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自然资源学报 >

2025 , Vol. 40 >Issue 3: 712 - 727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309

其他研究论文

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下都市圈区域宅基地退出机制——以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为例

  • 汪立 , 1 ,
  • 丁学谦 1 ,
  • 徐丹 2 ,
  • 谭永忠 , 1
展开
  • 1.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310058
  • 2.浙江省海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宁 314499
谭永忠（1970- ），男，湖南涟源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乡村土地治理。E-mail:

汪立（1997- ），女，江苏连云港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宅基地制度改革。E-mail:

收稿日期: 2024-04-08

  修回日期: 2024-08-22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2-2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269)

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1WZQH12YB)

收起

The mechanism of homestead withdrawal in metropolitan areas under th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analysis framework: A case study of Chang'an town, Hain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 WANG Li , 1 ,
  • DING Xue-qian 1 ,
  • XU Dan 2 ,
  • TAN Yong-zhong , 1
Expand
  • 1.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 2. Hain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Planning Bureau, Zhejiang Province, Haining 314499, Zhejia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4-08

  Revised date: 2024-08-22

  Online published: 2025-02-21

Fold

摘要

探究都市圈地区宅基地退出机制是完善都市圈乡村资源公共治理的重要途径。以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为案例研究区，基于“问题识别—情境设定—机制分析”逻辑主线，利用社会—生态系统（SES）分析框架，探究都市圈区域宅基地退出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长安镇面临资源系统与治理系统双重现实压力；（2）受集体行动的影响，小组整体搬迁率影响农户退出意愿，且农户具有高度自主决策权，退出行动对于优化城乡空间结构、盘活农村土地资源起到一定成效；（3）动力机制、流转机制以及安置机制是实现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机制路径，且呈现出激励和约束的双重效应；（4）未来应以公共池塘资源利益分配为核心，构建以弱化制约机制与强化激励机制为重点的宅基地退出行动路径。

关键词： 宅基地退出机制; 社会—生态系统（SES）分析框架; 都市圈区域; 集体行动; 公共池塘资源

本文引用格式

汪立 , 丁学谦 , 徐丹 , 谭永忠 . 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下都市圈区域宅基地退出机制——以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3) : 712 -727 . DOI: 10.31497/zrzyxb.20250309

Abstract

Exploring the exit mechanism of homestead withdrawal in metropolitan areas is crucial for improving the public governance of r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as well as enhancing the living quality of farmers. Taking Chang'an town, Hain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problem identification-context seeking-mechanism analysis" and utilizing Ostrom's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SES)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key issues in homestead withdraw action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Chang'an town faces dual realistic pressure of resource scarcity and governance challenges. (2) Influenced by collective action, the overall relocation rate of groups affected farmers' willingness to withdraw, with farmers possessing high autonomy in decision-making, while local governments serves as coordinators and arbitrators; the withdrawal process optimizes urban-rur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revitalizes rural land. (3) Dynamic mechanism, circulation mechanism and resettlement mechanism are key paths to achieving homestead withdrawal, exhibiting both incentive and constraint effects. (4) Fu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benefit, constructing a homestead withdrawal path that can reduce restriction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ing incentive mechanism.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deepening homestead reform and offe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practitioners implementing homestead withdrawal.

Key words： homestead withdrawal mechanism;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SES) analysis framework; metropolitan areas; collective action; common pool resources

在农村地区宅基地承载着重要的生活、经济和政治功能，在促进农村稳定和保障农民安居乐业等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中国宅基地占地规模庞大，总面积约为1.7亿亩（1亩≈667 m2），约占集体建设用地面积54%，同时隐藏着粗放利用和低效管理等问题[1]。随着都市圈地区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引致城乡间要素快速交互重组，传统乡村空间形态和社会生态特征也发生重构与转型[2,3]。与此同时，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具体表现为农村人口严重外流及乡村宅基地空心化[4,5]、废弃[6]和闲置[7,8]等现象的蔓延，形成了“城盛村枯”的城乡用地现状。同时，耕地资源稀缺与农地财产价值难显化等多重现实矛盾的交织，给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带来严峻挑战[9]。为此，如何聚焦都市圈交汇地区这一特殊场域，分析都市圈宅基地退出机制，引导和推动周边农村宅基地的合理有序退出，成为盘活农村宅基地资源、提高都市圈地区农地利用效率的重要路径之一。
自2015年中国逐步推出宅基地改革试点行动，各试点地区因地制宜地对宅基地退出的管理制度、退出模式、权益保障及补偿标准展开了一系列探索。在学术方面，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其一，围绕着劳动力流动[10]、家庭风险承载力[11]、生计资产配置[12,13]等方面探讨不同因素对于宅基地退出的影响效果与影响路径。其二，从农户角度出发，关注退地后的农户福利感知度、变化趋势及政策评价等主观感受和认知[14,15]。其三，对不同退出模式和补偿偏好下的增值收益分配进行测算与对比[16]。尽管已有研究在上述方面有较多成果，但对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协同与冲突探索仍不多见，且缺乏对典型地域宅基地退出的内在过程与机制的探究，尤其是从公共治理视角对其治理结构、参与主体、行动成效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梳理。
本质上，宅基地的占有和退出行为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属性，属于典型封闭性的公共池塘资源[17]。宅基地在都市圈地区的多维功能属性，使得无论是对于政府行政还是村级治理而言，这一体量庞大的公共池塘资源存在诸如管理和利用等资源编排困局，是一类典型的公共事务治理问题。而造成宅基地利用低效的主要原因则是集体行动能力下降造成的乡村空间重构动力匮乏。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考虑宅基地的物品属性，更要从乡村公共资源系统出发，以公共池塘资源优化利用为核心，将资源系统和治理系统以及治理者等因素纳入框架进行系统重构，以重塑宅基地高效利用与公平的管理环境[18]。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S）分析框架是分析公共资源治理的通用模型，其关键在于回答如何通过公共治理途径，使得资源系统各部分对集体行动情景和资源利用行为产生良好的规制作用，多用于探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耦合状态以及发展规律，对于解决乡村公共治理典型问题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本文选取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为研究区，该镇位于杭州都市圈核心圈层与上海大都市圈交汇处，作为经历了高度城镇化的经济发达区，其在城乡融合与乡村治理方面具有极显著的区位优势和财政资本。同时，受周边都市圈就业“虹吸”效应影响，该区域内劳动力持续流失，使得乡村地区居住模式和就业模式发生深远变革，宅基地的供求结构也随之发生转变。不断凸显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紧缺与耕地保护、宅基地粗放利用之间的现实矛盾，使得研究该地区的宅基地退出机制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因此，本文运用SES分析框架，以“问题识别—情景设定—机制分析”为逻辑主线，分析典型都市圈地区宅基地的退出机制，以期为深化宅基地改革理论内涵，为提高都市圈区域乡村公共治理能力提供理论参考。

1 都市宅基地退出的基本内涵与治理困境

1.1 宅基地退出的基本内涵

宅基地作为农村社会生态关系交互耦合的重要场域[19]，同时承载了重要的居住、财产以及社会保障等功能。“退出”是通俗的政策用语，需要转换成学术概念才能进行内涵探究。本文遵循学界通识，将宅基地退出定义为使宅基地转向效率更高的一种土地资源再配置的过程，意味着其主导功能和利用方式发生了变化，即以居住功能为主导向，兼具其他复合功能转变的过程。通过宅基地退出来盘活利用农村土地，不仅能唤醒大量“沉睡”的土地资产，还可为村庄振兴发展提供用地保障[20]。宅基地的退出机制则是指对宅基地资源再配置过程中，由各资源系统和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并根据其行动成效将其分为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其中，激励机制指能激励宅基地退出主体采取退出行动的作用方式和政策手段，制约机制指限制退出行动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构成的交互作用机制（图1）。
图1 都市圈宅基地退出内涵概念

Fig. 1 Concept of connotation of homestead withdrawal in metropolitan areas

1.2 都市圈宅基地退出机制的差异化表现形式

都市圈地区宅基地退出行动在退出路径选择、资源系统本底、补偿偏好设定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宏观上，中国农村地区除少部分因地理位置毗邻城市而直接享受辐射发展效应外，大部分仍属于落后偏远农村或经济欠发达或地区，这一类宅基地主要以居住保障为主要功能，而都市圈地区宅基地则具备更多的财产属性和货币价值，这也决定了影响其退出的路径和机制更为复杂[21]。作为土地快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的重点区域，其资源系统内部构件如农村人居环境、土地市场价值和区位优势等方面相较于边远落后地区农村具有显著优势，如能提供相对优质的公共服务及较高的非农收入和教育水平。由于土地市场价值高，都市圈地区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方式可能更偏向于高额现金补偿，或者提供福利较为优厚的城市住房选项等[22]。同时由于该地区政府通常具备更强韧的财政支付能力，尤其是当宅基地退出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福利水平，包括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和改善生活方式等。

1.3 都市圈宅基地退出的治理困境

宅基地退出行为作为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其治理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其构成的资源系统的多元性及其隐含的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而造成集体行动困境也是由于无法正确认知宏观资源系统所构成的制度框架和行动主体决策机制。尽管都市圈地区拥有更为优越的物质基础、空间区位及生态本底，但在集体行动构建与调适过程中，仍面临着资源系统变动加剧、资源单位竞争博弈、治理体系边界模糊和行为主体利益互异等普遍性治理困境，弱化了宅基地退出的行动效率和政策实施效果。

1.3.1 资源系统变动加剧

资源系统泛指某一生态系统边界、规模、基础设施等集合。随着乡村人居系统格局的重构与调整，其内部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方式也在发生变动。如宅基地的空置浪费和农用地的过度开发并存，加剧了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的冲突与矛盾。宅基地配套的基础设施往往滞后于周边城市化进程，导致农村居民的生活保障和生产条件落后，制约了宅基地的退出和资源的合理利用。

1.3.2 资源单位竞争不当

资源单位指资源系统内所包含的各类资源及其增进的收益。具体来看，宅基地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使得宅基地的使用和流转存在一定的限制和不确定性，且不同行动主体间往往存在利益竞争和冲突，制约了宅基地退出的有效实施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政府管理体系的不健全和政策执行偏差，以及资源单位之间的利益博弈和信息不对称，导致宅基地退出程序的执行效率低下。另外，对于宅基地退出数量和退出方式的不当规划，既延缓了宅基地退出的进程，又加重了资源浪费和农民的生计压力。

1.3.3 治理体系边界模糊

治理体系指各类制度规则与行为者构成的互动结构，一般由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制定，也可由农户与以上行动者相互协定。地方政府和村集体作为规则制定者和实施者，往往由于政策偏好和权责不清等矛盾引发治理边界的模糊与内部治理体系的紊乱，甚至造成集体行动失败。此外，宅基地退出后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农户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不足，难以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最后，土地产权的边界模糊性限制了具有较强自利动机的农户参与退出行动，甚至引发土地权属纠纷与利益损害，使得治理制度的创新受到产权制度的制约。

1.3.4 行为主体利益互异

行为者指在互动结构中利益相关的不同决策个体。作为一种公共池塘资源，宅基地在市场化和再利用过程中吸引农户、村集体组织、地方政府及社会资本等多元主体参与其中。囿于职责权限与能力范围的差别，行为主体在退出行动中围绕利益分配这一核心，形成个人行为与集体行动机制的互异逻辑。实践中，地方政府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往往针对经济发展、土地利用、社会稳定等方面进行权衡考量。农户作为宅基地的主要使用者和受益者，由于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社会准则和社会资本的缺失等问题，其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往往面临着信息不对称、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
不同地区的物质基础、社会系统和人类活动的差异导致了宅基地退出所面临的困境和机制路径存在一定区别；同时，都市宅基地退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折射出行为人与制度环境之间耦合的系统缺陷。为此，在分析宅基地退出机制时，需要将这些因素统一纳入制度分析框架进行系统的梳理。

2 SES框架下的都市圈区域宅基地退出机制分析

2.1 SES框架主要内容及基本构件

由上述分析可知，宅基地属于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同时也被视为一种受资源系统和社会互动结构所约束的集体行动。都市圈内镇域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其空间上经历了显著的转型与重构过程，表现为生态景观混杂和居住空间变迁等特征，其内部的治理结构也在宏观制度框架之下经历快速建构。嵌套于宅基地退出行动上则具体表现为以下现象：首先，宅基地资源在分配、治理和再利用过程中存在资源分配不均和利用效率低下等治理困境；其次，作为多主体参与的集体行动，研究其行为特征与互动结构应尝试从群体行为机制进行解读，而不是仅针对农户的个体行为。由此可知，宅基地退出是一项具有鲜明公共性的问题，即属于典型的公共事务治理范畴，同时在其行动过程中表现出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交互和多主体参与等特征，分析其退出机理需要综合考虑到以上几点基本构件。
奥斯特罗姆[23]的SES分析框架被广泛用于公共资源治理事件分析，通过将复杂系统内自组织问题的变量归为资源系统、资源单位、治理系统和行动者四个子系统变量，梳理一定时期内人类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生态系统对人类行为的反馈，给予资源系统和社会互动结构更为全面的关注，从而诊断在特定行动场域内导致集体行动失败的限制性变量。这一框架已在乡村治理、生态保护工程等领域展开广泛应用。利用SES框架分析宅基地退出机制具有较好的适用性。该框架内包含四个核心子系统（资源系统、资源单位、治理系统、行动者），以及在社会系统（S，Social）和生态系统（ECO，Ecosystems）两个宏观背景下进行的互动过程（I，Interactions）和产出结果（O，Outcomes）等八个一级变量[24,25]，图2描述了组成该框架的第一层变量。子系统直接影响社会生态系统最终的互动结果，也受此互动结果的反作用；同时，这些子系统又可以分解成不同的层级，表1描述了SES框架第二层级变量（表1）。这些变量为研究不同情境下的集体行动问题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因此，SES理论框架的关键在于如何分析多层次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其贡献在于设计了一系列相关变量和由这些变量组成的通用分析框架，对于分析复杂的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交互影响与资源利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26]。
图2 SES框架第一层变量及关系示意图

Fig. 2 Diagram of variables 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first layer of the SES framework

表1 都市圈地区宅基地退出的SES二级变量

Table 1 Secondary variables of SES for the exit of urban residential land in urban areas

S社会、经济、生态和政治环境
S1经济发展；S2农村人口变动趋势；S3宅基地产权交易市场；S4宅地基制度与政策；S5社会媒介组织
资源系统（RS） 资源单位（RU） 治理系统（GS） 行动者（U）
RS1农村人居生态系统 RU1宅基地非排他与竞争性 GS1政府与非政府组织 U1地方政府、农户与社会资本
RS2宅基地边界清晰度 RU2宅基地退出完成效率 GS2宅基地退出保障机制 U2行为主体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地位
RS3宅基地基础设施 RU3宅基地退出方式 GS3产权制度 U3宅基地使用历史和经验
RS4宅基地区位条件 RU4宅基地退出数量 GS4集体决策规则 U4政府领导力与公信力
RS5宅基地周围资源规模 RU6宅基地安置点时空分布 GS5法律、政策与行动方案 U5行为主体对所处系统的认知程度
RS6区域环境资源承载力 RU7宅基地退出资金 GS6监督与制裁规则 U6社会准则或社会资本
互动（I）—产出（O）
I1不同使用者的收益分配
I2信息共享
I3协商过程		 I5投资活动
I6游说活动
I4使用者之间的矛盾		 O1社会绩效（对于促进效率、公平、可持续发展等）
O2生态绩效（生态多样性、生态系统韧性等）
O3其他外部效应（对于其他社会生态系统）
相关生态系统（ECO）
ECO1气候模式；ECO2污染情况；ECO3社会生态系统的其他输入或输出
对于都市圈地区来讲，引入SES分析框架分析宅基地退出行动机制，可以诊断其社会生态系统中复杂的结构要件与互动关联。其中，资源系统包含了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宅基地边界清晰度、宅基地的基础设施和区位条件等外部性资源条件，由此构成了宅基地退出的先决物质条件；资源单位包含了宅基地的退出方式和数量以及宅基地占有的非排他性与竞争性等物品属性；治理系统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产权制度和集体决策规则等系列的制度设计；行为者包括了地方政府、农户等角色及其产生的行为准则。在社会、经济、生态和政治背景中，行为者从资源系统中获取资源单位，并依据治理系统的规则来维持资源系统的运转。整个过程中，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紧密嵌套、连续不断地进行交互，产生对应的行动结果。
为此，本文利用SES分析框架，试图回应以下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如何基于SES理论框架构建都市圈宅基地退出的基本情景描述?第二，如何识别并破解作为典型区域的长安镇宅基地退出行动的机制路径?第三，如何提出具有个性化的建议对策，以消解研究区宅基地行动过程中面临的社会生态系统风险与治理困境?

2.2 SES分析框架下宅基地退出机制基本情景描述

2.2.1 识别关键问题

由于各区域宅基地退出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矛盾特征，故应在多个微观情境下系统地识别区域内的资源系统问题和治理系统等关键问题，而非孤立地考虑单一情境内单个主体因素。例如，都市宅基地退出的问题就不应该只简单考虑退出的比较收益问题，还应将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将区域内外的社会和环境变量纳入其中，识别区域内主要资源变量的状态水平，如土地利用现状、土地资源承载力等内部资源特征以及城乡土地利用矛盾等外部资源交互差距等资源系统问题（图3）。
图3 宅基地退出行动分析路径与研究框架

Fig. 3 Analysis path and research framework of homestead withdrawal action

2.2.2 行动情景设定

行动情景设定是SES框架下宅基地退出流程的嵌入与复现，以达到对宅基地退出行动实施流程的综合评估。第一步，需要对宅基地退出的参与者与组织者进行描述。分析其在行动过程中承担的主要职责类型、角色特征、行动路径以及面临的多主体利益矛盾。重点解释行动组织者需要开展的活动的途径与特点。第二步分析宅基地退出的行动特征与行动成效。分析该部分应关注区域整体人地关系，结合SES框架内资源单位（RU）中宅基地退出方式和数量、退出效率与安置点时空分布等维度进行具体分析。

2.2.3 退出机制分析

宅基地退出机制构建的核心是解决公共池塘资源利益分配问题。分析宅基地退出机制，即以集体行动对“公共池塘资源”分配利用为核心要义，识别案例区内的区位条件、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等资源系统，通过设定相关行动情景，包括行动者、行动特征与行动成效，探究其宅基地退出的激励机制与制约机制。

3 长安镇宅基地退出案例实证分析

长安镇位于浙江省海宁市西部，毗邻杭州市。整体地势平坦，是浙北平原上典型的“九分田一分水”的农业地貌。气候温和，水路与陆路交错纵横，农业耕作条件优越，拥有悠久的水稻种植历史。区域内常住人口约23万人，面积91.9 km2，镇内地面高程在3.21~2.27 m之间，辖20个行政村。长安镇位于杭州与嘉兴两地打造杭嘉一体化发展合作先行区，同时也是杭州大都市区核心圈层与上海都市圈的交汇处，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此外，该区域拥有较为突出的财政本底和经济驱动力。2022年，长安镇地区生产总值138亿元，位列全国高质量发展第128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6万元。就业形势主要以兼业农户和工厂打工收入为主。同时，长安镇也存在较为突出的宅基地利用矛盾。镇域内宅基地质量参差不齐，且占地面积差异过大，难以实现农地资源的公平配置（图4）。此外，长安镇人口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呈现城市生长在宅基地上的土地利用现状，同时大量以村庄形态为主的集体建设用地正在迅速扩张，导致区域内出现耕地细碎化与建设用地指标紧张并存的土地利用格局，亟需通过市场化途径解决宅基地资源配置矛盾。为此，应对长安镇宅基地退出的关键问题进行识别与诊断，构建相应的行动情景对宅基地退出具体环节进行描述。参考已有对宅基地退出的研究成果，本文提供浙江省长安镇宅基地退出行动的SES分析框架。
图4 宅基地退出行动前长安镇农户住宅质量差异

注：本图来自作者实地拍摄。

Fig. 4 Differences in residential quality among farmers in Chang'an town before homestead withdrawal

3.1 SES框架下长安镇宅基地退出关键问题识别

3.1.1 资源系统问题识别：外源性资源利用风险

土地要素是整个资源系统最为重要的外生性资源变量。乡村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由于宅基地改革的推进而加剧变动，导致土地要素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面临着多重利用不当的风险。受耕地非粮化以及城市快速扩张等影响，长安镇的农地利用碎片化趋势明显，具体表现为村庄用地分散、工业用地零碎、村集体建设用地低效以及永久基本农田碎片化等方面，致使农地利用效率低下和耕地资源大量浪费[27]。另外，长安镇的农地资源承载力低下，全域重点开发和优化开发区域占全市行政区域28.37%，而禁止开发区域仅占0.69%，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弱于土地利用开发的强度，难以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准则。尽管如此，由于工业园区的发展需要用地支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越来越高，长安镇建设用地指标依旧紧张。最后，由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村庄用地外延粗放扩张等问题，导致城乡土地利用差距拉大。一方面，乡村土地市场发育不完善、产权配置不合理成为乡村生产要素流失、发展动力缺失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建设用地无序扩张带来的负外部性环境影响，使得原宅基地区域生态问题凸显，乡村生产、生态与文化功能受限，城乡空间价值割裂[28]。

3.1.2 治理系统问题识别：多重治理压力交织

长安镇在实施宅基地退出行动过程中面临多重治理压力。其一，资金压力。无论农户的搬迁再集聚，还是低小散企业的退出，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撑。然而，整组搬迁的土地多复垦成耕地，实现农业规模化种植，基本不涉及项目开发，缺乏资金回流渠道。由于复垦的土地前几年肥力较低，造成流转收益低下，为保证种粮主体的承包地收益，政府必须稳定其农业收入，给政府增加了较重的资金负担。其二，规划调整的压力。各类详细规划，如教育、卫生、交通等规划滞后于全域土地整治规划，使得退地农户的文化教育资源和医疗保障等配套资源亟待加强。其三，政策协调压力。农户宅基地退出涉及企业腾退政策、村组撤并和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等，需要考虑到村组整合带来的行政协调压力和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因素，使得宅基地退出行动的行政网络更加复杂。四是宅基地退出的后续保障压力。宅基地退出后相关权利保障，导致农户参与试点实践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较弱。五是宅基地功能价值显化压力。长安镇大部分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只是将宅基地位置置换，强化了房屋的居住价值，弱化了其财产价值和其他隐性福利。

3.2 宅基地退出行动情景描述

3.2.1 行动者

长安镇实施宅基地退出主要涉及农户个体、村民小组、地方政府和工商资本等多元主体，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形成一定的治理结构。农户个体是宅基地退出的行动参与者，也是最基本的治理单元。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存在农民主体地位难以保障、农户参与度低、主体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作为行动组织者，长安镇政府根据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动指南，在项目发展的不同时期召开动员大会、座谈会以及模拟面签等流程，与行动参与者进行信息的传递与反馈。受集体行动的影响，村民小组的整体搬迁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由于实施程序的设置体现农户的自主选择以及村民小组的群体效应，地方政府在这些环节的角色更多的是统筹者、规则制定者和裁判。

3.2.2 行动特征与行动成效

长安镇从2022—2024年间在全镇19个行政村村域范围内开展宅基地参加退出，鼓励部分符合条件的村民小组退出宅基地。参与者以户为单位，在遵循自愿退出基础之上，鼓励农户放弃农村合法住宅。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值得关注的行动特征：首先，房屋补偿标准是基于房屋重置价以及折旧率、成新度等方面进行多维评估，体现房屋补偿的差异性及合理性。其次，安置方式灵活度高。政府根据农户群体实际需求，设置了多种住房保障方式引导农户集中居住，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此外，安置地点位于镇区优质地段，周边配套齐全，提高了农户搬迁后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实施模式上，政府在行动过程中让渡了部分主动权，例如，政府事先未划定搬迁区块以及搬迁任务，是否退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组农户的搬迁意愿率高低等，突出了农户的自主选择事权，提高农户参与度宅基地退出效率。在整个行动实施过程中，政府扮演更多的是协调者和裁判者的角色，把大部分行使权力的空间让渡给了农户，让农户拥有高度自主决策权。同时，高度的政策灵活性与透明性也是长安模式的重要特征，有效保障了农户的利益（图5）。
图5 SES框架下长安镇宅基地退出行动情景

Fig. 5 Scenario of homestead withdrawal in Chang'an town under SES framework

从行动成效来看，长安镇宅基地有序退出取得一定的进展。2022—2023年，长安镇共有35个小组参与模拟签约，其中1个小组模拟签约率未达到70%，其余34个小组平均模拟签约率为94%，且有14个小组模拟签约率为100%（表2）。农户原有宅基地腾退后进行统一复耕，实现了耕地总量增加以及质量与数量上的占补平衡；让原先一家一户承包地的分散经营变为规模经营，促进组内农地实施统一整治和流转；通过协调土地及其承载的人口、产业、权属关系，优化城乡空间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促进城乡住房功能价值统一[29,30]；有效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带动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升。
表2 长安镇宅基地退出行动模拟签约情况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simulated contract signing for homestead withdrawal in Chang'an town

宅基地退出行动时间/年 模拟签约率/% 小组数/个 总户数/户 模拟签约户数/户 平均模拟签约率/%
2022 <70 1 11 6 54.5
>70 12 384 367 95.5
2023 >70 22 794 744 94.0

3.3 长安镇宅基地退出机制分析

宅基地退出复杂的治理结构与行动情境决定了该行动同时具有激励与约束双重效应。长安镇宅基地退出行动应建立以“公共池塘资源”分配利用为核心的宅基地合理退出机制，通过寻求相适应的动力保障、流转途径以及安置措施，达到对宅基地资源系统和治理系统的有序组织与合理利用（图6）。
图6 长安镇宅基地退出机制分析框架

Fig. 6 Analysis framework of homestead withdrawal mechanism in Chang'an town

3.3.1 动力机制：劳动力转移加剧与生态要求提升

长安镇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区位优势为宅基地退出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保障，包括城市就业吸引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能力。一方面，都市圈地区发达的经济条件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吸引更多周边地区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31]。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对于年轻劳动力的吸纳力有限，尤其是杭嘉湖平原地区高度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够吸纳劳动力的数量更为有限。作为海宁市城镇化潜力发展区，应避免由于土地过度开发引发的系统性生态风险。随着长安镇地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的全面推进，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退出后的宅基地，一部分用于复垦复绿，在优化生态环境目标下，通过开展河湖水系综合治理及“四边三化”复绿行动，逐步形成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舒适优美的空间格局，从而提升农村生态韧性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另一部分则调整为城市建设用地，而未严格实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则会引起过度利用开发以及耕地非粮化现象产生。

3.3.2 流转机制：规模经营扩大与权益主体虚化

宅基地流转的前提是农户住有所居，因此流转的对象应以符合申请宅基地条件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优先[32,33]。农民对宅基地只享有使用权，这就使得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或集体经济组织的宅基地流转规模相当有限。要推动宅基地流转与退出，就要引导放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长安镇让原先一家一户承包地的分散经营变为规模经营，农户将承包地流转给村里，由村统一流转出租，农户享受租金，能够将宅基地的财产收益显化，增加农民收入。从流转用途来看，宅基地退出后应复垦整理为耕地，可增加大量耕地资源和建设用地指标。如划定为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可以为企业用地增加集聚效应，既解决了农民就业问题，同时又提高了地区经济效益。
宅基地的流转机制虽然缓解了宅基地低效、无序利用的问题，但从长时间来看，宅基地所有权主体虚化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种以约束性为表征的宅基地流转不畅与宅基地所有权主体模糊会加剧宅基地改革难度，导致农户陷入产权认知模糊和资格权认定困难等困境。

3.3.3 安置机制：现状福利提升与长期风险并存

对于农民来讲，退出宅基地意味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因此对于选择退出宅基地的农户必须充分考虑安置机制的长期性与保障性。长安镇在给予农户房屋补偿后采用多种安置方式和优质地段供农户选择，与退出前的农房相比，提升了农户的住房质量和福利水平，同时也提高了农户搬迁的积极性与配合度。此外，高度的政策灵活性也是长安镇宅地基退出机制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色。从政策实施过程来看，政府没有限定搬迁区块和搬迁任务，而是根据农户自愿原则，用很大程度上整组搬迁意愿率高低来确定是否搬迁，充分体现了农户退出宅基地的自主选择与决策。
尽管参与退地的农户在住宅条件、安置位置以及配套设施等方面得到了显著改善，农户长期的社会保障风险仍然存在。在城乡二元户籍割裂背景之下，失地农民一旦退出宅基地便可能被边缘化，难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与教育资源。在就业方面，利用宅基地进行副业生产的农户在城市就业市场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获得符合预期的工作，面临退地后难就业困境。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结论

都市圈由于其特殊的区域资源本底和社会发展水平，其宅基地退出行动蕴含着个性化的机制与路径。本文基于浙江省长安镇宅基地退出的实践经验，借助SES理论分析框架，对宅基地退出的资源系统和治理系统进行梳理，并以“问题提出—情景描述—机制分析”组成的逻辑路线阐释了长安镇宅基地退出的内在机理。主要结论如下：（1）都市圈宅基地退出面临着资源系统变动加剧、资源单位竞争不当、治理体系边界模糊和行为主体利益互异四类主要治理困境；（2）长安镇宅基地退出主要受到土地利用碎片化、土地资源承载力低下、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等外源性资源利用风险，以及来自资金压力、规划压力、政策协调和后续保障等多重治理压力；（3）受集体行动的影响，小组整体搬迁率影响农户退出意愿，且农户具有高度自主决策权，退出行动对于改善社会生态环境、优化城乡空间结构以及盘活农村土地资源起到一定行动成效；（4）动力机制、流转机制以及安置机制是都市圈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机制路径，且呈现出激励和约束的双重效应。

4.2 政策启示

长安镇宅基地退出复杂的治理结构与行动情境决定了该集体行动同时具有激励与约束双重效应。未来，应以强化激励机制和弱化制约机制为主要改进方向，优化宅基地退出行动路径。
（1）拓宽财政资金来源，引导产权合法流转
行动资金作为资源单位（RU）中的重要物质基础，决定着集体行动的效率。即便是经济发达地区，宅基地退出行动也存在极高的交易费用。地方政府应创新多渠道的市场化投融资途径，引入社会资金共同参与宅基地退出行动，弱化资金不足对宅基地退出的制约机制。建立权属明晰、保护严格的宅基地产权制度，并且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34]。积极探索宅基地跨村镇等流转途径，助推宅基地在合法有效范围内顺畅流转，不仅能够显化宅基地财产价值，而且有助于拓宽宅基地退出路径。
（2）保障退地农户权益，提供多元后续保障
宅基地退出行动会对农户的福利边界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尤其是在管理体系（GS）未发展完善初期，对农户的生产生活造成较大负面影响。政府应致力于搭建城乡福利保障联动平台，提供多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让落户城镇农民享有同等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权益，特别是要完善搬迁后住房保障，对于缺乏经济条件的农户提供多种形式的过渡性住房政策扶持[35,36]。
（3）考虑差异化住房需求，合理确定退地补偿标准
宅基地退出的住房补偿，既要满足年轻人对于现代化便利的生活需求，还应考虑老年人对农村宅基地的房屋依恋。为此，政府应提供丰富多样化的安置方式，叠加原宅基地房屋补偿款，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居住需求。另外，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的确定应该依据不同类型退出主体的损失和贡献进行综合评判，避免由“一口价”的定价方式引发的社会不公现象，损害农户的利益。长安镇的案例分析表明，农户房屋的补偿标准应参照市场评估房屋价值，保证补偿公平性，同时应该将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如搬迁费、临时安置费用等纳入其中。
（4）建立差异性安置方案，严格保障资源环境安全
在农户显著分化地区，差异性的安置方案是提升农户搬迁满意度的重要途径[37]。对于已退地的农户，一次性货币补偿或者置换到区域位置更加优越地段的方案接受度更高。对于村集体经济收入较高的地方，应鼓励农户探索以产权入股方式继续获得集体经济收益分红。最后，规范耕地保护措施，特别是面对都市圈地区农村资源系统变动加剧困境，应严格限制毁坏生态环境和资源安全的土地利用开发项目，以反向激励政府复垦闲置和废弃的宅基地。
随着都市圈地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共同推进，宅基地改革的理论深度和内在要求也站在了更高的平台。宅基地退出行动作为深化宅基地改革的重要途径之一，符合中国农村发展治理现代化的长远要求与整体利益。尽管各类地区宅基地退出面临的治理困境存在差异，且退出机制因地各异，政府层面应不断尝试制度与理论上的优化创新，平衡各级利益主体的权益需求，减少因此形成的宅基地利用与退出风险，以达到优化宅基地改革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圈的宅基地退出是一个涉及多系统交互的乡村治理问题，本文仅从公共管理视角下对宅基地退出的关键问题和退出机制进行定性分析和案例研判。实际上，宅基地退出过程还涉及经济学和生态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因此，未来应采用多维度、多学科交叉融合，并注重农户微观层面的量化分析与实证研究，探讨宅基地退出更为深层次的内在机制与作用路径。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吕晓, 牛善栋, 谷国政, 等. 有限市场化的农村宅基地改革: 一个“人—地—房—业” 分析框架. 中国农村经济, 2022, (9): 24-43.

[LYU X, NIU S D, GU G Z, et al. The limited marketization of rural homestead reform: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eople-land-housing-industry".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2, (9): 24-43.]

[2]
李婷婷, 龙花楼, 王艳飞, 等. 黄淮海平原农区宅基地扩展时空特征及整治潜力分析: 以禹城市5个村庄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9): 2241-2253.

DOI

[LI T T, LONG H L, WANG Y F, et al.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olidation potential of rural housing land in farming area of the Huang-Huai-Hai Plain: The cases of five villages in Yucheng city.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9): 2241-2253.]

[3]
陆进锋, 杨忍, 庄诺亚. 都市边缘区典型农村宅基地功能转型机制: 以广州市凤和村为例. 经济地理, 2023, 43(4): 174-183.

DOI

[LU J F, YANG R, ZHUANG N Y.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typical rural homestead in urban fringe: A case study of Fenghe village, Guangzhou.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3(4): 174-183.]

[4]
曲衍波, 赵丽鋆, 柴异凡, 等. 乡村振兴视角下空心村多维形态识别与分类治理: 以山东省禹城市房寺镇为例. 资源科学, 2021, 43(4): 776-789.

DOI

[QU Y B, ZHAO L J, CHAI Y F, et al. Multidimensional form identification and targeted governance of hollow villages from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erspective: Taking fangsi town of Yucheng city in Sh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Resources Science, 2021, 43(4): 776-789.]

[5]
应苏辰, 金晓斌, 罗秀丽, 等.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力乡村空心化治理的作用机制探析: 基于乡村功能演化视角. 中国土地科学, 2023, 37(11): 84-94.

[YING S C, JIN X B, LUO X L, et al. Functioning mechanism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governing rural hollow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function evolution. China Land Science, 2023, 37(11): 84-94.]

[6]
高金龙, 刘彦随, 陈江龙. 苏南地区农村宅基地转型研究: 基于利用状态的视角.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1): 2878-2891.

DOI

[GAO J L, LIU Y S, CHEN J L. Transition of rural housing land in Southern Jiangsu, China: Evidences from the utilization statu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11): 2878-2891.]

[7]
徐忠国, 卓跃飞, 陈阳, 等. 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多主体行为逻辑: 以杭州临安为案例. 中国土地科学, 2024, 38(1): 105-113.

[XU Z G, ZHUO Y F, CHEN Y, et al. Multiple behavioral logics in the redevelopment of idl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 case study of Lin'an, Hangzhou. China Land Science, 2024, 38(1): 105-113.]

[8]
朱迪, 吴泽斌, 汪应宏, 等. 国土空间规划管制视角下农村宅基地退出及增值收益分配测算.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12): 3024-3040.

DOI

[ZHU D, WU Z B, WANG Y H, et al. Calcul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 and value-added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regula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12): 3024-3040.]

DOI

[9]
汤礼莎, 龙花楼, 戈大专. 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的空间分异特征与机制: 以洞庭湖区为例. 地理学报, 2023, 78(6): 1339-1354.

DOI

[TANG L S, LONG H L, GE D Z.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resilience 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Dongting Lake Are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78(6): 1339-1354.]

[10]
何仕瑶, 黄善林, 刘兆军. 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基于宅基地依赖的中介效应. 资源科学, 2023, 45(10): 2009-2025.

DOI

[HE S Y, HUANG S L, LIU Z J. The impact of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 labors on their homestead exit willingness: Based on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homestead dependence. Resources Science, 2023, 45(10): 2009-2025.]

DOI

[11]
韩述, 郭贯成, 张传. 禀赋效应与风险承载力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基于江苏省6754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资源科学, 2024, 46(1): 218-231.

DOI

[HAN S, GUO G C, ZHANG C. Impact of endowments and risk coping capacity on the willingness of homestead withdrawal: Based on a survey of 6754 farming households in Jiangsu province. Resources Science, 2024, 46(1): 218-231.]

[12]
王静, 朱琳.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研究.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39(6): 165-170.

[WANG J, ZHU L. Study on the circulation willingnes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on farmer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8, 39(6): 165-170.]

[13]
关江华, 黄朝禧, 胡银根. 不同生计资产配置的农户宅基地流转家庭福利变化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10): 135-142.

[GUAN J H, HUANG Z X, HU Y G. Research on welfare changes of farmer's family with different allocation of livelihood assets in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version.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4(10): 135-142.]

[14]
吴郁玲, 于亿亿, 王梅. 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福利增进需求研究: 基于余江、金寨、宜城三地的农户调查. 中国土地科学, 2021, 35(7): 61-70.

[WU Y L, YU Y Y, WANG M. Study on farmers' demand for welfare enhancement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 Based on the rural household survey in Yujiang, Jinzhai and Yicheng. China Land Science, 2021, 35(7): 61-70.]

[15]
侯娇, 卢新海, 郑玮博, 等. 农户对宅基地流转福利的认同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6): 194-202.

[HOU J, LU X H, ZHENG W B, et al. Farmers' identification of the circulation benefit of homestead: Taking Hu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1, 42(6): 194-202.]

[16]
张梦琳. 农村宅基地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河南四市为例.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17(2): 92-101, 152-153.

[ZHANG M L. Analysis on farmers' welfare differences and their influential factors afte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ransfer: With four cities of Henan province as case study.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7, 17(2): 92-101, 152-153.]

[17]
袁方成, 靳永广. 封闭性公共池塘资源的多层级治理: 一个情景化拓展的IAD框架. 公共行政评论, 2020, 13(1): 116-139, 198-199.

[YUAN F C, JIN Y G.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closed common pool resources: Based on the situ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IAD framework.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0, 13(1): 116-139, 198-199.]

[18]
屠爽爽, 龙花楼, 张英男, 等. 典型村域乡村重构的过程及其驱动因素. 地理学报, 2019, 74(2): 323-339.

DOI

[TU S S, LONG H L, ZHANG Y N, et al. Proces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ypical villag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2): 323-339.]

DOI

[19]
刘双良. 乡村社会变迁对宅基地“三权分置” 与乡村振兴的冲击与牵引. 农村经济, 2024, (2): 30-39.

[LIU S L. The impact and traction of rural social changes on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powers" of homestead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Economy, 2024, (2): 30-39.]

[20]
张勇超. 功能要素与农户宅基地退出: 来自辽宁、重庆两地的样本证据.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4, 23(1): 126-134.

[ZHANG Y C. Functional elements and households homestead withdrawal: Evidence samples from Liaoning and Chongqing.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4, 23(1): 126-134.]

[21]
张秀智, 丁锐. 经济欠发达与偏远农村地区宅基地退出机制分析: 案例研究. 中国农村观察, 2009, (6): 23- 30, 94-95.

[ZHANG X Z, DING R. The case study on the exit mechanism of residential land in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nd remote rural areas. China Rural Survey, 2009, (6): 23- 30, 94-95.]

[22]
伍彪, 罗凯文, 伍家乐, 等. 基于三种典型模式的农村宅基地退出实践比较分析. 农村·农业·农民(A版), 2023, (23): 44-46.

[WU B, LUO K W, WU J L, et 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ural homestead land exit practices based on three typical models. Rural,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Part A), 2023, (23): 44-46.]

[23]
OSTROM E.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cience, 2009, 325(5939): 419-422.

DOI PMID

[24]
MAGAREY R D, CHAPPELL T M, TREXLER C M, et al.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 tools for improving crop pest management. Journal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2019, 10(1): 2, Doi: 10.1093/jipm/pmz004.

[25]
BRONDIZIO E S, VOGT N D, MANSUR A V, et al.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deltas as coupled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n example from the Amazon River Delta. Sustainability Science, 2016, 11(4): 591-609.

[26]
叶艳妹, 林耀奔, 刘书畅, 等.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的社会—生态系统(SES)分析框架及应用: 以浙江省钱塘江源头区域为例. 生态学报, 2019, 39(23): 8846-8856.

[YE Y M, LIN Y B, LIU S C, et al.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SES) analysis framework for application i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ngineering of mountains-rivers-forests-farmlands-lakes-grasslands: Utilizing the source area of Qiantang River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9, 39(23): 8846-8856.]

[27]
张正峰. 我国土地整理模式的分类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7, 26(4): 82-86.

[ZHANG Z F. Connot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land consolidation pattern in China.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7, 26(4): 82-86.]

[28]
张军涛, 张世政. 农民特性、政策工具与宅基地功能: 基于江西余江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分析. 农村经济, 2019, (5): 29-36.

[ZHANG J T, ZHANG S Z. Peasant characteristics, policy tools and functions of homestead. Rural Economy, 2019, (5): 29-36.]

[29]
宋志红.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宅基地权利制度重构. 法学研究, 2019, 41(3): 73-92.

[SONG Z H. Reconstruction of the rights system on the rural house sit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Law, 2019, 41(3): 73-92.]

[30]
于水, 王亚星, 杜焱强. 异质性资源禀赋、分类治理与乡村振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19(4): 52-60.

[YU S, WANG Y X, DU Y Q. Classified governance: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heterogeneous resource endowment.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19(4): 52-60.]

[31]
胡银根, 余依云, 王聪, 等.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的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有效阈值: 以改革试点区宜城市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6): 1317-1330.

DOI

[HU Y G, YU Y Y, WANG C, et al. The effective threshold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voluntary withdrawal from rural homestead: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reform of pilot city in Yicheng city.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6): 1317-1330.]

[32]
董新辉. 新中国70年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制度变迁、现实困境、改革方向. 中国农村经济, 2019, (6): 2-27.

[DONG X H. The circulation of housing land use right in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stitutional change, current dilemma and reform direction.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9, (6): 2-27.]

[33]
韩述, 郭贯成, 王俊龙. 风险承载力、政策规制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拓展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 中国土地科学, 2023, 37(4): 62-72.

[HAN S, GUO G C, WANG J L.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risk carrying capacity and policy regulation on willingness to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extended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China Land Science, 2023, 37(4): 62-72.]

[34]
张慧利, 夏显力. 风险感知、制度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21(1): 145-154.

[ZHANG H L, XIA X L. Impact of risk perception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on farmers' behavior of quitting rural residential land.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21(1): 145-154.]

[35]
邢大伟, 徐金海, 曾华盛, 等. 风险认知、社会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基于江苏省扬州市418户农户调查的数据.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11): 51-60.

[XING D W, XU J H, ZENG H S, et al. Risk perception, social trust and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exit homestead: Based on the data from a survey of 418 rural households in Yangzhou, Jiangsu province.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2, 43(11): 51-60.]

[36]
林宣佐, 王光滨, 郑桐桐, 等.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 的实现模式及保障措施分析. 农业经济, 2020, (11): 94-96.

[LIN X Z, WANG G B, ZHENG T T, et al. Analysis on the realization mode and guarantee measures of "separation of three powers" in rural homestead.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0, (11): 94-96.]

[37]
李昱甫, 耿虹, 倪楚越. 场景视角下传统村落闲置农房活化驱动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以松阳县雅溪口村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8): 1852-1866.

DOI

[LI Y F, GENG H, NI C Y. The interna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activating idle rural hous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ene to drive common prosperity: A case study of Yaxikou village, Songyang county.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8): 1852-1866.]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