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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4 , Vol. 39 >Issue 9: 2224 - 2240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0913

其他研究论文

基于城乡交互作用视角的乡村吸引力测度及启示——以湖南省浏阳市为例

  • 戴柳燕 , 1, 2 ,
  • 周国华 , 1, 3
展开
  • 1.湖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长沙 410081
  • 2.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商学院，长沙 410205
  • 3.地理空间大数据挖掘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81
周国华（1965- ），男，湖南娄底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乡村地理等研究。E-mail:

戴柳燕（1987- ），女，安徽怀宁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乡村地理等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10-16

  修回日期: 2024-06-13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9-0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224)

收起

The measurement and inspiration of rural attrac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A case study of Liuyang, Hunan

  • DAI Liu-yan , 1, 2 ,
  • ZHOU Guo-hua , 1, 3
Expand
  • 1.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 2. Business School,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 3. Hunan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 Big Data Mining and Application, Changsha 41008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0-16

  Revised date: 2024-06-13

  Online published: 2024-09-04

Fold

摘要

提升乡村吸引力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乡村吸引力水平的量化测度是研判乡村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依据。基于城乡交互作用视角，采取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乡村吸引力的基本测度框架与量化测度模型，并对湖南省浏阳市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吸引力是城乡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城市推力、乡村拉力、城市拉力、乡村推力和城乡中介力“五力”综合作用的合力；（2）乡村吸引力水平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中心镇、临近省会城市的乡村地区吸引力水平相对较高，其他中间地域乡村吸引力水平总体相对较低；（3）浏阳市乡村吸引力具有较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全局空间正相关性显著，主要呈现高高、低高集聚区分布，以西北片区永安、洞阳、北盛、沙市、焦溪等为中心的乡村吸引力高值区对周边区域的积极带动作用显著。基于此，从开展分区分类调控、强化区域优势资源要素整合、推进城—镇—村生活圈一体化等方面提出乡村吸引力提升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乡村吸引力; 城乡交互作用; 乡村吸引力测度; 乡村振兴; 浏阳市

本文引用格式

戴柳燕 , 周国华 . 基于城乡交互作用视角的乡村吸引力测度及启示——以湖南省浏阳市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 39(9) : 2224 -2240 . DOI: 10.31497/zrzyxb.20240913

Abstract

Rural attraction is the actual or potential ability and power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 to attract population, industrial cap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resource elements to flow and gather in rural areas. The decline of rural attraction is the concrete representation of rural recession, and also the main source of rural problems such as rural hollowing and rural poverty. Improving rural attrac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rural attraction is an important basis to judge the level and potential of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icators to build the basic measurement framework and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model of rural attraction, and carries out empirical research on Liuyang city, Hu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1) Rural attraction is the resultant of rural pull, rural thrust, urban thrust, urban pull and urban-rural intermediary force. The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of rural attraction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conditions of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itself,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ity) in rural attractiveness. (2) The attraction level of rural areas in Liuyang presents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attraction level of rural areas near the central town is relatively high, while the attractiveness level of other intermediate areas is relatively low. High and higher level areas account for a relatively small proportion (32.14%), while areas with moderate or lower gravity level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The high-level area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Liuzhou, and the average comprehensive rural attractiveness level of this area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areas. (3) The rural attraction of Liuyang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global spat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The local areas with a single research unit as the analysis scale also have certain spatial correlation, mainly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high and low-high agglomeration areas. The high value rural attraction areas centered around Yong'an, Dongyang, Beisheng, Shashi, Jiaoxi, and other areas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driving effect on the surrounding area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local low-high agglomeration areas represented by Chunkou town, which have a significant gap with the rural attraction level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due to their own development conditions.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enhancing rural attrac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carrying out zoning classification regulation,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advantageous resource elements,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town-village living circles.

Key words： rural attraction; urban-rural interaction; measurement of rural attrac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Liuyang

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深入推进，乡村人口流失、贫困化、空心化等乡村衰退现象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并引发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的高度关注[1⇓-3]。乡村吸引力下降是乡村衰退的具体表征，也是乡村空心化、乡村贫困等乡村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当前，中国已经进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向富裕社会迈进的“后小康”时代[4]。提升乡村吸引力是新时期带动乡村资源要素集聚、推动乡村振兴进而提高小康社会质量的重要路径。客观研判与掌握乡村吸引力状况，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对策与建议，可为制定区域乡村振兴实施策略提供必要支撑。
近年来，人们对乡村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5]，与乡村吸引力密切相关的乡村转型[6⇓-8]、乡村振兴[9,10]、乡村复兴[11]等研究领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这些研究成果虽已体现了乡村吸引力的基本思想，但将“乡村”与“吸引力”或“引力”直接结合起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对滞后。从内在关联性看，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乡村吸引力的综合研究与分类研究，乡村吸引力的综合研究关注乡村吸引力的基本概念、内涵、测度与形成机理[12⇓-14]，认为乡村吸引力是乡村地域系统吸引城乡人口、产业、资金、信息、技术等资源要素向乡村地域流动和集聚的一种现实或潜在的能力与力量[12]。对乡村吸引力的量化测度主要立足要素视角与村域尺度，采用多指标加权法，从乡村生产丰裕度、生活舒适度、生态适宜度、景观美誉度、城乡便捷度等五个维度构建乡村吸引力的测度体系[13]。在乡村吸引力的分类研究中，针对乡村旅游吸引力[15,16]、乡村景观吸引力[17]、乡村人口吸引力[18⇓-20]等体现乡村吸引力具体内容的探讨较多，对于乡村旅游吸引力、景观吸引力与人口吸引力的测度指标重点关注要素与设施供给，关注乡村资源要素、基本设施等方面的数量和质量，同时，行为主体的主观情感因素也逐步受到重视。总体来说，乡村吸引力研究已经从关注乡村吸引力的具体要素和内容转向关注乡村吸引力的系统性和综合性理论与实证剖析，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乡村吸引力的测度指标体系尚未形成共识，基于地理学视角对乡村吸引力地域差异的研究不足。
本文充分借鉴和吸纳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经验，并参考乡村振兴战略及现代化社会建设中的相关指标设置，基于城乡交互作用视角，立足城乡“三生”功能互补性，体现乡村吸引力系统构成中客观存在的城乡推拉作用，尝试构建乡村吸引力的基本测度框架与量化测度模型，并以湖南省浏阳市为实证研究区，探讨镇域尺度下乡村吸引力的测度方案与空间分异特征，以期为新时期探索乡村吸引力提升乃至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提供参考借鉴。

1 乡村吸引力的系统认知

1.1 城乡交互作用视角下乡村吸引力的系统构成

乡村与城市共同构成区域系统，互为生产—消费空间，在区域系统演进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供给与需求关系，这种供需关系既包含以生产生活资料为代表的物质性要素，也包含信息、技术、文化等非物质性要素。城乡供需关系驱动城乡地域系统之间要素（吸引物、吸引对象及吸引媒介）的交互作用，乡村和城市互为吸引主体和客体。总体上，乡村吸引力是以乡村引力场为中心形成的向外离散力、向心集聚力以及中介力交互作用下的合力，乡村供给优势与城市对乡村要素的需求共同构成乡村吸引力的正向因素（向心集聚力），城市供给优势与乡村对城市要素的需求构成乡村吸引力的负向因素（向外离散力），二者交互影响、共同促进乡村吸引力的形成和消长。交通、信息、生态廊道等物质和生态基础设施则成为连接乡村系统与城市系统的中介力，对乡村吸引力起着催化作用。因此，乡村吸引力不仅仅是城市推力、乡村拉力的“二力”单向作用，而且是城市推力、乡村拉力、城市拉力、乡村推力和城乡中介力“五力”综合作用的合力，“五力”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推动形成一定时期、一定地域范围内较为稳定的乡村吸引力系统结构（图1）。
图1 城乡推拉作用下乡村吸引力系统“五力”模型

Fig. 1 "Five Forces" model of rural attraction system under the effect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1）乡村拉力子系统是乡村吸引力系统的基本内核，是对乡村地域系统内生发展能力的体现，生产、生态、生活方面的优势资源要素供给能力是乡村拉力的核心构成，包含乡村自身具备的能够吸引要素在乡村集聚的一切积极要素，体现城乡主体对乡村产品的多样化需求，主要指乡村资源环境、乡土文化、社会生活等乡村吸引物构成的乡村供给要素，乡村供给要素的绝对数量与组合质量决定了乡村拉力的强弱。
（2）乡村推力子系统是乡村地域产生的驱动人口、资金等要素向乡村以外城市地区离散的力，体现驱动乡村要素流失的内在问题，较低的经济收入、不完善的设施配套、较高的交通运输成本、较多的自然灾害等乡村发展的不利条件均是乡村推力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3）城市推力子系统主要体现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逐渐显现的城市问题，特别是城市生产、生活、生态服务功能难以满足城乡主体日益提高的发展需求，是驱动城市人口、资金等要素向乡村流动的力，主要体现在城市地区较高的经济成本、较差的资源环境条件及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等方面。
（4）城市拉力子系统体现城市地域系统的优势方面，是城市地区具备的吸引城乡资源要素向城市集聚的力，也是弱化乡村引力场的离散力。城市地区较高的经济收入、较多的发展机会、丰富的创新资源、完善的设施配套、多样的城市景观、现代的都市文化等与乡村地区截然不同的特征差异性，是吸引乡村要素外流、形成城市拉力的主体。
（5）城乡中介力是促成城市与乡村关联与交流的中间力量，一般指连接城乡的道路交通网、通讯信息网、生态廊道等基础设施以及城乡政策制度，这种中间力量对推动乡村引力场增强起到催化作用，城乡中介力越强，乡村吸引力提升的潜力越强。

1.2 乡村吸引力的基本测度框架

乡村吸引力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概念，是城乡互动作用的结果，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元维度，既包括经济、资源、环境、设施等物质性要素，也包括情感、治安、文化、治理等非物质性要素，能够体现城乡生产、生活、生态多功能供需关系。因此，乡村吸引力的综合测度，既要关注乡村地域系统自身的发展条件，又要关注外部环境（城市）对乡村吸引力的作用。既要包含能够体现乡村发展条件的客观评价，又要包含能够体现行为主体需求的主观评价。因此，本文结合已有研究成果，立足乡村吸引力系统“五力”交互关系、城乡“生产—生活—生态”三维功能供需关系、客观条件与主观感知互补关系，构建乡村吸引力的“五力三维”基本测度框架，为乡村吸引力综合测度指标的选取、评价维度的确定等奠定基础（图2）。
图2 乡村吸引力的基本测度框架

Fig. 2 The basic measurement framework of rural attraction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县域是开展乡村地域空间规划、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因此，考察县域乡村吸引力系统状态，符合当前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需求。浏阳市地处湘赣边境，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活跃，地区生产总值从1949年的6156万元增长到2019年的1408.8亿元。在最新发布的《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中，浏阳在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指标评价中位列第9位。其中，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起到关键支撑作用，特别是村镇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村镇工业、乡村旅游、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成为助推浏阳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路径，为实现乡村吸引力提升和乡村振兴积累了良好的实践经验。2019年浏阳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4562元，是全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15395元）的近两倍，在全省各县（市）中排名第2位，仅次于长沙县（34582元）。浏阳市还是全国33个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县（市、区）之一，并被确定为湖南省开展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长效机制试点县市，可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乡村转型重构、乡村振兴等提供“浏阳经验”。
2018年新一轮行政区划调整后，浏阳市下辖4个街道、27个镇、1个乡，全市总面积5007 km2。本文研究范围剔除城镇化程度较高的4个街道（荷花街道、集里街道、关口街道、淮川街道），以浏阳市内28个乡镇行政管辖区域为实证研究单元，考察乡村吸引力水平的量化测度与空间分异特征（图3）。
图3 研究区域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udy area (Liuyang city)

2.2 研究方法

2.2.1 构建浏阳市乡村吸引力测度指标体系

基于乡村吸引力的基本测度框架，立足城乡相互作用关系，从乡村拉力（Pr）、乡村推力（Tr）、城市推力（Tu）、城市拉力（Pu）及城乡中介力（Iur）5个维度，结合实证研究区浏阳市实际情况及各乡镇研究单元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最终确定浏阳市乡村吸引力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具体包含16项支撑性指标（表1）。其中，指标效应方向为正向，表示其对乡村吸引力起到增强作用；指标效应为负向，则表示对乡村吸引力起到削弱作用。
表1 浏阳市乡村吸引力测度指标体系

Table 1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rural attraction in Liuyang city

一级指标 支撑指标 指标效应 指标说明 权重
乡村拉力（Pr） 旅游资源丰度 + 旅游资源综合评分 0.057
特色农产品供给水平 + 特色农产品综合评分 0.208
美丽乡村建设水平 + 根据示范村等级进行综合评分 0.054
文化特色感知度 + 问卷调查数据 0.051
景观环境美誉度 + 问卷调查数据 0.057
生态环境满意度 + 问卷调查数据 0.016
乡村推力（Tr） 城乡劳动力规模差距 - 城市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乡村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0.067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35
城市推力（Tu） 城乡消费水平差距 + 城市地区消费品零售额/乡村地区消费品零售额 0.163
城乡居住条件差距 + 乡村人均居住用地面积/城市人均居住用地面积 0.024
城市拉力（Pu） 城乡人口活力差距 - 城市常住人口增量/乡村常住人口增量 0.014
城乡经济活力差距 - 城市夜间灯光强度/乡村夜间灯光强度 0.050
城乡教育资源差距 - 城市地区中小学学生数/乡村地区中小学学生数 0.059
城乡养老设施差距 - 城市地区养老机构床位数/乡村地区养老机构床位数 0.022
城乡中介力（Iur） 农村道路交通密度 + 农村道路交通用地面积占比 0.077
交通便捷感知度 + 问卷调查数据 0.047

注：测度指标体系中涉及到的乡村地区数据采用各镇域数据，城市地区数据采用浏阳市城区相应指标数据。

乡村拉力（Pr）主要体现乡村地域系统的供给能力，选取旅游资源丰度、特色农产品供给水平、美丽乡村建设水平、景观环境美誉度、生态环境满意度、文化特色感知度6项具体指标。其中，旅游资源丰度、特色农产品供给水平、美丽乡村建设水平与景观环境美誉度均为综合评分指标。旅游资源丰度测算的主要依据为浏阳市休闲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结果，参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中的旅游资源评价赋分标准，对浏阳市旅游资源进行分等定级，按5个等级分别赋分5分、4分、3分、2分、1分，最终得出各研究单元的指标综合评分。特色农产品供给水平的主要评分依据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登记目录，以反映特色农产品的品牌效应，特色农产品产区赋分为5，非特色农产品产区赋分为0。美丽乡村建设水平为综合评分指标，可体现研究单元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根据各研究单元范围内已挂牌的省级、市级、县级三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及乡村振兴示范村进行综合评分，省级示范村赋分5分，市级示范村赋分3分，县级示范村赋分1分。景观环境美誉度主要立足乡村性、有序性、规模性、多样性、均匀性、清洁度、知名度、独特性、历史性、准入性10个方面特征进行打分，单项特征明显的赋分1，单项特征不明显的赋分0。文化特色感知度指标则体现各研究单元乡土文化特色水平。
乡村推力（Tr）反映乡村地区生产生活供给条件及吸纳资源要素的不利方面，可引致乡村内生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人口、产业等要素流失。选取城乡劳动力规模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两项具体指标。以城乡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差异，反映乡村衰退现实背景下乡村地区劳动力老弱化对乡村吸引力的削弱效应。城乡产业发展的差距可反映乡村产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本文以规上工业发展水平进行具体表征，规上工业发展水平越高，说明区域非农产业发展越充分，对居民就业、收入提高、产业配套等带动作用越强，资源要素吸引力越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体现，其中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采用的是2019年浏阳市城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个别乡镇由于数据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或农民纯收入数据替代；对于多年数据缺失的乡镇，基于近十年浏阳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在历史数据基础上，通过迭代计算获取预测值。
城市推力（Tu）体现城市发展过程中居民、企业等主体对乡村地域产生的多元需求，选取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城乡居住条件差距两项具体指标。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能够体现城市高生活成本的外推效应，城乡生活成本差距越大，城市地域越难以成为安居乐业的理想家园，进而推动城乡主体向乡村流动。城乡居住条件差距主要反映城市相对紧凑的居住环境所带来的要素外推效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转向更加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城乡基本居住条件差距越大，越能反映城市基本生活质量的不足，乡村地域的潜在吸引力越强。
城市拉力（Pu）反映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虹吸效应，选取城乡人口活力差距、经济活力差距、教育资源差距、养老设施差距四项具体指标。城乡人口活力差距指标通过城乡常住人口增加值体现，城市人口活力越强，意味着较高的交往机会及消费市场，技术、人才、市场主体等要素集聚的机会越多。此外，以夜间灯光强度数据体现城乡经济活力差距，以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养老设施差距反映社会民生领域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优势。
城乡中介力（Iur）反映设施、制度等方面指标对乡村吸引力的催化作用，选取农村道路交通网密度、交通便捷感知度两项具体指标。农村道路交通网密度通过农村交通运输用地面积占比进行表征，交通便捷感知度则通过问卷调查数据，体现微观层面居民个体对交通出行便利性的主观感知情况。

2.2.2 数据标准化与权重确定

（1）数据标准化。由于乡村吸引力量化评价的各类指标之间存在量纲上的差别，难以直接进行统计分析和对比分析，因此首先需要消除指标量纲的影响，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将所有指标数值归一化到0~1之间。其中，正向指标极差标准化的计算公式为式（1），负向指标极差标准化的计算公式为式（2）：
X i j = x i j - m i n ( x j ) m a x ( x j ) - m i n ( x j )
X i j = m a x ( x j ) - x i j m a x ( x j ) - m i n ( x j )
式中：xij表示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项指标；max(xj) 和min(xj) 分别表示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Xij为相应指标的标准化值。
（2）确定指标权重。由于不同类型指标对乡村吸引力综合水平的重要性和贡献程度不同，因此有必要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权重的计算方法一般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为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赋权法，主要根据指标数据的相对变化程度来判定影响程度，进而对各项指标因子进行综合赋权。
（3）分项指数的线性加权模型。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之后，可分别计算乡村拉力、城市推力等5类分项指标的加权得分，得到乡村吸引力的各项分力指数：
Y = ∑ j = 1 m w j X i j
式中：Y代表乡村的吸引力的各项分力（乡村拉力Pr、乡村推力Tr、城市拉力Pu、城市推力Tu和城乡中介力Iur）。

2.2.3 构建乡村吸引力测度模型

目前专门应用于乡村吸引力评价的计量模型研究相对缺乏，但相关统计方法与量化模型已经广泛应用于以地理空间为基础的引力测算，如区域城市吸引力、旅游吸引力、产业转移吸引力等相关领域，且大多是基于牛顿引力模型进行的修正与改进，引力模型在形式和内涵上得到充分延展。早在20世纪60年代，引力模型便开始在旅游研究中应用[21]，此后在旅游市场预测、旅游吸引力评价、旅游地空间关系等领域得到广泛推广[22]。国内学者基于威尔逊引力模型，将目的地吸引力、客源地出游力及空间阻尼作为基本解释变量[23]，进行引力模型的改进，构建了旅游吸引力模型的基础形式：
${{I}_{kj}}=K{{A}_{k}}{{P}_{j}}C_{j}^{\alpha }\exp (-\beta {{r}_{jk}})$
式中：Ikj表示旅游目的地k对客源地j的旅游吸引力；K为归一化因子；Ak为目的地k的吸引力优势度，体现目的地旅游供给水平；Pj C j α为客源地j的出游力，体现客源地旅游需求水平，其中Pj为人口规模，Cj为人均收入水平，α为收入水平参数；rjk为两地间的距离；β为空间摩擦系数[23]。
乡村吸引力实质上也是基于特定地理空间、在城乡供需关系与功能互补关系催生形成的一种力，乡村吸引力的强弱程度可通过城乡供需关系与功能互补性基础上的城乡推拉作用大小进行衡量，且城乡推拉力存在一定的距离衰减效应。因此，参考借鉴城市吸引力、旅游吸引力评价模型构建的基本思想，且考虑到乡村吸引力在空间表现上指向乡村地域的方向性，将城乡优劣势同时纳入考量，并引入城乡中介力，进而构建乡村吸引力的量化测度模型：
R A I = K P r T u e x p - β d u r - K T r P u e x p - β d u r + I u r
式中：RAI为乡村吸引力；K为引力常数； β表示空间阻尼系数； d u r为城乡空间距离； I u r为城乡中介力； P r T u表示乡村优势度，体现乡村供给能力与城市需求力； T r P u表示乡村劣势度，体现乡村需求力与城市供给优势。共涉及6个自变量与2个核心参数，6个自变量可通过对乡村吸引力测度指标数据进行分项加权后获得。参数K表示引力常数，一般也称为归一化因子，本文在实际计算过程中已经对各指标变量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因此取K=1。空间阻尼系数β的设定意义在于体现乡村吸引力的距离衰减速率，β值越大，距离衰减越明显。已有相关研究中对于空间阻尼系数的确定主要采用经验值与估计值两种，经验值参数值一般取2[24]；也有很多学者关注到空间阻尼系数的空间尺度效应，对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空间阻尼进行参数估计。王铮等[25]基于旅游域模型，计算得出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的平均阻尼系数为0.00446。李山等[23]指出空间阻尼系数随着空间相互作用地域单元尺度的变小而变大，引入口粒子模式法和出游量积分法，得出省级、地市级、县级和乡镇级域元所分别对应的空间阻尼系数取值为0.00044、0.0014、0.0044和0.014。考虑到空间尺度的一致性，本文采用已有研究中对于乡镇级空间尺度下空间阻尼系数的估计方案，将空间阻尼系数取β=0.014。

2.2.4 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浏阳市乡村吸引力水平在全局和局部空间尺度上集聚或离散的程度，本文利用GeoDa软件对浏阳市乡村吸引力水平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主要通过计算全局Moran's I指数进行分析，可检验浏阳市乡村吸引力指数在市域范围内的空间集聚特征。全局Moran's I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I = n ∑ i = 1 n ∑ j = 1 n W i j × ∑ i = 1 n ∑ j = 1 n W i j ( x i - x - ) ( x j - x - ) ∑ i = 1 n ( x i - x - ) 2
式中：I为Moran指数；n为研究单元总数（个）；Wij为空间权重矩阵；xi和xj分别为第i个和第j个研究单元的空间属性（乡村吸引力指数）； x -是属性的平均值。I值一般介于-1~1之间，I >0表示空间正相关，观测区域乡村吸引力水平在空间上具有显著集聚；I<0表示空间负相关，观测区域乡村吸引力水平与周边地区具有显著差异；I=0表示空间不相关，区域间的乡村吸引力水平在空间分布上相互独立[4,26]。可用标准化统计量Z值的p值检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的显著性水平，标准化统计量Z的计算公式为：
Z = I - E ( I ) σ ( I )
式中： E ( I )为Moran's I指数的期望值； σ ( I )为所有观测值的Moran's I指数的标准差。如果Z≥1.96或Z≤-1.96，则认为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6]。
（2）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主要用于探索分析乡村吸引力指数在单个研究区域与其周边区域的空间关联性和差异性，可通过局部Moran's I进行测度，计算公式为：
I i = ( x i - x - ) m 0 ∑ j w i j ( x i - x - )
式中：${{m}_{0}}=\underset{i}{\mathop \sum }\,{{({{x}_{i}}-\bar{x})}^{2}}/n$[26]。

2.3 数据来源

对浏阳市乡村吸引力进行测度的研究数据涉及地理空间数据、土地利用数据、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实地问卷调查数据等。地理空间数据中，高程及坡度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行政边界矢量数据及相关土地利用数据来自湖南省第三次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珞珈一号卫星影像数据（成像时间为2018年10月）。经济社会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浏阳年鉴》、浏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同时结合浏阳市统计局、工商局、农业农村局、数据资源中心等部门调研数据进行补充，调研时点为2021年4-8月。此外，浏阳市各乡镇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算与决算等相关数据资料来源于浏阳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liuyang.gov.cn/）公开数据。人口数据来源为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浏阳市公安局人口登记实时更新数据。考虑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乡村吸引力的量化分析中涉及到的工业总产值、公共财政收入与支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居民可支配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额等相关经济统计数据时点均为2019年底，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数据来源于《浏阳年鉴》和浏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标体系中涉及到的主观感知数据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调查范围覆盖28个乡镇单元，剔除填写不规范、信息缺失等无效问卷后，共获取有效问卷2210份。

3 结果分析

3.1 浏阳市乡村吸引力的空间分异特征

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计算权重后，通过指标线性加权求和，得到乡村拉力、乡村推力、城市拉力、城市推力及城乡中介力的得分，代入乡村吸引力测度模型便可得出浏阳市28个乡镇级研究单元的乡村吸引力指数。利用ArcGIS软件对计算结果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采用自然断点法，并结合乡村吸引力指数的总体分布特征，将乡村吸引力指数划分为5个等级，分别为高水平区（≥0.63）、较高水平区（0.40~0.63）、中等水平区（0.28~0.40）、较低水平区（0.07~0.28）、低水平区（≤0.07）（图4）。总体上看，浏阳市乡村吸引力水平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中心镇（大瑶、镇头、北盛、古港）、临近省会城市（永安、洞阳、沙市）的乡村吸引力水平相对较高，其他中间及边缘地域乡村吸引力水平总体相对较低。高水平区及较高水平区占比较少（32.14%），中等及以下引力水平区分布较广。高水平区主要集中在浏西北片区，该片区平均综合乡村吸引力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片区。
图4 浏阳市乡村吸引力水平空间分布格局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rural attraction in Liuyang city

乡村吸引力高水平区（综合得分≥0.63）包括永安、洞阳、北盛3个乡镇，占研究单元总量的10.71%。乡村吸引力（RAI）最高值为0.923（北盛），RAI均值0.888，是全市RAI平均水平（0.302）的近3倍。该区域乡村吸引力水平总体较高，永安、洞阳紧邻省会城市长沙，城乡交流互动密切，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产业转移、农民就业等受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布局有省级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重要产业园区，为资金、技术、人口、信息、物流等关键要素的流入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和环境，具有承接长株潭城市群产业转移的重要功能。北盛地处捞刀河中游，地势平坦，为乡村产业发展、设施布局等提供了良好支撑，且受长沙、永安、洞阳辐射机会多，吸引城乡资源要素集聚潜力大。
乡村吸引力较高水平区（综合得分区间为0.40~0.63）包括官渡、焦溪、镇头、古港、大瑶、沙市6个乡镇，占研究单元总量的21.43%，RAI均值为0.483。该类区域在空间上呈现分散状态，在浏阳市东西南北四大片区均有布局，产业经济发展优势较为明显。镇头、沙市受长株潭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强，镇头镇是浏阳西南片区中心镇、“中国花卉苗木之乡”的核心示范区，沙市镇是浏阳西北片区经济重镇，家具、楼梯产业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古港镇内布局有浏阳市两型产业园区，带动资源要素集聚能力较强。大瑶镇是浏阳东南片区中心城镇，是花炮文化的发源地，是全球最大的花炮及材料集散中心，以花炮产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有效带动了相关配套行业及人口、设施等资源要素的集聚。官渡镇地处浏阳东北片区中心，自古便是片区经济、文化与交通枢纽。焦溪镇紧邻浏阳中心城区与乡村吸引力高水平区，交通条件优越，产生的中介效应对乡村吸引力形成的积极作用显著。
乡村吸引力中等水平区（综合得分区间为0.28~0.40）包括龙伏、柏加、澄潭江、淳口、社港、官桥6个乡镇，占研究单元总量的21.43%，RAI均值为0.30，总体分布较为分散，主要分布在较高引力区周边以及片区边缘地区。片区边缘地区（社港）乡村地域在旅游资源蕴含、美丽乡村建设、景观环境质量等供给上具有明显优势，在自然地理与区位条件约束下，但在城乡联系、产业发展、设施建设等方面基础较为薄弱。较高引力区周边地区（淳口、普迹、龙伏、柏加、官桥等）具有承受高引力区辐射带动机会多的区位条件，但在乡村特色要素培育、产业结构优化、人居环境建设等方面较为滞后，使得该区域难以发挥区位优势，综合乡村吸引力水平不高。
乡村吸引力较低水平区（综合得分区间为0.07~0.28）包括普迹、沿溪、文家市、张坊、金刚、小河6个乡镇，RAI均值为0.194，主要分布在浏阳东北、东南片区外围地区。该类型区乡村发展的共同特点在于区内乡村特色文旅资源丰富，但产业化发展不足。以山地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远离中心城市的区位劣势，乡村吸引力的距离衰减效应明显，且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产业投资引进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乡村吸引力水平总体偏低。
乡村吸引力低水平区（综合得分低于0.07）包括枨冲、达浒、中和、葛家、高坪、大围山、永和7个乡镇，集中分布在浏阳东北及西南片区，要素流失问题突出，综合乡村吸引力水平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东北片区达浒、高坪、大围山、永和及东南片区中和镇在文旅资源、特色农产品、特色景观环境等为典型代表的乡村要素供给上具有一定优势，但由于山地占比大且多距离浏阳城区及省会长沙较远，受城镇化带动作用较弱，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短板问题突出，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人口流失现象较为明显，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足。高坪、永和、大围山综合乡村吸引力水平得分甚至呈现负值现象，该三个乡镇也是2000年以来浏阳市内常住人口负增长最为严重的地区，说明局部乡村地区尽管在以乡村拉力为主体的乡村要素供给上占据一定优势，但在产业发展、经济收入、服务配套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乡村推力与城市拉力对区内资源要素的离散效应显著。西南片区葛家、枨冲镇为县城周边地区，尽管具备良好的区位条件，但区内乡村发展特色不明显，乡村要素供给能力薄弱，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城乡联动发展的效应尚未发挥。
此外，从浏阳市乡村吸引力5个分力的空间分布情况看（图5），乡村拉力指数（Pr）总体呈现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增强的分布态势，浏阳东北片区因文旅资源、景观环境等乡村供给优势明显，形成浏阳市乡村拉力指数高值集中区。葛家镇因其独特的农产品特色及文旅资源优势，柏加镇作为浏阳市唯一没有工业企业的乡镇以及以苗木产业为主导的发展特点，成为浏阳西南地区乡村拉力指数优势区。乡村推力指数（Tr）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浏阳市外围乡村地区，如大围山、小河、中和等发展基础不佳的乡镇地区，而低值区则主要为中心镇及邻近城区、省会城市长沙的乡镇单元。城市拉力指数（Pu）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东北片区（大围山、小河等）和西南片区（葛家、官桥、柏加等），人口与经济活力不足、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优是该区域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永安、洞阳、大瑶等产业经济基础良好的乡镇则构成浏阳市内承受较低水平城市拉力的优势区。城市推力指数（Tu）总体分布相对较为均匀，高值区集中分布在东北（小河、张坊等）及西南片区（柏加、葛家等），较舒适的居住条件、较低的消费水平构成该区域乡村吸引力的重要优势要素。城乡中介力指数（Iur）是对乡村交通便利程度的综合体现，中心镇、邻近省会中心城市及中心城区的乡镇单元Iur值相对较高，东北片区大围山、永和、高坪等因区位不佳及地形条件的局限性，形成城乡中介力指数的低值区。
图5 浏阳市乡村吸引力分力空间分布格局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component force of rural attraction in Liuyang city

3.2 浏阳市乡村吸引力的空间集聚特征

3.2.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对浏阳市28个乡镇研究单元的乡村吸引力水平评价结果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及相应的显著性检验，从分析结果看（表2），Moran's I指数为0.395，且p值为0.003，通过了p<0.0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浏阳市乡村吸引力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即具有高水平引力区相互邻近、低水平引力区也相互邻近的空间集聚特征，相邻研究单元乡村吸引力水平相互影响。
表2 浏阳市乡村吸引力水平的Moran's I指数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

Table 2 Moran's I index of rural attraction level in Liuyang city and its significance test results

检验结果 Moran's I p值 z值
参数值 0.395 0.003 3.287

3.2.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通过GeoDa软件生成LISA聚类图（图6），结果显示浏阳市乡村吸引力在局部空间分布上主要呈现以下两种空间集聚类型：
图6 浏阳市乡村吸引力水平LISA聚类及其显著性

Fig. 6 LISA clustering and significance level of rural attraction in Liuyang city

高高（HH）集聚区，指自身和周边乡村吸引力水平均较高的区域，区域内部乡村吸引力水平的空间差异小，呈现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主要包括浏西北片区永安、洞阳、北盛、沙市、焦溪等乡镇，该区域具有邻近省会中心城市与浏阳中心城区的双重区位优势，受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影响大，综合乡村吸引力水平较高，对周边乡村地域吸引力提升具有积极带动作用。
低高（LH）集聚区，指自身乡村吸引力水平较低，但周边乡村吸引力水平较高的区域，内部空间分异较大。特征表现显著的区域为淳口镇，属于乡村吸引力中等水平区，乡村吸引力水平为0.28，与周边北盛、沙市、古港等较高水平区存在较大差距。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城乡交互作用视角解构乡村吸引力系统构成，构建乡村吸引力的基本测度框架，并以湖南省浏阳市为实证研究区，探讨乡村吸引力的空间分异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乡村吸引力系统包含吸引物、吸引媒介和吸引对象等多维要素，是城乡地域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城市推力、乡村拉力、城市拉力、乡村推力和城乡中介力“五力”综合作用的合力。乡村吸引力的综合测度，既要关注乡村地域系统自身的发展条件，又要关注外部环境（城市）对乡村吸引力的作用。立足城乡供需视角，从城乡生产、生态、生活功能互补关系出发，构建了乡村吸引力的“五力三维”基本测度框架。采取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包含乡村拉力、乡村推力、城市拉力、城市推力、城乡中介力等5个分项指标的乡村吸引力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并以乡村拉力、城市推力、乡村推力、城市拉力与城乡中介力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了乡村吸引力测度模型。
（2）浏阳市乡村吸引力水平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中心镇、临近省会城市的乡村地区吸引力水平相对较高，其他中间地域乡村吸引力水平总体相对较低。各地域单元综合乡村吸引力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以中心镇及邻近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地域单元，受城镇化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乡村产业经济发展优势突出，进而形成较高水平乡村引力区；其他片区虽在文旅资源、特色农产品、景观环境等乡村要素供给上具有一定优势，但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短板问题突出，人口流失现象明显，乡村整体发展活力不足，综合乡村吸引力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市域范围内高水平及较高水平引力区分布范围小，综合乡村吸引力指数中等及以下水平区域分布范围广，占研究单元总量比例超过50%。
（3）浏阳市地域范围较广，地面高程自东北向西南倾斜，因邻近省会城市的区位优势，西北片区近城区受辐射带动作用强，使得乡村吸引力总体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浏阳市乡村吸引力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区域乡村吸引力水平呈现出相互影响的特征；以西北片区永安、洞阳、北盛、沙市、焦溪等为中心的乡村吸引力高值区对周边区域的积极带动作用显著，但也存在以淳口镇为代表的局部低高（LH）集聚区，因自身发展条件限制，与周边区域乡村吸引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4.2 讨论

（1）开展乡村吸引力的量化测度研究，是深入探寻乡村吸引力形成机理、演化规律与提升路径等的基础。已有研究成果中对于乡村吸引力量化测度多基于乡村资源要素供给条件，本文尝试从城乡相互作用、城乡供需关系视角诠释乡村吸引力的系统构成，立足城乡“五力”交互作用关系以及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供需关系，构建乡村吸引力的基本测度框架与测度模型，可为乡村吸引力水平的量化测度提供了新思路。
（2）本文基于乡镇尺度开展乡村吸引力量化测度的实证研究，由于受乡村数据可获取性限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一是以乡镇为研究单元的基础数据获取难度大，实证研究难以全面体现乡村吸引力的基本测度框架；二是难以体现长时间序列下乡村吸引力动态变化规律。还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构建的基本测度框架反映了从宏观视角下乡村吸引力量化测度指标体系中应当考虑的内容，不同研究尺度、不同研究区域以及同一研究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构建具体测度指标体系时，具体指标项的选取存在差异性，需要结合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研究区域发展的特点，因地制宜地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总体来说，本文基于城乡交互作用视角构建乡村吸引力的测度框架，是对乡村吸引力量化研究的一种新探索。随着数字乡村的推进，乡村数据不断完善的同时，乡村大数据、长时间序列数据等将成为乡村吸引力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重要支撑，基于不同研究尺度，探索乡村吸引力时空演变、驱动机制及地域类型研究等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3）区域乡村吸引力系统的结构优化直接关系到城乡资源要素是否能够有序互动、城乡地域系统是否能够良性运转，浏阳市面临乡村吸引力水平空间分布差异显著、优势资源多而不强、乡村引力中心带动作用不足等现实问题。因此，应根据不同区域乡村吸引力均存在的共性问题及特性问题，开展分区分类调控；加强规划统筹，推进区域优势资源要素整合，加强乡村吸引力较高水平区对周边乡村地区的带动作用，加快培育特色乡镇，形成空间分布合理、等级层次分明、多中心带动的乡村吸引力等级结构体系；利用邻近长株潭城市群的区位优势，探索中心城市、中心城区、镇村多级生活圈一体化，以构建多中心、层级化、网络化、便捷化、舒适性生活圈为指引，补齐乡村服务设施短板、增强乡村生产生活供给水平，推动实现社会公共服务配套城乡等值化，提高乡村地区吸引高质量要素资源流入的内驱动力。此外，还需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契机，完善乡村吸引力提升的制度配套，推进重点领域制度创新，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共享制度，要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共享的平台与对接口建设，驱动优质资源向乡村下沉；以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资源要素为重点，探索构建城乡一体的要素市场，驱动乡村人才、资金等要素回流，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制度，促进乡村生态价值显化，提高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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