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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39 >Issue 7: 1531 - 1547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0703

新时代中国旅游资源研究

旅游资源开发和社区异质化的双向驱动机制——以云南省环洱海地区为例

  • 王思雅 , 1, 2, 3 ,
  • 孙九霞 , 1, 2, 3
展开
  • 1.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州 510275
  • 2.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 3.中山大学大湾区人文共同体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孙九霞（1969- ），女，山东潍坊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乡村振兴与社会空间变迁研究。E-mail:

王思雅（1994- ），女，山东济南人，博士，主要从事乡村旅游与社会地理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4-01-02

  修回日期: 2024-05-08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7-10

基金资助

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23M73399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190)

收起

Bidirectional mechanisms of tourism resource (re)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heterogeneity: A case study of Erhai Lake region, Yunnan province

  • WANG Si-ya , 1, 2, 3 ,
  • SUN Jiu-xia , 1, 2, 3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2. Center for Leisure, Touris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3.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Greater Bay Area Humanities Communit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02

  Revised date: 2024-05-08

  Online published: 2024-07-10

Fold

摘要

现有旅游资源开发研究集中关注资源的经济属性及其对产品或产业的经济转化效应，较少关注资源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效应。对云南省环洱海地区中具有不同旅游介入度的三个乡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旅游资源开发的社区异质化效应，以及旅游资源开发和社区异质化的双向驱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区别于其他乡村资源开发模式，旅游资源开发使得同质性的村落共同体产生纵向上的经济异质化和横向上的群体异质化。第二，旅游资源开发和社区异质化产生双向驱动机制。一方面，旅游资源开发带来了资源价值的转化，从而形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链接，带来了物质财富和人口群体的吸附。另一方面，社区异质化带来了资源利用主体的内部张力，形成了多元化和系统化的资源利用方式，从而促使资源类型整合和资源范畴拓展。在外部市场驱动和内部社区驱动的双重作用下旅游资源得以开发和再开发，呈现出价值转化效应和范畴拓展效应。

关键词： 乡村旅游; 社区异质化; 资源链接; 资源利用; 社会效应

本文引用格式

王思雅 , 孙九霞 . 旅游资源开发和社区异质化的双向驱动机制——以云南省环洱海地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 39(7) : 1531 -1547 . DOI: 10.31497/zrzyxb.20240703

Abstract

Current research on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predominantly focuses on the economic attributes of resources and thei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ffects on products or industries, with limited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attributes and social effects of these resources.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circum-Erhai Lake region of Yunnan province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tourism involvement. The study explores the community heterogenization effects of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he bidirectional driving mechanisms between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heterogeniza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distinct from other rural resource development models,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leads to both vertical economic heterogenization and horizontal group heterogenization among homogeneous village communities. Secondly, there is a bidirectional driving mechanism between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heterogenization. On the one hand,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brings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 value, establishing a link between "natural resources" and "social resources," resulting in the attraction of material wealth and population groups. On the other hand, community heterogenization creates internal tension among resource users, fostering diversified and systematic resource utilization methods, thereb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 types and the enlargement of resource categories. Under the dual influence of external market and internal community drivers, tourism resources are developed and redeveloped, exhibiting value amplification and category enlargement effects.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heterogenization; resource linkages; resource utilization; social effects

旅游资源是指能够被旅游业所开发利用的吸引物[1]。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相比，具有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等更加多元的复合属性及综合效益[2]。然而，现有研究普遍从经济学视角切入，集中关注旅游资源的经济属性及经济功能。针对乡村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学术出发点主要在于回应如何有效管理乡村地区的旅游产品供给或旅游产业生产力。研究内容集中在资源评价和规划、资源开发和治理两大方面：第一，关注不同旅游发展类型下的乡村资源禀赋识别和评价[3,4]、不同乡村旅游资源类型的利用潜力和价值评估[5⇓-7]以及相应的资源转化效率[8]或资源损害评估[9]；第二，关注乡村地区自然资源[10]或文化资源[11]的资本化或资产化过程、产品设计[7]、传播营销[12]等。可以看出，资源的经济属性及其对旅游产品的转化过程是现有研究的关注核心。即使部分研究已关注到社会文化因素在经济系统中的嵌入性，但其本质仍是基于对乡村旅游资源利用的经济属性和经济功能[13,14]的关怀。然而，传统以经济为主要指向的旅游资源研究范式已无法满足新时代的旅游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15]。
除了经济属性及经济功能，旅游资源的社会属性及社会功能同样是理解乡村地区资源利用和开发的关键。旅游资源开发对乡村地区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事实，同样成为一个社会学事实。伴随着人本主义和可持续发展话语的兴起，学者们逐渐倾向对乡村地区主体的关怀，思考旅游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特点及乡村地区的农户话语权缺失的困境，资源产权[16⇓-18]、资源治理[19,20]、资源保护[21,22]、资源冲突与协调[23,24]等产业经济发展中的农民社会境况探查和优化成为研究立足点。此外，《自然资源学报》也于2023年组织与刊发了“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性传承与开发”专栏[25]，展开对参与主体的社会平等性视野，探讨了提升资源价值和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双重意义[26]。可以看出，围绕资源的研究焦点正在从乡村旅游产品或产业转向农村社区或农民群体，从作为旅游产业的物质基础及经济属性转向作为旅游社区的组成要素及社会属性[27,28]。事实上，社会学对于资源的考察已具有深厚基础和传统。资源的利用和分配绝不仅仅只是关乎产品制造或产业发展，而且也关乎社会结构秩序。Grusky[29]认为人口在资源占有及分布上的离散趋势形成社会结构，其中存在着两个基本方面：第一，谁得到了什么?第二，为什么得到?第一方面是指仅具有自然属性的“客体”转化为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资源”，例如生产资料、收入、职业、人力资源等。这一转化过程的动力源于社会文化制度对物质客体所赋予的价值，使“客体”成为具有社会经济意义的“资源”。第二方面是指“资源”进一步转化为“资本”，这一转化过程的动力源于社会分配规则对资源和群体之间的匹配，使得稀缺或普遍的资源分别被分配到高或低的等级位置之中。最终，个体或群体在这一社会结构框架上的存在或流动则构成了最终的社会结构事实。
社区异质化（Community Heterogenization）是社会学领域刻画结构变化特征的重要概念，从微观尺度和整体性视角来描述个体在不同群体间的分布加剧过程。美国社会学家Blau[30]在《不平等和异质性》中将异质性作为宏观层面社会分化以等级序列或无序状态所呈现的社会形式。异质化内在包含同质性（Homogeneity）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两个子概念，前者指社会结构均衡且稳定的状态，后者指社会结构差异且离散的状态，侧重描述基于同质性社会基础转向异质性社会趋势的结构张力。本文在既往经济学视角研究基础之上补充社会学视角关照，结合乡村旅游社区情境聚焦社区异质化概念，选取纵向的经济异质化[31,32]和横向的群体异质化[33]来考察旅游资源开发的社会效应抑或社会影响因素。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取云南省环洱海地区进行全面考察，并在其中选择了双廊村、长育村、江尾村作为重点案例地进行比较研究（图1）。双廊村及其紧邻的长育村位于洱海东岸。东岸地区山地多、平地少，因此两个村庄早期土地贫瘠、区位闭塞。相比之下，位于洱海北岸弥苴河泥沙淤积坝区中的江尾村则土壤肥沃、通达开放。三个乡村社区具有不同的旅游介入程度。
图1 研究案例地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c图、d图、e图来源于谷歌地球，作者自制。

Fig. 1 Study case site

第一，双廊村基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禀赋，1997年由大理白族自治州旅游产业开发集团进行旅游资源开发，2007年后开始吸引大量的大众游客到来，2016年到达旅游接待的最高点。至此，旅游发展开始从双廊村辐射至周边其他村落，例如长育村。第二，与双廊村迅猛的非农化历程相比，长育村的旅游发展是滞后的、边缘的。两村居民在旅游参与的程度上有强弱之分（图2）。2017年，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启动洱海治污七大行动，关停2498家餐饮客栈。这致使以“洱海”和“海景房”作为核心旅游吸引物的双廊村和长育村陷入发展停顿[34]。第三，江尾村的非农化过程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2021年，江尾村的耕地全部签由云粮集团统一管理。进而，外出务工的人口达到1200人，占全村劳动力总数的60%。
图2 2007—2017年双廊村和长育村的旅游从业者数量

注：资料来源于双廊镇人民政府，2007—2017年双廊镇农林牧渔业综合统计年报表。

Fig. 2 Number of tourism practitioners in Shuanglang village and Changyu village from 2007 to 2017

本文重点关注双廊村中的旅游资源开发和社区异质化过程，同时将长育村和江尾村中的相关现象予以参照。双廊村作为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两点特征：第一，双廊村是一处典型的湖泊型旅游地。湖泊与其流域内自然环境联系紧密，构成了相互依赖的生态系统。在农业生产时期，人们利用湖泊开展捕捞、养殖等经济活动，呈现出“人湖共生”的特征。如今，湖泊旅游是人类利用湖泊的一种新的重要方式，目前中国以滨海、河湖为资源基础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超过半数[35]。湖泊型旅游地呈现为具有易干扰性和社会性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36]。第二，双廊村同时也是一处典型的社区参与型旅游地。双廊村夹在西侧洱海湖和东侧玉岸山的山地中，距离县城中心约60 km。因此，与丽江古城等同样著名的社区旅游地不同，本地居民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居住空间格局，而是继续在地进行生产和生活，并且对湖泊这一自然资源的依赖性格外突出。

1.2 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进行一项基于旅游介入度的比较研究。若要分析旅游资源开发的社会效应及其相互驱动机制，一个重要的前提便是厘清旅游资源开发是主导的影响因素。事实上，旅游社区研究的方法论一直以来受到质疑，因为“旅游无法被视为造成社会变革的唯一驱动力，很难将旅游影响与其他文化涵化的社会变迁形式相互剥离”[37]。为了解决此问题，本文进行了一个质性的比较研究，呼应当下国际乡村研究所倡导的比较乡村主义[38]。为了分析旅游资源开发的社会效应，选取了旅游介入度最突出、旅游介入度较平均、旅游介入度最不突出的三个乡村作为多重案例地体系[38⇓-40]（表1）。
表1 基于旅游介入度的比较研究

Table 1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tourism impact

编码 案例地 相同的文化经济背景 不同的旅游介入度
1 双廊村 一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同的白族文化 强
2 长育村 弱
3 江尾村 无
本文于2020年7月、2020年11月、2021年8月共进行三阶段的数据收集。第一阶段调研是在环洱海地区广泛开展的预调研。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调研是在上述三个乡村社区进行的正式调研，总计66天。三个乡村社区在地理格局上较为临近，选择长育村作为调研起点与居住地，频繁和交替地前往旅游介入度更强的双廊村或旅游介入度更弱的江尾村。这一调研策略是为了更加敏感、及时地捕捉到核心发现。
本文主要采取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41]来进行数据收集。基于对深度的追求，采用序贯访谈法[42]策略，即每位受访者所提供的信息均为论文整体线索中的其中一环，并不会涉及对整体议题的探讨。最终，共在三个乡村社区访谈107人次，其中16人次是对两位关键人物的回访、3次是分别来自双廊村与长育村的两位受访者共同接受访谈。每次访谈的时间均在1.5小时左右。
除此之外，为了更加直观地呈现社区结构变化，对双廊村的经济收入分层现状进行了描述。作者曾于2020年7月尝试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来抽样获取村民经济收入的一手数据，然而由于此类信息涉及隐私，调查对象大多会明确拒绝或模糊作答，客观主义取向的经济异质性调研在村域范围内较难实现。在前期数据收集失效的情况下，转而从主观主义取向来侧面反映双廊村的经济收入分层，以对整体现状的把握来换取对精度的追求。首先，选取三位熟悉双廊村整体经济社会情况的村民，分别是村委会的副主任、老协会的会计以及一位声望较高的老年精英。其次，分别于2020年11月与2021年8月对该三位村民围绕双廊村经济收入分层进行访谈，该三位村民被要求在本文所提供的收入分层表格中进行内容补充，包括经济分层的层数、每层群体大致的收入范围、每层群体大致的数量及比例、每层群体的具体描述及代表人物举例。最后，对三位村民之间、每位村民的两次作答之间进行信息的三角验证，并据此呈现出双廊村的经济分层现状。

2 结果分析

2.1 旅游资源开发的社区异质化效应

社区异质化分为纵向异质化和横向异质化两部分：纵向异质化主要指人口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占有及分布的离散趋势，即等级分化；横向异质化主要指社会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空间和时间上逐渐分离成专门部分的离散趋势，即功能分化。

2.1.1 经济异质化

在农业开发时期，环洱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生产力低下、物质资源匮乏。乡村社区内部不会存在明显的贫富差距，生产和消费上的相似促使居民形成互惠互助的经济体系[43,44]。在非农化发展下，三个乡村社区的经济收入结构不再全然呈现为同质性结构，而是因不同程度的旅游介入开始显现出不同程度的异质性特点（表2）：双廊村的经济收入结构呈现为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长育村的经济收入结构呈现为扁平纺锤形结构，江尾村的经济收入结构呈现为纺锤形结构。
表2 经济收入结构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economic income structure

层级 类型 收入/万元 户数/户 占比/% 群体描述
双廊村的金字塔形收入经济结构
1 极高 隐藏 10 0.6 外来旅游企业主
2 高 50~100 350 21 外来旅游企业主、返乡村民
3 中 10~20 380 23 本地旅游企业主、本地房东
4 低 2~5 900 54 旅游劳工、农民工、农民
5 极低 无 27 0.2 建档立卡贫困户
长育村的扁平纺锤形收入经济结构
1 极高 隐藏 2 0.3 建筑工程老板、建材老板
2 高 15~20 50 7.3 外来旅游企业主、本地旅游企业主、本地房东
3 中 3~7 620 91 旅游劳工、农民工、种植业承包户
4 低 无 9 1 建档立卡贫困户
江尾村的纺锤形收入经济结构
1 极高 隐藏 10 0.5 建筑工程老板
2 高 10~20 600 28 农产品加工户
3 中 5~10 1200 60 农民工
4 低 2~5 200 9 本地零工
5 极低 无 30 1.5 建档立卡贫困户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双廊村相较于长育村和江尾村而言，居民经济收入结构呈现出相对明显的异质化特点。在旅游资源开发前，双廊村的居民普遍收入较低，因此社区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和同质；在旅游资源开发后，尤其是在2013年旅游业爆发式发展后，双廊村从同质性经济结构转为了异质性经济结构。这主要在于极高和高经济收入群体的大量形成，其中既包括了高阶层的外来旅居者和返乡村民，也包括了进行向上社会流动的本地村民。从而，原本稳定且同一的社区被迅速分为了置于不同经济地位之上的差异性群体。长育村同样出现了高经济收入群体的大量形成，但与双廊村有所区别的是此类群体在经济资本占有上相对较弱。在2013年后，双廊村的人口与市场均趋于饱和状态，此时所进入的旅居者需要承受更高的进入门槛。因此，经济资本相对较弱的旅居者选择“退而求其次”，进入处于旅游发展边缘范围的其他村庄，其中便包含了长育村。江尾村的社区经济发展逐年提升但整体结构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无论是早期的全员务农还是后期的全员外出务工，居民彼此之间的收入相对一致，经济秩序结构相对稳定。

2.1.2 群体异质化

在农业开发时期，环洱海地区的人口群体结构呈现出类型同质、数量稳定的特征。传统村落是一类典型的地域共同体和亲缘共同体[45]，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传统村落更是如此，居民世代依附于土地和洱海进行生产与生活，形成了安土重迁的小农生活理念。基于中国城镇化的宏观背景，乡村社区的人口结构普遍呈现出消解趋势，甚至是空心化[46]和异地城镇化[47]。在此背景下，三个乡村社区的人口群体结构在普遍消解的同时也因不同程度的旅游介入开始显现出不同程度的异质性特点：双廊村的群体类型结构呈现出一种马赛克式结构，包含原有村落共同体的延续和新增外来群体的融合（图3）；长育村的群体类型结构呈现出一种弱马赛克式结构，包含部分原有村落共同体和部分外来群体；江尾村的群体类型结构则呈现出一种空心化结构。
图3 1980年、1990年、2010年、2020年的玉几岛自然村

注：a、b来源于双廊镇宣传办，c来源于携程网（https://you.ctrip.com/sight/dali1445616/4365.html）游记，d为作者自摄。

Fig. 3 Yujidao natural villages in 1980, 1990, 2010, and 2020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双廊村相较于长育村和江尾村而言群体类型结构同样呈现出明显异质性特点。传统村落从同质性结构转为了在族群、阶级、文化等方面的异质性结构，这主要在于原有的村落共同体的延续和新进入的异质性群体的融合。伴随着非农化的发展，大多数依靠外出务工来增加经济收入的村庄普遍出现了显著的人口外流与村落共同体消解，以往交往频繁密切的“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无主体熟人社会”[48]、“半熟人社会”[49]或“弱熟人社会”[50]。江尾村显示出这一近五十年来中国乡村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即原本稳定的同质性群体结构正在逐渐消解。与之不同的是，双廊村内原本稳定的同质性群体结构部分并未完全消解，更是在此基础之上增加了差异性的群体类型。长育村则介于两者之间，本地群体与外来群体属于两类异质性极强的人口结构，但两类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区隔。进入长育村的旅居者本质上来自双廊村的市场饱和析出，因此数量较少。并且，其中的绝大多数旅居者前来长育村仅是为了投资或拓展经营范围而非生活居住，只有极少数的旅居者真正定居于村内。定居的旅居者也大多集聚在村庄边缘范围的湖畔，与本地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居住区隔。因此，长育村的社区人口结构虽然增加了异质性部分，但并未如双廊村一样明显。

2.2 旅游资源开发和社区异质化的双向驱动

2.2.1 旅游资源开发驱动社区异质化

（1）从水产资源到景观资源：资源价值的转化
在农业资源开发时期，环洱海地区呈现出差异性的资源禀赋空间分布、普遍的资源消耗和限制趋势。第一，位于洱海北岸的弥苴河泥沙淤积坝区中的江尾村拥有良好的耕地资源、水利资源。位于洱海东岸山地中的长育村的农业资源禀赋条件虽不如江尾村，但在20世纪仍被称为“小牛井”( “牛井”为宾川县牛井镇，其因农业发达被誉为大理白族自治州内的“鱼米之乡”。)。双廊村则拥有极为有限的土地资源，居民大多前往邻近的伙山等地获取林地资源。第二，区域内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被逐渐消耗或限制。昆楚大铁路、214国道、大理市环海路三条道路基础设施的修建占用了本就为数不多的耕地面积。据《大理市农林牧副渔统计年报表》显示，双廊村2018年实际耕地面积锐减至260亩（1亩≈667 m2），人均耕地面积甚至已不足0.06亩。长育村2017年的耕地面积在十年间减少至400亩，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2亩。江尾村则因2018年地方政府推行的生态治理要求，不断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此外，地方政府一直以来对洱海水资源都具有严格的治理规范：1995年颁布“双取消”政策以应对洱海蓝藻暴发危机，即取消网箱养鱼与机动船驾驶，这一资源配置规范严格限制了居民对水资源的获取；2017年启动洱海治污七大行动，对水资源的利用进一步严格管控。
21世纪初的旅游资源开发，改变了先前双廊村农业资源禀赋有限并不断消耗的趋势，带来了洱海这一湖泊资源的功能价值和象征价值的转化（图4）。第一，旅游资源开发带来了湖泊资源的功能价值转化。在农业资源开发时期，闭塞的地形区位和贫瘠的土地资源导致双廊村主要以开发洱海的水产资源为主，例如鱼、虾、藻类。绝大多数的居民以务农和打渔为生，双廊村内的玉几岛自然村更是依据四面环湖的地理区位成为了一个专业化渔村。1995年，日本市场兴起对银鱼有大量需求，本地居民依靠洱海养殖和加工银鱼等水产品，最高售卖到68元/kg。在旅游资源开发时期，洱海则具备了景观价值，与苍山共同组成了区域内的核心景观资源。外来旅居者或本地居民依靠洱海进行民宿、餐饮等旅游产品开发。这一景观资源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同样也吸引了部分艺术家群体，创作出《心花路放》等系列影视作品。第二，旅游资源开发带来了湖泊资源的象征价值转化。在农业资源开发时期，洱海湖畔地区的地基较不稳定，不利于居民居住生活，从而成为村庄社会空间中的边缘地带。在居民记忆中，洱海湖畔地带是丢弃垃圾甚至是丢弃死人的禁地，具有脏乱污秽的象征符号。在旅游资源开发时期，洱海不再具有污秽不堪的象征而是重新承载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高文化价值。
图4 作为水产资源的洱海和作为景观资源的洱海

注：a来源于双廊镇宣传办；b来源于大理明月松间·洱海酒店官网（http://www.yitianyishu.com/homestay/m5ef98019341c1）。

Fig. 4 Erhai Lake as a fishery resource and Erhai Lake as a landscape resource

可以看出，从农业资源开发系统转向旅游资源开发系统，湖泊资源的功能价值和象征价值均发生了明显转化。区别于区域内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功能消耗和价值降低趋势，旅游市场驱动地方政府等主体对湖泊资源进行了开发。旅游市场这一外部需求对洱海这一自然资源客体进行了文化赋值[51]，使其从低象征价值的水产资源转为高象征价值的景观资源。资源的价值放大效应源于旅游市场的外部驱动力和旅游资源的非物质性特点。
（2）“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链接效率
首先，旅游开发带来了湖泊等自然资源和资本等物质财富资源之间大量、快速地链接。在物质财富积累的程度上，洱海作为景观资源具有了极高的经济效益。2007年后沿湖宅基地或房屋的出租率迅速提升，短期内吸纳了大量的出于投资目的城市资本。在物质财富积累的速度上，洱海景观资源对物质财富资源的链接效率同样极高，“来钱快”成为双廊村人对2013年前后时期的集体记忆。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湖泊资源与外部物质财富资源的链接效率并不是均质的。依据距离洱海的远近，双廊村被划分为无湖地带、望湖地带以及亲湖地带三个区域，在这三个区域内物质财富积累依次增加。位于亲湖地带的“海景房”，例如，青庐、木夕大理、明月松间等，每晚每间售价可高达5000元；而位于无湖地带的普通客栈，每晚每间售价约在200元，若为常租房，则每月租金约在1000元（每日低至30元）。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表3），旅游资源开发带来了较高的“自然资源—物质财富”链接效率。在农业资源开发下，洱海周边村落的小农普遍开发湖泊和土地，通过耕作和捕鱼维持生产与生活。资源链接呈现出黄宗智[52]所谓的“内卷化”现象，即有限的与较低的劳动报酬率。在劳务输出背景下，劳动力的转移与商品化成为乡村社区财富积累的新方式。然而，商品化的劳动力仍旧是相对低廉的，所带来的财富增长也因而是有限的。在旅游资源开发下，资源的经济效益有所跃升，能够迅速获取大量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基于较高的资源链接效率，不少居民得以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促使了社区经济异质化的形成。
表3 物质财富资源链接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material wealth resource links

社区发展类型 农业 劳务输出 旅游业
自然资源类型 土地资源、湖泊资源、劳动力资源 劳动力资源 土地资源、湖泊资源、劳动力资源
自然资源利用方式 耕地或捕鱼 外出务工 旅游经营
物质财富积累程度 低 中 高
物质财富积累速度 慢 中 快
其次，湖泊等自然资源向吸引物和舒适物的转化也带来了与城市人口资源之间大量、快速地链接。“旅游中心化”[53]效应带来了在族群、阶层、文化等方面与本地村民具有较大差异的群体。2007年，由背包客所创办的第一家民宿“海地生活国际青年旅舍”正式营业。先锋游客或者生活方式型移民，他们多出于旅游或生活的目的来此游览或定居。2010年前后，隔湖相对的大理古城迎来旅游发展的爆发期，从而吸引大量的大众游客来到大理。在市场基数扩大与影视营销的流量发酵下，双廊的旅游发展迎来了指数增长的爆发期。根据《2016年双廊村委会农林牧副渔统计年报表》显示，作为核心景区的双廊村的乡村人口数仅为3834人，而2016年平均每日游客量就高达约8900人，是核心景区常住人口的2.3倍，使双廊村承载了相较于以往3倍多的人口。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旅游资源开发带来了较高的“自然资源—人口资源”链接效率。中国快速的非农化和城市化致使相关自然资源的开发不能再满足当下居民对生产生活的需求，甚至是“资源诅咒”的出现。在此背景下，居民不再选择成为资源开发主体，而是普遍流向城市地区。与之不同的是，旅游资源开发使得资源本身重新获得链接人口等社会资源的能力（图5）。
图5 旅游资源开发驱动社区异质化的动力要素及相互关系

Fig. 5 Dynamic factor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of tourism resource exploitation driving community heterogeneity

2.2.2 社区异质化驱动旅游资源再开发

（1）异质性社区的资源利用方式
首先，旅游资源开发的社区异质化效应，进一步引发了资源利用方式的多元化。乡村社区的经济异质化和群体异质化，带来了差异性的阶层、族群、性别等。这些异质性群体自身则又携带着多元的信息、技术、资本、文化等资源，基于自身企业管理能力和网络营销能力等使得原本单一的资源利用方式变得丰富，形成了不断迭代创新的旅游服务和产品、旅游潮流文化。其中，不少外来旅游企业主在大量进入的同时也开始呈现出少量外出的趋势，向相邻的伙山与沙溪等地延伸经营范围，伙山鸡窝咖啡馆的经营者LXY（来自广州，同时经营双廊石榴海景咖啡厅、阳朔星空窝民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为了维持资源利用方式的多元化，双廊景区管理委员会通过对企业法人制度的调整来引导外来群体在地生活与在地经营。
其次，旅游资源开发的社区异质化效应，也进一步引发了资源利用方式的系统化。其中，这一系统化的资源利用和分配制度源于两类社区结构张力。第一，异质性群体或社区之间形成的劳动分工。不论是农业发展背景下的全员务农还是劳务输出背景下的全员外出务工，居民彼此拥有集聚的相似的资源利用方式，内部之间无法组成协调发展系统。在旅游资源开发背景下，居民能够形成不同职业类型，处于不同产业链位置之上。在双廊村的390家旅游小企业中，绝大多数为外来旅居者，少数为具有宅基地土地资源优势的居民。大多数居民则表现为旅游劳工或旅游摊贩，在民宿餐馆等旅游企业中参与客房清洁等服务，或是在民宿餐馆等门口售卖水果，提供编花环或编头发的服务。彼此之间相互补充和相互协作。第二，旅游资源开发形成的异质性社区结构和原有农业资源开发形成的社区结构之间的张力。双廊村的异质性社区结构是围绕洱海这一景观资源的占有和利用而形成的。这一因自然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社区异质化与自然资源占有基础和地理区位条件紧密相关，被居民称为是一种“先天的”“被动的”秩序，这与原有村落的分配制度文化有所不同。群体是否拥有资源和是否具备资源开发能力可能并不一致。因此，群体间出现了大量的互惠合作方式，例如，拥有资源但不具备资源开发能力的湖畔居民，会将宅基地或房产出租给外来群体或村落传统精英。拥有景观资源的群体和拥有技术、资本、文化等资源的群体彼此之间相互合作。
在现有研究中，旅游资源的非垄断性特点[54]已得到充分认识，进而学者对旅游资源利用的多元主体模式予以了相关讨论[55]。然而，却尚未对旅游社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正如Blau[30]在《不平等和异质性》一本书所说，“结构研究的对象不是种族的重要性，而是种族异质性的重要性；不是职业性质的重要性，而是劳动分工的重要性；不是领导的重要性，而是权力不平等的重要性。”同样的，旅游资源开发下乡村社区在社会结构层面的异质性特点，同样引发了多元化和系统化的资源利用方式调整。
（2）从景观资源到地方资源：资源范畴的拓展
伴随着资源利用方式的多元化和系统化，原本的景观资源得以被进一步再开发。旅游资源开发的范围也不再仅局限于湖泊及湖畔，而是从湖畔区域拓展至整个乡村社区再拓展至邻近周边山地和村落。
首先，社区异质化所带来的资源利用方式多元化和系统化，带来了物质资源的整合并进而拓展了原有旅游资源范畴。物质性旅游资源从原本转化为民宿产品的土地资源、房产资源等，拓展到吃住行游购娱等全领域中的资源类型。以往未被包含进旅游吸引物中的遍在性[56]的日常物质客体，如今也同样被开发为旅游资源。“这些老太太啊（指双廊村的流动摊贩），编那个花环，我们政府门口的一大片的三角梅已经（被薅得）差不多了，完了十块钱一个卖。我说你卖的东西都是政府的，然后老太太来劲了，天天来薅，早晨早起来，花新鲜的哦...”（20210726，SGD）。“以前你随便摆一个摊子，你随便拿个什么，比如说这个水果，你自己家的梨出去外面卖，像我们家这种李子出去外面卖，用那个一次性的盒子装一袋，然后卖，随便卖卖，反正你随便去做个生意，一天两三百，随随便便就能赚得到”（20210809，LJX）。
其次，社区异质化所带来的资源利用方式多元化和系统化，同样带来了文化资源的整合并进而拓展了原有旅游资源范畴。旅游资源具有典型的社会建构特点，也即旅游吸引物概念的核心内涵之一[57⇓-59]。旅游经营者能够通过资源利用建构出“乡愁”[60]、“茶王”[61]等典型的文化资源。同样的，双廊村的地方政府和小企业主也通过多元利用手段打造地方景观。“过去呢养猪养牛，院子里的卫生很差，人们就围着牲畜去生活啊。那么现在，搞客栈搞餐饮，家家院子打造出一个景观...我们要讲好故事，把那些名人、电影啊都融入进来...比如说，游客一进来，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一把椅子上...这个画面就很美啊！我们要（把这些景观）保留下来”（20210726，SGD）。非物质性旅游资源从原本的地方文化和传统文化，拓展至地方和非地方、传统和现代多元杂糅的文化资源，进而将其进一步整合为统一的“乡村性”“民族性”“本土性”。例如，因白族服饰维护成本高、与大众群体适配性低等问题，原住居民99%为白族的双廊村其运营的旅拍产品却鲜少强调白族服饰文化，而是突出傣族、彝族、藏族等视觉冲击更强的民族服饰文化。多元文化资源类型统合形成了“民族性”这一文化资源。
可以看出，在异质性社区结构的形成和驱动下，旅游资源得以进一步开发（图6）。多元资源类型进行了相互整合，彼此之间的边界进行了弥合。进一步，旅游资源的范畴进行了拓展，由局限的景观资源放大至全域的地方资源。现有研究已对旅游资源的去边界化和融合进行了认识，但大多集中于数字技术等新型乡村资源开发和利用方式[62,63]。与之相呼应，本文认为旅游资源开发所形成的独特的社会结构效应，同样引发了旅游资源的类型融合和范畴放大。
图6 社区异质化驱动旅游资源再开发的动力要素及相互关系

Fig. 6 Driving factor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of community heterogeneity in tourism resource re-exploitation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聚焦乡村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从当下研究对旅游资源的经济属性和经济效应的集中关注延伸到对社会属性和社会效应的探讨，从“旅游资源—旅游产品”的转化视角延伸到“旅游资源—旅游社区”的嵌入影响视角。对云南省环洱海地区中具有不同旅游介入度的三个乡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以此论证旅游资源开发的乡村社区异质化特点，以及旅游资源开发和社区异质化的双向驱动机制（图7）。研究发现：
图7 旅游资源（再）开发与社区异质化的双向驱动作用机制

Fig. 7 Bidirectional driving mechanism of tourism resource (re)exploitation and community heterogeneity

第一，区别于农业、工业、劳务输出等乡村发展方式，旅游资源开发使得原本同质相似的村落共同体产生纵向上的经济异质化和横向上的群体异质化。这一社会结构层面的特点源于旅游资源开发导致的社会效应。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社会结构特点会进一步反作用于旅游资源开发，即旅游资源开发和社区异质化具有双向驱动机制。驱动机制一表现为旅游资源开发对社区异质化的驱动，旅游资源开发形成了“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链接，将原本的城乡资源错配进行了逆转和调适。驱动机制二表现为社区异质化对旅游资源再开发的驱动，资源利用主体一方面因从同质性结构转向异质性结构而形成了分工协调的体系，一方面因旅游资源开发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秩序和原有社会结构秩序的差异而相互交叠彼此产生资源交换和资源利用合作。
针对旅游资源自身类型及其开发过程，新的研究视野带来了新的认知发现。首先，本文加深了对旅游资源本身的认识。第一，旅游资源具有非物质性、非垄断性的特点，基于此条件，旅游资源开发和社区异质化的相互驱动能够发生。第二，旅游资源具有价值放大效应和范畴拓展效应，这一近乎“裂变”的资源进化特点与现有研究对“有序—混沌（边缘）—涌现—新有序”旅游地复杂系统[64]的认知相呼应。其次，加深了对旅游资源开发的认识。旅游资源开发在外部市场驱动和内部社区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得以被开发和再开发，外部市场的介入带来了规定资源价值的制度文化的变化，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秩序的变化，而社区内部的结构张力会进一步驱动资源开发和利用。

3.2 讨论

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强调以往旅游资源研究所未关照到的社会层面和社区异质化特点。第一，旅游资源相较于其他资源类型，具有突出的社会属性，这一特点已被学者所重视进而延伸到对旅游吸引物和旅游资源评价的社会建构路径转向中[65]。但需要注意的是，旅游资源开发和社会发展之间已呈现出深度交融的特点。第二，社区异质化这一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化规律，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情境中十分关键。大多数村落具有较为初级的社会形态，需要缓慢的城镇化进程逐渐拥有丰富的社会要素和内在社会运行机制。旅游资源开发则使得乡村社区内部复杂化和要素丰富化，这是区别于一般乡村社区的社会效应特点。进而，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特点又进一步驱动资源开发和资源进化。
本研究在以下方面存在不足，有待未来进一步深化与完善。第一，本文进行了宏观层面和整体视角的描述，意在初步建立资源（再）开发和社区异质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但同时丧失对复杂系统内部某一具体机制或动力要素的清晰呈现。未来可在“资源开发—社区异质化”双向驱动系统内部进一步展开聚焦性、细致性、深入性的探索性研究。第二，本文展开了单一社会学视域，意在强调资源的社会性及社会功能的价值，同样也因此未能与旅游资源研究中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等视角围绕某一共同现象予以理论对话或融合。旅游资源的多元属性亟待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研究者未来可继续引入新的学科视角和学科理论。第三，本文的案例地具有现实边界的有限性，无法全然代表旅游资源开发的全部事实。双廊村仅能代表社区参与型的、且以自然资源作为核心吸引物的乡村旅游地。正是双廊村旅游发展所具有的这两个关键特征让社区异质化格外突显，成为影响资源开发的不可忽视的驱动力。未来可对乡村旅游地予以类型化研究，对其他类型的乡村旅游地进行探查并与本文所关注的社会事实进行参照和对话。
本文为乡村地区旅游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以下两点建议。第一，在以往重视和激发旅游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应预防和警惕旅游资源开发的社会后果。短时期内剧烈的社区异质化使得社会结构与社会交往处于失衡状态，出现与固有资源占有和分配格局不符甚至相悖的向上或向下社会流动。社会心态和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有可能会使得资源开发的经济效应得不到后续可持续的发挥。第二，与城市社区不同，乡村旅游社区中的社区异质化所形成的资源分配格局尚不稳定。稀缺的自然资源或社会资源并未集中分布在某一群体内，而是分散在不同群体之间。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应有效搭建互惠合作平台，链接具有不同类型资源的群体进行利益联结和合作发展。

感谢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王宁教授对社区异质化概念的建设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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