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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4 , Vol. 39 >Issue 4: 749 - 767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0401

新时代中国旅游资源研究

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共同富裕效应与模式——以湘西地区为例

  • 麻学锋 ,
  • 赵洁
展开
  • 湖南工商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地理学院，长沙 410205

麻学锋（1970- ），男，湖南凤凰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旅游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3-09-04

  修回日期: 2023-12-26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4-1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35)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23A0750)

收起

The common prosperity effect and model of mountain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Taking the Western Hunan Area as an example

  • MA Xue-feng ,
  • ZHAO Jie
Expand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Human Geography,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41020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04

  Revised date: 2023-12-26

  Online published: 2024-04-11

Fold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探究旅游资源开发的共同富裕效应，为加快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指明探索方向。为厘清旅游资源开发通过收入增长、基建强化、文化传播和要素流动助推共同富裕实现机理，基于规模和质量维度，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2007—2021年湘西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1）湘西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呈现平缓增长趋势，但空间差异明显。（2）共同富裕水平持续提升，市级行政中心永定区、吉首市和鹤城区位于前列。（3）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旅游规模和旅游质量均可赋能共同富裕，且旅游质量优于旅游规模；不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共同富裕效应差异显著，其中张家界市最大，怀化市和湘西州次之。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提出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利用、质量升级和区域整合模式。

关键词： 旅游资源开发; 共同富裕; 溢出效应; 湘西地区

本文引用格式

麻学锋 , 赵洁 . 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共同富裕效应与模式——以湘西地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 39(4) : 749 -767 . DOI: 10.31497/zrzyxb.20240401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effect of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is explored to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of exploration for accelera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realiz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mechanism of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come growth effect, infrastructure enhancement effect, culture communication effect and factor flow effect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scale and quality.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ing is appli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mountain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at the district and county level of the Western Hunan Area from 2007 to 2021. Ultimately, it proposes targeted development model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real needs of enhancing the value of resources,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level of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Western Hunan Area shows a gentle growth trend, but the spatial difference is obvious, in which Yongding district and Fenghuang county are always the dominant parties, while Luxi county is in a relatively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2)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Western Hunan Area continues to improve, but there are still imbalances between districts and counties, with Yongding district, Jishou city and Hecheng district, where the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center is located, in the top three. (3)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common prosperity, that is, it can enhance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region and adjacent regions. Both tourism scale and tourism quality can be effective in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ourism quality on common prosperity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ourism scale. The impact of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on common prosperity varies significantly in different regions, with Zhangjiajie city having the largest common prosperity effect of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followed by Huaihua city and Xiangxi prefecture. Guided by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models of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quality upgrading,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tourism resource are proposed.

Key words：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spillover effect; Western Hunan Area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新时代共同富裕要实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等目标，而补齐农村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2]。中国农村多地处偏远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但山区自然生态优势明显，旅游资源丰富，绿色发展潜力巨大。尤其是旅游发展激励多元主体参与、促进资源要素流动强化了城乡联系，并有效缓解城乡之间的“核心—边缘”关系[3]。同时，旅游发展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贡献了重要力量，文旅融合更是兼顾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以协同推动共同富裕。而旅游资源作为旅游活动的基本要素，其保护利用与创新发展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4]。随着高质量发展战略转型，以及旅游资源内涵泛化，如何协调山区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并释放共同富裕效应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共同富裕涵盖“富裕”和“共同”两个维度。一方面要实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夯实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要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5]。国外相类似的概念有福利社会、反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等，但局限于单一的经济视角。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共同富裕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维内涵，以及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大鲜明特征[7]。关于共同富裕的量化，多是以人均国民收入反映富裕度并以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反映共同度[8]，或构建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指标体系[9]，强调共同富裕的结果评价。李金昌等[6]还以经济质效并增、发展协调平衡、精神生活丰富、全域美丽建设、社会和谐和睦与公共服务优享为重点进行过程评价，以找准有效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力点。共同富裕是人本逻辑下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需重点统筹公平与效率、共建与共享、物质与精神、区域与城乡、“提低”与“扩中”，以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10]。同时，学者们以数字经济[11]、乡村振兴[12]、城镇化[13]、基本公共服务[14]等为切入点对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展开探索。对于旅游业与共同富裕的联系，郭为等[15]实证检验了发展旅游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其更多体现为一种间接效应；徐紫嫣等[16]研究发现，旅游发展主要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创新提质效应、空间流动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赋能共同富裕；杨馥端等[17]以板梁村为例，分析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的内在动力机制与外在催化路径。此外，旅游可持续发展是目的地整体共享繁荣的前提，且与环境质量和社会文化赋权密切相关[18]。《关于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年）》强调立足行业优势，探索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促进共同富裕。面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旅游资源的价值新认知、保护新要求、市场新需求和利用新方式引发广泛讨论[4]。有学者关注旅游资源创新开发在资源梳理与挖掘、内容规划与提升、实施运营与管理阶段的关键问题，力求发展乡村旅游扎实推动共同富裕[19]。另有学者强调进一步推动旅游资源有效、协同、可持续开发，以此助力减贫、促进社会公平和满足精神文化需求[20]。
目前共同富裕的内涵与量化研究颇为丰富，加之学界对旅游富民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为探究旅游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奠定了理论基础。围绕旅游资源开发的共同富裕效应，现有研究集中于定性分析其内在联系，并延伸至乡村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契合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振兴的迫切需求。但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一方面，旅游资源开发如何影响共同富裕的机理探究尚有不足；另一方面，针对旅游资源开发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亟待完善。此外，山区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旅游资源丰富，以民族文化为重的文化底蕴深厚，但当前旅游产品同质化和重复建设现象较为严重，同时出现乡村景观趋于城市化，逐渐失去其乡土特色和原真性，与旅游消费者的休闲体验需求相悖离，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有待提高。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厘清旅游资源开发作用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分别构建二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典型山区湘西地区为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共同富裕效应，进而探讨其优化模式，以期丰富旅游资源开发的相关理论研究，也为山区有效释放旅游资源价值，并不断激发旅游动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科学参考。

1 理论分析

旅游发展可有效减缓贫困和缩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等[21]，但旅游资源禀赋易使旅游目的地在路径依赖的影响下陷入发展模式锁定状态，而破解“旅游资源诅咒”的关键是深刻把握旅游资源价值的动态变化，精准洞察市场需求，并通过层级演化、转换、重组创新发展路径[22]。旅游减贫具有多维效果及正向空间溢出效应[23]，同时旅游活动的流动性，以及旅游资源开发协调空间布局与功能结构，使空间因素在旅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愈加凸显。因此，需结合动态、复杂的人地关系，立足空间效应视角考察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图1）。
图1 旅游资源开发影响共同富裕的机理分析框架

Fig. 1 Mechanism analysis framework of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affecting common prosperity

旅游资源开发直接影响共同富裕的机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收入增长效应。旅游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旅游资源开发趋于规模化的同时释放较大吸纳就业潜力，并且旅游就业门槛相对较低，低学历者、下岗职工和妇女等弱势群体能较快适应工作并保障稳定工资收入[24]。此外，中小微企业有机会灵活进入旅游市场，为旅游经济注入动能获取利润。而乡村旅游地居民可以将闲置的土地、房屋等资源对外租赁收取租金，或者修整后自行经营农家乐、采摘园和民宿等，通过盘活旅游生产要素拓展增收渠道，提高经济收入。旅游资源开发注重质量化发展实质是以需求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与建构以发挥旅游价值，而收入增长是旅游资源开发效率的重要体现，为实现共同富裕“做大蛋糕”。（2）基建强化效应。旅游活动的异地性导致旅游景点可达性水平及空间格局极为重要，因此旅游资源开发规模化会进一步改善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及服务[25]。与此同时，旅游资源开发质量化要求增建商场、公园、医院等公共设施展示良好的旅游城市形象，配合旅游吸引物一同提高旅游体验感和满意度。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建设和完善，不仅能够刺激旅游消费，进而增加旅游收入，也有利于保障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朝着均等化目标迈进以促进社会公平。加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和公平性是“分好蛋糕”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3）文化传播效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剧精神文化需求，而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将不断挖掘文化内涵、加强文明建设，契合时代潮流。随着对传统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审美疲劳现象的日益凸显，旅游资源开发也逐渐由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转变，不仅着力融合地方特色并进行创意营销，而且利用数字赋能注入创新活力，使地方文化得以重新焕发生机，亦使旅游地居民不断提升文化自信。同时，旅游中的主客交往互动加强居民角色认同，使其注重提升文明素养和精神面貌，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26]。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统一，因而文化的传承创新与文明的共同建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要素流动效应。旅游资源开发规模化会促进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要素大量聚集，优化旅游发展环境，推动旅游地产业融合创新与转型升级，如山区特色农林产品借助旅游观光和采摘延伸产业链。此外，旅游资源开发质量化将全面协调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尤其是以旅游吸引物权为核心的制度增权，保障合理分配并缩小贫富差距，促使居民积极支持和参与旅游发展[27]，进而在要素畅通流动过程中拓展生计资本并共享发展成果。坚持以人为中心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并且外部环境的有力支持充分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着力以全面发展助推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富裕。
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由于旅游地在制度环境下加强合作竞争谋求可持续发展，旅游资源联动提升区域竞争力[28]，资源共享与示范效应促使旅游资源开发统筹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产生正向溢出效应，通过收入增长、基建强化、文化传播和要素流动加快邻地共同富裕进程；并且收入增长效应是物质基础，基建强化效应是发展保障，文化传播效应是重要支撑，要素流动效应是创新动力。另一方面表现为区域各自为政且同质化竞争激烈，旅游资源创新开发激活旅游市场促进当地发展，而周边地区可能受虹吸效应，以及经济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增大的影响，造成共同富裕水平降低。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湘西地区位于湖南省西部，包括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怀化市的24个区县，被武陵、雪峰两大山脉环绕，是国家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先行先试示范区，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首倡地。湘西地区拥有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和老司城遗址两处世界遗产，以及凤凰历史文化名城和洪江古商城等，自然资源丰富，民族文化浓郁。在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居民参与的共同推动下，旅游经济蓬勃发展为区域减贫致富与协同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截至2020年，湘西地区拥有旅游等级景区114个，其中4A级以上景区36个，并构建了由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组成的交通网络，显著提高了山区运输服务能力。2020年总接待旅游人数16331.14万人次，实现旅游业收入1515.99亿元，占湘西地区GDP的比例接近50%，旅游业已经成为该区域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旅游业关联性强、带动效益广，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上涨，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人们生活各方面实现质的飞跃。然而，旅游资源禀赋使湘西地区发展建设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随着信息技术更迭以及旅游消费需求个性化、精细化趋势，旅游资源开发更加强调与数字化和地方文化特色融合，并亟待结合优质旅游服务提升竞争力，进而提高综合效益增进民生福祉。另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冲击下旅游业几近停滞的境况，也促使旅游地加强危机管理意识、增强旅游经济韧性以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价值。湘西地区在省内发展水平仍然相对靠后，如何利用旅游优势助推共同富裕有待深入研究，因而选择湘西地区为案例地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

2.2 研究方法

2.2.1 指标体系构建

（1）旅游资源开发
针对旅游资源的讨论需紧密结合特定时代的旅游实践和知识生产，而基于新时代旅游者的自主意识强化和消费观念转变，需强调旅游资源的吸引力本质属性和多元价值[29]。因此，旅游资源开发应逐渐建立健全市场决定的逻辑与机制，挖掘利用资源价值并最大化转化为产品价值，而旅游资源的转化效率是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30]。此外，面对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需高效配置资源要素提升旅游韧性，进而从产业规模、效益、结构等方面协同推进旅游高质量发展[31]。参照相关研究成果[32,33]，依据结果导向从旅游规模和旅游质量维度综合评价旅游资源开发，协调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实现旅游资源价值拓展与可持续利用（表1）。具体而言，旅游规模反映旅游资源开发的数量和效益，包括旅游产品规模、旅游市场规模和旅游经济规模；旅游质量集中体现旅游资源开发的质量和效率，包括旅游服务质量、旅游设施质量和旅游环境质量。
表1 旅游资源开发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level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具体指标 指标类型
旅游资源开发 旅游规模 旅游产品规模 A级旅游景区数/个 +
旅游市场规模 旅游人数/万人次 +
旅游经济规模 旅游收入/万元 +
旅游质量 旅游服务质量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
旅游企业数/个 +
旅游设施质量 公路通车里程/km +
旅游固定资产投入/万元 +
旅游环境质量 森林覆盖率/% +
空气优良率/% +

注：“+”为正向指标，下同。

旅游规模：① 旅游产品规模：旅游产品供给多元化，而旅游景区是旅游产业链组织核心和主要空间载体，故以A级旅游景区数表示[34]；② 旅游市场规模：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旅游资源价值发挥由市场消费者决定，并且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程度依赖旅游人数的变化情况，故以旅游人数表示[35]；③ 旅游经济规模：通过打造旅游消费场景，刺激旅游消费需求获得收入，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并且适度的非均衡更有益于旅游经济增长，故以旅游收入表示[36]。
旅游质量：① 旅游服务质量：指旅游服务满足游客明确或隐含需要的能力特征总和，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劳动力要素和旅游市场主体直接影响旅游服务，故以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和旅游企业数表示[33,37]；② 旅游设施质量：旅游设施是旅游目的地向游客提供服务时依托的各项物质设施和设备，包括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交通是旅游发展的先决条件，可达性提升会影响旅游消费意愿，而旅游配套设施完善有效提升游客的整体满意度，故以公路通车里程和旅游固定资产投入表示；③ 旅游环境质量：侧重狭义的旅游自然生态环境质量，山区生态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应着力凸显自然旅游资源禀赋，体现旅游与环境的适应性，故以森林覆盖率和空气优良率表示[32]。
（2）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蕴涵着发展和共享的有机统一，且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求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相结合，因而稳定长效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涵[38]。共同富裕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人本主义的价值诉求贯穿其中，意味着拥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和全面发展的条件。基于已有的丰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39,40]，从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维度衡量共同富裕（表2）。具体而言，发展性反映共同富裕的效率问题，鼓励共同奋斗勤劳致富[41]，遴选富裕度和共同度方面指标；共享性反映共同富裕的公平问题，要求完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缩小贫富差距和共享发展成果[42]，遴选文化教育、医疗健康、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方面指标；可持续性反映共同富裕的长效问题，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协调适应，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43]，遴选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生态环境方面指标。
表2 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具体指标 指标类型
共同富裕 发展性 富裕度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元 +
共同度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
城镇化率/% +
共享性 文化教育 文体与娱乐行业从业人数/人 +
中等学校师生比 +
医疗健康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张 +
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
基础设施 每万人互联网宽带用户数/户 +
用水普及率/% +
用气普及率/% +
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 +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人 +
可持续性 经济发展 人均GDP增长率/% +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
科技创新 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
生态环境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注：“-”为负向指标。

发展性：① 富裕度：收入和支出能直接反映居民最基本的生活水平，集中体现富裕的物质基础，故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表示；② 共同度：作为社会的基础单元，城乡、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共同富裕建设的着力点，故以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和城镇化率表示[9]。
共享性：① 文化教育：是促进精神生活富足的重要手段，应在契合推进精神文明建设需求的基础上保障文化和教育的普及率、均衡性与高质量，而相关从业者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故以文体与娱乐行业从业人数和中等学校师生比表示；② 医疗健康：人民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高于一切，应不断改善医疗卫生资源状况，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故以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表示；③ 基础设施：为居民的生产、生活等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并且新发展阶段更注重促进信息共享、交流互动，以及生活的便捷化和品质化，故以每万人互联网宽带用户数、用水普及率和用气普及率表示；④ 社会保障：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人们共享美好生活，故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和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表示[44]。
可持续性：① 经济发展：是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具体可分为社会的经济增长状况和个人的经济水平，故以人均GDP增长率和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表示；② 科技创新：是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反映了发展的可持续性，重点依托科研支持力度和创新能力，故以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表示；③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反映了共享的可持续性，着重体现生态宜居要求及居民生态空间质量，故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表示[45]。
关于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借鉴相关研究[46]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继而进行计算。此外，选取2007年、2014年和2021年三个时间点，运用ArcGIS 10.8软件对湘西地区24个区县的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进行自然断点法分级，具体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和低5个等级，从而可视化二者的空间特征。

2.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更好地反映邻近效应下旅游资源开发和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依赖特征，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23]。具体公式设定如下：
I = n ∑ i = 1 n ∑ j = 1 n W i j x i - x - x j - x - ∑ i = 1 n ∑ j = 1 n W i j ∑ i = 1 n x i - x - 2
式中：I的取值在-1~1之间，I >0表示变量分布具有正相关性，且值越大空间相关性越强，I <0表示具有负相关性，I=0表示不具有空间相关性；Wij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使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矩阵元素为区县间研究时段人均GDP均值之差的绝对值的倒数；n表示研究单元总和（个）；xi和xj分别表示湘西地区第i个与第j个区县的旅游资源开发或共同富裕水平； x -表示平均值。

2.2.3 空间计量模型

（1）模型设定
基于旅游资源空间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整体有序推进需求，结合研究的空间视角和已有关于旅游减贫致富的溢出效应探讨，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溢出效应[47]，模型设定如下：
Y i t = α + ρ ∑ j = 1 n W i j Y i t + β X i t + γ ∑ j = 1 n W i j X i t + μ i + λ t + ε i t
式中：Yit表示共同富裕水平；X表示解释变量，包括核心解释变量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及其他控制变量；ρ表示空间滞后自回归系数，反映空间相邻地区共同富裕的相互影响程度；α为常数项；β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γ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回归系数；μi表示地区效应；λt表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当γ=0，此模型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当γ= -ρβ，此模型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
（2）变量选取
将共同富裕作为被解释变量，旅游资源开发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相应指标体系测度其水平。为进一步剖析旅游资源开发影响共同富裕的路径，再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旅游资源开发创新发展的源泉，即旅游规模和旅游质量。控制变量则选取：①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意味着社会财富总量增加，是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选取人均GDP表示。② 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有效缩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为赋能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48]，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表示。③ 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有利于以创业带动就业，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便捷、丰富的金融服务满足居民需求和加快经济发展以促进共同富裕[49]，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例表征。④ 信息化水平。城乡智慧服务、网络基建、数字经济、数字治理等加快普及完善，以信息化利用提高城乡要素流动效率，有效增进居民福祉并推动城乡统筹融合促进共同富裕[50]，采用人均邮电业务总量表示（表3）。
表3 变量说明

Table 3 Variable description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共同富裕 Y 共同富裕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 旅游资源开发 tour 旅游资源开发水平
旅游规模 sca 旅游规模水平
旅游质量 qua 旅游质量水平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gdp 人均GDP/元
产业结构高级化 str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
金融发展水平 fin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例/%
信息化水平 inf 人均邮电业务总量/元

2.3 数据来源

湘西地区旅游发展始于1988年，但前期旅游模式单一且资源开发深度不够，利益冲突及环境问题致使旅游富民效益不佳。2007年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被列入中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有效提升了张家界旅游竞争力，并加快湘西地区旅游联动发展进程。同时，2007年湖南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产业的决定》明确提出，依托特色旅游资源着力规划建设大湘西旅游区，加快推进旅游产品转型升级，并加强政府投入和政策扶持以做大做强旅游支柱产业。因此，结合旅游发展效益变化以及数据可获得性，选取2007—2021年为研究时段。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张家界统计年鉴》《怀化统计年鉴》《湘西统计年鉴》，以及所辖区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湖南旅游监管网（http://jg.hnt.gov.cn/）及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http://whhlyt.hunan.gov.cn/）获取等级景区评定时间；采用均值法和线性趋势法补齐少量缺失数据。

3 结果分析

3.1 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时空特征

3.1.1 旅游资源开发的时空特征

整体上，湘西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但水平相对较低（图2）。其中，2018年增长率最大，主要原因是依托旅游资源优势，科学统筹规划，抢抓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机遇，并且大湘西旅游经济协作区加强融合发展，加速要素畅通流动，旅游资源开发效益大幅提高。然而，2020年受疫情影响出现明显下滑。分区域具体来看，2007—2021年张家界市旅游资源开发水平遥遥领先，由0.065上升至0.291，增量为0.226，重要原因在于逐步塑造张家界旅游品牌，加强旅游地形象宣传和提升旅游产品竞争力，并积极迎合市场趋势不断挖掘旅游资源，壮大新兴产业。同时，其在2019年出现达到峰值0.393，但隔年在疫情冲击下降低19.34%。怀化市和湘西州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变化趋势较为一致，但湘西州累计增率略大，且在2009年反超怀化市后一直保持微弱优势，尤以凤凰古城的文旅演艺、特色建筑、非遗技艺和秀丽山水等知名度高、吸引力强的旅游资源而闻名。
图2 2007—2021年湘西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水平时序演化

Fig. 2 Time series evolution of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level in Western Hunan Area from 2007 to 2021

湘西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在不同时期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图3），具体表现为永定区和凤凰县的旅游资源开发分别处为高水平和较高水平，而泸溪县始终处于低水平。此外，2007年中等及以下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的区县集中在怀化市和湘西州，主要是因为前期特色文化挖掘不充分，旅游交通等基础设施相对滞后，旅游宣传和推介有待丰富内容、加强力度。2014年中等及以上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的区县占比明显增多，原因可能是合理开发绿色生态空间，增强文化创新意识，加之《推进大湘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合作宣言》逐步落实，不断提高旅游资源的精细化管理和共享互惠。2021年低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的区县增至8个，分别是保靖县、花垣县、古丈县、泸溪县、麻阳县、辰溪县、中方县和会同县，与周边的凤凰县和鹤城区形成鲜明对比，表明旅游资源开发还有较大发展空间，应洞悉市场需求，规范旅游资源开发，并加强协作增强较高水平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
图3 2007年、2014年和2021年湘西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空间特征

Fig. 3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level in Western Hunan Area in 2007, 2014 and 2021

3.1.2 共同富裕的时空特征

2007—2021年湘西地区整体的共同富裕水平由0.118提高至0.351，呈现稳定上升态势（图4），其重要原因在于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使共同富裕目标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有序推进。具体而言，张家界市共同富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2008年沉着应对冰灾、地震、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积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加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并着力改善农村居民在就业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劣势，反而促使人民生活的共同富裕水平有所提高。怀化市和湘西州共同富裕水平在2007年相差无几，但怀化市发展起步较快而略胜一筹；湘西州积蓄力量缩小差距，其2018年的共同富裕水平仅比怀化市低0.006，并且继续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宜居宜业宜游，切实提高居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最终在2021年倍增实现赶超。
图4 2007—2021年湘西地区共同富裕水平时序演化

Fig. 4 Time series evolu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in Western Hunan Area from 2007 to 2021

湘西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差异较大（图5），高水平区域锁定在吉首市和鹤城区；武陵源区和永定区保持优势，主要依托经济和行政中心的优越性吸引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强化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加快城乡融合进程，使共同富裕水平稳步提升；保靖县、古丈县、中方县、会同县和通道县则一直位于相对较低的共同富裕水平，应聚焦优势产业链转型升级，推进旅游经济提质增效，满足居民需求，解决突出问题以共创美好生活。此外，共同富裕属于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的区县数量趋于稳定，而属于低水平和较低水平的区县数量有所增加，且占比达到半数，表明区县间共同富裕水平易产生极化倾向。因此，地方政府必须明确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加强宏观管控和基层治理维护人民群众共同利益，协调物质保障和精神文明纾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难题。
图5 2007年、2014年和2021年湘西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空间特征

Fig. 5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in Western Hunan Area in 2007, 2014 and 2021

3.2 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分析

3.2.1 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Stata 16.0测算2007—2021年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全局莫兰指数（表4），检验其在空间上的自相关性。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莫兰指数均为正值，且绝大部分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性，说明二者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
表4 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Table 4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est for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年份 莫兰值
 年份 莫兰值
旅游资源开发 共同富裕 旅游资源开发 共同富裕
2007
 0.056** 0.251** 2015 0.031** 0.219**
2008
 0.049** 0.227** 2016 0.034*** 0.208**
2009 0.087*** 0.265*** 2017 0.063*** 0.163*
2010 0.098*** 0.340*** 2018 0.051*** 0.137
2011 0.081*** 0.303*** 2019 0.056*** 0.167*
2012 0.078*** 0.232** 2020 0.029** 0.109
2013 0.041** 0.234** 2021 0.009 0.052
2014 0.025** 0.287***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0.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3.2.2 模型识别

在选择空间计量模型的具体形式时，需先进行LM检验、LR检验、Wald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表5）。检验结果均表明空间杜宾模型比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更合适。Hausman统计量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固定效应模型更优。因此，本文选用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表5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Table 5 Spatial regression model test

统计量 数值 P值 统计量 数值 P值
LM_Spatial lag 11.617 0.001 Wald_Spatial lag 17.39 0.004
Robust LM_Spatial lag 29.463 0.000 LR_Spatial lag 17.06 0.004
LM_Spatial error 8.674 0.003 Wald_Spatial error 19.10 0.002
Robust LM_Spatial error 26.521 0.000 LR_Spatial error 17.65 0.002
Hausman 32.89 0.000

3.2.3 空间基准回归分析

利用Stata 16.0估计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表6），结果显示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036，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空间滞后项系数为0.044，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旅游资源开发的创新完善能够提升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究其原因，一方面，旅游资源开发促进旅游经济增长，联动产业发展提高就业吸纳能力，并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文化服务，为实现共同富裕加强保障物质基础与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旅游资源开发有利于激发集体意识和自主能力，同时促进生产要素集聚与扩散，利用区域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并扩大示范效应，从而提升邻近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
表6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6 Estimation results of SDM

变量 系数 变量 系数
tour
 0.036*** W×tour 0.044*
(0.009) (0.025)
gdp 0.142*** W×gdp 0.077**
(0.019) (0.039)
str 0.001** W×str 0.002*
(0.001) (0.001)
fin
 0.002 W×fin -0.008
(0.003) (0.008)
inf -0.001 W×inf 0.021*
(0.005) (0.011)
Log-L 673.042 地区效应 yes
R2 0.323 时间效应 yes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yes表示控制相关效应。下同。

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系数和空间滞后项系数分别为0.142和0.077，在1%和5%水平下显著，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区和邻近地区共同富裕，尤其面对这一循序渐进过程，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愈趋同步是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系数和空间滞后项系数分别为0.001和0.002，在5%和10%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契合深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进一步加快产业现代化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使得共同富裕水平逐步提升。金融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系数和空间滞后系数均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当前湘西地区金融供给数量有所增加，但结构上存在严重失衡，难以与乡村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形成良性对接，导致金融服务的效率与水平较低，未能对共同富裕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需要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瞄准城乡发展需求提供金融支持，进而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信息化水平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001，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由于当前信息化基础设施缺乏管理和信息技术消费有待完善，导致数字红利的普惠效应难以实现。此外，其空间滞后系数为0.021，在10%水平下显著，表明邻近地区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推进本地区共同富裕，重要原因可能是有效促进了要素资源流动，并且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和数字化治理，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良好民生基础。

3.2.4 空间效应分解

为进一步解析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空间效应，利用偏微分求解将总效应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表7）。结果显示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总效应为0.088，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即旅游资源开发水平每提高1%，共同富裕水平能够提升0.088%。其中，直接效应为0.038，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助推共同富裕；间接效应为0.051，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周边区县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本地区加快实现共同富裕，区县间的旅游资源保护利用与创新发展存在协同效益。值得注意的是，旅游资源开发水平提升带来的间接效应甚至超过了本地区的直接效应，可能是因为伴随旅游流的要素流动加强，为促进旅游资源开发并辐射带动周边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加快形成区域间旅游发展的“同频共振”，同时说明区县间合作共享的旅游资源开发绩效大于孤军作战的效益，协同开发与良性互动有助于更加全面高效地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未来应当继续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充分发挥旅游业综合带动性优势，并树立全局观念、运用系统思维、健全合作机制，协同提高各地区旅游资源创新开发水平，扩大旅游资源开发循序渐进推动共同富裕的效用。
表7 空间杜宾模型的空间效应分解

Table 7 Decomposed spatial effects of SDM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tour 0.038*** 0.051* 0.088***
(0.010) (0.026) (0.031)
gdp 0.142*** 0.090** 0.232***
(0.018) (0.041) (0.046)
str 0.002*** 0.003* 0.004***
(0.001) (0.001) (0.001)
fin
 0.002 -0.008 -0.006
(0.003) (0.009) (0.009)
inf 0.001 0.023* 0.023*
(0.005) (0.012) (0.014)

3.2.5 异质性分析

（1）维度异质性分析
为深入探析旅游资源开发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进行回归分析（表8）。结果显示旅游规模和旅游质量均能够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且旅游质量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大于旅游规模。旅游规模扩张极大激发旅游市场消费潜力，且丰富的旅游供给发挥规模效应，塑造综合功能提升区域竞争力，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并均衡利益分配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旅游质量提升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以绿色可持续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并充分利用特色文化凸显精神风貌，不断优化旅游服务增强吸引力，以及加快构建长效机制保障共建共享，从而使得旅游资源开发效益惠及全体居民，旅游发展朝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迈进。旅游质量的影响程度大于旅游规模，可能是因为多元化需求转变致使旅游资源开发着重创新发展，整合并拓展资源价值，持续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而居民在质量改革过程中获得更高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效益，更加有利于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向往得以分阶段逐步有序地实现。
表8 分维度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8 Estimation results of sub-dimensional SDM

变量 旅游规模 旅游质量
sca 0.031***
(0.011)
qua 0.060*
(0.034)
控制变量 yes yes
W×控制变量 yes yes
Log-L 670.639 671.440
R2 0.310 0.311
地区效应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2）区域异质性分析
为研判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将湘西地区按照市域划分为张家界市、怀化市和湘西州，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别进行实证检验（表9）。结果显示湘西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能够提升共同富裕水平，但不同市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其中，张家界市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总效应影响系数为0.638，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怀化市和湘西州的总影响系数分别为0.055和0.046，但仅前者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张家界市占据旅游核心地位，旅游资源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旅游品牌塑造与管理增强发展优势，同时旅游富民实践产生正向反馈促使当地居民更加积极参与到旅游发展中，也驱动各主体协调利益分配促进可持续发展，进而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怀化市和湘西州的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相对较低，亟待在依赖自身资源禀赋的基础上注入特色文化内涵、融合绿色创新理念，因而未能对共同富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从空间溢出效果来看，张家界市旅游资源开发能够有效突破空间限制，通过资源联动、信息共享与协调发展等提升邻近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而怀化市和湘西州的旅游资源开发并未发挥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是旅游资源开发有待统筹协调与创新赋能，以实现资源价值有效提升并共享发展红利。未来应促进旅游资源开发水平高的地区充分发挥溢出效应，带动邻近地区产业升级发展区域经济，并依托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政策鼓励，有效打破地域限制和信息壁垒，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整合资源提高发展效率，最终创造各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稳步提升的互利共赢良好局面。
表9 分区域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9 Estimation results of sub-regional SDM

变量 张家界市 怀化市 湘西州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tour 0.247*** 0.390** 0.638*** 0.022** 0.033 0.055** 0.036* 0.010 0.046
(0.063) (0.168) (0.213) (0.010) (0.026) (0.030) (0.022) (0.037) (0.05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W×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Log-L 119.238 371.019 250.143
R2 0.134 0.131 0.148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3.3 旅游资源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优化模式

山区旅游资源开发兼具提升资源价值、促进乡村振兴和助推共同富裕等重要意义。结合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探讨旅游资源开发优化模式。
（1）旅游资源开发方向：可持续利用
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具有积极影响，因此需把握新时代旅游资源价值，进一步释放共同富裕效应。山区生态旅游资源尤为丰富，但其脆弱性促使开发利用时必须秉持保护优先原则，强化责任防范意识，避免与生态系统互动过程产生不可逆影响。同时，山区旅游业绿色发展需摒弃用生态环境置换经济增长的短视行为，取而代之通过当地居民高度参与、地方政府正向引导和旅游企业科学规划等方式，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有机统一，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格局。因此，旅游资源开发必须坚持可持续利用的优化方向，拓展实现旅游资源价值，以永续发展奠定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
（2）旅游资源开发方式：质量升级
旅游资源开发的规模和质量维度均能有效推进，但相较于旅游规模，旅游质量的共同富裕效应更显著。山区旅游资源同类竞争激烈，因而制胜关键是提升旅游资源开发的整体质量。一方面，通过挖掘旅游目的地地格，积极呈现地方生产生活方式，以文化滋养、情感连结、独特体验等构建旅游资源价值的主客共享模式；另一方面，通过融合现代数字技术，创新旅游资源开发，提升旅游产品质量，并且辅以用心的旅游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现代化发展源于旅游消费需求转变与观念革新，而提供优质高效的旅游产品与服务才能赢得市场青睐，故旅游资源开发必须构建质量升级的优化方式，加快促进共同富裕。
（3）旅游资源开发方法：区域整合
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各区域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旅游资源开发要进行合理空间布局，协调配置旅游要素，加强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的配合与协作。首先，应从整体出发，利用区域旅游资源优势互补，开发营销特色旅游线路，增强旅游目的地形象。其次，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和资金倾斜扶持中小微旅游企业，引导其加强区域互动，并且统一标准、严格监管，营造和谐有序旅游市场环境，提高旅游资源开发效益及对共同富裕的溢出效应。最后，要保障居民话语权，构建利益分配的长效均衡机制，维护区域之间的共享合作与共生发展。简言之，旅游资源开发要渗透区域整合的优化方法，夯实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爱社会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厘清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理，分析湘西地区2007—2021年旅游资源开发和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特征，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共同富裕效应，并探究其优化模式，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做出旅游地理方面的解释与贡献。研究结论如下：
（1）湘西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呈现平缓增长趋势，但整体水平略低，其中2018年增长率最大，2020年大幅下降，并且张家界市着力塑造旅游品牌使旅游资源开发水平遥遥领先；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具有明显空间分异特征，永定区和凤凰县分别处于高水平和较高水平，而泸溪县始终为低水平，辐射带动有较大发展空间。
（2）湘西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由2007年的0.118提高至2021年的0.351，呈现稳定上升态势，且与湘西州相比，前期怀化市发展起步较快而略胜一筹，但最后被其赶超；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差异较大，高水平区域锁定在吉首市和鹤城区，武陵源区和永定区保持优势，而保靖县、古丈县、中方县、会同县和通道县一直位于相对较低水平。
（3）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分析，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均具有促进作用；分维度来看，旅游规模和旅游质量均可以有效赋能共同富裕，且旅游质量对共同富裕的正向效应要优于旅游规模；不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差异显著，其中张家界市旅游资源开发的共同富裕效应最大，怀化市和湘西州次之。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提出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利用、质量升级和区域整合模式。

4.2 讨论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围绕旅游资源开发展开探讨具有重要意义。理论意义方面，丰富了旅游资源开发影响共同富裕的理论框架，构建了基于规模和质量维度的旅游资源开发评价指标体系，并从空间视角拓展了山区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联系。实践意义方面，主要聚焦于旅游富民问题，一方面促进了山区创新完善旅游资源开发，拓展提升旅游资源价值，持续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有效促使山区更加重视利益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满足居民需求加快实现共同富裕，为同类欠发达旅游地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科学借鉴。充分发挥旅游资源开发的共同富裕效应，意味着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创造美好生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依据旅游资源开发及其规模和质量维度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应深化文旅融合适配市场需求，利用数字赋能盘活利用旅游资源，创新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并配合积极宣传推介，促进质与量的协同提升，同时以利益共享促进居民参与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不断提高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2）根据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水平提升的正向溢出效应，应加强区县间的交流合作，构建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互动平台，促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跨区域协作，深刻把握共同富裕的统一目标，加强构建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机制。（3）由于旅游资源开发的共同富裕效应具有显著区域异质性，应结合自身资源特色和发展优势，因地制宜地建立旅游品牌，打造优质旅游核心IP，围绕其进行资源开发与产业链延伸以提升价值，并借助地方政府的帮扶协调旅游发展，促使各地区共同富裕的全面有序推进。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囿于区县域尺度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旅游资源开发和共同富裕的测度指标选取存在不足，后续可以从更加多元全面的视角科学构建指标体系，印证结论的稳健性。同时，共同富裕是一个复杂的渐进过程，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有待进一步阐释，未来应考虑旅游地生命周期，厘清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影响，剖析背后的利益机制，尤其是关注农村居民，从微观视角深入探析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有效促进乡村振兴和社会公平，进而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此外，未来研究还可以考虑探讨不同类型旅游资源开发重点，对比分析其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与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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