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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38 >Issue 3: 742 - 759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312

其他研究论文

祁连山北麓生态移民栖居乐园辨识——以武威市为例

  • 王娅
展开
  •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干旱区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00

王娅（1987- ），女，甘肃张掖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1-10-18

  修回日期: 2022-03-26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3-08

基金资助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2019QZKK0404)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1YB156)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XDA20020401)

收起

Identifying the dwelling paradise of migrants from the northern foot of the Qilian Mountains: A case study of Wuwei city

  • WANG Ya
Expand
  • Key Laboratory of Ecological Safe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rid Lands, Northwest Institute of Eco-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CAS, Lanzhou 7300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10-18

  Revised date: 2022-03-26

  Online published: 2023-03-08

Fold

摘要

栖居乐园是移民的愿景和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可作为判断移民乡村重构多重目标实现程度的新标尺。以祁连山北麓武威市搬迁移民为例，基于栖居乐园辨识框架，分析了其栖居乐园认知的文化构成元素、认可度及群体差异性，借助有序Logistic回归进行发展障碍与提升潜能的多情境辨识研究。结果表明：（1）武威市搬迁移民以非农户、宿命论者为主，外出打工是其主要生计方式，不同类型移民收入构成差异显著；（2）移民对栖居乐园的憧憬和标准是多元的，其乐园构成要素集中在家庭、村庄建设、收入、机会、农业及政府保障方面，约54.8%的移民认为现居安置地符合其内心对栖居乐园的期盼，古浪县、农兼户和自治主义者的栖居乐园认可度最高；（3）生计风险多重性、纵向经济剥夺、归属感、产业投入是移民栖居乐园认可度提升的关键障碍；（4）家庭收入的正向影响随相对剥夺、关系信任变量的引入而增强，随社会融入变量的加入而减弱，生计风险多重性和纵向经济剥夺的负向影响随产业投入变量的引入而降低；政府产业投资越大，移民对安置地栖居乐园认可度提升的可能性越大。

关键词： 生态移民; 栖居乐园; 认可度; 有序Logistic回归; 祁连山北麓

本文引用格式

王娅 . 祁连山北麓生态移民栖居乐园辨识——以武威市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 38(3) : 742 -759 . DOI: 10.31497/zrzyxb.20230312

Abstract

The dwelling paradise reflects the vision of migrants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human-land relationship with humanistic feeling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new yardstick for judging the realization degree of multiple goals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migrants in Wuwei city, which is located at the foot of the Qilian Mountains on the northern edge of the mountain ranges,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in group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and recognition evaluation of migrants' dwelling paradise on the identification framework, and uses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to identify the obstacles and potential under multi-situ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Wuwei city, migrants are primarily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s and fatalists. Their main livelihood is migrant work. Income composition varies greatly among migrants of different types. (2) Expectations and standards of a dwelling paradise are diversified. The elements of migrants' paradise are centered around the family, village construction, income, opportunity, agriculture and government guarantees. A total of 54.8% of migrants believed that their current resettlement place met their inner expectations of living in a paradise. Recognition scores for dwelling paradise in Gulang county, relocated households, agricultural part-time households and autonomyists are the highest. (3)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 the total annual income of the family, the length of residence, the ratio of minor dependents, the multiplicity of livelihood risks, vertical economic deprivation, sense of belonging and the amount of industrial input. The last four factors are the key obstacles. (4) As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relationship trust variables are introduced,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household income increases, whereas social integration causes the positive influence to decline. With the inclusion of industrial input variabl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multiple livelihood risks and vertical economic deprivation are reduced. The greater the investment in government industry, the more likely migrants are to increase their recognized settlements. This study extends the perspective and analytical dimension of eco-migr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might be able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iated models for paradis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migrants; dwelling paradise; recognition rating; Oridinal Logistic; northern foot of Qilian Mountains

乡村的衰落与振兴是一个全球性焦点问题[1]。在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和生态化大潮下，乡村变迁日渐成为一个隐含和持久的基底性民生问题。基于当前城乡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离的矛盾[2⇓⇓-5]及乡村凋敝、空心化的现实，在中国业已全面完成乡村脱贫攻坚历史任务和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生态移民作为反危机管理中重要的生存战略（其实质是通过变换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地点[6]来实现社会系统管理与生态系统管理的尺度匹配[7]），其安置与转型仍是一项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样赋有“安居乐业”“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愿景[8]。如何实现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防范和避免迁移与环境间双向关系的恶性循环[9]，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关于生态移民的研究动态，国外学者多集中于开展概念辨识、移民合法性反思、后续生计、文化变迁与冲突、效益评估及迁移趋势预测等[10]，尚缺少迁入地人地关系及生存空间脆弱性等问题的研究。国内对生态移民的研究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三个阶段，从早期对生态移民的概念辨析、移民类型、安置模式和适应性的理论探析，转向到现阶段对移民的文化重构、福利保障、效益评价、风险评估，社会适应与生活空间融合、移民—环境的内在机理及后续产业与可持续发展模式构建（生计、民生、精准扶贫视角的扶贫路径与乡村振兴）的实证探讨[11⇓-13]。作为政策的产物，未来生态移民的研究动向会更关注对移民容量、搬迁经验、后续发展策略与扶持政策承接、空间剥夺及全面振兴方面的实证研究，特别是移民安置过程中产生的政策公共价值、幸福感损益、移居愿景目标达成度等福祉性问题应引起重视。
此身何归，乐园安在?作为一个代代不息的生命体证之问，对栖居乐园的探索与追寻一直是横亘与深植于人类内心深处的不变主题和哲学艺术研究的重要议题。从《山海经》中百神所在的悬圃之境“昆仑山”、《庄子·逍遥游》中吸风饮露神人所居的藐姑射之山、《楚辞》不死之所玄圃圣境的乐园构设，到《诗经·硕鼠》适彼乐土的中国式乌托邦愿景、《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物质生活规画、《礼记·礼运篇》人伦秩序和社会结构和谐的大同世界构想，到秦汉方丈、蓬莱的仙山乐水、东晋“采菊东篱下”的桃花源式田园追寻，再到唐代“稻米流脂栗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杜甫式忆昔和“牛羊散阡陌，夜寝不扃户”的李白式写实，无不体现在柴米油盐、名利权位之外，人对心之所归的呕心苦思与不懈追求。栖居乐园作为生态移民的愿景和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应被视为乡村地域系统全面振兴、居业协同的直观表现。不同于幸福感研究的是，栖居视角更注重感知人与空间要素间的耦合互馈，更能揭示乐园内部建构中的模式与机制。
伴随着国家对祁连山生态环境治理及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祁连山北麓地区已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关注的典型区域，生态移民亦成为局部区域首当其冲、甚至刚性的绿色高质量发展选择。“十三五”时期开展的易地扶贫搬迁，在祁连山地区亦具有保护生态的目的和作用，可视为广义的生态移民。从中国生态移民研究可视化分析结果来看，宁夏和三江源地区是热点研究区域，祁连山北麓地区却鲜有人关注[10]。基于祁连山生态保护与治理长效机制构建的需求，从迁移、安居、环境多层互馈角度，开展移民主体行动情境、治理主体行动逻辑分析，明晰生态移民栖居问题及其成因，对优化栖居乐园的管理模式和乡村振兴路径至关重要。本文选择祁连山北麓移民数量大、安置类型多样、工程效益显著、现实问题突出的武威市为研究区，基于入户调查数据，系统分析移民栖居乐园主观评价的空间分布、群体差异及其影响机制，明晰移民安置地栖居乐园的限制因素和阻力类型，是对乡村振兴和生态移民研究的有益探索，对制定高山、绿洲、荒漠区生态移民的福祉保障机制和安置区乡村振兴路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武威市地处甘肃省中部（101°49′~104°16′E，36°29′~39°27′N），总面积3.32×104 km2，辖天祝、古浪、民勤三县和凉州区。作为石羊河的重要水源补给区，天祝县以山地为主，海拔2040~4873 m，属寒冷高原性气候，全县总面积7149 km2，天然草地占54.9%，2018年常住人口17.91万人，人口密度23.79人·km-2。古浪县地跨祁连山区、河西走廊和腾格里沙漠，地貌类型多样且分带明显，其中低山丘陵沟壑区面积最大，其次为北部干旱荒漠区，全域属祁连山高寒亚干旱区和河西冷温带干旱区气候，季节性缺水矛盾突出。作为武威市政府驻地，凉州区地貌类型与古浪相近，海拔1440~3263 m，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总面积4907 km2，人口101.65万人，人口密度207.45人·km-2。区域经济发展以特色有机、高端节水的蔬菜、中药材种植，规模化养殖和文化旅游为主。处于石羊河流域下游、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边缘的民勤县，是中国乃至全球的生态环境脆弱区、气候变化敏感区和标识区，人口集中于仅占县域面积9%的沿河绿洲上，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水平的1/5[14]。

1.2 数据来源及样本分析

2019年11月、12月开展凉州区、天祝县、古浪县典型移民安置点和迁出区村镇工作人员面对面访谈，并在每个调研村随机选取3~4户进行“生态移民”迁入区农户搬迁情况及非经济激励因素、迁出区未迁农牧户预调查。2020年10月在修改完善调研方案与调查问卷后，抽选凉州区荣华新村、天祝县德吉新村、古浪县爱民新村、民勤县煌辉新村等30个村（图1），随机抽取556户移民进行正式调查，收回有效问卷544份，其中凉州区131份，天祝县109份，古浪县218份，民勤县86份。问卷内容包括：（1）移民的基本情况（表1），（2）搬迁前后移民生计方式及资本对比，（3）生态移民工程影响及绩效评价，（4）移民生计风险及适应性，（5）移民文化类型及栖居乐园评价。
图1 武威市行政区划图及调研点分布

Fig. 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nd survey points of Wuwei city

表1 受访户特征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surveyed households

区域 问卷特征 移民时段 家庭特征
样本比例/% 精准扶贫户比例/% “十一五”比例/% “十二五”比例/% “十三五”比例/% 家庭规模
/(人/户)		 老龄人口赡养率 未成年人口抚养比 户均家庭年收入/元
凉州区 24.08 46.56 0 64.12 35.11 5.25 0.52 0.54 54921
天祝县 20.04 57.80 0.92 45.87 53.21 4.90 0.67 0.55 41720
古浪县 40.07 73.39 0 56.42 43.58 4.74 0.42 0.45 58196
民勤县 15.81 12.79 27.91 5.81 66.28 5.09 0.34 0.12 50916
总样本 100.0 54.23 4.60 43.75 47.06 5.00 0.49 0.42 52916
受访者户均家庭人口5人，老龄人口平均赡养率0.49，未成年人口平均抚养比0.42，年总收入为52916元，约6.62%的移民户完全依靠补贴收入，43.01%的移民户完全依靠打工收入，户均非农收入32362元。受访者中，7.64%的移民认为原住地自然条件恶劣且不适合人类居住，47.86%的移民认为原住地自然条件好但交通不方便，26.26%的移民希望易地搬迁来改善，故而72.06%的移民愿意搬迁至移民安置村，整村搬迁的占65.26%，精准扶贫户占总样本的54.23%。搬迁到新村后，凉州区、古浪县、天祝县依次按人均2亩（1亩≈667 m2）、1.75亩、1.5亩的标准给移民分配土地，拥有5亩以上新分耕地的家庭占44.76%，拥有10亩以上新分耕地的家庭占38.65%。

1.3 研究方法

1.3.1 生态移民栖居乐园分析框架

栖居是指作为能动者的人与其他生命在“自然—文化”具象空间或环境中沉浸、互动的寄居过程[15]。Heidegger[16]认为人的栖居就是对诗性空间的实践演绎，是对栖居生境的生成演化过程及系统构成要素交互运作轨迹的描摹。不同于家园，乐园是人对理想世界与理想生存处境想象与实践的结果，是人类付诸于外在世界的“内在精神世界”，具有不易达到性、丰饶而愉悦、封闭而具有选择性、抽离了时间性的特征[17]。综上，“栖居”反映的是实践活动的物理建构和文化营造，“乐”体现的是一种人际和谐、幸福、秩序的状态，“园”则明确了其空间与界限。栖居乐园作为一种具有人文情怀的人地关系体现，与之相近的表现形态或术语有“理想国”“乌托邦”“伊甸园”“安乐乡”“大同世界”“世外桃源”等。本文依据“认知—现象—评价—因果条件—结果”分析范式构建生态移民栖居乐园的分析框架（图2），该框架提出了栖居乐园分析的故事性脉络、层次脉络和转化机制。其中，故事性脉络是指移民基于对栖居乐园的认知与生活现状感知，会呈现不同的情感表达与幸福渴望，触发其对现居安置地栖居乐园认可度的评价，该结果由哪些内在触发动因与外部抑制因素共同影响形成?其因果条件和影响机制有何特征?可对症提出哪些政府干预措施?这一脉络，在过程中表达情感与认知，叙述故事的前因后果；在结果中明晰因果形成的内外条件与机制，提出解决思路，共同构成栖居乐园辨识研究的综合性框架。层次脉络，依据认知层、评价层与干预层的递进式深入，从社会心理与资源供给、集体规范和社会网络四个向度进行现实底色与因果机制剖析。此外，移民栖居乐园认可度的解析呈现内—外循环转化的过程，首先由移民内心产生对栖居乐园的构想与渴望，转而通过外部对比（机会、权力、生计）触发内心感受（适应或不适、归属感或边缘感、前景预估），形成内省幸福与乐园评价，再投射回个体的具体行动。随政府干预调整，理想世界的蓝本及构想进一步优化重构。
图2 生态移民栖居乐园分析框架

Fig. 2 Framework of the dwelling paradise for eco-migrants

1.3.2 移民对栖居乐园的认知测度与评价指标

从移民对栖居乐园的概念认知与样态描摹出发，以移民安置村乐园符合度评价为核心，依据问题“您心目中的栖居乐园是什么样的?”开展乐园文化构成元素的频数统计和词云图分析；通过“现居安置村多大程度上符合您内心对栖居乐园的期盼?”进行判定。区域间、移民生计及文化类型间的栖居乐园认可度差异，依据客观现象（生计与风险、个体行动与政府扶持）及主体感知（社会融入与前景预估、回迁意愿）开展系统分析，并采用Kruskal-Wallis 1-way ANOVA Test进行检验。其中，栖居乐园认可度、收入满意度、适应成本感知、社会融入程度、产业扶持力度、公共服务投入满意度设置“很不/低”至“非常”5个等级选项，生活前景预期设置“一定会降低”“可能会降低”“不会变化”“可能会提高”“一定会提高”五项，依次赋值-2、-1、0、1、2，进行加总平均。回迁意愿，期望回迁赋值为1，反之为0。生计风险多重化指数，即移民搬迁户当前面临的各种生计风险，将其遭受的每一种生计风险计为1，加总求和。

1.3.3 移民安置地栖居乐园的发展障碍辨识与提升潜能分析

栖居乐园并非简单的幸福要素堆叠和外在场景汇集，而是一种积极、均衡、可持续状态的持续。移民对现居安置地栖居乐园的认可度受外在场景、内在能力、个体特征及其心理距离的影响。社会心理和资源供给是分析集合层次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影响的两个重要视角，相对剥夺、关系信任及公共资源投入是三类关系机制[18]。因此，开展上述因素对移民栖居乐园评价的影响分析，对系统辨识现居安置地的发展障碍和提升潜能，统筹人地关系和谐发展十分必要。本文利用有序Logistic模型，将移民的栖居乐园认可度设定为因变量Yi。基于栖居乐园的外部剥夺及内部建构过程，从机会、权力、风险、适应角度，选取相对剥夺（公平感知、生计风险、纵向经济剥夺）、社会融入（归属感、关系信任、组织信任）、政府公共资源投入（产业资金投入、公共服务投入满意度）、生态环境评价作为解释变量。控制变量选取代表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变量，如教育程度、居住时长、收入水平及家庭中未成年人抚养比和老龄人口赡养率。考虑到移民所处的地理空间区位、生计模式、文化类型的影响，将民勤县、非农户、自治主义者作为参照项（表2），构建模型如下：
l n P Y ≤ j 1 - P Y ≤ j = β 0 , j - β 1 x 1 + β 2 x 2 + ⋯ + β m x m
表2 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或赋值

Table 2 The definition or assignment of variables in the model

变量 代理指标 定义或赋值 均值
因变量 栖居乐园认可度 很不符合=1，较不符合=2，一般=3，比较符合=4，非常符合=5 3.42
相对
剥夺		 公平感知 房屋、土地分配的公平性：很不公平=1，较不公平=2，一般=3，比较公平=4，非常公平=5 3.89
生计风险多重性 移民后您家遭受到以下哪些风险的冲击（数量）：失去原有耕地草原、丧失草原耕地政府补助、新分耕地棚圈质量差、返贫、生活开支大、被边缘化、健康、贷款困难、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享受不到社会保障 2.30
纵向经济剥夺 您家总开支较搬迁前：大幅减少=1，减少一些=2，无变化=3，增加了一些=4，大幅增加=5 4.42
社会
融入		 归属感 您已经成为新村一份子还是仍觉得自己属于老家：新村人=1，迁出区（老家）=2 1.80
关系信任 遇到困难，是否选择向邻居求助：否=2，是=1 1.80
组织信任 遇到困难，是否选择乡村干部求助：否=2，是=1 1.94
政府公共资源投入 公共服务投入
满意度		 您对新村配套基础设施（如水、电、厕、网络等）：很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3.85
产业投入 很小=1，比较小=2，一般=3，比较大=4，非常大=5 2.98
生态环境评价 现居地环境问题 水资源短缺、土地沙化、盐碱化、空气污染、水污染、水土流失、沙尘暴：无=1，一种问题=2，两种问题=3，三种问题及以上=4 1.47
家庭及个体特征 家庭年总收入 对家庭年总收入取自然对数 10.3
未成年人抚养比 家庭中16岁以下未成年人口数/家庭劳动力人口数 0.18
老龄人口赡养率 家庭中61岁以上老龄人口数/家庭劳动力人口数 0.23
移民生计模式 纯农户=1，农兼户=2，非兼户=3，补贴户=4，非农户=5 3.80
家庭所处地区 凉州区=1，天祝县=2，古浪县=3，民勤县=4 2.43
安置地居住时长 在安置地居住时长（月） 56.6
移民文化类型 宿命论=1，个人主义=2，平均主义=3，等级主义=4，自治主义=5 2.41
式中： P是 Y发生的条件概率； j表示 Y所属水平； β 0为常数； β 1 , β 2 , … , β m为回归系数，表示 X m对 P的贡献量； X m表示影响 Y取值的因素。

1.3.4 移民类型划分

根据生计方式和家庭收入来源将移民细分为纯农户（种养殖，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80%）、农兼户（农+非，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50%）、非兼户（农+非，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 ∈ (50%, 85%]）、非农户（外出打工、个体经营、运输、企事业单位工作等非农生计活动，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85%）和补贴户（无生计活动，补贴收入≥80%）五类[19,20]。根据Mary Douglas的格—群文化理论，设置宿命论题项：“我觉得人生太不确定，就像买彩票（抽奖）一样”“与其他人合作，成功的可能性一般不大”；个人主义题项：“人活在世，努力工作的人终究会胜过不努力的人”“在公平的环境中，能力高的人应该赚钱更多”；平均主义题项：“歧视女性和民族歧视是当地非常严重的问题”“政府应该确保每个人都有较好的生活”“我们需要进行公平性改革，从而使收入分配能更加公平”；等级主义题项：“个体必须服从权威”“现在的年轻人需要更多纪律规章方面的教育”“家庭传统的继承很重要”。对上述表述的同意程度按1~5打分，参考钟方雷等[21]的判定方法，将移民的文化类型划分为宿命论者、个人主义者、平均主义者、等级主义者和自治主义者五类（表2）。

2 结果分析

2.1 移民的生计模式及类型特征

2.1.1 移民生计模式的区域差异

武威市移民的生计方式及收入来源较为单一，生计多样化指数仅为1.75，其中民勤县最高（2.59），兼业户占比41.86%。该市农兼户和补贴户较少，仅占6.48%和6.85%，非农户最多（54.07%），纯农户和非兼户占比15.19%和17.41%（表3），非农化倾向较为突出，以天祝县和古浪县最为典型。受限于自然地理条件，移民安置区多位于沙漠边缘，自然条件及耕地质量差，灌溉用水匮乏，农耕型传统生计被迫转变。当移民面对发展机会和支撑产业的“双缺失”时，只能外出打工谋求生计，72.79%的移民不再种地，约34.19%的移民户将土地流转给了当地的种植企业。此外，移民购置房屋和棚圈后，无力为养殖、新技术、劳动技能提升投入资金，导致当地特色养殖发展滞后。而在移民类型上，生态移民中纯农户、非兼户的比例略高于易地搬迁户，而非农户的比例低于易地搬迁户近5个百分点，精准扶贫户中非农户占比58.84%，外出打工成为搬迁后移民的主要生计方式和收入来源。
表3 武威市及所属县区移民的生计模式

Table 3 The livelihood pattern of the migrants in Wuwei city

区域 生计多样化指数均值 纯农户比例/% 农兼户比例/% 非兼户比例/% 非农户比例/% 补贴户比例/%
凉州区 1.75 11.45 7.63 22.90 55.73 2.29
天祝县 1.68 13.89 2.78 12.04 61.11 10.19
古浪县 1.44 12.96 4.63 12.50 61.11 8.33
民勤县 2.59 27.91 13.95 27.91 24.42 5.81
总样本 1.75 15.19 6.48 17.41 54.07 6.85

注：生计多样化指数，即移民户当前所从事的生计活动总数，将每一种生计活动计为1，加总求和。

2.1.2 不同类型移民的家庭特征与收入构成

武威市受访移民中宿命论者、个人主义者、平均主义者、等级主义者和自治主义者分别占总样本的34.93%、20.4%、18.01%、21.51%和5.15%（表4），各类移民的收入构成差异显著。自治主义者的养殖和打工收入最高，而等级主义者的经营收入最高（4508元），工资与养殖收入最低。在格—群文化理论中，个人主义者属于低格低群类型，其不受规范和群体的束缚，崇尚个人努力，支持机会公平，因而该群体的工资、补贴及流转收入最高。而宿命论者倾向于“人命靠天”，认为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只能通过遵守严格的规范去尽力适应外界的变化，坚持传统型生计方式，故而种植收入最高（6108元）。与纯农户和非农户相比，非兼户的家庭规模最大、劳动力人数最多，农业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25.84%。除纯补贴户外，农兼户的补贴型收入最高（4101元），这与其老家的草地、耕地等自然资本储量及安置地政府种养殖补贴有关。非农户的土地、棚、圈流转收入最高（1536元），其次为农兼户（1314元）。
表4 不同类型移民的家庭特征

Table 4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s with different attributes

农户类型 家庭规模/人 劳动
力数		 劳动力配置/(人/户) 收入构成/(元/户)
养殖 种植 打工 养殖 种植 打工 工资 经营 补贴 流转
纯农户 5.00 2.32 1.13 0.98 0.89 73274 15926 1195 73 244 1204 999
农兼户 4.57 2.23 1.00 1.03 1.40 24171 13871 12257 1171 714 4101 1314
非兼户 5.30 2.61 0.67 0.88 1.55 7519 5553 26556 6417 1447 2142 957
非农户 5.11 2.41 0.18 0.26 1.72 188 407 33015 5810 2778 470 1536
补贴户 3.22 1.95 0.22 0.32 0.76 135 427 324 20 81 8935 239
宿命论者 4.82 2.33 0.55 0.57 1.45 15177 6108 17246 3719 331 1123 776
个人主义者 5.05 2.50 0.50 0.48 1.41 15559 3514 19738 8174 1757 2417 2161
平均主义者 4.88 2.43 0.30 0.51 1.60 10985 1969 17564 3262 1582 1545 1190
等级主义者 5.16 2.37 0.42 0.53 1.48 10432 5088 35784 2747 4508 1891 1096
自治主义者 4.81 2.40 0.50 0.54 1.35 26462 3769 47962 3308 1923 2084 1585

2.2 移民对栖居乐园的认知与构想

受访移民栖居乐园认知的文化构成元素词频统计结果显示：移民对栖居乐园的憧憬和标准是多元和丰富的，涉及到吃穿、房屋、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图3a）。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移民对乐园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低标准的“生存”，而是体现出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移民对栖居乐园的高频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不愁三保障”上，排名前20的高频词汇主要集中在“收入”“消费”“医疗”“教育”“安全”“住房”“养老”“生态环境”“生计模式（养殖和种地）”“家庭”“幸福”方面（图3b），表明移民对栖居乐园的标准不高。移民相较社会其他人群，大多发展滞后，正处于脱贫致富的过渡阶段，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正开始从“小康”向“富裕”转变。
图3 武威市移民栖居乐园认知词云图及词频统计

Fig. 3 Cognitive word cloud map and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migrants' dwelling paradise in Wuwei city

对151个乐园认知元素进行语义合并与高频元素提取，得到107个关键词（图4），词性上以形容词居多（44个），其次是名词（33个）和动词（25个）。形容词中，面向社会的描述词（如社会安定、公平、均衡）多于面向家庭的描述词，集中体现了移民对未来生活及政策福利保障的期待。从对事务性分类名词（如住房、医疗、厕所、交通等）、集群总体名称词（如生计、生态、机会、政策等）、主体性分类名词（如子女、家人、邻里、领导等）、家庭行为词（如增加收入、种植、贷款等）和社会行为词（如扶持、发展、改善等）的总结来看，移民对乐园构成要素和形态构想集中表现在家庭、村庄建设、收入、机会、农业及政府保障方面。作为栖居乐园——这一理想世界构筑的基础性条件，土地、田园、收成、政策、制度、福利等源于现实面的重要构件，使乐园更具群体主义社会实践的性质（如团结、和睦、互助、公平等）。因此，中国式栖居乐园的构建与农业密不可分，亦具有共享福祉、人际和谐、提升与弥补现实界政治秩序和典章制度的乌托邦色彩。
图4 武威市移民栖居乐园认知元素的词性分类

Fig. 4 Part-of-speech classification of cognitive elements of migrants' dwelling paradise in Wuwei city

2.3 移民对移民安置地栖居乐园的认可度评价

2.3.1 不同地区移民对移民安置地栖居乐园的认可度评价

空间分布上，移民对安置地栖居乐园的符合度评价无差异（P=0.066）。武威市约54.8%的移民认为现居安置地符合其内心对栖居乐园的期盼，8.4%的移民认为完全符合，16.3%的认为较不符合（图5a），栖居乐园认可度得分0.422。古浪县地跨祁连山区、河西走廊和腾格里沙漠三大地带，低山丘陵沟壑区占全域总面积的39.6%，移民只能搬迁到北部相对平坦的干旱荒漠区。故移民新分土地多为沙地，水利设施配套差，撂荒居多，公共卫生设施建设滞后（村内无公厕、下水管网不利、水厕难推广，移民的公共服务投入满意度仅为0.771）、房屋质量差（围墙开裂、庭院积水）导致15.6%的移民认为现居安置地不符合栖居乐园的特质。但55%的移民认为相较于山区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吃水难、行路难、上学难、就医难、就业难、增收难的窘境，移民新村在乡村重构、资本重聚的过程中虽存在一定的经济风险（返贫、贷款困难、生活开支大），但设施农业、沙产业种植和专业合作社、产业基地建设及光伏扶贫、规模化牛羊养殖场、商铺等村集体经济发展，使得移民对未来生活前景充满信心（图5b）。受益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山区旧房拆迁、新房购置及特色产业补助），古浪县移民的栖居乐园认可度最高（0.547），认为比较符合其内心对栖居乐园期盼的移民占44.1%。
图5 武威各县区移民对栖居乐园的评价

Fig. 5 Evaluation of migrants on dwelling paradise of resettlement site in each county

由于民勤县66.28%的受访者属于“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中的就近集中安置移民（以花寨村和上润村为代表），虽然移民反映拆迁旧房政府并未给补贴，但户均10000元的购房花费，加之其所属的农田面积和位置未有太大变化，交通、文娱、水电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备，移民生计风险多重化指数、适应成本及回迁意愿四地中最低（1.616、0.592和0.188），社会融入度和产业扶持力度最高（1.306和0.488），故而63.1%的民勤移民认为现居安置地能称得上栖居乐园，认可度得分0.504。作为典型的半封闭内陆荒漠区，民勤县生态环境脆弱，水土资源承载能力有限，水资源紧张成为制约当地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据移民反映，2020年当地用水政策改变为农村居民每人只供2.5亩地的水，额外耕地不供水，导致移民无法种植，收入没有保障，移民的收入满意度为-0.098，生活前景预期得分为0.354，故14.3%的移民认为现居安置地与栖居乐园难以匹配。
凉州区作为武威市的政府驻地，交通较其他地区便利，异地务工人群外出方便，就业范围及机会较多。依托武威荣华公司及荣华现代绿洲生态移民农业产业化基地，融合生态移民就近就业和土地流转，大力发展奶牛规模化养殖、饲草种植和乳品加工，收入来源较为稳定，移民的收入满意度和生活前景预期四地中最高（0.257和0.824），故56.6%的移民认为现居安置地称得上栖居乐园，认可度得分0.427。但高昂的灌溉水费降低了移民的农业收益，依靠传统农耕难以维持生计，加之迁移带来的传统乡土性空间向城镇特性生计空间转变，使移民在城镇性社区中的日常生活开支占比增大，约62.79%的受访者正遭受着丧失草原耕地政府补助和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的风险，生计风险的多重性指数2.264。为应对生活压力，移民被迫进入非农产业，家庭纵向的主轴关系因经济诉求和生计来源而断裂，家庭内部最为普通的沟通需求与情感交流变成了奢侈的展望[20]，故21.7%的移民认为现居安置地称不上栖居乐园。
天祝县移民的栖居乐园认可度四地中最低（0.209），仅45.9%的移民认为现居安置地称得上栖居乐园。该地移民多是由山区搬迁至川区，生计方式转型（由传统畜牧业转变为种植业、由传统雨养农业转变为精细化灌溉农业），适应成本和生计风险多重化指数四地中最高（0.923和2.628），受经济、安全与福利风险的冲击较大，突出表现在新分棚圈、耕地及房屋质量差（房屋漏雨、大棚坍塌）、生活开支大、贷款困难、发展机会和支撑产业不足。系统匹配脱节造成移民自然资本存量与生产意愿间的矛盾突出（温室大棚闲置、养殖设施欠缺），家庭及社区尺度上面临返贫和脱序的风险，移民的收入满意度四地中最低（-0.222），约75%的移民收入满意度为负，移民的回迁意愿最为强烈（0.330）。基于“安全第一”传统生存伦理而衍生出的“以地养老”生存逻辑，导致移民对土地附有特殊的情感依赖和安全感、获得感需求。“无地耕种”的客观现实，使得移民迁入安置地后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生产真空期”，生活陷入焦虑和经济匮乏、身份认知模糊和艰难适应的窘境[20]。

2.3.2 不同生计模式移民对移民安置地栖居乐园的认可度评价

不同生计模式移民对现居安置地栖居乐园符合度的评价无差异（P=0.169），均偏向于比较符合（图6a）。农兼户的栖居乐园认可度最高（0.516），回迁意愿最低（0.114），而补贴户收入满意度最低（-0.270），适应成本、生计风险多重化指数及回迁意愿最高，产业扶持力度和公共服务投入的满意度最低（-0.189和0.568），乐园认可度最低（0.382），这与其搬迁后生活开支增大直接相关。纯农户由传统的旱作农业方式向精细化灌溉、设施农业转变，存在技术、资金及心理上的隔阂与不适，故其适应成本较高（0.901）。随着地方政府对移民后续产业的扶持资源和政策承接度的增强，特别是对设施农业和乡村特色旅游的重视，纯农户对公共服务投入的满意度和未来生活期望在五类农户中最高（0.902和0.788），但其栖居乐园认可度要低于农兼户。基于横向分摊的多样化生计方式，农兼户的生计风险多重化指数和适应成本较低（2.143和0.788），更符合移民对土地的情感依赖和生存逻辑，故其栖居乐园认可度高于其他生计模式。非农户作为“流动”的群体，与迁入地土地间的情感粘性及乡土社会的关系网络联结不断减弱，追求美好物质生活的期望、需求及持续评判标准提升。基于对“乡村”的陌生感和“城市”的期望度，非农户对现居安置地栖居乐园的认可度较低（0.4）。
图6 不同生计模式移民对栖居乐园的评价

Fig. 6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models of migrants on the dwelling paradise

2.3.3 不同文化类型移民对移民安置地栖居乐园的认可度评价

不同文化类型移民对现居安置地栖居乐园符合度的评价无差异（P=0.105），均偏向于比较符合，其中自治主义者和等级主义者的选择率高达64%和58.3%（图7a）。自治主义者位于格群象限的原点，不认同其他四类人格的任何观点，具有较高的文化、技能及管理水平，追求自身的心境淡泊[21]，其收入满意度及栖居乐园认可度最高（0.560）。分属于高群的等级主义者和平均主义者均拥有明确的群边界和紧密的内部联系，更重视秩序的建立。而作为信任权威和崇尚秩序的典型，等级主义者遵循政策的安排，社会融入程度较高（0.828），对未来生活前景充满信心（0.855），其栖居乐园认可度排位第二（0.50）。归属于“低格低群”的个人主义者，不受规范和团体的束缚，主张个人努力，竞争和机会公平、鼓励冒险，支持自然宽厚性的自然观和技术性的管理理念，约38.8%的个人主义者认为现居地“一般”。与之相反的则是归属于“高格低群”的宿命论者，他们大多相信命运安排，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逆来顺受，约23.8%的宿命论者认为现居地称不上栖居乐园，其适应成本感知最高，回迁意愿最为强烈。
图7 不同文化类型移民对栖居乐园的评价

Fig. 7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al types of migrants on the dwelling paradise

2.4 移民安置地栖居乐园的发展障碍与提升潜能分析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容差<1，方差膨胀因子VIF<1.178，Durbin-Watson值为1.652，不存在共线性问题且残差独立，可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1~模型5的平行性检验P值均>0.05，拟合优度检验Pearson和Deviance P值均>0.05（表5），表明模型有效且拟合较好。模型1中，移民在安置地居住的时间越长，移民栖居乐园认可度降低一个等级的可能性为2.705，而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移民栖居乐园认可度提升一个等级的可能性为1.218。空间上，相比于民勤县，天祝县移民对安置地栖居乐园的认可度较低，其认为安置地称不上栖居乐园的可能性是民勤县的1.701倍。移民的生计模式和文化类型对安置地栖居乐园认可度评价均无显著影响。
表5 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5 Estimation result of Ori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自变量 模型1 家庭及个人因素 模型2 相对剥夺机制 模型3 社会融入机制 模型4 关系信任机制 模型5 公共资源投入机制
系数 Exp(B) 系数 Exp(B) 系数 Exp(B) 系数 Exp(B) 系数 Exp(B)
截距1 -2.828 0.06 -2.725 0.07 -3.858 0.02 -2.705 0.07 -6.479 0
截距2 -0.061 0.94 0.106 1.11 -1.027 0.36 0.111 1.12 -3.638 0.03
截距3 1.235 3.44 1.482 4.40 0.338 1.4 1.468 4.34 -2.252 0.11
截距4 3.991 54.11 4.386 80.32 3.166 23.71 4.349 77.4 0.684 1.98
家庭年总收入 0.197*** 1.22 0.204*** 1.23 0.16** 1.17 0.198*** 1.22
老龄人口赡养率 -0.051 0.95 -0.106 0.90 -0.149 0.86 -0.024 0.98 -0.142 0.87
居住时长/月 -0.005** 0.995 -0.004* 1.00 -0.004 1 -0.003 1 -0.004 1
未成年人抚养比 -0.91** 0.40 -0.966** 0.38 -0.784* 0.46 -0.599 0.55
生计模式=纯农户 0.255 1.29 0.237 1.27 0.175 1.19 0.212 1.24
生计模式=农兼户 0.1 1.11 -0.002 1.00 -0.108 0.9 0.111 1.12
生计模式=非兼户 0.073 1.08 -0.006 0.99 0.094 1.1 0.045 1.05
生计模式=补贴户 0.412 1.51 0.27 1.31 0.374 1.45 -0.167 0.85
生计模式=非农户 0a 0a 0a 0a
地区=凉州区 -0.069 0.93 0.161 1.17 -0.089 0.91
地区=天祝县 -0.531* 0.59 -0.305 0.74 -0.579* 0.56
地区=古浪县 -0.171 0.84 0.059 1.06 -0.173 0.84
地区=民勤县 0a 0a 0a
文化类型=宿命论者 -0.379 0.68 -0.326 0.72 -0.59 0.55 -0.8* 0.45
文化类型=个人主义 -0.216 0.81 -0.136 0.87 -0.431 0.65 -0.504 0.6
文化类型=平均主义 0.076 1.08 0.023 1.02 0.087 1.09 -0.407 0.67
文化类型=等级主义 -0.028 0.97 0.026 1.03 -0.159 0.85 -0.283 0.75
文化类型=自治主义 0a 0a 0a 0a
生计风险多重性 -0.144* 0.87 -0.157** 0.85 -0.153* 0.86
自变量 模型1 家庭及个人因素 模型2 相对剥夺机制 模型3 社会融入机制 模型4 关系信任机制 模型5 公共资源投入机制
系数 Exp(B) 系数 Exp(B) 系数 Exp(B) 系数 Exp(B) 系数 Exp(B)
纵向经济剥夺=减少了一些 0.561 1.75 0.58 1.79 0.594 1.81
纵向经济剥夺=无变化 1.852 6.37 1.864*** 6.45 1.766*** 5.85
纵向经济剥夺=增加了一些 0.781 2.18 0.781*** 2.18 0.737*** 2.09
纵向经济剥夺=大幅度增加 0a 0a 0a
归属感=迁出区（老家） -1.033*** 0.36
归属感=安置地新村 0a
关系信任=会向邻居求助 0.04 1.04 -0.154 0.86 -0.057 0.94
关系信任=不会向邻居求助 0a 0a 0a
现居地环境问题=没有问题 0.057 1.06 -0.064 0.94
现居地环境问题=一种问题 -0.171 0.84 -0.263 0.77
现居地环境问题=两种问题 -0.116 0.89 -0.278 0.76
现居环境问题=三种及以上 0a 0.07 0a
产业投入=很少 -1.139*** 0.32
产业投入=较少 -1.424*** 0.24
产业投入=一般 -1.09*** 0.34
产业投入=比较多 -1.008*** 0.36
产业投入=非常多 0a
-2 Log Likelihood 1351.463 1306.780 1256.725 1313.591 1298.183
Pearson Sig. 0.721 0.284 0.305 0.565 0.001
平行性检验 0.139 0.066 0.103 0.23 0.144
Cox and Snell 0.035 0.112 0.089 0.101 0.124
Nagelkerke 0.038 0.122 0.096 0.109 0.134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0a：因为该参数冗余，故将其置为零。

因个体欲望实现速率不及参照群体，向上流动希望减弱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会弱化移民对幸福的积极体验[18]，从而降低其栖居乐园的认可度。因此，模型2基于相对剥夺视角，发现移民家庭遭受的生计风险是影响其对安置地栖居乐园认可度的关键障碍。在控制个体及家庭因素后，移民家庭遭受的生计风险数量越多，对安置地栖居乐园的认可度越低，其降低一个等级的可能性为1.155。随着居住时长和家庭中抚养的未成年人数量增多，移民栖居乐园认可度降低一个等级的可能性分别为1.004和2.484。在引入相对剥夺变量后，家庭收入的影响增强，当其每提高1个单位，移民栖居乐园的认可度相应提高0.008倍。而在引入社会融入变量后（模型3），家庭收入的影响减弱，当其每提高1个单位，移民栖居乐园的认可度相应地降低0.053倍；而家庭中抚养的未成年人数量每增多1个单位，移民栖居乐园认可度降低一个等级的可能性会提高0.143倍。安置地归属感强的移民，其栖居乐园认可度高的可能性是归属感较弱群体的2.809倍。
Lim等[22]认为基于信任机制衍生的集体规范和社会网络可以增强社会利益分配机制的公平性，减少群体间的矛盾冲突，增加社会福祉。因此，模型4引入关系信任变量后，家庭年总收入的正向影响微弱增加（提升0.001倍），且纵向经济剥夺指标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移民栖居乐园的评价，相较于“经济剥夺大幅度增加”的移民，认为“无变化”和“增加了一些”的移民栖居乐园认可度高，是前者的6.449倍和2.184倍。生计风险多重性的负向影响（栖居乐园认可度降低一个等级的可能性）较模型2提高了0.015倍。关系信任并不直接影响移民的栖居乐园认可度（P=0.653），而是作为重要传导媒介，进一步强化相对剥夺指标的影响。
在资源投入方面，产业投入变量在1%的水平显著影响移民对安置地栖居乐园的评价，认为产业投入非常多的移民选择安置地为栖居乐园的可能性分别是“比较多”“一般”“较少”及“很少”的2.740倍、2.974倍、4.154倍和3.124倍。随产业投资额度增多，移民栖居乐园认可度降低一个等级的可能性逐渐减弱。模型5在加入产业投入变量后，纵向经济剥夺的系数与显著性有所下降，生计风险多重性变得不显著，说明公共资源投入是影响移民对安置地栖居乐园判定的重要因素。同时，该变量的加入，使得移民文化类型对其栖居乐园认可度的影响有统计学差异，且在10%的水平显著。宿命论者认为安置地称不上栖居乐园的可能性是自治主义者的2.226倍。安置地当前的生态环境状况并不影响移民对安置地栖居乐园认可度的评价。

3 结论与讨论

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新视角——栖居乐园可视为判断生态移民乡村重构多重目标实现程度的新标尺。当前学界对栖居乐园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海德格尔[16]栖居理论的论述和欧丽娟[17]唐诗中乐园意识的分析，尚未构建明晰的分析框架和评价体系，缺乏基于空间、类型、文化、偏好等方面的实证案例与机制解析。基于祁连山北麓武威市生态移民的栖居乐园认可度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拓展了生态移民的研究视角和乡村振兴的分析维度，有助于揭示移民安置地栖居乐园构建的限制因素、阻力类型及提升潜能，可为共同福祉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下人地系统的优化调控提供更为全面的案例支撑。

3.1 结论

武威市移民在农业和非农生计安排及组合上趋同，外出打工是搬迁后移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移民生计多样化指数仅为1.75。农户类型判定以非农户为主（54.07%），纯农户的比例仅为15.19%，文化类型以宿命论者（34.93%）为主，其次是个人主义者（20.40%）。不同文化类型移民在家庭规模、劳动力资源配置上差异不大，但收入构成差异显著。
武威市移民对栖居乐园的憧憬和标准是多元的，其乐园构成要素集中在家庭、村庄建设、收入、机会、农业及政府保障方面，高频关注点为“两不愁三保障”，生态移民户和易地搬迁户对栖居乐园的认知组间差距不明显。该市约54.8%的移民认为现居安置地符合其内心对栖居乐园的期盼，栖居乐园认可度得分0.422，其中古浪县（0.547）、易地搬迁户（0.467）、农兼户（0.516）和自治主义者（0.560）最高，天祝县（0.209）、补贴户（0.382）、宿命论者（0.324）最低，不存在空间分布、生计模式、文化类型上的差异性。
移民家庭遭受的生计风险多重性、纵向经济剥夺、归属感及产业投入均是影响其对安置地栖居乐园认可度的关键障碍。移民的生计模式、文化类型及其现居地环境问题并不影响移民对安置地栖居乐园认可度的评价。家庭收入的正向影响随相对剥夺、关系信任变量的引入而微弱增强，随社会融入变量的加入而减弱。随着关系信任变量的引入，生计风险多重性的负向影响及纵向经济剥夺正向影响显著提升；而随着产业投入变量引入，纵向经济剥夺的系数与显著性有所下降，生计风险多重性变得不显著。随产业投资额度增多，移民对安置地栖居乐园的认可度提升的可能性越大。

3.2 讨论

3.2.1 研究不足与展望

移民对安置地栖居乐园的感知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本文以移民的主观感知为依据进行安置地是否为栖居乐园的判定，仅是一种尝试性的探索，对移民在具体领域的满意度及情感反映（焦虑、抑郁、快乐）考量不足。未来应基于内外场景双重角度，从移民的生存空间、外部剥夺、内部建构、风险机会等角度构建指标体系和判定依据，开展各类移民（搬迁类型、安置模式、依托优势）与传统村落的综合评价与对比、多情境下关键要素与栖居乐园认可度的仿真模拟、不同干预措施下栖居乐园障碍因素的减缓效应研究，提出适于各类移民安置地栖居乐园构建的差异化政策方案。

3.2.2 移民安置地栖居乐园的构建探析

海德格尔[16]“诗意的栖居”是个体生存状态的理想表征，体现着个体对安全和归属的本能愿望与对乐园追寻的精神渴求。所谓诗意，其实质就是栖居乐园的内部创造状态与外部世界建构结果的映射。如何建设、耕耘、生成和持续以人伦秩序为主的乌托邦构设，从而进入自然伦理的乐园范畴?如何实现移民的诗意栖居和乡村地域系统的全面振兴、居业协同?就需要更加注重感知人与空间要素间的耦合与互馈关系，辩证思考栖居空间的生存本义与物理建构、诗性空间的文化秩序与生成逻辑。未来安置地的乐园建构，应重点关注宿命论人群，调动其主观能动性，积极转变生计方式，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收入水平；培育乡土合作组织和后续支撑产业，基于移民对土地的情感依赖和生存逻辑，将当前非农化的生计方式转变为兼业化，变“流”为“留”，提高移民的归属感、主人翁获得感、安全感、受重视感等非经济激励因素感知。移民实现异地重生的关键在于构建其内在能力，可从保障基本生存伦理的生计恢复及转型发展，基层组织学习、自组织能力及高效产业运行模式，地方政策落实的对应性、承接度与支持力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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