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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38 >Issue 2: 474 - 489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213

旅游生计与可持续发展

共同富裕目标下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特征的影响

  • 苏伟锋 ,
  • 马晓龙 ,
  • 贾文通 ,
  • 陈泠静
展开
  •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 300350
马晓龙（1976- ），男，河北滦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乡村旅游与旅游规划研究。E-mail:

苏伟锋（1993- ），男，福建惠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地理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2-06-27

  修回日期: 2022-12-15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2-13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27)

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B20014)

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项目(91923111)

收起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rural residents' livelihood type and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 SU Wei-feng ,
  • MA Xiao-long ,
  • JIA Wen-tong ,
  • CHEN Ling-jing
Expand
  •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6-27

  Revised date: 2022-12-15

  Online published: 2023-02-13

Fold

摘要

探究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的影响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空间资本理论，以福建省龙潭村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对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其特征进行研究，得到结论如下：（1）乡村居民生计策略的形成受空间资本禀赋、家庭利益诉求与创业动机影响。（2）乡村居民生计可划分为自我更新、对外寻租、邻里投资以及迁移工作四种类型。（3）四种生计类型在结果上差别显著，这说明旅游发展在形塑乡村居民生计的过程中存在公平性缺失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空间资本”与“平衡利益诉求”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共同富裕; 旅游发展; 生计类型; 空间资本理论

本文引用格式

苏伟锋 , 马晓龙 , 贾文通 , 陈泠静 . 共同富裕目标下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特征的影响[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 38(2) : 474 -489 . DOI: 10.31497/zrzyxb.20230213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force to shape the livelihoo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sidents.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iated influen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livelihoods of rural resident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ieldwork,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ase of Longtan village in Fujian province to explore the type divis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sidents' livelihoo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capital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form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sidents' livelihood types is affected by the spatial capital endowment, family interest demands as well as motivation for self-employment, which reflects the fundamental logic of uneven capital movement. (2) Affected by tourism development directed by government and external enterprises, the overall livelihood of rural resident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ut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y use self-renewal, rent-seeking, neighborhood investment, and migration work as livelihood strategies. (3)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nsifies social inequality among rural residents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livelihoo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categories of resident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for rural residents' livelihood characteristics and proposes a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capital and balancing of interest demands. The findings can help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oeconomic influen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non-Western contexts and provide new insight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tourism development; types of livelihoods; spatial capital theory

共同富裕作为一种崇高理想和伟大目标，强调全体人民在消除贫困与两极分化基础上的普遍富裕和满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和后工业社会临近，旅游产业在中国乡村地区呈蓬勃发展态势，逐渐成为解决乡村居民生计问题的关键力量，在扭转乡村多重危机、缩小城乡差距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1⇓⇓⇓⇓-6]。但更深入的研究发现，旅游发展也给乡村居民带来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分化加剧及相对剥夺感增强等严峻的社会问题[7⇓⇓-10]。乡村旅游社区内部围绕公平问题频繁上演的权力斗争和冲突事件成为现阶段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具体表现，不仅对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而且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背道而驰。然而现有针对乡村居民生计的研究主要围绕减贫目标展开[11⇓-13]。在中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的国情下，现有的可持续生计理论研究成果恐不足以支撑现实社会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发展需要。
生计是人类采取的一整套谋生手段，其特征集中表现在能力、资本、策略以及结果等方面[14,15]。其中，生计资本通指家庭或个人的资本持有状况，其特征受脆弱性背景影响，并改变着生计转换过程与结构、策略及结果[14,15]。生计资本在可持续生计分析中占据中心地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一是生计资本结构与测度，发展出涵盖自然、物质、经济、人力、社会以及文化等六类资本在内的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结构与指标体系[16]；二是生计资本影响效应，包括生计类型[17,18]、生计策略[19⇓-21]等。尽管非常重视生计资本的结构和作用，但学界对生计资本的类型划分基本沿袭英国国际发展部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这导致区位优势、交通条件、对外联系程度等切实影响乡村居民生计的空间资本要素被归类到社会资本[16,22]、物质资本[23]甚至自然资本[24]等不同资本类目下。随着研究的深入，传统生计资本分类框架正不断遭受挑战。已有研究发现，旅游发展背景下不同尺度、空间位置的联系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乡村居民生计[23,25⇓⇓-28]。缺乏空间资本介入下的生计研究，势必导致对乡村旅游地居民真实生计条件的认知偏误，空间资本要素对乡村居民生计贡献统计遗漏等问题，从而制约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旅游发展影响下的乡村居民生计特征形成主要受区位、流动性以及家庭需求影响。就区位而言，靠近洱海、泸沽湖等自然景观的家庭能获得更多的租金收入和经营利润，而其他家庭只能有限地参与旅游就业或外出务工[5,29]。就流动性而言，在瓦努阿图群岛和印度PJ贫民窟，旅游开发限制渔民进入滨海地区捕鱼造成渔民生计丧失[30,31]。就家庭需求而言，在元阳梯田，出于对舒适环境的需求，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居民利用自有或其他居民的住宅创业成为本土企业家，而觅取稳定收入的居民则将住房对外出租[32]；洱海周边的乡村居民积极寻租旨在帮助子女获取优质教育资源[5]。披检国内外文献后发现，乡村居民在旅游发展进程中的生计特征与其对空间的利用存在内在勾联。虽然现有研究为理解旅游发展影响下的乡村居民生计分异现象奠定了基础，但相关结论以碎片化形式散落在不同案例研究中，而不是基于对案例地内部的分析得出的，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特征尚未得到清晰的区分和阐释。
鉴于此，本文提出经验性问题：旅游发展如何塑造乡村居民的生计类型及特征?乡村居民生计包括哪几种类型?不同类型存在何种差异?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化分析和理论化解答，不仅可以深化关于旅游社会经济影响效应的认识，亦可为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旅游社区发展与治理提供适切的问题解决方案。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理论基础

空间资本理论为解析旅游发展对生计特征的影响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 虽然空间贫困理论（spatial poverty theory）在分析地理资本（geographical capital）时也将区位条件作为具体指标，赋予地理空间要素资本意义，然而该理论以地域为基本分析单位，无法充分揭示地区内部的个体差异，尤其是个体利用空间的动机和策略，因此本文选取空间资本作为分析的理论视角。)。空间资本特指一组由行动者积累的资源，其有助于行动者利用社会的空间维度获利[33]。Lévy[34]划分出两种类型的空间资本，一种是与地点及其空间资产相关的“区位资本”（locational capital），反映地点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的重要性，靠近工作场所、商业服务设施以及市中心等区位优势可以帮助个体获得区位资本；另一种是与地区相关的“情境资本”（situational capital），在地点距离未发生改变的前提下，个体可以借助交通工具来增强其流动性，从而快速抵达某一地点。区位资本和情境资本分别强调居住地固定性和个体流动性所发挥的作用，且后者可以弥补前者的不足[35]。例如，乡村居民需要借助城乡迁移来应对乡村区位劣势导致的就业机会短缺[36]。研究发现，个体空间资本存量取决于三类因素：一是“可达性”（access），与时间、地点和其他情境限制的流动范围关联，如靠近交通枢纽、教育机构或劳动力市场；二是“技能”（competence），可以是身体性（如骑车）、习得性（如驾照）或组织性（计划和协调活动的能力）等方面的技能；三是“挪用”（appropriation），指个体运用可达性和技能的策略、动机、价值观以及实践，包括个人对可达性和技能的解释与行动方式，以及利用潜在流动性的策略[37,38]。就影响而言，空间资本有两大作用，一是加剧社会分化；二是可以被积累并与包括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资本在内的其他资本相互转换[38]。
空间资本理论对地方发展过程中的生计不平等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已有研究显示，从市区搬迁到郊区后原住民往往无法高效通勤，空间资本遭到破坏导致其就业机会损失[39,40]；而搬迁到中心城区使中产阶级家庭获得邻近性和可达性，从而更好地协调家庭与职业需求[41]。目前国内外对空间资本理论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且研究主要针对大都市区的人口居住迁移现象，鲜有学者借助该理论来解释乡村地区人口高速流动的旅游发展现象。在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居民同样出现迁出、迁入等流动行为，其生计特征亦随之发生改变[1⇓⇓-4]。基于文献回顾可知，作为后现代社会交通技术变革以及人口与资本流动性增强的产物，旅游发展强化了乡村旅游目的地与城市客源地之间空间联系，并扭转城乡之间的“核心—边缘”关系[42]。在流动的空间范围内，乡村居民生计既受其家庭住宅与核心景观的距离、在村庄的核心位置、区域交通设施等“可达性”因素的影响[5,27]，也受其驾驶水平、经商水平等“技能”[2]，以及利用住宅盈利或生活的动机等“挪用”因素的影响[1,2,5]。在空间资本理论看来，乡村居民生计不平等的根源是空间资本的不平等，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可达性”“技能”和“挪用”因素的不均衡分布。本文旨在探究共同富裕目标下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特征的影响，空间资本理论有效解释地方发展过程中流动性增强对居民生计的影响，因此对本文以旅游发展为具体情境的研究问题具备较强的理论适切性。

1.2 案例地选取

案例地龙潭村位于福建省屏南县熙岭乡（图1），村籍人口340户1407人。与四川明月村、浙江莫干山等案例地相似[43]，龙潭村走过旅游前发展阶段（2017年以前）、外部力量主导旅游发展阶段（2017—2019年），以及社区主导旅游发展阶段（2019年以来）。三个阶段龙潭村在生产模式、人口构成、物质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表1）。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交通闭塞、产业基础薄弱，龙潭村民纷纷迁入城市务工；2017年村内仅剩180余人留守，不及村籍人口数量的13%。人口严重流失带来的住宅闲置与耕地撂荒成为龙潭村旅游投资条件形成的基本前提，该阶段村民主要在外从事戏班演出、香菇加工、水果种植等工作。2017—2019年，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地方政府投资逾0.75亿元用于该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建筑保护性改造，由此带来的巨大投资机会与宜居氛围吸引34户从事文学、戏剧、音乐工作的文创移民进驻。该阶段村民开始返乡参与古屋修缮和餐饮经营，原本以互惠为基础的邻里社会关系逐渐转型为市场契约关系。2019年以来，伴随龙潭村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文创移民审美化的生活方式成为该村旅游发展的新亮点，带动游客数量激增至15万人次，本地村民数量也增长至400多人。返乡村民主要将在外积累的经济资本用于投资民宿，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17年的0.8万元增长至2021年的2.18万元。伴随社区本土力量的崛起，龙潭村的社会关系也开始往多元化方向发展。虽然总体上龙潭村民的生计确实得到显著改善，但村民内部也存在明显的生计特征差异。如图1所示，沿西溪分布的住房基本被外来移民所占有，房东可以不劳而获地赚取租金；沿主干道分布的住房基本为本地居民或邻里投资的商铺；其他区位的住房则仍被原住民占有，这些村民高度依赖于雇佣劳动，在城乡之间迁移往返。由此，对龙潭村居民生计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旅游发展对乡村内部社会公平造成的影响。
表1 龙潭村旅游发展演进过程与特征

Table1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Longtan village

发展阶段 前发展阶段
（2017年以前）		 外部力量主导旅游发展阶段
（2017—2019年）		 社区主导旅游发展阶段
（2019年以来）
投资方向 农业生产衰退 旅游设施投资 旅游商品投资
居民特征 人口流失严重 旅游移民迁入 本地人口回流
景观设施 传统建筑废弃 建成环境改善 商业设施丰富
文化取向 乡土文化衰败 创意文化导入 城乡文化交融
社会关系 宗族血缘关系 市场契约关系 多元社会关系
图1 龙潭村区位与基本格局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1 Location and basic pattern of Longtan village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选择理想类型分析法作为类型理论建构工具。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一种用于剖析现象成因的启发式工具。顾名思义，理想类型并非对社会现实完整而准确的描述，而是一种对经验事实予以高度概括的思维图像，带有一定的先验论色彩[44,45]。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理想类型亦成为旅游研究重要的类型划分工具[46,47]，其主要借助2×2矩阵或二维象限作为表征工具[46⇓-48]。采用理想类型分析法的原因：首先，关于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居民生计特征的描述碎片化地呈现在不同文献和案例地中，而理想类型的核心贡献在于将碎片化、不连贯的诸种现象按照“片面”的规则安排到统一的分析结构中[49,50]。其次，相关研究重现象描述而轻理论解释与建构，理想类型分析基于特定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找寻潜在的因果作用机制。最后，尽管乡村居民生计类型的多样化特征得到普遍承认，但类型之间的特征尚未得到很好的区分，理想类型分析可减少聚类统计方法带来的类型特征重叠效应[51]。
采用深度访谈和观察法获取经验数据。2021年2月至2022年3月，课题组在屏南县进行三轮，累计时长约80天的田野调查。首先，以“走村串户”方式对龙潭村231栋单体建筑进行建档追踪，详细记录村民住房物理状态和产权归属，采集照片资料800余张，并结合航拍影像绘制基础图件；观察法帮助识别龙潭村民的主要谋生手段、劳动过程和生活轨迹。其次，采用目的抽样走访不同年龄、性别的本地居民、外来移民和行政人员，围绕以下主题进行半结构访谈：（1）居民生计特征变化过程与原因；（2）居民家庭结构、住房资产状况、区位条件等；（3）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乡村居民生计变化的看法。分别访谈村民38人次约10.9万字，城市移民25人次约23.6万字，行政人员7人次约14.5万字，合计访谈70人次（编码规则：I代表本地居民，N代表外来移民，O代表包括政府官员与村干部在内的行政人员），单次访谈用时集中在30~90分钟。信息重复频率随着访谈次数增加而提高，基本达到质性研究的理论和数据饱和要求。访谈内容经同意后录音整理为文字资料，形成合计约49万字的文本数据集。对外来移民、行政人员的访谈数据用于三角验证，仅对乡村居民访谈文本“见实编码”。访谈样本超过30例的建议标准，且乡村居民之间存在明显的生计特征差异，达到理想类型建构对组间差异性的要求[45]。
采用主题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主题分析法擅于捕捉经验数据中的典型特征模式，是理想类型建构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51]。主题分析步骤如下：第一，在回顾空间资本理论、熟悉数据集的基础上对访谈文本进行初级编码，尽量采用文献已有的概念进行编码，例如“区位资本”；第二，对不同代码进行归纳，将相似的材料并入代码；第三，合并低阶同类主题后抽象出高阶主题，例如将“资本积累”“舒适生活”以及“家庭责任”归类为“家庭利益诉求”；第四，剔除与研究主题无关的代码；第五，选取典型话语反映主题内涵[52]。主题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主题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 of thematic analysis

主题 子主题 访谈资料示例
空间资本禀赋 区位资本 我这边都没有（生意），没有钱赚，又不会摆摊，他路边开店的就有钱赚（I24）
情境资本 路是2016年开始修的，2017年修好了……这条路修得很好，修到县里了（I01）
家庭利益诉求 资本积累 （回家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生意做嘛！（I14）
舒适生活 我女儿假期会回来三四天，要是房子租出去女儿回来就没地方住啦！（I04）
家庭责任 我回来带孩子……这边没有莆田那么热，夏天怕小孩子热坏了（I02）
自主创业动机 创业精神 我们家最早做民宿生意，大家一直笑说你改了房子，以后没有人来住怎么办?我说没关系（I09）
居民生计策略 自我更新 房子就三层，是我一手盖的，盖这个房子投资了60多万元（I06）
邻里投资 “小巷人家”“上水堂”都是本村人给本村人租的房子来经营（I02）
对外寻租 我里面的旧家（老房子）被拿去做文创了，租给别人装修，一个平方3块钱（租金）（I01）
迁移工作 我前年回来，之前都在外地做香菇加工，就是收香菇拿去烘干，再卖给别人（I13）

2 结果分析

2.1 刻画生计类型及特征形成机制

从空间资本的理论视角看，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特征的形成是由“空间资本禀赋→家庭利益诉求→自主创业动机→居民生计策略”的内部作用机制驱动的。
空间资本禀赋是居民生计形成的基本因素。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为缓解城市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由政府和外来企业投入的经济资本从产业向空间转移，经过“二级资本循环”固着到偏远衰败的乡村社区，对道路、停车场、巴士等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再投资。资本空间化加强乡村社区与城镇、客源地等外部空间的联系，由此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有效抬升乡村社区整体意义上的“情境资本”。对个体而言，因交通基础设施抬升“情境资本”在同一社区内的居民身上是相对均衡分配的。然而，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与环境设施投资在乡村社区内部的空间分布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性使特定住宅区位在社区内的重要性得以凸显，由此造成“区位资本”的不均衡分配。在资本“跷跷板”规律作用下[53]，极度衰败片区因租差扩大到足以产生超额利润而率先吸引旅游投资完成更新改造，成为核心区位，靠近核心景观（高邻近性）、外来移民集中居住（高中心性）、游客最容易抵达（高可达性）、通勤便利（高连通性）的地块，因而获得较丰富的“区位资本”。与此同时，其余片区则因建筑物老化，人员、资本流往更新改造区而加剧衰败和贬值，环境状况糟糕、交通闭塞、游客极少涉足，“区位资本”增速相对缓慢。渐渐地，资本不平衡运动导致邻里住宅在可达性、中心性和邻近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距，邻里空间资本禀赋呈非均衡增长趋势。以空间资本禀赋多寡为基础，乡村居民生计策略形成初步的分化。
自主创业动机是乡村居民生计形成的直接原因。在空间资本的理论解释中，自主创业动机作为一种“挪用”因素，反映乡村居民的生计战略、动机以及背后的价值观[37,38]，该因素的强度取决于旅游发展带来的空间资本禀赋变化和家庭利益诉求。旅游发展具有生产与消费“共时”“共在”特征[2,6]，因此社区能同时满足乡村居民在“资本积累”“舒适生活”与“家庭责任”方面的利益诉求。一方面，空间资本禀赋决定利益诉求的具体内容。从政治经济逻辑上看，旅游发展过程中不断抬升的乡村土地潜在地租，与农业生产衰退后日渐低落的资本化地租之间形成巨大租差，为保有土地使用权的乡村居民提供绝佳的再投资机会，刺激其资本积累欲望的产生；从社会文化逻辑上看，旅游发展重构乡村人居环境，使乡村空间被进一步审美化，进而刺激乡村居民在地履行家庭责任、追求舒适生活等社会文化需求的产生[1,2,5]。另一方面，乡村居民在政府以及城市旅游投资者等外部力量主导的旅游发展模式威胁下，为了在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同时避免流离失所，往往会采取投资住房改造、从事旅游经营等积极主动策略提升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32,43]，而家庭利益诉求影响居民创业动机的强度，进而作用于生计策略选择。受创业动机直接影响，乡村居民生计策略产生进一步分化。综上，在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居民生计特征分异是非均衡增长的空间资本禀赋与非同步发展的家庭利益诉求、自主创业动机互动的结果。在三者共同作用下，乡村居民采取差异化的生计应对策略，最终获得非均质的生计发展结果。其形成机制如图2所示。
图2 旅游发展影响下的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特征形成机制

Fig. 2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residents' livelihood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amidst tourism development

2.2 建构生计理想类型

为综合反映宏观结构与微观个体的作用，本文选取塑造乡村居民生计的两个关键变量，即“空间资本禀赋”与“自主创业动机”作为划分标准进行2×2矩阵建构（图3）。以“自主创业动机”而非“家庭利益诉求”作为标准的原因在于，前者是连续型变量，而后者是包括三个面向的类别变量，前者更符合理想类型建构对理论简洁性的要求[44,48]。最终抽象出四种乡村居民生计理想类型，结合现实原型分别被概念化为“自我更新型”“邻里投资型”“对外寻租型”以及“迁移工作型”。具体地，对于空间资本禀赋高的居民，若自主创业动机强，理性选择是投资经营自有住宅以同时满足自身的资本积累、舒适生活和家庭责任需求，将空间资本转化为一部分社会文化资本和一部分经济资本，这被归类为“自我更新型”生计；若自主创业动机弱，为避免住宅闲置浪费，理性选择是将闲置住宅出租换取一定的租金收入，将空间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其相应被归类为“对外寻租型”生计。同样地，对于空间资本禀赋低的居民，若自主创业动机强，则需要牺牲一定的经济资本向空间资本禀赋高的其他家庭租赁闲置住宅，将经济资本转化为空间资本，再通过休闲旅游服务生产实现潜在地租收益的最大化，将购置的空间资本用于满足资本积累、家庭责任履行等需求，这可以被归类为“邻里投资型”生计；若自主创业动机弱，居民只能有限地参与旅游就业，通过增强流动性在城乡迁移工作中谋生，该生计即“迁移工作”。下文以龙潭村案例作为现实原型进行理论分析，以此深化有关生计类型特征的认识。每种生计理想类型选取若干“最佳典范”来勾勒其典型特征。
图3 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居民生计类型理论框架

Fig. 3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rural residents' types of livelihoods amidst tourism development

2.3 诠释生计理想类型

将理论模型应用到龙潭村案例。在县域尺度，屏南县于2017年前后完成累计33.09亿元的屏古高速公路投资，将屏南县到主要客源地福州的车程从3小时压缩到1.5小时（②余飞航. 屏古高速完成投资6.3亿元.
[2017-08-04]. http://www.gtxww.cn/gtxww/xwzx/jtjs/2017/0804/55028.shtml.）；在乡镇尺度，2017年起，屏南县投资4000多万元、按四级公路标准修建进村公路，将龙潭村到所在乡镇熙岭乡原本40分钟的车程压缩至12分钟（③王志凌, 叶陈芬. 路通 梦圆 村俏——屏南熙岭龙潭出村路的幸福变迁.
[2018-12-25]. http://szb.ndpic.cn/html/2018-12/25/content_2_2.htm.）。区域交通条件改善增强龙潭村与外界的联系，显著抬升该村“情境资本”，该资本是龙潭村居民所共享的、可共同利用的。然而在龙潭村内部，旅游投资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具体而言，屏南县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集中在龙潭村古屋极度衰败的西溪上游片区（图1），该片区通勤便利，大多数进村公交在此下客（高连通性）；观景位置极佳，推门可见清澈怡人的穿村溪流（高邻近性）；旅游移民和游客集中居住于此，一些文化创意活动也集中在此举办（高中心性）。这些“可达性”因素共同促成上游村民“区位资本”的积累，由于创业动机存在差异，上游村民分别采用自我更新与对外寻租作为生计策略。与之相反，下游村民集聚区仍维持旅游开发前的脏乱状态，游客鲜少涉足，土地价值遭到严重低估，因此难以吸引资本投资或游客消费。加上西溪下游村民前往上游投资加剧了下游片区住房、道路等建成环境的衰败，客观上削弱了下游村民的“区位资本”。在此基础上，基于创业动机差异，下游片区居民主要采取邻里投资和迁移工作作为生计策略。现实原型如图4所示。
图4 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居民生计理想类型现实原型

Fig. 4 Realistic prototype of rural residents' livelihood ideal-types amidst tourism development

2.3.1 自我更新型

自我更新型（I型）指居民采取主动策略，以自有住宅作为生产资料进行投资生产，从而实现自主创业的一种生计类型（表3）。龙潭村自我更新者的家庭住房多沿穿村公路两侧分布，主要从事旅游商店和民宿经营。坐拥优越的住房区位（邻近主干道）和一定规模的闲置农宅是自我更新者形成的客观原因，而“资本积累”“舒适生活”与“家庭责任”需求是其自主创业的主观动因。在“区位资本”影响下，自我更新者的“资本积累”需求被激活，认为“我的家很大，店铺也在马路边，我就想回来做一点点生意”（I01）。遂通过投资民宿、商铺，将空间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获取可观的经营利润。自我更新者同时也是乡村舒适环境的消费者，“舒适生活”需求如“过年时候孙子回来住”（I21）。“家庭责任”需求如“我们年纪差不多了就回家带孙子，开店、进货给我两个孙子吃”（I10）。同样驱使其采取自主创业策略。可见，在充足的空间资本禀赋和强烈的自主创业动机综合作用下，乡村居民通过自我更新型生计实现职业与家庭诉求的平衡。
表3 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居民生计类型特征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livelihood types of rural residents amidst tourism development

居民生计类型 自我更新型（Ⅰ型） 邻里投资型（Ⅱ型） 对外寻租型（Ⅲ型） 迁移工作型（Ⅳ型）
空间资本禀赋 高 低 高 低
自主创业动机 强 强 弱 弱
主要收入来源 经营收入 经营收入 租金收入 工资/务农
生计自由程度 高 中 高 低
常住人口流向 回流农村 回流农村 迁出村庄/村内迁移 在城乡之间迁移
自有住房区位 核心区 边缘区 核心区 边缘区
与企业的关系 市场竞争 市场竞争 市场交换 市场雇佣
剩余价值占有 完全占有自身剩余价值 被房东占有部分剩余价值 部分占有租户剩余价值 被资本家占有
从特征上看，自我更新型生计的投资规模中等，金额在20万~50万元左右。与雇佣劳动相比，自我更新者的职业环境相对稳定自由，“虽然赚取的收入不如在村外烤香菇高，但生计却更加稳定”（I16）。因不受雇主劳动控制，剩余价值也由自己占有，他们可以“睡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开门经营”（I06）。自我更新者与外来企业存在直接的市场竞争关系，且处于十分有利的市场位置。由于在自有住宅内创业免除自我更新者旅游经营所需的租金成本，“我自己的地方赚没赚都没关系，有客人就做点生意，没客人就玩玩”（I28）。自我更新者有实力采取低价策略争夺客源，这引起外来企业主的抱怨，“客人进来问我这边住要多少钱，我说低于200元我都不够成本，这种情况下村民开的民宿只要100元/晚，客人比较之后都跑到村民那去住了”（N24）。通过自主创业，自我更新者的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经营收入还可以，一年营业额40来万。如果认真做还可以赚更多钱”（I18）。随着越来越多自我更新者突破规划限制兴建水泥房，龙潭村的传统村落风貌开始遭到破坏，因此2020年底乡镇政府推进违规建设专项整治行动，“村里边在春节前就拆了一两栋……当时省里边提出来，市里边急了，压着县里边，县里面压着乡里边”（O01）。空前强化的土地监管给后续加入的自我更新者带来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凭什么我不能盖房子，我前面都有参照依据”（I36）。

2.3.2 邻里投资型

邻里投资型生计（II型）即通过投资邻里住宅而非自有住宅来实现自主创业。此类居民在龙潭村仅有5家，基本为小餐饮店。在旅游发展显著抬升龙潭村整村“情境资本”的背景下，商业发展机会与人居环境的优化刺激这部分村民“资本积累”和“舒适生活”需求的产生，进而强化“自主创业动机”。如I12所言：“家乡变好了，又很舒服，我就想要回来。听说旺季做几个月生意就可以赚到外出打工一年的钱，我想旺季做几个月后休闲一下”。但从客观条件来看，此类村民的自有住宅位置大多“很偏僻，不在马路边，因此做不了生意”（I14）。由于“区位资本”相对不足，又想平衡工作与家庭需求，他们效仿外来企业选择投资邻里住房。
从特征上看，邻里投资者与外来企业在旅游市场中处于相似的位置，存在市场竞争关系。虽然邻里投资者可以回自家住宅过夜，农村集体土地免除其自身住房费用，但由于空间资本禀赋不足，他们仍旧需要支付价格不低的房屋租金用于旅游生产，“一个月1000多元的租金，这个价格在城市很便宜，但在农村就很贵啦”（I12）。其一部分剩余价值也因此以租金的形式转移到同样作为村民的房东手中。此外，房东为了更灵活地上调租金或随时恢复对房屋的控制，倾向跟邻里投资者签订短期租赁合同，“我的房子今年8月份租期结束，她租了3年，租金会涨个一两百块钱”（I19）。这使得邻里投资者投资规模非常保守，“我们一般只投资3万~5万元用于装修改造和购买生产设备”（I12）。这种小额投资决定其利润回报的有限性，因此不能夸大旅游发展对邻里投资者的阶级提升作用。

2.3.3 对外寻租型

对外寻租型生计（Ⅲ型）指将闲置住宅出租，从而不劳而获地赚取租金收入的生计方式。对外寻租者住宅集中在邻近自然与传统建筑景观的上游旧村片区，在村庄内外有多套房产，或在村外有体面、稳定的工作，“房东在县城有房子，长大成人出去后到现在都没有回来”（I12）。出租住宅后他们大多迁居到村庄下游或城市。空间资产充足带来丰富的“区位资本”是此类居民对外寻租的基础，而强烈的“资本积累”需求、缺乏对乡村住宅的“舒适生活”需求使他们的“自主创业动机”相对不足。为最大化利用村内闲置住宅，对外寻租者将住房出租给外来企业或邻里投资者，从而将空间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虽然对外寻租使这部分居民丧失一部分空间资本，但其仍可以利用其他空间资产固有的空间资本寻求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巩固其社会阶层优势。
从特征上看，对外寻租者与外来企业是相互依存的市场交换关系，前者从租赁合同中获取稳定的现金流，后者从投资土地的空间价值中获取未来的经济回报。由于旅游市场自发性，村庄核心街区的商铺从2017年前的不到5家迅速增长至2022年的10余家，年近60岁的小卖部老板（I38）透露其迎来一个可以靠租金生活的绝佳机会。一家国有电力公司找到他，准备将店铺以2000元/月的价格租来办公使用，租期5年。I38的想法是“我身体状况欠佳，根本竞争不过其他商家，我想带着租金去城里投靠儿子。”由于龙潭村区位佳、面积合适的古屋数量有限，而外来企业租房需求不断增长，形成了卖方市场，对外寻租者没必要投资修缮古屋，因此其投资负担相对其他生计类型较轻。依靠递增的租金收入，对外寻租者不仅没有被剥削，反而从租户手中瓜分了一部分剩余价值。

2.3.4 迁移工作型

迁移工作型生计（Ⅳ型）指居民既未采取自主创业策略，也没有被外来企业取代的一种生计，其主要依靠城乡迁移工作维持生存。迁移工作者普遍居住在非中心区域，由于“没有房子怎么做（生意）?在街边开小吃店有人吃，在我们下游开民宿没人睡”（I05）。“区位资本”不足使其难以通过参与旅游业发展改善生活。同时，乡村整体环境改善诱发的“舒适生活”与“家庭责任”需求也限制此类村民“自主创业动机”的产生“家里有两个老人，房子自己住就好，经营民宿不太方便”（I26）。因农村集体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减免了迁移工作者的家庭抚养费用[36]，但合适的工作机会往往在城市地区，与农村免费的家庭住房距离十分遥远，因此迁移工作者不得不利用城乡迁移这一流动性策略来克服区位劣势，并将家庭中的儿童和老人留守在农村以减轻抚养和赡养成本“农闲我就出去，家里的田要收成了我就回来了，要养家里三个女儿很辛苦啊”（I01）。可见，由于缺乏足够的空间资本禀赋，迁移工作者在协调工作与家庭需要时面临巨大挑战。
从特征上看，迁移工作者要么继续外出务工，要么在村内有限地参与旅游就业，主要由个体商贩和打工者两部分组成：个体商贩约占70%，大多在省外从事规模化的香菇加工、水果种植和售卖工作，基本脱离家庭农业生产；打工者约占30%，主要是建筑工人、戏班演员和服务行业从业者。迁移工作者与外来企业保持脆弱的市场雇佣关系，由于旅游季节波动性特点，仅需在有客人入住的时候雇佣人手，因此迁移工作者成为外来企业节约工资支出的“补贴劳动力”[54]，其部分剩余价值被外来企业所占有。因区位优势和劳动技能有限，迁移工作者只好在低收入的客房清洁工作与农业耕作中来回切换“林老师来我们这里做文创，（村民）不愿出租的房子他硬要租，（村民）愿意出租的房子却不租……他们不满意我的房子”（I30）。“一个月就临时地做几个小时（客房清洁），客人也不多。我们没有别的收入方式……就是种一点点（田）自己吃”（I32）。但随着旅游开发范围扩大与“区位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多居住在村庄边缘的迁移工作者转变为自我更新者或对外寻租者，导致村内可雇佣的劳动力数量下降，这十分有利于迁移工作者谈判工资，正如外来企业主N25所言“老村民回流自己搞民宿，导致村里（客房清洁）的阿姨人手不够分，这些阿姨就会想要加价”。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以龙潭村为例，从空间资本的理论视角出发探究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其特征的影响，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空间资本禀赋、家庭利益诉求与自主创业动机是形塑乡村居民生计特征的关键变量。旅游发展重塑乡村居民包括区位资本和情境资本在内的空间资本禀赋；家庭利益诉求涵盖经济层面的资本积累，社会文化层面的舒适生活与家庭责任履行需求。旅游发展带来乡村居民空间资本禀赋（尤其是区位资本）的非均衡增长，刺激不同利益诉求产生、形成不同强度的自主创业动机，最终塑造不同类型的生计特征。
（2）旅游发展是加剧阶层内部分化和社会空间不平等的一种土地开发和利用模式。旅游发展将乡村居民分化为“自我更新者”“对外寻租者”“邻里投资者”以及“迁移工作者”四类群体，前二者不同程度地占有自身或他人剩余价值，对外来企业主导的旅游资本积累体系带来冲击，生计自由度较高，能更好地兼顾家庭和工作；邻里投资者和迁移工作者则在房屋租赁和雇佣劳动中被占有剩余价值，生计自由度相对较低，在协调家庭和工作方面面临较大挑战。
（3）龙潭村的旅游发展代表一种“非剥夺性积累”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政府和外来企业以房屋租赁替代土地征收谋求旅游发展利益，在不改变所有权、不剥夺乡村居民土地财产的前提下实现资本积累。在集体土地制度环境下，农村土地提供“补贴劳动力”降低外来企业与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成本，乡村居民既未完全脱离生产资料，亦未完全依赖出卖劳动力，而是瓜分土地增值收益，因此，Arrighi[55]提出的“非剥夺性积累”更适合用来概括这一过程。

3.2 讨论

本文主要理论贡献如下：第一，揭示旅游发展生计影响的复杂性。过往研究将旅游发展影响下的社区居民视为一个均质的整体，将其描述为被迫搬迁的受害者[56]。然而本文发现，乡村居民在面临旅游发展带来的空间资本条件变化时，其响应方式存在内部差异：自我更新者和邻里投资者利用价格优势与外来企业竞争旅游市场；对外寻租者与外来企业共同提取土地价值；迁移工作者虽然被剥削，但能够跟雇主谈判工资，这揭示出社区与外部主体权力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第二，深化关于旅游发展生计后效与影响机制的认识。以往研究在旅游生计影响与“剥夺性积累”之间建立等式[57,58]，这一观点适用于私有土地制度背景下、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但并不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乡村情境。本文将“非剥夺性积累”概念从一般的农村土地利用研究领域引入到旅游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剥夺性积累”概念在分析中国旅游发展生计影响方面的局限性。
本文为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如下管理启示：第一，合理分配空间资本是治理社会分化问题的关键。借助本文开发的生计分类框架可以快速鉴别居民在不同资本条件和动机组合下的生存处境，从而在实践上改善居民生计。例如，通过环境美化增加边缘区位居民住宅与景观的邻近性；在社区旅游参与机制设计中兼顾边缘区位居民的利益诉求，采取就业岗位倾斜、集体收入分红补偿的形式[59]；在社区型旅游景区中，避免采用封闭式管理模式，畅通乡村居民住宅与外界的连通性。第二，平衡本地居民和外来企业的利益诉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当居民发现外来企业通过巨大“租差”获取超额利润后，容易出现相对剥夺感和投机主义倾向，发生集体抬租的失范行为，进而导致外部主体流离失所[5,60]。外来企业家作为文化消费景观的创造者，首先助推了乡村旅游业的成功发展[5,61]，是居民自主创业的学习对象和支持力量[32]，其流离失所将对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建议村委会介入盘活村集体闲置的土地与住房资产，以确保一定比例的外部主体参与；政府对乡村发展卓有贡献的外来企业家予以政策优惠，例如减免税收、降低抵押贷款门槛，以消除外来企业家在乡村的生活与投资顾虑。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难免存在方法和案例情境的局限性。首先，本文建构的理想类型是对现实的夸张，无法穷尽所有可能性。例如，一部分居民在对外寻租的同时不同程度地从事类似迁移工作者的雇佣劳动，其实际上处于Ⅲ型（对外寻租者）和Ⅳ型（迁移工作者）的过渡区域。该现象在旅游发展起步阶段，租金尚未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之时特别明显，这不仅意味着不同生计类型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亦暗示此类转化存在明显的历时性变化规律。由于案例地旅游发展尚未步入衰退期，具体的转化机制与演化规律有待进一步跟踪研究。其次，乡村居民采取自我更新、邻里投资等策略需要投入一定的经济资本用于旅游投资，旅游发展背后亦存在资本、权力与阶级的复杂互动过程[42]，故空间资本的作用不应该被过度夸大。未来研究可将空间资本纳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包括空间资本在内的乡村居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以综合反映不同生计资本在乡村居民生计转型过程中的实际贡献。最后，乡村居民在生计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家庭成员利益诉求，这与中国家庭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不可分割，因此研究结论或存在一定的地方性。对于土地私有化程度较高以及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建议借鉴本文研究思路进行不同制度、文化情境的比较研究，进而产生一般性结论。

：感谢课题组助理张丽甜、党妮娜、雪瑞在田野调查方面的协助；感谢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龙潭村委会提供数据资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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