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基于实践理论视角的分析框架

陈曦; 梁松斌

doi:10.31497/zrzyxb.20240406

自然资源学报 >

2024 , Vol. 39 >Issue 4: 842 - 857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0406

其他研究论文

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基于实践理论视角的分析框架

陈曦 ^,¹ ,
梁松斌 ²

展开

1.琼台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海口 571127
2.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口 570228

陈曦（1983- ），女，四川自贡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生态系统服务、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E-mail: 13130937@qq.com

收稿日期: 2023-08-28

修回日期: 2024-01-05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4-11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GL152)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HNSK(ZX)-20-20)

收起

Stakeholder defini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a practica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CHEN Xi ^,¹ ,
LIANG Song-bin ²

Expand

1. Academy of fine arts, Qiongtai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27,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8-28

Revised date: 2024-01-05

Online published: 2024-04-11

Fold

摘要

生态系统服务尺度与人类治理尺度错配是造成生态系统服务退化的原因之一，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是认识与解决该问题的首要环节。基于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提出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分析框架与身份变动机制，并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与发展提供来自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实践尝试和研究思路。研究认为：利益相关者是生态系统服务反馈机制中重要社会属性变量，且存在于层次性空间结构中，呈现出竞争性动态平衡和差异性权重位次等特殊属性，是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目标达成的惠益对象。利益相关者理论演化与类型划分标准为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带来助益，但存在适配性差异。引入布迪厄实践理论，这一体现综合性、关系性、模糊性、生成性和再生产性的独特研究视角，能够为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提供由场域、惯习、资本等核心概念构成的分析框架，并为阐释其身份变动机制提供思路；同时，为回应利益相关者理论融合规范主义“价值”与实证主义“事实”的发展定位和趋势，拓展其理论解释边界带来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实践尝试。围绕该分析框架，就制度设计，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场域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探索建立从利益相关者界定出发到规制生态系统服务尺度与人类治理尺度错配的制度体系。

关键词： 生态系统服务; 利益相关者; 实践理论

本文引用格式

陈曦 , 梁松斌 . 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基于实践理论视角的分析框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 39(4) : 842 -857 . DOI: 10.31497/zrzyxb.20240406

Abstract

The mismatch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 scale and human governance scale is one of the causes of ecosystem service degradation. Defining ecosystem service stakeholders is the first step to understand and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study introduces Bourdieu's practical theory perspective,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definition and identity change mechanism of ecosystem service stakeholders, and provides practical attempts and research ideas from the field of ecosystem services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akeholder theor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stakeholders are important social attribute variables in the ecosystem service feedback mechanism, and exist in the hierarchical spatial structure, showing special attributes such as competitive dynamic balance and differential weight rank, and are benefit objects for achieving the goals of ecosystem service management. The evolution of stakeholder theory and th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stakeholder types are helpful for the discussion of stakeholder defini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bu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adapt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Bourdieu's practice theory, which embodies the uniqu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comprehensiveness, relationship, fuzziness, generation and reproduction, can provid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posed of core concepts such as field, habitus and capital for the defini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 stakeholders. It also provides a way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identity change. At the same time, in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tre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regularist "value" and positivist "fact" of stakeholder theory, it expands its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boundary and brings practical attempts in the field of ecosystem services. Based on this analysis framework, the paper proposes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design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fields,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stitutional system that starts from stakeholder definition to regulating the mismatch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 scale and human governance scale.

Key words： ecosystem services; stakeholders; practical theory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形成并维持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1]，是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惠益^[2]。随着全球人口快速增长，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之间矛盾突显^[3,4]。供需矛盾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23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系统，作为2030年拟实现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5]。因此，进一步剖析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原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由于供需之间矛盾导致生态系统退化^[6]，进而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性，这一现象受到科学知识有限性^[7]、制度设计缺陷^[8]、治理政策冲突^[9]等人为因素影响。从人的主观意识、行动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审视这些因素，生态系统服务尺度与人类治理尺度的错配是其深层原因之一。生态系统服务尺度是指评估和描述生态系统提供服务与价值的空间、时间范围^[10]。治理尺度是指对问题与事务采取行动的范围和层次^[11]，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及文化空间结构中利益相关者建构治理秩序的复杂社会活动。此二者错配通常导致享有资源配置与受到治理决策制约的利益相关者不匹配。

可见，利益相关者既是这一动态博弈过程的参与者和受益（损）者，也是治理秩序的缔造者与遵循者。界定利益相关者，并探究其实践活动模式，是认识与解决尺度错配问题的首要环节。利益相关者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其理论影响力由管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延伸至自然科学^[12]。早期研究主要针对企业组织，根据其属性，分别从关系性、社会性、动态性等视角提出界定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框架^[13,14]。虽然这些研究成果为拓展该理论适用范围奠定了基础，但是面对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生态系统服务领域，又存在界定方法不适用等问题。因此，需要引入一种全新研究视角。

本文以来自社会学领域的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为研究视角，针对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的独特性，提出融合综合性、关系性、模糊性、生成性和再生产性的研究框架。重点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特殊属性；二是审视已有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的适配性；三是探讨布迪厄实践理论在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实践中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四是基于实践理论建构适用于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框架，并探讨其身份变动机制。

本文将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提供来自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实践尝试，并基于实践理论提出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框架，以期实现利益相关者理论边界拓展，并为弥合该理论发展中面临的分歧提供新思路。首先，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的现实需求，审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的适配性；其次，试图通过布迪厄实践理论找到一种全新研究视角，提供围绕场域、惯习、资本等核心概念形成的分析框架；最后，在此分析框架下，从生成性、再生产性与超越理性三方面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身份变动机制。

1 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的现实需求与理论审视

1.1 现实需求：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的内在机理与管理应用

生态系统服务是连接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纽带，既依赖生态系统基本属性，又为人类社会创造福祉、提供惠益，但二者并不形成一一对应供需关系^[15]。生态系统格局、过程和功能反映自然属性，生态系统服务独立于人类存在。人类福祉则具有社会属性，反映人类需求与偏好，与生态系统服务相依存。同时，人类通过人为因素干预、影响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或协同，对生态系统格局、过程和功能产生反馈^[16]。因此，生态系统服务中的人，既是服务惠益对象，又是自然演化参与者，在建构式交互关系中探讨利益相关者这一社会属性变量具有重要意义。

1.1.1 内在机理：层次性的空间结构—竞争性的动态平衡—差异性的权重位次

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时空效应，受人类选择偏好与治理目标影响，为解决二者错配问题，利益相关者界定需着重关注所处空间结构、时间序列及社会角色差异。一方面，从时空效应视角看，利益相关者界定应在区际与区内、代际与代内体现对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维护。空间结构上应在大、中、小尺度区域间，研究利益相关者认知差异和需求侧重，多尺度探讨生态系统服务优先级，实现惠益最大化^[17]。时间序列上需关注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续时间场景，研究不同时期利益相关者需求及代际竞争关系，找到不同时间段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点，以此制定可持续发展治理策略^[18]。另一方面，从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视角看，这一反馈、响应环节中利益相关者具有“保护者与破坏者”“受益者与受害者”“补偿者与受偿者”“自利者与利他者”“参与者与旁观者”等多重角色。在生态系统服务中选择什么服务，是参与供给还是获得惠益，是否获得补偿或承担风险，均受到生成性选择偏好和制度规制下多重治理目标影响，其身份的权重位次具有显著差异。

因此，利益相关者存在于层次性空间结构中，呈现出竞争性动态平衡与差异性权重位次等特征。在完整的空间结构和连续的时间序列中界定利益相关者，在多情境与多目标下判断其角色定位，在不同空间尺度和时间区段上衡量其利益权重及变化，是实现生态系统服务治理可持续的前提。

1.1.2 管理应用：需要生态尺度与社会管理尺度相契合的制度设计

生态系统服务管理是对生态系统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采取适应性制度设计，以恢复或维持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并从效率与公平角度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19]，属于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在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动态反馈循环的生态系统服务管理中，许多问题是人类社会管理与被管理生态过程间尺度不匹配导致的。尺度是一个超越学科界限的概念，在生态学与地理学中通常指空间与时间，而在社会学中则增加组织与代理人维度。尺度错配可能分别源于自然生态或社会经济系统，或是来自二者耦合。尺度错配表现形式主要有：一是社会组织管理与生态系统空间尺度不匹配，二是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时间尺度不匹配，三是社会需求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尺度不匹配^[20]。

因此，研究尺度问题，需兼顾时空尺度与满足社会组织、代理人等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管理尺度。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尺度错配问题仍是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研究前沿，需要跨学科研究。管理目的是满足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21]，鉴于此，界定利益相关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环节。

1.2 理论审视：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于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助益与局限

来自管理学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为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提供了解题思路。利益相关者概念于1963年由斯坦福研究院正式提出^[14]。1984年，弗里曼（Freeman，R.Edward）从广义上将其定义为“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是组织实现目标过程中所影响的个体和群体”^[13]。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自然资源管理领域。2008年，里德（Reed）等将其视为生态环境管理中“民主的基石”^[12]。2018年，劳姆（Raum）将生态环境领域利益相关者定义为“任何对生态系统服务感兴趣或有影响力的组织、团体或个人”^[12]。国内外对利益相关者界定的研究，一方面关注普适性操作步骤，如从操作程序角度，提出系统利益相关者分析（Systematic Stakeholder Analysis，SSA）^[12]；另一方面，从特定维度界定利益相关者，例如从生态系统价值认知差异^[22]、利益诉求均衡差异^[23]、资源利用目标差异^[24]、参与程度^[25]划分利益相关者。

如上所述，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端于企业战略管理，延伸至生态系统服务领域。虽然在生态补偿、国家公园管理、土地利用、生态旅游等问题中被探讨与应用，但鲜有超越操作程序或特定维度，回溯该理论发展历史路径、态势演化及理论根基，进而针对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特质提出全面、整体性研究框架。因此，审视该理论与这一领域的适配性，是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的第一步。

1.2.1 助益：理论范式演化的推广效应与合理性依据

利益相关者理论经历了“利益相关者影响—参与—共同治理”三个标志性发展阶段^[26]。利益相关者由从属的管理对象，到参与式的管理主体，进而转变为平等的共同治理主体。将经过赋权演化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于生态系统服务领域，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供需判断、权衡与治理等研究实践确定人的主体性存在提供依据，例如：四种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中，支撑、调节服务通过生态系统过程提供公共产品，由人类共同享有，而供给、文化服务，直接引入人类劳动参与。因此，无论是对非竞争性与排他性产品的共同享用和治理，还是通过生产流通与交换在市场交易中实现价值的各经营性环节，均存在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理论以投资与风险、契约及产权理论为根基^[27]，为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提供了资本、契约与产权三个审视维度。一是通过资本内涵的扩展，扩大利益相关者范围；二是通过专用性资产投资，多边契约主体共享权利，且主体具有多样、平等与关联性；三是依托多元产权关系，多维度价值体系标准，根据资本投入和承担风险，获取相应酬劳和补偿作为权衡其权重位次的依据。因此，该理论视角为生态系统利益相关者存在提供了合理性支撑。但是，就资本类型细分与利益相关者身份识别的关联性，在时空尺度下，利益相关者的权重位次关系如何演变仍需深入探讨。

1.2.2 局限：身份类型划分标准与时空动态性需求

针对利益相关者身份识别，学者们从契约关系、风险承担、社会关系、资格条件^[13]等视角，就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多维度关系进行了拓展研究。其中，米切尔（Mitchell）提出利益相关者可能具有合法性、权力性或紧急性，将其细分为潜在、预期与确定型，特别提出随政治、经济、社会等条件变化，利益相关者在获得或失去某些属性后可完成形态上的转化^[14]。

因此，利益相关者概念受到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关注，划分标准体现出关系性、社会性、动态性等多维视角，被引入环境与资源管理^[28]、旅游规划与管理^[29]、国家公园治理^[30]等实践领域。利益相关者已从狭义的企业管理主体走向广义社会主体，成为连接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服务领域中不可或缺的行动主体^[12]。

虽然，上述类型划分标准启发了从社会结构与时间序列维度审视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思路，但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具有层次性空间结构、竞争性动态平衡和差异性权重位次等特殊性，直接套用现有分类界定标准存在实践上的不适用。生态系统服务兼具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界定利益相关者既需关注跨时空尺度具有的规范主义理由，又需协调利益相关者利益与生态系统服务治理目标达成间的关系性实践。例如，考量个体经济利益之外价值观的影响；关注组织内、外部结构性因素，以全面理解和解决潜在冲突与不平等；审视利益相关者间权利关系及动态变化，保障公正性和可持续性等问题。因此，需找到一种过程性、结构性、动态性的全新研究视角，既适用于生态系统服务领域，又为拓展该理论解释边界提供新思路。

2 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的实践理论视角

弗里曼曾指出“利益相关者”这一称谓将规范主义“价值”与实证主义“事实”联系在一起^[31]。因此，界定利益相关者需既包含方法和结果具有合理的伦理基础，又需保证方法和结果之间逻辑上吻合、理论上连贯及实证上可行^[32]。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分布在局地、区域、跨区域等多层次空间结构中，存在于当下、近期、远期等延绵的时间序列上。因此，界定利益相关者需做出跨时空尺度权衡的价值判断，还需兼顾伦理上合理，实践上可行。

来自社会学领域的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关注行动者实践空间、观念及工具，并通过场域、惯习和资本三个核心概念与相互间关系架构起对人类生产劳动、经济交换、政治文化生活及日常生活等实际活动的理解。这种综合性、关系性、模糊性、生成性和再生产性的独特研究视角，使实践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可回应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具有层次性空间结构、竞争性动态平衡和差异性权重位次等特殊性，并为如何界定提供一种可能的研究工具。

2.1 生成性结构主义理论：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的实践脉络

布迪厄实践理论旨在避免将社会学化约为只关注物质结构的客观主义物理学，或片面强调认知形式的建构主义现象学。社会物理学将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的结构，将各种结构看作自主实体，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而无视其间行动者各自看法及其建构作用，从而只能消极地认识实践。社会现象学则将社会作为人们决策、行动和认知中涌现的产物，强调行动者能动性及主观意识建构作用，而忽视社会结构对行动者实践的制约。

布迪厄指出，存在三种与实践知识相对的理论知识，分别是客观主义知识、现象学知识和实践理论知识^[33]。其中，实践理论不仅关注由客观主义形成知识构建的客观关系系统，还要考虑客观结构和主观性情倾向间的辩证关系。本质上看，实践理论消解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机械论和目的论、决定论和意志论、结构必然性和行动者能动性的二元对立，采用能够同时包容这两种途径的生成结构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将对立转变为分析方式中一系列环节：先构建客观结构—社会资源的分配状况，再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各种性情倾向^[34]。

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为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客观时空结构—主观价值判断—行为性情倾向的实践脉络，为分析利益相关者自身特性与社会结构制约间的动态辩证关联和相互建构关系带来了方法论革新。

2.2 外在性内在化和内在性外在化：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性视角

延续方法论上消解二元对立，布迪厄强调关系的首要地位。实践理论提供的理论图景是结构与行动者的关系，力求在二者之间寻求互通的中介，通过场域、惯习、资本等核心概念，探索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奥秘。

场域和惯习两个表达关系束的核心概念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场域是由附着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社会空间位置及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构成，具有独特价值观和逻辑。场域是客观关系的系统，而不是实体系统，由各种资本力量博弈形成关系构型。具备历史性的动态变化和调适能力，避免了传统结构主义决定论。另一方面，作为外在结构内在化的结果，惯习来自行动者自身内部，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是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生成性结构，它塑造、组织实践，生产着历史。惯习本身是一种人们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系统，形成既持久存在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其形式体现为感知、评估和行动的框架^[35]。场域和惯习两个概念都是关系性的，彼此建构并相互渗透，产生出一种本体论层面上的共谋^[36]，即外在性内在化和内在性外在化的双重过程。

这就从社会性空间与过程性时间维度为生态系统利益相关者界定架构起兼顾组织内、外部结构性因素作用与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倾向形塑间的关系性视角，以便全面理解各类场域的基本逻辑及其中利益相关者的惯习生成，并识别跨时空尺度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潜在冲突，以解决不公平等实践问题。

2.3 实践本身的逻辑：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的实践遵循

在实践中，布迪厄强调把握实践的特性，应该从对规则的过度关注转向对策略的重视，从建立模型的机械力学转向勾勒策略的辩证法^[33]。实践活动是“实践感”的产物，所遵循的既非结构的逻辑，也非意识的逻辑，而是实践本身的逻辑。换言之，实践过程具有非连贯性、非同时性，造就了实践逻辑的非严密性、模糊性等特征。因此，行动者在实践中生成的实践策略并非在意向性和自觉意识筹划下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深思熟虑行为。这是对意向论者和功利主义者双重化约的否定，同时扩大了利益的内涵与范围，使得真正的行动与经济利益及其他“利益”相吻合，并存在被这些“利益”激发的潜在可能。

鉴于此，对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而言，利益的内涵得到全新的解释。比如，利益不仅指单纯经济利益，或可算计的纯客观利益，而且存在于被潜在激发的动态过程中。布迪厄通过利益概念促成了两个目的达成，一是引起对影响行动者行为的各种非物质利益的关注，避免工具性与规范性行为的人为对立，二是在这种模糊的实践感之下，促成对人们行动策略背后逻辑的思考。

2.4 行动者的行为逻辑：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地位

实践理论旨在超越导致社会科学长期分裂的二元对立，探索能够消解二元对立的概念工具和方法论，解释行动者和实践之间存在的实践逻辑。该理论对场域、惯习、资本等核心概念的建构，从关系性视角调和了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强调实践者具有能动性，以具体的思想、行为和能力参与社会现象构建，而不是机械、决定论式的角色扮演者和规则执行者。同时，又受客观、既定、外在的超个体因素的社会结构制约^[37]。为此，布迪厄引入了“行动者”概念。这一概念，既不偏向社会现象学强调行动者决策、行动和认知的绝对能动性，也不肯定社会物理学推崇的客观结构而忽略作为主体的人。行动者是实践的载体，场域中惯习的拥有者、资本占有者、利益竞逐者，是社会化的有机体，被赋予一整套性情倾向^[38]。布迪厄认为，只有存在行动者，才有行动，有历史，有各种结构的维续或转换。

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布迪厄所指的行动者，二者具有相同属性。第一，社会实践中均具有主体性但不完全自主，受客观结构制约；第二，处在多边关系结构中，所处社会位置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不同场域之间不断博弈的影响；第三，具有多元利益关系，自身特有的惯习、资本使之采取不限于获取经济利益的行动策略。

因此，布迪厄对行动者在自身惯习潜在引导下，运用所占有资本在场域中开展实践活动的分析，为认知与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思路。在研究利益相关者追求利益行为时，需审视场域与惯习的建构关系如何受到其间资本形式、数量、结构的规约。利益相关者如何秉持不同的资本形成多元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如何在非意识化下促发实践策略，仍需进一步研究。

3 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的几个关键性维度

综上所述，界定利益相关者要遵循客观时空结构—主观价值判断—行为性情倾向的实践脉络，以关系性视角对场域内、外部结构性因素与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倾向形塑关系进行分析，在实践逻辑观照下，利益相关者对利益的追求不仅始于理性设计，而且在实践中不断激发生成，行动者角色地位则赋予利益相关者复杂的主体特征。总之，生态系统利益相关者应当被看成是复杂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不同场域）制约下，具有个体性与差异性特征，根据自身禀赋与性情倾向，从当前历史定位出发，在不断调整的实践策略下，在利益追逐过程中，生成新诉求，从而在社会结构中采取建构性积极行动，达到自身期望的行动主体。

据此，本文提出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的三个关键维度：社会空间的关系与位置，实践策略的观念与方式，以及活动竞争的目标与筹码。建构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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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践理论视角下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框架

Fig. 1 A framework for defining ecosystem service stakehol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theory

3.1 社会空间的关系与位置：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场域与利益相关者关系构型

判断哪些社会空间存在利益相关者是利益相关者界定面临的首要问题。由于利益、资本概念内涵的扩展，突破了经济与非经济性简单划分，利益相关者基于惯习与资本，在社会空间中占有自己的客观位置，形成客观性网络或关系构型，并遵循各自的逻辑进行实践。

根据不同的实践逻辑，生态系统服务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场域。其中，政治场域从责权层级看，存在中央、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如国家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林业和草原局，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生态环境厅等，以及国家公园管理局等专属管理机构，这些职能部门基于权力资本制定生态资源保护与利用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依法依规履行资源保护与利用、监督管理等职责。经济场域从生产内容、责任主体的差异看，包括提供生态产品与服务的绿色发展型企业和不以此为生产对象的企业，这些企业基于经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导向进行生产、经营。社会场域从所属地理区位看，有当地、周边及远程社区，这些社会生活共同体基于共同意识和利益等社会资本成为生态系统服务的参与并受益者、参与并受损者、不参与并受益者、不参与并受损者。文化场域依据不同的选择偏好、性情倾向，划分为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社会公众等，这些具有专门素养群体基于不同文化资本体现出多元价值追求，如倡导保护生态系统、研究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欣赏生态之美、获得生态知识等。

3.2 实践策略的观念与方式：时间序列—社会结构与利益相关者倾向形塑

上述社会空间中利益相关者的个体能动性与社会结构如何联系、调和是认知利益相关者的第二个问题。布迪厄强调策略的重要性。实践策略就是惯习，人类的行动既非对外部刺激的机械反应，也非意识明确引导下的过程，既是一种前提预设、趋势与偏好、可持续的倾向性系统，又是演进与动态的。因此，惯习不仅是过去、现在与未来间的联系，也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社会结构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

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在不同场域采取各自持续性与开放性的实践策略。政治场域中，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价值取向是发展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包括与生态系统服务相协调，站在整个国家利益角度实现全局性的公共利益最大化；而地方政府受到分税制以来发展本地区经济和增加本级政府财政收入激励，作为独立经济实体更倾向于追求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公共利益最大化，这就造成各级行政管理部门是维护整体还是局地利益的策略选择差异。

经济场域中，获得开展生态旅游服务、生态产品生产等特许经营权的企业，一方面与生态资源具有依存关系，以此获得持续性市场盈利，另一方面又存在过度使用生态资源获取经济利益的倾向与偏好；而不以提供生态产品与服务为生产对象的企业，忽视企业经济活动也嵌入在社会结构中，往往片面追求经营利润最大化，其外部性可能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

社会场域中，呈现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地域分异”特征，利益相关者的发展权与生态资源配置存在矛盾^[39]。参与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当地社区，既可能从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又或是以损失局地经济利益换取生态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以致社区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与保护管理目标发生冲突；周边社区从区位角度看往往是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区域的延续和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可以分享供给服务区域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又可能因其城乡建设用地扩张和生态资源需求增长，对区域生态系统造成直接影响^[40]；远程社区在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保育方面付出成本较低，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享受其他地区因实施保育政策所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收益。

文化场域中，科研机构主要对生态系统服务结构、过程与功能开展研究，从而在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间建立认知联系；非政府组织秉承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性或共益性、自治性、志愿性五个基本文化属性参与公共治理，提供政府与企业难以供给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推动生态保护意识普及、教育和宣传，促进公众参与活动，提供研究资助、法律援助，开展国际交流等；志愿者以奉献、互助、友爱、进步为价值观念，自愿参与生态系统服务，助力社会公益；而广大社会公众对生态系统服务认知观念具有多元性，依据自身知识、技能、教养及趣味等，形成感知体验、价值观念并进行实践。

3.3 活动竞争的目标与筹码：资本类型—体量—构成与利益相关者行为原动力

利益相关者在各自社会空间位置中采用不同的实践策略，依凭何种原动力是界定利益相关者的第三个问题。布迪厄将这种社会实践工具定义为资本，资本的体量与构成是社会空间包含的两个关键维度，具有同样资本体量与构成的个体占有相似社会空间。换言之，资本类型与构成和场域具有同源性。布迪厄将资本从狭隘的经济交易模式中解放出来，赋予更广泛的文化交换与价值衡量范畴，提出经济资本（财富、产权）、社会资本（关系、信任）、文化资本（文凭、知识）和象征资本（荣誉、声望）。这些类型的资本被视为经济资本“变容”形式，虽用经济学隐喻揭示复杂的人际网络与圈层关系，但又不能化约为经济资本，而是具有各自的利益逻辑。

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在各自场域以异质性身份秉持不同质或量的资本参与活动竞争。资本分配结构及其所限定的利益形式和性情倾向决定了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与立场。政治场域中，中央政府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具有“公共人”特征，从国家整体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审视地区间生态系统服务并不存在溢出效应，政府凭借政治权力资本规制生态系统服务外部性，而地方政府代理区域公共利益，具有“经济人”理性选择特征，地区之间生态系统服务外部性即表现为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财富转移，需要通过生态补偿等经济制度才能均衡成本与收益，保障公共产品供给。

经济场域中，参与提供或受益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企业，均是秉承工具性和交换性、以产权形式被制度化的经济资本，谋求利益最大化。差别在于前者以参与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盈利，后者作为直接受益者可能会对前者产生挤兑效应。

社会场域中，参与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当地社区凭借稳定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相互交往、彼此熟识关系网络积累的社会资本，形成既重视经济利益又兼顾社会利益的共同体，共同参与生态系统服务并从中获益，或是为保障生态系统服务付出局地成本并承担经济损失；周边与远程社区在遵循经济资本逻辑的制度规制下，通过生态补偿等重新配置发展权与生态资源的经济手段，以生态效益的货币表现形式调节利益相关者之间均衡发展以实现生态公平。

文化场域中，科研机构开展科学研究，因掌握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并通过授予文凭和资格等社会公认的方式，具备制度形态的文化资本；非政府组织与志愿者是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物，是处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社会自组织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个体以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形成推动生态系统服务公益事业的认知倾向与行事方式；广大社会公众凭借个人的成长经历、文化素养、地域差别、职业特质、社会心态和身份认同等方面共塑的文化资本，根据社会关系对象、场域情境、制度脉络等实现个体多元化、异质性生态系统服务角色定位、性情倾向与诉求。

4 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变动机制

从上述几个关键性考量维度看，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不论是存在身份差异的个体，还是受所处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影响、在社会空间分异结构关系中具有行为嵌入性的群体，又或是制度路径依赖造成行为惯性的世代，其利益选择偏好与行为倾向均具有动态过程中的多重均衡。因此，在空间结构、时间序列影响下，利益相关者存在的场域、具有的惯习、持有的资本并非一成不变，界定利益相关者还需要认知其变动机制。从场域、惯习与资本三者间具有的关系性、生成性看，存在场域与惯习的适配与迟滞、多元资本的横向与纵向转化，以及在超越理性层次上对利益最大化与最优策略选择等因素，促成利益相关者身份变动（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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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变动机制

Fig. 2 Identity change mechanism of ecosystem service stakeholders

4.1 生成性：场域与惯习的适配与迟滞

本质上说，场域与惯习之间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简单关系，而是以“实践”为中介的“生成”与“建构”动态关系。这种动态关系具体表现在：第一，场域与惯习的双向形塑。布迪厄认为惯习是行动者在场域中形成的对客观位置的主观调适，既是“结构化了的结构”，指惯习源于行动者早期社会化经历，是结构的产物，为行动设置了结构性限制，又是“促结构化的结构”，指惯习作为一种结构化机制，为行动者实践生成提供原则。第二，从时间维度审视，场域与惯习存在时间上的承继、代际间的依存和再生性、创造性。场域存在一种完型结构与建构中结构之间的关系。惯习是历史的产物，确保既往经验的有效在场。这些性情倾向既在实践中获得，又持续地发挥实践作用，既不断被结构形塑，又持续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中。第三，从空间维度审视，场域是社会空间而不是实体空间，人们生活在场域中，就是生活在关系中，只有从关系角度才能把握行动者在场域结构中的准确位置，也才能理解其在场域中的各种行动、策略和惯习。

那么，在这种生成与建构的动态关系中，场域结构与场域中利益相关者的惯习可能是适配的，也可能是错配的，即出现场域与惯习之间关系断裂——“迟滞”。布迪厄认为，惯习的迟滞本身就内在于惯习再生产的社会结构之中，任何场域的变迁既是契机，又是利益相关者去认识、把握和占据这些新场域位置具有的态度与实践能力的展现，还可能是错过契机的迟滞^[35]。而这种倾向性取决于利益相关者对场域之间关系强弱是否保持误判，在历史性场域，错位与延时问题对于变革和迟滞都是根本的决定要素。

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在面对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场域变迁，持续性惯习和新场域结构之间的协调性发生断裂，从而重新走向适配或迟滞，并带来角色变迁等诸多可能。例如，面对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场域结构与性质发生改变，生活其间、世代依靠利用自然资源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社区，既可能从资源利用的获益者转变为资源保护的受损者，又可能形成新惯习从资源保护中再次成为获益者；在森工转产过程中，以森林砍伐为主业的森工企业职员，可能因产业结构调整丧失工作机会，又或是因职业培训形成新惯习在特许经营中重新获得工作职位；在生态文明体制建设导向下，政府、企业、社区或社会公众均面临生态价值观转变，既可能从理性“经济人”转变为“生态人”，又或许继续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并获取“搭便车”之利。

4.2 再生产性：多元资本横向与纵向转化

作为场域与惯习间的中介，资本具有产生利润、复制自身和实现代际转换的潜在能力，是驱使场域在时间中发展与变迁的能量。一方面，资本的形成无法脱离利益相关者而单独存在，经由一种反复灌输的过程，通过时间积累而获得，从而预设了某种具身性、持续性和系统性。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只有进行资本交换、传递，实现资本再生产才能让占有的资本充分发挥价值和效用。

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在不同场域拥有不同的资本形式，并在代际、代内、区际、区内完成资本空间结构横向上与时间序列纵向上的转化，以此促进资本再生产和社会角色转变。如民族社区原住民世代秉承、积淀生态保护价值理念与生态智慧等地方性知识。这一“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在参与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过程中可以横向转化为经济资本，从而完成原住民向生产经营者的角色转化，纵向上可以在代际传承中形成象征资本，实现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承诺与信用的积累，从而形塑出崇尚、敬畏自然的族群形象。又如区际地方政府之间获得生态系统服务收益地区，通过实施生态补偿、生态税收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将经济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与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地区共同承担成本，建立协作、共享的跨区域社会网络关系，从单纯获益者转变为共同治理者。

4.3 超越理性：利益最大化与最优策略选择

布迪厄对利益最基本的预设前提是并不存在无功利活动。因而，借用利益、策略等具有经济学隐喻的术语对社会实践进行理论性建构。但是，对社会实践的理解，又不局限于理性选择，而是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场域框架中各类资本的全面把握，以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续时间尺度中惯习、利益、策略的整体审视。换言之，布迪厄将利益置于清晰可辨的算计之上，认为任何个体的“理性”行动，都预设了具体社会时空对不同资本的占有，狭隘的经济策略只是最优策略中的一种。这种利益的前建构，是对利益在历史性流变中社会起源的回溯，也是利益最大化实践原则界定与机制性归因中对经济学逻辑的超越^[34]。

基于上述，对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考量标准与最优策略选择的审视，需嵌入到代内与代际的时间序列，区内与区际的空间结构中，做出历史性、整体性、超越理性的判断。例如，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具有“中华水塔”之称的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江源，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且最为复杂的热带雨林，东北虎豹、大熊猫等珍稀物种栖息地等生态区域，被划定为国家公园。从国土安全层面看，这些区域整体性保护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促成全民利益最大化。而反观这些区域自身发展，随着水源涵养、调蓄洪水、防风固沙、生物栖息等生态空间划定，地方政府将面临高速发展战略向突出注重绿色绩效考核的根本性转变，是超越单纯经济逻辑发展观的变革；属地企业将更多承担保护生态的社会责任，避免因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造成不可逆的环境危机；当地社区将面临采伐打猎、烧山开荒等原始生产劳作方式革新，向有利于后世子孙的可持续利用生产方式转变；教育机构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调整专业设置，如增设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等顺应职业需求的专业。这些当下与长远利益、局地与整体利益、经济与多元利益间的博弈，最终指向实现生态系统利益最大化，成为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场域利益考量和策略选择标准，正如布迪厄所言，实践形塑了一种经济，但这种内在理性的遵循，又不是狭隘的经济学理性，对于这种实践经济的界定需要诉诸更大范围与目的^[34]。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特殊属性，审视与已有利益相关者理论适配性基础上，基于实践理论视角，构建了适用于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框架，从而拓展了利益相关者理论边界，并为弥合该理论发展中面临的分歧提供了新思路。为回应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具有层次性空间结构、竞争性动态平衡和差异性权重位次等特殊性，就如何界定利益相关者，首先，引入了布迪厄实践理论这一研究工具；其次，围绕场域、惯习和资本三个核心概念，提出了界定的几个关键维度；最后，结合实践理论具有的生成性、再生产性与超越理性等理论禀性，阐释了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身份变动机制。

就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传统与发展需求而言，本文为扩展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解释边界提供了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探索。通过引入实践理论，丰富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于身份类型划分的方法，拓展了该理论的适用范围。本文框架可以包容通过经验事实说明、解释利益相关者与场域关系的实证主义；认知特定场域中利益相关者秉承何种惯习及资本、采用何种行为策略与组织目标达成之间关系的工具主义；以及诠释遵循不同道德、秩序规范等价值观念的利益相关者，在伦理上存在合理性的规范主义，并为应用于多学科领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走向建立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规范^[29]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就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问题，引入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建构起时空性分析框架，以综合性、关系性、模糊性、生成性和再生产性的独特研究视角，从所处社会空间、形成实践策略、采用活动工具三个维度界定利益相关者，并从场域与惯习的适配与迟滞、多元资本横向与纵向转化、超越理性的利益最大化与最优策略选择三方面呈现了利益相关者身份生成和转化机制。较之已有利益相关者理论中设定性、即时性的利益相关者类型界定，提供了适用于生态系统服务领域，体现过程性、模糊性、实践感的方法与工具。

就支撑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的制度设计而言，该框架可以促进不同学术背景和专业领域的学者进一步开展研究。一是在政治场域，需展开多层次制度设计，协调不同空间层次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与多尺度生态系统服务优先级间的关系。例如，通过重构和划分中央与地方责权关系的制度设计，平衡局地与全局利益，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性。二是在经济场域，亟待建立超越理性的综合性价值评估体系，平衡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减少负外部效应，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如通过一组程序化的制度设计，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融入道德秩序、文化认同等公共价值观，实现生态系统综合利益最大化。三是在社会场域，需跨时空维度提出利益相关者多重身份界定机制，进而探索跨区域、代际间补偿路径。例如，通过区际与代际间对话与合作维护生态伦理等制度设计，调和地区当代发展权与生态资源在全局、连续世代配置上存在的矛盾。四是在文化场域，需将生态教育融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实现场域与惯习双向形塑，形成多元文化资本。如面对更为广泛的利益相关者，通过传统生态智慧保护与传承、融入现代教育理念的全周期环境教育等制度设计，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深层实践逻辑的生成等。此外，在区内、区际、代内、代际利益相关者之间，将长期存在如何公平享有生态系统服务惠益、公平承受生态系统服务退化后果、公平承担生态系统服务维护责任、公平支付生态系统服务治理成本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时、因地提出解决方案，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思路仍需开展持续性研究。

就学科融合研究而言，本文是将社会学理论运用于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研究的尝试与探索。这种尝试，在带来创新性的同时，又将引发一系列来自于学科交融面临的问题。例如，需要深入考察布迪厄实践理论核心概念与研究框架，在社会学理论图谱中的地位与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系统服务协同治理实践的关系。如何批判性吸收、融解该理论，并根据中国社会组织传统与现实特征，落实到个案研究中，进行本土化运用；如何在社会学理论框架中协调生态系统服务客观规律研究与治理策略研究；如何通过生态系统服务领域实践探索，反馈社会学理论发展，都值得进一步思考。这也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中复杂且难处理的问题。尽管如此，这种融合不仅重要，也是生态系统服务领域本身的系统性所决定，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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