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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3 , Vol. 38 >Issue 2: 442 - 459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211

区域统筹与协调发展

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及演化——以张家界为例

  • 麻学锋 ,
  • 胡双林
展开
  • 湖南工商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地理学院，长沙 410205

麻学锋（1970- ），男，湖南凤凰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经济、旅游地理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2-01-04

  修回日期: 2022-05-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2-13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3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64)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21A0378)

收起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natural resource-driven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residents' happiness: Take Zhangjiajie as an example

  • MA Xue-feng ,
  • HU Shuang-lin
Expand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Human Geography,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41020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1-04

  Revised date: 2022-05-12

  Online published: 2023-02-13

Fold

摘要

建构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以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市张家界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面分析及二次指数平滑预测模型等，对2002—2020年协调发展时空演化规律及2021—2030年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与预测，并使用灰色关联度模型测度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发展水平总体不断提高，并由初期的旅游城镇化滞后状态向同步发展状态转变；（2）协调发展程度不断增强，实现了由濒临失调向良好协调的转变，预计2030年进入优质协调状态；（3）耦合协调空间分异显著，具有“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征；（4）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以物质基础和保障为主，但非物质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也在逐渐增强。

关键词： 自然资源驱动; 旅游城镇化; 居民幸福; 耦合协调; 预测; 张家界

本文引用格式

麻学锋 , 胡双林 . 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及演化——以张家界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 38(2) : 442 -459 . DOI: 10.31497/zrzyxb.20230211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resource-driven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residents' happiness. Taking the natural resource-driven tourist city of Zhangjiajie as an example, it us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trend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law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residents' happiness in the study area from 2002 to 2020, the quadratic exponential smoothing prediction model to analyze and predic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2021 and 2030, and the gray correlation model to measu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level of Zhangjiajie's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residents' happiness development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stat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residents' happiness has changed from the initial stat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lagging behind residents' happiness to a state of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residents' happiness; (2) The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being on the verge of imbalance to good coordination has been realized, and the city is expected to enter a state of high-quality coordination in 2030; (3) Coupling coordination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the south, while low in the west and the north"; (4)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re mainly material foundation and guarantee, but the importance of non-material influencing factor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Key words： natural resource-driven factor; tourism urbanization; residents' happiness;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prediction; Zhangjiajie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以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1]。同时，“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美好生活，拥有更多的幸福感。这意味着城镇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内涵[2]。在社会矛盾和城镇化内涵双重转变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将居民幸福的实现融入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因此，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的和谐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旅游城镇化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全新范式，以自然资源驱动城镇化进程为重要模式[3]，是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和提升居民幸福的重要路径[4]。为此，科学评估自然资源驱动模式下欠发达地区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的协调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对全面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提升居民幸福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和关注。1974年经济学家Easterlin提出“伊斯特林悖论”现象后[5]，学界对居民幸福影响因素的探究逐渐由经济因素向非经济因素转变[6⇓-8]。随着对幸福内涵认识的日益深化，学者们将幸福概念引入到旅游学研究领域，关注旅游开发、旅游征地和旅游扶贫等旅游产业发展对居民幸福产生的影响[9⇓-11]。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演化逻辑由“人口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的转变[12]，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居民幸福也逐渐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核心要义[13]。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城镇化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14]，旅游城镇化作为后工业时代城镇化多元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3]，在社会经济增长和居民幸福提升上也承担了重要作用[4]。鉴于旅游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在实现经济增长和提升居民幸福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国内外学者重点探讨了旅游发展与社会福祉[10,11]、城镇化与经济发展[15]、城镇化与居民幸福[16,17]等方面的内容，运用了定性分析[12]与驱动响应[18]、空间计量[15]、耦合与解耦[19]定量测度等多种方法，选取的案例地涵盖了国家[20]、城市群[15]、市域乡村[9]等多个空间尺度。总体来看，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但在以下方面仍需进一步强化：（1）聚焦于自然资源驱动模式下旅游城镇化的发展，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与创意、市场、消费等驱动类型相比，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同时具有资源品位高、市场开发前景较好等特点，能够以独具特色的自然旅游资源带动区域旅游城镇化发展、促进居民幸福提升[3,4,21]。然而目前学界对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关系的研究仍较为少见，相关研究亟待加强。因此，应重点关注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之间的关系，加强对其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的探究。（2）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从个体的需求层次出发厘清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建构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3）县域城镇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也是城镇化建设最活跃的有机体[22]，以欠发达旅游地区的微观市、县单元为研究对象，对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的关系开展精细化研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旅游城镇化建设和提升居民幸福。
张家界市拥有知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其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从偏远落后的古老村落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都市，是经济落后的欠发达地区依托自然资源驱动城镇化的典型代表。鉴于此，在尝试建构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机理的基础上，以张家界为例，选取科学全面的客观指标来构建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评价指标体系，从耦合协调发展的视角探究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并预测其未来10年的耦合协调度，引入灰色关联度模型测度二者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丰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研究，为其他同类型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市研究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关系提供参考借鉴。

1 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机理

1.1 理论内涵

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指以区域内部拥有的稀缺性极强或具有世界级震撼力的自然资源群体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世界级旅游产品，从而带动区域旅游发展、推动城镇空间扩张和质量提升的过程[21,23]。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追求共同富裕的背景下，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是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实现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主要聚焦于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的发展。根据已有研究可将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的内涵概括为旅游发展、人口就业、土地利用、社会福利、生态建设五个方面[18,24,25]。其中：旅游发展是城镇化的驱动力，人口就业是城镇化的核心，土地利用是城镇化的地域表征，社会福利是城镇化的成果共享，生态建设是城镇化的绿色发展。
幸福同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物质条件及精神需求满足程度息息相关，是个体需求和价值的主观反映[4,26]，而居民幸福是区域内部生活的人们对客观现实需求满足程度的综合评价[27]。可见，幸福与现实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密切相连。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反映了人类由物质到精神、由低级向高级的需求层级变化[28]，与居民幸福在内涵上相一致，因此主要借助“需求层次理论”对居民幸福的内涵进行阐释。需求层次由低到高涵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以这五种需求为基础，将居民幸福的内涵概括为5个层次8个维度。其中：生理需求指人类维系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包括生活生态两个维度。生活维度以居民生活质量来反映，生态维度主要借人居环境来表征。良好的人居环境不仅是旅游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生态价值向居民福祉转化的重要体现[29]。安全需求关系人们的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良好的社会公共安全秩序是个体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旅游城市长远发展的安全保障[30]，故将安全需求划分为社会保障、公共安全两个维度。爱与归属需求指人们的情感社交状况，以家庭环境为重要衡量指标[4]。尊重需求指他人的接纳与尊重，职业发展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认同与尊重的重要方式，但社会公平亦是人们的追求[31]，故将尊重需求划分为公平感知、职业发展两个维度。自我实现需求指个人理想、自由意志得以发挥的过程，是个体的精神需求[32]。

1.2 理论框架

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初期，旅游驱动非城镇人口和产业向城镇集聚，使得城镇人口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与规模迅速调整扩大[23]。但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开发、生态景观破坏、经济恶性竞争等问题亦导致了旅游城市建设与当地居民生活的冲突[33]，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阻碍了旅游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城镇化发展理念由结构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人的城镇化备受瞩目[12]。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引下，旅游城镇化系统与居民幸福系统相互影响，逐渐从冲突失调转向协调发展。在二者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其动力主要来源于自然资源识别与开发、财政政策支持及城市交通改善等。首先，自然资源的识别与开发推动城镇化系统中旅游产业的发展[34]，是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动力。其次，政府的财政政策支持促进区域经济增长[35]，是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发展加速和稳步提升的重要保障。最后，交通运输的改善对于自然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36]，有效促进旅游城镇化结构升级和功能完善。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推动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发展进程加速，并通过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态等要素的变化影响当地居民幸福的提升[26]。在此过程中，旅游城镇化系统与居民幸福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相互影响，实现协调发展（图1）。
旅游城镇化发展为居民幸福提升提供物质基础和社会保障：（1）生活提质。城市提供的社会支持和公共服务等社会保障是居民幸福提升的重要因素[37⇓-39]。随着这些因素的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2）就业扩容。就业乃民生之本，是推动居民幸福提升的重要途径。旅游产业发展通过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拉动提供旅游服务劳动力的增长[40]，为居民幸福提升奠定稳固的物质基础，并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3）福利投入。幸福的提升、社会的进步需要“普惠”和“公平”。政府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缓居民收入、教育及医疗上的不平等[41⇓-43]、缩小居民之间的公平差距，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4）环境改善。绿色环境与人类息息相关，城市的生态建设为人类生存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44]。
居民幸福提升是旅游城镇化发展的核心目标，影响旅游城镇化的发展方向：（1）旅游发展：居民是旅游地重要利益相关者，居民积极参与旅游建设有利于实现游客与居民的友好交流、增强旅游城市吸引力、促进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45]。（2）土地规划。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是城镇化的地域表征，旅游就业人口和就业结构等要素的变化影响城镇的土地规划并形成特定的空间特征[46]。（3）福祉增进。居民对社会保障和公平安全等需求的增强促使政府和社会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及福利投入等问题[47]，推进旅游城镇化发展着眼于民生建设、服务民生。（4）绿色发展。生态建设与人居环境密切关联，居民环保意识的加强影响城市的绿色发展[48]。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现辖永定区、武陵源区、慈利县、桑植县。自1982年建立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以后，张家界凭借其自然资源优势及政策扶持，大力发展旅游产业。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其旅游产业的发展更加兴盛，如今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旅游产业的发展驱动了城镇化的进程，张家界城镇化率由2002年的26.78%增长至2020年51.65%，同时也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的6023元增长至2020年的27884元。在此背景下，以张家界作为案例研究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2.2 指标选取

2.2.1 旅游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旅游城镇化的基本内涵，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18,24,25]，并在数据可获得的基础上，构建旅游发展、人口就业、土地利用、社会福利、生态建设共5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的旅游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表1）。其中：旅游发展反映旅游产业经济效益及旅游资源开发水平；人口就业反映城镇人口及就业状况；土地利用反映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社会福利反映民生福祉建设水平；生态建设反映城市环境治理力度。由于新型城镇化建设遵循以人为核心的原则，其重要体现在于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提高社会建设水平，故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旅游城镇化指标体系的构建更加突出强调民生福祉类指标，即社会福利部分。
表1 旅游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性质 权重
旅游城镇化 旅游发展 旅游人次 万人次 正向 0.0520
旅游收入 亿元 正向 0.0754
旅游收入占GDP比例 % 正向 0.0471
A级景区数量 个 正向 0.0246
公路通车里程 km 正向 0.0315
人口就业 城镇人口比例 % 正向 0.0264
城市人口密度 人·km-2 正向 0.0215
全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 万人 正向 0.0384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 % 正向 0.0320
土地利用 耕地面积 hm2 正向 0.0182
城市建成区面积 km2 正向 0.0368
城市人均道路面积 m2·人-1 正向 0.0339
社会福利 教育支出 亿元 正向 0.0577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亿元 正向 0.0691
医疗卫生支出 亿元 正向 0.062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亿元 正向 0.0534
住房保障支出 亿元 正向 0.098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正向 0.0590
生态建设 森林覆盖率 % 正向 0.0191
公园数量 个 正向 0.0548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 % 正向 0.0457
城市污水处理率 % 正向 0.0422

2.2.2 居民幸福评价指标体系

依据居民幸福的理论内涵，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4,27]，从需求层次理论入手，重构居民幸福评价指标体系，为居民幸福测量提供较好的模型。结合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的时代发展要求，新增“公共安全”指标以衡量地区突发交通事故、火灾事故、生产安全事故及各类自然灾害事故的频度，新增“公平感知”指标以衡量居民对收入分配公平、基础教育公平及基本医疗公平的满意程度，并在数据可获得的基础上，选取能够反映居民现实需求及生活水平的客观指标构建生活质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家庭环境、公平感知、职业发展、精神需求共8个一级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的居民幸福评价指标体系（表2）。其中：生活质量和人居环境是居民较低层次的生活需求；社会保障和公共安全是居民获得安全感的重要保证；家庭环境是衡量居民情感状态的重要指标；公平感知和职业发展是居民获得价值感和幸福感的基础；精神需求是居民较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追求。
表2 居民幸福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sidents' happiness

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性质 权重
居民幸福 生活质量 人均GDP 元 正向 0.048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0.0460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正向 0.0452
人居环境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向 0.0226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人-1 正向 0.0253
社会保障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万人 正向 0.0423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万人 正向 0.0196
失业保险人数 万人 正向 0.0189
公共安全 万人交通事故死亡率 % 负向 0.0199
万人火灾事故死亡率 % 负向 0.0168
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人·亿元-1 负向 0.0639
各类自然灾害死亡人数 人 负向 0.0137
家庭环境 离婚率 % 负向 0.0404
老龄人口比例 % 负向 0.0292
城镇居民人均经营收入 元 正向 0.0467
公平感知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负向 0.0607
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 % 正向 0.0077
医疗保险覆盖率 % 正向 0.0314
职业发展 职工年平均工资 元 正向 0.0529
职工就业人数 万人 正向 0.0099
城镇登记失业率 % 负向 0.0468
精神需求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 正向 0.0565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 正向 0.0252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纪念馆数量 个 正向 0.0401
体育场地数量 个 正向 0.1074
互联网宽带用户数量 万户 正向 0.0622

2.3 研究方法

2.3.1 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1）熵权TOPSIS法。熵权TOPSIS法具有客观性强、操作简单等优点，在旅游学研究中应用广泛[49]，因此采用熵权TOPSIS法对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2）相对发展度。相对发展度衡量两个事物的相对发展状态，用来对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两个系统的相对发展状态进行分析。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50]，将相对发展度K划分为三种状态：旅游城镇化滞后（0<K≤0.8）、同步发展（0.8<K≤1.2）、居民幸福滞后（1.2<K）。

2.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是指不同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作用的强度[51]。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构建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的协调发展过程。耦合协调度的划分借鉴廖重斌[52]的做法。

2.3.3 趋势面分析

趋势面是利用空间数据模拟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和演变趋势[53]。以耦合协调度为观测值，借助趋势面分析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空间演化特征。

2.3.4 耦合协调度预测模型

二次指数平滑预测模型适用于具有一定线性趋势的时间序列，对于自然资源驱动模式下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实际发展情况较为适用，因此采用该模型对其2021—2030年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具体处理过程可参考陈武等[54]的研究。

2.3.5 灰色关联度模型

灰色关联度模型利用系统因子的差异性来判断其对整个系统的影响程度[4,55]。关联度越小，系统因子对整个系统的影响也就越小；反之亦然。因此，为探究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引入灰色关联度模型进行测度。

2.4 数据来源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张家界抓住入世的机遇，大力发展入境旅游，积极实施旅游带动战略，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基于此，对研究区域数据收集与处理的时段主要选定在入世之后。数据来源于2003—2020年《张家界统计年鉴》、2002—2020年《张家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张家界市统计局历年发布数据，部分年份缺失数据采用趋势外推法补齐。

3 结果分析

3.1 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发展水平分析

计算得到2002—2020年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发展水平及相对发展度演变趋势（图2）。由图2可知，2002—2020年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评价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具体来看，旅游城镇化评价值由2002年的0.1799增长至2020年的0.6792。其中：2003年受非典疫情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评价值由2002年的0.1799降至0.1620；2005年由于就业市场低迷、社会就业压力陡增，评价值由2004年的0.1769降至0.1030；2019年以后旅游经济下行，评价值由2018年的0.7530降至2020年的0.6792。居民幸福评价值由2002年的0.2261增长至2020年的0.7031。其中：2003年和2004年受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职工就业人数等因素的影响，评价值由2002年的0.2261降至2004年的0.1956；2010年受城市环境建设的影响，评价值由2009年的0.3229降至0.3217；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评级值由2019年的0.7197降至0.7031。
图2 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及相对发展度

Fig. 2 Development lev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relative development degre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residents' happiness in Zhangjiajie

依据相对发展度的划分，2002—2020年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的相对发展状态经历了“旅游城镇化滞后（2002—2003年）→同步发展（2004年）→旅游城镇化滞后（2005—2009年）→同步发展（2010—2020年）”的交替转变。总体来看，除2004年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发展水平差距较小以外，2002—2009年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发展水平均较低且二者差距较大，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社会保障支出较低，城镇化水平不高，导致二者发展速度不一致、旅游城镇化滞后于居民幸福；2010—2020年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发展水平均呈快速增长趋势，同时旅游城镇化增长速度总体高于居民幸福，二者实现了同步发展，主要得益于这一阶段城镇化建设的转型、政府财政投入的增加和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等。

3.2 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时序演变分析

计算得到2002—2020年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耦合协调度演变趋势（图2）。由图2可知，2002—2020年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值由2002年的0.4491增长至2020年的0.8313。其中：2003年、2005年及2020年由于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发展水平出现不同程度的跌幅，耦合协调度值也呈轻微下降趋势。具体来看，2003年耦合协调度值由2002年的0.4491降至0.4284，2005年耦合协调度值由2004年的0.4313降至0.3830，2020年耦合协调度值由2019年的0.8469降至0.8313。
依据耦合协调度的划分，2002—2020年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的协调发展状态经历了“濒临失调（2002—2004年）→轻度失调（2005年）→濒临失调（2006—2007年）→勉强协调（2008—2010年）→初级协调（2011—2013年）→中级协调（2014—2016年）→良好协调（2017—2020年）”的演变。由于轻度失调持续时间较短，故将其并入到濒临失调阶段进行分析，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2002—2007年，濒临失调期（I）：这一时期，以2005年为节点细分为两个阶段。2005年以前，自然景区开发数量较少，城市环境治理水平较低，非典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旅游产业发展的困难，国民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均在较低发展水平，协调发展程度也较低，耦合协调度由2002年的0.4491降至2005年的0.3830。2006年《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发布以后，张家界市政府带领人民抓住湘西地区开发机遇，加大开放力度，积极实施旅游带动战略，协调发展程度有了较大提升，耦合协调度由2006年的0.4535增至2007年的0.4797。
（2）2008—2010年，勉强协调期（II）：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状态进入新的阶段，耦合协调度由0.5162增长至0.5596。但受2008年的自然灾害、全球性金融危机及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耦合协调度增速趋缓，平均增速仅为5.32%。
（3）2011—2013年，初级协调期（III）：这一时期，在紧扣“建设世界旅游精品、推进旅游富民”总目标的基础上，市政府进一步加强区域旅游协作，推动大湘西地区的深度合作，加强区域协调发展程度，耦合协调度由2011年的0.6139增至2013年的0.6941。
（4）2014—2016年，中级协调期（IV）：在“提质张家界，打造升级版”战略的统领下，旅游城镇化建设成效显著，其增长速度逐渐高于居民幸福，二者进入中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由0.7105增长至0.7908。
（5）2017—2020年，良好协调期（V）：自《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实施以来，张家界市政府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加大民生投入，实现城市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因此，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程度较好，耦合协调度由2017年的0.8053增长至2019年的0.8469，2020年受疫情影响降至0.8313。虽然2020年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发展水平受疫情影响出现倒退，但疫情防控下政府坚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故耦合协调度虽有所下降，但跌幅较小。

3.3 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空间演化分析

采用等间距划分法，借助ArcGIS 10.2软件制作出2002年、2008年、2014年和2020年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耦合协调度的趋势面和空间演化图（图3、图4）。其中，趋势面的X轴代表东西方向，Y轴表示南北方向，Z轴代表耦合协调度值。
图3 2002年、2008年、2014年和2020年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耦合协调度趋势面

Fig. 3 Trend surfac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residents' happiness in Zhangjiajie in 2002, 2008, 2014 and 2020

从整体空间演化特征来看（图3），张家界各区域间协调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协调发展状态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具体来看：（1）2002—2020年东西方向的趋势线具有明显的“中间高两边低、东侧高于西侧”的“倒U型”特征，说明东西方向上以武陵源区的协调发展状态为最佳。同时，东侧趋势线的坡度小于西侧，说明中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要小于中西部地区。（2）南北方向的趋势线经历了从“凸”向“凹”的演变，整体表现为“南高北低”的特征，说明南北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差距在逐渐拉大。
从局部空间演化特征来看（图4）：（1）永定区协调发展势头最好，由初级协调转向中级协调，属于全市协调发展的核心区。对原始数据进行追踪可发现，随着大庸府城、天门山等景区的开发完善，区域内部等级景区数量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增长。从2002年到2020年，A级景区数量增长10个。与此同时，为迎合远距离的客运需求，交通运输能力也有了快速提升，公路通车里程从2002年的1500 km增长至2020年的2349.9 km。在自然景区开发和交通运输能力增强等因素的驱动下，区域旅游产业发展迅速。从2002年到2020年，旅游人次增加近19倍，旅游收入增加约65倍。同时，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社会就业机会的增多和居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人均GDP由2002年的3949元增长至2020年的44189元。可见，旅游城镇化系统与居民幸福系统朝着健康有序方向发展的同时，二者协调发展程度也不断提升。（2）武陵源区协调发展程度倒退，由中级协调降为初级失调。对原始数据进行追踪可发现，武陵源区旅游人次在2002年和2008年占全市比例分别为75.38%和62.63%，而到2014年和2020年仅为39.64%和33.90%；旅游收入在2002年和2008年占全市比例分别为75.47%和57.07%，2014年和2020年仅为26.24%和33.52%，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占比下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武陵源区自然资源开发普遍较早，如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黄龙洞等景区均为全市较早开发的自然资源，早期在全市旅游产业发展中独占鳌头，但随着其他区县自然资源的相继开发完善，旅游市场受到瓜分，优势地位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武陵源区面积小、人口少、经济较发达，因此政府教育、医疗等各项财政支出向其他区县倾斜，以公共预算支出为例，该项支出在2002年、2008年、2014年和2020年占全市比例分别为10.10%、10.15%、10.30%和8.53%。此外，图书馆、博物馆和体育场地等设施投入建设与其他区县相比也处于劣势，因而在对居民幸福系统进行衡量时，其发展水平呈现下降趋势。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系统发展水平处于不利地位，其协调发展程度也出现倒退。（3）慈利县协调发展程度由初期的勉强协调转入初级协调，主要维持在初级协调状态。慈利县自然资源丰富，主要以发展休闲度假游为主，拥有“中国最美休闲旅游度假名县”之称。近年来，慈利县坚持旅游带动战略，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游、培育旅游扶贫新模式，填补了张家界休闲度假领域的空缺、打造出了旅游扶贫的“慈利样本”。对原始数据进行追踪可发现，慈利县旅游人次在2002年、2008年、2014年和2020年占全市比例分别为3.97%、5.67%、9.15%和9.47%，旅游收入占GDP比例分别为3.39%、5.43%、15.10%和25.39%。可见，旅游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向好。（4）桑植县协调发展程度相对落后，一直维持在勉强协调状态。通过对原始数据的追踪可发现，桑植县旅游收入在2002年、2008年、2014年和2020年占全市比例分别为1.30%、1.75%、5.93%和4.59%，人均GDP占全市比例分别为7.70%、10.02%、12.09%和15.34%，城镇人口比例、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的发展水平与其他区县相比均处于劣势，主要原因是桑植县境内自然资源分布较少，以发展红色旅游为主，而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同质化现象严重、结构单一，因此旅游发展空间有限、旅游产业发展动力不足。与此同时，居民生活水平又相对落后，因此桑植县协调发展程度相对落后，故属于全市协调发展的边缘区。
图4 2002年、2008年、2014年和2020年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

Fig. 4 Spatial evol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residents' happiness in Zhangjiajie in 2002, 2008, 2014 and 2020

3.4 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预测分析

以2002—2020年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的耦合协调度为样本，运用二次指数平滑预测模型对2021—2030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图5）。初始值取耦合协调度前3期平均值为0.4362，最佳平滑系数为0.6，通过计算得到未来10年的耦合协调度值分别为：0.8444、0.8511、0.8577、0.8644、0.8710、0.8777、0.8843、0.8910、0.8976、0.9043。对2002—2020年耦合协调度的实际值与预测值进行比较可发现，二者变化趋势较为一致，拟合程度较好，故可以推断2021—2030年耦合协调度的预测值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图5 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耦合协调度实际值及预测值

Fig. 5 The actual and predicted value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residents' happiness in Zhangjiajie

从预测结果来看，2021—2030年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平缓回升趋势，预计2030年进入优质协调状态。需注意的是，耦合协调度的回升速度较慢，趋势较为平缓。因此，为满足协调发展的建设需要，需进一步测度作用于二者协调发展的影响因子、补足短板。

3.5 影响因素分析

为提升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的协调发展程度，需对协调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归纳。以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的各个子系统为影响因素，对不同阶段影响因素与耦合协调度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表3）。
表3 协调发展不同阶段影响因素与耦合协调度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Table 3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系统 阶段 I II III IV V
子系统 关联度 排序 关联度 排序 关联度 排序 关联度 排序 关联度 排序
旅游城镇化 旅游发展 0.6683 3 0.9380 3 0.7275 5 0.8594 4 0.8414 4
人口就业 0.8140 2 0.9610 1 0.8035 2 0.9276 2 0.9673 2
土地利用 0.8627 1 0.9406 2 0.8576 1 0.9394 1 0.9248 3
社会福利 0.5754 5 0.8050 5 0.7307 4 0.8162 5 0.7491 5
生态建设 0.6376 4 0.8511 4 0.7587 3 0.9108 3 0.9735 1
居民幸福 生活质量 0.7854 2 0.9450 3 0.9765 1 0.9820 1 0.9635 4
人居环境 0.6325 7 0.9292 5 0.9055 6 0.9746 2 0.9622 5
社会保障 0.7710 3 0.9449 4 0.9551 2 0.9617 4 0.9806 2
公共安全 0.5727 8 0.7044 8 0.5959 8 0.6752 8 0.7100 8
家庭环境 0.7615 4 0.9643 2 0.9463 3 0.9653 3 0.9715 3
公平感知 0.7420 5 0.9666 1 0.9311 5 0.9600 5 0.9823 1
职业发展 0.8331 1 0.9248 6 0.9436 4 0.9421 7 0.9166 7
精神需求 0.6675 6 0.8407 7 0.8983 7 0.9437 6 0.9307 6
（1）2002—2007年，濒临失调期（I）：旅游城镇化系统中的土地利用和人口就业对二者协调发展影响较大，居民幸福系统中的职业发展、生活质量和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这一阶段，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作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地域表征，是旅游城镇化系统中的首要影响因素，关联度达0.8627。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居民的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等因素在二者协调发展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关联度分别为0.8331和0.7854。
（2）2008—2010年，勉强协调期（II）：旅游城镇化系统中的人口就业和土地利用仍占据主要地位，但旅游发展、生态建设和社会福利的关联度明显上涨。随着福利分配日益受到关注的同时，公平和非物质要素在居民幸福系统中的地位也愈发重要，公平感知和精神需求与耦合协调度之间的关联度较上一阶段均增加了0.1732。
（3）2011—2013年，初级协调期（III）：随着张家界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强、旅游产业规模的日益壮大等，旅游城镇化系统中的社会福利和生态建设对二者协调发展的重要性逐渐增强。居民幸福系统中的生活质量和社会保障对二者协调发展的作用持续增强。
（4）2014—2016年，中级协调期（IV）：这一时期，张家界旅游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关系得到了重新审视，旅游发展的重要性在经历初级协调期的跌落后再次回升。居民幸福系统中，人居环境和精神需求的重要性有所提升。
（5）2017—2020年，良好协调期（V）：旅游城镇化系统中的生态建设和居民幸福系统中的公平感知与耦合协调度之间的关联度跃升至第一。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生态环境的治理水平和建设力度也愈发得到重视，关联度高达0.9735。居民幸福系统中的公平感知、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关联度也在上涨。
总体来看，旅游城镇化系统中的人口就业和土地利用、居民幸福系统中的生活质量、社会保障和家庭环境等因素在各阶段对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影响都较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福利、生态建设和精神需求等因素与其关联度也在逐渐上涨。这就说明，物质基础和保障在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因素对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也在增强。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聚焦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的发展，建构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从动态发展视角切入，探究协调发展的现状及未来趋势，为旅游学与社会学等交叉学科领域的科学突破提供新思路，为张家界及同类型旅游城市研究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借鉴。结论如下：
（1）2002—2020年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发展水平总体不断提高，旅游城镇化评价值由2002年的0.1799增长至2020年的0.6792，居民幸福评价值由2002年的0.2261增长至2020年的0.7031；二者在波动变化中实现快速增长，并由初期的旅游城镇化滞后状态向二者同步发展状态转变。对张家界及同类型旅游城市来说，应持续发挥地区自然资源优势，依托丰富的资源禀赋继续促进旅游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升居民幸福发展水平。
（2）协调发展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强，耦合协调度值由2002年的0.4491增长至2020年的0.8313，经历了“濒临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的演变；预计未来10年的耦合协调度将由2021年的0.8444上升至2030年的0.9043，并在2030年进入优质协调状态。对此，张家界未来应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导向，并结合实际发展情况，持续提升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促进耦合协调度回升。
（3）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体现为：东部优于西部、南部优于北部；东西方向上具有“中间高两边低、东侧高于西侧”的“倒U型”特征，南北方向上经历了从“凸”到“凹”的演变，整体表现为“南高北低”的特征；区域差异显著，形成了以永定区为代表的核心区和桑植县为代表的边缘区。基于此，张家界需针对不同地区因地制宜采取发展措施，突出地区特色和优势，维持、稳固永定区的协调发展优势地位，同时着重提高落后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加大旅游产业扶持力度、给予社会政策支持，以实现区县的共同发展。
（4）由于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的协调发展过程呈现阶段性特征，因此作用于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总体来看，各阶段的影响因素以物质基础和保障为主，但非物质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也在逐渐增强。对此，张家界需采取针对性措施，不断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在维持稳固现有物质基础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加大对社会的福利投入，做好民生保障等工作。

4.2 讨论

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的协调发展，是欠发达地区全面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提升居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以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实证研究其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预测2021—2030年的耦合协调度，并使用灰色关联度模型测度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居民幸福。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与深化：（1）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是复杂的两个系统，受资料、数据等因素的限制，构建的指标体系不尽完善，且仅对入世后2002—2020年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在未来深入调研、长期考察之后，应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扩大研究时段。（2）探讨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的子系统与耦合协调度的关联，但缺乏对其外部影响因素的探究，未来可对协调发展外部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以完善协调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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