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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3 , Vol. 38 >Issue 2: 460 - 473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212

区域统筹与协调发展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演化机制及其资源开发模式

  • 徐冬 , 1, 2 ,
  • 贾文通 3 ,
  • 范擎宇 4 ,
  • 章锦河 , 1, 2 ,
  • 黄震方 5 ,
  • 王培家 1, 2
展开
  • 1.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 210046
  • 2.黄山公园生态系统教育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黄山 245899
  • 3.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 300350
  • 4.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城市与资源环境学院，南京 211200
  • 5.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章锦河（1970- ），男，安徽望江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规划。E-mail:

徐冬（1992- ），男，河南开封人，博士，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22-05-09

  修回日期: 2022-07-05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2-13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012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0119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1YJC790131)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GLC008)

收起

Evolution mechanism of cultural stress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cultural resource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 XU Dong , 1, 2 ,
  • JIA Wen-tong 3 ,
  • FAN Qing-yu 4 ,
  • ZHANG Jin-he , 1, 2 ,
  • HUANG Zhen-fang 5 ,
  • WANG Pei-jia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 2. Huangshan Park Ecosystem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St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Huangshan 245899, Anhui, China;
  • 3.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 4. College of Urba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200, China
  • 5.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5-09

  Revised date: 2022-07-05

  Online published: 2023-02-13

Fold

摘要

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地的精神内核，探究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现象并据此提出文化资源开发模式，是有效推动乡村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工作。选择典型乡村旅游地江苏省东山镇进行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研，结合多种空间计量和数理统计方法揭示其文化胁迫演化特征及动力机制，进而提出乡村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模式。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地自然景观、聚落景观、生产生活、人际交往和精神仪式文化胁迫演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整体表现出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效应，且当前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提升这一特征趋于明显；当地居民个体层面的差异及乡村整体层面的旅游产业弊端、社区发展和人口变化均对乡村文化产生影响，两个层面的胁迫因素通过阻滞力和调整力，持续驱动乡村文化系统发生嬗变并实现阶段式发展；提出修复与保育、活化与参与、公平与导引、自主与创新、身体与仪式五大乡村旅游地文化资源开发模式。研究可 为乡村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实践参考，为实现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以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乡村旅游; 乡村文化; 胁迫演化特征; 驱动机制; 资源开发模式

本文引用格式

徐冬 , 贾文通 , 范擎宇 , 章锦河 , 黄震方 , 王培家 .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演化机制及其资源开发模式[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 38(2) : 460 -473 . DOI: 10.31497/zrzyxb.20230212

Abstract

Rural culture is the essence and core attraction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Exploring the phenomenon of cultural stres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and proposing the resource development model accordingly is a fundamental effort tha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ress ecology theory, this paper selects the typical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Dongshan town, Jiangsu province, for the field survey, in-depth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research. By combining various spatial measures and mathematical-statistical methods, this study reveals rural cultural stres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mechanisms and proposes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odel of cultural resource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1)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cultural stres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has continuity and regularity.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stres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differ significantly, showing path dependence and spatial locking effect generally, and these characteristics tend to be significant as the degre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mproves. (2) Various factors at the individual and overall levels of the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jointly constitute the external stress system of the rural culture, which influence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nd synergy, and then generate resistance and modification power to continuously drive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rural cultural system and realize the stage development. (3) Rural culture is a special ecosystem with the ability of self-organization and adjustment under stress. This paper proposes five model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resources that include restoration and conservation, revit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equity and guidance, autonomy and innovation, and physical training and ceremonial drill.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resources, as well as enrich theorie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promot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rural cultur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stress; driving mechan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model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并把共同富裕理念转变为国家远景目标，将其付诸于行动[1]。农村地区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主战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推动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路径和举措[2]。乡村旅游目前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有力地契合了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有效渠道[3,4]。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统一[1,2]，乡村振兴也离不开文化振兴[4]，乡村文化更是乡村旅游之魂[5]。因此，保护和传承好乡村文化对于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伴随着现代化的冲击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乡村传统文化面临诸多困境[6]，甚至出现乡村文化日渐迷失和衰落的现象[5]，俨然成为制约乡村地区健康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乡村旅游研究历程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7]，在反思乡村文化危机的号召下[8]，众多学者从多种视角探究了乡村旅游的文化效应。研究领域横跨管理学[9,10]、地理学[11,12]、人类学[13,14]和社会学[15,16]等多个学科，研究内容包括旅游开发对乡村物质、行为和精神文化[12,13,17⇓⇓-20]的影响。一方面，旅游开发会对乡村文化产生积极效应；乡村旅游通过强化城乡要素流动，能够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提升原住民的文化自信，有助于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16,21,22]。另一方面，旅游开发还对乡村文化带来消极效应；乡村旅游快速发展过程中裹挟的各类不良思潮涌入到原有文化生态系统中，破坏乡村文化原真性，侵蚀传统乡风文明，甚至使传统文化走向消亡[17,19,23]。由此，围绕该问题学界产生了学术争鸣[5]，学者们普遍认为需要更加深入、辩证地思考乡村旅游开发问题。乡村走向现代化是客观规律，乡村旅游地的旅游开发也是客观要求[4]，但并不意味着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相反，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是相互交融的有机体[12,24]，旅游发展对乡村文化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对乡村文化产生胁迫[5,25]。已有研究在提出乡村文化胁迫概念的基础上，认为乡村文化作为独立的生态系统，根植于乡村地域的物质环境，在保持其自身原始状态的同时为乡村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但在城镇化和旅游化等外部强势因素的影响下已经呈现出脆弱性特征[24⇓⇓-27]。因此，引入胁迫生态学理论可为解释乡村文化影响提供新的研究框架[26]，以深入剖析乡村文化胁迫效应及其空间特征，深刻反省旅游开发引致的乡村文化弊端[25,27]，从而更加全面地揭示乡村面临的文化危机，有效指导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创新发展。
乡村文化资源是乡村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28]，更是乡村旅游开发的根基与依托[6]。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协调好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实现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双赢”的目标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29,30]。然而，对于如何传承和开发乡村旅游地文化资源仍然缺乏更加深入地探究。基于此，本文以江苏省东山镇为案例地，采用多种定性与定量研究手段，分析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演化特征与机制，并据此提出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模式，以期为乡村文化的创造性开发和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案例地概况与数据来源

本文案例地为江苏省苏州市东山镇，其位于太湖东南岸的东山半岛，总面积为96.60 km2，隶属于苏州市吴中区。具体以分别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发展、参与和探索阶段的陆巷、翁巷与杨湾三个古村落作为研究对象，这三个古村落在乡村文化胁迫及其资源保护开发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25,27]。首先，东山镇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众多传统古村落，是全国乡村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点区域[25]。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山镇旅游发展规模不断壮大，尤以乡村旅游资源最具特色，是江苏省著名的乡村旅游地。最后，东山镇旅游资源开发过程冲击了原有的文化生态稳定性，乡村文化面临着城镇化和旅游化的影响甚至胁迫，且这一现象在陆巷、翁巷和杨湾最为明显[27]。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的问卷调查：（1）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空间特征调查问卷。主要采用PPGIS中的参与式制图法，让调研对象根据认知对26个乡村文化资源载体要素[25]受旅游开发胁迫的程度进行打分（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同时在村落地图上标出乡村文化资源载体受胁的大体位置（每位调研对象至少标出5~10个点位）。（2）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第一部分是调研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参与旅游业等；第二部分为影响因素打分题项，基于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理论框架[26]，并参考深度访谈结果[25,27]和已有相关研究[26,31⇓⇓-34]，设计了包括观念认知、政策宣传、基础条件及社会发展等4个维度共计26个题项，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进行评测。2016年7月至2021年11月，团队先后6次对东山镇开展现场调研，拍摄照片1125张，访谈本地人员39名，并于2019年8月23至26日进行了问卷调查。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影响因素调查问卷采用网上和入户填写两种方式获取，共得到有效问卷468份，陆巷、翁巷和杨湾分别有249份、106份和113份。在入户调查对象填写完上述问卷，征得同意后引导其继续填写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空间特征调查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200份，陆巷、翁巷和杨湾的比例为2∶1∶1。

1.2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索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演化特征，具体研究采用空间变差函数进行。空间变差函数是描述区域化变量随机性和结构性的基本方法，能够有效揭示研究对象的空间相关和空间变异特征，公式[35]具体如下：
γ ( h ) = 1 2 N ( h ) ∑ i = 1 N ( h ) F ( x i ) - F ( x i + h ) 2 ,   i = 1 ,   2 ,   ⋯ ,   N ( h )
式中： γ ( h )为变异指数；N(h) 是距离为h的样本量（个）；F(xi) 和F(xi+h) 为观测对象F(x) 在xi和xi+h处的观测值。空间变差函数的参数包括块金值、基台值、变程、块金系数和分维数等，参数的具体解释详见已有文献[36]。
第二部分主要是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基于多种定性与定量手段探究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演化机制。具体是通过SPSS 21.0对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因素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研究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因素的维度构成及其内部差异，并基于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逻辑阐释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机理，提炼文化胁迫演化机制。

2 结果分析

2.1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演化特征

为了识别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演化的特征和规律，将通过问卷调研得到的乡村文化受胁均分作为区域化变量赋值于乡村文化（根据已有研究[25]可划分为自然景观、聚落景观、生产生活、人际交往、精神仪式五种文化类型）载体资源点，借助GS+9.0软件分别对陆巷、翁巷和杨湾进行空间变差函数拟合，并进行克里金（Kriging）插值模拟。

2.1.1 变异性与分维数分析

处于不同旅游地生命周期的三个村落乡村文化胁迫空间结构特征存在差异，其中陆巷的决定系数R2最高，即其文化胁迫空间变异的随机性最小。从表1来看，陆巷、翁巷、杨湾不同类型文化的最优拟合模型各不相同，同时决定系数R2越大，表明其空间自组织性越好，陆巷、翁巷R2最大均为聚落景观文化，杨湾则为生产生活文化。杨湾不同维度乡村文化的R2低于陆巷和翁巷，说明其文化胁迫空间变异的随机成份较大。从变程来看，陆巷和翁巷生产生活文化的变程最大，说明其生产生活文化胁迫空间效应的范围最广，由结构化引起的空间自相关性作用范围最大，而杨湾则是自然景观文化的变程最高。进一步分析案例地乡村文化胁迫的空间变差函数的分维数（相关参数略），发现在全方向上翁巷的分维数最大，陆巷最小，但均接近均衡分布的临界值，意味着乡村文化胁迫在全方向上表现出良好的空间均质化特征。在不同方向的分维数上，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差异在东—西、南—北及东北—西南三个方向上随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不断扩大，分异的随机性较大却一直降低。各类文化胁迫空间差异较大，例如杨湾的自然景观文化胁迫在东—西、东北—西南及东南—西北三个方向的空间均衡性最差，而聚落景观文化胁迫在除南—北外的其他方向上空间均衡性逐渐变差，分异的随机性较高。
图1 东山镇区位与陆巷、翁巷、杨湾古村空间格局

Fig. 1 Location of Dongshan town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Luxiang, Wengxiang and Yangwan villages

表1 乡村文化胁迫的空间变差函数拟合参数

Table 1 The parameters for spatial variogram of rural cultural stress

研究
对象		 类目 变程/m 块金值
C0		 基台值C0+C 块金系数
C/(C0+C)		 拟合模型 决定系数R2
陆巷 乡村文化 204.5 0.167 0.353 0.528 球形模型 0.859
自然景观文化 42.1 0.001 0.434 0.998 高斯模型 0.384
聚落景观文化 763.5 0.001 2.011 1.000 高斯模型 0.919
生产生活文化 1366.8 0.179 0.669 0.732 指数模型 0.475
人际交往文化 111.3 0.012 0.024 0.502 指数模型 0.367
精神仪式文化 61.6 0.001 0.018 0.948 球形模型 0.248
翁巷 乡村文化 51.0 0.040 0.340 0.880 指数模型 0.200
自然景观文化 642.0 0.057 0.213 0.732 球形模型 0.640
聚落景观文化 569.4 0.189 0.760 0.751 指数模型 0.695
生产生活文化 2156.4 0.162 1.561 0.896 高斯模型 0.596
人际交往文化 187.8 0.000 0.261 1.000 高斯模型 0.308
精神仪式文化 63.9 0.000 0.019 0.999 高斯模型 0.378
杨湾 乡村文化 266.2 0.313 0.313 0.000 线性模型 0.644
自然景观文化 274.3 0.126 0.126 0.000 球形模型 0.132
聚落景观文化 38.1 0.028 0.273 0.899 指数模型 0.081
生产生活文化 259.3 0.268 0.268 0.000 线性模型 0.516
人际交往文化 67.6 0.047 0.458 0.897 球形模型 0.104
精神仪式文化 23.0 0.006 0.023 0.760 球形模型 0.000

2.1.2 Kriging插值模拟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格局演化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间上的规律性，且随着旅游业开发程度的提升而趋于显著。空间变差函数的Kriging插值模拟图（图2）可以清晰展现案例地乡村文化胁迫空间的演化趋势、分布形态及内在结构。
图2 案例地乡村文化胁迫的空间变差函数Kriging插值模拟

Fig. 2 Kriging interpolation simulation of spatial variation function of rural cultural stress in case sites

陆巷的乡村文化胁迫高值区集中分布，突出表现为双极核空间格局，高值极核区出现在东北和西南方向（图2a）；翁巷极核分布较多且聚集，高值极核区集中在各街巷、古民居等周围（图2b）；杨湾高值区和低值区分异较大，东南村口附近形成了明显的高值极核区（图2c）。从各类型文化胁迫空间变差函数的Kriging插值模拟结果来看（图2d~图2f），乡村自然景观文化胁迫演化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提升呈成片扩张趋势；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空间随旅游开发程度的提升具有显著极化效应，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空间特征与之类似；生产生活文化胁迫空间格局呈核心—边缘扩散模式，精神仪式文化胁迫的空间范围则是具有随旅游开发强度的提升而萎缩的趋势，并在局部范围内表现出显著的极化现象。

2.2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演化机制

乡村旅游地的文化胁迫感知水平既受到案例地居民个人的社会属性和观念认知情况的影响，还与旅游经营与管理部门的政策宣传、当地的基础条件以及社会发展等密切联系[25,33,37,38]。根据东山镇乡村文化的产生背景、演化历程的史料分析，参考案例地居民的深度访谈结果，并结合多种问卷数据分析技术，深入探究陆巷、翁巷和杨湾的文化胁迫机制。

2.2.1 胁迫因素维度构成

（1）探索性因素分析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探索案例地居民对乡村文化胁迫因素的构成维度，最终剔除8个（X6、X12、X13、X14、X18、X24、X25和X26）因子负荷不到0.40或在两个公因子上都大于0.40的题项，得到包含18个影响因素的乡村文化胁迫因素体系（表2），组成特征值大于1的4个公因子F1、F2、F3和F4。根据影响因素内容，将4个公因子F1、F2、F3和F4分别命名为个体观念认知、乡村社区发展、旅游产业弊端和乡村人口变化。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克朗巴哈系数为0.908>0.80，4个公因子F1、F2、F3和F4的克朗巴哈系数也均在0.70以上，表明问卷的设计信度相对较高，内部一致性较好。KMO检验统计量值0.883，数据可以被有效提取信息。巴特利球形检验显著性为0，通过效度检验。4个公因子累计解释方差比例为65.213%，说明乡村文化胁迫因素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表2 居民对乡村文化胁迫因素感知的因子分析

Table 2 Factor analysis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for rural cultural stress elements

公因子 测量题项 因子负荷 信度系数 特征根 解释变异量/%
因子F1：
个体观念认知		 X1居民地方文化认同 0.836 0.855 3.353 18.630
X2居民地方依恋程度 0.846
X3主客文化差异水平 0.631
X4邻里乡亲关系亲密 0.713
X5居民游客接触程度 0.608
因子F2：
乡村社区发展		 X9乡村区位交通条件 0.770 0.865 3.317 18.428
X10乡村经济发展水平 0.780
X11乡村基础设施条件 0.738
X15乡村旅游发展水平 0.595
X16乡村旅游接待规模 0.604
X17乡村居民生活水平 0.596
因子F3：
旅游产业弊端		 X7旅游利益分配不均 0.820 0.831 2.917 16.208
X8居民主体地位下降 0.654
X22旅游管理体制机制 0.834
X23旅游资源产权归属 0.770
因子F4：
乡村人口变化		 X19乡村外来人口数量 0.752 0.763 2.150 11.946
X20乡村本地人口密度 0.772
X21乡村本地居民外流 0.806
样本总体信度系数 0.908
累计解释变异量/% 65.213

注：旋转法采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5次迭代后收敛。

（2）验证性因素分析
构建居民对乡村文化胁迫因素评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研究F1、F2、F3、F4及其内部题项间的路径系数，得到图3。通过分析发现，模型整体配适度的卡方值与自由度的比值（4.370）可以接受，综合参考其他指标GFI=0.983、AGFI=0.978、NFI=0.976、RFI=0.972（都超过了0.90），IFI、TLI、CFI也均处于0.80~0.90之间，同样可被接受。综上可知，由F1、F2、F3、F4组成的胁迫因素体系可以较好地说明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问题。

2.2.2 胁迫因素差异分析

综合采用多元回归和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等方法，从个人属性的差异和居民评价的差异两方面，探究各因素在自然景观（P1）、聚落景观（P2）、生产生活（P3）、人际交往（P4）、精神仪式（P5）文化胁迫感知上的差异情况。
（1）个人属性的差异
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解释变量设为个人属性类因素，被解释变量设为5类乡村文化P1、P2、P3、P4和P5，以研究居民个人属性类因素影响效应。由表3可知，性别对乡村文化胁迫影响不显著，而居民越年轻越容易感知到自然景观和人际交往文化胁迫。在G4变量中，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会增强其生产生活文化的胁迫效应感知。在家庭所在地变量中，乡村旅游开发程度越高，居民越重视自然景观、人际交往和精神仪式文化，而相对会忽视乡村的聚落景观文化胁迫。在G6变量中，居民在本地居住越久越会感受到自然景观文化胁迫，而忽视精神仪式文化胁迫。G8的回归系数显示，居民参与本地旅游发展会提高其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的感知能力，但参与旅游的年收入越高，对自然和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的感知水平越低。此外，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农的居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感知不显著，为参与旅游相关服务业和其他的居民反而越容易忽视旅游开发对自然景观文化带来的胁迫效应。
表3 个人属性类因素与乡村文化胁迫感知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3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individual attribute factors and perceived dimension of rural cultural stress

个人属性因素 P1 P2 P3 P4 P5
G1性别
G2出生年份 0.141* 0.160*
G3职业
G4受教育程度 0.220**
G5家庭所在地 -0.239*** 0.485*** -0.112* -0.133**
G6家庭所在地的居住年限 0.111* -0.176**
G7家庭年收入
G8是否参与旅游 -0.255**
G9参与旅游年收入 -0.148* -0.251*
Gth收入来源 G10务农
G11旅游相关服务业 -0.115*
G12其他（外出打工、单位上班） -0.137* -0.211**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2.2.3 胁迫演化机制发现

根据胁迫因素的维度构成及其内部差异（表4），本文从居民个体和乡村整体层面解析乡村旅游地的文化胁迫机理（图4）。居民个体层面，个体属性因素与文化胁迫感知密切相关，不同人口统计特征对各类文化的胁迫效应作用方向并不相同；个体观念认知方面因素的胁迫效应整体偏低，影响过程也相对缓慢。乡村整体层面，旅游产业弊端的文化胁迫效应较高，旅游产业相关的胁迫因素直接冲击着当地的原有文化生态；城镇化与旅游化过程中的乡村社区发展会带来乡村内外部环境的改变，进而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乡村人口变化也会对乡村文化系统产生弱胁迫，例如人口外流影响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个体和整体层面的多种因素共同构成了乡村文化系统的外部胁迫因子体系，居民个体在传统文化异化与式微过程中失意甚或自馁，而乡村的整体快速发展也有可能在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影响下舍本求末，个体和整体层面的胁迫因素相互联系与作用，共同影响着旅游地的乡村文化变迁。
表4 不同评价维度的居民感知差异

Table 4 Differences in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different evaluation dimensions

评价维度 题项 P1 P2 P3 P4 P5
p值 显著差异 p值 显著差异 p值 显著差异 p值 显著差异 p值 显著差异
F1个体观念认知 X1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0.05 否 0.00 是
X2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0.01 是 0.00 是
X3 0.00 是 0.47 否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X4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0.01 是 0.00 是
X5 0.01 是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F2乡村社区发展 X9 0.01 是 0.00 是 0.00 是 0.11 否 0.00 是
X10 0.00 是 0.01 是 0.00 是 0.01 是 0.00 是
X11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0.25 否 0.00 是
X15 0.00 是 0.01 是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X16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X17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F3旅游产业弊端 X7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X8 0.00 是 0.01 是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X22 0.00 是 0.04 是 0.00 是 0.72 否 0.00 是
X23 0.00 是 0.00 是 0.00 是 0.12 否 0.00 是
F4乡村人口变化 X19 0.02 是 0.00 是 0.00 是 0.10 否 0.00 是
X20 0.00 是 0.00 是 0.02 是 0.00 是 0.00 是
X21 0.05 是 0.00 是 0.02 是 0.02 是 0.00 是
图4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作用机理

Fig. 4 Cultural stress mechanism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按照作用方向，可以将各类胁迫因素归为阻滞力和调整力，乡村文化系统将在这两种力的驱动下阶段式向前演进（图5）。乡村文化生态系统具有胁迫调整自组织力，在旅游发展带来的社会资本、强势文化和外来人口等影响下，会在抗衡阶段进行调整并产生抵抗一定程度胁迫效应的韧性，并在保持最大抵抗力范围内继续改变直至产生质的飞跃，此种方式实现阶段式发展。总体上，乡村旅游开发不仅影响非物质文化的承载者及其生境，还会径直导致本地物质文化景观的改变，居民个体的传统思想、价值观念受到现代性、外来价值观和旅游消费理念等的影响，持续侵蚀本地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物质景观也为满足旅游者需求而做出改变，乡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都在阻滞力和调整力的持续驱动下发生着嬗变，并最终带来乡村旅游地文化的调整（变异）、适应和发展。
图5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驱动机制

Fig. 5 Driving mechanism of cultural stres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2.3 乡村旅游地文化资源开发模式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地的文化资源不仅需要保护，而且更需要创造性地传承与开发，以实现文化的有效活化和创新发展[2,7]。基于上文对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遵循原生性、整体性、活态化和可持续等资源开发原则，提出乡村旅游地文化资源开发模式，该模式既涵盖自然景观和聚落景观等乡村物质文化资源的利用，又关注生产生活、人际交往和精神仪式等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具体如下：
（1）“修复与保育”模式。针对自然景观文化资源，“修复”即减少甚至停止人为干扰，使遭到破坏的自然环境能够恢复平衡或走向良性发展，根据旅游地实际情况逐步恢复或重建受胁生态系统[6,32]。“保育”即对生物物种和栖息地的保护及对遭到损毁的生态系统的重建，是有针对性地合理监测人地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保持自然景观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8]。
（2）“活化与参与”模式。针对聚落景观文化资源，不能仅利用各种手段开展圈地保护，更必要的是能够使聚落景观修旧如故，让本地人能够自由、积极地参与资源的合理保护和旅游的持续发展[11,17]。此外，还要为居民的在地参与、在地发展创造机会，使居民能够从聚落景观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中受益，才能有效保留下现代洪流中即将消逝的传统聚落景观文化资源，并使其真正地“活”起来[4,23]。
（3）“身体与仪式”模式。乡村生产生活文化蕴藏并包含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塑造了中国璀璨且悠久的农耕文明[5,8]。当下的消费主义语境，身体的满足要在象征价值中得以证实，也经由象征价值才能够具体实现。能够传递价值观念与情感的“仪式”便是理想的象征性实践，即生产生活的创作、流露和展演，这也是乡村生产生活文化资源开发后游客的核心凝视物和在他乡找寻的差异化体验对象[16,38]。
（4）“公平与导引”模式。在乡村人际交往文化方面，旅游者带来的强势文化势必在乡村旅游地形成文化势差，导致属于弱势的乡村传统文化的迎合甚至变异，乡村旅游主客间的对话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即主客共同拥有文化共享的自由和权利[8,26]。还要建立人际交往文化健康发展的引导机制，一定程度减缓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人际交往“淡漠化”[13,29]。
（5）“自主与创新”模式。精神仪式文化资源的开发要充分利用个体的自主能力，保持甚至增强其对本地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因为传统文化并不代表落后，而更可能上升为地方独特的文化资本[10]。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涵，通过内化于心、美化于艺、外化于行将传承与创新有机融合，并积极融入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满足现代社会的文化和旅游需求[20,24]。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通过在江苏省东山镇的陆巷、翁巷和杨湾古村开展实地调查、深入访谈和问卷调研获取一手数据，本文借助空间变差函数、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多元回归和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等方法，探索了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演化特征，揭示了其演化的动力机制，进而提出了乡村旅游地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模式，主要结论如下：
（1）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演化具有时间层面的延续性和空间层面的规律性，自然景观、聚落景观、生产生活、人际交往和精神仪式五类乡村文化的胁迫演化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但整体上均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效应[17,25]。研究还发现，处于Butler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阶段较高的乡村旅游地，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
（2）居民个体和乡村整体层面的多种因素共同构成了乡村文化系统的外部胁迫因子体系，这些胁迫因素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通过阻滞和调整两种作用力持续驱动乡村文化系统嬗变并实现阶段式发展，并经历初始萌生、被动调整、主动适应、协调共生的文旅融合发展历程[26]。最后提出修复与保育、活化与参与、公平与导引、自主与创新、身体与仪式五大乡村旅游地文化资源开发模式，以助力乡村文化资源的创造性传承与开发。

3.2 建议

乡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动力，是传承和复兴乡村文化的有效手段与路径。面临快速城镇化和旅游化的负面冲击，为了避免乡村文化在受胁后走向衰亡，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应促进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满足居民和游客对美好乡村生活的新需求。基于本文研究发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按照生态宜居的要求，可持续地开发自然景观文化资源，恢复受损和污染严重的自然景观文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强重点区域防范，利用新技术构建生态监测系统，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通过乡村旅游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7,22]。（2）乡村聚落景观文化资源的开发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来防止无序改造和破坏，保护传统聚落景观的文化内核，在保障原住民的正常生产生活需要的基础上，融合现代化的旅游载体和表达方式，提高旅游吸引力[17,28]。（3）生产生活文化资源是乡村独特的旅游吸引物，应继承和发扬传统生产生活文化，推动农旅深度融合，结合智能化技术拓展旅游表现形式，延长乡村产业链以提升综合效益，营造高品质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和氛围。（4）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人际交往文化，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外来异质文化，形成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乡风氛围和邻里关系[13]，建立广泛的乡村旅游合作机制，增进居民与居民、居民与游客之间的交流互动，使乡村成为主客共享的家园式空间。（5）提升精神仪式文化价值的自我认同，开展宣传教育和移风易俗活动，将优秀传统精神仪式文化合理地转化成外在的实体表达方式，提高本地居民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主体意识[20]，增强乡村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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