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主持人：
罗静，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及副秘书长、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地理学会理事长。主要从事人文地理与可持续发展等研究。
访谈主题：
水系是中国国土空间的骨架，以此构成的流域诞生和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松花江流域、辽河流域、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集中了全国重要的经济带和城市群，也构成了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生态廊道。流域系统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典型区域，人地关系演变复杂，人类活动剧烈和生产发展活跃决定了流域治理管理的难度大和战略地位重要的特点。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大江大河大湖流域治理管理，在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珠江等七大流域相继设立管理机构，实施了一系列流域综合治理重大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流域拥有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同时承载着人类的生产生活空间需求，使其成为推进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的重要治理区域。做好流域自然资源监测、守住安全底线和建立安全管控清单是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基础，流域综合治理是破解重要经济带和城市群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矛盾性障碍的关键过程，也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
流域是水安全、水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于一体的复杂地理空间系统。坚持流域综合治理对支撑四化同步、服务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意义，从而确保江河安澜、社会安宁、人民安康。如何从学科理论、研究范式、实践应用的客观需求出发，科学探讨流域人类活动空间协同与高水平治理，目前仍面临重要挑战。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实现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流域综合治理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协调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实现大江大河大湖流域的高质量发展，仍需进一步探索和深入研究。
在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国家重大战略指引下，如何增强风险防控意识、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以流域综合治理明确安全底线和维护国家安全，以流域人类活动空间协同与高水平治理为路径构建新发展格局，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之路，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我们邀请来自流域水资源配置、流域面源污染治理修复、流域聚落人地关系演化、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治理、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发展、流域农业生产绿色转型、流域耕地系统演变、流域生态补偿实践机制和生态治理范式等相关领域的专家，以中国流域人类活动空间协同与高水平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为线索，解读流域空间的四化同步与生态安全如何协调发展、流域水资源高效利用与配置如何适应高质量发展、全流域面源污染治理如何响应高质量发展战略、流域中的文化遗产价值传承与城乡协同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战略可以为流域产业调整优化提供哪些便利、人地系统协调在流域高质量发展中如何定位、新时代农业生产绿色化转型治理如何响应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实施、流域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转型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哪些价值、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生态补偿机制如何建构、流域生态治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的具体价值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期为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主持人：
水资源既是基本的自然资源，也是战略性的经济资源，缺乏水资源或其不合理配置将导致潜在的生态、社会、经济等问题。请问从全流域视角出发，水资源应该怎样实施高效利用，流域水资源配置体系如何进一步优化提升，有哪些水资源高效利用与配置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访谈嘉宾：
夏军，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水资源工程与调度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资源生态环境领域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UGG）中国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水文水资源、生态水文学、流域智慧模拟、水系统与碳中和研究。
受季风和地理因素影响，中国水资源在地理上呈现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自然生态要素和人文经济要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一直面临着人均水资源匮乏、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低、水资源配置不合理、洪涝、干旱、水环境恶化等问题。需合理利用和配置流域内的水资源，以“节流”为重点，以“开源”为支撑，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
（1）严格控制流域内农业、工业、城镇用水的总量和强度，合理配置水资源。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的目的在于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优化配置，其核心是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根据流域内水资源生态足迹和水生态承载力水平等关键多维指标，确定流域内的用水配额；再根据不同流域和产业的用水比例和现状，使水资源在上下游间、城乡间和不同产业间公平分配，缓解日益突出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减少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
（2）强化节约意识，节约集约利用水资源，通过优化流域内的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节水型社会。在工业领域，坚持以水定产，通过引入节水工艺技术来提高工业用水利用效率，完善中间用水环节；在农业领域，应坚持以水定地，并推广先进的节水技术，发展设施农业，减少无效蒸发；在城市建设领域，应坚持以水定城定人，合理规划人口发展规模，促进全社会形成节约用水意识，遏制用水浪费。
（3）因地制宜地开发多种新水源，通过增加可供水量来缓解缺水问题。如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加强水资源的重复利用和再生利用，适度进行流域内或跨流域调水工程建设，加快构建现代水网体系等。
为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进一步优化提升流域水资源配置体系，保障水资源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可从工程和非工程方面对流域水资源配置体系进行优化，建议包括：
（1）促进现代国家水网工程体系建设，全局串联流域水资源配置。流域水资源配置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以自然河湖为基础，通过国家、区域（流域）和地方水网连通工程，构建“自然+人工”湖库河流水网体系。进一步完善流域和区域水网工程、水源工程、引调水工程建设，从全局出发，提高水安全保障，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充分发挥防汛、抗旱等工程的防灾减灾功能。水安全的含义非常广泛，除了水资源供给安全以外，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水资源安全问题还涉及防洪安全、抗旱安全以及水生态安全等。因此，需要加强全流域水利工程联合调控，将防洪与抗旱结合，发挥大型水库调控能力与中小型水库供水灌溉潜力。此外，还要加强以减轻重大洪涝、干旱风险为主要目标的预警预报和调度。
（3）构建流域水资源配置智能化与智慧管理系统，完善监测、预警、模拟、评估、决策体系支撑。需要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加快流域模拟器、数字孪生流域等流域模拟系统及科学装置的研发和使用，促进监测、预报预警、评估以及决策的系统集成，运用多方位开放智慧服务与管理模式，为大江大河流域综合协调管理提供重要的科学模拟与支撑工具。
高质量发展需要流域绿色发展理念更深入、创新能力更强、产业结构更优、供给品质更好、综合效益更高，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度融入到水资源的利用与配置中。具体包括：
（1）从战略角度来看，应强化顶层设计，加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系统思维与全国全社会节水战略规划。从国家层面制定水资源高效利用与配置的总体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和措施，并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协调与合作，确保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
（2）水资源高效利用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重点在技术创新和应用。如政府、企业、高校、研究院和地方等多方建立合作投资机制，发挥各自特色与优势，形成“政—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联盟。在生产环节，应敦促企业采用高效率节水、污水处理的新技术与设备。
（3）水生态环境是衡量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在水资源绿色利用方面，维持水资源的生态安全、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要加强以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为目标的国家水网工程建设，加强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完善生态补偿的政策投入机制，强调水土资源及生态安全承载力的约束。
（4）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科学研究，提高对水资源高效利用的科技支撑能力。本团队研发的长江模拟器旨在通过流域监测与系统综合，实现对长江智慧管理，为水资源利用、适应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多维度应对策略。未来可开展更多类似的研究和发明，用以支持流域高质量发展。
（5）水资源协调管理的体制健全与制度创新对于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也至关重要。水资源利用与配置所涉及的部门较多，但全国层面的节水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在逐渐增加，因此应开展水资源适应性创新管理，不断调整应对对策，推动信息共享机制，提高流域管理水平。
主持人：
流域拥有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同时承载人类的生产生活空间需求，使其成为推进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的重要治理区域。请问人类活动对流域面源污染有什么样的影响，流域面源污染应如何开展治理修复，全流域面源污染治理如何响应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实施?
访谈嘉宾：
郝芳华，华中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教授，国家第一批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领军人才，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第八届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土木、建筑与水利学部副主任。主要从事流域水资源保护与规划、区域绿色发展与战略规划、水安全管理等研究。
随着工业和生活点源污染控制水平的提高，范围更广、治理难度更大的农业面源污染和城市面源污染已日益成为威胁中国水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问题
[1,2]。人类活动是面源污染的主要驱动要素，农业活动对面源污染的贡献不可忽视。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2017年），农业面源的总氮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47%，总磷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67%
[3]。当前，中国仍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过程中，很大程度仍然依赖化肥、农药来提高农作物产量，养殖业废弃物治理及资源化利用水平仍有待提升；中国广布的人工灌区、平原河网地区的复杂陆表水文过程也给农业面源污染的溯源与治理带来较大挑战
[4]，农业面源污染仍将成为中国未来生态环境保护重点研究领域
[5]。
此外，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过程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下垫面性质，非透水性路面和屋顶取代了原有植被和透水性土壤，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还会直接沉积或者经过大气沉降于地表，提高了地表径流的强度和污染物总量。中国城市面源污染主要关注颗粒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等
[6]。另外，还需要关注多环芳烃、重金属和微塑料等问题，这也是目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城市面源污染在汇流过程中，管道沉积物也会再次进入水体对地表水体造成污染。
针对面源污染的分散性、随机性、滞后性等特点，中国流域面源污染治理修复工作应着重开展以下三方面工作：
（1）提升面源污染源头监测和负荷估算能力。健全流域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加强“天空地”一体化协同监测，同时结合模型手段，摸清面源污染重点地区和重要时段。充分发掘大数据智慧系统、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潜力，全面构建面源污染溯源、负荷估算与决策支持系统，实现对流域面源污染风险动态评估和精细化管理。
（2）加强面源污染治理修复系统性设计。中国在探索适合国情的面源污染修复技术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研发获得了一系列污染防治关键技术、材料、装备等科研成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污染修复工程案例经验
[7]。但是当前的技术体系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流域尺度面源污染修复，要在因地制宜筛选治理修复技术的基础上，强化长期系统性修复理念，开展从源头到末端的农业面源综合治理模式
[8,9]。面源治理应立足于污染特征与迁移转化规律，构建并优化全过程治理链，通过绿色低碳流域建设统筹推进减污降碳、生态修复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充分结合低影响开发、海绵城市建设和厂网河湖岸一体化治理等集成技术实现城市面源污染综合治理
[10]。
（3）健全面源污染协同管理机制。建立部门协同、行业联动、全域统筹的工作机制，完善面源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构建面源污染防治标准体系，探索税收减免、环境补贴、生态补偿等绿色发展相关的政策和保障支持，加快培养面源污染治理方面的高水平人才。
全面开展流域面源污染治理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举措。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对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基础要素，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的要求。
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修复是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之一，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确保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与根本措施，同时也是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工作内容。积极探索将农业污染防治与农业产业发展有机结合，构建“生态农业”新模式和生态循环产业链，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效路径。
坚持系统观念开展流域面源污染综合治理修复，要积极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理念，强化绿色农业的科技支撑，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土地高水平保护利用，实现流域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与综合改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实支撑。
主持人：
流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是承载生活、生产、生态和文化等的容器，是联系不同时间、空间和要素的纽带，也是当前人地关系最紧张的区域之一。请问“黄河—运河—长江”流域聚落人地关系是如何演化的，其与城乡协同系统的地方性建成环境演化规律是什么，流域中的文化遗产价值传承与城乡协同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访谈嘉宾：
汪芳，北京大学二级教授、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德中心城镇化与地方性合作小组（“黄河—莱茵河”）中方组长，中国水利学会流域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流域人居系统：人水适应域理论及方法”研究。
在人地系统中，流域是人类最早活动的地理单元，也是当前人地关系最紧张的区域
[11]。人类逐水而居，在与自然的适应过程中沿大江大河创造了连续性分布、具有地方性的文明和聚落。借助工程技术的进步，人类通过组织和调度水资源形成人工运河，改变了区域交通与城乡格局。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的发展历史中，“黄河—运河—长江”（以下简称“黄—运—长”）这个核心区域囊括了自然适应和人为干预两种水系类型，也体现了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的相互作用。在这个区域里，黄河、长江均位列“世界十大长河”，是世界农业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人工水系，如此规模的天然河流和人工水系的组合在全球独一无二。三者在空间上紧密相连，文化上交流互鉴，以1/3的国土面积容纳了2/3的全国人口和经济体量，是反映自然适应和人工干预影响下，全球各种人水关系演化的最典型区域之一。由此提出“黄—运—长”流域共同体，以此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符号
[12]。
“黄—运—长”流域共同体经历了城乡系统对环境变化、文化响应的长时序、多尺度的地方适应。自秦朝以来，中国城乡及其政治运行、经济活动、文化传播都离不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联通的核心区域，中华文明在这一区域的环境适应过程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13]。大运河在人水关系变迁中承担了多种功能，隋唐大运河沟通了沿线城乡的政治、商品、文化交流；自元代起，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南北方向运输动脉；经由浙东运河，大运河成为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庞大文化、贸易、信息网络的关键一环；在漫长的城乡演化过程中，大运河的角色已逐渐由水利交通工程转为更加复合的生态文化廊道
[14]。这种不断变化的人水关系，正是人地系统动态性关系的体现。
“黄—运—长”流域共同体发展历史中存在多个典型人地关系时间演化过程。例如：在距今6000年史前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中，流域环境中的人口增长和人类活动受到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体现了聚落对自然的被动适应
[15]；距今4000年以来，流域城镇聚落网络对河流环境的适应与城市分布对水系结构的重构，体现了城水关系的相互作用
[16]；近500年以来，在人口增长压力和生态环境约束下，流域传统聚落人口、生产、生态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体现了技术发展对聚落发展动力机制的影响
[17]；在近现代社会发展的100年，特别是中国快速城镇化发展40年以来，城乡地方性的保护与重塑，体现了政策变迁对流域人地关系的调节
[18]；1949年后，现代水利工程的建设改变了流域水资源分配状况，带动了聚落的搬迁和适应性的重塑
[19]。综合不同时间演化过程研究，“黄—运—长”流域共同体呈现典型的动态适应性、多尺度空间关联性和历史依赖性的特征
[20]，需要从长时序视角研究城乡系统对气候变化、洪涝灾害、生态脆弱等现实挑战的适应过程，为长期发展途径研判提供依据。
在现代适应的过程中，流域文化遗产价值传承与城乡协同已成为“黄—运—长”流域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关联性、系统性是“黄—运—长”流域共同体的核心特征，其遗产空间、城乡体系也同样是网络化、开放性的动态复杂巨系统。因此，“黄—运—长”流域共同体必须作为整体性的地理单元进行整体考虑、综合治理。通过制定跨流域的综合规划、建设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建立政策协同与合作机制等手段，形成跨流域、跨行政区、完整连续的遗产保护空间格局和网络化管理机制
[21]，从而实现流域共同体整体性发展目标，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
流域是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相互作用的人居单元，既是文明起源的“容器”，又是文化传播的“纽带”
[21]，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场域。回顾过去，对于流域文明的起源、传播、交流、融合等复杂过程，需要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下，进行系统性的理解与分析。放眼未来，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时期、新问题、新发展，需要通过筑牢现代化的文明符号提高全球竞争力，并通过区域协调发展以回应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主持人：
人类活动空间作为承载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的重要载体，是流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最为激烈与复杂的区域。请问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目前面临哪些挑战，如何高水平治理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以实现流域发展可持续?
访谈嘉宾：
赵雪雁，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甘肃省地理学会理事，甘肃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生态经济与区域发展研究。
流域是水循环及生态过程的重要载体，也是最早出现人类活动的地理单元及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在漫长而复杂的人—水、水—城、水—业关系的演化过程中，作为承载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区域，人类活动空间成为流域人—水—地—业相互作用最为激烈与复杂的区域，呈现出多样化的地方性和适应性特征，尤其在工业化与快速城镇化的驱动下，流域人类活动空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当前，急需立足流域特征，考察人类活动空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从长时序、多要素、多尺度出发揭示流域人类活动空间的发展演化特征及规律，探索流域人类活动空间的高水平治理模式。
黄河流域是中国先民最早活动的地理单元，也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区域和生态屏障，更是中国人类活动最频繁、人地矛盾最为紧张的区域之一。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黄河流域人类活动强度不断增加，人类活动空间不断拓展，出现了城市空间、乡村空间与生态空间相互挤占，空间结构失衡、破碎化加剧、功能紊乱且治理碎片化等问题，开展高水平的人类活动空间治理已迫在眉睫。人类活动空间治理的本质是人地关系的优化，是一个涉及多系统、多目标、多区域、多利益、多主体、多关系、多阶段的复杂系统工程。鉴于此，需要基于人地耦合系统理论科学审视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发展面临的关键挑战，聚焦资源禀赋、生态基底、区域差异、空间关联等视角，系统探索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治理的新模式。
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治理应重视水资源利用。水作为流域人类活动空间发育的关键要素，其开发利用决定着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发展的基本走向。然而，黄河流域“人—水矛盾”十分尖锐，流域面积占全国8.3%，年径流量只占2%，人均水资源量仅有473 m3，开发利用率高达80%，远超40%的生态警戒线，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发展的关键因素。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治理必须正视水资源的紧缺性，明确流域水资源对人类活动的空间与规模约束，以及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压力，厘清人类活动与水资源的空间耦合关系，将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基于“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原则，确定黄河流域不同区域的人类活动空间规模，优化上中下游及左右岸的人类活动空间组织模式；发展节水产业，提升节水技术，推进再生水利用，完善流域水资源管理机制，创新水资源治理体系，促进水—人—地—业协调，保障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治理应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黄河流域是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内分布着7个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承担重要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荒漠化防治等功能。同时，黄河流域也是生态脆弱区与生态敏感区，大规模的人类活动极易引发各类生态问题并加速生态环境恶化，对流域生态安全构成威胁。如何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人类活动空间有序开发成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当前，需要针对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演变特征，分析城镇化、土地开发、能矿资源采掘、生态建设等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科学诊断识别人类活动与生态保护的关键冲突区域，探索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关联关系，揭示人类活动空间开发与生态保护的适配机制。与此同时，应以生态安全评价、生态承载力估算、生态红线划定为基础，针对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不同地理单元的自然本底，明确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空间开发的基本约束和导向，以资源供给、环境容量、空间利用红线等约束来明晰人类活动的限制性和适宜性，优化与调适人类活动强度与方式，科学确定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开发的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
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治理应重视多尺度多维度联动。流域不同于其他地理单元，其内部存在着天然联系，主干河流及沿途接纳的各级支流将不同的地理单元连接起来，形成具有多重反馈关系的人—水—地—业网络系统。正因水的天然联系，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在上中下游之间、不同的空间尺度之间、不同的活动类型之间、过去和现在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联关系，使得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既有明显的地方性，又相互渗透和影响，具有空间关联性和历史地理依赖性。因此，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治理必须重视多尺度多维度联动，既要从人地关系角度审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共处关系、不同类型人类活动的区位指向和空间组织规律，也要从空间异质性角度审视干支流、左右岸人类活动空间的关联关系，更要从时间轴线审视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厘清人类活动空间的时空依赖性，从而探明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的演化过程与演化机理，构筑重点保护与整体统筹的人类活动空间开发新秩序。
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治理应重视全局性与差异性。黄河流域是一个有机整体，但作为中国东西部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的过渡区域，流域内人类活动发展不均衡、人类活动空间分异显著但相互间联系紧密，这就决定了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治理必须重视全局性与差异性。一方面要立足流域全局，从多角度多层次、从静态到动态、从单要素到系统化，明确在气候变化、城镇化及国土空间安全背景下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面临的扰动及不同空间的响应，在流域层面建立面向复杂性、多样性及不确定性扰动的人类活动空间格局架构；另一方面要立足流域内部，关注不同区域的自然、人文特征，明确流域内不同区域人类活动空间的演变过程及治理需求差异，因地制宜，聚焦地方性特征，采取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的差异化人类活动空间发展策略。基于“自上而下”的多个尺度和“横纵联系”的多个向度在流域内部调控人类活动空间，建立纵横交错的多目标均衡、多系统关联、多区域联动、多关系并存的人类活动空间协同治理机制，促使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治理从碎片分割走向整合协同。
主持人：
流域人地关系是以流域为基本空间单元，以水为核心，探讨“水—土—气—生”等自然环境系统以及由社会—经济—文化等人类活动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请问如何科学理解和管理协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在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发展中会受到什么要素的影响，人地系统协调在流域高质量发展中是怎样的定位?
访谈嘉宾：
王成，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地理学学会副理事长及秘书长。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乡村振兴、乡村人居环境研究。
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在特定的流域地理环境下形成的、以“水”为核心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具有地域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等特点。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是流域内“水—土—气—生”等自然要素与社会—经济—文化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过程，涉及要素共生、时序累积和空间叠加等多种作用关系。通过探究流域内要素共生、时序累积和空间叠加等作用关系及机制，推动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发展是当前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当前，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发展面临区域资源供需不平衡引发的资源竞争和冲突、城乡发展不平衡、跨界合作和协调不足等挑战。为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亟需创新流域治理观念、畅通城乡和区域要素流动通道、坚持人地系统协调发展策略。
（1）系统思维是解构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内部要素组成、结构及相互作用关系的核心要义。系统思维强调将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解构其系统内各要素组成、结构和功能，能解析不同要素间矛盾与冲突、潜在的协同效应及其彼此间建立的共生关系，进而以理清系统内部反馈、循环和时滞效应等逻辑机制。同时，要素构成系统，系统也需选择要素、控制要素并限定要素所处的时间，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构成系统的基础要素不尽相同，要素的相对地位也会发生变化，即在一定的时间维度下系统要素持续更替。在这一系列时间节点上，要素之间各种联系（要素之间的某种流）的活化作用操纵着系统，要素之间联系的性质不仅支配着系统的运转，并在恰当的时间节点上支配着系统的演化。准确诠释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从低级向高级演化过程，探究其运行逻辑，可为管理并促进其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持。
（2）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管理规制等诸多要素间冲突、协调和平衡作用下共同塑造的结果。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开放巨系统，不同要素和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和需求往往存在冲突，如自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区域水资源分配争端、土地利用不同诉求等。协调和平衡则是在不同要素之间寻求共同利益，以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并最大限度满足各要素的需求，即为管理规制。管理规制要素通过制定政策、法律和规范等方式，调整和协调各要素间的关系、不同主体的利益和需求，以促进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协调与平衡发展。在实现流域的协调发展过程中，探究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明晰多类型、分区域的流域协调发展模式，为流域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从而促进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3）稳定的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确保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在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管理规制等要素通过有机组合形成了具有多种功能的不同结构，各功能的协调与耦合促成稳定的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稳定的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有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冲突与矛盾、促进不同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它还为流域提供了稳定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的发展基础，为流域内的各项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支持和保障。因此，促使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形成合理化的要素组合、高效化的组织结构和多功能的协调耦合状态，才能确保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稳定运行并向高级有序状态发展，进而促进流域高质量空间协同。同时，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的统一。这一过程中，需重点关注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资源合理配置和效益最大化、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等领域的相关议题。
主持人：
农业生产是主要的人类活动之一，绿色化转型是流域农业活动治理的主要导向。请问中国农业生产的绿色化转型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作为中国最大的内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绿色转型呈现什么样的特征，新时代农业生产绿色化转型治理如何响应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实施?
访谈嘉宾：
陈诚，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城乡关系演化、乡村转型与重构、GIS空间分析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高强度的农业水土资源开发和大规模的人工投入支撑下，中国的农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导致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问题，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提出农业绿色发展理念，强调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随后出台《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强调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农业生产绿色化是农业绿色化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强调转变原有的粗放发展模式，按照环境友好要求，积极保育农业生态环境、高效节约利用资源，促进农业生产持续高效发展。自2015年起，国家陆续出台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到2025年化肥减量化行动方案》《到2025年化学农药减量化行动方案》，明确了农业生产绿色化转型和化肥农药等化学投入品减量化的目标、路径和政策指引。“十三五”期间，农业化学投入品减量增效的绿色生产技术体系逐步形成，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和缓释肥料替代、水肥一体化、机械深施，以及生态调控、物理或生物防治、精准施药等节肥节药技术得到推广应用。据统计，2019年全国农药和化肥施用量为26.29万t（折百量）和5403.6万t（折纯量），分别较2015年减少了3.7万t和619万t，分别减少了约14.1%和11.5%。2020年，绿色防控面积近10亿亩（1亩≈667 m2），主要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控覆盖率超过41.5%，比2015年提高18.5个百分点。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长江流域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启动农业生产绿色化转型，分别于2010年和2014年实现农药和化肥施用零增长并逐步减量化，2020年农药和化肥施用量分别减少了30%和16.3%。特别是，相对于农药和化肥消耗总量的减量化，长江流域先行实现了农药（2008年）和化肥（2013年）施用强度减量化，2020年单位播种面积的农药和化肥施用量分别较2008年和2013年下降了35%和18%左右。然而，长江流域2020年农药和化肥施用强度仍然比国际平均水平高240%和105%。从长江流域内部比较看，长江中下游的农业大省或经济发达地区率先于中上游省份实现农药化肥的施用总量和强度的零增长和减量化，但现状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仍然较高。其中，2020年长三角地区的江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是上游贵州的3倍以上，是国际平均值的2.5倍；浙江农药施用强度是贵州的5倍以上，是国际平均值的6倍以上。在农药化肥减量化的同时，2017年以来，长江流域的农膜和农用柴油的消耗量也开始由增到减的转折，2020年的农膜和柴油消耗比2017年分别减少了3.88%和10.16%。在农用化学品和化石能源消耗零增长和减量化的同时，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效率实现了持续增长。2000—2020年间，长江流域单位播种面积的种植业总产值年均增长了8.7%。实地访谈也证实，农用化学替代品、节药节肥新技术和新型农业生产装备的使用，促进了投入品的减量，节省人工和时间，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虽然长江流域先于全国实现农药、化肥、农膜和柴油等农用化学品的减量增效，较早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绿色化转型，为缓解水土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促进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基础。但当前长江经济带的农用化学品和化石能源的消耗强度仍然是国际平均值的2倍以上，特别是下游的江苏、安徽、浙江等农业大省，农用化学品消耗强度更高，减肥减药减膜“任重道远”，而且还将面临机械装备、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入成本持续增加的挑战。面对高质量农业现代化的要求，长江流域农业生产绿色化转型需要坚持农用化学品使用强度减量化和资源利用的高效化道路。一是要积极推进新型缓释肥料、生物肥料、生物农药、高效低毒农药、全生物降解农膜等替代品、抗逆品种以及新型施药机械的研发和推广使用，减少传统化学肥料、农药和农膜的使用需求。二是要加强减肥减药增效的集成技术模式创新，以农业规模较大且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仍然较高的江苏、安徽、湖南、湖北以及四川等为重点，积极研发和推广适应地方粮食、园艺和设施果蔬种植需求的侧深施肥、种肥同播、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等高效施肥技术以及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提高肥药的有效利用率，减少消耗、流失和温室气体排放。三是充分利用多种方式，加大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从业者农业绿色生产知识和技术的培训力度，减少绿色生产技术施用的限制因素，同时支持地方创新，鼓励运用本地优秀抗逆品种、高效施肥、病虫草害生态化防控和资源循环利用的地方化知识。四是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支持培育水肥施用、病虫草害防控服务组织和其他服务供给主体，降低农业绿色生产服务的供给成本，扩大绿色生产技术的覆盖面，从而保障长江流域农业生产的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助力长江流域农业的高质量现代化。
主持人：
流域是水安全、水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于一体的复杂地理空间系统。请问长江经济带耕地系统演变规律是什么，基于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碳储量和水土保持的三大生态系统服务如何进一步优化，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转型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什么价值?
访谈嘉宾：
柯新利，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人才计划青年学者，自然资源部长江中游国土调查监测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自然资源部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湖北省土地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土地利用变化、耕地保护与利用、国土空间优化配置研究。
流域是承载人类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基本空间单元，也是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共同组合而成的复杂地理空间系统。流域内耕地资源与水资源是农业生产活动中首要的生产要素。耕地集约利用中为实现最大额度提升农业产量而过度投入额外的增产要素等行为导致了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尤为严重。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部，包含中国重要的长江黄金水道和粮食主产区。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农业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在农产品持续增产的同时也给区域的生态安全带来了严峻考验。因此，科学认识耕地系统的时空演变格局及其效应、开展耕地系统优化布局、揭示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转型的机理，可为实现支撑中国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固碳减排等多重目标的协调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助力推动中国重要流域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在2009—2018年间，长江经济带耕地总量流失较为突出，江苏、浙江、湖北、四川的耕地流失最为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同时，耕地“占优补劣”等现象导致耕地质量整体呈现退化趋势，且中度退化区和高度退化区明显增多。此外，耕地重心向西偏南移动了5.7 km，长江经济带下游是耕地流失的主要地区。该阶段耕地系统演变导致了生境质量整体下降（上游地区近年来有所提升）、碳排放总量整体上升后自2015年起缓慢下降以及水质净化功能整体下降等生态安全问题。此外，兼顾水质与水量的水土资源匹配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匹配的主导类型为“地多水少区”，集聚分布在下游的安徽和江苏以及上游的四川和贵州一带；“水多地少区”类型较少，整体呈现沿江聚集特征并集中分布在上游的四川、中游的湖北、下游的江苏和安徽；水土资源“相对均衡区”最少，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湖南和江西。另外，长江经济带缺水类型以“水量型缺水”为主，尤其是在“地多水少区”为主的上中游地区；而下游地区兼具“双重型缺水区”和“水质型缺水区”两种缺水类型。
长江经济带承载着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生态保护功能，近年来耕地系统的总量流失与质量退化趋势促使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因此，着眼于实现中国粮食安全与重要流域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的建设全局，长江经济带耕地系统布局优化刻不容缓。在协同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碳储量与水土保持的三大生态系统服务目标下，基于中国耕地红线、耕地“占补平衡”与“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等多重把控，结合长江经济带流域资源承载力和生态服务水平评估，长江经济带耕地系统优化布局可为：兼顾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目标，可在长江中下游江苏、安徽等地区新增耕地，而位于上游的云贵川重庆等山区需要退耕；兼顾粮食安全与碳储量的目标，可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等补充耕地；兼顾粮食安全与水土保持的目标，可在江苏和安徽北部以及四川盆地局部区域补充耕地。此外，耕地系统布局优化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善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匹配状况，可以促进部分重度和中度缺水地区的缺水程度得到缓解。
长江经济带耕地集约利用伴随着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向创新要素集约转型是促进实现流域协调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目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转型是生产要素投入结构随着社会经济、宏观政策等影响不断调整而呈现的趋势性转折。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耕地集约利用总体上会呈现“劳动集约型>增产性要素集约型>省工性要素集约型>创新要素集约型”的变化趋势。长江经济带的耕地利用经历了由劳动集约型（1978—1995年前后）向增产性要素集约型（1995—2016年前后）转型的过程。当前，长江经济带大多数地区耕地利用处于向省工性要素集约型、创新要素集约型转型的过渡期，上海、浙江等地区已转向创新要素集约型。在耕地集约利用转型过程中，增产性要素和省工性要素投入的增加会导致地均碳排放量增加，而创新要素集约型的耕地利用模式具有减碳潜力。因此，可以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以降低省工性要素和创新要素价格，积极推动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转型，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
主持人：
建立健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调动流域上下游地区积极性、共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重要手段。请问当前流域生态补偿实践机制存在什么问题，流域生态补偿实践机制未来发展建设的重点是什么，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生态补偿机制如何构建设计?
访谈嘉宾：
许继军，长江科学院副总工程师、水资源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中国水资源战略研究会理事，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科学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长江经济带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1）虽然已实施的生态补偿对促进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目前生态补偿规模相对较小，补偿标准较低；（2）生态补偿内容和标准有待进一步规范化，生态资产核算和生态价值评估工作尚未形成规范化的理论依据和技术体系；（3）生态保护与补偿的责权利不清晰，补偿程序不规范、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责任分担机制不完善；（4）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的监督考核和第三方评估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5）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比较单一，主要以政府财政为主，社会资金投入较少，资金来源不稳定，需要拓宽资金筹集渠道；（6）市场化机制尚不健全，补偿资金明显不足，低于保护成本，生态补偿对农村脱贫致富的作用还不明显；（7）已开展的生态补偿比较零散，流域生态补偿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谋划不够，且对流域上下游保护治理难度、发展机会成本、生态资源服务功能重要价值等考虑不充分，缺少流域层面系统性的生态补偿机制框架，尚未形成流域上下游、干支流、江湖协同的共抓大保护格局。
流域生态补偿实践机制未来发展建设的重点是：（1）从流域系统性治理和生态整体性保护角度，做好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和制度的顶层设计，确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框架和实施方案，为生态补偿实践提供政策上的指导、技术上的支持；（2）从共抓大保护角度，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为主的多元化生态补偿市场化机制，通过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基金池，统筹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创建以政府引导、市场为主的多元化生态补偿融资模式，为生态补偿实践提供必要的资金来源；（3）加强生态资产核算、生态价值评估和生态补偿监督考核等研究和技术工作，建立健全生态补偿的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和法律保障。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生态补偿机制构建设计应遵循生态优先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与流域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之间的绿色互馈关系，确立流域生态补偿总体路线图和实施路径；从规划层面编制流域生态补偿实施方案，明确流域生态补偿的重点对象、补偿内容和方式、资金来源、实施途径；从国家层面制定流域生态补偿经济政策文件、金融制度、法规条文和规范性技术标准；从共抓大保护角度，倡导全社会参与，通过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基金池，统筹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创建以政府引导、市场为主的多元化生态补偿融资模式，明确生态补偿责权利方式和效益回报模式。
主持人：
流域生态资源的有效治理问题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要解决与回应的重要问题。请问中国流域的生态治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阶段，流域生态治理范式的评估结论是什么，流域生态治理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什么价值?
访谈嘉宾：
路旭，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名城学部理事，辽宁省城乡规划学会理事，沈阳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智库专家。主要从事城乡风貌规划、产城融合用地规划、区域发展规划研究。
河流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起源地，具有供水、净水、泄洪、生态和景观等多种功能，而人类与河流也是在相互依赖和相互适应的关系中动态发展。国际流域治理研究已经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以及成熟的技术体系和多样化视角，并产生较为丰富的治理模式，治理理念逐渐向多中心、多层次以及多目标协同系统治理转变
[21⇓-23]。中国流域的生态治理大体经过了工程防治、污染治理和生态系统修复三个阶段。传统的流域治理强调河流控制和开发，主要针对流域的泄洪蓄水等功能，开展水库堤坝建设、河道改建、水力发电、航运等工程建设措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河流污染治理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高速发展，导致较为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一度影响生产和生活用水质量。水污染治理以控制污染物排放、物化净水和改变土地利用方式等生态技术手段为主，提高河流的供水和净水能力。前两阶段的流域治理更多是从利用主体的角度出发，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流域资源。而2010年以来的生态修复阶段则开始关注流域作为自然要素客体的保护与恢复，重视由于过度开发导致的河流生态系统破坏和河流功能健康的恶化等问题，以提高河流系统的健康水平、流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水平为目标，开展退耕还河工程、自然封育工程、河道“披绿”工程等多项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同时，在原有的生态技术和生态工程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生态治理效率，开始探索流域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结构优化路径，陆续开展统一流域综合管理直属机构、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河长制等实践探索。总的来讲，中国流域的生态治理对象发生从以水体为主的水生态系统到山水林田湖草共同构成的完整复合的流域生态系统的转变，治理空间发生从河道空间蔓延到周边河岸带空间再扩大到整个流域空间的改变，治理理念从关注工程和生态技术的“重生态”观念转向关注主体互动和治理制度建设的“重治理”理念。
与流域生态治理的实践演变阶段相对应，中国流域生态治理的范式也发生从早期倾向于“生态”内容发展到现阶段开始重视“治理”内容。生态治理的传统定义是运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生态技术对已经被破坏或污染的生态系统进行的修复，主要关注于末端治理或源头治理，如水污染源头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等。之后受现代治理理念的影响，流域生态治理的内涵在有关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开始关注以制度建设和主体间互动关系为主的治理内容。流域生态治理被理解为以提供生态产品为共同目标，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主体进行的环境决策和行动的持续过程，主要行动包括协调各利益相关体的关系、调和矛盾与冲突、追求生态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技术进步等等。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公众、公众相互之间，多元主体之间的或协同或博弈的持续互动过程是现阶段流域治理的重要内容。为实现多主体的协同共治，以河长制、生态补偿为代表的关于主体调动和资金组织的制度建设是现阶段流域治理的重要路径。
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阶段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先破坏再修复，先污染再治理”的传统观念正在转变，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增长
[24]。生态治理也从过去强调已破坏生态系统的修复转向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和服务。流域作为水资源集成汇总的基本单位，同时也是生态—经济—社会的复合单元，是中国高质量发展和治理的重要尺度。流域的生态治理一方面可以为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协调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生态基础条件和必要的水资源、电源等资源能源，另一方面也可以以生态产品和服务价值化的方式直接参与到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经济发展建设中。
主持人总结：
流域是水安全、水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于一体的复杂地理空间系统。访谈主要从全域整治与区域调控、演变规律与协调模式、实践机制与治理范式等三大视角，围绕流域自然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流域人地关系协调发展与空间治理路径、流域产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服务等三条主线展开。
（1）全域尺度流域资源配置与污染整治的系统性工程建设。流域资源合理利用与配置是协调流域系统内自然生态要素与人文经济要素耦合关系的重要基础与支撑。全流域视角下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与配置体系需以“节流”为重点，以“开源”为支撑，严格控制流域内农业、工业、城镇用水的总量和强度，建设节水型社会，因地制宜地开发多种新水源，从现代国家水网、防汛防旱等工程建设及智能化管理等非工程方面进一步优化提升流域水资源配置体系，深度融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工业文明与技术进步助推了流域范围内农业面源污染和城市面源污染的治理难度。成功的国际流域治理经验表明流域治理必须从“上游—下游”的思维方式转向整体系统保护。从技术监测、系统设计和管理机制多角度出发，流域面源污染系统治理修复工程应围绕提升源头监测和负荷估算能力、加强治理修复系统性设计、健全协同管理机制三方面工作进行，坚持系统观念，实现流域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与综合改善，是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同粮食安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效衔接的重要路径。
（2）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化规律、人类活动空间的高水平治理与人地系统的协调发展。流域依托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集聚各具特色的文明和聚落。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过程表征为流域内“水—土—气—生”等自然要素与社会—经济—文化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各要素更为激烈的相互耦合作用关系也使其成为人地关系最紧张的区域。流域系统共生形成的流域共同体，其人地关系演化经历了城乡系统对环境变化、文化响应的长时序、多尺度的地方适应，发展历史中存在被动适应、相互牵制、主动调节等多个典型人地关系时间演化过程，呈现出典型的动态适应性、多尺度空间关联性和历史依赖性的特征。流域内人地关系的优化，即人类活动空间治理，涉及多系统、多目标、多区域、多利益、多主体、多关系、多阶段，这一复杂系统工程需基于人地耦合系统理论科学审视流域人类活动空间发展面临的关键挑战，聚焦资源禀赋、生态基底、区域差异、空间关联等视角，从资源要素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多尺度多维度联动以及全局性与差异性等方面予以重视，共促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治理从碎片分割走向整合协同。推动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发展，需从系统思维出发，解构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内部要素组成、结构及相互作用关系的核心要义，探究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明晰多类型、分区域的流域协调发展模式，促使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形成合理化的要素组合、高效化的组织结构和多功能的协调耦合状态，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的统一。
（3）流域农业生产的绿色集约化转型与生态系统的治理模式。流域生态系统治理建立在系统内人类活动强度与自然资源环境协调共生的优化基础上，一方面，从污染防控实践出发，区域农业生产转型需坚持农用化学品使用强度减量化和资源利用的高效化道路，以农药机械开发、防控技术创新及生产知识培训等多种方式助力区域农业的高质量现代化。耕地作为农业生产的载体，应在科学认识区域耕地系统的演变规律基础上，优化耕地系统布局，促进耕地系统向创新要素集约型转型，更好地支撑和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绿色化发展。另一方面，从治理理念设计出发，国际上流域治理已经过渡到更全面的资源管理方法。与国际流域治理理念转向多中心、多层次以及多目标协同系统治理相似，中国流域的生态治理对象发生从以水体为主的水生态系统到山水林田湖草共同构成的完整复合的流域生态系统的转变，治理空间发生从河道空间蔓延到周边河岸带空间再扩大到整个流域空间的改变，治理理念发生从关注工程和生态技术的“重生态”观念转向关注主体互动和治理制度建设的“重治理”理念，生态治理的范式也发生从早期倾向于“生态”内容发展到现阶段开始重视“治理”内容。以河长制、生态补偿为代表的关于主体调动和资金组织的制度建设是现阶段流域治理的重要路径。但目前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存在规模相对较小、补偿标准较低、标准有待规范、评估体系尚未形成等问题，缺少流域层面系统性的生态补偿机制框架，尚未形成流域上下游、干支流、江湖协同的共抓大保护格局。未来流域生态补偿实践机制建设应遵循生态优先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从流域系统性治理和生态整体性保护角度、共抓大保护角度、监督考核技术角度出发，确立流域生态补偿总体路线图和实施路径，明确流域生态补偿的重点对象和补偿措施，制定流域生态补偿规范性技术标准，统筹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创建以政府引导、市场为主的多元化生态补偿融资模式，明确生态补偿责权利方式和效益回报模式。
人类文明因水而“育”，人类聚落傍水而“生”。流域作为承载生产、生活、生态等多功能的巨系统，自然资源要素与人文经济要素的相互耦合与演化将其构成为人地关系最为剧烈与复杂的人地系统。在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同区域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共促联动的美好愿景下，在以中国式现代化衔接乡村振兴、粮食安全及共同富裕的时代变局下，今后仍需深入耕织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认知，系统探索流域人类活动空间高水平治理模式；揭示流域内各要素的复杂互动关系及其演化互馈规律，解析流域系统人地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与耦合机制；应用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围绕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经济、社会等方面探明流域系统承载力，剖析流域人地关系优化的调控机理，建构多主体、多要素、多尺度、多维度、多功能协同联动的流域系统风险防控机制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实施路径，擘画生态文明建设同美丽中国共轭前进的崭新蓝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