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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4 , Vol. 39 >Issue 10: 2364 - 2382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1007

研究论文

中国自然保护地典型治理模式成效比较——基于社区居民感知视角

  • 张引 , 1 ,
  • 楼颖 1 ,
  • 舒全峰 2 ,
  • 李晟之 , 3
展开
  • 1.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4
  • 2.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北京 100084
  • 3.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都 610072
李晟之（1971- ），男，四川成都人，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与乡村治理。E-mail:

张引（1993- ），女，重庆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空间正义。E-mail:

收稿日期: 2024-02-05

  修回日期: 2024-06-04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0-16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210804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241413)

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2024CDJXY0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CGL041)

收起

A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governance types of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communities

  • ZHANG Yin , 1 ,
  • LOU Ying 1 ,
  • SHU Quan-feng 2 ,
  • LI Sheng-zhi , 3
Expand
  •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 2. Institute for Intelligent Society Governa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 3.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61007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2-05

  Revised date: 2024-06-04

  Online published: 2024-10-16

Fold

摘要

采取何种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地提升自然保护地治理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成效?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选择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部及周边17个社区，通过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单因素方差、逐步回归分析，比较统治、分治和共治三种治理模式的社区居民成效感知差异，以及影响社区居民成效感知的其他要素。研究发现：（1）社区居民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成效感知最为积极，对经济成效感知最为消极；（2）共治模式在三个维度表现最优，统治在生态、社会维度较次优，而分治在经济维度次优；（3）社区居民成效感知还受到地理空间特征、经济社会属性等因素综合影响。各类治理模式都存在其优势与劣势，共同治理也并非是解决所有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灵丹妙药”。提倡开展因地制宜的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选择。研究扩展了IAD框架的应用场景，深化了对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的理论认识，为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协调提供经验启示。

关键词： 国家公园; 社区保护地; 管理制度; 感知; 可持续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

张引 , 楼颖 , 舒全峰 , 李晟之 . 中国自然保护地典型治理模式成效比较——基于社区居民感知视角[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 39(10) : 2364 -2382 . DOI: 10.31497/zrzyxb.20241007

Abstract

What governance model can be adopted to better enhance the ecolog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iveness of nature reserve governance? Few studies have conducted quant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es based on the community perception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AD) framework, 17 communities within and around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were selected. Differences in community perception of State-led, co-managed, and community-based and other elements affecting community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effectiveness will be compared,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one-way ANOVA, and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ur study found that: (1) Community residents have the most positive perceptions of the ecological effectiveness of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and the most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the economic effectiveness. (2) The community-based model has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while State-led conservation has the second best performance in the ecologic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and co-managed model has the second best performance in the economic dimensions. (3)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are affec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natural geographic condi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attributes, and other factors.We point out that all types of governance models have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community-based governance is not a "panacea" for all public pond resource problems. Therefore, it is advocated to carry out local adaptation of the selection of nature reserve governance models. The study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the IAD framework,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reserve governance models, and provides empirical insights for community coordination of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Key words： national parks;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ercep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面临管理体制不顺、社会经济条件落后、集体土地权属复杂等问题与挑战[1⇓-3]。为协调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保护地管理机构综合采取了管理体制重构、异地移民搬迁[4]、发展替代生计[5]、人兽冲突补偿[6]等管理措施[7]。尽管学术界非常重视保护地管理成效评估[8⇓-10]，但往往忽略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制度差异——保护地管理机构、地方政府及其他主体在自然保护地治理上的事权划分，即不同的“治理模式”。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的差异会导致各方主体在目标、策略和方式上出现协同或分异，从而影响自然保护地治理成效[11,12]。
目前对自然保护地治理成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单一治理类型的定性分析，较为缺乏比较研究的视角[13,14]。Noella等[15]研究了有边界组织的治理模式能够促进保护地管理中的知识整合和提升信任。Soliku等[16]则发现以社区为基础的“野生动物管理计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防止冲突升级。Ophelia等[11]使用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剖析治理模式对行动者结果认知的影响。另外，感知（Perceptions）是一种保护制度和政策评估的有力证据[17]，在评估公平判断[18]、当地福祉[19]和理解保护态度[20]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国保护地社区研究以政策与理论分析为主，较为缺乏自下而上的社区居民感知视角[21]。例如，韦惠兰等[22]基于制度效率视角，分析了李子坝村从传统管护向共管模式转型的制度变迁。刘静等[23]通过对全国15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问卷调查，发现管理机构的体制和结构对管理成效有显著影响。综上，当前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比较分析、自上而下的研究范式，难以在实践层面为保护地社区治理提供长期、科学、有效的理论和数据支撑。
然而，基于社区居民感知视角进行自然保护地治理成效评估中还存在一个关键难点，即影响社区居民感知的因素十分复杂，不仅包括治理制度和规则[7,24]，还涵盖社区自然条件、经济特征[25]、农户的个人特征等[26⇓-28]。在此情况下，应如何系统化识别影响因素，并有效控制变量?1982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29]提出了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IAD）框架，用以研究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复杂问题。Ke等[30]基于IAD框架发现制度规则在规范多方主体参与天然林保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等[31]利用IAD框架，基于地理空间特征、社区属性和制度规则控制变量，在受控条件下剖析了中国农村灌溉公地治理的农地确权、土地调整对集体行动的影响。Nyaupane等[32]使用IAD框架控制生物物理属性、社区特征的影响，定性分析了国家管理、非政府组织管理和社区管理三种制度安排的有效性。保护地治理模式实则是一种协调公共池塘自然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适合采用IAD框架作为变量控制的理论依据[33]。
本文以IAD框架为依据，收集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部及周边17个行政村560份问卷为样本，综合采用单因素方差、多重比较、逐步回归等研究方法，旨在揭示不同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下社区居民对治理成效感知差异及其形成机制，为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选择、社区协调和政策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设计与数据搜集

1.1 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1.1.1 三种典型的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

中国自然保护地中存在三种典型的治理模式（图1）。第一种是以保护地管理机构统管保护与发展的垂直管理制度，即统治模式，如卧龙、神农架等特区政府。第二种是以保护地管理机构主管保护、地方政府主管发展的协调管理制度，即分治模式，如黄山、白水江等保护地。这两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以集体生态公益林补偿、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服务培训、种养殖技术培训等为主要工具，存在保护与发展不协调、社区参与程度低等问题[34]。在此背景下，由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NGOs）、地方社区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共治模式应运而生。其核心在于引入多方主体以形成新的权责划分机制，通过成立社区保护地、自然保护小区等措施形成更为公平和可持续的社区治理制度，如关坝流域自然保护小区、李子坝协议保护案例地、三江源池措村等[35,36]。
图1 中国自然保护地治理的三种基本模式

Fig. 1 Three basic governance models of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三种模式可能都会表现出管理体制细节的差异。例如同属于分治类型的黄山风景区和白水江保护区，黄山管委会由于行政级别较高对周边乡镇有较大的影响力，而白水江管理局在保护工作中则通常让位于地方政府。但这种差异并不影响各方主体的权责在法律层面上的统一。如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规定，“构建协同管理机制，构建主体明确、责任清晰、相互配合的国家公园中央和地方协同管理机制”。三种社区治理模式实质上是保护地管理机构在不同发展历程、体制背景下为协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而形成的不同制度环境[37]。

1.1.2 IAD框架下的变量筛选

IAD框架是一个嵌套了外部变量、行动情景、交互作用、结果及评价标准的多维复杂系统，其核心要义在于阐释地理空间特征、经济社会属性和通用制度规则三类外部变量如何相互结合，进而影响集体行动者的行动情境以产生制度结果和成效[28]。在此框架下，保护地治理模式是一种典型的通用制度规则，是本文要检验的核心变量（图2）。
图2 基于IAD的保护地社区治理成效评估框架

Fig. 2 A performance assessment framework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protected areas based on the IAD

此外，社区地理空间特征、经济社会属性也是社区居民成效感知的外部变量。王亚华等[28]指出，影响公共事物治理的地理空间特征包括地形、市场机会和资源稀缺性，地形是社区居民存在的共同利益空间，地形崎岖程度、耕地地理位置等因素可能影响公共事物治理，市场机会则通常指社区与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的物理距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对于保护地治理和社区居民的资源地位影响最重要的地形因素是社区地理位置和保护地的空间关系，分为界内、部分划入和界外三种类型；市场机会以城市可达性表征，以村委会距最近区/县政府的距离计算；最重要的资源是旅游资源（现有生态产品没有取得普遍的成效），以旅游景点的数量计算（表1）。经济社会属性是影响社区居民成效感知的重要变量，在已有研究中得到大量关注[38]，包括实施和管理保护地与实现保护目标所需的资源和资本，以及使用或依赖被指定为保护地一部分的区域的社区潜在经济利益或成本[39,40]。结合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的经济社会特征，选择“社区人口规模”[36]、“劳动力外流比例”[41]、“人均年收入”[28]和“集体经济总量”[28]四个变量表征其差异性。过大的群体规模也可能导致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的现象[42]；劳动力外流会降低外出务工人员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39]；人均年收入越高的农户，对自然保护地治理的关注程度与参与意愿可能更强烈[43]；集体经济总量则可能通过影响公共服务供给以影响社区居民成效感知[28]。
表1 基于IAD框架的变量筛选

Table 1 Variable screening based on the IAD framework

变量类型 变量
代码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数据来源
通用制度规则 GT 治理类型 统治=1，分治=2，共治=3 访谈
地理空间特征 PG1 空间区位 行政村与保护地边界的空间关系：完全在界外=1，
兼有=2，完全在界内=3		 访谈
PG2 城市可达性 村委会距最近区/县政府的距离/km：<30=3，30~60=2，
>60=1		 地图测量
PG3 资源稀缺性 旅游景点的数量/个 访谈
经济社会属性 ES1 社区人口规模 行政村户籍人口总量/人：<500=1，500~1000=2，
>1000=3		 访谈
ES2 社区劳动力外流 行政村劳动人口外流比例/%：<30=1，30~60=2，>60=3
ES3 社区人均收入 2022年村民平均年收入水平/万元（<1=1，1~1.5=2，
>1.5=3）
ES4 集体经济总量 行政村集体经济总量/万元（<30=1，30~60=2，>60=3）
行动者特征信息 个人特征 PC1 性别 男=1，女=2 问卷
PC2 民族 汉族=1，藏族=2，羌族=3，其他=4
PC3 年龄/岁 <20=1，21~30=2，31~40=3，41~50=4，51~60=5，
>60=6
PC4 学历 无=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职高=4，本科/大专=5，硕士及以上=6
家庭特征 FC1 家庭居住时长/年 0~5=1，5~10=2，10~20=3，>20=4
FC2 家庭总人口数 家庭总人口数/人
FC3 家庭年收入/万元 <1=1，1~3=2，3~5=3，5~7=4，7~10=5，10~20=6，
>20=7
社会身份 SC1 是否是护林员 是=1，否=0
SC2 是否是村干部 是=1，否=0
成效评价 生态成效 EP1 生态系统保护 非常不满意=1，较不满意=2，说不清=3，较为满意=4，
非常满意=5
 问卷
EP2 野生动物保护
EP3 资源保护
社会成效 SP1 身份认同
SP2 保护意愿
SP3 保护能力
经济成效 LP1 生态补偿
LP2 收入提升
LP3 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行动者本身会影响行动舞台上的行动情景，进而对社区居民成效感知产生影响。在自然保护地治理中，受访者个人（民族、性别、学历、年龄）[44]、家庭（居住时长、总人口、年收入）以及身份（是否为巡护员或村干部）等人口统计学[45]，都是行动者的重要特征，可能会影响到对保护地的成效感知。
保护地管理成效评估即测度保护管理的有效性，包括管理体制和过程的充分性与合理性[46,47]，通常采用生态评估（测量物种覆盖度、生态区覆盖度等）、投入评估（保护管理资源的充分性）、威胁减少评估（是否有效降低对生物多样性持久性的威胁）、结果评估（保护目标是否正在实现）四种方法[48]。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已经制定许多方法来评估保护区的管理成效。例如，世界保护区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Protected Areas，WCPA）开发保护地管理成效评估框架，对管理过程中六个不同阶段中的要素进行评估[49]。此外，Lockwood[50]根据一套七项原则来评估保护区治理成效，包括合法性、透明度、问责制、包容性、公平性、连通性和复原力；林金兰等[51]则构建了“管理机制—管理基础—管理行为—管理成效”的框架对滨海湿地类保护地进行评估。随着中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建立完善，刘伟玮等[52]构建了包括管理基础、管理行动和管理成效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的评估指标体系。综上，以保护地目标的实现完成度为管理成效的表征[46]，根据Plummer等[53]设计的框架，并根据相关研究进行优化[54,55]，最终形成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共9个指标以表征其治理成效（表1）。

1.2 案例选择

大熊猫国家公园（28°51′03″N~33°12′50″N，102°11′06″E~105°40′00″E）位于中国西南地区，总面积2.20万km2，涉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9个市（州）23个县（市、区），由73个自然保护地整合而成。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保护管理涵盖了特区政府、自然保护小区、社会公益保护地等不同的管理体制，在全国层面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其中，卧龙自然保护区隶属于国家林业局，由四川省林业厅代管，属于典型的统治模式[56]。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是典型的分治模式，由管理局负责保护，青川县政府负责发展。唐家河管理局自1978年开始与周边社区推行社区共管，尝试了建立共管委员会、签订共管协议、基础设施建设等多种管理政策[57]。白水江自然保护区与唐家河相邻，也属于典型的分治模式。但其碧口镇李子坝村是协议保护的典型案例，得到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长期资助，且社区被赋予特许保护权，因此被划为共治模式。平武县林业局在社区保护方面进行了诸多先行先试，一些案例可被划入共治模式。其中，关坝村是中国最早的自然保护小区，其先进经验已经逐步向周边福寿村、新驿村推广；民主村是社会公益型保护地老河沟的门户社区，在桃花源基金会的支持下开展了订单农业、蜂蜜共管等基于社区的保护与发展工作。
选取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部及周边的17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表2）。不仅囊括了自然保护小区、社会公益型保护地等特殊管理制度，也包含地方政府和保护地管理局分治的一般管理制度；既有关坝、李子坝这类保护界的“明星村”，还有磨河坝、东桥村这类典型而“默默无闻”的普通社区。在空间位置上，兼有界内社区、毗邻社区、门户社区、天窗社区①（①界内社区位于国家公园边界以内，居民的生产生活与生态保护密切相关，受限于严格的保护政策，以传统农业、旅游业为主；毗邻社区位于国家公园边界以外，与生态保护有一定关联，其开发政策受限于具体的保护需求，以传统农业为主。门户社区位于国家公园的入口周边，承担入口交通组织、旅游服务等功能，以旅游业发展为主。“天窗社区”是指被国家公园边界四面环绕，但通过“开天窗”的方式将集镇、居民点等社区居民聚居区划出国家公园边界的社区，在热带雨林、大熊猫等国家公园中普遍存在。）以及部分自然资源被划入的社区[58]，和保护地不同位置关系的社区拥有不同政策扶持和发展机遇，反映了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特征。在主导产业上，兼有旅游业、种植业、农牧业等与自然保护密切相关的产业，体现出不同的社区自然资源依赖度。
表2 大熊猫国家公园调研社区基本信息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sampled communities in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社区治理制度 州（县） 乡镇 行政村代码 行政村 户数/户 抽样户数/户 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空间关系
统治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卧龙镇 1-A 卧龙关村 300 42 天窗社区
1-B 足木山村 354 37 天窗社区
1-C 转经楼村 107 20 天窗社区
耿达镇 1-D 龙潭村 222 40 天窗社区
1-E 耿达村 199 35 天窗社区
1-F 幸福村 325 43 天窗社区（门户社区）
分治 文县 碧口镇 2-A 磨河坝村 167 21 界内社区
铁楼藏族乡 2-B 李子坝村 205 22 界内社区
青川县 青溪镇 2-C 落衣沟村 470 42 界内社区
2-D 阴平村 642 63 毗邻社区（门户社区）
2-E 东桥村 445 40 毗邻社区
2-F 魏坝村 318 37 毗邻社区
共治 平武县 高村乡 3-A 民主村 282 24 部分划入（门户社区）
3-B 福寿村 173 23 毗邻社区
木皮藏族乡 3-C 关坝村 128 24 部分划入（门户社区）
木座藏族乡 3-D 新驿村 105 18 部分划入
文县 碧口镇 3-E 李子坝村 208 29 界内社区

1.3 数据搜集

2018年10月15日至20日间在唐家河、白水江、平武县周边社区完成预调研，形成对治理模式的初步划分和指标预筛选。2022年6月30日至7月6日期间在唐家河及周边4个村，2023年8月14日至8月31日期间在白水江、卧龙、平武及周边13个村完成正式调研。问卷调查采用滚雪球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部分问卷请村干部带领调研人员入户，部分问卷通过随机入户完成。问卷以农户为基本单元，采访对象主要为户主；当户主不在家时，选择对保护地最了解的家庭成员进行采访。每个行政村收集超过总户数5%的问卷数量，共收集问卷578份。在剔除18份数据有误或缺失的问卷后，共获得560份有效问卷，其中统治217份，分治225份，共治118份，有效回收率达96.9%。调研问卷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参与情况、管理成效感知三个部分。
研究团队对17个行政村村集体开展了半结构化访谈。访谈主要面向村委会书记或其他村干部。访谈内容主要围绕社区治理的历史与现状，地理空间特征和以及社会经济属性，并结合受访人的回答进行开放式提问。访谈时间为60~90分钟。与此同时，研究团队开展了32位利益相关者访谈（管理局人员、政府官员、NGOs工作人员、企业员工和专家学者）以及43位社区居民访谈，访谈时间为20~60分钟。

1.4 数据分析

1.4.1 样本信息描述

在560份有效回收问卷中，男女性别比例相当（男性49.5%，女性50.5%）。受访人以汉族居多（65.9%），兼有部分藏族（30.2%）和少量羌族（3.4%）人口。整体年龄普遍偏大，近70%在51岁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超过一半（58.7%）的受访者只上过小学或初中。调研农户家庭总人口以4~6人为主（62.8%），绝大部分（94.8%）在当地定居10年以上，主要家庭年收入在1万~5万元区间（41.0%）。受访人中护林员、村干部等特殊身份占比分别为3.9%、9.8%。

1.4.2 数据分析过程

首先，采用SPSS 26对调研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假设模型的Cronbach's α值为0.798>0.6，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的信度。此外，参数KMO为0.797>0.7，球形度Bartlett检验p<0.001，表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探测9项成效指标的内在联系，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4.715%>60%，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其次，单因素方差与多重比较分析。以均值分别表征农户对生态、经济、社会成效的感知水平，以及相应的总体感知水平。通过单因素方差比较统治、分治、共治三种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成效感知差异[59]。另外，采用多重比较分析对影响程度间的均值进行两两比较，以确定平均值间的差异水平。
最后，采用逐步回归模型识别农户成效感知的影响因子。其基本思想是逐个引入新变量，在引入过程中逐步考虑是否剔除已选变量，以排除多个自变量之间的互相干扰[45]。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总体成效，解释变量为地理空间特征、经济社会属性、通用制度规则等要素。该回归模型在各个指标上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数值均小于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2 结果分析

2.1 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成效感知

如图3所示，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对生态成效的感知最为积极（AVG=4.200），社会成效较为积极（AVG=3.552），而对经济成效感知则较为消极（AVG=2.700）。在生态方面，超过80%的受访者都认同自然保护地对于生态系统保护（EP1）、野生动物保护（EP2）和资源保护（EP3）的积极作用。在社会方面，62%的受访者认为国家公园加强了对地方的认同感和自豪感（SP1），然而有接近60%的受访者对个人保护能力提升（SP3）持中立或否定态度。在经济方面，接近半数受访者（48%）认为他们做出的保护贡献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LP1）。同样，有大约45%的受访者对收入提升（LP2）和就业机会（LP3）表示并不满意。
图3 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成效感知频率叠加条形图（n=560）

Fig. 3 Stacked bar chart of perceived performance frequency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n=560)

2.2 三种治理模式下的社区居民对治理成效感知比较

通过多重比较分析判断三种治理模式下社区成效感知的差异（表3、图4）。总体看来，共治模式下的社区总体成效感知（AVG=3.678）高于统治和分治（AVG=3.488和3.375），在生态、经济和社会成效三方面皆获得了更高评价。除了收入提升指标（LP2）以外，共治在其余8个指标都取得了最高分。尽管统治、分治模式在总体成效表现没有显著差异，但在三类成效上存在区别。在生态成效方面，呈现出统治>分治的特征。与此同时，分治模式下的五个社区在生态成效感知上存在较大差异——魏坝村（EP=2.180）得分显著低于铁楼李子坝村、落衣沟村、东桥村和阴平村四个社区（EP=4.500、4.325、4.283和4.238）。社会成效方面，同样呈现统治>分治的特征。在分治模式下，铁楼李子坝村获得了最高的社会成效得分（SP=4.476），而魏坝村获得了最低得分（SP=2.622）。经济成效方面，则呈现出分治>统治的比较结果。分治在收入提升（LP2=2.820）和就业机会（LP3=2.900）两个指标上获得了比统治（LP2=2.480和LP3=2.400）更积极的评价。
表3 多重比较分析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multiple comparison analysis

因变量 (I) 治理模式 (J) 治理模式 平均值差值 (I-J) 标准错误 显著性
生态
成效		 统治 分治 0.389* 0.083 0.000
共治 -0.122 0.099 0.220
分治 统治 -0.389* 0.083 0.000
共治 -0.511* 0.099 0.000
共治 统治 0.122 0.099 0.220
分治 0.511* 0.099 0.000
社会
成效		 统治 分治 0.202* 0.081 0.012
共治 -0.168 0.097 0.083
分治 统治 -0.202* 0.081 0.012
共治 -0.0370* 0.096 0.000
共治 统治 0.168 0.097 0.083
分治 0.370* 0.096 0.000
经济
成效		 统治 分治 -0.253* 0.091 0.006
共治 -0.280* 0.109 0.011
分治 统治 0.253* 0.091 0.006
共治 -0.027 0.109 0.807
共治 统治 0.280* 0.109 0.011
分治 0.027 0.109 0.807
总体
成效		 统治 分治 0.113 0.062 0.069
共治 -0.190* 0.074 0.011
分治 统治 -0.113 0.062 0.069
共治 -0.303* 0.074 0.000
共治 统治 0.190* 0.074 0.011
分治 0.303* 0.074 0.000

注：*为p<0.05，下同。

图4 不同治理模式下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成效感知比较

Fig. 4 Comparison of local perceived performance in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under different governance models

2.3 影响社区成效感知的因素识别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通用制度规则、地理空间特征、社会经济属性和人口信息特征对社区总体成效感知的影响（表4）。治理模式作为通用制度规则，对社区成效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Std.=0.273）。地理空间特征方面，空间区位对社区成效感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td.=0.198）；而城市可达性则对其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Std.=-0.267）。经济社会属性方面，村民平均收入正向影响农户成效感知（Std.=0.176），而群体规模和村集体经济总量则负向影响农户成效感知（Std.= -0.090和-0.156）。人口特征信息方面，学历、家庭总收入和是否是护林员三项与社区成效感知皆呈现为正相关（Std.=0.047、0.097和0.536）。
表4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Estimate t value Pr(>|t|)
— （常量） 3.18366 < 2.00E-16
通用制度规则 治理模式 0.27299 0.00289 **
地理空间特征 空间区位 0.1977 4.04E-05 ***
城市可达性 -0.26674 0.009055 **
经济社会属性 群体规模 -0.08998 0.039887 *
村民平均收入 0.17592 0.018259 *
村集体经济总量 -0.15631 0.000908 ***
人口特征信息 学历 0.04696 0.040411 *
家庭总收入 0.09723 6.55E-07 ***
是否是护林员 0.53584 9.35E-05 ***

注：表中仅对逐步回归显示的具有显著性的变量进行展示；**为p<0.01，***为p<0.001，下同。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论

3.1.1 不同治理模式成效感知差异的形成机制

根据研究结果，大熊猫国家公园各个社区的居民都表现出最积极的生态绩效感知，较为积极的社会绩效感知，以及较为消极的经济绩效感知结果。这是因为国家公园对生态保护的严格控制限制当地居民发展生计的方式，从而在取得良好的生态保护成效的同时造成社会经济贫困等人地冲突。
对比三种治理模式，共治在生态、社会和经济三个维度都受到最高感知评价（表5）。这主要是因为社区、NGOs等多元主体在各种规则下相互连结形成的结果。一方面，共治模式中的社区拥有更多的决策权，允许社区成员自行创建规则以统筹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从而提升保护成效和社区居民的成效感知[12]。另一方面，NGOs的准入在生态上带来了监测技术和方法，在社会上提供了社区培训，经济上扶持替代生计，最终提升了社区对保护地治理成效的感知水平（图5）。这表明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有效填补了传统政府主导模式的局限性。然而，共治也存在其自身的问题，并不一定适合于所有自然保护地。第一，其模式形成是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例如，作为碧口李子坝协议保护基础的是2003年护林队的成立，是时代背景、地缘特征和社区领导力等复杂要素的综合作用。在澳大利亚卡卡杜国家公园（Kakadu National Park）、美国恶地国家公园（Badlands National Park）南端与社区共同治理模式形成中，都是基于原住民具备独立的土地权属、文化特征以及自组织能力[60]。第二，共治模式的维持需要社区、NGOs、保护地管理局等主体的长期投入，且可能因为政策变化、人员流动存在不稳定性。第三，共治中可能出现社区精英垄断权利的情况，其经济收益未必会普惠所有村民。如村民在访谈中抱怨：“不管是什么卡卡角角（四川话中‘犄角旮旯’的意思），上面给点点钱，他（代指村支书）首先满足自己。自己把项目包走了，然后才会请零工。他那点钱，哪里是老百姓挣的。”社区保护中的精英俘获问题是全球共识——从全球经验来看，社区保护的初衷可能是促进社会公平，但结局可能未必如愿[61]。
表5 三种社区治理模式优缺点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ree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s

治理模式 治理主体与内容 优点 缺点
共治 保护地管理机构、地方政府、NGOs、社区共同协调保护与发展 促进多方参与；生态、社会和经济成效最优 投入高、时间长；由于政策、人员变动而引发不稳定性；存在精英俘获现象
分治 保护地管理机构主管保护、地方政府主管发展 整合保护地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力量；经济成效次优 保护成效差异大；当管理机构处于弱势，则难以保证生态成效；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权责不清
统治 保护地管理机构统管保护与发展 由单一主体统筹，贯彻保护第一理念；生态、社会成效次优 难以得到地方政府的资金和项目；保护目标和社区发展的矛盾冲突；经济成效较弱
图5 保护地治理模式对社区居民成效感知的影响机制

Fig. 5 Mechanisms of the impact of protected area governance models on residents' perceptions

统治模式在生态和社会成效感知上表现较好。这是因为林业局代管的保护地在生态管控上更加严格，能保证较优的保护成效[62,63]；此外，因其自然宣传教育更为频繁，对社区保护意识、能力及身份认同有更多提升[64]。然而，统治模式下保护地与社区的二元对立容易引发矛盾冲突，社区居民可能感到自己的生计、权益与利益被“忽视”和“排挤”。在卧龙保护区的实地调研中发现，社区居民在夜间照明设施质量、垃圾转运频率、饮用水清洁程度、米轨公司占地补偿、勘界立标事先知情同意等18个方面对管理局感到不满。这与Li等[24]在黄山保护区发现的“信任悖论”一致，即当农户对保护地管理机构所作的努力不够了解时，就算农户从保护地治理中获得收益，但仍对管理机构不信任。因此，研究中农户对卧龙管理局的不满实际上存在感知偏差。但其仍然说明了地方政府主导发展程度更高、更为健全的协调管理制度，有助于促进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与地方社区发展的互相协调，从而提高保护地的管理效率[65]。
相比于统治而言，分治则在经济成效上更优。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起到了较大作用。然而，如果保护地管理机构在保护事务上的话语权和执行力较弱，也可能会导致生态保护上的威胁和隐患。另外，分治模式下成效差异较大，这可能是由于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的差异，不同保护地管理机构和政府的权责利划分差异较大。在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为避免问责或追责，政府和管理局权责不清、权力争夺或责任推诿问题难以根治[56⇓-58]，这也是分治模式成效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如铁楼李子坝（TP=4.066）因为得到了文县县政府的资金和项目支持，大力发展基于白马藏族文化的乡村旅游及民宿产业，当地村民成效感知普遍比较积极，而同属于分治模式下的魏坝村（TP=2.682）则因为采石产业和生态保护难以协调，其成效感知获得17个案例中最低的评价。以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自1982年以来九寨沟管理局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导致地方政府职能的几乎失效和地方农户的强烈不满，进而引发2013年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66]。可见在分治模式中，地方政府和管理机构之间的协调对治理成效有重大影响。

3.1.2 其他影响因素分析

Ostrom等[67]在分析灌溉系统、森林保护等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场景中指出，在环境治理中并不存在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即单一治理模式能够解决所有环境问题的美好蓝图。本文有效印证了这一观点。既是因为三种治理模式各有其优势与劣势；也是由于逐步回归分析显示，空间区位、村集体经济总量、家庭总收入、是否为护林员四个变量（p<0.001）比社区治理模式（p<0.01）对成效感知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说明农户成效感知很大程度已经被其村庄的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家庭和个人身份所决定，社区治理模式对农户成效感知的影响是有限的。如在保护地不同空间关系的社区类型中，门户社区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旅游市场和游客量，拥有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低山景点发展机会。那么就越容易面对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或者是利益分配上的冲突[68]。家庭年收入高的农户，容易在如农家乐和民宿经营中具备更多的原始资本和经营机会，从而产生积极的成效感知[13]。护林员身份能够直接参与保护工作并获得工资报酬，是自然保护的既得利益者，对成效感知的影响最为显著[69]。
究其根本，可以抽象出决定成效感知的三对关系。第一是“谁获益”和“谁受害”的关系。自然保护中的获益方（如护林员、高学历、高收入）相较受害方（如非护林员、低学历、低收入）更容易产生积极的成效感知[13,54]。第二是“期待值”和“实际值”的差异。例如卧龙距离成都市、都江堰市车程在两小时以内，具备休闲避暑的极佳地理条件，导致社区对旅游业发展有较高的期待值，进而引发对卧龙管理局的不满情绪[70]。第三是“外循环”和“内循环”的区别。共治模式通过NGOs带来理念、资金、技术的革新，提升了自然保护地治理和外界社会的融合程度，形成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外循环”。而统治和分治模式都是保护地管理机构、地方政府、社区三方博弈的“内循环”，在生态、社会、经济成效必然有所妥协，很难形成万全之策。这说明中国保护地治理尚未形成系统有效的生态经济制度，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存在短板和欠缺。
根据Ostrom等[67]的观点，通用制度规则、地理空间特征、社会经济属性是通过影响行动舞台上的行动者及其行动情景，进而影响其最终成效。行动情景特征可通过参与者、职位、行动、相关信息以及给定产出的净成本和收益等七个变量来描述。各个影响因素构成了多方参与不同行动场景下保护地治理活动的行动空间，确定不同主体进入退出、角色位置和行为选择等规则。其中，位置规则是对行动情景中角色的规定；边界规则即进入和退出规则，决定哪些参与者进入或离开一个职位；选择规则是指决策参与者的基本权利、义务和自由，以及这些权利在所有参与者之间的分配；聚合规则决定谁将参与选择，以及每个参与者对最终决策的影响程度；信息规则是参与者可以获得的关于行动舞台的当前和过去的信息；支付规则是影响支付规则的收益和成本；范围规则是对行动情景中结果的规定[29]。这些规则在社区利益、集体行动、参与途径、社区激励以及农户的价值判断等方面发挥作用，最终形成农户对保护地管理的生态、经济、社会成效感知结果（图5）。具体而言，社区治理模式本质上决定了参与者及其施加的控制进而影响社区治理成效。地理空间特征、社会经济属性很容易影响其中的净成本及其收益，如潜在的旅游市场收益、人兽冲突严峻程度、传统产业受影响程度等等。社区人口经济学特征（如年龄、学历、身份）则是通过影响参与者、职位及其行动而影响社区治理成效。如在青海湖自然保护区发现农户身份特征（如文化程度、年龄、民族、宗教信仰、家庭年收入等）对其保护态度和意愿的影响[71]，这种认知态度和参与意愿的差异直接影响农户行为，最终导致社区治理效果上的差距[72]。尽管受到个体经验和预期影响的农户感知结果与实际管理成效不一定完全吻合[73]，在卧龙保护区发现的感知与实际情况的差异已经对此有所表现，但这种不匹配的感知结果依然能够说明卧龙管理局在信息透明、政策传递等方面的不足[74]。

3.1.3 研究局限

本文的研究局限主要在于三个方面。首先，基于农户感知的成效评估方法存在主观意愿和情感倾向偏差，可能并不能完全客观、公正地反映其生态、社会和经济成效。其次，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存在极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典型模式的划分只是对复杂现实的理论简化。例如分治模式中地方政府和保护地管理机构的事权划分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会对治理成效及周边社区居民感知产生显著影响。本文选择的两个分治案例分别为唐家河和白水江片区，其中唐家河片区的保护地管理机构相对地方政府更强势，而白水江片区的地方政府相对保护地管理机构更强势。尽管研究案例的采样点尽量覆盖各种类型，但在代表性上还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基于多案例的定量比较方法难以揭示影响成效感知的形成机制及作用机理。未来还需要对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的典型个案进行长时间、多角度的跟踪和观察，剖析其制度规则对成效感知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

3.1.4 启示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建立健全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制度与政策体系。这主要是因为社区居民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经济成效感知整体较为负面。相关举措可包括在《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中明确社区在特许经营中的优先权；尽快制定并实施《自然保护地社区生态经济规范和引导指南》，明确保护兼容性生计的类型、要求及操作规范[75]等。第二，吸纳多方主体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但同时强化对社区精英的监督机制[76]。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或缓解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或在当地有影响力的家族势力垄断权利，提升自然保护地治理的公平惠益[77]。可以采取制定社区共管条例、签署保护与特许经营协议等公正化的制度方式，将多方主体的权责利关系进行固定[54]。第三，优化和健全自然保护地生态公益岗位制度。研究发现护林员职业对农户成效感知的影响最为显著，未来需优化生态公益岗位指标分配方案与选聘机制，提高补助标准，健全监管与考评机制，进一步发挥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协调、宣传和示范作用[78]。第四，规范保护地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明确地方政府和保护地管理机构权限与职责，以解决或缓解地方政府和保护地管理局权责不清的问题。

3.2 结论

基于IAD框架，比较统治、分治、共治三种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成效的社区居民感知差异。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对大熊猫国家公园中的生态成效感知非常积极，社会成效较为积极，经济成效较为消极。在三种治理模式中，共治在生态、社会和经济成效方面都表现最佳，但三种治理模式都各有优缺点。研究提倡促进生态经济制度、形成伙伴关系、监督社区精英、优化护林员制度、规范多方主体权责利，为自然保护地有效治理和周边社区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经验启示。

感谢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杨锐教授与庄优波副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苏杨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蔡晓梅教授参与研究指导。感谢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沈兴娜处长、卧龙、唐家河、白水江及平武片区管理局各位领导、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桃花源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四川省生态环境学科研究院、四川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院等提供调研支持。尤其感谢陈龙老师和张雨琦、陈美利、张甜、孙悦等同学参与数据搜集工作，以及所有接受访谈、问卷调研的社区居民和利益相关者。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赵鑫蕊, 何思源, 苏杨. 生态系统完整性在管理层面的体现方式: 以跨省国家公园统一管理的体制机制为例. 生物多样性, 2022, 30(3): 178-185.

[ZHAO X R, HE S Y, SU Y. How ecosystem integrity is realized at the management level: A case study on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the unified management of a cross-provincial national park. Biodiversity Science, 2022, 30(3): 178-185.]

[2]
赵雪雁, 苏慧珍. 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及关键议题.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9): 2217-2236.

DOI

[ZHAO X Y, SU H Z.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key issues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the national park.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9): 2217-2236.]

[3]
徐菲菲, 钟雪晴, 王丽君. 中国自然保护地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4): 902-917.

DOI

[XU F F, ZHONG X Q, WANG L J. Statu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protected area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4): 902-917.]

[4]
荣钰, 庄优波, 杨锐. 中国国家公园社区移民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中国园林, 2020, 36(8): 36-40.

[RONG Y, ZHUANG Y B, YANG R. Analysis on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community resettlement in national parks of China.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0, 36(8): 36-40.]

[5]
何思源, 王博杰, 王国萍, 等. 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与产业发展. 生态学报, 2021, 41(23): 9207-9215.

[HE S Y, WANG B J, WANG G P, et al. Rural livelihood transi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erplexed areas; percipience and inspiration.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1, 41(23): 9207-9215.]

[6]
马奔, 严冬, 温亚利. 国家公园农户对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例. 生态学报, 2023, 43(10): 4202-4211.

[MA B, YAN D, WEN Y L.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n purchasing wildlife accident insurance in national parks: A case study ol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China.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3, 43(10): 4202-4211.]

[7]
张引, 杨锐. 中国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现状分析和改革建议. 中国园林, 2020, 36(8): 31-35.

[ZHANG Y, YANG R.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orm proposals of community-based co-management in China's nature reserves.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0, 36(8): 31-35.]

[8]
黄宝荣, 王毅, 苏利阳, 等.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进展、问题与对策建议.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8, 33(1): 76-85.

[HUANG B R, WANG Y, SU L Y, et al. Pilot programs for national park system in China: Progress, problems and recommendations.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8, 33(1): 76-85.]

[9]
CHEN Q, ZHANG Y, ZHANG Y, et al. Examining social equity in the co-management of terrestrial protected areas: Perceived fairness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China. Land, 2022, 11(10): 1624, Doi: 10.3390/land11101624.

[10]
何思源, 苏杨. 武夷山试点经验及改进建议: 南方集体林区国家公园保护的困难和改革的出路. 生物多样性, 2021, 29(3): 321-324.

[HE S Y, SU Y. Experience and improvement recommendations of Wuyishan National Park Pilot: Difficulty and solutions in the reform of national park located in the collective forest area in South China. Biodiversity Science, 2021, 29(3): 321-324.]

DOI

[11]
OPHELIA S, ULRICH S. Protected areas management: A comparison of perceived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co-management types.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20, 118: 102258, Doi: 10.1016/j.forpol.2020.102258.

[12]
蔡晓梅, 苏杨, 吴必虎, 等.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发展的理论思考与创新实践.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4): 839-861.

DOI

[CAI X M, SU Y, WU B H, et al.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ure protected are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4): 839-861.]

[13]
ZHANG Y, HU F, ZHANG Y, et al.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participation and perceived Co-management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2023, 45: e02517, Doi: 10.1016/j.gecco.2023.e02517.

[14]
MANOLACHE S, NITA A, CIOCANEA C M, et al. Power, influence and structure in Natura 2000 governance network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protected areas in Romani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8, 212(APR.15): 54-64.

[15]
NOELLA J. Gray, the role of boundary organizations in co-management: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integration in a marine protected area in Beliz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ommons, 2016, 10(2): 1013-1034.

[16]
SPLIKU O, SCHRAMAL U. From conflict to collabor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co-management in mitigating conflicts in Mole National Park, Ghana. Oryx, 2020, 54(4): 483-493.

[17]
BENNETT N J. Using perceptions as evidence to improv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onservation Biology, 2016, 30(3): 582-592.

DOI PMID

[18]
PASCUAL U, PHELPS J, GARMENDIA E, et al. Social equity matters in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Bioscience, 2014, 64(11): 1027-1036.

[19]
CUYA A, GLIKMAN J A, GROENENDIJK J, et al. Socio-environmental perceptions and barriers to conservation engagement among artisanal small-scale gold mining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ern Peru.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2021, 31: e01816, Doi: 10.1016/j.gecco.2021.e01816.

[20]
HE J, ZHOU W. Conservation versus development: Uncovering divergent viewpoints of conservationists on National Parks system by Q methodology in China.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2022, 40: e02343, Doi: 10.1016/j.gecco.2022.e02343.

[21]
冉景丞. 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效与发展对策.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11, 33(s2): 61-66.

[RAN J C.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ature reserves.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2011, 33(s2): 61-66.]

[22]
韦惠兰, 鲁斌. 森林传统管护向社区共管转型的制度变迁探析: 基于对白水江保护区李子坝行政村的实证研究. 生态经济(学术版), 2010, 5(2): 212-218.

[WEI H L, LU B. The analysis 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from reserve forest traditional management to community co-managemen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in Baishuijiang Nature Reserve. Ecological Economy, 2010, 5(2): 212-218.]

[23]
刘静, 苗鸿, 欧阳志云, 等. 自然保护区社区管理效果分析. 生物多样性, 2008, 16(4): 389-398.

DOI

[LIU J, MIAO H, OUYANG Z Y, et al. Analyz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in Chinese nature reserves. Biodiversity Science, 2008, 16(4): 389-398.]

DOI

[24]
LI J, HAN F. Breaking the trust paradox: A community-inclusive conservation strategy consistent with the advantages of government protected areas: The case of Mount Huangshan,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23, 142: 131-143.

[25]
GULTE E, TADELE H, HAILESLASSIE A, et al. Perception of local communities on protected areas: Lessons drawn from the Bale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Ethiopia. Ecosystems and People, 2023, 19(1): 2227282, Doi: 10.1080/26395916.2023.2227282.

[26]
熊鹰, 肖蓉, 张坤, 等. 南方丘陵山地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以湖南省慈利县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7): 1766-1781.

DOI

[XIONG Y, XIAO R, ZHANG K, et al. Farmers' perception o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of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s in South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Cili county, Hunan provin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7): 1766-1781.]

DOI

[27]
SENA-VITTINI M, GOMEZ-VALENZUELA V, RAMIREZ K. Social perceptions and conservation in protected areas: Taking stock of the literature. Land Use Policy, 2023, 131: 106696,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3.106696.

[28]
王亚华, 舒全峰. 公共事物治理的集体行动研究评述与展望.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1, 31(4): 118-131.

[WANG Y H, SHU Q F.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ollective action studies on commons governance.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1, 31(4): 118-131.]

[29]
OSTROM E. Background on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11, 39(1): 7-27.

[30]
KE J, SUN R, MA Y, et al. What promotes natural forest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si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parties. Forests, 2023, 14(2): 339, Doi: 10.3390/f14020339.

[31]
SU Y, LI Y, CHEN X, et al. Farmland titling, farmland adjustment and rural collective action: Application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us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irrigation common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3, 102: 103089, Doi: 10.1016/j.jrurstud.2023.103089.

[32]
NYAUPANE G P, POUDEL S, YORK A. Governance of protected areas: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conservation, community livelihood, and tourism outcomes.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2, 30(11): 2686-2705.

[33]
王雨蓉, 陈利根, 陈歆, 等.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流域生态补偿的应用规则: 基于新安江的实践.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1): 41-48.

[WANG Y R, CHEN L G, CHEN X, et al. Rules-in-use in payments for watershed services under IAD framework: A case study based on Xin'an River's practices.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0(1): 41-48.]

[34]
蔡晓梅, 苏杨. 从冲突到共生: 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家公园的制度逻辑. 管理世界, 2022, 38(11): 131-154.

[CAI X M, SU Y. From conflict to mutualism: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national park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2, 38(11): 131-154.]

[35]
戈大专, 陆玉麒, 孙攀.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 地理学报, 2022, 77(4): 777-794.

DOI

[GE D Z, LU Y L, SUN P. The logic of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and revitaliz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4): 777-794.]

DOI

[36]
李晟之. 社区保护地建设与外来干预.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LI S Z. Management and Outsides Intervention of Community-conserved Area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37]
王蕾, 卓杰, 苏杨. 中国国家公园管理单位体制建设的难点和解决方案. 环境保护, 2016, 44(23): 40-44.

[WANG L, ZHUO J, SU Y. Research on difficul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park syste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6, 44(23): 40-44.]

[38]
ADAMS W M, AVELING R, BROCKINGTON D, et 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Science, 2004, 306(5699): 1146-1149.

PMID

[39]
GILL D A, MASCIA M B, AHMADIA G N, et al. Capacity shortfalls hinder the performance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globally. Nature, 2017, 543(7647): 665-669.

[40]
MEEHAN M C, SINGH G G, BAN N C, et al.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ecologic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social dimensions in marine protected area network evaluations. 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Practice, 2023, 5(8): e12989, Doi: 10.1111/csp2.12989.

[41]
唐林, 罗小锋, 黄炎忠, 等. 劳动力流动抑制了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吗: 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中国农村经济, 2019, 35(9): 88-103.

[TANG L, LUO X F, HUANG Y Z, et al. Does labor mobility inhibit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Hubei province.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9, 35(9): 88-103.]

[42]
OLIVER P E, MARWELL G. The paradox of group size in collective action: A theory of the critical mass. II.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8, 53(1): 1-8.

[43]
刘春霞, 郭鸿鹏. 乡村社会资本、收入水平与农户参与农村环保公共品合作供给: 基于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农业技术经济, 2016, (11): 56-65.

[LIU C X, GUO H P. Rural social capital, income level and farm households' participation in cooperative provision of rural 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tratified modeling.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6, (11): 56-65.]

[44]
MA T, SWALLOW B, FOGGIN J M, et al. Co-manageme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in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and the surrounding Tibetan nomadic pastoralist area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3, 10(1): 1-13.

[45]
CARR KELMAN C, BRADY U, RASCHKE B A,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key factors of effectiv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6(11): 1452-1470.

[46]
宋瑞玲, 姚锦仙, 吴恺悦, 等. 海洋保护区管理与保护成效评估的方法与进展. 生物多样性, 2018, 26(3): 286-294.

DOI

[SONG R L, YAO J X, WU K Y,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ethodologies and progress. Biodiversity Science, 2018, 26(3): 286-294.]

DOI

[47]
GHODDOUSI A, LOOS J, KUEMMERLE T. An outcome-oriented, social-ecological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protected area effectiveness. BioScience, 2022, 72(2): 201-212.

DOI PMID

[48]
MAXWELL S L, CAZALIS V, DUDLEY N, et al. Area-based conserv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ature, 2020, 586(7828): 217-227.

[49]
HOCKINGS M. Systems for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anagement in protected areas. BioScience, 2003, 53(9): 823-832.

[50]
LOCKWOOD M. Good governance for terrestrial protected areas: A framework, principles and performance outcom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0, 91(3): 754-766.

DOI PMID

[51]
林金兰, 刘昕明, 赖廷和, 等. 广西滨海湿地类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效评估体系构建及应用. 生态学报, 2020, 40(5): 1825-1833.

[LIN J L, LIU X M, LAI T H, et al.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coastal wetland nature reserves management in Guangxi.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0, 40(5): 1825-1833.]

[52]
刘伟玮, 付梦娣, 任月恒, 等. 国家公园管理评估体系构建与应用. 生态学报, 2019, 39(22): 8201-8210.

[LIU W W, FU M D, REN Y H, et al.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evaluation system.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9, 39(22): 8201-8210.]

[53]
PLUMMER R, ARMITAGE D. A resilience-based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adaptive co-management: Linking ecology, economics and society in a complex world.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1(1): 62-74.

[54]
KOVÁCS E, MILE O, FABÓK V, et al. Fostering adaptive co-management with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in the surroundings of soda pans in Kiskunság, Hungary: An assessment. Land Use Policy, 2021, 100: 104894,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0.104894.

[55]
杨佳慧. 农户视角下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23.

[YANG J H.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mmunity co-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nature reser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Chengdu: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23.]

[56]
何廷美, 周莎, 宋晓蓉, 等.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生态旅游实践研究. 自然保护地, 2021, 1(2):38-48.

[HE T M, ZHOU S, SONG X R, et al. Study on eco-tourism practices in wolong area of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2021, 1(2): 38-48.]

[57]
何茜, 王晓军, 谌利民, 等. 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框架及其实践成效: 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A社区为例. 风景园林, 2023, 30(10): 42-48.

[HE X, WANG X J, SHEN L M, et al. A framework for adaptiv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national park communities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 practice: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A in Tangjiahe Area of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3, 30(10): 42-48.]

[58]
张雨琦, 张引. 中国大熊猫国家公园社会影响评估研究: 基于界内、门户和边缘社区的比较分析. 景观设计学(中英文), 2023, 11(3): 67-95.

[ZHANG Y Q, ZHANG Y.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side, gateway, and fringe communitie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2023, 11(3): 67-95.]

DOI

[59]
戴金辉, 袁靖. 单因素方差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方法的比较. 统计与决策, 2016, 32(9): 23-26.

[DAI J H, YUAN J. Comparison of one-way ANOVA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tests. Statistics & Decision, 2016, 32(9): 23-26.]

[60]
WHITE G. Issues of independence in Northern Aboriginal-state Co-management Boards. 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8, 62(4): 550-571.

[61]
ZHANG Y, WEST P, THAKHOLI L, et al. Governance and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in protected areas and indigenous and locally managed areas.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2023, 48: 559-588.

[62]
LÜ Y, CHEN L, FU B, et al.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The case of Wolong Biosphere Reserv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3, 63(4): 213-223.

[63]
XU J, WEI J, LIU W. Escalating human-wildlife conflict in the Wolong Nature Reserve, China: A dynamic and paradoxical process. Ecology and Evolution, 2019, 9(12): 7273-7283.

[64]
LI J, TAN Y, ZHU H, et 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panda habitat in the Wolong Nature Reserve: A Chinese perspective. Environmental Ethics, 2014, 36(2): 187-202.

[65]
蒋小翼, 何洁. 日本海洋自然公园的立法与管理及其启示. 边界与海洋研究, 2020, 5(1): 44-56.

[JIANG X Y, HE J. Legislation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nature parks in Japa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hina. Journal of Boundary and Ocean Studies, 2020, 5(1): 44-56.]

[66]
WANG W, LIU J. Lessons of government centralization and credibility: A qualitative case-study of administrative change in Jiuzhaigou Nature Reserve, China (1982-2018). Land Use Policy, 2022, 113: 105907,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1.105907.

[67]
OSTROM E, JANSSEN M A, JM A. JM: Going beyond panaceas special feature: Going beyond panaceas. PNAS, 2007, 104(39): 15176-15178.

PMID

[68]
LI Q, HUANG J, ZHANG Y, et al. Spatial variation of perceived equity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a gateway community of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China.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2023, 11: 1129556, Doi: 10.3389/fevo.2023.1129-556.

[69]
MCGINLAY J, JONES N, MALESIOS C, et al. Exploring local public support for protected areas: What social factors influence stated and active support among local people?.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23, 145: 250-261.

[70]
STRICKLAND-MUNRO J, MOORE S. Indigenous involvement and benefits from tourism in protected areas: A study of Purnululu National Park and Warmun Community, Australia.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3, 21(1): 26-41.

[71]
樊晓丽, 刘晶岚, 刘昱齐, 等. 社区对普氏原羚的保护态度和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生态学报, 2024, 44(3): 966-976.

[FAN X L, LIU J L, LIU Y Q, et al. Conservation attitudes,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herders and residents towards Przewalski's gazelle (Procapra przewalskii).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4, 44(3): 966-976.]

[72]
彭文英, 刘丹丹. 公众生态文明认知—行为逻辑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疫情期公众调查.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3): 1-7.

[PENG W Y, LIU D D. Logical path of public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gnition-behavior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 survey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1, 35(3): 1-7.]

[73]
BALLEJO F, PLAZA P I, LAMBERTUCCI S A. The conflict between scavenging birds and farmers: Field observations do not support people's perception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20, 248: 108627, Doi: 10.1016/j.biocon.2020.108627.

[74]
刘静, 苗鸿, 郑华, 等. 卧龙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探讨. 生态学报, 2009, 29(1): 259-271.

[LIU J, MIAO H, ZHENG H, et al.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pattern between Wolong Nature Reserve and local community.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9, 29(1): 259-271.]

[75]
何思源, 闵庆文. 自然保护地社区的保护兼容性生计: 概念与实施路径.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4): 862-873.

DOI

[HE S Y, MIN Q W. Conservation-compatible livelihoods in protected areas: Concep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4): 862-873.]

[76]
马思静, 张家荣, 张玉钧, 等.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 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4): 1089-1103.

DOI

[MA S J, ZHUANG J R, ZHANG Y J, et al. Mechanism of community adaptiv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national park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method: A case study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4): 1089-1103.]

[77]
望超凡. 村治主体的“去精英化”: 形成原因与治理后果: 基于对皖南禾村的经验考察.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2(3): 110-122.

[WANG C F. "De elitism" from the main body of village governanc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He village in South Anhui province.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 22(3): 110-122.]

[78]
贾天宇, 王一凡, 赵荣. 中国生态护林员政策实施机制、成效及动态调整. 世界林业研究, 2023, 36(1): 1-7.

[JIA T Y, WANG Y F, ZHAO R. Operation mechanism, effectiveness and dynamic adjustment of ecological forest rangers policy in China. World Forestry Research, 2023, 36(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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