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旅游资源研究

新时代旅游资源协同开发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组态路径分析

  • 张广海 ,
  • 董跃蕾 ,
  • 刘二恋
展开
  •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青岛 266100

张广海(1963- ),男,山东临沂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开发规划与管理、区域经济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07-09

  修回日期: 2023-10-14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1-24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GL138)

Configuration path analysis of tourism resources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n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 ZHANG Guang-hai ,
  • DONG Yue-lei ,
  • LIU Er-lian
Expand
  • Management Colleg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Shan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7-09

  Revised date: 2023-10-14

  Online published: 2024-01-24

摘要

聚焦旅游资源协同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运用fsQCA探究旅游资源协同开发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组态路径。结果表明:(1)单一前因条件不能构成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但是人力资本的就业拉动与富民增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其他条件更为重要。(2)高共同富裕水平的组态路径包括“生产资源—人力资本—交通资源协同型”与“品牌资源驱动型”两类核心模式,低共同富裕水平的组态路径包括“人力资本—品牌资源缺失型”与“人力资本—技术资源不足型”两类核心模式。(3)开发路径在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生产资源优势突出,中部地区旅游品牌资源质量较高,西部地区则主要凭借人力资本与技术资源的深度融合打造共同富裕之路。研究结果丰富了旅游资源协同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研究范式,为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提供科学参考。

本文引用格式

张广海 , 董跃蕾 , 刘二恋 . 新时代旅游资源协同开发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组态路径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 39(2) : 259 -273 . DOI: 10.31497/zrzyxb.20240202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31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ourism resources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and uses the fsQCA method to explore the configuration path of tourism resources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n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 single antecedent condition cannot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common prosperity, but the employment boost of human capita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 conditions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2) The configuration path for high common prosperity levels includes two core models of "production resources - human capital - transportation resource synergy" and "brand resource driven". Furthermore, the configuration path for low common prosperity levels includes two core models of "human capital - brand resource deficiency" and "human capital - technology resource deficiency". (3) There ar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three regions of China. The eastern region has outstanding advantages in production resources, the central region has high-quality tourism brand resources, and the western region is mainly based o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technical resources to create a common prosperity roa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enrich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for common prosperity and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practice of common prosperity.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最大优越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的本质要求。当前,中国迈入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因此,如何统筹实现共同富裕成为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与富民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就业方面不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发展必将与共同富裕紧密相联。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下,旅游业以其天然的富民属性,刺激消费、扩大投资、加速财富流动[1],带动不发达地区和相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减贫扶贫效应,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重要依托。而旅游资源作为旅游发展的物质基础,通过其开发和产业发展,实现旅游的社会与经济综合效益,从而可以促进区域共同富裕。但当前中国旅游资源的开发效率较低,仍与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存在较大差距[2]。由于资源的相对有限性,过去粗放开发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亟需重新审视新时代旅游资源观并对旅游资源进行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开发[3]。传统旅游资源观通常将一些非物质性资源排斥于旅游资源系统外,但随着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时代的过渡,新时代旅游资源观亟需传统观念的继承与创新,表现为人们的思维认知对旅游资源现状改变的一种能动响应。新时代的旅游资源被抽象为一种价值要素或价值存在方式,其涵盖范畴不断扩大。从物质资源本体到开发环境与过程,相关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知识资源、管理资源等非旅游要素逐渐被赋予旅游价值[4]。那么如何立足于新时代要求树立旅游资源观,探索旅游资源开发产业化的具体路径,深挖旅游资源的增值效应,进一步促进新时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更加积极地实现旅游促进共同富裕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学界探讨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成果多集中于不同旅游类型角度的研究,包括乡村旅游、文旅融合、冰雪旅游等。乡村旅游方面,作为新时期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5],既有乡村旅游对共同富裕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6],又有构建乡村旅游通过“要素注入—载体吸附—效能释放”催化机制促进共同富裕的案例研究[7]。文旅融合方面,则重点分析了增进人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缩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差距来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8]。冰雪旅游方面,指出了冰雪旅游能够显著提升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议构建富民兴业的产业集群来发展冰雪旅游,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9]。虽然多数学者对旅游促进共同富裕持赞同观点,但也有学者给出了反例,认为旅游业尽管在部分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就,却没能减少或消除社会收入的不平等,一方面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幅度低于高收入群体[10],另一方面文盲人口无法参与到互动较高的旅游活动中,进而导致了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11]。而关于旅游资源开发,仅有个别学者对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开发路径进行了定性剖析,提出了“有效开发、协同开发、可持续开发”的乡村旅游资源创新路径[2,12]
显然,上述研究成果多基于旅游产业展开分析,鉴于旅游资源开发与转化是现代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客观基础,新时代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亟需进一步深入研究。针对中国不同地区要素禀赋、发展程度、空间条件“参差不齐”的现实背景,不同于传统回归分析所关注的净效应,本文选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构建区域旅游资源多要素协同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框架与协同模型,丰富旅游资源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研究范式,为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理论逻辑与模型构建

旅游资源通过协同开发转化为旅游产业效益,进而促进旅游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在不同区域与群体之间流动,影响资源配置与财富流动,最终作用于共同富裕[13]。而共同富裕作为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系统的重要产出效应,不只是简单的再分配,更重要的是提高每个人参与共建共享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兼顾“富裕”与“共同”两个层面协调[14,15]。其中,“富裕”是指社会财富的多少,主要反映了区域发展问题,核心在于经济增长“量”的方面;“共同”是指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反映了社会公平问题,核心在于“缩小差距”的目标[14]。二者相互协调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区域共同富裕水平。先前对旅游与共同富裕的研究聚焦于多要素分别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这些研究为界定旅游资源协同开发与共同富裕提供了依据。

1.1.1 生产资源与共同富裕

旅游生产资源作为产业基础要素,为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是“富裕”,经济增长是实现“富裕”的必由之路[13]。Neves等[16]认为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强大刺激因素,Behrer等[17]提出旅游业通过提供自然资本存量、基础设施建设等物质基础来创造收入和财富。可见,旅游生产资源作为物质基础直接进入旅游产业,将社会财富“蛋糕”不断做大,并能更好地重新分配财富,提升区域经济富裕程度[18]

1.1.2 人力资本与共同富裕

旅游人力资本作为产业基础要素,为共同富裕提供人本支撑。旅游人力资本在共同富裕进程中,直接投入到生产过程,通过就业共享社会财富实现自我价值,二者相互促进。李军明等[19]提出旅游人力资本通过就业拉动效应,实现旅游富民,促进共同富裕有差别、有效率地发展;Vukovic等[20]的实证研究同样论证了此观点。归根到底,共同富裕的根本价值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作为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其自我实现亦是产业发展的最终归宿。

1.1.3 技术资源与共同富裕

旅游技术资源作为产业基础要素,为共同富裕提供创新要素。产业的基础是技术,技术创新是旅游产业高度化和合理化发展的核心。Maquera等[21]认为旅游技术的应用与传播为旅游产业提供了动力源泉,增加社会财富;Ye[22]研究发现利用云服务的新型智慧旅游管理模式可以升级旅游产业,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可见,旅游技术资源的不断创新是社会富裕程度增长的源泉。

1.1.4 品牌资源与共同富裕

旅游品牌资源作为产业环境要素,通过旅游品牌价值促进旅游产业与区域共同富裕发展进程。品牌是产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资源,为旅游产业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无形资产。Wang等[23]指出品牌建设与开发旅游创新产品特色是旅游的灵魂和生命,增加旅游附加值是品牌发展的基本途径;Reyes[24]论证了高质量的旅游品牌资源以文化财富的形式,实现旅游者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此外,Richard等[25]提出旅游品牌资源与共享经济的结合颠覆了传统旅游业,实现了大规模指数级的经济增长。综上,品牌资源有助于共建共享旅游者的品质生活,在促进“富裕”的同时,利用共享经济实现产业“共同”发展[26]

1.1.5 交通资源与共同富裕

旅游交通资源作为产业环境要素,借助于交通区位优势推动区域旅游业和共同富裕发展进程。交通资源作为旅游产业外部环境,通过运输功能实现旅游成果共享化。Saxena等[27]认为交通资源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人口增长息息相关,是旅游空间区位发达程度的体现;Mylonakou等[28]则利用系统动力学研究得出交通能够实现城市繁荣和市民幸福的目标。研究表明,旅游者和旅游要素通过交通网络逐渐打破地域限制,加速空间运输与流动,从而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中共享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13]

1.1.6 生态环境与共同富裕

旅游生态环境作为产业环境要素,利用良好的环境条件和生态基础促进旅游产业与区域共同富裕发展进程。生态环境兼具自然财富与经济财富之重任,旅游产业生态化是新时代趋势。Shang等[29]指出在高收入的亚洲国家旅游生态的绿色发展对国民财富的可持续增长是积极的;张奎力等[30]认为旅游生态福利的递增明显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尤其是贫困地区借助生态达到旅游扶贫效应。由此表明,自然环境资源的有效供应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刚性要求,旅游生态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生产资源、人力资本、技术资源、品牌资源、交通资源、生态环境是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以往学者普遍认同旅游资源对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但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一方面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这类研究是基于净效应的思维方式,而旅游资源开发逐渐具备系统性、协同性特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综合价值的有机整体。因此,整合6个关键前因条件,深入探讨影响共同富裕的多重并发因果要素及其组态路径(图1)。其中,以产业基础要素与产业环境要素为基础构建旅游资源协同开发六要素系统,产业基础要素直接进入旅游产业经济过程,包括生产资源、人力资本、技术资源;产业环境要素用来支撑和保障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包括品牌资源、交通资源、生态环境。
图1 旅游资源协同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模型

Fig. 1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for common prosperity

1.2 研究方法

1.2.1 fsQCA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由美国社会科学家Ragin于1987年提出[31],QCA根植于组态思维和系统性,研究多种变量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突破传统相关性理论,成为新的研究逻辑与范式引入管理学相关研究中。该方法能够综合评估多重因果关联变量的组合效应,降低传统“自变量—因变量”二元关系统计方法的局限性。此外,QCA分为mvQCA、csQCA、fsQCA三个类别,fsQCA采用“模糊集得分”充分挖掘前因变量对结果产生的影响作用,一定程度上避免数据处理过程中案例信息缺失,不仅可以解决csQCA二分化条件的局限性,也可以避免mvQCA的有限多样化问题,在此选用fsQCA。通过覆盖率(Coverage)和一致性(Consistency),衡量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及其组合之间的因果关系,公式如下:
C o v e r a g e ( X i Y i ) = m i n ( X i , Y i ) Y i
C o n s i s t e n c y ( X i Y i ) = m i n ( X i , Y i ) X i
式中:Xi表示第i个省份在条件组合X的隶属度;Yi表示第i个省份在结果Y中的隶属度。
采用fsQCA分析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出于样本量考虑,fsQCA适用于中小规模样本数据分析,全国31省份作为研究样本符合该方法要求。(2)要揭示共同富裕提升路径,影响因素独立作系,且能够针对不同区域识别该地适宜的发展策略。(3)fsQCA具有非对称特点,不仅能识别高共同富裕水平提升路径,亦能识别低共同富裕水平的路径组合。

1.2.2 熵值法

熵值法通过指标间的作用程度和信息量来客观反映指标固有信息的效用价值与重要程度,有利于尽量克服主观因素影响。为了比较准确地认识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的条件变量及共同富裕的结果变量,在各变量指标相互独立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赋予相应权重[32]

1.3 指标体系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层次性的原则,立足于新时代旅游资源观,选取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系统的29个具体测量指标综合表征,如表1所示。其中,生产资源选取旅游总收入、景区密度、旅行社密度、酒店密度进行衡量[33],用来体现产业发展的经济保障与生产前提;人力资本选取万人旅游院校数量、旅游从业人员比例进行衡量[34],用来表征潜在的旅游教育人才与现实的旅游就业人口;技术资源选取万人拥有旅游专利数量、旅游R&D经费投入比例进行衡量[35],用来表征旅游科技成果与科研经费投入;品牌资源选取5A级旅游景区数量与世界遗产数量,并结合5星评价美食数量、抖音关注度等大数据信息,构建13个指标进行衡量[36,37],用来表征传统高品质旅游资源与新时代网红旅游吸引物;交通资源选取机场数量、高速公路路网密度、高速铁路路网密度、出租车数量进行衡量[38],用来表征旅游交通方式;生态环境选取绿化覆盖率、园林绿地面积、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处理率进行衡量[39],用来表征旅游外部环境美化与治理状况。
表1 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的指标权重

Table 1 Index weights of tourism resources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一级 二级 测量指标 属性 权重
生产资源(PR) 经济能力 旅游总收入/亿元 + 0.142
产业要素 景区密度/(个/km2) + 0.365
旅行社密度/(个/km2) + 0.337
酒店密度/(个/km2) + 0.156
人力资本(HC) 人才培育 万人旅游院校数量/个 + 0.620
从业人员 旅游从业人员占比/% + 0.380
技术资源(TR) 技术产品 万人拥有旅游专利数量/个 + 0.213
科研扶持 旅游R&D经费投入比例/% + 0.787
品牌资源(BR) 景观建设 5A级旅游景区数量/个 + 0.040
4A级旅游景区数量/个 + 0.050
3A级旅游景区数量/个 + 0.055
世界遗产数量数量/个 + 0.056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数量/个 + 0.098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个 + 0.07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个 + 0.07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个 + 0.058
国家级森林公园数量/个 + 0.045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数量/个 + 0.164
国家级地质公园数量/个 + 0.045
资源美誉 5星评价美食数量/个 + 0.105
抖音关注度/万人 + 0.143
交通资源(TR) 航空运输 机场数量/个 + 0.383
陆地运输 高速公路路网密度/(km/km2) + 0.213
高速铁路路网密度/(km/km2) + 0.236
出租车数量/辆 + 0.168
生态环境(EE) 环境美化 绿化覆盖率/% + 0.186
园林绿地面积/hm2 + 0.569
污染治理 污水处理率/% + 0.183
生活垃圾处理率/% + 0.062
紧扣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从富裕和共同两个层面选取23个具体测量指标衡量结果变量[14,15],如表2所示。其中,富裕水平层面,选取人均GDP、居民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普通中小学学校数等15个指标作为衡量标准,用来展现社会整体与居民个体富裕程度;共同水平层面,选取收入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等8个指标作为衡量标准,用来体现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与差异程度。
表2 共同富裕的指标权重

Table 2 Index weights of common prosperity

一级 二级 三级 测量指标 属性 权重
富裕水平 经济发展 居民富裕 人均GDP/元 + 0.082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 + 0.064
城镇生活质量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0.071
农村生活质量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0.101
劳动生产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元 + 0.022
生活水平 收入水平 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 0.022
消费结构 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元 + 0.050
住房负担 商品房屋平均销售价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0.151
健康状况 人均预期寿命/岁 + 0.029
公共服务 教育供给 每万人普通中小学学校数/个 + 0.041
文化供给 每万人公共图书馆个数/个 + 0.048
医疗供给 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张 + 0.112
数字设施供给 互联网普及率/% + 0.036
养老供给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 0.021
就业供给 城镇登记失业率/% - 0.018
共同水平 收入分配 居民总体收入差距 收入基尼系数 - 0.030
初次分配公平程度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 + 0.018
城乡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 - 0.025
城乡消费差距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 - 0.014
城乡教育差距 城乡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 - 0.009
城乡医疗差距 城乡居民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之比 - 0.009
城乡数字设施差距 城乡居民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之比 - 0.014
城乡社会保障差距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比 - 0.011

1.4 数据来源与处理

以2021年中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资料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等;部分旅游类数据来自于各省文化和旅游局官网;旅游专利数据来自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https://www.cnipa.gov.cn),筛选与旅游相关专利申请量;5星评价美食数据来自于大众点评官网(https://www.dianping.com),筛选评价为5颗星的店铺数量;抖音(https://www.douyin.com)关注度数据来自于短视频数据专业分析平台“蝉妈妈”,筛选粉丝量大于1万的旅游博主累计粉丝量,二者截止时间均为2023年5月1日。部分数据经过去重处理,对于少数缺失数据,采用各省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官方资料补充或插值法予以补齐。
首先,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出最终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值;其次,对原始变量进行再校准,通过设置三个临界值,将数据转化为符合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的隶属关系,以诠释其集合意义。取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上四分位数(95%)、中四分位数(50%)、下四分位数(5%)三个关键阈值分别作为锚点来校准数据,将变量全部校准化为0~1之间的模糊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模糊集校准点

Table 3 Fuzzy-set calibration points

条件与结果 模糊集校准点
完全非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共同富裕 0.427 0.194 0.151
生产资源 0.683 0.251 0.019
人力资本 0.775 0.594 0.493
技术资源 0.703 0.118 0.006
品牌资源 0.515 0.177 0.040
交通资源 0.522 0.177 0.065
生态环境 0.538 0.222 0.074

2 结果分析

2.1 单变量必要条件分析

在进行条件组态分析之前,运用fsQCA软件对单变量的事实和反事实逐一进行必要性检验,一致性大于0.9被认为是必要条件,结果如表4所示。两种情况下,6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9,不满足一致性得分要求,因而说明共同富裕的发展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协同影响、共同发力的结果。但从结果可以看出,人力资本一致性达到0.8以上,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比较高,可以作为所有案例结果变量的重要解释变量。基于此,对变量之间的组合进行进一步检验,找出解释力度最大的条件组态以剖析新时代旅游资源协同开发对共同富裕的促进路径。
表4 必要性分析结果

Table 4 Analysis results of necessity

条件变量 高共同富裕水平 低共同富裕水平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生产资源 0.680 0.649 0.523 0.596
~生产资源 0.576 0.503 0.692 0.720
人力资本 0.819 0.762 0.563 0.625
~人力资本 0.598 0.535 0.786 0.838
技术资源 0.736 0.815 0.420 0.555
~技术资源 0.598 0.464 0.860 0.795
品牌资源 0.787 0.733 0.531 0.590
~品牌资源 0.559 0.500 0.759 0.810
交通资源 0.682 0.670 0.546 0.639
~交通资源 0.633 0.539 0.718 0.729
生态环境 0.775 0.711 0.579 0.634
~生态环境 0.601 0.545 0.737 0.796

注:“~”表示逻辑关系“非”。

2.2 多元组态路径分析

当单个变量不能构成必要条件时,开展充分条件组态分析。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案例阈值设定为1,PRI(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75,并根据fsQCA软件得出三种形态的解,分别是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通过对简约解和中间解做布尔代数运算,核心条件同时存在于简约解和中间解,边缘条件仅存在于中间解,得出高共同富裕水平和低共同富裕水平组态分析结果,借助理论阐述与案例佐证对结果类型进行分析,如表5所示。
表5 充分条件组态分析结果

Table 5 Analysis results of sufficient condition configuration

条件变量 高共同富裕水平 低共同富裕水平
H1a H1b H2a H2b NH1a NH1b NH1c NH2a NH2b
生产资源 $\bullet$ $\bullet$ $\bullet$ $\bullet$
人力资本 $\bullet$ $\bullet$ $\bullet$ $\bullet$
技术资源 $\bullet$ $\bullet$ $\bullet$
品牌资源 $\bullet$ $\bullet$ $\bullet$ $\bullet$ $\bullet$
交通资源 $\bullet$ $\bullet$ $\bullet$ $\bullet$
生态环境 $\bullet$ $\bullet$ $\bullet$
一致性 0.966 0.982 0.960 0.987 0.960 0.983 0.973 0.978 0.970
原始覆盖度 0.300 0.419 0.356 0.314 0.416 0.464 0.216 0.269 0.248
唯一覆盖度 0.023 0.133 0.089 0.007 0.044 0.589 0.023 0.026 0.016
总体一致性 0.962 0.968
总体覆盖度 0.588 0.591

注:$\bullet$表示核心条件存在,$\bullet$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席,⊗表示边缘条件缺席,“空白”表示条件存在与否对结果无明显影响,下同。

表5可知,引致高水平促进作用的等效组态构型包括H1a、H1b、H2a、H2b,总体覆盖度为0.588,可以解释58.8%的样本案例;各条路径一致性及解的总体一致性均大于0.9,表明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根据核心条件相同原则,可将其划分为两种核心模式组态:
(1)生产资源—人力资本—交通资源协同型
H1a、H1b表明在充足的生产资源、富足的人力资本以及完善的交通条件三者作为核心条件的协同驱动情况下,能够达到较高的共同富裕水平,这种协同机制可归纳为“生产资源—人力资本—交通资源协同型”。生产资源、人力资本、交通资源均为共同富裕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保障。首先,丰富的生产资源及经济水平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大环境,在共同富裕过程中具有强大的供给能力。其次,充足的从业人员保障了旅游业运转的基本劳动力需求,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且区域旅游教育事业培育高端人才,缓解了本地人才短缺瓶颈,点燃共同富裕的人才引擎。再次,完善的立体化交通网络在缩短旅游目的地距离的同时增强游客的出游意愿,打破城乡与区域间的限制,进而带动人口、物质、经济跨区域合理流动。在这三类核心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的情况下,区域实现了共同水平与富裕水平的均衡,区别在于边缘条件不同。具体来看,H1a可摆脱品牌资源与生态环境的限制,而H1b需要技术资源、品牌资源、生态环境的协同辅助。
该模式代表省市有陕西、福建、北京、广东、浙江。以H1a的陕西为例,“十四五”期间该省提出建设文化和旅游新型高端智库,引进了大批量高层次文旅人才助攻共同富裕。此外,在交通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效。2020年达成县县通高速的目标,构建了内畅外联的交通大格局助力县域旅游,较高的交通承载能力使其最终实现交通“引渡”富裕。相对而言,H1b的北京、广东、浙江在旅游资源协同开发中具有一定的科技创新加持效应,这些省份具有较为丰富的旅游科技产品,且政府在旅游科研方面投资较大。尤其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旅游企业开始向数字智能化转型升级,使产业供给体系的质量不断提升,北京、广东、浙江三省市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水平在全国较为领先,从而为提升旅游资源综合效益、实现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助力。
(2)品牌资源驱动型
H2a、H2b表明在较好的品牌资源发挥核心引领作用的情况下,可摆脱交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束缚,实现较高的共同富裕水平,这种协同机制可归纳为“品牌资源驱动型”。在缺乏便捷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区域加强各类高等级旅游景观建设,提升资源品牌知名度获取较高的游客认可,加之生产资源、人力资本、技术资源等不同协同交互方式的辅助,有效推动了共同富裕发展。该路径体现出品牌资源的重要性,一方面,高等级的旅游景观通过丰富的元素构造景观特色,以较高的吸引力主导游憩过程,使游客对国家历史文化的热爱和爱国主义价值观更加巩固持久,促进共同富裕精神共创;另一方面旅游宣传不仅是促进旅游业发展、提高经济水平的关键,同时是提升区域知名度、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方面,游客对旅游评价程度越高,越容易吸引资源流入,为共同富裕注入活力。但是,单靠资源品牌无法有效提升共同富裕水平,需要多条件加以协同,在交通资源、生态环境核心缺失的情况下,H2a需要人力资本发挥边缘协同作用,H2b则需要生产资源、人力资本、技术资源三者的边缘协同效应。
该模式的典型代表区域有天津、上海。以H2a为例,天津接壤北京,旅游宣传享誉国内外,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天津承担起振兴环渤海地区经济的重任,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且通过高质量的旅游资源建设非首都功能特色承接地,吸引人才聚集。以H2b为例,上海旅游品牌资源毋庸置疑,迪士尼乐园以新型的科技手段、优化的供应链结构,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娱乐休闲主题公园的经典案例。此外,上海作为全国性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不仅吸引了大量高端人才落户,同时为城市创新注入强劲动能,使共同富裕水平全国领先。
表5可知,引致低水平促进作用的等效组态构型包括NH1a、NH1b、NH1c、NH2a、NH2b,总体覆盖度为0.591,可以解释59.1%的样本案例;各条路径一致性及解的总体一致性均大于0.9,同样达到了较高水平。根据核心条件相同原则,可将其划分为两种核心模式组态:
(1)人力资本—品牌资源缺失型
NH1a、NH1b、NH1c表明在品牌资源、人力资本核心缺失的情况下,旅游资源协同开发对共同富裕的提升力度将会处于较低水平,这种协同机制可归纳为“人力资本—品牌资源缺失型”,代表省区有甘肃、黑龙江、内蒙古、贵州、河北。区别在于三条路径边缘条件不同,NH1a在生产资源、技术资源、生态环境方面较为薄弱;NH1b在生产资源、技术资源、交通资源方面较为薄弱;而NH1c即使在具有技术资源、交通资源、生态环境等辅助资源优势的情况下,仍无法高效促进共同富裕。
(2)人力资本—技术资源不足型
NH2a、NH2b表明在人力资本、技术资源核心缺失的情况下,旅游资源协同力度欠佳,无法为共同富裕提供强劲活力,这种协同机制可归纳为“人力资本—技术资源不足型”,代表省区有广西、云南。区别在于两条路径边缘条件不同,NH2a有品牌资源、生态环境两个边缘存在条件,但生产资源、交通资源边缘缺失;而NH2b有生产资源、品牌资源、交通资源三个边缘存在条件,但生态环境边缘缺失,加上人力资本、技术资源核心缺失最终均难以形成较高的共同富裕水平。
进一步对比分析各低水平组态路径可以发现,人力资本、技术资源、品牌资源等成为共同富裕发展较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尤其是人力资本在每条低组态路径均有出现。首先,旅游人力资本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旅游服务人员集聚水平较低、知识和技术复合型高端人才匮乏、高校潜在旅游人才培育不足等方面,无法形成较强的旅游就业拉动的区域效应,致使区域共同富裕动力不足。其次,传统的旅游产业结构已无法适应新时代旅游需求,迫切需要旅游创新技术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型,而部分地区创新效应不足,缺乏智能化产品为游客提供新型体验,加之旅游业研发投入不足,无法为共同富裕注入科技力量。再次,高品质的旅游资源不够丰富,无法对游客形成较强的黏性吸引力,使得旅游市场培育缓慢,进而影响共同富裕提升效率。以云南为例,虽旅游知名度较高,但共同富裕水平仍较低,究其原因在于旅游人力资本与产品科技创新方面较为薄弱,可见并非旅游品牌资源好的区域其共同富裕水平就高,还需其他条件因素协调驱动。

2.3 空间情景差异

中国幅员辽阔,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综合因素长期演化,使东、中、西三大地区在形成和扩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旅游资源优势与共同富裕水平,且不同区域旅游资源促进共同富裕作用路径明显不同,进一步分析不同空间情景差异的组态路径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应用性。鉴于此,将31个省份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重新进行变量锚点校准、单变量必要性分析与多元组态路径分析,从空间情景视角对比三大区域旅游资源协同开发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路径差异[40],如表6所示。
表6 空间情景差异

Table 6 Spatial scenario differences

条件变量 高共同富裕水平
东部 中部 西部
E1a E1b M1a M2a W1a
生产资源 $\bullet$ $\bullet$ $\bullet$
人力资本 $\bullet$ $\bullet$ $\bullet$ $\bullet$
技术资源 $\bullet$ $\bullet$ $\bullet$ $\bullet$
品牌资源 $\bullet$ $\bullet$ $\bullet$ $\bullet$
交通资源 $\bullet$ $\bullet$ $\bullet$
生态环境 $\bullet$ $\bullet$
一致性 1 1 0.983 1 0.989
原始覆盖度 0.319 0.258 0.268 0.248 0.368
唯一覆盖度 0.137 0.076 0.113 0.093 0.368
总体一致性 1 0.988 0.989
总体覆盖度 0.395 0.361 0.368
表6可知,东部地区存在E1a、E1b两种组态路径,且核心条件相同,这表明东部地区在生产资源较丰富时,即使生态环境状况并不理想,仍可产生较高的共同富裕水平,且东部地区具有人力资本、技术资源、品牌资源等边缘存在条件协同助力。中部地区存在M1a、M2a两种组态路径,但其核心条件不同,其中M1a表明,中部地区在品牌资源较多时,即使生态环境较弱,加之生产资源、技术资源、交通资源等边缘存在条件协同辅助,便会实现较高的共同富裕水平;M2a表明,中部地区在人力资本与品牌资源核心协同交互作用下,同时具备技术资源、交通资源、生态环境等边缘存在条件,可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发展。西部地区则仅存在W1a一种组态路径,表明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本与技术资源两个核心存在条件与品牌资源、交通资源、生态环境三个边缘存在条件协同作用下,实现了共同富裕高效提升。
进一步对比分析可知,东部地区在旅游资源协同开发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生产资源及经济实力优势突出;中部地区则主要依托较高的资源品质与资源吸引力,以及部分省份集聚的旅游人才协同作用;而西部地区主要依靠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借助西部地区人才引进政策吸纳贤才提速扩量,以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促进共同富裕之路。

2.4 稳健性检验

为避免指标数据偶然性造成的结果偏差,借鉴相关研究进行稳健性检验[41]:(1)采用提高案例频数阈值的方法进行检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其由1提高到2进行组态分析。(2)采用提高PRI一致性阈值的方法进行检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其由0.75提高到0.8进行组态分析。阈值调整后,高水平共同富裕与低水平共同富裕结果的总体一致性有所提升,新的组态结果为原结果的子集,由此说明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与启示

从新时代背景下旅游资源协同开发与共同富裕水平构成要素出发,探寻中国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系统中6个前因条件以何种协同方式促进共同富裕,并论证了三大区域协同路径的空间差异。研究所得结论与启示如下:
(1)必要条件分析表明,某一前因条件不能单独构成高水平或低水平的必要条件。由此表明发展共同富裕不能靠单一旅游资源,需系统性地对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其中,人力资本一致性水平最高。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应充分解决剩余劳动力、建立完备的人才保障与就业政策体系,以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并提升旅游富民增收效益。与此同时,若以生产资源、交通资源等其他条件助力(如H1a、H1b),将更加高效地推动共同富裕之路。
(2)组态路径分析表明,引致高共同富裕水平与低共同富裕水平的组态结果呈现非对称性的“殊途同归”关系。高共同富裕水平的组态路径包括“生产资源—人力资本—交通资源协同型”与“品牌资源驱动型”两类核心模式,低共同富裕水平的组态路径包括“人力资本—品牌资源缺失型”与“人力资本—技术资源不足型”两类核心模式。由于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旅游资源禀赋以及不同水平的共同富裕发展状况,旅游资源协同开发推动共同富裕路径具有多元性,受产业基础要素与产业环境要素共同影响。因此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某一类资源过度开发,兼顾产业基础要素与产业环境要素的融合,如大力开发品牌资源的同时,需要人力资本的辅助或生产资源、人力资本、技术资源的辅助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如H2a、H2b)。
(3)空间情景差异表明,旅游资源协同开发驱动共同富裕发展的路径存在空间差异。在实现共同富裕高组态路径方面,不同区域发挥核心作用的前因条件不同,因此需对不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精准施策。其中,东部可在高质量开发生产资源的基础上,借助人力资本、技术资源、品牌资源的边缘辅助作用促进共同富裕(如E1a、E1b);中部可在挖掘更多高品质且吸引力强的区域旅游资源,利用产品特性凝练品牌价值,提升旅游目的地品牌认可度的基础上,发挥人力资本等多种资源的辅助作用,助推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之路(如M1a、M1b);西部则可在全力推进旅游业向数字化转型,并以人才引进政策吸引旅游人才、提升旅游就业的基础上打造共同富裕之路(如W1a)。

3.2 研究展望

(1)拓展完善前因条件。今后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新时代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的前因条件,合理完善或补充旅游资源类型,跟踪进行多视角的组态分析,以丰富旅游资源协同开发体系。
(2)开展纵向时序研究。目前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今后研究可结合时序QCA方法,针对各年度数据进行逐年的组态分析,从纵贯性数据上更加全面地探讨旅游资源促进共同富裕协同方式的动态演化趋势与优化过程,以完善现有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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