关注到了濒危物种的困境[5]。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于2009年开始在三江源地区开展以雪豹（Panthera uncia）为旗舰物种的高原生态系统保护工作，针对反盗猎、人兽冲突以及自然体验特许经营等开展系列保护实践，使得青藏高原独特的人与自然共生模式得以展现在全球公众视野。因而，eNGO在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亦成为中国自然保护地有效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与行动者。
eNGO需要将其保护行动有效、紧密地嵌入到地方之中。一方面，eNGO在地方开展保护地物种、种质资源的调查与保护，是其与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互动与协商的过程。eNGO的在地保护行动不仅需要官方的许可，也需要得到社区居民的认同乃至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社区居民作为关键力量的加入。另一方面，社区居民是保护地重要的利益主体之一，eNGO不应当以保护成效为唯一标准，关注地方发展和社区福祉，是对自然保护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及福祉的目标的响应。首先需要积极保障社区居民的经济利益以及保护地的惠益共享。更重要的是，需要关注社区居民赋予地方的意义。尽管积极的经济激励可能带来生态管护岗位增加、特许经营等生计替代的机遇[6,7]，但在保护政策下社区生计仍然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与挑战。地方难以平衡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意味着在保护话语下发展受阻与内生动力不足的乡村可能面临空心化、衰败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居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地方建立积极的地方感、愿意留在地方，是保护与发展张力之间影响地方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于意图扎根社区、嵌入地方的eNGO，值得探究其系列保护实践能否调和地方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调和能否弥合社区居民对地方的情感断裂，社区居民对eNGO的价值感知与认同又是如何影响其对野生动物、生计与地方的感知，都成为值得探索的科学问题。基于此，本文选择中国本土eNGO重庆江北飞地猫盟生态科普保护中心（简称“猫盟”）长期开展在地保护的山西省铁桥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为案例地，通过对社区居民的调查，从认知评价理论视角出发探讨eNGO介入下影响保护地社区居民地方依恋的内在机制。意图探究在自然保护过程中，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在消解地方发展与保护之间冲突所起到的调和作用，希冀为保护地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有益思考。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自然保护地的地方依恋

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被广泛定义为人与特定地方之间建立起的积极的情感联系，表达人们倾向于留在这个地方，以及相对舒适和安全的心理状态[8,9]。而人们对一个地方的情感依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为该地作出贡献的意愿[10]。有关自然保护地的地方依恋研究较为缺乏，Hough等[11]关于南非自然保护地的研究发现，地方居民赋予保护地特殊的地方意义并由此产生对保护地的责任感，强调了居民地方依恋需要被考虑进在自然保护地管理与决策中。然而亦有研究进一步表明地方依恋在推动居民参与和支持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唐文跃等[12]研究发现地方依恋是庐山风景名胜区居民迁居的阻力因素，环保意识的加强可以成为居民迁居的推力。Wang等[13]发现eNGO绿色潇湘从情感建构的维度注重培养当地居民对地方和母亲河湘江的情感和责任，与地方的情感联系（emotion connection）是动员和维持公众持续参与地方环境治理的纽带。可见居民的地方依恋可能使其更愿意参与保护地的治理，并可能强化他们对认同的保护地管理模式的支持。
中国保护地中地方的自然生态是人与自然长期互动的结果[1]，保护地多位于偏远且贫困的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其乡村社会关系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基础上，人口分布不均、年龄结构偏大且受教育程度不高，因而保护地治理与管理中的社区参与相对不足，参与能力也相对有限[14]。相较于西方保护地社区较强的个人意识与广泛而积极主动的社区治理体系，中国保护地社区居民与自然环境的紧密相依使其更有可能对土地赋予强烈的情感，而这种地方意义正是保持中国本土乡村特色、推动社区自组织的关键。同时，西方保护地中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NGO）与政府部门的合作管理数量激增[15]，对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承认也使得NGO等主体自愿管理的私人保护地大量增加[16]。中国本土NGO在政府主导的原则下作为保护地治理多方参与的典型代表，值得探究其保护实践能否增强居民积极的地方感进而使得社区焕发活力。

1.2 认知评价理论

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由Lazarus[17]提出。该理论认为，外部刺激与主体情感之间存在认知评价，认知评价决定了个体的情感状态。Lazarus[18]指出，情感的发展来自环境信息并依赖于短时的或持续的评价（信息处理）；当人们对环境的评价为“有利”，或对威胁和挑战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及手段时，才会有正面情感的产生。目前众多研究将该理论运用于主体情感的前因变量、情感与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广泛验证了“认知评价—主体情感（—主体行为）”建构路径[19]。认知评价理论可以用于解释eNGO介入下自然保护地的地方依恋，在eNGO介入这一环境刺激下，地方依恋可以被视为主体感知评价eNGO、野生动物、生计等环境情况的综合反应。本文将认知评价理论中“认知评价—主体情感”的路径作为基础构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1.3 研究假设

价值认可是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评价与判断，揭示、表达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中常常作为衡量事物真实价值的标准之一。本文认为地方居民对eNGO的价值认可是衡量其工作有效性的重要标准。eNGO作为保护地管理主体之一的角色及作用未被充分关注与研究。然而部分研究强调了管理角色与地方居民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深刻影响居民对保护地的看法。例如，Stern[20]关于美国三个国家公园的研究揭示了地方居民对公园管理者的不信任是其反对邻近国家公园最一致的预测因素，其重要性超过了对公园存在利弊等因素的传统理性评估。类似地，贵州草海自然保护区建立之初，对资源利用的限制导致保护区管理者与当地居民之间发生暴力冲突。而随着管理当局与多个NGO开展合作，社区发展项目将地方经济和社区参与纳入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在地方居民的生活中完成了敌对者到合作伙伴的角色演变[21]。在上述案例研究中，社区居民对保护地的积极态度都与其对保护地管理者的积极感知和价值认同相关。基于此，结合前述关于自然保护地地方依恋的相关研究发现与认知评价理论的核心思想，建议检验以下假设：
H1：保护地社区居民的eNGO价值认可与其地方依恋正相关。
野生动物保护态度是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持有的态度，与野生动物价值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倾向相关联，是保护计划中的重要信息。马奔等[22]评述了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研究进展，指出大量理论模型和框架构建识别了野生动物相关的成本效益是影响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关键因素，而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实现机制中经济和教育手段是重要路径。而eNGO在地保护的社区工作大都以共存和共生为愿景，并采取肇事补偿、旅游收入分享等降低互动成本，以科普宣传等提升保护态度及容忍度。eNGO价值认可可能是保护地社区居民野生动物保护态度提升的预测因素之一。
亦有大量实证研究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基于野生动物保护态度、肇事容忍度和共存意愿等不同概念的影响因素分析，积极探索促进保护的可能性[23]。例如，Kansky等[24]关于赞比亚南部Sioma-Ngewzi国家公园的研究发现，非货币利益是宽容的重要驱动因素，其中改善野生动物管理机构和社区的关系能够提升野生动物肇事容忍度。而Tessema等[25]研究了埃塞俄比亚保护区与四个重要社区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尽管对保护区资源使用的限制使其与社区的关系紧张，但保护区福利、与保护区工作人员关系融洽等因素使大多数受访者对野生动物保护持积极态度。上述例子都说明了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与社区之间关系对于后者野生动物保护态度的重要性。因此建议检验以下假设：
H2：保护地社区居民的eNGO价值认可与其野生动物保护态度正相关。
物种天然地具有地域分布特征。Forristal等[26]认为当本地物种在当地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社会和历史进程被居民所接受或喜爱，并且容易被外人体验并与之互动时，这些物种就被认为是一个地区的地方感和整体认同的可行贡献者。类似地，魅力旗舰种的保护与地方感之间存在着关联，旅游体验中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的魅力深刻构建了游客对于四川的地方认同[27]。对于地方居民而言，Salcido等[28]研究发现美国阿拉斯加的居民依靠广袤的公共土地和与野生动物相关的娱乐活动（例如狩猎、野生动物观察、狗拉雪橇）来体验当地的自然资源，野生动物保护作为一个突出的、内在的问题，与当地居民的地方意义及其对环境变化的愿景交织在一起。eNGO在提升公众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和认知方面具有出色的能力，野生动物保护态度可能在社区居民的eNGO价值认可对地方依恋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因此建议检验以下假设：
H3：保护地社区居民的野生动物保护态度在eNGO价值认可与地方依恋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生计感知是人们对建立在个体能力、资本和活动上的谋生方式[29]的主观感知。Ingold[30]认为地方特征的背后乃是“居住活动模式”，即人们为了谋生而从事的劳动活动，强调了生计与地方意义的关系。厄瓜多尔皮姆皮罗（Pimampiro）地区毗邻生态保护区，以牛为主的生计加剧了当地的人熊冲突，而Jampel[31]研究发现，原住居民选择牛这一脆弱的生计资本遵循了“低效”或非盈利导向的生计逻辑——生活方式偏好和地方依恋，即地方依恋是激励其养牛生计追求的关键逻辑。而孟加拉国加布拉（Gabura）地区妇女的生计灾后适应与地方依恋交织在一起。当地妇女在飓风过后必须依靠有限的当地资源建立基于地方的生计，研究表明这种生计适应过程加强了妇女的地方依恋[32]。Williams等[33]认为地方依恋由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构成，而地方依赖强调对地方在功能上的依赖，这解释了基于地方的生计适应和生计韧性可以增强地方依恋。而地方认同强调以地方定义自身，这也解释了有悖于经济逻辑、坚持地方传统和生活方式的生计决策。可见生计与地方依恋有着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34,35]。基于认知评价理论的核心思想，建议检验以下假设：
H4：保护地社区居民的生计正向感知与其地方依恋正相关。
促进社区居民生计感知的改善与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等特定的保护或管理方式紧密相关[36]。例如，李锋等[37]通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案例研究发现，社区权力对居民在国家公园建设影响中的收益感知有正向影响。类似地，Sirivongs等[38]对老挝中部Phou Khao Khouay国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研究也发现，经营生态旅游项目的社区对国家保护区的积极认知、态度和参与度更高，居民的收入亦较高。上述例子说明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等保护和管理计划可以促进社区居民正向的生计感知，兼容保护与发展并将保护作为社区发展的动力。eNGO通过开展与保护紧密相关的实践，可能对社区起到诸如提供就业、补偿金、保险、旅游开发和推广等作用。因此，eNGO的保护实践可能首先提高社区居民的野生动物保护态度，并进而提高其对生计的感知。结合认知评价理论的核心思想以及前文提出的假设，建议检验以下假设：
H5：保护地社区居民的野生动物保护态度和生计正向感知在eNGO价值认可与地方依恋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拟探讨保护地社区居民对eNGO的价值认可对其地方依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综合考虑eNGO价值认可、野生动物保护态度、生计正向感知和地方依恋的关系。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Fig. 1 Hypothesis model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太行山是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的核心分布区。地处太行山脉中段的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被称为华北豹第一县，在此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繁殖的华北豹种群。区域内有铁桥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建于2002年，总面积354 km2，华北豹为该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之一。和顺县常住人口约11.97万（2022年），当地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种植和畜牧业。猫盟是一家致力于中国猫科动物保护的公益组织，在和顺县开展华北豹在地保护10余年，开展包括华北豹种群的监测与栖息地评估、防盗猎巡护、社区宣传等工作。2015年，猫盟与保护区管理部门、地方政府等联合发起了华北豹袭击家牛的生态补偿项目。此外，猫盟成立了一支由当地人组成的“老豹子”生态巡护队，负责红外相机的布设与管护、反盗猎巡护以及豹伤牛事件现场核查等工作。猫盟还在积极探索新的保护方式，例如2023年在保护区内租用社区耕地，开发人兽和谐相处的示范性生态农田“豹乡田”，希望能让当地人了解生态保护的价值并从中受益。
数据来源于2023年7月在和顺县实地调研所取得的第一手问卷调查。调查范围涉及和顺县域内马坊乡、横岭镇和阳光占乡下辖的部分行政村和自然村共19个（图2）。所有纸质问卷采取面对面方式发放，由调查者询问受访者后帮填问卷，最终发放纸质问卷共201份。由于人口流失严重，部分社区常住人口较少，经过对社区具有填答能力的居民进行全覆盖的问卷调查，获得每个社区的问卷数量3~21份不等。经过严格筛选，剔除答案区分度不高、身份不符等无效问卷后，最终共有176份问卷参与数据分析，问卷有效率为87.56%。根据文献建议[39]，样本容量应当是题项数量的10倍以上，本文问项和样本数量比例的合理性得到支持。有效问卷中，男性样本106份，占比60.23%，女性样本70份，占比39.77%。年龄方面，40岁以下仅占1.70%，40~49岁占9.66%，50~59岁占19.32%，60~69岁占30.68%，70~79岁占32.95%，80岁以上占5.68%。家庭规模方面，家庭人口数为1的样本占11.93%，家庭人口数为2的样本占30.11%，家庭人口数为3的样本占21.59%，家庭人口数为4的样本占21.02%，家庭人口数>4的样本占15.34%。
图2 案例地区位图

Fig. 2 Location of study cases

2.2 变量与问卷设计

本文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保护地社区居民的基本信息、人口统计学特征和问卷主体量表。主体量表内容包括eNGO价值认可、野生动物保护态度、对生计的正向感知与地方依恋等分量表。主体量表的衡量项目均采用Likert的5点尺度予以衡量，对应的量值为1~5（非常不同意为1，非常同意为5），反向题目则反向记分。鉴于关键变量测量相关研究的缺乏，所以遵循在已有理论不足的情况下，先定性归纳、再定量检验的研究步骤。其中使用探索性因子进行结构效度分析，采用主成分法提取因子，利用最大方差法旋转因子，提取特征值>1的成分。
eNGO价值认可变量主要测量保护地居民对eNGO及其环保实践的态度与感知，让受访对象回答对各陈述的态度。综合参考了公众对非政府组织、公益志愿组织的主观感知评价相关的研究[40,41]，结合和顺县华北豹保护地和猫盟的实际情况，设计了4个保护地社区居民对eNGO价值认可程度的测量题项，包括对eNGO工作的情感态度、参与意愿、意义评价与效益评价四个方面。Cronbach's α系数为0.896，>0.6的基准，表明量表信度较好。KMO值为0.775，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显著性P值为0.000，因子分析有效（表1）。主成分分析探索发现，量表仅能析出一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特征值为3.062，旋转后方差解释率为76.56%>50%，研究项的信息量能够被有效提取。将题项数值加总求均值作为eNGO价值认可变量。
表1 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Table 1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results

变量与题项 因子载荷 均值 标准差 Cronbach's α系数 KMO值 显著性
变量1：eNGO价值认可 0.896 0.775 0.000***
您喜欢猫盟在和顺所展开的工作 0.940 2.612 1.500
您愿意花一定时间参与/协助他们的工作 0.840 3.116 1.631
您认为他们做的事情有意义 0.933 2.640 1.557
猫盟来了之后和顺发生一些好的变化 0.777 2.325 1.472
变量2：野生动物保护态度 0.796 0.787 0.000***
您希望华北豹未来能一直生存在和顺 0.762 2.817 1.369
您觉得保护华北豹益处很大 0.823 2.818 1.435
您觉得华北豹对生活/农牧影响较小 0.754 2.697 1.350
您觉得普及保护华北豹的知识很有必要 0.812 3.109 1.440
变量3：生计正向感知 0.617 0.611 0.000***
您认为当地影响生计的自然灾害较少 0.649 2.267 1.091
您认为豹吃牛的情况较少 0.809 2.699 1.245
您对豹伤牛事件补偿满意 0.795 2.739 0.926
变量4：地方依恋 0.760 0.742 0.000***
您觉得住在和顺村里比在其他地方都要好 0.702 4.642 0.597
您觉得您对和顺的乡村有很强的归属感 0.784 4.725 0.517
和顺的乡村对您来说非常重要 0.758 4.680 0.502
如果出门在外，您会经常想起和顺的乡村 0.805 4.657 0.573

注：***表示p<0.001，下同。

野生动物保护态度。该量表借鉴了相关研究中对野生动物保护态度的测量方法[42,43]，从华北豹这一保护对象是否重要、保护华北豹是否重要以及保护结果、过程、手段是否重要等方面评估对华北豹的保护态度，共设计了7个题项。结合社区居民对华北豹的实际感知情况，最终筛选保留4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为0.796，KMO值为0.787，量表信度较好。主成分分析探索发现，量表仅能析出一个特征值>1的因子（特征值为2.486，旋转后方差解释率为62.14%>50%），研究项的信息量能够被有效提取。将题项数值加总求均值作为野生动物保护态度变量。
生计正向感知。该量表是通过汇总筛选以往研究[36,44,45]的项目和实地调查的结果而编制的，共有6个题项，询问社区居民对生计风险（产品市场波动、自然灾害）、生计补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的生计感知变化。通过实地调研与访谈发现，猫盟的介入并没有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也不会为居民增加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而是为了保护华北豹所在的生态系统，在野生动物致害包括野猪、蒙古兔等破坏庄稼（自然灾害）、华北豹伤牛等方面帮助居民防范、减少损失并提供补偿。结合本文重点探讨eNGO介入下地方居民对生计的感知变化，最终筛选保留自然灾害、豹伤牛频率及生态补偿相关的3个题项作为生计感知变量。Cronbach's α系数为0.617，KMO值为0.611，量表信度一般，尚可接受。主成分分析探索发现，量表仅能析出一个特征值>1的因子（特征值为1.708，旋转后方差解释率为56.94%>50%），该研究变量基本上符合结构效度要求。将题项数值加总求均值作为生计正向感知变量。
地方依恋。鉴于地方依恋在理论与实际操作的成熟性，借鉴Williams等[46]对地方依恋测量项目的设计方法，该测量量表在国内语境的研究中被证明是有效且可靠的[47]。共设计了6个题项，结合和顺县的实际情况最终筛选保留4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为0.760，KMO值为0.742，量表信度较好。主成分分析探索发现，量表仅能析出一个特征值>1的因子（特征值为2.329，旋转后方差解释率为58.23%>50%），研究项的信息量能够被有效提取。将题项数值加总求均值作为地方依恋变量。

2.3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SPSS 22.0统计分析软件中的信度分析、基本统计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对问卷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中介模型检验工具使用SPSS 22.0及Ha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

根据文献 [48] 推荐，采用Harman单因子分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中所有测量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特征值>1的因子共4个，解释了61.84%的变异，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6.20%，<40%的临界标准，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通过SPSS 22.0对变量之间进行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PCC）分析，结果显示eNGO价值认可、野生动物保护态度、生计正向感知与地方依恋两两显著正相关，其中与地方依恋相关性最高的是生计正向感知（r=0.268），该结果也为后续的链式中介分析提供了前提条件。关键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如表2所示。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Mean SD 1 2 3 4
1 eNGO价值认可 2.673 1.345 1
2 野生动物保护态度 2.860 1.103 0.187* 1
3 生计正向感知 2.568 0.821 0.190* 0.441** 1
4 地方依恋 4.676 0.417 0.194** 0.189* 0.268** 1

注：*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

3.3 模型假设验证

采用Hayes编制的Process检验法，选择2个中介变量的链式中介模型（Model 6），在控制性别、年龄和家庭规模的情况下，将研究中所有被试当作Bootstrap总体，运用有放回的重复取样获取一个容量为5000的Bootstrap样本，通过估计这些样本的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检验中介假设，以此考察野生动物保护态度和生计正向感知在eNGO价值认可对地方依恋影响中的中介作用。首先，逐步检验结果显示（表3），eNGO价值认可显著正向预测野生动物保护态度（β=0.185，P<0.05），对生计正向感知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对地方依恋亦没有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野生动物保护态度显著正向预测生计正向感知（β=0.432，P<0.001），对地方依恋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生计正向感知显著正向预测地方依恋（β=0.206，P<0.05）。
表3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ve analysis of variables in the model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野生动物保护态度 性别 0.257 0.066 3.026* -0.123 -1.643
年龄 0.115 1.505
家庭规模 -0.004 -0.048
eNGO价值认可 0.185 2.414*
生计正向感知 性别 0.461 0.212 9.171*** 0.019 0.266
年龄 -0.060 -0.846
家庭规模 0.033 0.462
eNGO价值认可 0.110 1.536
野生动物保护态度 0.432 6.134***
地方依恋 性别 0.316 0.100 3.128** 0.034 0.461
年龄 -0.043 -0.560
家庭规模 -0.010 -0.131
eNGO价值认可 0.137 1.776
野生动物保护态度 0.082 0.979
生计正向感知 0.206 2.507*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代入回归方程。

随后，进一步Bootstrap检验，若该中介效应路径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结果表明，eNGO价值认可对地方依恋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总效应显著，为完全中介作用（表4）。总间接效应和路径3对应的置信区间均未包含0，说明链式中介效应显著，且效应量为28.30%和8.56%，而路径1和路径2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最终效果模型图可以调整为图3。
表4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Table 4 Bootstrap analysis for significance testing of mediating effects

效应类型 标准化效应值 标准误 置信区间 效应量/%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192 0.078 0.0384 0.3447 100.00
直接效应 0.137 0.077 -0.0154 0.2900 71.70
总间接效应 0.054 0.027 0.0076 0.1126 28.30
路径1 0.015 0.019 -0.0179 0.0588 7.89
路径2 0.023 0.019 -0.0071 0.0672 11.85
路径3 0.016 0.011 0.0004 0.0426 8.56

注：n=176，间接效应的标准误为Boostrapping标准误，置信区间为95%percentile置信区间，Boostrap重复抽样5000次。路径1：eNGO价值认可→野生动物保护态度→地方依恋；路径2：eNGO价值认可→生计正向感知→地方依恋；路径3：eNGO价值认可→野生动物保护态度→生计正向感知→地方依恋。

图3 链式中介效应路径

注：实线表示变量之间有显著关系，虚线表示两变量间关系不显著。

Fig. 3 Action path of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和顺县华北豹保护地为研究案例，基于认知评价理论视角，通过构建链式中介模型，揭示eNGO价值认可与保护地社区居民地方依恋的关系。结果表明，eNGO价值认可对保护地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不具有直接预测作用，假设H1不成立；野生动物保护态度不单独起中介作用，即假设H3不成立；“eNGO价值认可→野生动物保护态度→生计正向感知→地方依恋”的链式中介路径成立，假设H2、H4、H5得到支持。说明在华北豹保护地中，猫盟的保护实践仅能通过提高当地居民的野生动物保护态度，进而改善其生计感知，最后增强其地方依恋。
首先，野生动物保护态度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社区居民对华北豹的保护态度无法转化为地方依恋。作为地方生态系统中的顶级食肉动物，华北豹对外界而言是极具魅力的大型猫科动物。然而在保护地周边的乡村社区中，仅有25.87%的受访者认同喜欢豹子，36.31%的受访者认可保护华北豹具有独特价值，而有41.29%的受访者认为与豹子毗邻而居会使其感到恐惧。这也从侧面说明华北豹并没有为地方居民普遍接受，成为其地方依恋的贡献者。所以eNGO的工作如果只关注保护层面，难以对社区福祉发挥作用。
进而，链式中介作用的成立说明，eNGO价值认可可以促进保护态度，但进一步增强地方依恋需要通过改善其生计感知。猫盟为华北豹伤牛事件的受损居民提供生态补偿、为社区居民提供声光设备帮助其防止野猪破坏庄稼，这些意图缓解冲突的保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保护所带来的生计威胁，既提高了保护态度又改善了生计感知，从而加强居民的地方依恋。
除了传统生计改善，猫盟的其他保护方式一定程度上在提高了华北豹保护态度的同时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更加多样的收入来源，而这些方式可能有利于社区居民加深对地方的情感联系。例如社区居民可以通过猫盟所打造的展示生物多样性的“豹乡田”来获得土地流转资金，也可以参与豹乡田的“种地”获得一定报酬，前提是以野生动物友好的生态农田耕种方式支持人与野生动物共生；而那些参与猫盟开展的华北豹监测与巡护活动的社区居民，通过兼职“寻豹”与“护豹”的保护行动，不仅得到了固定的资金补助，还成为社区备受尊重的乡村文化精英。可见猫盟的工作对保护地社区地方意义的影响力与其作为野生动物保护NGO的角色紧密相关，这种影响力来源于其积极为社区谋发展的保护实践。因此，只有保护与发展的共同作用，才能使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得以增强，才能最终让居民留在家乡，与野生动物“邻居”和谐共生。
同时也需要认识到eNGO在保护地中的角色局限性。在“坚持政府主导”的保护地建设与管理原则下，社区居民往往将介入保护地的eNGO视为地方中的“他者”，这同时亦与eNGO在保护地中的角色作用具有一定的边缘性与有限性相关。作为政府力量的补充，eNGO对地方社区发展所提供的替代性生计活动是非常有限的。例如，猫盟提供的生计机会包括辅助安装并回收用于监测的红外相机、“豹乡田”的种地雇工等，其有限性在于参与机会的有限性和空间分配的不均衡性。而社区与社区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的惠益分配还可能会使居民产生负面情绪。这与许多研究认为的保护区周围冲突的潜在根源可能是社区机会、利益的不公平分配与参与程度有限相一致[49⇓-51]，受益的满意程度可能意味着对保护地态度的分野[52]。因而需要提高eNGO的保护行动在当地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可持续性。

4.2 理论贡献

本文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关注并探索了eNGO在自然保护地人地互动中的角色与作用，为后续国内学者研究保护地eNGO实践提供理论借鉴。研究借鉴认知评价理论视角，构建了一个链式中介模型，系统地揭示了eNGO价值认可对保护地社区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过程，对于本土eNGO在地保护与地方嵌入以及提升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活力具有一定理论价值[1]。（2）综合运用了地方依恋理论，将地方依恋作为亟待解释的“黑箱”。已有的研究很少探讨影响地方依恋的过程与途径的本质[12]，本文对丰富地方依恋在自然保护地范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3）研究聚焦于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的地方依恋问题，揭示保护与发展的冲突中矛盾何以消解——兼顾保护与发展，对保护地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具有普遍意义[14]。

4.3 管理启示

研究结论可对保护地建设与管理提供如下启示：对于进入保护地、嵌入地方的eNGO而言，必须审慎思考社区发展面临的种种难题，并在自然保护的框架内寻求创新性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eNGO需要思考如何解决好社区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冲突，将保护转化社区发展的动力，将发展转变为保护的保障。只有这样eNGO的保护实践才能深刻影响保护地周围的社区，使得地方居民更愿意“留下来”，从而实现自然保护地与社区协同发展。对于地方政府和管理当局而言，在积极探索多元治理保护方式的政策背景下，地方政府与保护地管理当局对eNGO参与治理的态度应当更加开放和包容。eNGO以其专业性、敏锐性和公共参与性，能够积极推动保护地管理的创新与发展并填补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局限性。重视并充分发挥eNGO在保护地的作用与影响力，一方面可以帮助提高社区居民对eNGO的认同与信任，扩大eNGO保护与发展行动的社区影响力，进而增强其行动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合作管理伙伴关系，制定清晰的合作机制与合作管理框架，共同推动保护与发展。

4.4 研究局限

本文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1）保护地社区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因素复杂多样，深入、全面探讨其影响机制需要引入更多变量，如居民对政府和保护当局等其他主体的态度与感知，或具体探讨eNGO不同类型实践的影响；（2）未来的推进研究可以尝试采用实验设计或是追踪设计，以深入探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感谢猫盟CFCA（重庆江北飞地猫盟生态科普保护中心）对本文调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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