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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5 , Vol. 40 >Issue 3: 636 - 651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305

其他研究论文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基于沈阳市典型农户的实证研究

  • 吕晓 , 1 ,
  • 张启岚 1 ,
  • 张学波 2 ,
  • 张景奇 1
展开
  • 1.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沈阳 110169
  • 2.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日照 276826

吕晓（1984- ），男，山东聊城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乡村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4-05-30

  修回日期: 2024-11-05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2-2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29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61144750)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N2414-002)

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计划(tsqn202306183)

收起

The impact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ypical farmers in Shenyang

  • LYU Xiao , 1 ,
  • ZHANG Qi-lan 1 ,
  • ZHANG Xue-bo 2 ,
  • ZHANG Jing-qi 1
Expand
  •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26, Shan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5-30

  Revised date: 2024-11-05

  Online published: 2025-02-21

Fold

摘要

共同富裕目标下探究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对于更好地发挥农地流转的积极共富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面向共同富裕目标、立足农户主位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沈阳市329户典型农户的一手调查数据，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应用综合指数法等测度农户的生计韧性指数，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定量检验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影响效应，并应用扎根理论方法定性分析农地流转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沈阳市农户整体的生计韧性水平偏低，尤其在缓冲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对比来看，流转户的生计韧性指数高于未流转户，且在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三个维度均具有优势。在采取PSM降低样本的自选择偏误后，估计结果表明农地流转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2）在农地流转的影响下农户生计韧性总体沿着“冲击扰动—缓冲恢复—路径异化”的机制路径发展变化，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未来应面向共同富裕目标继续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引导和鼓励农户有序进行农地流转，同时还要加强农地流转的风险防控机制，防止农户陷入生计停滞或衰退的境地。

关键词： 共同富裕; 农地流转; 农户生计韧性; PSM; 扎根理论方法

本文引用格式

吕晓 , 张启岚 , 张学波 , 张景奇 .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基于沈阳市典型农户的实证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3) : 636 -651 . DOI: 10.31497/zrzyxb.20250305

Abstract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to better exert the positive co-enrichment effect of farmland transfer.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29 typical farmers in Shenyang,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farmers' dominant position.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re used in this paper.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dex, and then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PSM) i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test the effect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Then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is applied to qualitatively analyze the impact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livelihood resilience level of farmers in Shenyang is not high, especially in the buffer capacity and self-organization capacity. In comparison,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dex of transfer farmer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n-transfer farmers, and has advantages in three dimensions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By using PSM to reduce sample self-selection bias, the estimation results show that farmland transfer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2) Under the impact of farmland transfer, the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generally develops and changes along the mechanism path of "shock disturbance-buffer recovery-path alienation", which further affects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recommended to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farmland transfer system fo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guide and encourage farmers to orderly transfer farmland, and strengthen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of farmland transfer to prevent farmers from falling into the situation of livelihood stagnation or decline.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farmland transfer;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PSM; grounded theory method

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奋斗目标[1]，其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和应有之义，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难点所在[2]。农地流转作为农村土地资源分配和流动的核心制度，关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和农民群体的根本利益[3]，是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关键着力点。其不仅是解决耕地细碎化和撂荒问题、促进规模经营及农业现代化的有效手段[4]，也是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和提升农民生计福利的重要科学实践[5]。但与此同时，农地流转作为农户生计活动的重大调整必然会打破农户原有的生计稳态，农地流转户需要面临土地、资金等家庭生计资本的剧烈改变，以及生计方式转变、社会关系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等多重不确定性，加之农户群体弱势化趋势的客观存在，农地流转可能会导致农户生计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问题凸显。而如何破解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冲击扰动，引导农户快速平稳地实现生计方式转型，构建良好的生计韧性是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近年来，随着农地流转管理与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逐步开放和农地产权改革的深化，农地流转的规模与速度蓬勃发展。2022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5.76亿亩（1亩≈667 m2） ① ，占全国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36.73%。农地流转以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具有改善农民生计的一般属性。因此，探究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对于更好地发挥农地流转的积极共富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农地流转与农户的生计资本[6]、生计策略[7]及福利状况[8,9]等密切相关，且对促进农户家庭增收[10]、缩小收入差距[11]、促进农村减贫[12]以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13,14]等都具有积极意义。韧性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最有效途径[15]，农户生计韧性则是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和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近年来被广泛用于减少贫困和改善生计等话题的研究[16,17]。总体来看，已有文献为探究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其共富效应提供了诸多有益参考，农户生计韧性也逐步成为共同富裕研究新的重要视角，但尚未见有关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影响的全面解释。另外，量化分析可以揭示宏观普遍性状况，质性研究则能从微观角度实现对事物本质的深度理解[18]，两者结合使用能够使研究发现更为完整[19]。由此，本文打破已有研究仅采用定量测度或定性诠释的局限，引入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旨在更全面、更深入地解释共同富裕目标下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立足农户主位视角，选取农业大市沈阳市为研究区域，基于329户典型农户的一手调查数据，构建共同富裕目标下农地流转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测度样本农户生计韧性指数的基础上，首先定量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影响效应，进一步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探究其背后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寻求良好农户生计韧性的建设路径、更好地发挥农地流转的积极共富效应、加快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有益参考。

1 理论框架

1.1 韧性与农户生计韧性的概念内涵

韧性（resilience）源于拉丁语动词“resilire”，意指“反弹”[20]，起初用于形容材料适应外力冲击并恢复到原来形状的性能，后逐渐被应用于心理学、生态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多个领域[16]。韧性的概念也从相对狭义的工程韧性解释发展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生态背景下，成为理解复杂系统如何实现自适应循环发展的思维方式，强调“系统在受到冲击后其自身的恢复和适应能力”[21]。
生计韧性就是韧性在生计上的具体体现，农户生计韧性即指农户生计系统应对环境变化并从不利影响中恢复和转型的能力[22]。根据Speranza[23]提出的分析框架，农户生计韧性包含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三个方面。缓冲能力指系统在保持其结构、功能、特性以及反馈的前提下可以吸收变化（干扰）的数量[23]，取决于农户拥有的禀赋与资源的水平。缓冲能力是提升生计韧性的基础和前提[16]，可用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5种生计资本的丰度来表征，农户的生计资本积累越多，其抵抗外界冲击的能力就越强。自组织能力指通过社会结构（自上而下的过程）和人类行为（自下而上的过程）自发进行的组织和构建[23]，具体可从社会关系网络、组织化水平和政治赋权三个方面来衡量[16]。其中，社会联结与邻里信任程度反映农户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大小与联系的紧密程度，社区活动的参与度反映组织化水平，村委任职反映政治赋权。此外，融资机会影响农户通过融资维持生计稳定或实现生计重建、发展的难度，是衡量自组织能力的另一关键指标。学习能力可以理解为个体或组织创造、获取、传播、记忆和运用知识与技能的能力[23]，以及通过与邻里交流分享等转化为实际生计能力的过程。农户的学习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及时预见未来的风险和冲击，并作出相对合理的生计决策，具体可从信息获取渠道、农户的学习意识、文化程度、邻里知识分享以及生计渠道几个方面来衡量。

1.2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作用

农地流转作为农户生计活动的重要内容，与农户生计韧性状况密切相关。一方面，农地流转影响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在家庭经营格局下，农户对土地、资金、劳动力等核心资本的配置具有联动性[24]，农地流转不仅带来农地禀赋即自然资本的变化[6]，还会带来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家庭生计资本的增减变化，直接影响农户的缓冲能力。从长期来看，农地流转还会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带来就业结构[11,25]、生产生活方式[26]及社会网络[6]的变化，促进农户摆脱传统小农经济的“生存逻辑”束缚[27]，从而影响农户的自组织能力。此外，农地流转户的生计调适过程也是农户努力拓宽生计渠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农户的信息和知识获取能力及应用转化能力可能会进一步增强，进而引致学习能力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农户初始禀赋的异质性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农地流转的方向和参与程度不同，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机制存在复杂性，农地流转户生计韧性的发展演化方向必然具有多样性，进而对未来的生计状况以及共同富裕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1.3 农户生计韧性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内在关联

农户生计韧性与共同富裕目标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一方面，增进民生福祉是共同富裕建设的根本落脚点[28]，而农户生计韧性直接决定农户的生计结果，良好的生计韧性是农户实现高水平生计福利的前提，可以看出，农户生计韧性的建设目标与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具有高度契合性；另一方面，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和发展思维[29]，即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统筹“保障”和“发展”，不仅要求农户具有持续增收的能力，也要求农户具备良好的抗风险与抗冲击能力[30]，这与农户生计韧性所具有的稳定性、适应性和转型性三个关键属性[23]具有内在一致性。农户作为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单位，是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关键群体，因此，巩固和提升农户的生计韧性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个体建设路径。具体而言，农户的缓冲能力即农户可以抵抗外部冲击并保持自身生计产出水平不下降的能力，缓冲能力越强其抵御外界冲击与胁迫以及利用新机会的能力就越强[31]。强劲的缓冲能力是防止农户陷入贫困境地的“自我防线”和改善生计的基础保障，是稳步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自组织能力强调社会网络、制度、权力对生计韧性的影响[32]，反映农户的能动性和适应能力，是维持和恢复农户生计状况的核心内生动力，是推进共同富裕的能力根基。自组织能力还关系到农户的社会网络，影响农户获取资源和合作机会，良好的自组织能力也是促进“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富”的重要因素。生产主体的学习能力直接决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共同富裕建设的关键主体——农户的学习能力是发展生产力、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根本动力来源。
由此，本文遵循由“现象”到“本质”的逻辑顺序，首先基于沈阳市329份农户问卷数据定量检验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影响效应，初步刻画影响的“现象”表征；进一步，选取典型农地流转户开展访谈收集定性分析资料，借助扎根理论方法探究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机制，以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机制（图1）。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Methodology framework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沈阳市位于辽宁省中部，是东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下辖10个市辖区、2个县和1个县级市。全市总面积12860 km2，其中耕地面积7587.89 km2 ② 。2022年沈阳市全年地区生产总值7695.8亿元，三次产业占比为4.4∶37.5∶58.1。202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914.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37.3万人，城镇化率为85% ③ 。沈阳市位于东北平原南部，地形平坦、日照充足、降水充沛，耕地资源丰富且土壤肥沃，农业生产条件十分优越，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近年来，沈阳市充分发挥自然禀赋优势、紧跟政策导向，持续推进农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方面还形成了“市场交易+政府监管”的运行模式，促进了农地规范化流转。2022年沈阳市全年粮食播种面积5443 km2，粮食总产量392.7万t，单位面积产量7214.8 kg/hm2 ④ ，领先全省（6976.1 kg/hm2）和全国（5801.7 kg/hm2）平均水平 ⑤ 。但值得注意的是，沈阳市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农户群体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富裕方面仍然面临严峻考验。2022年沈阳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52元，仅为城镇居民的42.4%，比上年增长3.2% ⑥ ，低于全省（3.6%）和全国（6.3%）平均增速 ⑦ 。此外，受自然灾害频发、粮食生产成本与农地流转成本增加、经济社会变革加快等影响，沈阳市农业生产与农户生计都面临一定风险。

2.2 数据来源

农户问卷数据和访谈资料来源于课题组于2023年7-9月在沈阳市进行的实地入户调查和典型农户访谈。在问卷数据方面，为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结合实地考察与前期研究成果，本文从村庄特色、地理位置、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及农地流转进行的阶段性等角度出发选择调研区域。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沈阳市浑南区、苏家屯区、辽中区、于洪区、沈北新区、新民市、法库县、康平县8个农业县（市、区）共选取24个调研乡镇，每个乡镇选取2~5个自然村，在村内随机抽取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共获取有效问卷329份。问卷内容涉及被访农户的个人及家庭基本特征、家庭收支状况、农业经营状况、就业情况、社会融入情况等。被调查农户男女比例接近7∶3，以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主，家庭规模大多在2~5人，多数农户的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下，但有36户农户的家庭年收入>40万元。受访农户中有接近半数（157户）参与了农地流转，其中有70户的流转面积超过50亩，总流转面积达25394亩。样本结构特征与沈阳市的基本情况相符，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在访谈资料方面，研究者从受访农户中选取19户典型农地流转户在完成调查问卷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深入访谈，记录其生计变化历程，每位农户的访谈时间持续30~80 min，并将访谈录音转录为文本以便进行后续的定性分析。

2.3 研究方法

2.3.1 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基于对农户生计韧性内涵及其与共同富裕目标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借鉴“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三维分析框架，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结合农户主位视角选取具体评价指标，构建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维度 指标层 权重 指标描述与赋值说明
缓冲能力 自然资本 0.11 家庭实际耕地经营面积/亩
人力资本 0.05 18~65周岁健康劳动力数量/人
金融资本 0.11 家庭年总收入/元
物质资本 0.10 家庭拥有的主要耐用品总价值/元
社会资本 0.06 同村的亲戚数量/户
自组织能力 社会联结 0.04 与亲戚朋友联系的密切程度，五点量表获取
邻里信任 0.03 对邻里的信任程度，五点量表获取
村委任职 0.14 家庭成员中村两委成员的人数/人
社区活动 0.06 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繁程度，五点量表获取
融资机会 0.04 家庭缺乏资金时的融资途径/种
学习能力 信息获取 0.05 获取信息的渠道数量/种
学习意识 0.06 学习知识和技术的主动性，五点量表获取
文化程度 0.05 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知识分享 0.05 与邻里交流和分享知识的频率，五点量表获取
生计渠道 0.05 家庭成员生计活动的类型数量/种

2.3.2 农户生计韧性测度方法

（1）数据标准化。为消除各指标数据的性质差异、量纲及数量级对指标可比性的影响，采用极差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X i j = X ' i j - X m i n X j m a x - X j m i n
式中： X ' i j为样本i指标j的量化值； X i j为样本i指标j的标准化值； X j m a x和 X j m i n分别代表总样本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主客观组合赋权。为避免单一方法对现实情况反映不足或主观经验判断导致偏差，采用主客观结合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首先运用熵权法初步赋权得到第j个指标的客观权重wj，再邀请沈阳市从事土地利用与乡村发展研究的7位专家对权重进行核定打分，得到第j个指标的主观赋权结果vj，按线性加权法对主客观权重进行组合：
z j = α w j + ( 1 - α ) v j
式中： z j为最终权重；α为组合权重的比例系数，α=0.5。
（3）综合指数法。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农户生计韧性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L R I i = B A i + S A i + L A i
B A i S A i L A i = ∑ i n z j X i j
式中： L R I i为农户生计韧性指数； B A i为缓冲能力指数； S A i为自组织能力指数； L A i为学习能力指数；i代表第i个样本农户，i的取值范围为1~n。

2.3.3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1）PSM模型。考虑到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并不是完全随机的，本文选择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来检验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该方法能够通过找到与处理组（农地流转户）相似的控制组（未流转户）样本来降低样本自选择偏误。具体步骤包括：首先运用logit模型计算得到倾向得分 [式（5）]，然后选择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等方法筛选出与处理组相近似的控制组样本，样本达到良好的匹配效果之后，进而计算出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式（6）]，即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影响效应。
P X i = P r T i = 1 | X i = e x p   ( X ' i β i ) 1 + e x p   ( X ' i β i )
式中： P X i 为倾向得分； X i为一系列可观测到的协变量； β i为相应系数； T i是指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参与=1；不参与=0）。
A T T = E Y 1 i | T = 1 - E Y 0 i | T = 1 = E [ ( Y 1 i - Y 0 i ) | T = 1 ]
式中： Y 1 i为参与农地流转农户的生计韧性指数； Y 0 i为农地流转户未参与农地流转的生计韧性指数； E Y 1 i | T = 1可直接观测，但 E Y 0 i | T = 1不可直接观测，称为反事实结果。
（2）变量设置。根据研究目的，设置农户生计韧性为被解释变量，农地流转为核心自变量，借鉴已有成果[33⇓-35]，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环境特征三个维度选取户主年龄等7个变量作为协变量，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户生计韧性 农户生计韧性指数 0.229 0.081
核心自变量 农地流转 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参与=1；未参与=0 0.477 0.500
协变量 户主年龄 户主的实际年龄/岁 59.854 9.192
常住人口 家庭中在本村常住的人口数占比/% 82.226 23.669
抚养负担 家庭中16岁以下儿童和65岁以上老年人数占比/% 28.109 36.751
承包地面积 农户自家拥有的承包地面积/亩 16.834 25.229
农地质量 耕地的肥沃程度：较差=1；一般=2；较好=3 2.526 0.524
人均耕地 村庄人均耕地面积/亩 3.490 1.888
村庄地形 村庄所处的地形：平原=1，丘陵=2 1.191 0.394

2.3.4 扎根理论方法

在定量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水平影响效应的基础上，选择学界普遍认可的定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36]，从与农户访谈、互动过程中获取的原始资料入手，自下而上进行归纳提炼形成质性理论[37]，还原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过程，揭示背后的影响机制。首先将所有访谈资料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前17份访谈资料，约8.7万字，用于编码；第二部分为余下的2份访谈资料，约1.5万字，以备理论饱和度检验。接下来依照程序性扎根理论的操作步骤[38]，依次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饱和度检验。

3 结果分析

3.1 样本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现状测度

测度结果显示，样本农户生计韧性指数的均值为0.229，有44.59%的农户高于该值。采用K-均值聚类算法[39]将样本农户的生计韧性指数划分为高（≥0.309）、中等（0.196~0.309）、低（≤0.196）三个等级，三个等级分别占样本总量的13.98%、51.98%、34.04%，可知沈阳市大多数农户的生计韧性处在中低水平，且农户间生计韧性水平差距较大。具体分析各维度得分的均值，学习能力（0.117）>自组织能力（0.068）>缓冲能力（0.044），表明沈阳市农户的学习能力较强，亟需加强缓冲能力和自组织能力以提升整体生计韧性水平。将各指标的平均得分经归一化处理后进行比较（图2），样本农户的学习意识、知识分享、社会联结、生计渠道、信息获取、社区活动、人力资本得分较高，文化程度、社会资本、融资机会、村委任职、邻里信任、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得分较低。
图2 样本农户生计韧性各指标得分归一化

Fig. 2 Normalization of the index scores of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sample farmers

对比全样本、未流转户、流转户的生计韧性指数及其构成（图3），流转户的生计韧性指数最高，且在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各个维度均具有优势。但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是一种自选择行为，流转户与未流转户的生计韧性差异并不一定源于农地流转的影响，故应用PSM进一步检验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影响效应。
图3 流转户与未流转户的生计韧性对比

Fig. 3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composition of transfer farmers and non-transfer farmers

3.2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影响效应分析

3.2.1 匹配质量检验

为确保PSM估计结果可靠，在计算ATT前需检验倾向得分匹配的有效性。以核匹配方式构造的核密度曲线为例（图4），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得分核密度曲线在匹配前具有显著差异，经过匹配之后差异明显减小，走势趋于相似，说明匹配结果满足共同支撑假设。从表3可以看出，经匹配后Pseudo R2和LR chi2均显著下降，Mean Bias/%和Med. Bias/%由26.9%和29.1%下降到10%以下，说明倾向得分匹配显著降低了样本的系统性差异，平衡性检验结果较好。
图4 匹配前后的倾向得分核密度

Fig. 4 Kernel density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表3 平衡性检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balance test and robustness test

匹配方法 Pseudo R2 LR chi2 P>chi2 Mean Bias/% Med. Bias/%
匹配前 0.082 37.51 0.000 26.9 29.1
最近邻匹配 0.004 1.49 0.960 4.1 2.6
半径匹配 0.004 1.61 0.952 4.5 4.4
核匹配 0.003 1.32 0.970 3.8 3.5

3.2.2 PSM估计结果

表4报告了基于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三种匹配方式所获得的ATT值，匹配前流转户（处理组）和未流转户（控制组）的生计韧性指数分别为0.247和0.212，两者的ATT差值为0.036，在1%的水平上显著；经过最近邻匹配后，流转户和未流转户的生计韧性指数分别为0.249和0.222，两者的ATT差值为0.027，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基于半径匹配与核匹配方式的测算结果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这表明在考虑了样本的选择偏误后，农地流转能够使农户生计韧性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表4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影响效应估计

Table 4 Estimation of the effect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匹配前 0.247 0.212 0.036***
（0.009）
最近邻匹配 0.249 0.222 0.027**
（0.012）
半径匹配 0.249 0.220 0.029**
（0.011）
核匹配 0.249 0.225 0.025**
（0.009）

注：**、***分别表示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3.3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机制分析

3.3.1 扎根理论演绎

第一步开放式编码，对17份访谈资料进行整理，提取文本中与研究主题相关的信息碎片，并将从原始资料中提炼得到的概念和范畴命名，形成30个初始概念和12个范畴。第二步主轴编码，根据各范畴之间的关系属性，提炼出3个主范畴（表5）。第三步选择性编码，系统分析主范畴与其他范畴和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围绕“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机制”这一核心范畴构建理论模型（图5）。最后，对余下的2份访谈资料进行独立编码，并未发现有新的概念和范畴，说明该模型已达到良好的理论饱和度。
表5 概念化与范畴化结果示例

Table 5 Example results of conceptualiz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主范畴 范畴 初始概念 访谈资料示例
冲击扰动 生计资本变化 自然资本变化 分地的时候一个人才3亩半，两个人才7亩，我现在租人家的地种嘛，能租100亩地吧（T3）
金融资本重新
配置		 从旋地、播种到收割这些机器我都有，近几年光配置这些机器得投入60多万（T2）
人力资本重新
配置		 现在种地主要是我老伴种，我在村里头（在村委会任职，T10）
物质资本变化 自己家里从翻地到播种、收割，这些机器全部都配上了（T2）
社会资本变化 现在那些没必要联系的我就都不联系了，年纪也大了，就自己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了（T1）
生产/生活方式转变 机械化水平提高 现在地里也没什么活了，打药种地都机械化都不用人，从种到收都是机械化，等秋收的时候你再去捡捡就完事了（T1）
绿色种植技术
采纳		 化肥用多了土壤板结老厉害了，现在尝试用有机肥。收完苞米剩下的秸秆全部都还田（T2）
劳动密集型 旋地啥的人家都是雇机器，但是现在俺家就这一两亩地，就自个儿种了就得了，俺俩人半天能种完（T1）
粗耕简作 我就这一点儿地，直接一袋子尿素全撒里边了，也不管它是多是少了（T5）
生活习惯改变 用完的那些农药瓶什么的我都装起来，统一回收，垃圾啥的反正我不往外倒，我能自己管住自己（T1）
工作方式变化 以前就是在沈阳到处跑，去劳务市场找活儿干，包了地之后就不出去了（T2）
消费结构变化 以前喂牛喂猪自己的苞米就够了，这两年我还得再买别人的呢（T1）
社会网络更新 社会网络扩大 收购苞米的这些渠道，都是纯自己想办法联系的，直接对大粮库卖，不卖给小商小贩（T10）
社会网络联系增强 咱家种地的话也不需要雇别人，就雇亲戚呗，找熟人帮忙（T7）
新的社会网络生成 包地以来这几年，周围这些村儿里也开始有人找到我把地包给我（T10）
思想观念冲击 突破小农经济观念 以前种那点儿地也就够自己用的，现在多种点不寻思能多挣点钱嘛（T13）
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 我是第一批做家庭农场的，也是第一批申请下有机标志的，绿色标志今年也快申请下来了（T2）
学习意识 我当然愿意学那些（高效施肥）技术，有那些技术产量不也能高么（T6）
冒险精神 做这个（家庭农场）投入高啊，风险也大，当时只有11家，其中一家就是我，周围都找不着人来干（T2）
缓冲恢复 优化生计资本配置 优化劳动力
配置		 家里那家庭农场，一共三个人，儿子在市里上班儿呢，我俩就都种地（T2）
优化资源要素配置 我女儿女婿都在城里做点小买卖，地也没人种，这样把地包出去还能拿个租金（T15）
提升自身技能 主动学习更多技能 秋收忙活完了我就去这边的袜子厂里学着包装，计件给钱（T1）
拓宽生计渠道 参加多种非农活动 除了在这儿（村委）上班，倒腾树苗、卖菜、打工，这些我都干过，一年到头啥都干（T6）
把握政策机遇 成立农业合
作社		 这些收割机啥的都特别贵，俺们三家就成立这个农业合作社，三家一起出钱买（T10）
社会资本嵌入 家庭农场+农业企业 这个家庭农场是我闺女办的，他们和沈阳的农业企业有合作（T17）
路径异化 转型升级 收入水平显著提升 光靠种地这一项，一年就能收入五六十万，比以前收入确实是高了（T12）
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感觉现在农村也没啥活儿了，种地都是机器，我感觉现在农村生活比市里的都好过（T4）
适应发展 生活状况恢复/改善 家里也有种田能手，多种点儿就多赚点呗，这几年苞米价格也还行，比以前生活是好了（T3）
停滞衰退 生活压力大 像我们基本上就是种点儿地，然后国家再给点儿养老的钱，买上养老保险，然后儿女再给点儿，就这么凑合着活着了（T1）
生计状况较差 农业的投入大，效益低，要是弄不好是真赔钱啊，赔了还没人管，我这几年净赔钱了，把老本都赔进去了（T2）

注：T1, T2, …, Tn为访谈文本的编号。

图5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机制模型

Fig. 5 Mechanism model of the impact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3.3.2 模型阐释

编码结果显示，在农地流转影响下，农户生计韧性经历了“冲击扰动—缓冲恢复—路径异化”三个发展演化阶段，接下来对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冲击与扰动、农地流转户生计韧性的缓冲恢复与路径异化展开探析，从而揭示农地流转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内在机制。
（1）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冲击与扰动。首先，农地流转直接影响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农地转入或转出改变了农户初始的耕地经营规模，同时农户也会因此付出或获得一定的土地租金，带来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增减变化。农户还会根据流转后耕地经营规模的变化重新考虑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方式，以及置办或变卖农机农具，从而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关于社会资本，农户在参与农地流转后其原有的社会网络大都会得到拓展，从而增加社会资本，但也有一部分农户会在转出农地后选择性地摆脱基于地缘血缘的社会网络，造成其社会资本减少，比如有农户在全部转出农地后逐渐与本村的亲戚断联。其次，农地流转对农户原有的生产及生活方式产生扰动。农地流转提升了转入户对绿色高效农业技术的需求和对接现代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基础条件，促使其开始尝试应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尤其是转入农地规模较大的农户普遍转向绿色化、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出户则因为耕地经营规模减小转而采取“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或选择依赖劳动密集型的精耕细作，尽量减少农业生产的经济成本投入，以实现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农地流转对农户生活方式的影响在转出户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表征明显，转出户大都选择不同程度地脱离农业进城谋生，这对他们的生活习惯、工作方式都产生巨大影响，以往部分蔬菜、粮食自给自足的模式被打破，其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生活成本也会上升。再次，农地流转影响农户的社会网络。无论是自发还是政府主导的农地流转，农户在搜寻信息、申请流转、协商定价的过程中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社会网络或增强其联系。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为达成农地流转合作，农户会围绕着乡村精英（如种粮能手、种粮大户）形成有形或无形的合作组织，即生成新的社会网络。最后，农地流转给农户的思想观念带来冲击。农地流转行为本身就是农户突破传统小农经济观念的直接表现，另外，农地流转还会激发农户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增强其学习意识和冒险精神。
（2）农地流转户生计韧性的缓冲恢复与路径异化。在受到农地流转带来的冲击与扰动后，农户开始展开一系列的生计调适与优化行动，包括优化生计资本配置、提升自身技能、拓宽生计渠道等，与此同时，外部政策机遇与社会资本嵌入也对农户生计韧性的缓冲和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转出户更大程度地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转而投入非农活动，积极寻求非农打工、经商、创业等谋生机会，通过提升自身技能、拓宽生计渠道来实现生计韧性水平的稳定和提升。转入户则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继续加大对农业生产的人力、物质和金融资本投入，积极引入良种、科学施肥用药、配套先进农业机械，实现丰产增收。其中不乏有转入农地规模较大的农户基于自身拥有的资源禀赋和技能经验，及时抓住政府项目建设、贴息贷款、人才培训等政策机遇，或者与同村农户、社会资本协同合作，通过延长和升级农业产业链实现产业深度融合，成长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且不断发展壮大。
农地流转户通过缓冲恢复将生计韧性从最初的无序状态重组形成新的秩序，但由于农户自身初始禀赋的异质性、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农地流转的参与程度不同，农户的生计韧性逐渐产生路径异化，继续在新秩序中发展变化。农地流转使得农户突破了耕地经营面积对家庭生计安排的约束，大部分农户通过重新优化配置家庭的资源要素实现了生计资本总效用提升，最终充分适应了农地流转带来的冲击与扰动，生计韧性恢复到稳定发展的状态，这对稳固共同富裕建设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更是有农户以农地流转为契机，在恢复和稳定生计韧性的基础上实现了生计转型升级，生计韧性水平显著提高，成为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的“领头雁”。当然，也有部分初始资源禀赋较差的农户未能完全从农地流转所造成的冲击与扰动中恢复过来，生计韧性仍停留在较低水平，甚至在农地流转之后出现生计韧性水平下降的现象。还有一部分农户因自然灾害、投资失败、暂时失业等，目前也处在生计韧性停滞或衰退的状态，可能会成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约束性因素。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沈阳市典型农户的调查，应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从样本农户的生计韧性指数测度结果来看，沈阳市农户整体的生计韧性水平偏低，尤其在缓冲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对比来看，流转户的生计韧性指数高于未流转户，且在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三个维度均具有优势。进一步采取PSM降低样本自选择偏误后，估计结果表明农地流转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
（2）在农地流转的影响下农户生计韧性总体沿着“冲击扰动—缓冲恢复—路径异化”的机制路径发展变化。在受到农地流转带来的多方面冲击与扰动后，农户通过一系列的生计调适与优化行动来维持或恢复生计稳定，最终不同农户的生计韧性朝着转型升级、稳定发展、停滞衰退的方向继续发展演化，进而推动或制约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4.2 建议

基于以上发现，为更好地发挥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作用，推进共同富裕，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鉴于沈阳市农户整体生计韧性水平偏低，而农地流转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未来应兼顾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需要，继续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引导和鼓励农户有序进行农地流转，为实现“共富”提供持续的“源动力”。首先，鼓励自身具备良好资源禀赋和技能经验的农户以农地流转为契机实现自身生计结构优化重组，激发其内生发展动力，培育更多高生计韧性水平的农户。其次，完善农地流转的配套支持政策、有序引导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下乡，促进农地流转与农业产业化发展融合，为农地流转户实现生计转型升级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
（2）鉴于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遵循“冲击扰动—缓冲恢复—路径异化”的机制路径，首先，要“因类型施策”加强农地流转的风险防控机制，防止农户陷入生计停滞或衰退的境地。对于家庭资源禀赋较差的农户，要充分保障他们的土地权益，并为其提供更多技能培训服务和优质就业机会，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兜底作用，帮助其实现生计韧性的缓冲恢复；对于新发展起来的规模农业经营户，要加强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奖补力度和信贷支持、继续完善农业保险政策，提振其发展活力、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其次，在关注农地流转带来生产力提升作用的同时，要充分重视与之伴生的生产关系问题，持续提升乡村基层治理能力，维护和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推动农户间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促进小农户抱团发展；发挥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能力，探索以多种形式建立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助力低生计韧性农户追赶中高水平的农户群体，促进“先富帮后富、带后富”，推动实现“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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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X Y, LIU J H, WANG W J, et al.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and livelihood intervention of out-of-poverty farming households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A case of Longnan mountainous are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6): 98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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