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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3 , Vol. 38 >Issue 2: 545 - 560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217

旅游生计与可持续发展

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

  • 张瑾 , 1 ,
  • 王婷 1 ,
  • 吴晶 1 ,
  • 乔学忠 2 ,
  • 胡海胜 , 1
展开
  • 1.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南昌 330013
  • 2.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南昌 330022
胡海胜（1978- ），男，江西弋阳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地开发与管理研究。E-mail:

张瑾（1984- ），女，江西修水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乡村旅游、旅游规划与开发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2-09-13

  修回日期: 2022-12-08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2-13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CJY047)

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GJJ170348)

收起

Research on the farmers' livelihood effec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old revolutionary area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 ZHANG Jin , 1 ,
  • WANG Ting 1 ,
  • WU Jing 1 ,
  • QIAO Xue-zhong 2 ,
  • HU Hai-sheng , 1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 2.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9-13

  Revised date: 2022-12-08

  Online published: 2023-02-13

Fold

摘要

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革命老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色路径。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基于改进后的SLF框架，构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评价模型，采集井冈山10个村落326户农户感知数据，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处于中等水平；（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正处于一个由表及里、从显性变化到内生发展的过程之中；（3）相较于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是更契合共同富裕内涵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针对研究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充分、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农户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从产业高质量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增收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 革命老区; 共同富裕; 乡村旅游; 农户生计; 井冈山

本文引用格式

张瑾 , 王婷 , 吴晶 , 乔学忠 , 胡海胜 . 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 38(2) : 545 -560 . DOI: 10.31497/zrzyxb.20230217

Abstract

Relying on red resources to develop rural tourism is a characteristic path for old revolutionary area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villages. Guided by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improve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SLF),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livelihood effec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old revolutionary areas. We evaluated livelihood effect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by taking 10 tourism villages in Jinggang Mountains as research cases and collecting the perception data of 326 rural househol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farmers' livelihood effec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area is generally at a moderate level; (2) The promotion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for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villages is in a process developing from the surface to the inside, and changing from explicit to endogenous features; (3) Compared with the enterprise-led homestay type, the community-led study-tour type is a more suitable model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old revolutionary areas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study area,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power of the community, and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ability of farmers, targeted suggestions are made in terms of high-qual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novation of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Key words：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common prosperity; rural tourism; farmer's livelihood; Jinggang Mountains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难点所在。中国城乡地区发展差距长期处于高位，城乡之间在居民收入水平、产业现代化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尤为突出，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1]。旅游业作为消费者空间移动的现代服务业，有天然的富民属性[2]。发展乡村旅游业，有利于城乡资源有序流动，以市场化方式推动城乡之间收入和财富再分配[3]；有利于丰富就业，带动农民和村集体增收；有利于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现代化，助力农民农村全面发展，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既有研究表明，发展旅游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但发展旅游如何促进共同富裕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开的黑箱效应[4]。对典型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共富效应的作用情境、形成过程与成效水平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示乡村旅游发展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进程中的障碍性因素，有助于探索因地制宜的共同富裕实践途径。
生计是共同富裕的个体实现之路[5]，是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着力点。2009年，Tao等[6]将可持续生计概念（sustainable livelihoods，SL）引入旅游研究，认为“生计”是一个比“发展”更具体的概念，也更易讨论、观察、描述和量化。近十年来的研究中，英国国际发展署为扶贫而构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F框架），由于其提出和应用多在乡村语境中开展，运用到旅游研究中以后，被认为是从生计角度切入研究乡村旅游经济与社会影响的通用、有效工具[7]。既有研究中，以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研究最为常见，多使用层次分析法[8]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案例地农户生计资本进行评估。进而，基于模式差异[9]与空间分异[10]比较分析生计资本，或是分析生计策略[11]、土地整理[12]等变量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探讨变量关系时多采用多元回归[13]、Logistic回归模型[14]和结构方程模型[12]等方法。总体而言，现有研究聚焦于欠发达地区旅游与乡村可持续生计互动关系，研究对象涉及自然遗产地[15]、草原旅游地[16]、滨海度假区[17]、秦巴山区[18]、云贵民族村落[19]等多种类型旅游地，但是尚未见到对革命老区旅游地农户生计开展的专门性研究，也存在对农户生计系统性外源因素分析不足、对农户主位视角重视不够等问题。作为典型的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制度环境、资源禀赋、产业要素和发展形式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对革命老区旅游发展与农村农民生计之间互动关系与具体成效的探讨，能够为促进革命老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思路，有助于革命老区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特色实践途径。
本文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研究区域，以共同富裕目标为评价导向，对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改进后形成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分析框架，从农户感知视角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案例村落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比较不同发展模式下乡村旅游发展影响效应的分异情况，剖析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机制与作用过程，以提出推进革命老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针对性对策。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腹地，曾经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生态旅游资源和红色旅游资源富集。近年来，井冈山以红色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为契机，推出了集多样化体验、深层次参与、全景式互动为一体的红色教育培训创新模式，成为又“红”又“火”的红色旅游超级IP。在推进红色旅游全域发展的过程中，红色教育培训业态逐渐由山上核心景区向山下北部乡村地区拓展，形成了富于革命老区文化特色的乡村红培研学业态，是井冈山脱贫攻坚阶段的重要扶贫产业。在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背景下，井冈山乡村旅游发展环境、依托资源、要素与水平都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因此，本文以井冈山作为评估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效应的实证研究区域，并选取案山、大仓、长路、长富桥、坝上、源头、马源、古田、茅坪、神山10个旅游村落开展实地调研（图1）。选择案例村落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案例村落旅游发展均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开展，具有明显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典型性；二是案例村落在资源禀赋、运营主体、发展模式、发展阶段、社区参与程度等方面较具代表性，可以涵盖井冈山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面。
图1 研究区域与案例村落分布

Fig. 1 The research area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urvey case villages

1.2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1.2.1 革命老区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分析框架

共同富裕是奋斗目标，也是动态过程，是一个寓过程和结果于一体的动态概念[20]。科学构建共同富裕相关的测度指标体系，需要对其实现过程和实现程度都加以度量[21]。本文将SLF框架引入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语境并结合具体实践逻辑进行改进，用于分析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SLF框架包括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制度转变、生计策略、生计结果五个部分，强调外界干预对居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影响，可系统揭示不同层次生计问题的原因、过程和结果[22]，从而辨识影响生计的主要因素及其互动关系，为生计问题研究提供了规范化工具和系统化思路[23]。此前，有多名学者尝试根据旅游研究语境对该框架进行改进[24,25]，但目前较为通用的框架仍以英国国际发展署提出的原始框架为主，其在具体制度环境中的解释力与适用性有待于进一步验证[26]。结合中国乡村发展体制背景、不同区域乡村发展进程和典型乡村发展的现实语境对SLF框架进行改进，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旅游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必要步骤。
革命老区多位于省际交界地区，贫困人口聚集、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突出。尤其是乡村社区，在区域社会—经济—生态系统整体脆弱性中，贯穿着时空、系统结构的脆弱，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脆弱交织状态[27]，是革命老区实现振兴发展的关键瓶颈。1949年以来，国家对革命老区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强，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政策逐步体系化、全面化、层次化，为拉动革命老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驱动力[28]。国家的高度关注与大力支持、区域发展的滞后现实与乡村的脆弱性交织，共同形成了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特殊制度环境。
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新征程中，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可以被视为在具体的社区脆弱性情境下，由政府、社会资本、村落社区等多元主体共同推动的结构和制度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户生计资本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发生变化，形成不同生计结果。同时，乡村旅游发展也影响村落发展趋势、社区治理机制、农户福祉增进、农户富裕程度及水平。改进后的分析框架将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与结果呈现为一个动态循环的交互系统，由以下四个互相影响的部分组成（图2）。
图2 革命老区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分析框架

Fig. 2 A framework for farmers' livelihoods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1）社区脆弱性背景，体现为村落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生态五个维度的变化和趋势。一方面，社区脆弱性背景改善是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户参与旅游的基础前提，是农户生计资本变化和生计策略调整的前提与环境条件；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是带动引领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推动社区脆弱性背景改善的重要驱动因素。
（2）结构和制度转变，指能够对农户生计造成影响的政策和制度性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户生计结果。乡村旅游语境中村落结构和制度的转变主要受政府、社会资本、社区组织等因素影响。在发生逻辑上，旅游社区的结构和制度转变，受社区脆弱性背景驱动，再作用于农户生计资本变化，进而影响其生计结果。
（3）农户生计资本，指农户家庭拥有的资产和资源，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核心。改进后的框架保留了SLF框架的生计资本五边形，将生计资本表征为金融资本（F）、物质资本（P）、社会资本（S）、人力资本（H）和自然资本（N）五类资本的组合。
（4）农户生计结果。生计策略多样化是可持续生计的核心目标之一，在SLF框架中，生计策略是生计输出的前因变量。生计策略多样化意味着生计手段的丰富、增收渠道的拓宽，是革命老区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途径，也是现阶段衡量乡村旅游发展成效的重要指标，改进后的框架将其纳入生计结果综合考虑。社区脆弱性背景、结构和制度转变、农户生计资本变化共同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决策，进而形成差异化的农户生计策略组合。在旅游参与方面，农户生计结果体现为对旅游生计的适应性水平。旅游之外的替代性生计策略也是衡量生计结果的变量之一，用来考察未来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的潜能。

1.2.2 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农户生计效应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对SLF框架进行改进后，进一步探索在革命老区适用性强、对乡村旅游发展相关因素考虑全面、对乡村旅游发展效应测量直观的评价指标体系。以革命老区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分析框架为指标体系构建的整体框架，将社区脆弱性背景改善、结构与制度转变、农户生计资本变化、农户生计结果四个维度作为一级指标；指标选取过程中，综合考虑了乡村振兴的主要方面，部分参考了Sharp[29]的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重点参考了崔晓明等[18]和斯丽娟等[30]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评价指标；具体考虑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特殊性因素，经过多轮专家意见征询和一轮预调研后，细化形成了16个二级指标、39个指标要素（表1）。将指标要素转述为量表测项，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评分（39个量表测项中，有36个测量受访农户感知，有3项采用计分制评价受访农户家庭变化，计分规则如下：D22家庭经营性资产增加，统计受访农户因旅游发展而增加的购物、住宿、餐饮等经营性设施，无新增计1分，每增1类加1分，最高5分；D25家庭生计策略多元化，考察农户家庭收入来源渠道的多元化程度，包括工资收入、务农、务工、租金、经营性收入、补贴、分红等，每1项计1分，最高5分；D36家庭旅游收入占比，按家庭旅游收入情况划分为10%以下、10%~30%、30%~50%、50%~70%、70%以上5档，分别赋值1~5，访谈中由调查人员和受访农户共同估算。）。
表1 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生计效应评价指标权重与标准化均值

Table 1 Weights and standardized mean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livelihood effect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area

准则层及权重 指标层及权重 要素层（观测变量） 准则层权重 要素层权重 标准化均值 得分
B1社区脆弱性背景改善
0.1122		 C1文化传承
 D1 村落红色基因传承 0.1078 0.0121 0.7385 0.0089
D2 村落民俗文化传承 0.1800 0.0202 0.6219 0.0125
C2经济增长 D3 村落经济稳步发展 0.1729 0.0194 0.6910 0.0134
C3基层治理 D4 村落基层管理民主 0.2754 0.0309 0.6204 0.0192
C4社会风气 D5 村落社会风气改良 0.1328 0.0149 0.7768 0.0116
C5生态管理 D6 村落生态环境管理 0.1310 0.0147 0.8037 0.0118
B2结构和制度
转变
0.1518		 C6政府投入 D7 政府投入力度 0.1146 0.0174 0.6848 0.0119
D8 政府提供培训 0.1937 0.0294 0.5084 0.0150
D9 政府提供就业机会 0.1041 0.0158 0.6917 0.0109
C7企业投入 D10 公司投入力度 0.1416 0.0215 0.5989 0.0129
D11 公司运营成效 0.1186 0.0180 0.6235 0.0112
D12 公司支付资源使用费 0.0211 0.0032 0.4264 0.0014
D13 公司提供就业机会 0.1627 0.0247 0.6357 0.0157
C8村落旅游发展组织 D14 村落旅游组织发挥的 作用 0.1436 0.0218 0.5153 0.0113
B3农户生计资本
变化
0.5176		 C9金融资本 D15 家庭收入增加 0.0593 0.0307 0.5314 0.0163
D16 家庭存款增加 0.0516 0.0267 0.4908 0.0131
D17 借贷机会与渠道增加 0.0363 0.0188 0.5192 0.0097
D18 获得扶持资金机会增多 0.0491 0.0254 0.4709 0.0120
C10物质资本 D19 农户居住条件有所改善 0.0481 0.0249 0.6258 0.0156
D20 周边公共设施有所改善 0.0504 0.0261 0.6549 0.0171
D21 村落交通更便利 0.0273 0.0141 0.8129 0.0115
D22 家庭经营性资产增加 0.1448 0.0749 0.2876 0.0215
C11社会资本 D23 人际交往范围扩大 0.0646 0.0334 0.5061 0.0169
D24 农户参与社会组织增多 0.0462 0.0239 0.3896 0.0093
D25 农户与社区联结更紧密 0.0470 0.0243 0.5943 0.0144
C12人力资本 D26 就业、创业机会增加 0.0574 0.0297 0.4762 0.0142
D27 掌握更多谋生技能 0.0533 0.0276 0.4532 0.0125
D28 见识与视野拓展 0.0499 0.0258 0.5798 0.0150
D29 健康保障加强 0.0344 0.0178 0.7255 0.0129
D30 子女教育机会改善 0.0356 0.0184 0.7140 0.0132
C13自然资本 D31 土地的亩均效益增加 0.0462 0.0239 0.4417 0.0106
D32 自然资源利用更便利 0.0464 0.0240 0.6986 0.0168
D33 村落生态环境改善 0.0329 0.0170 0.8405 0.0143
D34 村容村貌整体提升 0.0193 0.0100 0.8359 0.0083
B4农户生计结果
0.2185		 C14生计策略多样性 D35 农户生计策略多元化 0.3918 0.0856 0.4371 0.0037
C15旅游生计适应性水平 D36 家庭旅游收入比例增加 0.2535 0.0554 0.1702 0.0094
D37 从事旅游业意愿增强 0.1455 0.0318 0.5583 0.0178
C16农户生计替代
策略		 D38 发展其他生计方式的可能性增加 0.1080 0.0236 0.4785 0.0113
D39 发展其他生计方式的能力增强 0.1011 0.0221 0.4847 0.0107

1.3 评价与比较方法

1.3.1 基于熵权法赋权的AHP

为了消除指标量纲差异，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变换，标准化后的值都介于0~1之间。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具体权重的计算步骤在此省略。获得指标标准化值和权重后，用加权模型计算评价结果，具体公式如下：
S = ∑ i = 1 n Y j W j   ( j = 1 ,   2 ,   ⋯ ,   m )
式中：n为受访农户家庭数量（户）；m为指标个数（个）；Yj为评价指标标准化值；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S值越高，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越好，反之越差。不同数值区间对应的效应水平为，0<S≤0.2“很差”，0.2<S≤0.4“相对较差”，0.4<S≤0.6“中等水平”，0.6<S≤0.8“相对较好”，0.8<S≤1“很好”。

1.3.2 独立样本T检验

为了明确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影响效应的内部分异情况，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更具实践价值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中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验证乡村旅游的不同发展模式对农户生计影响效应的水平差异。数据分组后，采用Shapiro-Wilk检验考察样本的正态性，确定观测变量在各组内是否接近于正态分布（Sig.>0.05）。结果显示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可以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借助SPSS 26.0进行T检验后，通过莱文（Levene）方差等同性检验判断方差是否齐性，读取假设方差相等对应行的独立样本T检验Sig.（双尾）值，如Sig.<0.05，即有理由拒绝原假设，可以判断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差异对农户生计影响效应水平存在显著影响。再进一步通过比较生计效应评价指标均值，判断两组样本效应水平孰高孰低。

1.4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案例村落旅游发展情况，这部分数据通过前往各村召开小组座谈、访谈关键人物等方式获取，围绕案例村落旅游发展背景、历程、主体、特点、农户参与情况、发展成效等问题展开，共召开座谈会16次，访谈关键人物21名，每次座谈会与访谈时间均在1小时左右；二是农户旅游参与情况以及对乡村旅游发展影响效应的感知数据，通过入户调查获取。调研小组前往10个村落随机抽取样本入户开展40~60分钟不等的半结构访谈，采集受访农户家庭基本信息、旅游参与情况，以及农户对量表测项的感知评价数据。2021年4-7月，调研人员先后三次前往井冈山开展实地调研，累计回收填答完整的问卷328份，其中有效问卷326份，有效率为99.39%，整体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大于0.9，问卷内在一致性良好，数据可靠性较高。

2 结果分析

2.1 受访家庭旅游参与基本情况

326户样本家庭中，参与旅游的有175户，占受访家庭的53.68%。超过80%的受访村民年龄在40周岁以上，常住村中的中老年人口是各村旅游参与主力。脱贫户家庭参与比例较高，56户受访的脱贫户中有33户参与了旅游。受访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包括务工收入（62.60%）、经营收入（36.80%）、工资收入（31.60%）和务农收入（30.70%），从对受访家庭经营业态的考察来看，旅游经营收入是案例村落农户经营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
受访农户旅游收入来源包括旅游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租金和分红收益四类，整体旅游收入水平不高，80%的参与户旅游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仅有7户旅游年收入超过了15万元。综合参与户的旅游年收入占比来看，接近半数（48.57%）的参与户仅以旅游收入作为补充型生计，近三分之一（30.29%）的参与户能够从旅游发展中获得较高的收入，属于兼业型生计，主要以旅游为生的专业型家庭不到四分之一（21.14%）。

2.2 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农户生计效应评价

评价模型中，准则层四个维度的重要性程度依次是：B3农户生计资本变化>B4农户生计结果>B2结构和制度转变>B1社区脆弱性背景改善。农户生计资本变化（Wj=0.5176）是评价衡量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影响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为农户生计结果（Wj=0.2185）；测量社区层面效应的结构和制度转变、社区脆弱性背景改善两个维度，权重分别为0.1518、0.1122，表明指标值离散程度较低，也说明从农户主位视角评价乡村旅游发展对生计的影响效应时，农户层面指标的重要性要高于村落层面。研究区域各指标要素具体表现如下。

2.2.1 社区脆弱性背景改善

社区脆弱性背景改善维度的得分为0.6940，处于较好水平。该维度下6个指标（D1~D6）均值都大于0.6，受访农户对旅游发展带来的社区脆弱性背景改善效应认同度较高。以红色培训教育为核心业态的乡村旅游，驱动了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整理，吸引了大量政策性投入和社会资本投资；同时，也改变了村落传统单一的农业经济，丰富了村落经济形态，促进了村集体增收，旅游发展每年为案例村落村集体增加的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总体而言，井冈山乡村旅游发展对社区脆弱性背景的改善效应显著，乡村整体发展水平有结构性提升。

2.2.2 村落结构和制度转变

该维度考察了政府、企业、村落组织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投入与作用，得分为0.5941，处于中等水平，接近于较好。
井冈山乡村旅游发展整体由政府主导推动，近十年来，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细化落实，以及江西省推进红色名村建设、井冈山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等系列举措，夯实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硬件基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保障。乡村旅游发展涉及的政策落地、企业招商、土地流转、村企关系协调等，均由属地乡镇政府推动。从数据来看，受访农户对政府在开发投入（D7）、促进就业（D8）方面认同度较高，但是对政府提供培训机会（D9）认同度一般。
研学基地和精品民宿两类核心旅游企业是井冈山乡村旅游产品市场化、业态多元化与服务规范化的重要主体，对乡村旅游品质提升有重要作用。受访农户对企业运营成效（D11）和促进就业（D13）作用比较认同，对其投入力度（D10）接近于认同，对企业支付资源使用费（D12）评价集中在“一般”水平，无形的红色文化资源被视为一种公共资源无偿使用，企业就租赁的农户私产、流转土地和村集体授权的旅游经营权支付有限的资源使用费。
村落旅游组织发挥的作用（D14）一般，村落层面的旅游公共事务多由村委协调，少数村落已成立的旅游管理组织，形态不发育、机制不健全，专业人才匮乏，村落内生组织在村落旅游治理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

2.2.3 农户生计资本变化

农户生计资本变化维度得分0.5317，处于中等水平。五类生计资本在生计效应评价中的重要程度依次为：C10物质资本>C9金融资本>C11社会资本>C12人力资本>C13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得分0.4691，中等偏低。乡村旅游发展以来，各村交通通达度大为改善，旅游公路、游步道、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显著提升，家庭居住条件和村落公共设施明显改善，但受访家庭自用性资产转化为餐馆（12.89%）、民宿（21.16%）、旅游商店（9.82%）和出租房屋（3.37%）等家庭经营性资产的比例不高，且农户之间差异很大（Wj=0.0749）。
金融资本得分0.5033。当地政府为旅游参与户提供了小额贷款、民宿床位补贴等金融支持政策，但真正知晓政策、了解政策的家庭很少，使用政策的更少。相较于参与户，非参与户难以从村落旅游发展中获得家庭金融资本的增长，感知相对负面。
社会资本得分0.4982。旅游发展有效强化了村落内部联结，在乡土社会原有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之外，以业缘为联结纽带的社会资源逐渐发展起来，这种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进在旅游参与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社区内生的旅游专业组织不发育，参与社会组织增多（D24）一项的得分较低。
人力资本得分0.5672。旅游发展给相对封闭的村落带来大量游客，在与研学团队接触的过程中，村民们更加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村集体所获旅游收入中有部分用于帮扶和支付困难家庭的医保费用，强化了弱势群体的健康保障。旅游参与户在经营和接待过程中，谋生技能得到锻炼，这也是农户人力资本增长的重要表现之一。非参与户对该指标的感知偏向负面。
自然资本得分为0.6672。旅游发展在推动井冈山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户自然资本显著增长，村落生态环境改善（D33）与村容村貌整体提升（D34）均达到了很好的水平，在39个评价指标中表现最好；自然资源利用相较旅游开发前也更为便利（D32）。土地亩均效益增加（D31）效应中等偏低，土地流转费用多采用“一口价”，原承包户无法共享流转土地增值效益，土地效益低下问题在旅游发展中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2.2.4 农户生计结果

生计结果维度得分0.3964，在四个维度中表现最差。既往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可以深刻改变农户传统的生计组合模式，使其趋于多样化[31]。案例村落的旅游参与呈现出参与面广、方式多样、收益多元的特征，特别是脱贫户以及劳动能力下降的低收入群体，获得了门槛较低的参与、受益机会。由于参与机会与能力不均衡，家庭生计策略多元化（D35）指标的离散程度是39个指标中最高的。同时，家庭旅游收入比例增加（D36）情况在39个指标中均值最低、表现最差。过半受访家庭参与了旅游，但80%的参与户旅游年收入不足5万元，旅游发展在当前仅是生计的一种补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对务农务工型传统生计的依赖，而非替代。相当一部分农户对村落未来旅游发展持观望、顺从的中立态度，继续从事旅游生计的意愿（D37）不强烈。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在旅游之外发展其他生计方式的能力（D39）不足、可能性（D38）不大。

2.2.5 综合评价结果

根据评价模型，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影响效应的综合评价得分为0.5294，处于中等水平。
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生计影响效应在各维度表现出一定差异（表2），评价得分从高至低依次为：社区脆弱性背景改善（S1=0.6904）>结构与制度转变（S2=0.5941）>农户生计资本变化（S3=0.5317）>农户生计结果（S4=0.3964）。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社区整体的影响要强于农户家庭层面，社区脆弱性改善相对明显，农户生计资本变化和村落结构与制度转变处于中等水平，农户生计结果相对较差。
表2 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评价结果

Table 2 Evaluation results of farmers' livelihood effect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area

S值 0<S≤0.2 0.2<S≤0.4 0.4<S≤0.6 0.6<S≤0.8 0.8<S≤1
生计效应 很差 相对较差 中等水平 相对较好 很好
研究区域评价指标 — 农户生计结果 农户生计资本变化
结构与制度转变		 社区脆弱性背景改善 —

2.3 不同发展模式对农户生计影响效应的差异分析

在井冈山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受村落旅游资源禀赋和社会资本介入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两种典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一种是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依托村落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研学基地，基地负责对接中小学研学团队，并指导农户改造家庭设施用于接待，村干部协调安排农户参与接待，研究区域的坝上村、源头村、马源村、古田村、茅坪村、神山村6个村落属于此类；另一种是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外来企业出资租赁村中房屋、场地改造成精品民宿，由企业负责运营，并雇佣村民提供服务，案山村、大仓村、长路村、长富桥村4个村落属于此类。为进一步明晰两种旅游发展模式对农户生计影响效应的分异状况，将样本分为研学组（170户）和民宿组（156户），对两组样本的39对生计效应评价均值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有31对指标在P<0.05水平上存在统计学差异（表3），综合均值比较情况来看，研学组的农户生计效应整体上优于民宿组，在不同维度、指标上呈现出具体的差异。
表3 乡村旅游发展对研学组与民宿组农户生计影响效应的差异分析

Table 3 Difference analysi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livelihood effect between study-tour group and homestay group

总样本（N=326户） 研学组（N=170户） 民宿组（N=156户） 独立样本t检验
均值 均值 均值 Sig.（双尾）
D1 3.95 4.13 3.76 0.000
D2 3.49 3.68 3.28 0.000
D3 3.76 4.14 3.36 0.000
D4 3.48 3.61 3.34 0.037
D5 4.11 4.25 3.96 0.003
D6 4.41 4.51 4.30 0.005
D7 3.74 3.86 3.61 0.014
D8 3.03 3.26 2.79 0.000
D9 3.77 3.79 3.74 0.556
D10 3.40 3.43 3.36 0.519
D11 3.49 3.55 3.43 0.219
D12 2.71 2.84 2.44 0.000
D13 3.54 3.45 3.65 0.086
D14 3.06 3.21 2.90 0.002
D15 3.12 3.59 2.62 0.000
D16 2.95 3.34 2.56 0.000
D17 3.08 3.12 3.03 0.376
D18 2.87 2.98 2.78 0.075
D19 3.50 3.81 3.17 0.000
D20 3.62 3.76 3.46 0.013
D21 4.25 4.42 4.07 0.000
D22 2.15 2.76 1.49 0.000
D23 3.02 3.39 2.62 0.000
D24 2.56 2.74 2.37 0.000
D25 3.38 3.61 3.12 0.000
D26 2.90 3.14 2.65 0.000
D27 2.81 3.11 2.49 0.000
D28 3.32 3.59 3.03 0.000
D29 3.90 4.05 3.74 0.004
D30 3.86 3.99 3.71 0.007
D31 2.77 2.74 2.79 0.607
D32 3.79 3.96 3.62 0.004
D33 4.36 4.51 4.20 0.000
D34 4.34 4.56 4.10 0.000
D35 2.75 3.49 1.94 0.000
D36 1.68 1.86 1.48 0.005
D37 3.23 3.57 2.87 0.000
D38 2.91 2.99 2.83 0.147
D39 2.94 3.06 2.80 0.011

2.3.1 研学组的社区脆弱性背景改善程度优于民宿组

研学组在社区脆弱性背景改善维度下的全部指标得分均高于民宿组（表3中D1~D6），这类村落的研学活动主要依托红色遗址和红色人物、红色故事开展，在获取建设专项资金倾斜和支持方面更具优势，红色基因和传统民俗也在旅游发展中得到了有效利用和保护；在空间布局上采用整村开发模式，土地景观化范围更广、程度更强，对村落生态环境改善与管理的力度更大；在运营中采用“基地+村集体+农户”模式，以多元主体的劳动和资本联合为发展根基，通过政府完善基础设施、基地拓展客源市场、村民参与食宿接待的协作机制，形成一种基于社区的集体旅游经济，有利于村落经济发展和基层民主自治的推进。相较而言，民宿型村落的精品民宿在体现红色文化元素之外，更多依托乡村田园、荷塘、山林等自然环境，民宿布局以点状和小面积块状为主，旅游发展涉入的生产要素和人群有限，对村落层面经济发展、基层治理、社会风气、生态环境管理带来的影响相对较小。

2.3.2 研学组的村落结构与制度转变部分指标优于民宿组

结构与制度转变维度下的8项指标中，政府投入力度（D7）、政府提供培训（D8）、企业支付资源使用费（D12）、村落旅游组织发挥作用（D14）4项存在组间差异，均是研学组优于民宿组。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是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the community-based tourism，CBT），而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实质上是租赁经营旅游治理模式（the lease-operation tourism，LOT）[32]。在农户感知视角下，研学型发展模式在结构与制度转变上相对民宿型模式，具有更强的制度优越性。对于研学型村落，以社区力量为主的企业（研学基地）是旅游发展的引导者和维护者；大面积参与接待的农户是乡村旅游的重要支撑者和服务者；村集体则承担了村落旅游组织者的角色，成为多元主体的“粘合剂”和监督者，在资源整合、收入分配、矛盾调解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维系着旅游产品供给端的内部团结；对于民宿型村落，当前外来投资商主导的民宿企业规模较小，劳动力需求有限。除少数出租房屋给企业、受雇于企业的村民，绝大部分农户都是村落旅游发展的局外人，村集体仅是多元主体间协调与沟通的中介人。两种模式下，政府、企业、村集体与农户的互动联结方式不同，村落内生组织的发育水平和农户参与度也不同，相较而言，民宿型模式为社区和居民提供的参与机会更少，门槛更高。

2.3.3 研学组的家庭生计资本增长情况整体优于民宿组

家庭生计资本维度下的20项指标，除D17、D18和D31外，其他17项均存在显著差异，研学组的家庭生计资本增长情况整体优于民宿组。均值差距较大的指标有家庭收入增加（D15）、家庭存款增加（D16）、家庭经营性资产增加（D22）、人际交往范围扩大（D23）、就业创业机会增加（D26）、掌握更多谋生技能（D27）6项，两种发展模式下农户生计资本增长的机会存在差异。研学团队规模多在200~900人，大量吸纳农户参与接待是企业（基地）最经济的方案，接待户的屋宅由此转变成为住宿设施、餐饮设施、购物设施等经营性资产。参与旅游接待的过程中，通过参加培训、配合基地指导，农户服务技能得到提升，人际交往范围扩大，部分农户与培训组织、发展协会、游客等建立了进一步联系，将线下的旅游商品销售转向线上。民宿型村落以接待小型团队和散客为主，游客除食宿在民宿外，在村落逗留时间短，产生其他消费、与村民接触的机会较少。因此，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能够为农户带来的生计资本增长机会相对有限。

2.3.4 研学组的家庭生计结果优于民宿组

陈佳等[6]认为，不同旅游开发模式形成的基础在于旅游资源的地域差异性，政府与外界力量推动了旅游开发模式的影响作用分异，社区主导和农户参与的深度则最终决定了旅游开发模式的影响结果，对井冈山案例村落农户生计结果的测度印证了这一观点。两种旅游发展模式下农户生计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该维度下5个指标中，研学组有4个指标得分高于民宿组。两组样本家庭在生计策略多元化（D35）方面的表现差异非常大，研学组73.53%的家庭（125户）参与了旅游，而民宿组旅游参与户仅占32.05%（50户），研学组家庭（继续）从事旅游的意愿（D37）明显强于民宿组家庭。两组样本家庭旅游收入占比（D36）情况尽管存在差异，但都不理想。
综上，两种模式下社区和农户的生计发展机制存在区别。研学型村落的乡村旅游是以农户为主体的村集体经济，村落资源、农户劳动力与资产、社会资本广泛介入且联结紧密，大量农户以多种方式参与旅游，生计资本多维增长和生计能力提升的机会较多；民宿型村落的乡村旅游以社会资本主导的企业行为为主，村落资源、农户劳动力与资产介入较少，部分农户间接参与旅游，实现生计资本增长和生计能力提升的机会有限。相较而言，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更契合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内涵[33,34]，是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更优效的制度安排”。其一，在全民性方面，研学型模式带动农户增收的面更广，更有利于实现全体村民的共同富裕；其二，在共建性方面，研学型模式有效联结多元主体共同服务于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更好地发挥村集体和农户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三，在共享性方面，研学型模式下社区和农户能够分享到更多资源和资产增值的收益，社会资本经营状况更为理想，研学群体获得的红色乡村旅游体验也更为丰富，总体呈现出多元主体共享乡村旅游发展成果的良好局面；其四，在全面性方面，研学型模式更有利于促进革命老区乡村全面发展和红色基因传承，也更有利于农民群体实现精神富裕。

3 结论与启示

3.1 结论

本文在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结合中国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生逻辑对SLF框架进行改进后，构建了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生计效应评价模型。以井冈山为实证研究区域，采集10个旅游村落326户农户的感知数据，系统评价了乡村旅游发展对案例地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总体处于中等水平（S=0.5294）；（2）旅游影响在社区层面的效应要强于农户家庭层面，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目标的促进正处于一个由表及里、从显性变化到内生发展的过程之中；（3）不同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在生计效应四个维度的表现均优于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是更契合共同富裕内涵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4）在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响应和村落参与共同作用下，井冈山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产业，但也存在产业发展不充分、社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农户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

3.2 政策启示

第一，以红色旅游引领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大革命老区富民产业的“蛋糕”。红色文化资源是革命老区立足红色底色、发挥政策撬动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资源禀赋。要进一步创新红色教育模式、拓展红色文化体验场景、催生红色旅游新型业态，全面激活红色文化资源价值，走“以红促旅，以旅带农，农旅融合”的发展路子，以因地制宜的“产业组合拳”切实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不断壮大革命老区乡村富民产业规模。
第二，以治理机制创新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铆足革命老区共同富裕后劲。治理能力强的基层组织在乡村发展中有重要作用[35]。在充分培育乡村基层组织的基础上，要立足发展实际，灵活创新乡村旅游治理的体制机制，积极培育社区内生旅游治理组织，不断探索“村集体治旅”“村企治旅”“乡贤治旅”“能人治旅”等新型治理方式，全面调动乡村旅游发展的社区内生力量，激活乡村旅游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三，以过程性支持体系提升农户的增收能力，助力农民的共同发展和全面发展。培育一批有条件的旅游能人优先发展，树立服务标杆，发挥先富带头示范作用；引导一批有积极性的农户经营多样化旅游项目，适度降低各类旅游专项补贴的获取门槛，强化金融支持政策的普惠性和易得性，开展旅游接待户技能入户培训和经营实务指导；延续脱贫攻坚阶段的就业倾斜政策，确保脱贫户、五保户、低保户等困难家庭共享流转村落土地和闲置屋宅增值效益，包容弱势群体共享旅游发展成果。
研究围绕共同富裕目标，立足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制度环境与实践逻辑，对SLF框架进行改进并应用于实证案例。相比于原始框架，改进后的框架更加贴近革命老区乡村客观情境、聚焦现实瓶颈、关注过程变量、注重农户主位感知，提供了一个探讨欠发达乡村地区生计发展机制与共同富裕关系的本土化理论框架。实证研究表明，改进后的框架可以达成对研究区域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发展过程与结果的综合评价，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革命老区实现共同富裕的特色实践途径，是SLF框架在典型区域微观层面共同富裕研究中的一次有益尝试。但是，鉴于革命老区乡村的内部差异，改进后的框架和目前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仍需进一步修正完善。此外，本文侧重于分析生计发展机制对共同富裕目标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生计发展机制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是多向度的。乡村旅游发展在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脆弱性因素，如乡村旅游发展的外部脆弱性、农户旅游参与差异伴随的贫富分化新动因等。在后续研究中，有必要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更全面的考察分析，为革命老区稳步迈向共同富裕提供更加切实有效的思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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