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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38 >Issue 2: 511 - 528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215

旅游生计与可持续发展

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实证

  • 李冬花 ,
  • 王咏 ,
  • 陆林
展开
  •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芜湖 241002
陆林（1962- ），男，安徽芜湖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E-mail:

李冬花（1997- ），女，河南平顶山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人文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2-08-26

  修回日期: 2022-11-13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2-13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30644)

收起

Sustainable livelihood effect of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Lujia village, Anji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 LI Dong-hua ,
  • WANG Yong ,
  • LU Lin
Expand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Anhu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8-26

  Revised date: 2022-11-13

  Online published: 2023-02-13

Fold

摘要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在新发展阶段，厘清共同富裕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中的发展路径及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以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为例，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及优化路径。结果显示：（1）综合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模式，网络、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能够为乡村旅游地带来持续的发展机会与向内的发展成果，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效率与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2）鲁家村综合乡村旅游的互补性发展最为显著，增权次之，综合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生计效应主要体现在网络、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上。（3）综合乡村旅游对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发展均存在显著影响，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型居民需要围绕社会网络关系展开生计优化行动；旅游专营型居民需要以个体能力发展、旅游者深度体验参与为基础确立生计优化方向；合作网络、增权、信息网络需要进一步向非旅游参与型居民拓展，以推动全体居民生计的共同优化与共同富裕。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从网络、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层面总结了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综合驱动机制与实践模式。

关键词： 共同富裕; 综合乡村旅游; 可持续生计; 生计资本; 鲁家村

本文引用格式

李冬花 , 王咏 , 陆林 . 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实证[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 38(2) : 511 -528 . DOI: 10.31497/zrzyxb.20230215

Abstract

To realiz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the people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and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aking Lujia village in Anji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effect of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is an effective mode for rural tourist destination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e development of key variables such as embedding, endogenesis, complementarity, and empowerment can establish a stable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actors in rural areas, and promote the joint efforts of multiple subjects to develop the creativ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sources into tourism resources, and further act on the livelihood optimization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community residents. (2) The complementary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in Lujia village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followed by empowerment.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rural tourism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key variables such as network, complementarity and empowerment on residents' livelihood capital. (3)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ivelihood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sidents. Tourism-led and tourism-participating residents need to carry out livelihood optimization actions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 Tourism specialty residents need to establish the direction of livelihood optimizatio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ability and the in-depth experience and participation of tourists.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empowerment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need to be further expanded to non-tourism participating residents, so as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livelihood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resident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rural tourist destina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empowerment mechanism, complementary mechanism and comprehensive driving mechanism.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sustainable livelihood; livelihood capital; Lujia village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从概念内涵来看，共同富裕是指富裕社会的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满足其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人人都达到富裕生活但存在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3]。从发展趋势来看，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4]，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中，需要以农民农村为主要抓手，突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5]。其中，旅游业作为富民产业，不仅在脱贫攻坚中成效显著，在未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征程中仍大有可为[6]。作为高收入群体购买低收入群体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活动，旅游活动能够实现财富由中高收入群体向中低收入群体的转移，促进农业产业化与农村资产盘活，推动城乡居民在人均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均衡发展[7,8]，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优势互补的重要渠道与关键载体。
生计作为谋生的方式或手段，是居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性质状况与组合配置的综合表征[9]，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与基本构成。在乡村旅游地，居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以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而旅游资源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关键因素[10]，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乡村旅游地如何协调整合内外部力量形成综合性的资源开发模式，并与社区居民的生计发展之间建立深度联系，是新发展阶段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11,12]。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社区居民生计发展的已有研究多集中于旅游资源开发模式、运行机制的总结归纳与对比分析[13⇓⇓-16]，社区居民的生计发展研究也多囿于传统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乡村旅游地旅游资源开发的特殊性以及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与开发结果的内在关联和深层逻辑，有待进一步从旅游资源转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视角切入，探索旅游资源开发视角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完善其内在机制与作用路径。
坚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发展的鲜明旗帜，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更为迫切[17]。新发展阶段，我们需要立足共同富裕的概念内涵与发展趋势，从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及其发展能力出发，探索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与实现机制。尤其是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广大农村地区，如何通过综合性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实现乡村资源向旅游资源的传承创新与价值转化，并进一步扩充广大乡村居民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提升居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与财富创造能力，是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命题。因此，本文拟基于综合乡村旅游的理论视角与可持续生计的理论框架，围绕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模式，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以期为共同富裕的目标推进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理论分析框架

1.1.1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综合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是指以乡村特色景观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升旅游吸引力为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针对乡村旅游资源进行综合评价与整合利用的过程。总的来看，乡村旅游地的旅游资源开发较其他旅游目的地而言表现出明显的特殊性。首先，在资源开发目的上，受共同富裕的目标驱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虽然涉及多元主体[18]，但其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民增收与社区发展[19,20]。其次，在资源开发路径上，受长期城乡二元体制的城市偏向影响[21]，乡村在市场、制度、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发展不充分[22]，旅游资源开发面临先天不足，需要人才、技术、信息、管理经验、治理能力等外部要素的有效嵌入，形成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交互渗透、多元互嵌的包容性开发模式[12]。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目的、开发路径的特殊性，需要我们在理论层面对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实践展开更进一步的理解与反思。
综合乡村旅游（Integrated Rural Tourism，IRT）是与乡村旅游地经济、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力资产密切相关的旅游形式，由欧盟第五框架研究计划项目“支持和促进欧洲落后农村地区的综合旅游业”（Supporting and Promoting Integrated Tourism in Europe's Lagging Rural Regions，SPRITE）系统提出[23,24]。从逻辑起点来看，综合乡村旅游认为旅游活动并非要替代乡村地域原有的农业生产活动，而是通过旅游活动与地方资源要素的有机结合[25]，将乡村地域发展成多元经济活动的集聚场所，激活乡村空间潜力与要素价值[26]。从发展目标来看，“综合”意味着通过合作发展在参与者与乡村资源之间建立联系[27]，这种联系基于乡村内外部利益主体在资源开发过程中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网络[28]，通过网络共享知识、经验、资金与资源[29]，以确保乡村资源的综合开发以及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综合乡村旅游认为以家庭为中心的小型组织是促进和发展乡村旅游的行动主体[23]，要重点关注资本基础薄弱、技能经验有限的行动者的利益创造策略，在分散、独立的行动者之间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连接内外部参与者、团体、机构和资源的关系纽带[30]，以高度关联、高效流动的参与网络，促进发展机会的均等化与发展成果人人共享。整体而言，综合乡村旅游为乡村旅游地内外部行动者之间、资源要素之间的双向流动与有机综合提供了理论借鉴与路径参考。同时，作为一种理论视角[31]，综合乡村旅游的逻辑起点、发展目标与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目的、开发路径之间存在较强的逻辑耦合和互促关系（图1）。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注：N、H、P、F、S分别代表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

Fig.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1.1.2 综合乡村旅游视角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

网络是为实现乡村旅游发展的共同目标而形成的动态社会关系，是综合乡村旅游的核心构成，网络能够形成重要的社会结构，包括信息网络、合作网络两个方面[24,32]。信息网络、合作网络的发展持续推动着嵌入性、内生性、互补性、增权等关键变量的交织深化与动态平衡。嵌入性是指通过地方独特文化特征的嵌入，形成旅游产品的独特起源与生产过程[33]；内生性与嵌入性、互补性紧密相关[34]，强调旅游业对地方自然、社会、文化、人力资源的依赖与利用，以促进旅游发展机会与发展成果的向内保留。过度嵌入与内生发展容易导致与市场、技术、创新等外部优势的脱离，需要进行适度脱嵌，与外部优势主体建立紧密联系，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发展机会，拓宽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外生发展的逐利特征又容易掠夺乡村资源，阻碍乡村内部主体自主发展的权限与能力，陷入“外生发展陷阱”[35]，这就进一步需要在旅游活动与农业生产活动之间建立互补关系[36]，注重社区增权，关注居民的能力发展与利益诉求，以可持续的发展能力保障内部主体的可持续参与。总的来说，网络、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持续推动着乡村经济、社会、文化、自然、人力资源的就地价值转化，并通过内外部参与主体的持续互动为乡村地域提供持续的发展机会。
嵌入性、内生性关键变量的发展能够持续推动乡村自然、文化资源向旅游资源创造性转化的地方行动。受旅游需求牵引与旅游消费刺激，社区居民、社区集体不断从旅游产品开发的视角重新审视已有的生产生活资料，通过对零碎资源的重新组合配置，进行新的生计策略选择与生计转型实践[37]，生产生活资料与集体生产要素不断向旅游活动转移集聚，形成更为多元的生计方式与创富路径，在降低生计发展外部脆弱性的同时也激活了传统乡土文化资源的固定属性价值[38]。同时，社区增权为居民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发展以及社区整体的利益聚合提供了行动保障。通过技能培训与自主参与学习，居民的市场意识、合作意识、组织能力、经济能力持续优化，为旅游产品的突破创新以及旅游资源整合—延伸—创新性发展的连续行动提供知识技能支撑。互补性强调乡村旅游并非要替代乡村地域原有的生产活动，而是要在旅游活动与农业生产活动之间建立互补机制[24]，充分利用不同类型的乡村资源要素塑造综合性、差异化的旅游产品[26]，为乡村旅游资源的创新性利用、乡村组织模式与管理体制的创新性发展提供新的思维原理和探索途径。

1.2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的建设示范区，是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先行区、富集区与实践高地[39]。鲁家村位于浙江省安吉县东北部（图2），下辖13个自然村，610户居民，约2300人。2011年，鲁家村开启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基于“公司+村+家庭农场”的合作经营模式不断整合乡村资源，旅游产品开发充分嵌入了木作工艺、白茶生产、特色饮食等地方性元素，居民的参与度、所有权得到有效内生保留与发展。内生性要素的发展也不断刺激居民的能力发展，安吉乡土职业技能培训公司周期性地组织村民进行旅游服务专项培训。同时，村民通过土地流转、旅游服务岗位、集体股权分红等多途径受益，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社区增权效应明显。网络、嵌入性、内生性、互补性、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驱动鲁家村形成了多元主体共营共利的资源开发模式与旅游经营方式，人均收入由2011年的14719元提升至2021年的49850元（ 资料来源：鲁家村村委会提供。），居民生计发展迎来深刻转型，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明显，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图2 鲁家村区位

注：1至18分别为鲁家村18家不同主题的家庭农场（红山楂农场、盈元农场、精一木作、规划安置区、玫瑰农场、五月虹农场、美冬青农场、鲁家花园、中药农场、桃花农场、香草园农场、多肉农场、万竹农场、牡丹农场、蔬菜农场、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野猪农场、映山红农场）。

Fig. 2 The location of Lujia village

1.3 数据来源

生计发展的本质是生计策略的持续优化与转型，并反映在居民生计资本的储量上[15]。基于综合乡村旅游开发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生计资本作为居民生计发展的重要表征，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数据收集于2020年7月23日至30日展开，收集过程以结构化入户访谈问卷调查为主，并于2022年1月进行回访与补充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居民生计发展、综合乡村旅游发展两个部分，其中居民生计发展问卷内容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六类生计资本的发展状况，以及受访者年龄、受教育程度、生活满意度、生计策略类型等基本信息；综合乡村旅游发展问卷包括信息网络、合作网络、嵌入性、内生性、互补性、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状况。实地调研共获取205份入户访谈生计发展问卷，有效问卷200份，问卷有效率97.56%；380份综合乡村旅游发展问卷，有效问卷371份，问卷有效率97.63%。

1.4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综合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上，本文在Marzo等[32]构建的关于综合乡村旅游关键变量发展的成熟量表基础上，对部分测量题项进行修正，采用Likert五点量表测量，并进行信效度检验。首先，基于Cronbach's α系数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问卷整体的信度系数为0.901>0.7，变量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及稳定性。进一步基于SPSS 26.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变量的区分效度，剔除区分效度较低的测量题项，确定最终18项测试题项（表1），最终问卷的KMO值为0.839>0.5，P=0.000<0.05，Bartlett's球形检验较为显著，该量表对于本文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基于最终的综合乡村旅游测度指标体系，以Tosun[40]所界定的划分标准为依据，采用均值分析计算法，比较不同维度层面、指标层面的均值得分，测度综合乡村旅游发展的集中趋势与平均水平。
表1 变量定义及统计性描述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潜变量 显变量 编号 定义
网络 信息宣传 X1 网络媒体上有足够的信息介绍/宣传鲁家村开展的旅游活动
信息获取 X2 游客很容易就能获取有关鲁家村开展的乡村旅游活动的信息
企业联合 X3 村内各个机构/企业（农场、农家乐）之间经常联合举办旅游活动
合作程度 X4 村内各个机构/企业之间存在较高的合作程度
合作意愿 X5 村内的机构/企业共同合作促进乡村旅游活动
嵌入性 文化嵌入 X6 鲁家村的旅游活动能够体现当地特色文化与传统
体验嵌入 X7 旅游活动可以使游客体验鲁家村的文化和传统
符号嵌入 X8 鲁家村的大多数旅游产品品牌上有当地名称或图片
活动嵌入 X9 当地旅游活动中可以看到鲁家村的名称或图片
内生性 所有权内生 X10 鲁家村的旅游企业大部分是归本地人所有
管理内生 X11 鲁家村的旅游企业大部分是归本地人管理运营
互补性 游客参与 X12 游客能够参加该地区的传统活动
服务共享 X13 我能够与游客共享使用公共休闲场所（广场、公园、绿地、农场）
安全共享 X14 我能够与游客共享健康安全设施（社区医院、诊所）
休闲共享 X15 我能够与游客共享休闲服务（酒吧、餐馆、景点）
增权 能力发展 X16 旅游业发展后我的能力有了很大提升
社区认同 X17 我为该地区的旅游景点和资源感到自豪
旅游认同 X18 我喜欢/认可鲁家村旅游业的发展
在居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上，英国国际发展部（the UK'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可持续生计研究提供了系统化的研究思路与规范化的研究方法[41,42]，将生计资本划分为自然、物质、人力、金融、社会五个维度。因此，本文在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基础之上，结合乡村旅游的发展背景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在乡村旅游地，旅游要素的注入往往是生计发展转型的重要契机[11,43]，伴随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居民对未来的生活期望、生活自信逐渐发生转变，进一步作用于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的转型。因此，本文将“心理资本”引入生计资本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同时重点参考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生计资本的评价体系及赋值标准[15,44,45]，并进一步结合案例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实际调查情况，确定人均耕地、房屋结构、旅游业发展后自身知识、技能、素质提升状况、收入来源种类等指标的赋值计分标准，形成居民生计资本评价的最终指标体系，并通过极差法、熵权法[46]分别获取指标标准化值及权重（表2）。
表2 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le 2 Livelihood capit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赋值
标准		 指标
权重
自然
资本
（N）		 人均耕地面积/亩 1=0~2，2=2~4，3=4~6，4=6~8，5=8以上 0.5039
耕地土壤肥力 1=很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很好 0.0638
耕地灌溉条件 1=很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很好 0.0540
旅游业用地是否增加 1=是，0=否 0.3665
饮用水源 1=自来水、纯净水，0=井水、江河湖水 0.0118
人力
资本
（H）		 总人口数/人 1=1~2，2=3，3=4，4=5，5=6及以上 0.0618
劳动力人数/人 1=0，2=1，3=2，4=3，5=4及以上 0.1239
本人文化程度 1=小学以下，2=小学，3=初中，4=高中/中专，5=本科及以上 0.1102
家庭成员身体状况 1=长期患病，2=经常患病，3=偶尔患病，4=很少患病，5=都非常 健康 0.0310
旅游业发展后自身知识、技能、素质提升 状况 1=没有变化，2=轻微提升，3=较大提升，4=很大提升，5=巨幅提升 0.1148
是否有青壮年回乡经营旅游业 1=是，0=否 0.5582
物质
资本
（P）		 家庭住房结构 1=土木房，2=砖木房，3=砖瓦房，4=混凝土房 0.0332
家庭卧室情况/间 1=1，2=2，3=3，4=4，5=5及以上 0.0606
汽车、大型农机具数量/台 1=0，2=1，3=2，4=3及以上 0.1555
是否购买城镇住房 1=是，0=否 0.7506
金融
资本
（F）		 近三年来家庭平均年收入/万元 1=1以下，2=1~3，3=3~5，4=5~8，5=8及以上 0.0381
旅游业发展后对家庭收入影响状况 1=没有影响，2=轻微影响，3=较大影响，4=很大影响，5=巨大影响 0.1542
收入来源种类数/类 1=1，2=2，3=3，4=4及以上 0.2136
旅游业发展后收入来源是否增多 1=是，0=否 0.2728
近三年是否有借贷 1=否，0=是 0.0640
旅游业发展后是否有助于获得借款 1=是，0=否 0.2573
社会
资本
（S）		 村里组织集体活动的 次数 1=几乎没有，2=很少，3=一般，4=很多，5=非常多 0.0383
网络社交媒体使用情况 1=几乎没有，2=很少，3=一般，4=很多，5=非常多 0.1435
居民的合作程度 1=不帮忙，2=少部分帮忙，3=一般帮忙，4=大部分帮忙，5=每次都帮忙 0.0240
同村亲戚的家庭数量/家 1=0，2=1~2，3=2~3，4=4及以上 0.1092
是否参加合作组织 1=是，0=否 0.3126
是否有获得技能培训 机会 1=是，0=否 0.1978
旅游业发展后技能培训机会是否增多 1=是，0=否 0.1746
心理
资本
（M）		 旅游业发展后的生活期 1=很低，2=较低，3=一般，4=较高，5=很高 0.3376
旅游业发展后生活的 自信 1=很低，2=较低，3=一般，4=较高，5=很高 0.3104
面对风险的应对能力 1=很低，2=较低，3=一般，4=较高，5=很高 0.3520

1.5 研究方法

1.5.1 生计类型划分

根据可持续生计发展的已有研究，乡村旅游地居民的生计发展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多样性，为了更有针对性地探索居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机制，基于居民的生计组合方式和收入来源结构对鲁家村的生计发展类型进行划分[44,45]，划分标准见表3。
表3 居民类型划分标准及研究样本数量

Table 3 Criteria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s and the number of research samples

居民类型 收入来源结构 生计组合方式 样本量/个 样本比例/%
旅游专营型 旅游收入>80% 旅游+短期务工+务农 7 3.50
旅游主导型 40%<旅游收入<80% 旅游+常年务工+务农 28 14.00
旅游参与型 旅游收入<40% 长年务工+旅游+务农 47 23.50
均衡兼收型 40%<务工收入<80% 短期务工+务农 28 14.00
务工主导型 务工收入>80% 常年务工+短期务工+务农 80 40.00
务农主导型 务工收入<40% 务农+短期务工 10 5.00
总计 — — 200 100

1.5.2 生计资本指数

生计资本指数是可持续生计研究当中计算居民生计资本水平的常用方法[15,47]。本文基于极差标准化对量化后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熵权法计算权重，并根据标准化后的指标值和权重，借助综合指数法计算居民的生计资本指数。

1.5.3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量化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及显著性水平，被广泛应用于居民生计发展影响因子与驱动因素的识别当中[48,49]。以综合乡村旅游的关键变量为自变量，以居民的各项生计资本为因变量，基于多元回归分析探明综合乡村旅游关键变量发展对居民生计发展的影响效用。

1.5.4 灰色关联度分析

灰色关联度分析能够基于关联程度表征要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50]，识别要素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在可持续生计研究领域已经得到了较为成熟的应用[51,52]。因此，基于灰色关联系数识别综合乡村旅游与居民生计资本发展之间相关性较高的指标变量，以界定不同类型居民生计优化的关键发展范畴。

2 综合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

综合乡村旅游是基于网络建立过程的结果，网络通过一系列关键变量能够促进旅游资源的合作开发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32]。基于综合乡村旅游关键变量的发展模型，以生计组合、发展模式、资源利用及其行动主体为状态变量，对鲁家村综合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进行阶段划分（表4），并进行可视化表达（图3）。2011年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之前，鲁家村经历了传统农作物种植（S1）、外出务工经商（S2）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居民的生计实现以内生发展为主，乡村资源利用主要表现为物质资源的农业生产利用。伴随农业农村在与城市发展竞争中的落败[53]，多数村民选择外出务工、经商，以寻求更大的发展机会。居民的生计发展虽然脱嵌于地方空间与乡村资源，但外出务工经商为综合乡村旅游累积了内生性的资本基础与资源意识。部分经济能人开始返乡投资，合作网络、信息网络逐渐外扩，尝试寻求激活本地价值的外部发展优势，但综合乡村旅游的社会网络仍局限于地方。
表4 综合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

Table 4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发展
阶段		 主导
变量		 生计
组合		 发展
模式		 资源
利用		 行动
主体
S1 — 传统农作物种植
 内生发展 资源沉睡 居民
S2 内生性 外出务工经商 脱嵌发展 资源唤醒 经济能人
S3 内生性、互补性 外出务工、景区务工 互补发展 资源整合 乡村能人、
规划公司、旅游公司
S4 内生性、互补性、
嵌入性		 外出务工、旅游业经营
（民宿、农家乐、土特产商店）、
景区务工（乡土公司、农场）		 综合发展 价值显化 村集体、居民
规划公司、旅游公司
S5 内生性、互补性、
嵌入性、增权		 外出务工、旅游业经营
（农场、民宿、农家乐）、景区务工（乡土公司、农场）		 综合发展 价值转化 居民、村集体、旅游公司、青壮年人才
图3 综合乡村旅游变量发展阶段

Fig. 3 The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key variables of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2011—2013年，综合乡村旅游进入转型阶段（S3），以村书记为代表的企业家带头启动美丽乡村建设工程，人居环境、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的概念，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鲁家村邀请专业规划公司设计18家不同主题的家庭农场，建成全国首个家庭农场集聚区和示范区，并通过市场化运作引进工商资本近20亿元（②资料来源：鲁家村村委会提供。）。居民的生计空间通过旅游得到有效拓展，土地资源的集体流转、家庭农场的主题开发，使鲁家村的物质、社会、文化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利用，综合乡村旅游的发展网络也与浙北灵峰旅游公司、外来投资商等外部发展主体建立稳定联系。2013年之后，综合乡村旅游进入发展阶段（S4），农场、民宿、农家乐等乡村旅游业态围绕木作工艺、白茶文化、地方饮食、节日习俗等传统文化要素展开建设，乡村资源要素价值开始全面显化。2017年，全国首批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实施，鲁家村正式确立了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乡村综合发展模式，综合乡村旅游进入成熟阶段（S5），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在村民、村集体、农场主、规划公司、旅游公司以及青年人才的行动下形成稳定的信息网络与合作网络，不断创造新的发展机会与向内惠及居民的发展成果，形成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发展效率与发展公平的正向互动关系。

3 综合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

3.1 综合乡村旅游：包容性资源开发与生计现状的提升

基于SPSS 26.0绘制统计箱图与三维曲面图，对综合乡村旅游发展变量的均值、离散程度、集中趋势、极值分布进行直观呈现（图4）。结果显示，在整体层面上（图4a），各维度均值略有差异，互补性最高（4.400），增权次之（4.189），数值分布最为集中。具体来看，受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目标驱动，鲁家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居民生产生活之间的互补性特征最为显著（图4b），89.08%的受访者认为旅游者能够参与体验鲁家村的传统活动，并能够与旅游者共享公共设施、安全设施、健康设施，旅游产品消费与乡村生产生活体系的融合度较高。社区居民作为乡村旅游产品的关键生产者，是乡村资源向旅游资源创造性转化的传承行动主体，81.13%的受访居民认为鲁家村实现了旅游业态所有权的内生保留，本地居民可以通过参与旅游经营管理，实现经济收入的提升与收入来源的多元转型。同时，从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增权效应来看，82.12%的受访者对旅游业的发展以及旅游业发展后的个体能力发展、社区发展表示高度认同。从指标层面来看，均值较高的指标也主要集中在互补性、增权两个关键变量中，数值分布在高值区形成明显集聚（图4c），居民对合作网络的态度认知结果相对离散，36.57%的受访者认为各类旅游经营主体之间需要形成更为有效的联合合作机制。
图4 综合乡村旅游发展特征

Fig. 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从不同类型居民来看（图5），非旅游参与和旅游参与、旅游主导、旅游专营型居民的网络感知结构存在较大差异。旅游专营型居民位于鲁家村综合乡村旅游信息网络、合作网络的多点连接中心，对网络这一核心变量的发展具有较为强烈的认知，92.31%的旅游专营型居民认为鲁家村的信息网络较为完善，84.62%认为鲁家村的旅游企业之间具有较高的合作程度，与务农主导型居民的经济活动选择、行为态度对比最为明显。务农主导型居民因经济发展基础薄弱，未能将旅游经济活动纳入自身生计范畴，加上对主流媒体及外界信息的接触机会有限，对综合乡村旅游发展的认知水平整体较低。务工主导型与务农主导型居民的社会网络结构较为一致，信息网络、合作网络的广泛性略高于务农主导型居民。均衡兼收型、旅游主导型、旅游参与型居民的社会网络结构、综合乡村旅游发展认知程度较为一致，因旅游参与程度、参与规模、参与时间的差异，在嵌入性、内生性方面与旅游专营型居民表现出一定差异。
图5 不同类型居民的网络结构与变量感知

Fig. 5 The network structure and variable percep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sidents

3.2 可持续生计：生计类型特征与生计发展水平

根据综合指数法计算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资本指数与生计发展水平（图6）。从生计类型特征来看，鲁家村的生计发展类型以务工主导为主，占比40%，涉及旅游的生计组合模式占比41%，且以旅游参与型为主，乡村旅游发展的社会进入性问题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下有所强化。从生计发展水平来看，自然资本的差异较小，从事旅游业家庭的旅游用地较之前有所增加，土地利用转型与其他生计类型家庭表现出一定差异；人力资本中，旅游专营型家庭人力资本较为突出，鲁家村参与旅游服务的居民定期参与安吉乡土职业技能培训公司组织的专项培训，能力及个人素质相对具备优势。同时，在参与旅游经营的家庭中，有青壮年返乡参与旅游经营的家庭占比72%；物质资本中，旅游专营型物质资本最为丰富，居民的物质资本水平既与经济收入相关，也与经济行为挂钩[54]，从事旅游专营服务往往对住房、交通设施具有较高要求；金融资本中，发展指数较高的集中在参与旅游的居民类型之中；社会资本中，参与旅游业的居民因旅游业发展需要及集体技能培训机会，对集体活动及经济合作的认知较为强烈，活跃于信息网络与合作网络之中，表现出一定的社会资本优势。心理资本中，参与旅游业的居民类型普遍因收入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在人力、金融、物质等方面具备相对优势，73.17%的参与旅游经营的家庭认为自身有较高的抗风险能力。
图6 不同类型居民生计发展水平

Fig. 6 The livelihood development levels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sidents

3.3 综合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生计效应

根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综合乡村旅游的关键变量为自变量，以居民的各项生计资本为因变量，利用SPSS 26.0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探明综合乡村旅游变量发展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作用（表5）。结果显示，信息网络主要对居民的自然、金融、社会资本产生影响。乡土公司、旅游公司对“田园·鲁家”的网络运营与推广，对外能够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对内能够刺激村民的旅游发展信心并转化为实际的社会行动，形成更为强烈的地方认同；合作网络主要作用于居民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农家乐、民宿、特产经销商等小企业之间的联合是形成规模经济的有效方式，外出劳动力重新在“离乡”与“返乡”之间获取物质与心理平衡，返乡经营旅游业。同时，集体活动、共同旅游活动的举办，也推动鲁家村形成互信互惠的社会网络环境，对社会资本的提升拓展形成推动效用。
表5 综合乡村旅游发展关键变量与生计资本的回归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key variables of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livelihood capital

关键变量 测量指标 自然资本 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 心理资本
信息网络 信息宣传 0.206** 0.069 0.016 0.081 0.085 0.025
信息获取 -0.124 0.024 -0.043 0.149* 0.152* 0.042
合作网络 企业联合 0.037 0.276*** -0.005 0.081 0.182* 0.025
合作程度 -0.088 -0.207* -0.012 -0.076 -0.088 0.037
合作意愿 0.162** 0.002 0.001 0.125 0.135 0.026
嵌入性 文化嵌入 0.009 -0.053 -0.253** -0.1 -0.106 -0.04
体验嵌入 -0.07 -0.055 0.08 -0.052 0.154 0.066
符号嵌入 -0.077 -0.055 0.045 -0.002 -0.14 -0.187
活动嵌入 0.189 0.12 -0.063 0.14 0.155 0.181
内生性 所有权内生 0.069 0.099 0.019 0.071 -0.115 -0.068
管理内生 -0.123 -0.005 0.149 0.027 0.262** 0.19
互补性 游客参与 0.028 -0.019 -0.04 -0.1 0.016 -0.026
服务共享 -0.097 0.069 0.051 -0.017 -0.01 0.024
安全共享 0.077 0.178* 0.088 0.298*** 0.190** 0.096
休闲共享 0.014 0.126 -0.094 -0.012 0.017 -0.003
增权 能力发展 -0.122 0.138* -0.029 -0.143* -0.081 -0.041
社区认同 0.078 -0.061 -0.097 0.058 0.11 0.214**
旅游认同 0.003 0.096 0.02 0.044 -0.041 -0.147

注：***、**、*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t检验。

嵌入性对生计资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化嵌入对物质资本的影响上，文化嵌入对物质资本的作用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文化嵌入的感知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物质资本将减少0.253个单位。乡村旅游地在现代化潮流的裹挟之下容易对地方文化、历史传统形成冲击，进一步引致文化割裂。这也表明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文化资源的嵌入方式、嵌入路径要与社区居民的物质需求相结合。内生性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管理内生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上，旅游业本身具有的分散性为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构建提供了机会[55]，本地居民基于本土关系网络，通过合作与联合，促进旅游利益获取的本地最大化。互补性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安全共享对人力、金融、社会资本的影响上，基础环境的改善首先惠及村民的日常生活，强化了居民的旅游发展信心，并转变为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与经济收入的直接增长。在共同致力于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社区居民之间也逐渐形成了信息共享、合作共生的稳定社会网络。增权这一关键变量主要对居民的人力、心理资本产生影响，88%的受访村民认为自身的知识、技能在旅游业发展后有所提升，伴随着个体能力的发展，对于当下的生活自信与未来的生活期望也不断强化。

3.4 不同类型居民生计优化的关键范畴

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强化针对不同群体的分析，以便有针对性地创造提升收入、扩大就业的机会，促进发展成果共享[56]。为进一步厘清综合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发展路径，依据灰色关联分析对综合乡村旅游评价结果与生计资本指数进行关联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关联度均在0.5以上，表明综合乡村旅游关键变量的发展对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发展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合作网络、信息网络、赋权、互补性关键变量与居民生计发展之间的关联效应较为显著。进一步遴选关联度位列前5项的变量指标作为居民生计优化的关键变量（表6），以界定居民生计优化的关键范畴。
表6 综合乡村旅游与居民生计发展关联度

Table 6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and residents' livelihood development

类型 指标 关联度 类型 指标 关联度
旅游
专营型		 能力发展 0.835 均衡
兼收型		 合作程度 0.702
合作意愿 0.823 企业联合 0.698
信息获取 0.821 能力发展 0.694
社区认同 0.806 合作意愿 0.684
游客参与 0.802 信息获取 0.662
旅游
主导型		 合作意愿 0.736 务工
主导型		 能力发展 0.667
合作程度 0.734 合作程度 0.634
企业联合 0.713 企业联合 0.631
信息获取 0.709 文化嵌入 0.627
信息宣传 0.697 体验嵌入 0.626
旅游
参与型		 信息获取 0.705 务农
主导型		 合作程度 0.667
合作意愿 0.698 企业联合 0.653
合作程度 0.691 符号嵌入 0.652
信息宣传 0.686 能力发展 0.652
企业联合 0.686 游客参与 0.650
从旅游专营型居民来看，增权、合作网络、信息网络以及互补性带来的能力增长、合作意识、信息共享、发展信念以及游客的深度体验参与与其生计资本发展之间具有较强关联性。乡村旅游发展的小规模与分散性对经营主体的管理能力、合作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具有较高要求。同时，社区认同与游客参与的强化能够进一步保证高质量旅游产品的有效供给。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型居民生计优化的关键变量具有较高一致性，信息网络与合作网络对其生计资本发展的影响较为显著。相对旅游专营型居民而言，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型居民的发展规模、投入力度较小，更需要与农场、乡土公司、旅游公司以及同类经营主体之间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以应对多方挑战。对于均衡兼收型居民而言，其生计资本的发展主要受合作网络、增权以及信息网络带来的就业机会与能力发展的影响，生计区间趋于多元拓展。务工主导型、务农主导型居民的生计资本发展与合作网络、嵌入性、增权以及互补性关键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相关性，综合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网络、地方社会文化特征的嵌入过程、居民的技能培训以及旅游者的深度体验空间、体验路径有待进一步向这两类主体拓展，以推动其生计发展转型。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综合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模式。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能够在乡村地域内外部行动主体之间形成多元互嵌的合作网络、信息网络，为乡村旅游地带来持续的发展机会并驱动发展成果的内生保留，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效率与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
（2）受共同富裕的目标驱动，鲁家村综合乡村旅游的互补性发展最为显著，增权次之，综合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生计效应也主要体现在网络、互补性、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上，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受综合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较为显著。
（3）综合乡村旅游对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发展均存在显著影响，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型居民需要围绕社会网络关系展开生计优化行动；旅游专营型需要以个体能力发展、旅游者深度体验参与为基础确立生计优化方向；合作网络、增权、信息网络带来的就业机会、能力提升以及地方社会文化特征的嵌入行动有待进一步向非旅游参与型居民拓展，以推动全体居民生计发展的共同优化与共同富裕。

4.2 讨论

从本质上来看，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平均分配或静态的财富共享，而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有平等的追求富裕的权利、公平地实现富裕的机会、公正地占有财富的结果以及不断提升的创造财富的能力[2]。在新发展阶段，需要深入研究共同富裕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中的发展路径及实现机制。乡村旅游在农业多功能发展、农民就业拓展、农村资源转化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使乡村旅游地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单元，并具有一定的示范引领意义。因此，本文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引领，基于综合乡村旅游理论，明晰乡村旅游地如何通过网络、嵌入、互补、内生、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形成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交互渗透、多元互嵌的综合性开发模式，进而为乡村地域带来更充足的发展机会、更公正的分配机制以及更可持续的生计发展能力。
研究结果对新发展阶段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首先，从综合乡村旅游的发展历程来看，新发展阶段，乡村地域正在由静态空间向流动性、关系性的动态空间不断转型发展[57]，乡村旅游的发展也随之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性、开放性与不平衡性，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发展问题与发展需求。因此，在乡村地域这一开放的外向型空间内，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依附于内生乡村地域系统的同时，与乡村地域内外部多元主体之间的流动关系网络表现出更为密切的联系，政府、市场、社会、居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机制能够为乡村旅游地带来持续的发展机会，以应对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阶段性问题、阶段性需求带来的脆弱性。同时，在共同富裕的目标引领下，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结合社区居民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参与资本的差异，界定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优化范畴，并展开针对性、长期性的知识技能培训，通过社会、政治、经济、心理的多向增权赋能，驱动发展机会、发展成果的内生保留，保障发展效率与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其次，从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来看，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应侧重地方自然、社会、文化特征的有机嵌入，嵌入方式与嵌入路径应充分考量居民实际的物质诉求、发展诉求与权利诉求；以现代家庭农场、现代农业产业园、生态农家乐、农业高科技示范园等形式，在乡村旅游产品与地方生产要素、生产活动、生产主体之间建立密切联系，形成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综合驱动机制，以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处理好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驱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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